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加ＷＴＯ时美国对我们卡得最厉害，后面就是欧洲，它在美国的要求外面又加了一码。实事求是说，当时日本对我们倒是挺友好，没要太多的条件。不过，我总是怀疑，是不是日本人有什么别的考虑，比如说政治考虑，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把中国逼得太厉害，把中国人情绪逼出来，得不偿失。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没有什么根据。
这里谈的是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将来长远的趋势和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和日本在市场上的冲突会比与任何一个其他发达国家的冲突都厉害得多。为什么呢？
第一点，任何一个其它的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都比日本多很多，发展的产业结构和日本也不一样。他们的产业结构可能更多的和中国互补，而日本的产业结构则更多的和中国相冲突。第二个，相对于其它的发达国家日本是个新兴工业国，它的产业结构比较新。比如说钢铁产业，二战后德国钢铁出口很多，但我到德国一看，现在德国钢铁业基本上完蛋了。因为，那是夕阳产业，人均收入一高，这样的产业马上就成了赔钱的产业。但日本呢？它还有很大一块钢铁产业，因为它比较新。它的强盛和崛起是在德国之后，德国是在美国之后，美国是在英国之后，英国的产业结构是最老的。英国，美国，德国的钢铁工业都衰落了，由于日本崛起的比较晚，所以它的衰落也比较晚。日本的产业结构比较新，恰恰由于比较新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有最大的矛盾。
其实所谓经济发展就是产业升级，你问台湾人就知道，产业升级就是从技术水平低的产业不断向技术水平高的产业变，包括从劳动密集的产业变到资本密集的产业。这就像爬梯子一样，美国人现在爬得最高，后面是欧洲人，再后面是日本人。再往下，我们中国要变成发达国家，起码是你上一档，我上一档，最好是跨越式发展，跨到和日本人站到一档，我想我们以后要和美国人站在一档，这就叫做赶超。你看所有发展快的国家都在搞这套赶超战略，而且是循序渐进的赶超，循序渐进的赶超不等于你不要高速度。韩国，台湾都是这样进行产业升级的，他们跟在日本后面，日本登一档，他们登一档，而且在逐渐赶上日本。日本ＮＥＣ（做集成电路的公司）老总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在追美国人，但没撵上，Ｉｎｔｅｌ的处理器我们没掌握，我们日本人只掌握了存储器，但是后边的人又追上来了；过去我们比韩国台湾的那些做集成电路的公司技术先进3-4年，现在就差一年了。在存条方面，韩国三星在很多地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往上追，撵上人家后，就要和人家挤。韩国就是这样挤日本的，在计算机存条上90年代韩国把日本从世界市场挤了出去，把它的市场份额给占了。因为它要抢份额，就把集成电路大规模降价，降到最后，把整个市场扰乱了，有人甚至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这个都有很大关系。这是在撵，撵的过程中势必要争夺市场，势必降价，倾销。我们承认整个产业结构我们是比韩国台湾落后，但在造大飞机啊、导弹、卫星方面，我们还很先进的，但是在大多数制造业上我们还是比他们稍微落后。只要撵到一定程度就要和台湾和韩国发生冲突，下边就是和日本发生冲突。就是从产业升级和抢市场的角度，我们也是更容易与日本发生矛盾。当然首先是和台湾韩国发生冲突。我就是主张自主研发，我们搞的结果就是会和台湾韩国发生冲突。当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统一台湾，在有些地方对台湾要笼络笼络，比如在市场上要对台湾有些适当的让步，但你对日本有什么可讲的？商战嘛，那咱们就战去吧。你如果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你就必须明白你的产业结构要和日本发生尖锐的矛盾。话说回来，如果你赶不上，日本永远比你高两档，台湾、韩国永远比你高一档，那当然就没冲突了，互补了。如果你哪怕是上升快一点你都会和他在市场上发生尖锐的冲突。
所以下面我问大家，你想不想要中国现代化，想不想中国发展快一点？只要你想现代化，我想这个冲突不可避免。就像我当年说过的那样中国未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出口制成品，进口资源的国家，而不能成为一个靠出口资源来增加外贸的国家。日本是中国产业升级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在市场经济里，任何产业只有有了市场才能生存。市场现在被别人占着，你要发展就得去抢别人的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二十年来中国搞得最好的一个产业是家电。家电产业怎么成长起来的？家电市场是靠保护中国的市场不被日本侵入发展起来的。八十年代大家喜欢的是日本进口家电，包括我们家的家电也是日本的，这一点上讲，我爱国也是不行的。当时我们的关税特别高，但是有一条，出国人员可以有指标，指标是免了进口关税的，那就可能比国内价格低一半，我全是买的这种，因为便宜嘛。我出国了，有指标了，就买了日本家电。那时候如果没有关税保护，让日本家电进来，不管怎样中国家电业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好的形势。这个本身就是中日在发展中市场争夺的表现，因为日本是出口导向，它巴不得把你中国的市场全部占据住。现在是汽车，大家都在买汽车，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最强的是谁的汽车？你得承认是日本的。今后对中国汽车业发展威胁最大的是谁？日本汽车企业。用不着掩盖，民族汽车产业要发展就要准备和所有的外国大汽车企业竞争，而这里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因为日本既是新起的，又是最有竞争力的，特别是丰田，这个你不承认不行，大家公认世界汽车市场上最强的还是丰田。