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大体上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但是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对外经济政策主张上并没有鲜明的色彩。而近年来中国又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要“同国际接轨”、“溶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
十曰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作到一切，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作到任何事情，而不需要受其它的因素制约。这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缺乏竞争的作法，有时真令我想起那些“法轮功”的痴迷者——不管你有什么病，身体或精神上有什么不适，当你去问他们时，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你没练“法轮功”！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散布这些信条时，利用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由于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它就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
其实，就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只能以社会的福利作经济政策的目标、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那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实质上，在所有上述这些经济信条背后的共同理念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而所有这些，又都装饰上了“改革开放、发财致富”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招牌。而在实际上，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定在中国造成与苏联东欧一样的后果：它不仅会消灭一切社会公平，而且会使中国落入拉丁美洲式的不发达陷阱。
对外贸易
01、最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ＧＤＰ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ＧＤＰ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ＧＤＰ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ＧＤＰ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ＧＤＰ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ＧＤＰ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这样的战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国进入世界富国之林的战略。
02、跨国公司：正统经济理论中的难题
跨国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势力，是当代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但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经济理论中，跨国公司却是一个没有解释清楚的难题。保罗。克鲁格曼在他与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权威教科书《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中就直言不讳地承认，对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解释并不象国际经济学的其它部分那样完善（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5页）。本文将主要依据克鲁格曼提供的思想线索，讨论跨国公司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难题的来源：与市场交换不同的内部运作方式
跨国公司通常都是超巨型的现代化企业。这种企业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已经与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有了很大差别，许多企业都更多地引进了分权制的管理模式，如实行多部门式的事业部制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跨国公司仍然是一种现代的企业，它与其它企业一样，内部实行的仍然是等级制的管理和运营方式。这样一种在等级制组织内部进行的运作和资源配置，当然与通常的市场交换极为不同。跨国公司内部的运作和经营，就象科斯在他论《企业的本质》那篇经典论文中描述的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一样：某种资源被分配给Ａ部门而不是Ｂ部门，我被从Ａ部门调到Ｂ部门去工作，都不是由于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仅仅是由于公司管理部门的命令。
跨国公司之所以成了正统经济理论中的难题，主要是由于它内部的这种等级制组织的性质，由于它内部的运作方式与正常的市场交换有本质上的不同。正统的经济理论习惯于仅仅从市场交换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往来和协调，它对人们之间非市场交换式的往来和协调原本就缺乏考察和解释。跨国公司这种超巨型的等级制组织的存在和运行成了正统经济理论难以说明的课题，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正统经济理论在说明跨国公司上的困难，本质上就是它在解释现代企业时碰到的困难。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说明这种企业存在的必要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一直是正统经济理论的最大难题之一。自科斯以来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就是正统经济理论解决这个难题的努力。但是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正统经济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主要特征都给出了系统而清楚的解释。而跨国公司这种超级的巨型企业不但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与一般企业不是一个数量级，它还由于其跨国经营的特点而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所没有的。这就不能不加剧了在理论上说明跨国公司的难度。
跨国公司与普通资本主义企业的最主要不同之处，当然在于它的跨国经营特色。这种跨国经营表现于同一个企业在母国之外的其它国家（东道国）建立分支机构和工厂来进行生产和销售（理论上可以把它们都称作“生产”）。在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生产的产品与它在母国生产的产品是一样的，至少是同类的或相似的。对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解释因此必须说明两个问题：1. 为什么不同国家生产同类产品，为什么某个特定国家生产某类特定产品；2. 为什么在不同国家进行的同类产品生产由同一个企业来组织，而不是在每个国家都由各自国家的本国企业来组织（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所谓生产的“分布理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或“生产布局”问题。西方的正统经济理论早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来讨论它。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更是集中于说明产品生产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上。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后，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发展出了几代理论体系，它们大体上能够解释清楚，什么样的国家将在国际分工中生产哪些种类的产品。
