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福山的分类，中国不仅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而且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在这样的低信任度国家中，人们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福山的说法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我们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经验也可以印证他的许多论点。而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我们之所以说，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象法国那样避开这些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说，只要引入现代的股份制企业，就是那些巨型企业也可以由私人所共有的股份公司来经营。可以由私人在任何需要大企业的部门内建立和经营私营的大企业，开发和采用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大企业甚至巨型企业的现代经济可以完全由私营企业构成，完全不必建立和经营国有企业。
其实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考虑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大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有在人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度的环境下才能够有效运行。中国股市最近连续多年的低迷不振表明，在一个人们相互不真诚、不信任、不自觉进行合作的社会中，大的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企业和机构不仅无法有效运行，甚至可能无法生存。
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些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这3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接近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被与韩国一起称作“亚洲四小龙”。但是它们的变富并不能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效率，反而从几个不同角度证明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原理。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个的城市，按理说其经验和教训对规模较大的国家都不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香港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得到许多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而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在几十年中都是中国内地与西方民间经济往来的主要渠道，成了中国大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贸易和资金往来的中转站。香港经济在那几十年中的崛起，在极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在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近年来的香港报刊将香港从这种中介地位中得到的好处形象地比喻为“吃过水面”。
直到现在，香港仍然依靠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中介地位来维持其经济繁荣。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存在，表明香港在经济上的生存靠的是两类中介活动：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以及在内地投资设厂生产再将产品向美国出口。
明白了香港经济成长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知道，香港的经济腾飞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确实，在东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堪称经典：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几乎全都是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但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说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增长，还不如说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香港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上，制造业曾经有过大发展，但很快就变得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实业界（制造业和商业）几乎完全由小型的家族企业构成，企业生产的也几乎都是轻工产品。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究其原因，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起了关键的作用。
十年前的1995年我曾经与香港的一位教授（可能名叫关信基）有过一次谈话，他曾经在香港政府的反贪局工作过。他说，经过反贪局多年努力，香港政府机构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基本肃清；香港政府反贪局今后的努力方向是肃清商界的腐败行为。我问他要肃清哪些腐败行为，他说是诸如经理人员拿客户回扣之类的行为。
我对他的这番话很感吃惊，因为根据我们理论经济学家的想象，既然香港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企业的老板自己当然会去严厉地清查和惩处经理人员的腐败行为，用得着政府部门在这里插一手吗？关教授说：政府机构不管不行，因为商界的这些腐败行为对香港的经商环境损害太大。
我进一步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经理也有腐败行为，但从未听说严重到如此地步。香港的这些经理人员为什么这样差劲，非要吃回扣损害老板利益呢？关教授说：他们嫌老板给的薪水少，就收客户回扣来作补偿嘛。
这一番话点出了香港私营企业的根本弱点：私营老板对员工甚至经理人员都太小气，又没有足够的管理手段去防止雇员的腐败行为，而经理人员对雇主也缺乏忠诚，于是雇员和经理中就盛行拿回扣、搞腐败。这简直是一种典型的“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它正是香港社会内部信任度低，人们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的典型表现。
懂得企业经营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大企业一定是买进的原料贵、卖出的产品贱，因而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家们使自己的资金回报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于是我们在香港就几乎看不到很大的商业和制造业企业，香港的大富豪几乎都依赖经营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业需要的经营团队相对比较容易管理。
在这样缺乏互信的社会环境下，研究、开发甚至学习和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技术当然变得极为困难。香港的大富豪靠经营房地产致富，而不是象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那样靠高科技致富。按照正统经济理论的分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纯粹是工商业发达和经济发展的后果。香港的大富豪靠房地产为生，就是坐享千千万万劳动者和工商小企业的经营者们繁荣香港经济的社会成果，而没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这就产生了香港经济的另一大特点：它不但在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而且香港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地人们掌握的技术的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但是有研究显示，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其技术含量却只达到了人均收入才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
这是香港经济今日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香港本来靠着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各种贸易中作中介的地位而使其人均“产值”达到了两万美元，但是中国大陆的全面对外开放消除了香港在中国对外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使香港越来越难以靠作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中介而维持其高人均“产值”，而香港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无法维持其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如果香港能在20年前就由政府主持大力发展与香港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技术，香港今天在经济上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与靠政府支持成功地发展了高科技产业的台湾相比，我们可以说：香港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过分依赖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恰恰在于它缺少国有经济和国营企业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
台湾当然也面临着与香港一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社会内部也同样是信任度低。由于缺乏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真诚、信任和自愿合作，台湾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相对于偏向大企业和重工业的韩国来说，台湾的私营企业偏向轻工业和家族式的小企业。但是台湾政府却在几十年中对台湾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使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进到了经济发达的边缘。
台湾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行政市场体制”。象法国政府一样，台湾政府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各种政策手段促使其完成。由于私营企业难以形成很大规模，不能开发和率先引进新技术，台湾政府兴办了许多大型的国营企业，并且规划了系统的产业升级政策，由政府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以国有的研究单位作技术研发，并以国营或国家参股企业将新技术产业化。
台湾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台湾形成了郎咸平预言中国大陆将会出现的那种产业格局：大企业是国营的，而中小企业是私营的。台湾钢铁行业、造船业的大企业都是国营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营企业仍然占台湾工业产值的30％。
台湾的国有经济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典型地表现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上。台湾以国有的研究所突破了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各种技术难关，从制造原材料（“晶圆”硅片）直到制造芯片都形成了成熟的技术，然后再以国有资金为核心兴办企业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象“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往往都是由财政部投入国有的启动资金，再在社会上募股而建成的。靠着这样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和国有经济的拉动，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在产业发展水平上赶上了日本而直逼半导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必须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拉动才能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