从量上来讲是我们中国想争到尽量多的日本市场，日本又想尽量争到中国的市场。为了中国的企业，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多进口，我们少进口，这就不可能不与日本企业打仗。家电产业在打仗中打赢了，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真的是在保护。在汽车问题上，我们已经作了很大让步，大降关税等等，所以我们的汽车产业将面临着重大考验。但是我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汽车搞不上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准备这一仗，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仗。
第三个问题，争投资机会。上面我讲了，不要觉得人家向你投资就是对你优惠，其实你让他投资是你给了他优惠。那大家为什么还那样争投资呢？说老实话，我也能体会，日本那个经济参赞说的话客观地说也不是他在编造，他起码能看到一条，中国的官员确实表现出一种我们很需要日本的态势。大家都跟着外贸部（现在改商务部了）喊我们要友好啊，我们要贸易啊，人家日本人当然以为你更需要日本的市场。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什么优惠都愿意给，人家日本人当然认为投资是给了你好处啊，不然你怎么会什么优惠都愿意给。我们干吗要什么条件都给？就好像谈对象一样，什么条件都行，只要你来就行，那当然是需要我了。你这些政府官员都这个德性，那当然是需要我了，不需要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我说简单点，就是我们这些官员水平低，这还是好的，简单点就是水平低，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是利益因素等。水平低在于，我们应该认识到，最近十几年来整个中国是投资资金过剩，缺乏投资机会，从1994年以来，有十一年的历史了。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不重要，投资机会重要。外国人上你这投资是来占你的投资机会的，按我的说法，他是拿我多余的东西来占我缺乏的东西。那到底是谁便宜了谁？谁给了谁好处？我说这个问题最典型的迹象在哪？就是最近国内民营企业攻击国营企业把垄断的赚钱的行业都占了，不让他们投资。那下面的话当然是，我资金大大的有，就是你的投资机会都不给我。这个话本身很清楚，缺的是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
这个，在统计数据上，我们是有根据的。我们说资金净流出还是净流入有两种指标。
第一个从实际产品上来说，你就简单看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特别是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对外贸易是顺差，这个国家必然是流出资金的，我们中国从1994年开始一直是对外贸易顺差，所以我们中国从本质上是一个资金流出国，而不是资金流入国。流出为什么呢？90年代以后虽然有政府的干涉，但政府的干涉还是比较少。如果真是计划经济倒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切投资都由政府主管的话，政府总有办法把资金弄回来，不会让他就这么资金流出的。第一指标经常项目的顺差特别是对外贸易的顺差已经表明你是资金流出。那么到底是怎么流出的？大家会说，那不对，整天对我们报道什么今年4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明年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那是外国资金流到中国，不是中国资金流到外国。外国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肯定的。那么奥妙在哪呢？第一个是投资的回报，投资是要赚钱的，你们千万不要忘了，人家是要连本带利拿回去的，投资的回报是一块流出，这一块每年也得上百亿美元，甚至二百亿美元。更重要的一块就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学上就是说一个国家官方流出的资金。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学的定义是购入外国金融资产，购入外国金融资产是把本国的钱流出去买东西。外汇储备是资金流出，我们这十来年外汇储备从几百亿美元增加到六千亿美元，你就流出了六千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是从官方流出的。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这个外汇储备说明了什么？简单地说，一个企业它出口赚了外汇，它也不进口，就拿外汇到政府那换人民币，政府就有外汇储备了，政府也没进口，那干嘛了呢？政府拿它买了美国债券或是存到美国银行了，你说是不是流出了？所以说这十几年来中国整个是个资金净流出国，考虑到外国投资，起码是基本持平，略有流出。刚才说的是总体情况，有的年份，流出很大，而且是中国经济越困难的时候，流出越大。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本不缺资金。
