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任何国家的特殊自然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就都可以以最优的均衡价格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出售给任何国家，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有效的整合，而根本不需要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组织来完成这些国际性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交易。在完善的市场中，这些特殊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都由其生产所在地的本国企业生产并供应给国际市场，它们的使用者则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上购入这些物品，用不着跨国公司在中间插手跨国地组织它们的生产和销售。
克鲁格曼曾经很精确地概括说：“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经营活动中总存在一些重要的往来：”如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间的联系，跨国的技术转移，通过管理而协调各国子公司的行为等等。“这些往来就是把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但是，国际业务往来却不一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零部件可以在公司之外的开放性国际市场上购买和销售，“技术也能转让给其它厂商”（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而上边的讨论则更进一步说明了，如果在任何地方市场都是完善的，上述那些国际业务往来就必定不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它们可以根本不必通过跨国公司而在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上完成。
当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当代最优秀的正统经济理论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市场的不完善对跨国公司存在的决定意义。克鲁格曼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在厂商内部进行”上述的国际业务往来“比在厂商之间进行更加有利”（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而要理解这种相对有利性，就必须从市场的不完善出发。
克鲁格曼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统经济理论对跨国公司研究的新发展，把跨国企业的动机概括为“内部化”。在这种内部化动机的支配下，“扩大公司控制权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目的”（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158页）。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强调资本主义企业以内部控制为目的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等左派经济学的特征，而这些左翼的经济学从来就不承认市场的完善性。把跨国公司对其它国家直接投资的目的视为扩大公司控制权，就在实际上把市场不完善当成了理解跨国公司现象的基础。
二、以等级制组织将不完善的市场内部化
海默（Ｓ。 Ｈ。 Ｈｙｍｅｒ）1960年的博士论文《国际经营：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第一个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金融资产投资，开创了以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为对象的理论研究，标志着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诞生。海默在其论文中首先指出，跨国公司之类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具有某种垄断优势。此后对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沿着3条不同的研究路线而发展：第一条路线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第二条路线将产业区位理论与跨国贸易理论结合起来，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第三条路线则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内部化”理论（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
第二条研究路线显然还把说明的对象局限在完善的竞争性市场上。毫不奇怪，基于前边所说的原因，它虽然能够解释什么时候某种产品在哪一类国家生产这个“区位”问题，实际上却不能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把在母国之外的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早就有学者批评这条路线上的研究不能说明企业直接在国外开发新产品并跨国组织生产的现象，当前对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也不再重视按这条研究路线提出的理论假说。
第一条研究路线强调对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销与东道国企业竞争上所遇到的不利因素，并且指出是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跨国公司拥有这种垄断优势。这种研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市场的不完善和非竞争性是跨国公司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跨国公司的强劲发展作出了正确的预测。但是它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深，不能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市场的不完善，哪些因素使跨国公司具有了垄断优势。
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第三条研究路线看成是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它也是现在正统经济理论对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国家跨国组织经营的主流解释。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Ｐ。 Ｊ。 Ｂｕｃｋｌｅｙ）和卡森（Ｍ。 Ｃａｓｓｏｎ）以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Ａ。 Ｍ。 Ｒｕｇｍａｎ）提出了这种市场内部化假说，强调企业在生产上使用的关键的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知识、营销和管理技能等等的市场难以组织，这些物品的市场是不完善的；为了避免这些不完善的市场所造成的过高的外部成本，企业会建立内部的“市场”以替代外部市场；而这种跨越国界的内部化导致形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
克鲁格曼坦率地承认，“有许多理论”“解释到底是什么促进了内部化的进程”，“但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证据上都不如分布理论那般完备”（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在这些理论中，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观点分别讨论了为什么由跨国公司来从事两种特定的国际经济技术往来。
