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特点是，“理顺劳动关系”中列出的“隐性债务”并不是企业必须支付的真正债务。特别是“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一般是与企业未来解雇的员工数成比例地支付的，只有当企业解雇了其所有的原有国有企业员工时，它才需要全部支付这笔补偿金。正如一些网友指出的，如果该企业根本就不需要解雇其原有员工，它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偿付这笔资金，剩余未支付的资金当然就成了企业所有者的私人财产。
而这些“隐性债务”是按符合政策规定的员工数计算的，任何私人企业主也不会允许未来对员工的实际支付额超出“理顺劳动关系”中列出的“隐性债务”额。尽管各个不同的企业需要解雇的员工数不同，但就整个社会总体来说，“理顺劳动关系”中列出的“隐性债务”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需要真正支付的，它就变成了新的私营企业主的私有财产。这是以“理顺劳动关系”为名而对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职工的真正掠夺。
“理顺劳动关系”中列出的“隐性债务”具有的第二大特点是，它的明文列出同时意味着取消了国有企业老职工不受解雇的权利，使新的私营企业主可以通过解雇员工、压低职工工资来降低成本，靠牺牲员工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利润。
前边已经指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其实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的许多老职工还是不能解雇的。而“理顺劳动关系”时列出“买断工龄”的费用就是为了赎买国有企业员工的不可解雇权。按照现行的政策，一旦完成了“理顺劳动关系”和“企业改制”，原国有企业的任何员工就都可以解雇。即使企业还没有解雇任何员工，从而还没有偿还其“隐性债务”而实际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这种可以解雇的权利也立刻改变了企业内部劳动报酬谈判中的力量对比。
由于原来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员工在国有企业内部有着较强的谈判力量，使过去国有企业员工的效率工资普遍高于同等技能和劳动强度的农民工。这增高了国有企业的产品成本，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帐面利润。经济学家会认为，国有企业的工资侵蚀了“正常”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利润，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工资高于由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不管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这是国有企业“改制”前的实际状况。
而“理顺劳动关系”和“企业改制”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可以解雇国有企业的原有员工，私有化了的企业的所有者不仅可以解雇多余员工，而且也可以以解雇相威胁将未解雇员工的劳动报酬压低到一般农民工的水平。在江苏，某些国有企业改制后就将某些工人的工资从每月800元降到每月400元（这也就是当地同样技术水平的农民工的工资）。不接受这样的工资降低是不行的，因为不接受降低了的工资就会被解雇。“改制”企业的私营老板们最爱说的一句口头语是：“3条腿的哈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由于解雇员工和降低职工工资，私营化了的“改制”企业利润当然大大增加。在“产权改革”以前，企业职工的工资高于农民工，使企业的工资成本高于同样的私营企业，从而降低了正常情况下的帐面利润。而在“理顺劳动关系”之后，企业员工的劳动报酬降低到了农民工的水平，工资成本因而降低，帐面利润就可以相应地上升到正常的帐面利润水平。
仅从帐面的经济效益看，这样“理顺劳动关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可谓成效巨大，企业的帐面利润因而上升。但是，可惜的是，增加的利润中至少有极大部分来自企业员工劳动报酬的降低，而这些增加的利润并没有变为国有财产的增值（国有财产在这种企业“改制”中反而大大减少），却变为购买该企业所有权的私人高得惊人的年回报的一部分！利益分配格局的这种大变化在使少数人（新的私营企业主）状况大大变好的同时，却使多得多的人状况变坏。这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只能说是少数人对国有企业职工的掠夺。而这种掠夺就是通过“理顺劳动关系”实现的。
上述的经济分析说明，这种“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使少数人靠掠夺人民财富而暴富。它同时引导我们认识了合理地出售公有企业的政策：如果所有者（如政府）对其独资的公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它们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在他们的同意和许可之下确定企业出售之后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对于那些帐面负债和“隐性负债”已经高于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企业，必须特别强调和绝对遵守这一原则；即使对那些负债尚小于真正公有净资产的企业，也应当基本上遵循“出售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原则。只有对那些各种负债相对于真正公有净资产小得微不足道的企业，才可以不考虑债权人的意见而出售其所有权。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有两类债权人：银行和本企业的职工。银行是企业帐面债务的主要债权人，而从金额上说企业欠银行的帐面债务一般高于其对员工的“隐性负债”。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是企业的第一债权人，员工只是企业的第二债权人。但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时必须把企业员工作为企业的第一债权人，并且根据债权人的主张来确定出售方案、出售后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出售程序下，有了决定性权利的企业员工多半会选择对企业的集体控股，只有在购买者愿意向全体员工付出极高补偿的情况下才会答应少数人掌握企业的控股权。原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集体控股会保证他们分享企业的利润，从而使其相对收入在企业出售后不会有大的下降。这至少可以减轻出售国有企业所造成的社会震荡。
