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私营企业早期的典型是温州的家族小企业，近十年来则以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确实首先得益于浙江私营企业家们的勤奋和精明以及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但是它们同时也大量利用了国有部门溢出的技术。一旦没有了比它们技术水平高的国有部门向它们溢出技术，它们的发展就会立即陷入停滞。
温州的经济崛起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它几乎完全依靠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家庭工业。从那以后，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如钮扣）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获得普及，可以很容易地从国营企业甚至乡镇企业获得这些技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经济仍然以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为支柱，但是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生产技术显然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它们也是在全世界已经普及的比较简单的技术。
靠着这些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本地的经济却逐渐陷入停滞。进入21世纪之后，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在2003年和2004年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去买卖住宅，“温州炒房团”成了全国媒体有关房地产报道的关注热点。还有许多温州人将资金投入山西的煤矿，成了所谓的“炒煤团”。
最近几年温州所呈现出来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倒退。本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它应当首先体现在产业升级上，体现在支柱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上。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却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了使用最原始技术挖煤的山西私营小煤窑，这就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的下降。
温州人的投资方向所反映的这种经济停滞和水平下降，绝不是由于温州人的资金已经绝对地过多。相比日本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温州人的人均资金数额还是比较少的。如果温州人从事象日本和美国那样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式生产，温州人自己有的这点资金是不够用的。温州最近几年出现的是资金的相对过剩，而这种过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温州特殊伦理习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温州人自己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将资金投向倒卖大城市的住宅：作其它的工业我们没有技术，作大商业我们斗不过美国沃尔玛那样的跨国超级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无法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同它们竞争。这就是说，首先是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使温州人无法进一步大量投资来发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
但是妨碍温州产业进一步升级的不仅是温州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许多企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如农用车制造、摩托车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国内也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人如果能采用现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将他们多余的资金集中起来，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温州人却一直不能这样作。
这里就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温州是福山所说的那种信任度低的社会的典型，人们一直固守着顽固的家族主义，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和运作资金。
其实，就是温州人缺乏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这一点，都反映了温州家族私有制的根本弱点。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竟然不能开发出适用于温州的产业升级技术，这简直就荒唐可笑。任何搞技术开发的人都清楚，用这3千亿资金的百分之一（30亿）可以开发出多少实用技术。问题只在于，在温州那样的家族私有制文化下，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制的打火机出口在前几年碰上了欧洲的技术壁垒，欧洲人以温州的廉价打火机没有安全装置为由禁止其对欧洲的出口。其实，发达国家已经研制并大量销售了有安全装置的打火机，中国也肯定具备自主地找到仿制这种打火机的方法的技术能力，这样自主研究仿制方法所需的资金也不会多。但是有那么多剩余资金的温州人就是不能拿出这样一点资金突破这个技术难关，从而使这个贸易技术壁垒成了温州因为没有技术而无法发展经济的典型事例。
从我们的国有经济必要论的角度看，温州目前面临的问题简直就不成其为问题。温州的当地政府早就应当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包括开发生产那种有安全装置的打火机的技术。政府可能需要向私营企业收税来为这种研发提供资金，但是只要政府将研制出的技术以足够的优惠条件向私营企业扩散，温州的私营经济就可以最终从政府筹资进行的研发中受惠，温州的经济也会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这样看来，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温州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必要的国有经济。
浙江的另一个近年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生产“飞跃缝纫机”的私营大企业当然得益于其经营者的能力和胆识，但是它使用原来归上海的国有企业所有的“飞跃”商标这一点，就暗示它最初的技术和品牌都来源于国有企业。
台州的路桥区遍布着私营的摩托车企业，台州人在2002年时就说：生产摩托车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我曾经问一家生产摩托车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它生产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又是谁生产的。这位老板回答说是自己生产的。但是当我再问他生产的图纸从哪里来时，他却一声不吭。显然，这些摩托车企业的生产技术最初都是从别的企业“溢出”的，这种“溢出”的源头不是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与外商的合资企业。