各方面，特别是银行，都是手里有钱，为什么2003年以来房地产过热呢？那是因为银行找到了一个新的借钱的地方了，他有钱没地方借，就借给你们去买房子去。这个数字急剧增加，银行一投钱，整个房地产就被炒起来了。工商业他不敢贷，很多民营企业家说我想贷，他们不贷给我们。银行说了，我贷给你，你得能还啊，我不相信你能还，当然就不敢贷给你了。我为什么贷给房地产？将来他不还，房子还在那，我把房子收回来就行了。我们中国实际上是资金过剩的，这些过剩的资金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地方，最后银行就只好把钱借给老百姓去赚你们那点按揭的利息了。他不敢贷给企业，当然是因为企业的状况不好，还贷的信誉不好，当然民营企业家的法律意识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制度因素。我现在要强调的是确实和盈利的机会不多有关系。资金过剩，每笔资金赚的钱就少，利润率低，稍有些风险就赔本了，当然就还不上银行贷款了。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中国是资金过剩的，而且是资金净流出的，资金净流出就是资金过剩的表现，就是大家都不敢投资。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投资什么，赔什么，现在看来是很多民营企业投资什么也赔什么，结果搞得大家都不敢投资了。温州人不在温州继续搞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把钱拿去炒房地产，最近发现又有一个新途径，不是经济过热导致煤价上涨吗，他们又去山西买煤矿去了。那是典型的退化，经济增长应该是不断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他们是越来越往低级产业靠拢。为什么？高科技，他不敢干，赔钱。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投资机会稀少。而我们所谓的吸引外资、吸引日资就是把我们本来就过剩的东西引进来，把我最缺的投资机会让给外国人，让给日本人。让到什么程度，去年我们辽宁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都是政绩，为了搞这样的政绩，我们这总得有一项外商投资吧，那就是哪个项目挣钱就给你，甚至就是保证你挣钱，那人家当然愿意来了。现在全世界好的投资机会都不多，全世界都是大量资金过剩。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引进这些我们本来就过剩的资金回来，最后都沉淀到外汇储备里了。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不敢投资？投资机会太缺乏，这个投资机会缺乏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技术消化能力来说的。
最近商务部还有个司长在讲，就是那个管外资的，那还是他的政绩，他说现在中国有种种疑问说资金过剩，他说中国资金不过剩，按统计来说……。我说是啊，中国人均有多少资本数量，你不用给我数字，我也知道肯定比美国低，比日本低，而且低得多。但是我说，你忘了我们经济学上的基本东西，那叫中国需要资本，不能叫中国对资本有需求。需求是得要花钱买的，在市场经济里，我拿了你的钱来，我起码能够挣够利息，还本付息。包括投资，投资比还本付息要求更高。说到最后是我们需要资金，但没有这个需求，之所以没有需求是因为我们的盈利机会太少。盈利机会哪去了？第一条就是被跨国公司抢走，中国最赚钱的项目都在他们手里，现在你把这些跨国公司都清出去，我们大胆设想一下，那可以为中国腾出多少投资机会。可口可乐都不卖了，那娃哈哈，健力宝什么的肯定会赚得肥得流油的。就这么简单，商务部的什么司长居然不明白。为什么外资这么多呢？就是中国政府给的好处太多了，我不是说嘛，就像辽宁那样，就是直接把投资项目指派给你了，那是肯定挣钱，还有就是各种投资优惠啊。就是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外资享受的条件比中国的企业还优惠。但是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国外有业务的企业都不能理解，说我们在外国能和人家本国企业享受同样待遇已经是最大优惠了，怎么外资到中国比我们享受的待遇都好？哪有这种事？不是说最近中国政府要并轨，就是把外资的税收优惠取消，结果多少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中国政府是谁的政府啊？你凭什么到中国土地上说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啊？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最起码他也是中国民族企业的政府。我和张维迎打架，他说他代表中国民族企业，那政府起码也是民族企业的政府，也不能去代表跨国公司。你凭什么到这里这样和我们的政府说话？这不是你的国家，没有你的发言权，不是讲产权吗？这是最大一个产权。你们的宪法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代表你了吗？那我们的江泽民、胡锦涛去日本行使国家元首的权力，行吗？
我们在这个错误的指导路线下，明明是外资需要我们的投资机会，他拿来的是我们多余的资金，明明是外资在追我们，结果搞成了我们在追外资。你们看有些人不是头脑有病吗？有些人总是说只要你来投资，怎么着都行，甚至给你下跪都行。我看有些人就是有种要下跪的姿态。结果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扬眉吐气，当然也包括日本企业。所有外企都有这个问题，但日本有些特殊，日本这个国家排外性特强，你越这样，它越发得过分了。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最主要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是增长理论所论证的。产业升级就是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技术不断地提高。一个国家最初一般是棉纺织业有比较优势，大量出口。那时在工业化初期，我们中国八十年代也是这样，现在纺织业还是很厉害。第二阶段就是技术含量比较高一些了，比方说各种家用电器。再往下就是更高技术水平的，就像台湾这样的，台湾已经决心赶超了，现在他们在下决心做集成电路，就像威胜“中国芯”处理器。这可是真正经济增长的道路。当然有些国家搞的是重化工业道路，日本和韩国是走的这条道路，第一步是纺织业，第二步是钢铁业，第三步一般是造船和很多化工业，第四步就是汽车。美国人说我是最高阶段，我是在汽车之后的这个阶段，我现在的优势在汽车上都没有，汽车方面日本比我强，但我有技术水平最高的东西，那就是造大飞机、集成电路、微软的软件。这五个台阶很清楚，这每个台阶与你的人均收入多少美元大体有个对应关系。我们回头一看很清楚，为什么欧洲要造空客？那是我不造空客我就处在第二档，我计算机又赶不上美国，大飞机又不造，可不就是在第二档吗？日本现在整个在第二阶梯，但是它上第一阶梯的动力很强。它在集成电路特别是存储器上增长特别快，但是它现在遇到很多困难。
