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始了殖民地化的进程
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占ＧＤＰ的70％，而出口的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控制，形成了一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资企业当然为这样的经济格局大声叫好，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则反复强调，这样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必要。
稍微懂得一点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当今的那些大一点的经济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靠这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起来的。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虽然号称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其出口的主力却是本地的民族产业。也确实有一些大国如印度，曾经陷入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但是这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却是它们变为殖民地的开始。
印度次大陆各国是逐步变为英国的殖民地的，这一殖民地化的进程在19世纪初基本完成。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中获胜，以武力占领了整个孟加拉，由此开始了印度本土正式变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和各种讹诈的方式进行侵占，到19世纪初，现今的印度（不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地区）境内的各个公国和土邦都先后变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地或藩邦（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奇怪的一段插曲：一个股份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竟然变成了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的正式政府，“官商一体”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当然，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印度的“政府”是英国女王的臣下，东印度公司统治的印度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一旦印度开始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印度贸易的垄断就变成了妨害英国多数资本家的祸害。英国政府在1773年、1784年和1813年分步剥夺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权，并且在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从此印度就成了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而在印度这样沦为殖民地之前，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外商就在长达2百年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印度的对外贸易。这种控制为将印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作了充分的准备，而控制了印度对外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就变成了印度的殖民统治者。
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的殖民者们就来到了印度。1497－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帆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从此发现了到达印度的新航路，开始了欧洲殖民者掠夺印度的血腥历史。
当西欧的殖民者们初到印度时，印度与美洲大陆不同，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西欧的殖民者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很快征服整个美洲大陆，几乎灭绝了印地安人。而亚洲的大帝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西欧的殖民者们不敢进行军事征服，一时无法占领内陆的广大地区。
当时妨碍西欧殖民者们将整个印度变为殖民地的最大障碍，就是印度的莫卧尔王朝。莫卧尔王朝刚好是在西欧殖民者们来到印度之后不久兴起的，其创立人巴伯尔于1526年消灭了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建立了莫卧尔王朝。到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莫卧尔王朝的疆域扩张到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北部和中部；直到奥朗则布执政（1658－1707年）时，莫卧尔王朝的扩张才最终停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莫卧尔王朝面前，西欧的殖民者当然无法占领印度次大陆的大片领土，而只能在2百多年中将自己直接占领的殖民地限于印度沿海的少数据点。
16、17世纪葡、荷、英、法等国的殖民者相继来到印度东、西海岸占夺据点，进行海上劫掠和掠夺性贸易。英、法分别于1600年、1664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 02年荷兰成立了“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拥有政府授予的垄断东方贸易和军事侵略的全权。到17世纪末，西欧殖民者在印度沿海一带已各拥有一批牢固的设防据点。其中英国人占有的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还逐步发展为今日印度最大的几个城市（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印度由外商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早在西欧殖民者来到印度之前，印度就已经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有了发达的贸易关系，出口精美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以换取中国的瓷器、日本的铜等等。直到17世纪，这些对外贸易还有许多是由印度的商人经营的。而在16、17世纪，西欧商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相继来到印度沿海建立商业据点，逐步把印度商人从海上贸易中排挤出去，垄断了印度商品（棉织品、丝织品、蓝靛、香料、珠宝等）的输出。