第一种观点涉及由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技术转移。巴克利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采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公司内部调配资源，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技术秘密，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又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公司的生产能力，形成公司一体化的规模经济，从而独占创新技术的特殊利润。技术转移的内部化又可以避免和消除与公司外边的人进行交易的各种风险，还可以采取区别性定价策略，使技术转移的内部价格的确定服从公司总体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此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还有利于减少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干预，饶开贸易保护的各种壁垒，并可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不同，提高公司总体的获利能力（转引自朴商天，第一章第二节，16页）。
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给国际技术转移带来的好处：技术有时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技术的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其次，对一个潜在买主来说，也很难估价某种技术值多少钱：如果他与卖主知道得一样多，他就不需购买这种技术。最后，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无法界定清晰的范围，如果一家欧洲公司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某项技术，可能会使别的美国公司找到某种方法来合法地模仿这种技术。而如果企业不是向国外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获利，以上所说的问题都可以消除（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
有关为什么由跨国公司来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上述解释，可以称作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解释”。这个解释完全是从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出发的。这种不完善不仅表现在技术本身不象一般的商品那样易于交易，而且表现在单个企业往往是某种技术的垄断者。由此才产生了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技术转移时的强烈保密欲望，也才使它千方百计地要防止自己的技术在投资东道国扩散。而内部化理论实际上指明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其实是跨国公司保守自己的技术秘密以避免其在东道国扩散而同时又利用其在东道国获利的最好方法。
解释由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经济往来的第二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进一步发挥了威廉姆森关于企业形成原因的学说，强调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在垂直一体化上带来的好处。如果某一国家的某个“上游”厂商生产的一种产品，是另一国家某个“下游”厂商的投入，当这两个厂商在经营上相互独立时，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如果两个厂商各自分别在“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上具有垄断地位，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双边垄断式的冲突——上游厂商要尽量抬高其产品价格而下游厂商则努力压低其价格；其次，如果由于外生的原因造成该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确定，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合作就有大量的麻烦；最后，该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给双方带来过度的风险。而如果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合并为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厂商，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减少这些问题（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1页）。
我们可以把上述第二种观点称作对于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解释。这一解释的基础，是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样的市场当然是极不完善的。
三、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给东道国带来的损害
我们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关心的，当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我国对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各界人士中存在着许多错误看法。这些看法片面地夸大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好处，低估甚至根本抹煞它对东道国经济的有害影响。抱持这一类看法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经济理论上的依据，但是也有一些人想为这种看法找到经济理论上的根据，并力图以统计回归或计量检验来支持这些观点。个别经济学者在一知半解地阅读和转述了有关跨国公司市场内部化理论的某些文献之后，就大力宣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如何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以为市场内部化理论已经论证了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必定能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而在实际上，这只是对市场内部化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它的根源在于不明白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在利益分配上的特性。