回头来看，如果和外国企业合作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帮助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帮助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谁真正为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做出最大贡献，谁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说简单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方面，日本做得很不令人满意。而且实际说日本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阻碍你的产业升级，我个人认为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停留在纺织业这一档，钢铁业这一档日本人都不愿意让给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外资企业，包括日本企业有很多办法来妨碍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特别是妨碍落后国家产业升级，那些手法呢？第一个，霸占市场，叫扼杀。我把市场占了，你就是能生产，你也卖不出去。咱们中国很多产业就是这样，能生产但是卖不出去，最后咱们自己把自己取消了，关门。别说产业进步，反而退步了，技术人员都下岗了，技术也流失了。这样的产业大概不少，谁要是有兴趣，你研究几个行业，航空什么的都是这样，当然你不能把航空的责任推到日本人身上，霸占市场的不是日本人，但是日本企业也一样干这种事情。就说家电，如果当年搞自由贸易，放日本人进来，你看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不要听龙永图他们胡说八道，你看看我的网页就知道了，我在文章里质问他们，“你们讲的东西哪里符合八十年代中国的实际，你们看看当时中国的关税有多高”，要是按他们说的自由贸易，不保护，我看中国家电业也没有今天。这是第一个，霸占市场，扼杀，叫你根本搞不了，企业活不下去，还搞什么？
在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日本，最典型的就是说摄像机、照相机，摄像机全世界都是日本的，人家把市场都霸占了，而且不断的开发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也就没有一个厂商想做这种傻事，我去开发，去和日本干。我连最基本的技术都不掌握，怎么去竞争。过去中国还有照相机，现在照相机也基本是日本的牌子了，摄像机干脆都是日本的了。这就是扼杀，当然这件事也不能怪日本对中国特别坏，因为它对全世界都是这样。
第二个是封杀，封杀就是封锁技术，不向你传授技术。你得到技术也不会生产，更不要说不会技术了。这一点上要毫不客气地骂日本人，日本人特别坏。为什么呢？我们就看汽车，汽车产业直到几年前都是非日本厂商和我们合资，直到最近才有日本。为什么？这点事我一直都很清楚，85年我听说，咱们第一个合资项目，当时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都很积极，想要和日本合资，日本人不跟你合资，因为当时日本的汽车在世界卖的火得厉害。因为它是后起的工业国家，它的技术也应该比较合乎中国的技术水平，但是就是不愿和你合资，这我是听说，没有文字根据。所以后来才会和什么切诺基，什么大众等合资。原因很简单，日本人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那你说是不是最典型的，连合资都不和你合，虽然合资也不是什么好事，但不和你合资表现了一种更狭隘的心态。就是封锁技术，封杀你。后来中国通过和其他国家合资学到了一些技术，日本看到已经封杀不了了，才慢慢转变观念，90年代开始和我们合资。在封杀这一点上日本人特别坏。
第三个是套杀。是不是合资就是好事呢？合资也存在一个大问题，合资往往会造成，把你套住。这一点上也不能光说日本，很多外资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不把核心技术给你，甚至一些非核心的技术也不给你，就是让你成为我的拿螺丝刀的装配工厂。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合资企业都是这样，根本学不到技术。不光是日本，所有外资企业都不会向投资国真正转让核心技术。结果我们现在的合资是中国企业被套住了，因为还有点钱可赚，还有点就业能解决，地方政府还有点税可以收，所以就掉进人家的陷阱里去了。这就是我说的，短期看来很好，长期一看，完了，你所有的东西都有损失。
就是满足于用人家的技术来进行低附加值的生产。国外企业第一个不会向你传授核心技术，就说摄像机，中国你能独立自主生产吗？我想是做不到，即使做出来也和日本的质量相差很远。第二个是使中国企业不开发自己的技术，典型的比方说集成电路。我们现在说得很多东西有关ＮＥＣ，它和中国有合资项目，这个合资项目最大的问题在哪呢？比如首钢就有一个，它经常亏损，为什么会亏损？我们中国的ＩＴ产业这么发展，集成电路会没有销路吗？不可能的。问题在哪？就在于它就按日本的订单生产，日方负责出口。严格的说，这事看不出日本人对你怎么坏，日本人还是挺友善的，我帮你出口产品不是帮你吗？可是你要知道，这么下去，你是要永远被套下去的，这时我只好回头骂首钢这个中国企业不思进取。那就是要永远成为一个加工厂，设备是日本的，图纸是日本的，订单也是日本的，我就给他加工得了，挣中间这点加工费，别的事什么都不想。搞集成电路的人知道，这事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设计啊，设计出来再卖出去啊。为什么说倪光南他们特了不起，他们九几年就要干这个，他们就是要想把联想领到这条路上。