这些西欧商人之间也为争夺印度市场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就遭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抗争。1612年该公司击败了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从印度的莫卧尔王朝获得了贸易特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英国殖民者终于将葡萄牙、荷兰的势力排挤了出去，最终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于18世纪中叶开始将印度变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有助于西欧商人垄断印度出口的，不仅是西欧商人掌握着他们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和黄金，而且是西欧商人运用这些金银购买印度精美的棉织品和丝织品，把从美洲得到的金银化为了欧洲人对棉布和丝织品的更多消费。印度在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中扮演了消费品加工者的角色。可惜的是，由于印度的对外贸易被西欧商人垄断，印度人不仅只能为外商的订单生产，而且在生产上被外商控制，高度依赖外国商人控制的销售市场。
无论如何，西欧商人的到来最初促进了印度出口商品（特别是棉织品、丝织品）生产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国外的白银涌入，16世纪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孟加拉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一再扩大，并导致人们去开发边疆地区（Ｆｒａｎｋ，第3章，2.（3））。当今印度的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就是在这个时期兴盛起来的。它坐落在孟加拉，1 690年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点，1772年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到18世纪，在印度的一些先进地区，已出现了不少发达的手工业城市，其产品大量行销国内外。繁荣的棉织业中心、孟加拉的达卡到18世纪中期有人口15万，大量输出棉布。而到17、18世纪，由于城市手工业已经不能满足出口棉织品和丝织品的需求，商人便开始向农村手工业者订货。到17世纪中叶，在孟加拉、古吉拉特、旁遮普的一部分地区，已经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农户在从事出口棉织品的生产了（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一节）。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到17世纪末依然强盛的莫卧尔王朝会听任西欧商人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至少到17世纪末，西欧商人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加了印度人的就业，使许多印度人变得更富裕。莫卧尔王朝那样的专制政权可能对自己臣民的就业和富裕没有那么强的关切，但是臣民们变得更富裕有助于增加朝廷的税收，有助于统治者政治上的稳定。这就使莫卧尔王朝不仅容忍了西欧商人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甚至还在1717年允许了英国在印度自由贸易。
总的来说，在到18世纪初的200年间，西欧商人的来到印度并诱使其发展出口导向经济更像是单纯的国际贸易扩大，它的后果似乎印证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贸易的扩大会使参与贸易的各方都受益，甚至会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
到17世纪末，西欧殖民者几乎完全垄断了印度的海外贸易。他们不仅有采购印度商品运往欧洲的独占权，而且还把印度商品运往邻近的亚洲各地，从事居间贸易，获取厚利。
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设立了150处商站和15家大代理店。它们通过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以预付货款的方式，迫使成千累万的印度织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生产公司的订货。仅在加尔各答一地，为东印度公司订货工作的就有8千名织工（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也就是在18世纪初，强盛的莫卧尔王朝开始衰落，印度在实际上又重新分裂为许许多多小邦。在这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抛开了其“商业公司”的外衣，于18世纪中叶开始武力征服印度，开启了印度殖民地化的进程，最终变成了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政府。
一旦变成了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印度就真正落入了苦难的深渊。最初的殖民政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尤其令人发指。
一个由外国人掌控的商业公司当然不可能履行好政府的职能，东印度公司在其印度领地上所作的一切，只能是为公司股东和英国籍高级职员牟取最大收入。掌握了政府权力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控制了印度的税收，甚至可以决定印度的税制。有如此权力的一个商业公司会如何残酷地压榨被统治者，这是不难想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收入是如此丰厚，以致该公司高级职员的称号在英国变成了暴富者的代名词。这也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那著名的“原始积累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最大灾难，是毁灭了印度的传统手工业。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发生前，手工棉纺织业是印度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印度生产的精美棉布出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欧。但是印度一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就立即利用其同时控制英国和印度两方政权的便利，一方面开放英国纺织品对印度的出口，另一方面为阻止印度棉织品的进口而对英国的棉纺织业实行片面的保护。
1720年英国议会完全禁止印度丝织品和印花布进口，以后又对一切印度棉织品征收越来越重的进口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三节）。弗兰克认为，18世纪初印度经济开始衰落。他引用的资料提到，这一衰落与西欧武装起来的商人垄断了远东的贸易有关（Ｆｒａｎｋ，第6章，2.（1））。实际上，只要想起18世纪初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印度的经济衰落就很好解释。