首先必须明白，有关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明白无误的认识基础。克鲁格曼就明确指出，解释跨国公司内部化原因的那些观点“绝对没有象”正统经济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分析“那样严谨”，“这是因为组织经济学理论（即我们在试图发展跨国公司理论时所谈到的）尚处于‘婴儿’阶段”（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1页）。不仅如此，正如马库森（Ｍａｒｋｕｓｅｎ）所说，正统经济理论直到今日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和具体的结构形式来全面地说明外国直接投资行为（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第6页）。匆匆忙忙地根据这样的理论假说来作出结论，就不可能不犯根本性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依据现有的市场内部化理论，也不可能得出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必定有利于东道国的结论。仔细地考察跨国公司内部化的上述那些理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运营方式对上述那几方面问题的解决，是在增进跨国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而跨国公司之所以有动力以外国直接投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没有人否认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大化了跨国公司自己的利益，但是，要据此得出结论，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必然最大化了东道国的经济利益，那就必须再加进一个前提，即跨国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必定会使其东道国的利益最大化。任何有逻辑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前提本身并不必然成立。而那些依据市场内部化理论来论证跨国公司必定有利于其东道国的人，实际上是陷入了这样一种立场上的错位，简单地把跨国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与东道国的利益最大化划了等号。
因此，要正确地评价外国跨国公司的经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必须站在东道国的角度，直接根据衡量东道国利益的各种经济指标，如东道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就业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等等，来对跨国公司与其它的国际经济往来方式进行评价和比较。在这里，光看跨国公司本身的效益是立场的错位，就是光看ＧＤＰ的增长率可能也是立场的错位，因为ＧＤＰ的增长有可能只是反映了跨国公司利润的增加。
在评价外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时，还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拿什么国际经济往来方式与跨国公司投资相比。
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根本就不作比较。现在流行的论证跨国公司好处的方法，是搜集一些事例和统计资料，说明跨国公司为东道国投入了多少资金，转移了多少技术，创造了多少ＧＤＰ。这种论证方法的片面几乎一望可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可能抢占了其本国企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减少其本国企业的产出，使其本国的资金丧失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了其本国企业从外国转移的和自主开发的技术。理论上这后一方面的消极作用完全可能超过前一方面的积极作用，那时跨国公司的经营对东道国就弊大于利。而只讲跨国公司本身的活动不讲其对东道国企业消极作用的作法，却必然会把弊大于利的东西说成是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还有一种作法是简单地把有跨国公司投资与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作对比。许多经验研究甚至统计回归的思想基础其实在此。但是没有跨国公司投资的状况不是简单地无差别的同一种状况；由于国情、政策和人的行为的差别，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可以分为相互不同的许许多多种状况。日本和韩国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极少有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这可以看作是政策和人的行为造成的一种极“好”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某个非洲或拉美国家的经济陷于停滞，它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这就是由国情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坏”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找出最好的对外经济往来方式，不分好坏地把一切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放在一起与有跨国公司的状况相比，甚至专门找最差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来与有跨国公司的状况相比，都是不合适的。合适的作法是把有跨国公司的状况与可能作到的最好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作对比。
在这样的一些角度下来研究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运用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前边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确实已经说明了，可能有哪些原因使得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外国的跨国公司。但是在作这种分析时，内部化理论往往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它讨论的是如何解决跨国技术转移和生产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衔接之类的难题，这种难题的解决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利；有的分析干脆让人觉得，由跨国公司把跨国技术转移之类的有外部性的业务内部化，就在跨国公司和其东道国之间达到了一种资源配置上的“帕累托效率”。
市场内部化理论的这种论述方法，使许多人错误地相信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确实最有利于其东道国。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恰恰证明了内部化理论的不成熟，它没有清楚地说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经济利益分配格局所带来的变化。但是对内部化理论的这种错误理解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性质。
