表面上看，这种“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购买国有独资企业所有权的人偿付了真正的国有净资产的全部价值，因而已经没有任何国有资产流失。这样公平的交易怎么会导致前边所说的那一切掠夺人民的后果呢？
这样的讨论其实忽视了这一类“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国有资产是否有流失，而是是否侵犯了债权人的权益。这里所说的债权人是广义的：不仅包括账面上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而且特别是指国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国有企业的员工。像前边所说的那样按真正的国有净资产出售国有独资企业所有权，不仅忽视了国有企业的上述两类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是对他们权益的直接侵犯。
这里涉及到现代企业产权上的一个带原则性的根本问题。根据现代法律有关公平的根本原则，我们可以这样确定这一基本原则：一个企业的所有者绝不应在出售该企业时抛开它的债权人而只顾自己净资产的保值增值，否则就是侵犯该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近年“产权改革”中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侵犯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巨大损失。早在1996年到1999年各地“企业改制”的高峰期，各大专业银行就一再发出“改制侵害了银行的债权人利益”的抱怨。当时这一抱怨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往往被扣上“替国有银行经营不善辩护”的帽子，以致借“产权改革”侵害债权人权益的作法愈演愈烈。今天侵害债权人的行为主要伤及的已经是国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企业员工，而这种损害引起了对“改制”的普遍仇恨。这就是郎咸平在公众中受到如此拥护的主要原因。
表面上看，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这只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或所有者集体与企业的购买者之间的一笔交易，似乎与公有企业的债权人没有丝毫关系。就象我欠了李四的一笔钱，在还李四债之前我将自己的一栋房子卖给了张三，这应当说与李四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恰恰是上边的这个比喻，说明了抛开债权人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的荒谬。如果我对欠李四的债务负完全责任，并且这个债务与我出售给张三的房子无关，那么当然我向张三出售房子的行为与李四无关。但是因此我就必须在向张三出售房子之后继续承担向李四还债的全部义务，哪怕为了还债我也必须在向张三出售房子时尽量抬高卖价，绝不会接受任何的压价出售。
把这种债权关系运用到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公有企业所有者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时不允许企业债权人干预，那就意味着公有企业所有者对该企业的所有债务负有完全责任；即使在出售了该企业之后，该企业所欠所有债务，不仅是欠账面债权人（主要是银行）的，而且包括欠员工的“隐性债务”，都应由原公有企业所有者负责偿还。为了能够承担这些债务的偿还，按照法理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应当向其企业的购买者收回该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而不应只满足于收回“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价值。在上边所举的例子中，政府应当要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付款3亿，而不是2千万！
原公有企业的所有者有两类：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各级政府和集体企业的所有者集体（但在中国实际上由各级地方政府代行了它的所有权利）。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现在都不愿承担上边所说的那种无限责任，而强调它们对其下属企业只负有限责任，企业所欠债务应当用企业自己的资产偿还，公有企业所有者此外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公有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有限责任就等于它们这些所有者是以企业本身为依据来向债权人借款——此时相应的企业在债权人看来就象自己贷款的抵押品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恢复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作为给其债权人的抵押品的法律地位。这是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唯一合乎法理的法律地位。一旦明确了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的这一法律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级政府机构在不征得公有企业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出售该企业的所有权，其性质就与债务人私自出售为获得贷款而抵押出去的物品一样，是对债权人权益的侵犯。
按照这样的法律原则，如果公有企业所有者对其独资的公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它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不经企业债权人认可的任何出售方案都应当是在法律上无效的。下一节将说明，只负有限责任而无视债权人权益的“产权交易”会产生种种掠夺大众的后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产权改革”后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没有得到债权人的真正同意。
在上述周放生文章所举的国有独资企业例子中，企业的负债多而国有资本金少，负债是真正的国有净资产的14倍（2亿8千万对2千万）。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普遍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有企业的普遍状况是，企业的负债多而所有者的资本金少，负债是真正属于企业所有者的净资产的许多倍。在这样的资本负债比下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企业所有权，又不征得债权人对出售后的企业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的真正同意，就必然导致发生种种掠夺人民大众的作法。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很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那里的金融环境下，几乎没有什么企业的所有者能作到使企业的负债多于其资本金。
即使企业的负债少于其资本金，如果不征得企业债权人同意而出售所有者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上述掠夺大众的种种行为仍然有可能发生。不过略加思考就可以发觉，一般说来，企业的负债相对于其资本越大，出售所有者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后出现各种掠夺大众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这就引导我们认识了合理地出售国有企业的政策：如果政府对其独资的国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政府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在他们的同意和许可之下确定企业出售之后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对于那些账面负债和“隐性负债”已经高于真正的国有净资产的企业，必须特别强调和绝对遵守这一原则；即使对那些负债尚小于真正国有净资产的企业，也应当基本上遵循“出售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原则。只有对那些各种负债相对于真正国有净资产小得微不足道的企业，才可以不考虑债权人的意见而出售其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