在整个18世纪，英国以极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止印度纺织品进口，这刺激了英国发生产业革命，降低了本国生产棉布的成本，结果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东印度公司的棉布生意衰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东印度公司”条）。印度在17世纪陷入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到18世纪尝到了其苦果：一旦外商的母国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靠技术革命进行了成功的进口替代，印度依赖外商和出口的经济部门就不能不衰落。
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丝棉织品的严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了一百多年。到19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某些纺织品所征收的进口税率竟达70％以上。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完成产业革命，机器生产的纺织品已经对印度的手工织品具有了成本优势。但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却对印度进口的英国制造品仅征2.5%的进口税。这样一个代表英国利益的殖民政府还要印度棉织品在制造过程中层层缴纳内地税，使印度棉织品在印度出售竟总共要缴17.5%的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三节）！
在由殖民政府强加的这种不平等税收下，19世纪前半期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三，印度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数量却增加了5－6倍。到1850年，几百年来向全世界出口棉织品的印度，竟进口了英国全部出口棉织品总值的四分之一还多。在上千年里曾经辉煌于全世界的印度手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英国的大量机器工业品输入印度，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使千百万印度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以致大批地因饥饿而死亡。旧时人烟稠密的手工业城市，如达卡、摩歇达巴德、苏拉特等，也都荒芜了。达卡人口由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说：“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身为殖民政府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赚钱而横征暴敛，在其统治印度东部以后不久就将田赋提高了近一倍，造成了连年的饥荒。仅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了1千万人，约占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马克思就此痛斥制造了这次饥荒的东印度公司说：“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6节）。
控制了印度对外贸易的欧洲商人还在印度制造出一批甘心为他们压迫印度人的当地人走狗。在18世纪中，随着欧洲人权力的增长，英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们对欧洲人的依附和支持也愈益增强。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他们还站在欧洲主子一边来反对内陆势力，为了前者的利益而损害后者的利益（Ｆｒａｎｋ，第6章，2.（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印度次大陆史”条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统手工业被摧毁，农民陷于极端贫困状态，印度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在西欧殖民者们到来之前，印度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印度成了一个被西方人鄙视的“落后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重新争得独立之时，印度已经成了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总括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印度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会使一个有生产实力的大国走上衰落的3阶段之路：在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被外商控制的生产大国可以取得就业、生产甚至收入的暂时增长；一旦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形成、外商的经济控制地位稳固，外商就会指挥其本地的代理人来夺取本地的政治统治，甚至利用本地的政治不稳定、国家分裂来将该地、该国变为自己的正式殖民地；而在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之后，由外商演变而成的殖民地政府就会竭泽而渔，将变成了殖民地的原生产大国榨取干净，使这个殖民地永远陷于贫困。
这也就是说，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实际上是一场钓鱼游戏：它先给被控制国家带来一点经济暂时增长的好处，但这个好处不过是钓鱼的诱饵。一旦某个国家被这个诱饵引诱上钩，它将被控制其对外贸易的外商剥夺全部的政治和经济主权，最后被其榨取干净。
知道了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印度独立之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为什么那么强烈。那实在是吸取了变为英国殖民地的教训，基于不保护民族产业就会变为贫穷的殖民地的认识。
可惜的是，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印度当年演出过的一幕竟又在中国上演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政府在30多年中大力推进本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使中国具有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厚的人力资本。这样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极低的工资水平，使投资的外商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以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最近一些年每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都达400亿美元以上。
而在这样的外商投资大潮面前，有关部门不仅丧失了起码的警惕，而且滑向了甘当外商中国代理人的歧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拼命地向外商赠送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使民族产业在本国领土上倍受打击，以此来帮助外商消灭中国的民族产业。