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效率，这决不意味着每一个当事人在这个资源配置下的状况都好于其它可能的资源配置下，甚至也不意味着每一个当事人在这个资源配置下的状况都好于任何一个没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下。用一个最简单的埃杰沃思盒状图就可以证明，给定总的资源禀赋和当事人数目，可以有许多个不同的资源配置状况合乎帕累托效率，而在都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两个资源配置Ａ和Ｂ之间，通常都是一部分人在Ａ之下的状况好于Ｂ之下，而另一些人则在Ｂ之下的状况好于Ａ之下。给定一个特定的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例如Ａ），我们往往可以找到许多没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在这些资源配置下某个或某些当事人的状况比Ａ之下要好。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造成的状况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把别的国际经济往来方式造成的状况看成是别种的资源配置。市场内部化理论至多证明了，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下，跨国公司的状况肯定好于其它任何资源配置下，但是它并没有证明别的国际经济往来方式不会使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变得比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下更好。
就拿讨论得最多的跨国技术转移问题来说。假定Ａ国的状况使得用某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在当地生产某种物品最有利可图，该跨国公司在该国直接投资所得利润可达到最大；但是或者是由于Ａ国人经济行为上的特点（如日本人不喜欢外国投资），或者是由于政府法律禁止，该跨国公司无法在Ａ国直接投资。而由于用该跨国公司的技术在Ａ国生产有利可图，Ａ国的某些企业愿意购买该跨国公司的技术，但是出价低于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由于该跨国公司没有直接投资的可能，它很可能接受这个较低的售价出售技术作为不得已的次优。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比，这样一种出售技术的国际经济往来使Ａ国的状况变得更好了，而跨国公司的状况却变得更坏了。
当然出售技术可能使Ａ国的企业都能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这样的外部性使资源配置没达到帕累托效率而Ａ国的状况变得更好，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却使资源配置达到了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下的帕累托效率但Ａ国的情况变差了。至于您偏好哪一种资源配置，那就看您站在谁的立场上了。我这里说的绝不是凭空编故事，日本高速经济成长时期技术进步的秘密之一其实就在这里。
由此可以导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从单个特定国家的角度看，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资源配置是否达到帕累托效率并不重要，有时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可能更好。外国跨国公司可以直接投资，这相当于引进了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达到了科斯意义上的那种“产权明晰”。跨国公司将许多外部性内部化，就是将许多有外部性的东西明确地置于跨国公司的产权之下，将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之类的东西牢牢地掌握在跨国公司控制的产权中。而这样的产权明晰，对于不再能从模糊的产权中分享产权收益的人如东道国那些有可能模仿技术的企业来说，总是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在这里正好可以用上科斯那个有名的故事：只要把“牛可以吃麦子”这个产权界定给某个当事人，不管是界定给农夫还是牧人，总可以使养牛数和麦田数之类的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这样的“界定产权”当然使得到了“牛吃麦子”产权的人状况大大变好，但却通常会使没有得到这一产权的人状况变坏：他的最终状况往往还不如明晰产权之前。
对这一点的更精确例证是垄断企业的产品市场。按照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如果垄断企业不实行价格歧视，资源配置就达不到帕累托效率；而如果垄断企业实行“第一级”价格歧视，按照每一份产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其售价，资源配置确实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是其产品消费者的状况却变坏了：没有价格歧视时他们可以从该产品的消费中得到消费者剩余，“第一级”价格歧视却使他们得不到任何消费者剩余！这样将资源配置从没达到帕累托效率变为达到帕累托效率只是增加了垄断企业的利润，消费者的状况却是在没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下更好。而在国际技术转移这样的问题上，东道国的民族企业相对于跨国公司就处在类似于这里的垄断企业产品消费者的地位上。
从单个特定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在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不同资源配置之间也会有优劣之分。假定某个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的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效率。新出现的生产者增加了供给，会使均衡价格下降，而均衡价格下降后新的资源配置也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由于产品价格下降，新的帕累托效率资源配置下老的厂商的状况变坏了。新厂商进入的这种效应在正统经济理论中被称作“金钱的外部性”（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它与我们通常讨论的外部性不同，因为它仅仅是由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造成的。如果这种外部性的所有相关者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都同样重要，政府当然不必对这样的新厂商进入进行干预。但是如果新进入的厂商是外国的，而老的厂商都是本国的民族企业，政府又仅仅对本国人民负责，则任何尽责的政府都会设法阻止这样的新厂商进入。
再回到本文讨论的本题——跨国公司上来。我们的上述理论分析说明，对于本国企业弱小、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外国跨国公司进行各种国际经济往来常常不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甚至可能给本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害。这一理论结论与长期的历史经验相符。历史的事实是，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小国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靠外国的跨国公司实现本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范例。稍微大一点的由落后国家转变为发达工业国的后起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无一例外地都主要是依靠本国企业在工业上和经济上赶上了先进国家。而那些从一开始就依靠外国的跨国公司来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本国制造业的国家，如拉美的墨西哥等国，则都一直还在第三世界的队伍中挣扎。
03、关于当前对外经济政策的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政策上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外经济政策方面。问题在于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片面地坚持推行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政策上，这一错误倾向表现为：认为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越好，甚至把进口规模大也当作“成就”来称赞；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越多越好，不惜以一切可能的政策优惠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把扩大出口规模当成了一个主要“政绩”，不顾本国实际情况和能力地以一切政策手段来扩大出口，给予出口以种种特殊的政策优惠。