我设计，当然刚开始我们的水平可能是比较低的，可能就是286的水平，但是我有了286，就会有386，就会有586，韩国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而我们是完全放弃了。根本不想自己设计，指望通过加工挣点钱。我再强调一下集成电路这件事我不打算攻击日本人，据说日本人还和首钢说你们要想办法自己设计，要靠自己。所以我也能理解外经贸部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惰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煽动对立，怎么现在中国人比毛泽东那个时候还落后？其实是因为当时人家都封锁你，所以没办法我们需要的就得自己造。军工有句话凡是外国人封杀我们绝对不卖给我们的都搞好了，你看，原子弹有了，核潜艇有了，火箭有了，人家不封杀你的全套在那里头了，根本上不去，大飞机就是典型。这就是套杀，当然会搞套杀的人是非常有水平的战略家，表面上看很友好，替你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是把你套在这条道路上，你永远依赖于我吧。
最后一点，日本人特别坏，是在品牌问题上。日本人在品牌上打压中国非常厉害。最典型就是头几年我们看到的，丰田要控告吉利嘛。吉利公司是个民营企业，凭直觉我相信吉利的技术是偷的（这一点吉利可能要告我了）。吉利在台州，现在台州整个就是一个摩托车生产基地。吉利原来也是搞摩托车的。我倒是挺佩服吉利的，搞摩托车搞烦了，我就是要搞汽车，自己没有技术，肯定要想些办法搞过来的。偷技术的事在美国早年，日本早年不胜枚举。最近我听人讲，80年代的美国人最怕日本人去拜访他们的公司，往往技术不经意间就被他们看去了。这是说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特别厉害。前些年丰田诉吉利商标侵权，那连品牌都要搞你。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中国要发展，肯定会和日本发生根本利益冲突，但是这些根本利益冲突现在并不太凸显，老百姓一时可能不会明白，那干脆来个政治冲突，冲突之后，老百姓不买日本货，那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说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在政治上要与日本对抗。
13、中国根本没有加入ＷＴＯ
最近的中美欧的纺织特保的争端，使我从1999年11月23日以来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尽管我并不希望这成为现实。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ＷＴＯ加入的具体中文文本，而且据官老爷说，中文文本在国际争端的处理上是没有法律效率的，我对这个感到震惊。就凭这一点，我是极力反对加入ＷＴＯ的。
我和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对中国加入ＷＴＯ的问题进行争辩，我说，ＷＴＯ是中国得到的利益是不确定的（比如纺织），而损失是巨大的和明确的，如农业、服务业和民族工业。他们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必须加入，否则是不符合国际潮流。要知道，加入国际组织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的，而不能以潮流和没有办法的理由来解释，这是非常可笑的。
鉴于加入ＷＴＯ是一个全面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事情，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法律，但重大法律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比如最近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又常委会通过草案提交人大通过的，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常委会无权通过这项重要的法律。同理，合同法、香港基本法也是这样的。
据政府在2002年11月分多哈会议中国正式加入ＷＴＯ的前期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8月份的是否不公开通过了批准加入ＷＴＯ的条约。这真是又一个让人震惊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三点在程序上犯了严重的违法行为。
首先是批准主体是不合法的，前面已经说过，常委会无权通过这部法律，这只能由全国人大来通过。
其次是通过的时间和过程上是不合法的。要知道，立法机关只能对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文本进行批准，比如这次欧洲宪法的批准，就是欧洲各国的全民或者是议会对政府签署的正式文本进行审核，进行批准或者是不批准的动作。然而，在2001年8月分的是否，中国还在进行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中，有什么正式的法律文本提供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呢？要知道，在2002年5月份的是否中国对墨西哥进行了较大的让步呢。所以，要常委会对一个还没有谈判完的东西进行审批呢？