在这样的偏袒政策下，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06亿美元，2004年底中国实际累计使用外资金额已达5621亿美元。从1992年到现在，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增长到33％，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7.5%发展到10％左右，外资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目前已达到近60％。再加上70％以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中国已经开始落入了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面对中国陷入的殖民地化前景，国内要求减少外资流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外商在中国的代理人们焦急万分，赶忙动用一切手段来为外国资本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环球时报》2005年1月28日第13版发表了“本报记者龚雯”的文章，题目就是“5621亿美元外资，不多”。这篇文章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等人捧出来当成权威“发表意见”，甚至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都拉了出来，以论证“我国不存在利用外资额过度的问题”。
可就是这篇文章本身所列数字，已经清楚地说明外商控制中国经济到了什么程度。那个“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说，外资“占到我国机电产品销售额的70％，高新技术产品的84％”。面对这样的数字，他竟然还说：“从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看，外资只是在少数行业占有较大份额”：“此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销售额中的40％左右为出口额，因此总体来讲，目前外资在国内并未形成垄断”。
懂得现代经济的人都知道，机电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现代产业的核心，在这两个产业上取得优势是一国工业现代化的关键。这两个产业的绝大部分落入了外资手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还有什么希望？胡景岩等人的逻辑简直荒唐，在他们看来，外商掌握了中国的现代产业、占有了中国工业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60％，这还都不算“外资垄断”，非得外商掌握了中国的所有产业、占有了中国工业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部，才能谈什么“外资垄断”！
说“外商控制了”什么，根本就不需要外商占有它的全部，甚至不需要外商占有其大部分。即使迟至18世纪，印度西部古吉拉特的重要港口苏拉特的贸易也只有大约12％是由欧洲人控制的（Ｆｒａｎｋ，第2章，1.（6）），这并不妨碍西欧殖民者完全控制甚至完全垄断印度的海外贸易，也不妨碍英国“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在这个1 8世纪正式将印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
胡景岩等人近年的言行表明，中国现在不仅已经出现了地道的外商代理人，而且这种人已经占据了中国的某些要害部门。这又与印度18世纪的情况十分相似。前边已经指出，在18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批英国的代理人，他们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而中国现在的这些外商代理人已经和当时英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祖国陷入外商控制之下不仅不表忧虑，反而欣喜万分；他们对外商控制本国对外贸易还嫌不够，非要让外商掌握本国的全部经济领域、把本国的企业全部赶尽杀绝。
近年来，不少人开始争论我国会不会“拉美化”、如何防止“拉美化”。其实依中国目前的形势看，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拉美化”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印度化”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18世纪以前印度的那种困境的问题。
参考文献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 第1版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ｇｅ。 中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德里苏丹国”、“莫卧尔王朝”、“印度次大陆史”、“东印度公司”等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09、俄罗斯私有化的罪魁丘拜斯激起民愤
按：丘拜斯在俄罗斯主持私有化，在使极少数人暴富的同时降低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这激起了俄罗斯人民群众的义愤。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在报上读到：一位俄罗斯记者在理发时说自己是丘拜斯的亲戚，理发师当即愤怒地说：“对不起，如果您竟是他的亲戚的话，我就只能对您不客气。”可见丘拜斯当时在俄罗斯已经不得人心到什么程度。而在以后的大选中，以丘拜斯等人为首的“右翼联盟”连5％的选票都没得到，无法再进入议会。
尽管已经无法在政坛上混下去，可是靠了他的老主子叶利钦撑腰，丘拜斯还是谋得了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的职位，继续在经济上祸害俄罗斯人民。
以丘拜斯对俄罗斯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论，对他真是不杀不足以谢天下。可正因为如此，他这一类靠为资本主义复辟当急先锋而发迹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精英”们也就成了根本不思退路的“过河卒子”，早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丧心病狂地到处鼓吹掠夺人民式的私有化。2003年初，丘拜斯和盖达尔等“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总设计师”们公然大吹大擂地举行会议，不仅公开支持美国侵略伊拉克，而且自报奋勇地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设计伊拉克的经济改革方案”，将伊拉克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
不用问，这样在美军刺刀下实行的“私有化”必定会把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送到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企业手中，把世界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人民宝贵的石油资源变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惊人暴利。丘拜斯等人当时配合小布什所作的丑恶表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掠夺型私有化”的代表们已经黔驴技穷，沦落到了要靠美国侵略者的武力来强制性地推行自己“政见”的境地。他们的历史知识看来接近零，因为直接的军事暴力从来也不是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项。