台州的另一家股份制企业更明显地表明了它从哪里得到生产技术。这家企业原来生产各种压制的塑料产品，其中最主要的产品是压制的摩托车塑料配件，这些塑料配件是为重庆的一家摩托车厂生产的配套产品。2002年前后，台州的这家企业开始自己生产摩托车。显然它的技术来源于重庆的摩托车生产企业。
重庆现在有许许多多家私营的摩托车企业。他们技术的来源应当就是国有企业“重庆嘉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的国有军工企业就开始生产当时的国际技术水平的“嘉陵”摩托，后来湖南株洲和济南的国有企业也都大量生产现代化的摩托车，济南生产的摩托车就是著名的“轻骑”。重庆的著名私营摩托车生产企业如“力帆”从不讳言，它大量使用了原国有企业的员工甚至下岗职工。
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摩托车制造技术的扩散路线：从国有企业“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那些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著名的私营小汽车制造企业“吉利”原来也生产过摩托车。现在“吉利”已经与国有的“奇瑞”、“哈飞”、“华晨”、“长安”并列，成为中国小汽车制造行业经营“自主品牌”的旗帜。而“吉利”最初也大量从国有部门得到制造小汽车的技术，连它最近搞的自主研发都大量使用原国有部门的专门技术人才。曾有传闻说，现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开始造小汽车时曾公开宣称，他最喜欢使用国有企业不要的人，因为这些人有本事，能干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吉利”在最初造小汽车时从国有部门得到的好处。
李书福一直在大声疾呼，在小汽车制造上要搞“自主品牌”、“自主研发”。但是吉利的自主技术开发仍然大量借用了国有部门已经有的技术积累。『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的「经济新闻」报道，李书福“觉得吉利的研发实力是中国最强的”。他说：“我们把韩国汽车工程协会会长”“请来当我们的研究院院长”，“还挖来一汽总工程师杨杰中，二汽副总工程师张克。我们研究院500多人”。而正是在培养这些高级技术人才方面，国有部门为私营企业吉利的技术研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只有“吉利”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华为”显示出了自主开发技术的强劲势头。“华为”取得的业绩确实骄人，如果中国的私营企业能有一大批象“华为”那样，中国就确实可以靠私营企业发展为发达国家。但是我们有理由把“华为”看作中国私营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政府对信息技术的开发有许多投入，信息产业中也有许多大的国有企业，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在各企业间又有很高的流动率。考虑到这些，再考虑到“华为”也从参与政府的项目中得到许多好处，我们有理由猜测，“华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仰仗国有经济。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东北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最近二十多年来东北的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许多企业甚至整个地区都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最近十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东北经济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东北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比重太高。其实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解释。
实际的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东北经济赖以生存的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东北的经济要崩溃，连东北的私营企业都活不下去。
最近我听老家大连的一位亲戚谈到了大连的一家私人合股的小有机化工厂，该厂专门生产几种纺织品生产用的辅助材料，产品销路不错，企业的日子也就过得不错。但是这家私营有机化工厂生产的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都是由大连国有的化工研究所转让过来的技术。没有国有单位提供技术，这样的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经营。
我在沈阳的一位老朋友是真空技术行业的高级技工。他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沈阳市的真空技术行业有从业人员2千人，都集中在两个国有企业和一个当时归一机部领导的真空技术研究所里。现在那两个国有企业已经倒闭，那个真空技术研究所也由于一机部被撤销而转归地方领导，靠着一年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惨淡经营。但是现在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他们当然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大的有几百人，小的只有十几个人。不过，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是该行业原来的那两个国有企业和真空研究所的员工。现在该行业的不少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这其中的关系一望可知：国有研究单位的员工将自己得到的技术知识用于私营企业，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
我的那位老朋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我们这些从国有企业培育出来的技术工人都已经老了，却没有新一代年轻人来接替我们作技术工人。没了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中国的这个行业还怎么搞下去呢？要知道，连广东最近这些年新兴的真空技术企业，在技术上也依靠从沈阳招去的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技术骨干！
我的老朋友那一代老技术工人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出来的。这么多的私营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连技术工人都无法正常培养，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不仅如此，如果真象有关方面的“事业单位改革方案”计划的那样，为了一年节约那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将真空研究所关闭，那可连向私营企业“溢出”技术的最后源泉都会枯竭。这样的一个高技术行业将会因此从中国大地上消失，这个行业光在沈阳的1万现有从业人员也应当能创造1亿元的净产值。如果在各个行业中都这样作，那就不要说“振兴东北”谈不上了，只怕连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都要被断送。
最近20年来的事实只是证明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它那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学习，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来研究、开发和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有效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