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私有化的鼓吹者们到处散布说，这样的“企业改制”提高了效率。其实这也是地道的谎言。在去年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中，就有人在互联网上的论坛中质问：谁能举得出实际例子证明“改制”将企业搞好了？这个质问极有道理。
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把企业“改制”提高了企业效率说成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们能够举出的最“有力”证据，不过是某些人作的一个计量回归，它表明企业的私有股权比例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就越高。这一类回归之不可靠，我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这里只须强调一点：这些回归中所使用的劳动投入数字，其实都是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它们不能把企业所有制不同所导致的每人有效劳动数量的不同考虑进去。而实际的人均有效劳动数量不同，企业的产量当然就不同。以这样的数据虽然可以回归出“企业改制”提高效率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根本就不可信。
在这里，最恰当的是引用我的老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的论点。在2004年《读书》杂志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黄速建明确表示不同意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批评，与张文魁一样强调“不应否定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说国企产权改革提高了企业效率，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国企改制以后，工人的工资不变，劳动时间却明显增加，增加劳动时间当然会使产量增加，单位产品成本降低。黄速建到底不愧是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他也质问道：靠不增加工资而增加工人劳动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这怎么能算是提高了企业效率呢？
实际上，黄速建对“改制”后工人状况的恶化了解得并不充分。他是浙江东部人，说“国企改制”后工人工资没有降低，这可能只是他家乡那一带的情况。有大量的事例表明，某些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工人的货币收入还明显下降。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教授就经常说，他弟弟在国有企业“改制”后工资从8百元降到了4百元。这种情况在江苏绝不是个别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引用黄速建的话。正因为黄速建反对郎咸平，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方向正确”的观点，由他这种人之口说“没有证据表明国企改制提高了效率”，才最有说服力。
其实熟悉企业经营的人都知道，在让国有企业实行“经营者持大股”之前，私营企业老板在配置资源、安排生产上一般都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水平低，因而在真正的资源配置方面通常都是私营企业的效率低于国有企业。就是在今天，私营企业在真正的资源配置方面效率也并不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中国的私营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其实根本就不在真正的资源配置方面，而在于它们有动力也有能力将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压得大大低于国有企业。中国的私营企业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似乎比国有企业“有效率”，其秘密也就在这里。正如前边列举的那些事例所表明的，国有企业“改制”的后果突出地证明了，私营企业的所谓“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它能够将企业员工的各方面待遇压到极低，这样压低员工的待遇当然可以大大降低每单位产品的成本。
当然，私营企业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将产品成本降得比国有企业更低，那就是降低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中国近20年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其主要原因就是私营企业力图通过降低产品质量和性能来降低成本。这样降低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习惯已经蔓延到航空产业：少数几个小型“民营航空公司”之一的“春秋航空公司”为了能够降低其航班票价，竟然要大幅度减少提供给顾客的服务项目，不给乘坐其航班的顾客提供免费的饮食和由廊桥登机的服务！这个春秋航空公司真是为赚钱太无顾忌，竟然用这样大肆宣扬的经营行为来败坏“民营企业”的声誉：它这种减少服务项目的行为等于告诉全社会，私营企业其实并没有什么降低成本的高招，它们降低成本靠的是通过降低其产品质量和性能来“算计消费者”！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河北的一个名叫马胜利的国有企业领导曾经名噪一时，成了著名的“企业改革家”。马胜利当时把他的改革经验主要概括为“不算计消费者，不算计职工”。那时我虽然佩服马胜利信守这一准则的好意，同时却十分怀疑他能否遵守这一原则而成功实行“企业改革”。因为据我的观察，当时遵守这一原则而大幅度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的余地已经非常之小。
马胜利不久之后就因为经营失败而销声匿迹。在我看来，马胜利式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无法改革好”，而在于比当时的国有企业利润率更高的企业不是在“算计消费者”，就是在 “算计职工”，不“算计” 消费者和职工就没法经营得更好。事实上，从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几乎都是靠“算计消费者”和“算计职工”才在竞争中取胜。而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企业如果在生产和利润上有什么改进，也无非是通过“算计消费者”和“算计职工”，当然更要加上算计国家这一手。
打着“改革”旗号的私有化发展到今天，那些“改革者”们已经形成了顽固的思维定式：一看到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比社会平均水平高了一点就有气，就非要把它降到社会平均水平，并以此为理由而鼓吹让少数人暴富的私有化，要把国有企业职工高出的那一块工资都化作个别“企业家”的利润，变成他们的私人财富。
毫无疑问，这样的“改制”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既不能提高效率，又践踏了社会最起码的公平准则，不仅应当立即停止，而且应当进行清算，惩罚那些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的人。但是正如无锡商业大厦的改制冲突所表明的，许多地方政府不仅还在推行这样的私有化“改制”，甚至还在以运动的方式进行“改制”。
在最近七八年中，私营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百分比低一点的各省地方政府几乎都在一窝蜂式地“学浙江”发展私营经济，其主要手段就是进行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已经站到了完全与国有企业职工为敌的立场上，竟然将国有企业看成反革命的堡垒，发出所谓进行“国企改革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他们纷纷下死命令，要求开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运动，在两年或三年中消灭本地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要降到某个极低的份额以下，残存的国家参股企业中，国有持股也要降到某个极低的比例以下。
他们使用的“攻坚”一词倒确实形象地说明了这种运动式“改制”的本质：那就是把所有想掠夺人民财产的人都动员到一起，向全体人民的财产和国有企业职工发动不顾一切的进攻。这种进攻当然不会不引起国有企业职工的反抗，而“攻坚”者们则不惜动用武力来镇压一切反抗。无锡商业大厦围绕着“改制”所发生的冲突，还只是这场斗争中比较文明的一幕。