可惜的是，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抵抗战争进行得太成功，以致美国侵略者在占领伊拉克以后不久就放弃了直接将伊拉克石油公司“私有化”的方案。否则的话，按照我的预计，美国石油垄断企业在夺得“私有化”了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后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会很快激起伊拉克人民的愤怒。只要有任何经济上的衰退（这在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伊拉克人民就会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式的起义来推翻美国的傀儡政权。而那时的伊斯兰革命者会把丘拜斯之流当成与美军一样的死敌来追杀。那本来是丘拜斯这样的人所最应得的下场。
摘自6月9日《外滩画报》，吴敏杰文：
“都是丘拜斯惹的祸！”
这句口头禅在俄罗斯已经流传近10年，它出自前总统叶利钦之口。近日一首同名歌曲又开始流行，起因正是5月25日的莫斯科大停电。也难怪：10年前，丘拜斯是“私有化设计师”，大搞“强盗式资本主义”；10年后，他成了“电力改革操盘手”，大停电造成1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
“每人能分到两辆伏尔加”
1992年2月，不到37岁的丘拜斯被叶利钦提升为副总理。到了秋天，由丘拜斯负责推出的私有化证券开始向俄国公民出售，让每个公民享受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收益，可用于购买企业股份或转让、出售。
按当时俄“国资委”估计，全俄的1.5亿人口人均可分到1万卢布。丘拜斯宣称，一张私有化证券能买到两辆顶级的伏尔加轿车。
然而，由于卢布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大大贬值，证券尚未到手，其价值就已微乎其微。当时每张证券的黑市价格只有40美元，还不够买几斤食糖。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丘拜斯将自己的债券投资于一家基金，每年只能获得红利1.5美元。
“都是丘拜斯惹的祸！”
私有化行动导致80%的国有资产落入私人手中，有人一夜暴富，更多的人则成了穷光蛋。面对种种指责，丘拜斯甚至坦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果强盗变成了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也就不会再做强盗了。”
正是这种“强盗理论”孕育了一批在俄政坛呼风唤雨的寡头政客。寡头们为当权者提供各种赞助，当权者反过来保护寡头们的利益，两者联手主宰了整个国家。寡头专政导致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和社会保险瓦解。
迫于竞选需要，1996年1月叶利钦炒掉了名声欠佳的丘拜斯的第一副总理职务。罪名是“几乎一分钱没要，就把大工业卖掉了”。从此，“都是丘拜斯的错！”这句叶利钦的原话变成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头禅。
不听话？断电没商量！
普京上台后对寡头的整肃让丘拜斯颇为不快。2000年5月，已担任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两年的丘拜斯，加入议会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并被推举为主席。
随后，他开始利用起手中的大权。这家电力垄断企业拥有72家地方电力公司，37家州电力厂，供电服务遍及俄全境11个时区，因此大部分地区都有求于这位“电老虎”。
据官方的《消息报》报道，为获得供电保障，各地区被迫向丘拜斯讨好，而丘拜斯曾根据自己的意愿切断整个地区的冬季供暖，比如远东的海参崴。有时该公司甚至根据丘的授意，随意断掉军事部门的电力供应。俄国防部称早在2002年，几乎所有的军区、舰队和各军兵种基地都被断过电。
全国最不受欢迎的政客
种种“劣迹”让不少俄罗斯人将丘拜斯的名字与贪污、盗窃和欺诈联系在一起。根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一项调查结果，丘拜斯是2003年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而2004年的民调结果表明，有33%的俄罗斯人不信任丘拜斯。
一些人甚至恨不得置丘拜斯于死地，迄今至少已发生过四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最新的一次发生在3月17日上午，上班途中的丘拜斯座驾突遭炸弹袭击和冲锋枪扫射，所幸无人遇难。
私有化还要搞到底
尽管屡遭唾骂和暗杀，丘拜斯仍然誓言要把统一电力系统公司私有化。早在1998年被叶利钦任命为公司总裁不久，他就提出了这一目标。他的设想是，将公司分割成10个电力公司，通过私有化引入竞争机制、吸引战略投资人、改进设备及出口电力。
但有专家认为，私有化会破坏国家统一的电力系统，降低其可靠性，并导致美英式的大停电；另外分割后的电力公司会被只关心利润的跨国公司收购。
5月25日莫斯科大停电事故发生后，俄国家社马传出要求丘拜斯辞职的呼声。
尽管杜马未通过相关议案，丘拜斯也拒绝主动辞职，但政治评论员雅尔采夫指出，不排除丘被解职的可能性：一来事故损失巨大，丘难脱罪责；二来电力是国家战略资源，而丘是叶利钦时期寡头政客的代表和目前反对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当局一直在寻找收拾他的机会。
6月4日，普京总统再次站出来炮轰统一电力公司，使丘拜斯的前途更加阴云密布。
10、自由贸易是亡国的先兆？
偶然在中译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加尔各答”条下读到：加尔各答这个印度的最大城市“1596年始见记载。16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此建立贸易点。1717年莫卧尔帝国允许英在印自由贸易，对加尔各答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1772年成为英属印度首府”。
1717年莫卧尔帝国允许英国在印度自由贸易这个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仅仅40年后的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普拉西战役中获胜，以武力占领了整个孟加拉。而莫卧尔帝国对整个印度的统治则于1761年结束。
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西方殖民者于16和17世纪相继来到印度，在其东、西海岸占夺据点，进行海上劫掠和掠夺性贸易。荷兰、英国和法国各自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它们推行这种殖民主义贸易政策的主要工具。
但是也就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刚刚来到印度的16世纪初，莫卧尔王朝统一了印度次大陆的北部一直到中部。莫卧尔帝国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18世纪出现的俄罗斯帝国并列，同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帝国之一，也成了西方国家征服东方的最大障碍。莫卧尔帝国的瓦解为英国征服整个印度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莫卧尔帝国之亡，也就是印度次大陆的“亡国”，是印度次大陆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始。