还有一点是，加入ＷＴＯ的文本，中文文本是没有法律效力，据说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那么，常委会的委员是根据什么文本来进行批准的呢？难道这些委员都精通英文，都非常熟悉英文的每一条具体的意思。由于英文文本是一个专业文本，就是学英语经济的人，也很难弄懂这些具体含义，更不必说很多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大常委会委员。2002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条约后，外经贸部还承诺说，竟尽快将ＷＴＯ协议文本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说，2001年8月根本就没有加入条约的中文文本，无论他是有法律效力还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可能有的人说，常委会可能是赞成中国加入ＷＴＯ，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文本，也就是说，从签定合同的角度来看，是签定了一个意向而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中国的立法机关根本就没有批准政府要加入ＷＴＯ协议书，也就是说中国加入ＷＴＯ目前还没有进行法律生效。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的话，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ＷＴＯ，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批准的话，这是一个无效的条约，从法律上是不合法的。要知道，中国承诺的过度，应该是从条约开始生效的时刻算起，比如说某行业过度期是10年，也就是说，如果将来立法机关在某个时刻，比如说是2005年12月，则中国对该行业开放的日期是2015年12月。而不能从开始谈判的某个时候算起。
所以，我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加入ＷＴＯ，所谓的要按照承诺的时间表去开放中国市场是没有依据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4、辽宁外商投资增长170% 成就还是损害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报道，辽宁省去年的外商投资比前一年增长了170％。这样高的增长率确实惊人，而且高得不正常，但是中央电视台显然把它当作好事来报道。在新闻报道那兴高采烈的语调后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提供这一新闻的辽宁方面那得意洋洋的神态，他们肯定是把外商投资增加得这样快当作了“成就”。
可是，只要知道了辽宁如何使外商投资增加得这样快，有经济头脑的人就都会明白，辽宁外商投资增加得快并不是“成就”，而是地地道道地损害了整个中国经济。
去年春天辽宁经济学界的一位老朋友就告诉我，当时在上级的硬性命令下，辽宁省的各级政府都只关心两个“硬指标”：一个是要使上访的人尽可能少，另一个是要尽可能多地引进外资。为了尽可能增加本地的外商投资，各级领导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有些地方干脆就把肯定赚钱的项目指定给外商，以便增加对外商的吸引力。
还有一位经济学界的老朋友说得更具体。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辽宁省某市的领导下令将城市供水系统“卖”给外商，可“出售”的价格比废铜烂铁的价格还低。
这样不惜血本的大拍卖甚至大赠送，当然可以暂时“吸引”一点外商投资，于是辽宁的外商投资出现了一年170％的大增长。可是这种“廉价”牺牲的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甚至就是辽宁当地的利益。就在辽宁省这样廉价出售甚至白送宝贵的国有资产的时候，它却在另一方面到处叫苦说缺乏投资资金；现在中国的企业都苦于没有赚钱的项目，辽宁却把肯定赚钱的项目保留给外商。这样搞出来的“外商投资猛增”怎会不是中国经济受损害的标志？
几年以来我就不断地大声疾呼：我国自1995年以来就是资金净流出国，我们缺乏的是真正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出了中国的资金，使中国的资金不得不流向国外。可是有关方面却对此置若罔闻。现在辽宁提供的实际例子倒很能说明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资金是如何被挤到国外的：国内肯定赚钱的项目都留给了外商，外商当然乐意投资，而中国的资金却丧失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只好流往国外。
辽宁2004年的情况在全中国很有代表性，这一类不顾一切地吸引外资的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净产值和利润率，加剧甚至造成了中国企业的经营困难。中国企业的利润损失和经营困难，不管涉及的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最后损害的都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中国的外商投资飞速地从每年不过一百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每年四到五百亿美元左右。而随着外商投资的这种飞速增加，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急速下降。利润率下降不仅加剧了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也损害了民族私营企业的利益，使它们的利润减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从而在国内投资和经营的动力降低。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正当外商投资迅猛增加、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量投资的同时，大多数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中国成了一个资金净流出国，私营企业经营工商业的欲望也急剧下降。
