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在经济发展上当然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私营企业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示范性地采用现代的先进技术，也是私营企业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这是真正的内在原因，促使一百年来的中国历代政府都不能不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
弗朗西斯·福山在写《信任》一书时，一定想到他为中国式的家族主义文化敲响了丧钟，而在实际上，他在该书中的透彻论述，是为具有中国式文化国家中的私营大企业敲响了丧钟。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其实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那以后中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着最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史的研究者都承认，至迟到4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雇佣劳动）。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都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在制造业上的经济优势逐渐变得明显起来。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年中，确实还曾经强行阻止过中国内地的某些建立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尝试，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清政府也办过“洋务”，建立和经营了一些“官办”（国营）的工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之后，清政府终于改弦易辙，变为积极鼓励民间发展使用机器的现代工厂工业。也就在这时，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就暴露出来了。
研究过清末的那些著名实业家如张謇等人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为将企业作大而向他人筹资时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这反映出当时的绅商地主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是非常之低。这种不相信非自己亲属的人的心态，使中国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甚至将民间的私营企业作大都非常困难。当时需要最多资本的投资项目无过于铁路，而在中国集聚民间资本的困难之处就集中体现在清末兴办铁路的风波之中。
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章第4节概述了清末各省围绕铁路商办还是官办所发生的斗争。1905－1906年江苏、浙江两省的绅商们代表民间资本坚持“商办”沪杭甬铁路，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该铁路公司的商办性质，但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却使该铁路迟迟不能建成。其它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况。因此清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34年（1908年）5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
以后湖南、湖北等省也都发生过民间的绅商学界要求商办铁路的争路权运动。191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近几年来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按照这个政策，清政府将四川的“铁路公司”正在筹建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而这却遭到了四川的绅商以致普通群众的广泛反对。四川的绅商们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开展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并且很快发展成与清政府的武装冲突。“保路运动”进一步如此发展，就成了引发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并最终推翻清王朝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各地的争路权运动反对的都是铁路官办或“国有”，但是实际上这些斗争都涉及到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的矛盾。当时在清政府中负责修筑铁路事务的大臣盛宣怀认准了“引进外资”一条路，先有1898年签约将沪杭甬铁路路权让与英商，后有1911年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筑“收归国有”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所以当时的民间资本回击清政府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而出卖主权给洋人；四川的保路同志会更宣称，“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还宣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这段话2004年还被陈志武先生引用，作为“私营企业天然优越”的佐证。但是盛宣怀在20世纪初却出任了汉冶萍公司总理，并且一手操办了1911年的“铁路国有化”，闯下了天翻地覆的大祸。他之遭后来的中国人唾骂，也并不是因为他从主张“商办”变为操持“国有化”，而是因为他操持的“国有”会变成“外国所有”。
历史的结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所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就几乎全都是一开头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民国时期私营的工商业有过一定的发展，但是一直十分弱小。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也很早就开始兴办和经营国营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了统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认为，那时的“公有企业占统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违反自然规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政府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中国才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同样落后的大国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
1978年中国转而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样持续的高增长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其实这是对中国最近这27年历史的误解。不要说这些年中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有显著发展，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
熟悉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状况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许多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干脆一开头就从与中国国有企业合资开始。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国有部门，不仅包括国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国有企业。没有国有部门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熟知当地经济状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地方——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向它们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它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由于有了信贷自主权而对本地乡镇企业极为宽松的信贷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