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济学家”可能也知道普通农民工的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又极端恶劣，但是按照他们的那种“自由市场中的一切都合理”的逻辑，他们可能会在私下坚持说，中国的农民工尽管待遇低，但是这种待遇也比他们不出来打工在家种地好。这样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都是劳动市场决定的，任何人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客观规律”；而只要工人得到了市场决定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就不能说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善待”。
但是近年来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出现的严重“民工荒”彻底驳倒了这些有关市场的神话。 自2003年以来，就不时有报道说福建石狮等私营企业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2004年以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严重的“民工荒”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2004年底报道，有关方面估计说，目前珠江三角洲缺民工200万，光东莞市就缺27万，17％的工厂人手不够。中国有几亿劳动人口，可以作农民工的人数以亿计，出现这样的“民工荒”本身就显得十分可笑。
大量的媒体报道已经表明，东南沿海出现“民工荒”绝不是由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够，而是由于农民工们感到在这些沿海的私营企业打工不合适，其原因正是我们前边所列举的那些：工资低、工时长，老板不尊重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劣。这样我们恰恰可以按正统微观经济理论来描述这种“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由于工资、工时等因素决定的单位有效劳动的报酬低于均衡水平，使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造成了严重的“民工荒”。“民工荒”意味着在现行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下企业找不到它需要的足够的工人。
一方面，严重的“民工荒”意味着农民工不满于现行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不肯再提供足够的劳动供给，这说明他们已经认为打工不如在家待着好。另一方面，正是经典的微观经济分析可以证明，严重的“民工荒”意味着雇佣民工的企业在虐待农民工：只要遵守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标准假设，假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随劳动的增加而递减，就可以很明确地推断，现在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大于其供给，表明现已就业的农民工的边际生产力高于其实际有效工资。
就是按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标准衡量，劳动的有效报酬低于其边际生产力也意味着劳动者们受到了剥削。这就是说，“民工荒”表明企业没有按照农民工们对社会的贡献而适当地优待他们；而由于这些农民工所受到的恶劣对待，我们更可以断定，他们没有得到作为一个人所应当获得的起码的善待。
对于一个正统的经济理论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的“民工荒”为什么可以持续一年以上？如果劳动市场真象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工资和其它劳动报酬应当能够足够快地上升以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供小于求缺口。但是没有这样灵活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以致劳动市场上的供小于求可以长期存在。这就是说，严重的“民工荒”表明劳动市场的严重不均衡，而这种严重“民工荒”的持续更意味着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工资不能做出足够快的调整以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不均衡。持续而严重的“民工荒”是劳动市场上“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它说明在劳动就业问题上，迷信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是极其荒唐的。
我们需要从人的行为上进一步说明劳动市场为什么会长期处于这样的非均衡状态。任何一个农民工都有提高自己劳动报酬的欲望，许多农民工也在以各种方式抗争以提高自己的待遇。有效劳动报酬不能很快提高以消除“民工荒”，显然不是由于农民工的供给方没有提高待遇的动力，而是由于劳动的需求方——那些企业主、主要是私营的企业主们不肯提高农民工劳动的有效报酬。一方面，农民工这个劳动市场的供给方在工资待遇谈判中的议价力量太低；另一方面，那些私营企业主们在工资待遇问题上又是如此地铁面无情：他们宁可雇不到工人，也不肯提高农民工们的劳动报酬以雇到足够数量的工人。
这就涉及到本文要讨论的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谁没有“善待”那些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在今日之中国，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而没有得到善待的最大群体，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而不肯善待他们的，首先是那些雇佣农民工的私营企业主，那些“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肉麻地吹捧的“企业家”！
中国各类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们对农民工们如此无情，如此不肯善待，是为了达到他们那当今已经被神圣化了的公开目标：将产品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压到最低限度，以便使自己个人发财致富。低工资、长劳动时间相结合，直接降低了每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而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危险的工作场所，也都服务于降低产品中附加的劳动成本。
这样低的劳动成本，成了私营企业家们最大的财源。2004年，当中国经济陷入新一轮宏观经济过热之时，煤炭价格暴涨，山西某些煤炭丰富地区的私人煤矿主达到了月收入500万元，而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挖煤的工人却月收入只有500元。而最简单的算术都能证明，正是靠着农民工们每月500元的低工资，私人矿主才能得到每月500万元的巨额利润！就是这样以劳动者的福利甚至生命为代价，私营企业主们才迅速积累起惊人的财富，还造就了他们“能人”的美名，博得了经济学家们“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赞誉。
正是靠着利用贫苦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中国的私人企业家们才能够建立和成功运营自己的企业。由于他们可以任意解雇员工，他们将劳动成本压低到农民工所能够接受的最低限度，甚至降低到劳动的边际产量以下；这成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对原有的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的一个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国有企业因为不能任意解雇员工、必须考虑员工福利，许多产品的成本就不能不大大高于私营企业相应产品的价格，从而出现了长期、大面积的亏损。
漠视私营企业中农民工所受到的恶劣待遇，使中国的经济权势集团迷信上了“所有制神话”和“企业家神话”。在这个经济权势集团的成员们看来，中国的大批国有企业被私营企业挤垮，说明了国有企业效率不如私营企业，说明了中国私营企业的老板们是如何全知全能，“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被中国的私营企业挤垮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私营企业出口的廉价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挤垮了大批的企业，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私营企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和工人远不象中国的经济权势集团这样“傻”。他们十分清楚，中国的私营企业能够大批挤垮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既不是由于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效率（被挤垮的是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也不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有什么过人之处，而只是因为中国农民工没有得到起码的人道的“善待”，这使中国在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上有了惊人的成本优势。
于是就产生了发达国家应对中国出口企业的高明战术：发达国家的工会近年来与国际劳工组织一起推出了保护劳工基本权益的SA8000标准，力图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而强迫企业遵守社会责任标准，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经常多于48小时、工资不得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等等，以此来削弱中国这样的低工资国家在劳动密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