这样片面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作法，已经并将进一步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为扩大外贸规模并换取外国政府撤销妨碍中国出口的贸易壁垒，以极大幅度撤销对国内市场的各种保护措施，向外国进口品开放国内市场，使国内企业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冲击了本国产业升级中的技术密集型支柱行业，如机器制造、电子元器件等产业，并可能在未来危害小汽车制造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迟滞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形成最大威胁；
——开放进口的政策造成最近几年中国进口猛增，进口增长速度不断超过出口增长速度，以致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出现近10年中的第一个贸易逆差，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健全发展；
——不顾对本国企业的冲击而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的作法，包括给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使外资企业夺走了国内大量的投资机会，造成国内的投资机会不足，大笔本国资金不得不流往国外，以致我们虽然每年吸引几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流出的外资企业利润却占流入资金一半以上，再加上其它渠道流出的资金，我国在最近6年中几乎一直是资金净流出国；
——给出口和外资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包括过度的出口退税，最终耗费的都是政府可以得到的收入，而中国政府现在急需资金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冲销银行不良资产、扶持战略产业，任何可以得到的政府收入之源都极为宝贵。耗费宝贵的政府资金给外资企业和刺激出口，扭曲了中国的资源配置，使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对外贸易与ＧＤＰ之比高于美国一倍以上，也使中国资金在国内国外间的双向对流程度过大，中国的双向对流资金与ＧＤＰ之比也高于美国。
——由于最近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受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制约，中国缺乏的是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每年吸引的几百亿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实际增加中国的资本投入，只是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这种外国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的并行增加一方面将本国资金挤向国外，另一方面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造成了过大的压力，极大地压缩了中央银行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的空间。由于外国直接投资随中国国内总需求的变动而同向变动，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还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波动：繁荣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通过扩大总需求而加剧经济过热，这些繁荣时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抢占了有利可图的产品销售市场，在萧条时又加剧了中国企业的销售困难。
鉴于片面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上述问题危害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对整个对外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作重大修正，大幅度地改变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目前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急需要作的是：
1. 摆正思想，端正认识。明确说明进口多、进口增长快是弊病，而绝不是政府的“业绩”和成就；严令不准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多作为任何一级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门的“成就”和“业绩”；不再将出口多、出口增长快当作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业绩和成就来宣传。将宣传重点转向鼓励进口替代和发展民族产业，把增加本国人民的就业和收入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成就和业绩的主要标准；在宣传各级政府的成就和业绩时，衡量的标准应当是：所在地企业替代进口越多、替代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作大作强的本国企业越多越大，成就和业绩就越大。
2. 改变片面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导向，切实转向强有力地保护处于产业升级方向上的国内产业。我国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将平均关税降低到10％，这样低的关税水平远远不足以保证我国实现顺利的产业升级。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包括设置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使政府政策对国内产业的实际保护程度相当于平均为20%的关税税率的作用；而且应当统筹考虑和调节，将保护国内产业政策措施的作用重点集中于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上；特别是要设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零关税的协议限制，设法对本国的信息产业实行有效的保护。
3. 取消对外国投资企业的一切政策优惠，并且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任何一级政府再给予外资企业以比本国企业更为优惠的政策待遇。不准再给外资企业以优于本国企业的政策待遇这一原则，不仅应当体现在税收政策上，而且应当体现在对诸如土地使用、劳动工资等其它各个方面的政策上。
4.-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包括对投资项目不予批准的行政手段，有力地阻止目的在于向中国国内销售其产品的争夺市场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阻止外资在已有中国企业进行生产的行业进行以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产品为目的的投资；对于目的在于出口外销产品而利用中国廉价生产要素的外国投资，也要限制那些在出口的外国市场上与中国企业争夺销路的外国企业投资；特别是要严防外国投资企业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防止再出现类似“可口可乐”等美国企业垄断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现象；开放的只应当是真正向中国企业大规模转让技术的外国投资，为保证这种廉价的技术转移，必须坚持外国直接投资尽可能采取合资并不准外方控股的形式。