去年由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给了以“改制”为名掠夺人民财产的官员和“企业家”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正在进行消灭国有企业“三年攻坚”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们就曾经为此焦躁万分，有人甚至紧紧盯住了左大培的动向，以致左大培头一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第二天这些官员们就知道了“左大培又说了些什么”。
但是那些决心消灭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权利的政府官员们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在实行“经营者持大股”和MBO上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篡夺的权力，下发各种“文件”，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为名来继续进行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
2005年年中又传出可靠消息：现在至少还有辽宁、北京和海南等地在强行推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命令当地的国有企业限期完成“改制”。在这些地方政府进行的运动式“改制”中，辽宁省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最恶劣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4日第7版报道，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在某次“改革研讨会”上宣布，辽宁省政府决心“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突破”：辽宁要“放开地方国有大企业的股权比例限制，鼓励国有大企业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中小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原则上以全退为宜；大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不宜全退，除极少数必须控股外，大多数企业应退至国有参股为宜。我们的设想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地方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造”。
张文岳在这里使用了中国私有化进程中发明的特殊术语：所谓“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就是把国有大企业的部分股权让予国内外的私人股东，这种让予的价格通常包含着极高的赠与成分；所谓“国有资本全部退出中小企业”，就是将辽宁的中小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所谓“大多数大企业退至国有参股”，就是让私人资本家或外国私人投资者对辽宁的大企业实行控股。
张文岳提出的这一方案可谓恶毒已极。辽宁是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辽宁省政府提出的这样一个消灭辽宁国有企业的方案，必将对全体人民的财产和辽宁的职工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我在前不久才听说，辽宁省大连市又重新启动了限期在两年内完成“企业改制”的强制性改制运动，现在看来其根源就在辽宁省政府的这一强行改制命令。
辽宁省政府的这一强行改制方案之所以必定损害全体人民的财产和广大职工群众，是因为辽宁省现在还能生存的企业本来有着足够的活力。
辽宁省在1998年前后就对中小型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一元钱卖国企”的“改制”，一个企业一元钱的卖价当然只能是象征性的收费，这种“改制”其实就是向少数人白送全体人民的财产。经过了那一轮浩劫之后生存下来的少数辽宁的中小国有企业，本来都是在市场经济中有足够生存能力的。我在辽宁就亲眼见过这样生机勃勃的中小型国有商业企业。
辽宁省政府的任务，本来应当是对这些硕果仅存的中小国有企业倍加爱护，精心地保护和培植。这才是真正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全体人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现在辽宁省政府却要对这些中小企业实行“全部退出”即全部消灭，这真是对人民的犯罪。不要说全部消灭这些有生命力的中小国有企业，就是消灭一个，也是严重伤害全体人民的利益。
至于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并让他们控股，则更是荒唐之极。让外国的“战略投资者”控制大型国有企业，是把中国的经济命脉交到外国人手中，把中国变成外国的经济殖民地，这将是一条导向亡国之路。我依据印度的教训写过一篇“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开始了殖民地化进程”，讲得就是这个道理。而让中国的私人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来控制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将把那些尚能生存下去的国有企业引向灭亡。
中国的私人资本家历来具有的文化特征，就是极端的自利性和经营上的独裁作风。他们从来不会也不能容忍与他人平等地合作。在他们控制的企业内部，他们一方面专横独断，另一方面则只考虑自己个人财产的增值，而不管企业的长远发展。专横独断导致经常发生决策失误，而且这种决策失误往往给企业以致命打击；只考虑自己个人财产的增值使私人资本家偏好挪用企业资金于自己需要的方向，而不顾这样给企业经营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私人资本家入主尚有现金收益的国有大型企业，必然的后果就是私人控股大股东挪用企业资金，导致企业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停产。
而“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的国有企业改制方式，却给这些惯于玩弄金融骗术的“私人企业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让大骗子张海控制了广东三水的健力宝，让顾雏军控制了制冷业的巨头科龙。张海和顾雏军也真就毫不客气地掏空健力宝和科龙，将它们的周转资金挪用去收购其它的企业和事业。于是健力宝在2004年冬天停产，而科龙则在2005年春天停产。20年前兴起的两个著名的国有企业，在所谓“没有效率”的国有体制下能够蓬勃发展，却由于改制为私人大股东控股而没落。这就是“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的改制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悲惨后果！
张海搞垮健力宝、顾雏军搞垮科龙的事例具有代表性。亲眼看到这样的惨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俄罗斯的私有化为什么会摧毁那么多的大企业、给经济造成那么大的打击。俄罗斯那些暴富的金融寡头正是使用与张海和顾雏军同样的手段掏空国有企业，一边自己聚敛了惊人的财富，一边就毁灭了国有的大企业和国家的生产力。这样的“私人战略投资者”就像蝗虫一样，他们掠过之处将寸草不留，他们控制过的企业将连片倒下，就像在德隆系、健力宝、科龙所发生过的那样。
我郑重地警告所有那些想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的人：这种做法已经葬送了健力宝和科龙这两个著名的大型企业，全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供葬送？再这样一意孤行地“改制”下去，俄罗斯经济崩溃的前途在等着中国！
辽宁要搞的运动式“改制”不仅损害全体人民的财产和国有企业员工，而且已经和正在给中国的银行业制造新的大量坏账，加大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银行方面的消息表明，目前辽宁和吉林两省正在大规模地利用“国企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给银行留下大量坏账。其实在过去10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各地的地方政府就一直在与少数企业领导勾结以各种方式逃废银行债务，而这样造成的银行坏账养肥的却是控制了改制企业的新生资本家。现在的许多由“改制”产生的大富翁，其财产其实来源于改制中逃废的银行债务。辽宁还要搞运动式的“改制”，显然是还想再来一回掏空银行资产以制造少数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