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是“理性的经济人”。到目前为止，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几乎每一条理论原理都是依据这个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我们不要忘记，主流经济学历来强调，它的微观经济理论首先是“实证”的，是阐述现实世界“是”怎样的。这就等于说，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描述的最优化行为，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普通老百姓的经济行为，而作为这些理论分析前提的“完全理性”，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这就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把普通老百姓都看成是具有“完全的理性”。
一个透彻的思考可以说明完全理性假设是如何不合乎实际。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优化分析表明，主流微观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理性意味着完全的推理和判断能力、完全的计算能力，以及毫无遗漏地利用现有的一切信息作出正确预见的能力。完全理性中蕴含的完全的计算能力不仅意味着可以立刻解出任何最难的问题，而且意味着计算不需要耗费成本，特别是人的精力。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具有这样的计算能力。我敢说，有这样完全计算能力的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有。
想一想完全的计算能力意味着什么：不管多烦复多困难的计算都能够马上完成，而且没有错误；任何数学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出，或者明白它无解，以及为什么无解。现实生活中的“数学天才”可能接近了这个境界，但是肯定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否则我们就不会还有那么多数学难题没有得到解答，就不需要陈景润耗费了毕生精力去证明那个恼人的“哥德巴赫猜想”了（那个猜想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解答）。
任何人如果仔细想过他自己的计算能力是如何有限，明白还有多少数学问题自己不能解答，就应当承认自己的理性并不完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笨人”，他们的计算能力差到极点，连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足够购买什么样的消费品组合都说不清——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搞清楚自己面临的“预算约束”。而这个预算约束是微观经济学描绘的消费者能使自己的消费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前提条件。经营企业比个人的消费需要更为高得多的计算能力，在这方面，人们在计算能力和理性程度上的局限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因为如此，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的主流微观经济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缺陷，对许多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和经济现象都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正确地指导管理者们的决策实践，美国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研究经济管理中的“决策程序”时使用了“管理人”和“有限理性”的假说。1978年西蒙由于他对经济管理中的“决策程序”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认定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其根源在于计算能力有限。
尽管依据有限理性假说进行的经济管理研究早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依然毫不动摇地固守它的完全理性假说。张维迎教授的几句“警句”最典型地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固守完全理性假说的坚定态度。
那还是1993年或1994年，张维迎教授刚从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回到国内，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了一场有关当代企业理论的学术报告。本人是这场报告的忠实听众，还在报告后参加了进一步的小范围讨论。这首先是因为本人虽然在联邦德国作过博士后访问研究，但是毕竟没有在西方大学里正式留学过，对在西方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总存着几分敬意，想听他们简要地谈谈他们在西方大学中新学到的和自己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另外我也一直对“剩余索取权假说”与科斯的企业理论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十分虔诚地想就此向张维迎请教。
在报告后的小范围讨论中，我问了张维迎几个问题。也记不清怎么就谈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我忍不住说出了一直憋在内心的一个想法：经济学的理论要想能够正确地解释现实的经济，就应当放弃其“完全理性”的分析前提，使用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
不想这一句话招来了张维迎的尖锐抢白：“什么叫‘Boundary Rationality’（有限理性）？那能叫经济学吗？是理性就不能是有界限的！”
我当时对他的这顿当头棒喝哑口无言。但那并不是由于已经被他说服，而是因为张维迎是到我们所来作报告的客人，我觉得出于礼貌的态度，不应当对客人挑起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论战。
当时我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想透，对张维迎那番话不服气主要是出于外行的普通人都会有的想法：赫伯特·西蒙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他的观点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认可；你说他的观点“不算经济学”，那你的观点就算经济学了吗？说你的东西比西蒙的东西更配得上经济学的名称，你却没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你也不象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样子。
当然，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是否正确、是否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实际，不应当以是否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来判定。可是正如本文前边的论述所指出的，“完全理性”的假说明显地不合乎实际，而赫伯特·西蒙与“有限理性”假说有关的全部学说却正确地描述了成功的企业管理行为。这难道还不应当使我们认真考虑“完全理性”假说给经济分析带来的危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