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第三方面历史条件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环境决定着一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而一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对该国采用何种市场经济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有不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这种作用，一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影响着它所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
文化环境对协调方式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起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下，会形成不同的社会习惯，而不同的社会习惯会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造成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甚至造成不同的企业间关系。人们经济行为上的这种差别会使协调费用最低的协调方式互不相同。不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还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观念，造成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而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政策之下，政府对市场经济施加的影响当然也会不同。凡此种种，都会造成各国在市场经济模式上的不同。
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直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不同的文化环境使它们的人民具有不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美国之所以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就是因为美国的社会具有一种极端崇尚个人的行动自由的文化环境。在日本这种对上级的忠顺支配着社会意识的国家中，自然会盛行由权威机构或个人在市场运行之外来协调集体的行为的做法。而在瑞典那种弥漫着团结互助精神的北欧文化氛围中，福利国家的道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而言之，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在其中运行的不同文化环境的产物。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假说，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如何造成了法国式的“行政市场体制”与其它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福山利用文化传统来说明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法国式的“行政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日本式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所共有的特征之间的差别。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原有的社会道德意识和作为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基础的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也决定着经济组织的建立。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大大减少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易成本的东西，象进行谈判、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等。它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协调费用”。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使某些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得以存在，而不需要受到烦琐的制度、合同、诉讼和官僚体制的束缚。而一个社会的成员互相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是社会学里所说的“社会资本”。
福山区分了能使人们彼此信任、建立经济组织的几种不同的“社会资本”。在这几种不同的“社会资本”中，最明显和最自然的社会资本是重视家庭的传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家族拥有的。但是，还有非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它们表现着人的社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社会性最重要的形式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彼此信任、在一个组织里进行协作。这样的“社会资本”往往与体现在家族关系中的“社会资本”互不相容。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那种自发的社会性在强调家庭关系、排除外人的社会里往往遭到削弱。
从这个角度出发，福山把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区分成两类不同的社会——美国、德国、日本式的社会和法国、意大利、台湾、香港式的社会，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
福山认为，尽管日本和美国表面上看起来很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国家从历史上来说都是拥有高度信任感的社会，可以把它们看作那种陌生人之间能够彼此信任的社会（美国、德国和日本式的社会）的代表。美国社会一向活跃着各种各样的自发性组织，从宗教团体到读书会、行业协会等等，而日本则一向被认为是具有团体活动倾向的国家。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形成了许多进行专业化管理、具有多层组织结构的大公司，这些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在许多人手里，并且和经营权分离。这样，美国、德国和日本社会由于拥有社会成员彼此信任的传统而逐步建立了以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在法国、意大利、台湾、香港式的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低，主要依靠紧密的家庭纽带来进行合作。具有这种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紧密的家庭纽带来兴办和管理企业，它们以小型的家族企业为工业的中坚力量。在信任感比较低的华人社会，象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沿海地区，大多数企业规模比较小。就是在香港和台湾的一些比较大的家族企业中，最高主管及管理机构也还是以家族成员为主。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强烈的家族意识损害了没有亲属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妨碍了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及与之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造成了两类不同的产业结构：以大公司为主的国家往往具有发达的汽车、半导体和航天工业，而以小企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往往集中在服装、小五金和家具等领域中。
经济史上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的国家和地区私营的现代工业发展乏力；当这些地区单纯依靠自己的私营企业来发展现代工业时，它们的现代工业就明显地发展缓慢。台湾作为旧中国的一部分，直到本世纪初还是没有现代工业的典型农村地区。19世纪下半期法国和意大利的现代工业也发展乏力，明显地落后于原来也落后、甚至更落后的德国和美国。法国的现代工业在19世纪上半期还比德国和美国发达，到19世纪末就落到了德国和美国后面。其原因就在于：在19世纪下半期的工业发展中，重工业是带动工业发展的火车头；而在重工业中，大企业有着明显的优势。
在那些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低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旧中国，强烈的家族意识损害了没有亲属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使私人资本家不愿意任用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经营企业。这妨碍了私营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工业发展乏力。