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欠其职工的隐性债务就成了防止其它人、包括企业的经营者收购企业控股权的有力手段，这有助于避免国有企业出售后出现危及社会稳定的贫富急剧分化。而在“理顺劳动关系”式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企业欠员工的“隐性债务”却成了减少企业所有权购买者付款义务的借口！企业对员工的“隐性负债”，一个国有企业员工保卫自己权益不受企业所有权购买者侵犯的最有力武器，就这样变成了包括企业原经营者在内的企业所有权购买者掠夺人民的借口，成了他们暴富的工具！
这样奇怪的颠倒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前边的分析表明，这是由于“理顺劳动关系”式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根本无视了员工们作为“隐性债权人”的权益，仅仅按收到的真正国有净资产价款就出售了整个企业的全部所有权，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股权！
没有任何形式规范性的暴富途径
前边的论述，其基础是对《“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一文的摘要转述。正如这个转述的一开头所说的，这些分析的假定前提是企业的帐面资产真正等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在这个前提下说明按帐面上的净资产出售整个公有企业的产权也会造成对他人财产的掠夺，使少数人暴富。
更严重的实际问题在于，帐面的资产本身并不就是一个企业实际资产的正确度量，企业资产的实际度量只能是其全部未来利润的资本化。而这样的正确度量在实际当中很难作到，更难有一致公认的衡量方式。缺乏一致公认的实际衡量，成了腐败的政府官员、为虎作伥的“经济界人士”和贪婪的购买者的最好借口，使得他们可以最大幅度地压低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价格，通过这样“出售”公有企业的所有权来使其购买者暴富。
在最近这些年的公有企业“改制”中，企业帐面资产额可能与其实际资产额不相等，成了少数人不按企业帐面的公有净资产“购买”企业所有权的最主要根据，他们据此而以一切可能的手法将公有企业的出售价格压得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企业帐面资产额可能低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这也使得按帐面净资产购买公有企业净资产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以过低的价格收购，从而还是一条暴富的捷径。
在这些情况下，公有企业“改制”使少数人暴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超出任何规范的作法而实现的。
这类作法的第一种就是官商勾结，私相授受，拒不对国有企业产权实行真正的拍卖。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正如一般人都公认的，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进行企业“改制”的第二种作法是，允许原公有企业的领导购买其企业或该企业的控股权。这是使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领导这极少数人“一夜暴富”的最主要途径。
现在，无论是权贵私有化的赞成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承认，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正因为如此，如果允许原经营者买断公有企业的所有权，那就不管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是好企业还是坏企业，原经营者都可以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上下其手，迫使其他人包括国有企业的原主管部门降低对该企业的要价和竞价，最后以过低甚至是白送的“价格”“买”入本企业的所有权。
我的师弟杨春学告诉我，在可以将亏损企业卖给其原经营者的背景下，某国有企业的领导使一个原来业绩不错的国有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然后就要求由自己买下这个企业，为“买入”而支付的“价格”当然就低而又低。在这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网民们也揭露了不少类似的现象。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个规律：如果允许公有企业经营者购买本企业的所有权，他们的理性行为就是有意使该企业亏损，然后再以远远低于该企业实际价值的“价格”“买入”该企业，因为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则就是亏损企业本来就该以零价格出售。而实际上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很清楚他买下的企业一定可以赢利，他由这种“自己先作亏再白拿”中可以稳获暴利。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三种作法是，只将国有企业初建时政府的原始投入算作“国有财产”，而将此后多年中国有企业本身的积累算作“企业集体所有”（即企业职工集体所有），再对这些“企业集体所有的财产”实行“分股量化到职工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让“经营者持大股”。这种作法至少在长沙和大连都实行过。
这种作法之所以突破了正当的规范，是因为在当代的世界各国中，企业本身的积累都被视为原企业所有者的财产，如股份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应被视为公司股东们的财产。如果一个企业不归其员工集体所有，将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累算作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行为一定会被视为侵吞企业所有者的财产。按这个一般的规则推断，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累只能被视为国有财产，这不应当有任何疑问。