显然，1717年莫卧尔帝国允许英国在印度自由贸易，是莫卧尔帝国衰落并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是半个世纪后莫卧尔帝国亡国的先兆，而且是一个世纪后整个印度次大陆亡国的先兆。
11、这笔账一定要算（整理者：伐卖国的商务部）
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全体会议上，像往年的“两会”期间一样提出和通过了许多提案。新闻媒体对这些提案作了许多报道，连我也为评论这些提案而接受了多起采访。但是这些热闹的喧嚣并不能掩盖今年“两会”的一个最大缺失：最需要立即通过的一个法令——统一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企业所得税的法令，不仅没有获得通过，甚至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讨论！
尽人皆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惊人的税收优惠。这种税收优惠造成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怪现象：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竟然在本国领土上遭受税收歧视，承受着远远高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有专家估算，中国境内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平均实际负担率，外资企业为11％，本国的内资企业却高达22％。
这一歧视本国企业的税收格局，已经维持了20年之久，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税法规定的不同待遇：中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为15％。连调节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都不是一个：中国同时适用着两个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就使外国企业成了在中国享受着特权地位的“高贵阶层”。
这种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社会政治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中国政府的税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政府为维持其税收收入又不得不反过来增加民族企业的税收负担，由此而压垮了不知多少民族产业。更严重的是，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使中国企业就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地位，几乎无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大幅度偏向外国企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我们20年来看到的令人愤慨的现象：国内的外资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中国的民族产业却陷入了困境，不仅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造成了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就连一度发展势头强劲的民族私营实业也越来越难以成长，由于很难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开始衰落。
要认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有害，并不需要多高的经济学水平。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宣称信奉“公平竞争”原则，企业之间税负公平则是公平竞争的基本要素之一。单凭这个“公平竞争”原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根本不该实行的政策，明白这一点不需要任何成人的智力。更何况全世界的经验事实更是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背道而驰。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经济政策都是给本国企业比外资企业更优惠的待遇，外资企业能够得到与本国企业同样的待遇，已经是对外资企业最大限度的优惠了，怎么还能让外资企业享受到比本国企业更多的优惠呢？
我在2000年就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以数学推导来论证外商企业税收优惠如何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20年来，无数的中国公众特别是企业界人士不断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据称，光是每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由代表们提出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这样重要而急需的政策改善却至今未能提上“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合并后成立的“商务部”一直在坚决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今年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甚至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坚决支持却仍然未能列入“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又是因为“商务部不同意”。
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的“商务部”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其理由是“这会减少对外资的吸引力”。其实中国今日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吸引外资，而是要把外资赶出中国。中国从1995年以来就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每年都一边引进几百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就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等渠道流出更多的资金。中国资金流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国内实业利润太低，利润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资金过剩，流入的外资抢占了过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十几年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增加的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减少对中国资金的吸引力为代价，以中国企业和资本的损失为代价，以中国人民利益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说到底，这样去“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出卖中国利益——不，是向洋大人奉献中国人民的利益！