大量的外商投资不仅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的民族私营企业成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被人视为私营经济发展典范的温州，近年私营制造业和流通业的发展就碰上了严重困难。温州人自己说，我们虽然在过去积累了不少资金，但是没法用这些资金继续经营工商业：作更高层次的制造业我们没有技术，竞争不过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商店我们也竞争不过那些外国来的大超市。于是温州人只好把过剩的资金用来炒房产，买山西的小煤窑，使产业结构退化。而有关方面推行的种种偏向外资的政策，显然加剧了中国民族产业发展上所陷入的这一困境。
当然，在帮助外商搞垮中国企业上，辽宁省肯定不是出力最大者。这方面的头等大事业历来都是过去的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外经贸部门干的。前外经贸部、特别是其中负责外资事务的部门最近这十几年作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中国人能够得到的好处白送给外商，以此养壮了外商来消灭中国企业。他们甘当外商的打手是如此奋勇，以致今年年初还坚决反对取消外商在中国投资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反对让中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享受与外资企业相同的税收待遇。其实他们代表的一直就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外国资本的利益。
外资大量涌入大幅度减少了中国企业的净收益和利润，这不仅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而且间接地损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害的普通人民群众不仅包括大批被外资企业挤垮的民族企业的员工，更包括几千万购买了中国企业股票的股民。
十几年来，中国的股市经历了几次股票价格的惨跌，目前大多数股民已经认识到，企业股票的价格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的盈利和分红。实际上，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盈利率和分红的话，任何企业的股票价格在长期中都不会有上涨的趋势。最近这十几年来，有许多因素降低了中国国内股票上市公司的盈利，上市公司经营层的各种不正当经营和经营失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夺走了许多高利润的投资机会，外资企业的竞争还降低了许多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这都是造成中国上市公司盈利率低的重要原因。
中国股市上的股票价格普遍暴跌，都发生在十几年前外商投资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之后。20世纪90年代末，外商投资开始稳定地保持在每年4百亿美元之上。自那以来，中国股市更是连遭重挫，现在已经到了任何托市的政策都无法奏效的程度。股市上的价格暴跌并非由外商投资直接引起，但是外商投资降低了国内上市公司总体的盈利率，间接地但又从根本上降低了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是在长期中使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趋于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偏向外资的政策都是损害中国全体股民利益的。只要有关方面不改变其帮助外商打击中国企业的政策取向，中国股市不可能真正转变股价不断下跌的趋势。
这样看来，说以政策优惠引进大量外商投资不是成就而是对中国经济的损害，这还说得太轻。其实这样作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损害”，而且是对中国人民的“罪过”，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
可惜的是，死心塌地要帮助外国企业打垮中国企业的中国官员和政府机构太多了。不仅前外经贸部中的一大批人一直自觉地充当着“跨国公司驻中国总代表”，近两年来铁道部的少数决策者也加入了外国企业代表的行列，变着法儿要买外国设备而不买中国设备，残害中国的铁路设备制造企业。而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在帮助外商获取优惠上有更高的积极性，辽宁近两年的做法就是一例。
现在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网上已经把那些鼓吹对外投降、容忍日本侵略倾向的人列入“汉奸”名单。也许是经济学家的“职业病”吧，我总觉得那些以政策来帮助外国企业打击中国企业的人对中国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外交政策上的“汉奸”。如果谁要列出“四大经济汉奸”，前外经贸部中的某些人肯定名列第一，铁道部中的决策者和辽宁等地的某些政府官员大概会争夺第二和第三把交椅，那第四该是谁呢？
想当“经济汉奸”的那些政府官员，他们才不怕你们中国人骂呢。中国历来有那么一些官员，“笑骂任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给外商投资优惠不但可以获得引进外资的“政绩”，而且可以博得外国大老板以至外国政府的一片笑脸和赞扬。至于经济上对个人的好处，那可虽然不能明说但却无法胜数，从20年前的免费到外国进行豪华旅游并拿到可观的“生活补贴”，到10年前解决子女到外国留学的费用和将来的高薪工作问题，直到今天的只有天知道的好处。要让这些人在背叛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上有所顾忌，只有一个办法：叫他们因为帮助外国企业搞垮了中国企业而不能再当官。
国企改革
01、在“股份制经营”的名义下盗窃国有财产
评成都国腾的“国资民变”
左大培（2005年1月11日）