5. 取消对产品出口的一切实际上的财务补贴，这主要体现为取消其实际作用等于给予出口以特殊补贴的各种对出口的政策优惠。在当前，给出口的特殊政策优惠主要集中在过高的出口退税上。对许多出口产品的退税额高于该产品在出口以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缴纳过的增值税，这实际上成了对出口的财政补贴，造成出口越多财政支出越多的困境。应当取消对出口的过高退税，将退税额不能超过出口前的流程中所征税额作为退税工作的原则，保证出口不再成为财政的负担，将由此省下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大飞机制造等本国企业的进口替代项目。
6. 进一步严格限制适用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的行业，将可以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生产出口产品的零部件排除出加工贸易零部件免税进口的范围之外，以保护和鼓励本国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生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
7. 放弃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浮动的范围。控制的原则是：在经常项目没有逆差时，维持现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变；在经常项目出现显著逆差并难以消除时，就使人民币对美元适时贬值。今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将主要来源于资本项目的顺差，而造成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只要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投资机会的政策足够有力，就可以阻止外国投资过多进入中国，消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主要压力，保证人民币对美元只贬不升、适时贬值。取消对出口的各种政策优惠可能使出口下降，但是只要辅之以适时而适度的人民币贬值，就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从而既保证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不至于减少，又保证对外金融上的安全。
防止外资收购 保障职工利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在海口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根据录音整理，特请研究员审阅、修改后，授权本报发表。
《21世纪》：改革初始，“蛋糕”不断做大，大家都得到好处，但今天似乎到了需要特别照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推进改革的时候了。一段时间以来，您在各种场合呼吁反对外资“收购”中国，呼吁保障下岗工人利益。请问您对目前改革的局势怎么看？
左大培：我的看法是，应当在现有财力物力允许条件下，尽量照顾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高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照顾和补偿，虽然他们不时还在发一些怨言；另一个利益集团是基层劳动者，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人。过去计划体制下，他们有既得利益，铁饭碗、不下岗就是既得利益。
现在最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就是这些人。像少数比较高层的干部，人数少，好保障，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里也好保障。现在主要是城镇基层工人，他们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最大的利益集团，也是最难照顾的，因为面太大。这几年国企减少了约2000万人，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找到了工作。不可能完全照顾他们，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给他们一个最低的补偿。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农民收入上不去是大问题。您所谓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不包括农民，是吗？
左大培：从传统计划体制讲，农民算不上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确实没有照顾过农民。在改革开放头十几年，农民得到很多好处，最初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是乡镇企业发展，再后来进城务工，他们的福利得到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进城农民竞争下，城镇基层有一个贫困化的趋势，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把这两部分人拉齐。但问题是这部分城镇基层劳动者人数太多，你不可能把城镇人口撵出城去。农民生活改进，应该支持，但大批城镇居民生活状况恶化，问题就很严重，这就要有照顾，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线。
《21世纪》：在您看来，出路何在呢？
左大培：国家要有政策。对国内产业要有适当的保护，不能过分赞扬外来的竞争。竞争是好的，但竞争的冲击非常厉害，不管什么国家都要考虑这种外来冲击。美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但它的201条款是什么？是保护！保护美国钢铁工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发展的空间很大，潜力很大，应该通过适当的保护性的产业政策，把一些产业特别是需要发展的产业保护起来。很多国内企业主要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像机器制造业，本来中国要大规模发展，但这几年机器制造业下滑，很多下岗工人出自这个行业，像汽车制造业也该大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
《21世纪》：国内造的汽车性能不好、技术档次不高，但消费者喜好进口车，怎么办呢？
左大培：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所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矛盾。其实任何国家都会在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同时多少牺牲一点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像美国保护她的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美国钢铁工业衰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工资高的问题。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可以上档次上技术，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业，提升职工工资。
《21世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在本报指出，完全竞争不好，垄断竞争也不好，中国要发展“适度竞争”，加强行业内的协作，强化对外竞争。您反对外来竞争吗？
