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在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当时是手工业）都居欧美国家的第二位，那时英国已经在欧美国家中经济实力第一。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慢于美国和德国，而且也慢于英国，以致到了20世纪初，法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美国和德国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就是对一直比法国先进、20世纪初占据经济实力第三位的英国，法国的差距也拉大了。
令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整个拉丁美洲与美国的自然条件相同，由欧洲宗主国独立的时间也相差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各国基本上实行与英美相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又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溶入一个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最终使国有企业占了整个GDP的20％，并且一度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福山在《信任》一书中相当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了法国的政府干预和国有化政策。他指出，法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期制定了系统的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等形式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来发展法国的高科技产业。这种做法虽然成功地发展出了蒸蒸日上的航空航天工业，可是在电子产业等方面却完全失败。因此“法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成绩是一团糟”，这“往往被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拿来指责产业政策本身”。“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
与法国有类似文化的意大利在自由放任的年代一直没能完成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出现了“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时的意大利不仅政府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而且有大批巨型的国有企业。
把今日重新进入工业强国之列的意大利和法国，与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与有着类似文化的拉丁美洲的状况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其社会中的信任度低的那些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就是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想让这种国家象德日英美那样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变为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