但是正统经济理论在说明第二个问题上碰到了巨大的困难。说明许多个人为什么和怎样结合成一个企业，这本来就是正统经济理论中的一大难题；而要解释许多不同国家的企业为什么和怎样结合成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这样一个巨型的跨国企业为什么和怎样在许多不同国家设立小的分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更显得极其困难。
困难的根源在于正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以市场的竞争性和完善性为基础。竞争性意味着每一种物品都有许许多多供给者，任何一对一的交易和讨价还价都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市场的完善性意味着任何物品都有一个使其供求相互均衡的价格，任何人都可以按这个价格买到任意数量的该种物品，这个价格既使该物品的供给者从出售该物品中得到了当下的客观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也使该物品购买者得到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好处。市场的这种竞争性和完善性集中体现在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但也体现在它的许多其它理论模型中。尽管经济上的现实不断逼迫正统经济理论修改其研究范式，为容纳实际生活中市场的非竞争性和不完全性而建立许多新的理论模型，如垄断企业模型，有关外部性的经济理论，以及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等等等等，但是一到研究具体领域的经济问题时，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就不由自主地重新回到市场的竞争性和完善性上来，以这样的市场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解释。
确实，如果你认定所有国家的市场都是完善的和竞争性的，跨国公司就成了不仅多余甚至有害的东西，它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应当有存身之地：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有许许多多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既然有这么多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每个国家在生产任何产品时就都应当有足够多的企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破坏市场的竞争性，在一国境内进行生产的这些企业应当就是其本国的企业，而不应当是外国企业的一个分部，更不应当由同一个巨型企业在许多国家统一组织同类产品的生产。产品市场的竞争性本身就排斥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统一组织同类产品的生产。
对这样一种异议，经济专家们通常会回答说：在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中，跨国公司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功能：它将先进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技术从一些国家转移到另一些国家；它具有许多国家的企业所没有的管理和经营能力；许多资金贫乏的国家需要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资金；一种产品的生产可能分成上下游的许多道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工序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更为合适，而跨国公司内部的统一管理会有效率地将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整合起来；跨国公司的统一经营可能更有利于将某些国家的特有资源（如石油或热带农产品）和廉价原材料销售到另一些国家，等等等等。
可是，只要我们以完善的市场为基础来进行考察，跨国公司的这些特殊功能就没有任何必要性。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任何技术和能力、甚至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就都应当是正常的商品，更不要说资金、中间产品、资源和原材料这些早已被当作正常商品买卖的“物品”了。只要市场是完善的，就可以用而且也只能用“正常”的市场价格买到所有这一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组织来对这些物品实行跨国转移不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在完善的市场中，任何国家的企业都可以以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购买到先进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技术，而不需要通过外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来附带地转移这些技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以市场交换方式直接购买技术也确实是跨国技术转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从外国购买技术的方式包括进口设备、进口技术许可、购买国外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等。其实日本、韩国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发展就主要是靠从国外直接购买先进技术来支撑的，它们并不是靠外国企业在本国的直接投资获取快速的技术进步。据说我国信息产业部的某位专家也曾经说过，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什么样的先进技术都可以买到。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企业就可以以均衡的市场价格，通过付费的咨询、培训和聘用优秀的管理人员等方式来“购买”到足够的管理和经营能力，而不需要外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带来”这些能力。如果市场是完善的，那就连国外有特殊技能的各种人才都是可以用最合适的价格“购入”的，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猎头”、“挖人”和“跳槽”现象就是明证。在这种完善的市场中，通过跨国公司来在国家之间转移经营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本，只不过是增多了一道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跨国公司这个中间商多扒一层皮，增加了交易费用而已，不会使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本的跨国转移更有效率。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缺乏资金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借贷甚至出售股票的方式引进资金，根本不必让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介入其中。确实，正如克鲁格曼所说：“跨国公司经常充当国际借贷的载体”，“当跨国公司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时，外国直接投资就与国际借贷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也正是克鲁格曼强调了其它的跨国资金转移形式的存在，我们需要说明的正是为什么要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它的跨国资金转移形式。他还说：跨国公司的存在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反映了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净资本流动。“有时跨国公司就在当地而不是在母公司所在地为其子公司的扩张筹集资金”，“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58页）。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就主要是通过政府严格管制下的国际借贷来引进外国资金，在那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它几乎一直封杀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我国则自1997年以来资金长期净外流，跨国公司的投资不可能起到任何引进外国资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