左大培：从过去经验看，完全让外国企业来自由竞争是不行的。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许多企业，行业内的企业数过多，必定存在恶性竞争。在国内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外来的竞争，就要高度警惕，要设置一定的门槛。特别是国外一些大厂商，实际上他们不是来竞争的，他们要把中国的企业打垮，让他们来垄断。就拿碳酸饮料来说，现在不就让可口可乐品牌垄断了吗？他让你竞争吗？胶卷行业的柯达跟中国厂子合资，就想把中国厂子都弄到他的手里。
《21世纪》：国外企业本地化经营雇佣的不也是中国人吗？
左大培：让外资厂大量进来，中国消费者肯定受益，但中国厂子的工人受损。就拿碳酸饮料类的汽水来说，原先中国哪个城市没有几个小汽水厂？现在外国品牌进来后，他们还存在吗？
《21世纪》：是不是说外资厂虽然雇佣中国人，但雇佣的人数比原先少得多？
左大培：问题就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利润归了外国厂商。现在很多人呼吁要发展民营企业，说国家许多领域不开放，可是中国许多的投资机会被谁抢走了呢？看看碳酸饮料，可口可乐进来后，中国民营企业丧失了多少投资机会！
《21世纪》：您说要保护国内市场，以便让民营企业发展？
左大培：保护是一方面，国家还要有一定的科技政策，要把重点转到研究和开发上来。如果能很快引进国外技术就引进，引不进来就自己开发，因为有些技术国外人不给你。
加入ＷＴＯ后，我们不能再要求外商转让技术，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要求外商把转让技术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特别是那些垄断性厂商，他进来后会给我们转让技术吗？所以要有独立开发、引进开发、合资等多种方式来发展技术。目的就是尽可能使国内企业的职工少下岗。
《21世纪》：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的关税将降低，即使限制外国资本来中国设厂，外国产品抢占国内市场也是不可避免。
左大培：但还允许有10%的平均关税啊，可是中国收到10%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搞减免吗？像很多搞加工贸易的企业就是免关税的。
《21世纪》：除了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保障职工利益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左大培：可以出售国有资产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但现在有一种危险，不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而是在白送！要真正搞好出售国有资产这个市场，就应该公开拍卖。但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拍卖，像国有股减持，目的之一是筹措社保基金。从筹措尽可能多的资金角度考虑，国有股按市场价卖有什么不对呢？但股民——这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因为国有股减持就把股价打下来了，他们的利益受损。这就需要在各个利益集团中间找平衡，互相照顾。
我甚至主张社保机构直接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包括有些地方还剩下一点集体资产，都应由地方政府相应的社保机构管理，赚的钱直接给社保——不管是养老、医疗或是下岗的保障。
《21世纪》：据您所知，国有资产转让过程是否透明公开？
左大培：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是公开透明的，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问题。比如1990年代初，许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那就是哪个领导签个字的事，这种制度本身不造腐败造什么呢？一个地产商想搞一块地，给当官的送多少万块钱，难道还搞不“掂”吗？即使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政府批准土地的开发也是腐败来源之一。
其实，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像香港，才拍卖了多少地，就积累了庞大的资金，我们的许多城市虽然也从土地转让中得到了一些收入，但我认为得到的只是应收的一部分。所以为了防止腐败、确保国家收入，土地使用权应该拍卖，尽可能地公开拍卖。
《21世纪》：您主张把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用来保障下岗职工的生活？
左大培：国有土地，还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应该统筹考虑。我不主张让企业自己转让，转让之后补偿职工，因为企业占地有大有小，这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而且临破产时，企业领导的行为会反常，不能公平地卖资产。需要地方政府设立统一的机构来办理这件事。要让人大和社会监督拍卖过程，收入统一支付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
《21世纪》：也许下岗职工问题并不像您想的那样严重吧？因为20多年来，各种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实际上消化了大部分的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
左大培：这跟地区有关，像广东地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很多，职工就业就不成问题。但在另一些地方，问题就严重得多。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职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政策应该对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21世纪》：您说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利益，但现在发展这么快，你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怎么能行呢？
左大培：不。这样说是对他们的偏见。像东北许多下岗的工人，至少从技术技能来说，要比沿海城市许多在岗的人的技术还要高，机械制造业尤其如此。在外国，像瑞士、瑞典，许多精密器械都是靠技工完成，而在中国，许多下岗的都是技工。
《21世纪》：您说得不错，许多沿海地区的企业请技工都从传统的国有企业地区东北找，但为什么这些技工没有留在东北而“孔雀东南飞”呢？像辽宁不也有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吗？
左大培：一个原因与税收政策有关，就是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税赋，而东北的税赋要重些，使得企业很难有赢利；第二个原因是东北的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找到好思路。企业的税被收光了，改制又没改成，机制没有搞好，到最后，企业垮掉了，大批人下岗。
我认为东北最有优势的就是机械制造业，而我们的政策在歧视本国的机械制造业。本来进口机器名义上的关税就是最低，到1993-1994年，家用电器进口关税还是100 %，家电现在能够出口，很大程度上是关税保护的结果。但是1993-1994年进口机器的关税率是5%，9%，最高不过15%.而且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往往规定企业进口机器设备可以免关税，那么低的关税还给免掉。更要命的是进口设备免收增值税。对国内产品在国内销售还要收增值税呢，从外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反倒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国内企业生产的机器设备，就是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成本，也竞争不过外国产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