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几乎都象张维迎教授那样极端教条地坚持“完全理性”的假说，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总是认定人们都是理性的。而2004年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却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前边已经指出，这场论战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陷入了尴尬境地的第一个地方，是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许多人指责坚决反对“经营者持大股”式私有化的网民是“非理性”的，而坚决反对“经营者持大股”式的私有化的人在参加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的一般群众中却占大多数。这就是说，在私有化这样的经济问题上，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许多人都把相当多的一般群众看成是“非理性的”；可他们在其经济理论分析中却一直认定，所有的经济活动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
附带说一句，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具有完全的理性，许多人的理性更是极为有限的。但是在去年的这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群众情绪化的言辞背后却大都隐藏着十分理性的思考：人们大多是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清楚计算而反对“经营者持大股”式的“企业改制”的，情绪化的激烈言辞恰恰是他们基于理性考虑而反对这样改制的武器。反对这样改制的群众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在对个人福利影响很大的问题上、在有足够时间和经验来认识最终的结果时，绝大多数人还是很有理性的；而被“经营者持大股”式的“企业改制”严重伤害的群众已经足够多，这些人及其亲友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和经历来体味“改制”的这些伤害。
不过，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之所以陷入尴尬境地，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他们的私有化主张严重依赖对少数企业家的崇拜，而如果真象他们宣称的那样人人都具有“完全理性”，崇拜个别企业家的主要理由就消失了，他们的私有化主张也丧失了依据。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坚决主张实行“经营者持大股”式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其最主要的理由是：靠优秀的“企业家”才能搞好企业经营，因此需要把企业变为归这些优秀企业家自己所有，以鼓励其努力经营企业。张维迎教授最详尽地按这条思路论证了“企业应当归企业家私有”，并把自己的整套理论称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但是为了说明优秀的企业家为什么对经营好企业有如此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必须说明优秀的企业家到底与其他的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企业家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就不可能比普通人经营的企业有更好的业绩，企业家们也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重要性。
美国的奈特及其追随者强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决定意义。与这一思想传统相对应，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常常强调，企业家比一般人更敢于冒风险，这是企业家与其他人的一个主要差别。有些经济理论模型甚至干脆就以对风险的态度来区别企业家与非企业家：敢于冒风险的是企业家，厌恶风险的是非企业家。
这样把企业家的特点归结为敢于冒风险，其不合乎实际之处显而易见。如果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与其他人的差别只在于他比其他人更乐于冒风险，那我们可以一点不差地把企业家描绘成一个赌徒，这样就会使一切颂扬企业家的理论学说都变成赌徒的颂歌。更糟糕的是，现实当中的赌徒往往会象李逵那样鲁莽，但是真正的企业家却恰恰是鲁莽的对立面——现实当中的企业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处事高明、精明和工于算计。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颂扬的“企业家”的高于常人之处，主要是他们的“经营能力”，而这种“经营能力”，应当主要体现在企业家们比其他人考虑和处理问题更周密、更正确、更有预见性。张维迎教授更进一步将企业家的特殊之处归结为特别的“反应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等。当然，真正的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应当是正确地“判断”、“想象”和“反应”的能力，或是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想象”和“反应”的能力。而企业家们的所有这些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能力：比其他人更能理性地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
但是，一旦把企业家的能力和优于一般人的特殊之处归结为更理性地考虑和决策，对企业家的全部颂扬就与主流经济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说相冲突：既然“完全理性”假说意味着人人都有完全的理性，那么根据“完全理性”假说，企业家与其他人就应当同样都具有“完全的”理性，企业家就不可能比其他人更理性。“完全理性”假说等于假定了企业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大概正是由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十分清楚“完全理性”假说的这一层含义，他们才把企业家的特点归结为比其他人更敢于冒风险，从而把企业家们贬低成了赌徒。
这样，在有关“权贵私有化”的论战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性假说问题上陷入了真正的尴尬。这不仅是因为，说广大网民“不理性”直接就违反了每个人都完全理性的假设；而且更是因为，以“企业家具有常人没有的能力”为理由来为“经营者持大股”的私有化辩护，这更是与“人人都有完全理性”的观念不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