既然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最近十几年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利益的祸害，为什么作为中国政府一个重要机构的外经贸部会那么不遗余力地要保护它？
一个在公开场合最说得出的理由是，“为了本部门的政绩”。外经贸部及各级政府中的相应机构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下产生的政府部门，其职责就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计划指标。因此，这样一个部门中的官员势必会以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尽可能多吸引外资来显示自己的成就。多年来我经常对朋友们讲：我要是当了外经贸部长，也得拼命吸引外商来投资，拼命增加出口和进口。对一个外经贸部的部长来说，总不能是外资吸收得越少，对外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出口越小，工作的业绩就越大吧！
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为前外经贸部的错误路线辩护的意思。为几个大官（哪怕他是部长或政治局委员）的“政绩”而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当然是可笑的，是任何有良好的治理国家理念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但是可惜中国出现的这样的事太多了，许多对全国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就因为影响了几个官员（哪怕是芝麻大的小官）的政绩，就永远都无法实行！这次商务部否决了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我说前外经贸部必然会维护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并不是说它们这样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有理，而只是强调，外经贸部的存在本身就使任何有良心的官员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本来就不应有外经贸部这种计划经济式的部门的位置。我们在宣称实行市场经济后的十多年里还保留了一个超乎任何政府部门之上的外经贸部，这是一种最坏地保留计划经济遗迹的做法。这样作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中造成了一个外国资本的代表，让它祸害了中国十几年。
熟知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说前外经贸部拼命维护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仅仅是为了“政绩”，那真是把这帮官员太理想化了。其实前外经贸部的官员们如此地为外资企业卖力气，恐怕更多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经济利益——个人那见不得人的好处。早在20年前，当普通国人出国还难于上青天时，外资企业就不断向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这些主管外资事物机构的“洋务大员”们提供巨额资金，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免费的“出国考察”、豪华的接待一直到远远高于当时的正常工资的“零花钱”。至于今天这样的经济好处已经上升到了什么层次，那恐怕只有最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猜测了。
有了这样的“政绩”加变相贿赂的诱惑，就难怪有众多的外经贸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地要把这个部门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部。这次坚决阻挡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前外经贸部的遗老们在现在的商务部中继续作祟。
这次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都是职务不高的小人物，如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等人。他们所列出的理由，如“中国现在吸引的外资还不多”、“取消税收优惠不利于吸引外资”等等，也都是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的瞎说。商务部本身拒绝回答媒体的问题，甚至不对媒体的揣测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暗中却承袭着前外经贸部的路线，一如既往地把外资企业奉为太上皇。
关键的问题不是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这几个小人物。知道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光是这样的小人物不可能阻止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在这些小人物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后台，这些后台十有八九都是前外经贸部那个利益集团的领军人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阻挠取消歧视中国企业的税收制度，就是这个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利益集团的杰作之一。今天，他们已经感到理亏心虚了，所以才躲到了暗处，让那几个小人物出来支吾其词。但是他们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却照行不误。
且不要小看前外经贸部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祸害中国人民的能量却无比巨大。我在2002年初和2003年初致全国人大的两封公开信中，已经揭露了他们的部分罪行。这里还要对他们的其它罪行作进一步清算。
有一位现在已经升为商务部高官的前外经贸部官员，就是在当年崇洋媚外成风的前外经贸部中也被称为“跨国公司驻中国总代表”。在中国政府各机构协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历次商讨中，此人从来都抱怨中国政府给外资企业的优惠太少，坚决反对任何减少外资企业优惠的政策变化。此人的可恶之处在于总爱代外国人“恶人先告状”，动辄写信给前外经贸部利益集团的上层代表，以讨得“批示”来为外资企业争优惠为能事。由于为外国老板效劳功绩巨大，此人已建立了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良好关系”，不时还在国际谈判的场合上演与美国那些杀伤中国企业的高手们“贴贴脸”的丑剧。中国的企业就在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个人关系”之下被导向了灭顶之灾。
前外经贸部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实行全行业私有化的中央部委，最早以“改制”为名将全部所属企业私有化。只是由于具体执行的人还有点良心，才在具体操作上以推行“职工全员持股”为主。但就是这样，“改制”的结果也往往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这样的改制给银行留下了无数坏账，给职工造成了无数问题，却让极少数人大发横财，在全国的“权贵私有化”浪潮中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