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问题。
分析一下目前人们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所普遍带有的含义就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由西方的发达国家根据它们的私利界定的。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鲁宾在1999年访华时，就对记者明确表述了这样一个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
按照鲁宾所表述的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定义，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只限定于产品交换的全球化和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这两个方面。这也确实是目前人们在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所指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更进一步的考察还表明，人们就是在从这样两大方面来使用“经济全球化”概念时，所说的“全球化”也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实际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这意味着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越来越融为全球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任何国家的商品买卖和资本流动都越来越突破国界和地区的限制，在全世界的广阔范围内进行。
这个层次的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5％，而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则年平均增长25％，全球股票的总市值增加了250％。到90年代末，全世界虚拟资本的流动量达到平均每天1.5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50倍。
“全球化”概念的第二层次含义是，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眼光。这样一种眼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政策上的一种趋势，它趋向于对全球各国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入本国与流出本国都实行自由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经济全球化”的上述含义确实反映了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情况。我们之所以说，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由发达国家的私利界定的，是因为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由发达国家的私利支配的。
发达国家的私利支配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这首先反映在它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中从来就不包括劳动市场的全球化。
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劳动力日益强烈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把市场分为3类：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但是目前人们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却只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根本就不涉及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应当说，这种话语习惯是反映现实的，因为现在穷国的劳动力确实几乎无法向发达国家流动。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不想开放边界，让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流入本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反对穷国劳动力的流入，怕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工资和就业，而其他阶层和政府则不能不向这种情绪让步。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劳动力关闭了它们的边界，强行阻止了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的。
当然，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甚至个人是愿意使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但是他们深知穷国劳动力大批流入会在短期中造成大量失业，而且会明显地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又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不断暴露出来的排外倾向，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前兆。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和平和生活安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界，都接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上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但是，恰恰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许多倍，这样大的差距必然会驱使穷国的人们不顾一切地要流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禁止性限制只会使这些穷国的人们铤而走险，逼他们采用各种不正当的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于是种种入境和偷渡的花招层出不穷，将穷国的人偷渡进富国成了牟取暴利的国际性大生意。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听到媒体报道向西方发达国家偷渡人口造成的各种轰动性事件，而它们暴露的显然只是大量偷渡行为中的一小部分。
其结果是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越是限制移民，非法的偷渡越厉害；而非法偷渡越厉害，发达国家查禁偷渡的措施越严厉。而这种愈演愈烈的反偷渡措施把偷渡者们逼上了拿生命去冒险的道路，在偷渡过程中惨死的事件不断发生。2000年在从欧洲大陆渡过英吉利海峡的集装箱大卡车中，发现了几十具企图偷渡者的尸体。他们试图藏在集装箱中偷渡进英国，结果在卡车运输过程中被活活窒息而死。这种人间惨剧只是冰山漏出水面的那一个小尖顶，这个冰山就是发达国家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所造成的那种种惨无人道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开始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修建金属墙，以便阻挡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偷渡者。这堵高耸的围墙延伸77英里长，它逼迫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别的高山和荒漠以绕开它。有475人因此丧生于山中的大雪和亚利桑那州的无情烈日下。这堵由美国建造的墙自出现时起，在4年间就造成了比德国的柏林墙更多的牺牲者。而这一切，都是在西方世界咒骂柏林墙“破坏自由”的声音还未息时发生的。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到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当然必须有其物质技术上的原因。没有发达的运输和通讯技术及其有效率的应用，产品交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发达的运输和交通还不足以造成经济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还需要有经济体制甚至政府经济政策的前提。以今日交通运输的发达程度而论，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因为发达国家以极不人道的政策禁止穷国的人流入本国。
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面地说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生的原因：首先是现代的运输和通讯技术及其有效率的利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与全球各处的联系和来往都更方便快捷，并且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的成本；从技术上说，现在的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可以在“一瞬间”完成。但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相当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了国际性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且经常通过8国峰会相互协调经济政策，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的框架。
制度性框架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恰恰就反映在经济全球化本身所经历的波折中。在到目前为止的200年中，运输和通讯技术一直在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不断加强。可是，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仍然在强化的20世纪，经济全球化曾经经历了一次大倒退。大倒退的原因，当然只能是由于政府政策和经济体制上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才逐渐重新加强。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加剧了各国的民族主义，使各发达国家看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结果是各国都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导致降低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二个原因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恢复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倒退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在30年代的大萧条面前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是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各国都转向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衰落。当时从国际分工向本国自给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经济民族化”说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然桑巴特的这一说法也没有变为现实，但是它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与全球化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历史潮流。
仅仅是这一段历史事实就足以说明，经济上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潮流”。没有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府经济政策，就不会有全球化的趋势。而这些体制和政府政策，又是各该国家追求其利益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曾长期对本国金融界实行各种管制，比如要求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政府限制利率浮动的范围等等。后来美国政府放松以致取消这种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投资者和金融业者为规避管制而到国外完成金融交易，从而造成了巴哈马这样的地方金融业畸形繁荣，不利于美国金融业的经营。此外美国人也感到，德国的银行在战后仍然一直是万能银行，可以混合经营短期信贷业务和长期的投资业务，而美国的银行只能经营短期业务或长期业务中的一种，这不利于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出于这一类的种种考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种种管制。这些放松金融管制的作法对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目前的全球化浪潮不是产生于自然的历史趋势，而是产生于有意识的体制和政策设计，它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的产物。逼迫和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实行促进全球化的方针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它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包括逃避政府金融管制的那些行动。为了说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弄清楚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而我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则应当取决于全球化对我们的益处和坏处的比较，并且取决于对其它的替代方案的益处和坏处的考虑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