福山认为，那些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感的国家和地区要建立大企业以带动现代工业的发展，其方法之一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经济。而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最常见的形式是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例如台湾就一直拥有一个庞大的国营系统，国营企业的总产值一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营系统仍然对发展台湾的化工、航天和国防等要求大规模经济的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信任程度比较低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也曾多次对私有经济进行干预，拯救濒临破产的大型私有企业。法国和意大利的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之高，也是举世闻名的。当然，除了福山所说的国有经济的作用以外，政府对整个经济的行政干预，也是这些国家靠政府力量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式。而所有这些依靠政府力量来发展经济的做法，都是“行政市场体制”的特征。可以说，实行“行政市场体制”是这种国家在自己的特殊条件下为发展现代工业所不得不走的道路。没有“行政市场体制”，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可能就无法建立大量的现代工业，无法形成现代的市场经济。
福山的假说从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上说明了实行“行政市场体制”的国家往往会有的两大特征：私营工业的发展无力和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强大。
一方面，强调家庭关系、排斥外人的社会习惯使得这一类国家的私营企业坚持依靠本家庭的成员来管理企业，这就使它们的私营企业无法发展成很大的巨型企业。企业规模小妨碍了取得规模效益，降低了私营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使得这类国家的私营工业以至整个私营经济都发展乏力。在这种情况下，连很多这些国家的右翼分子都赞同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以至大量举办国有企业，因为这有利于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中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不愿意任用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外人来管理企业，这断绝了那些没有有钱的亲属但又富有创造性才干的人通过管理企业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致富的可能。这就使这种国家和地区的大批有创造性才干的人不得不通过管理企业以外的道路来谋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极端仇视私人资本所有者、反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强大的激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典型地表达了那些没有富有的亲属但又有创造性才干的人的愿望：创造一种公平的经济体制，它不是由私人资本家垄断经济上的控制权，而是财产公有的，至少是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有计划地协作的。
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迫使社会信任程度低、重视家庭关系的国家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促进经济发展，走向“行政市场体制”。
这样，根据福山的假说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低、强调家庭关系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使具有这种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而不得不实行“行政市场体制”，造成了实行“行政市场体制”的国家和地区与其它模式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区别。与实行“行政市场体制”的国家特别显著地不同的其它国家，既有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美国，也有实行“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的日本、德国等国。
参照福山的假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出下述假说：如果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人们相互之间比较真诚和信任，能够在市场上进行独立经营的人材又相对比较少，形成和维持大企业所需要的协调费用就比较低。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就会成长起较大、较多的自由经营的大企业。而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又有着家族主义行为习惯的国家中，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能够在市场上进行独立经营的人材又相对比较多；如果这里的人们平等意识较强，形成和维持大企业所需要的协调费用就较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自由经营的大企业较少也较小，技术上的规模报酬较难发挥作用。如果这种国家置身于国际上激烈的经济竞争之中，它就会不得不靠民主国家的行政干预来协调企业的行为，以便更充分地利用技术上的规模报酬，增强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前一类国家会形成美国式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者日本、德国式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后一类国家则会形成法国式的“行政市场体制”。这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它造成了美、日、德类型的国家的市场经济与法国类型国家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
而前一种类型的国家在文化环境上又明显地分成两个小类型，它们各自形成了与自己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模式：美国类型的国家形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日本和德国类型的国家则形成了“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这两类国家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在美国类型的国家中，人们的平等意识较强，个人的独立性较大；而在日本和德国式的国家中，人们的等级意识很浓，习惯于集体行动和简单地服从上级。在这样两类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协调费用最低的经济协调机制当然会有很大差别：在个人独立性较大的文化环境中，相对较多的问题是通过直接的交换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而在人们习惯于依赖上级的指示、对上级比较忠顺的文化环境中，许多问题就不再通过直接的交换，而是通过某个权威在市场之外进行协调来解决，这就造成了“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这或许就是造成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与日本式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的主要因素。
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最典型地体现在北欧的“福利国家”中：瑞典这种北欧国家的人在历史上就具有喜好合作和妥协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结合，造成了北欧的“福利国家”。直接从社会条件上说，北欧的“福利国家”是由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缔造的，它是北欧强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文化环境、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一方面表明了上层建筑因素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许多种彼此很不相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都可以存在于现代的市场经济中。
当然，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上的这些差别都必须限制在可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范围内。对一切现代市场经济来说，自由的市场交换、通过市场交换配置资源是经济协调机制中的支配因素，它们在这一支配因素上是共同的，因而在实行市场经济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市场经济这一共同的体制合乎这些国家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影响的是市场经济的整个协调机制中比较具体的、非支配性的、细节性的层次，如决定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市场经济的这些不同模式在占支配地位的协调方式上却是一致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协调方式就是自由的市场交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