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制造了一种神话，似乎落后国家没有实现现代的工业化是由于它们没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很快地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
当代对东方国家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已经粉碎了这一神话。中国在宋代以后不仅有发达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且这种私有制是非常资本主义化的：有钱人不仅开始兴办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而且有“本钱”（资本）的人甚至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官员的地位。可就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在产生了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领先于欧洲国家变为落后于欧洲国家。
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表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最主要支柱其实是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来自不同家族的许多人在同一个企业中工作的现代大企业。
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通常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合作，并且往往要求投入大量的资金，一个人私有的资本通常不足以提供这样多的资金，单个家族一般也不能为开发和使用一项现代技术提供足够的技术人才。
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中就出现了许多大企业，这些大企业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支柱。大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表明了在大企业生存的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来源于现代技术赋予经济生活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在重工业和化工工业中，炼铁高炉、化工反应塔、船舶、输油管等设备由于其自然的几何特征而在制造和使用上存在着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像邮政、电信、电力供应和互联网等具有“网络经济”的部门在很大范围内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的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也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
在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许多技术含量最高的现代经济部门都以巨型企业为主来运行，这些部门从19世纪末的重工业、化工工业、铁路运输一直到20世纪的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电信运营。没有这样一些部门，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经济。
当然，在19世纪以后的那种国际分工格局中，某些小国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生产能力都集中在那些不需要大企业的部门中，因而不需要拥有本国的巨型大企业。这些小国可以由别国经营的大企业买到需要巨型企业的那些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对一个人口超过几千万的大国来说，自己不拥有那些需要巨型企业的经济部门，如铁路、电信等部门，经济就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本国的生产潜力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对中国这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超大型国家来说，不全面发展那些需要大型企业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从钢铁、造船、汽车制造、飞机制造一直到铁路和电信——就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也不可能有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人均收入。
而要经营这样庞大的现代企业，就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投入数额巨大的资本金。象研究、开发和采用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一样，单个家族通常既不能为大型的企业提供足够的管理人才，也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
这样，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障碍——需要集聚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来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经营大型的企业。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其实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之所以能够首先克服这两大障碍、建成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不是因为它们是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反地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纯粹，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有许多因素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实现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型。
在欧洲，真正接近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是意大利。这种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整个经济生活都以家族为中心而运行。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下，意大利曾经在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欧洲当时最繁盛的商业和手工业， 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这种手工工场被马克思称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这样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意大利不仅没有首先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上落后于欧洲最先进的几个国家——英国、德国甚至法国。
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起过表率作用的那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都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使它们能够突破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诸如专利制度之类的国家干预，使新技术的发明者有了销售的垄断权，极大地鼓励了私人的技术创新，对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大企业形成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熟的股份制企业，以许多人对企业的按份共有代替了单个家族对企业的私有，使单个企业集聚的资金大大超过了个别家族的私有资本。马克思甚至说，这样的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不过，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领先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不仅是因为它们有专利、股份制等制度和国家政策性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行为又是由这些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造成的。
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曾在其处于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是一个标志，表明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一种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这种相互的真诚和信任超出了单个家族的范围之外。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可能起源于早期日耳曼农村公社的团队传统，在封建领主制下得到保存甚至发展，而由这些国家所接受了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从思想上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年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之间的联系。这位福山就是1989年前后抛出“历史终结论”的那个大名鼎鼎的福山。当时他曾经宣称：“历史终结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唯一的未来”。而相比他当时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才表现出对历史的真正洞察力。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把本文前边所说的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作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甚至认为意大利中部地区“本质上是中国儒教式的”。在他看来，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一种中间类型，它处于高信任度的德日类型与低信任度的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类型之间，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
福山的这一整套学说在学术上只能算作一种假说，但是它确实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福山的说法，英国社会内部的相互信任度也不够高，但是起码比意大利那样低信任度的国家要高一些。而在产业革命时代，还没有发展出需要很多人参与研发的技术发明方式，技术条件也不容许产生很大的巨型企业。英国社会内部那比法国和意大利高一点的信任度，就足够容许英国人进行许多技术发明，完成产业革命。但是这样一点超出家族成员之外的相互信任，确实对产业革命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知道蒸汽机发明史的人都应当承认，瓦特和资助他的那个工厂主之间、和镗床的发明者威尔金森技师之间如果没有一定的相互真诚、信任和合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良并大批生产蒸汽机，也不可能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崛起于19世纪下半期，当时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靠的是先进的重化工业、现代的巨型工厂，技术发明也需要很多资金和很多人的参与。在这样的时代中，美国在建立巨型企业和进行技术发明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国，取得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经济上世界第一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更由于美国社会内部有比英国高得多的信任度，美国人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能够相互真诚、信任并在自发形成的组织中合作。
在福山的心目中，德国和日本的社会内部有着最高的信任度。福山是一个美国籍的日本人，他称颂日本文化、贬低与日本对抗的国家，这些都显然夹杂着某种民族感情在内。他甚至认为日本的文化比美国文化更适合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并且忧虑美国国内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会导致美国最终衰落。但是我们应当承认，福山的观点基本上都有事实依据。德国和日本的人口都比美国少一半还多，资源也很缺乏。它们都是靠着国内居民高度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在19世纪下半期高速发展了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德国还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到20世纪下半期，德国和日本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3大经济强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