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固守完全理性的假设，当然想不到需要企业的上述原因。张维迎教授更是放弃了科斯对企业存在原因的“交易费用”解释，坚持更为古老的奈特论点，认为企业存在的必要性来源于不确定性。这样把需要企业的原因归结为对付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当然有利于强调张维迎教授的核心观点：企业家的特殊经营决策能力极其重要，因为对企业本身的需要其实来源于对企业家的需要；因此企业应当归企业家私人所有。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使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会愿意放弃完全理性假设。
一个原因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有利于神化企业家，有利于把他们说成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既然人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企业家当然更是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理性。于是我们就可以把企业家们看成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他们在给定的可利用信息范围内所作出的决策必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们作出了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决策，那只能是因为这个企业不属于该企业家自己。要使企业家不作出对企业不利的事情，就只能把企业变成企业家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样，“完全理性”的假设就自然而然地导向了一个结论：只要解决了企业的“产权”问题（让企业归其经营者私有），靠企业家—企业领导一个人就可以正确地解决一个企业的一切问题，不需要别人参与决策，更不需要员工们发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外界的其它任何干预也都是多余的，只会不必要地多耗气力。于是神化企业家的事业大功告成，除了需要把企业送给其经营者私人所有之外，对企业家的任何约束都被说成是有害无利。
以“完全理性”假设来神化企业家的方式只有一个弱点：它需要所有的人都忘记，这个假设也假定任何其他人都与企业家一样有完全的理性，因而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来替换任何一位大企业家，不必把这些永远正确的企业家看得多么金贵。
完全理性的假设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使主流微观经济学可以把任何市场交易都说成是有利于交易的任何参加者。而只要人的理性不完全，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变成“双方都自愿”的掠夺，理性程度较高、计算能力较强的人从这种交易中发财，而理性程度较低、计算能力较弱的人则由于交易而状况变得更坏。
近些年中国的许多金融把戏，就是这种“聪明人骗傻子钱”的诡计。成千上万理性程度不够的股民相信了“股票投机一定赚钱”的神话，在股市中被那些更为理性的庄家们骗得倾家荡产。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更是放纵那些较具理性（比较狡猾）的企业家们，打着“自愿交易”的旗号欺骗理性程度低一点的企业职工、人民群众和政府官员，以“交易”为名侵占人民的公有财产。
简单的逻辑推理已经足以说明，坚持完全理性的假设，把所有人都说成是完全理性的，就可以抹煞一个许多人都已经看惯了不觉得奇怪的事实：市场上的交易往往会最终伤害交易中的某一参与者。按照完全理性的假设，既然任何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就没有人会自愿地同意一笔最终会损害自己的交易，也就不可能达成使某个交易参与者受害的交易。而如果人的理性有限且在个人之间分布不均匀，理性程度较高的人就完全可能使理性程度较低的人“自愿”接受一笔最终损害他的交易——那个理性程度较低的人完全可能由于在交易中“算错了账” 而吃亏。
由此观之，一贯相信市场万能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当然会非常喜欢完全理性假设，因为它有助于否认“聪明人”所作的交易损害交易对方的可能性。
由于上述的种种考虑，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还会在其经济分析中继续坚持使用完全理性的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