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燕是一个人称“清纯美貌”的美女。她在从1998年开始的短短5年中，就从一个国有股份制小公司的总经理变成了一系列有相互关联关系的大公司的控股大股东，外界估计光她的私人财产就价值大约6亿元人民币。
国内有多家财经方面的报刊都于2003年发表了长篇专文叙述何燕的致富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有《21世纪经济报道》分别于2003年4月7日第21版和5月26日第21版发表的记者康庄的两篇长文“何然＝何燕：一位女亿万富豪的神秘诞生”、“旭光控股人真相：何燕（何然）与国资民变完整记录”，《商务周刊》杂志2003年9月15日出版的第18期文章《女富翁ＭＢＯ记。没有犯罪发生？》，以及《新财经》杂志2003年10月号发表的系列文章《风暴刮过女富豪》。光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这些文章的作者都认为，何燕的巨额财富来自对国有企业的曲线ＭＢＯ。
所有这些文章也都提及围绕何燕的ＭＢＯ所发生的公司股权纠纷。何燕在这些股权纠纷中的对手、商地置业公司的总裁宋克荒向笔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何燕在实施ＭＢＯ的过程中有许多不法行为，这些不法行为系统地表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如何打着“股份制经营”的招牌盗窃国有财产。
复杂股权结构下的大富豪
何燕是依靠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起家的。1997年9月，她还只是一个几乎纯国有的小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她任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注册资本3千多万元，由3家国有单位“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成都公司）、“四川省邮电规划院”和“商地置业公司”分别占有38％、30％和24％的股权，另有8％的股权归成都倍特软件公司所有，可以说是个几乎100％的国有公司。而到了2003年，她就在实际上靠个人控股而掌控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腾系”企业集团。《商务周刊》杂志的文章称，中科院评估的国腾集团无形资产达到26－36亿元人民币，“外界普遍认为，国腾系估价超过40亿元，”而“何燕对国腾集团的收益权也至少达到约15－20％，价值不低于6亿元”。
“国腾系”企业集团的核心是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何燕任董事长。这个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称几乎与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完全一样，但法律上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公司，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只是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为了称呼简便并便于区别，以下将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称作“国腾集团”，将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称作“成都国腾”。
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不仅掌控着成都国腾软件公司、国腾软件学院等企业和“民办高校”，而且持有国腾微电子有限公司51％的股权、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成都产业化基地1.87%的股权。特别重要的是，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还持有上市公司“旭光股份”20.47%的股权，另外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公司也持有旭光股份的股权，这使国腾集团总共持有“旭光股份”22.34%的股权，成了“旭光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并由何燕的姐姐何琼任“旭光股份”公司董事长。
何燕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持股关系而掌握着以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心的这个国腾系企业集团的。
在第一个层次的持股关系上，2003年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中，四川国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0％，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持有18.75%，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信息”）持有12.5%，四川华威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持有12.5%，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公司持有3.75%，成都国星通信有限公司持有2。5%.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就是由这些股东在2000年7月组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