由于我国目前的特殊情况，在明晰国有企业产权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将一部分国有财产划归企业职工集体所有，以对职工们过去的低工资等过低的待遇给予补偿。但是正因为如此，就应当将这部分划归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国有财产在原国有企业职工中作较为平等的分配。在这部分国有财产的分配上实行“经营者持大股”，暴露出将一部分国有财产“界定”给企业职工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再通过“经营者持大股”而将大批国有财产赠送给原国有企业的领导。这就成了直接使原国有企业经营者快速致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四种作法是，对企业原来的经营者购买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规定了种种优惠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经营者交现金购买就可以在买价上优惠”，其优惠程度可以达到所购买企业定价的30％。这一类的优惠政策还有其它一些。这些优惠政策合在一起，使公有企业的原经营者往往只用相当于所购买企业定价的一半就可以买下本企业的所有权。这样的优惠政策当然使原公有企业的领导们暴富，因为这些政策使他们在“购买”公有企业时每少支付一元钱，他们的私人财富就多了1元钱。
例如，按财政部附属的一个研究所的周放生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帐面负债率80％，帐面净资产为6千万元，再扣除国有企业对其员工的“隐性债务”4千万元，所余2千万元才是该企业真正的国有净资产，这2千万元也是购买该国有企业的“定价”。可是上边所说的那些“优惠政策”，使该国有企业的原领导者在支付现金购买该企业时，通常只需付款1千万元就可以得到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
这样的优惠政策，不仅直接使该国有企业的原经营者增加了1千万元财产，而且为他（她）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暴富机会：本人在《“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一文中估算过，周放生所举例子中的国有企业购买者，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为6％、利息率为5％时，正常条件下每年可得利润600万元。对于一个以真正国有净资产的2千万元买入这个企业的人来说，这意味着30％的投资年回报率，已经极度高于6％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而按照上述那些“优惠政策”，该企业的原经营者只需以1千万元就可以买下这个企业，投资回报率达到60％，两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而有余！而社会平均的利润率只有6％！在这样高额的暴利前景下，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借得高利息贷款，并在两年内以自己的利润收入偿清全部本金和利息。
给原公有企业经营者的这一类收购价格上的优惠，多半都缺乏任何正当的理由。即如那个“立即付清收购价款就给30％价格折扣”的优惠，就荒谬得可笑。市场经济中的物品售价都是按当下付清所必须偿付的金额来标出的，如果购买者不当时付清全部的购买价款，他通常必须在以后付款时附加上与拖延的时间相当的利息。而对公有企业的购买者，当时付清价款竟然还要给减价的优惠，这样作的动机只能有两个：要么是想保证公有企业成为其原经营者的私有财产，要么就是存心要向原公有企业经营者个人赠送财产。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都会暴富。
与此相类似的是突破正当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五种作法：由政府或政府机构“贷款”给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以购买其企业的股权。表面上看，贷款必须偿还，这似乎是一笔正常的金融交易，而在实际上，它却常常给原公有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有的暴富机会。
在市场经济的正常条件下，金融市场往往是由资金的供给方严格配给的：财产很少的借款人通常不可能从资金供给者借得金额极大的贷款。资金供给者们这样作，是为了避免风险上的不对称给自己造成损失：如果借款人不能以自己的财产为借款提供足够的担保，则他就会处于典型的“负赢不负亏”的地位，在自己的收益高时可以于还本付息之外赚到大笔的钱，而在自己的收益低时却把损失转嫁给债权人，通过不还本付息来让债权人为自己承担风险。而由于资金供给者们不向财产少者贷款这种配给行为，私人财产极少的人就丧失了许多发财的机会。
纯粹的企业经营者如果不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贪污受贿，就不会有很多私人的资金去购买本企业的股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或政府机构“贷款”给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以购买其企业的股权，等于由政府来承担风险上的不对称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而正常的资金供给者们都是避免这种风险损失的。这一方面是由政府承担了风险上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失，目的只是为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提供一个负赢不负亏的暴富机会，另一方面是让那些个人财富很少的原公有企业经营者通过获得贷款而有了大发横财的机会，这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几乎没有可能。与正常的市场经济作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这种由政府提供贷款来帮助原公有企业经营者收购其企业的作法，是一种典型的有意以特殊优惠而保证原公有企业经营者快速致富的手段。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六种作法，就是直接将公有企业白送给某些个人（通常是其现任的经营者）私人所有。这当然是一种靠损害他人而使少数人暴富的最直接的捷径。但是在中国目前尚有一定法规的社会环境下，直接将公有企业白送给私人很难行得通。因此这种白送通常都发生在一些相当特殊的环境下，并且是在暗地里悄悄进行的。
这种可以在暗地里悄悄地直接将公有企业白送给私人的特殊环境，最多地发生在政府机构与其开办的企业“脱钩”时。
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走着一条缺乏规范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出现过许多由政府机构甚至军队开办的“公有制企业”。这些企业利用政府机构和军队享有的特权，往往可以获得惊人的利润。但是它们依靠政府的特权进行经营，也直接损害了任何市场经济都必须有的起码的公正性，引起了公众的愤恨。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中国政府不得不一再颁布禁令，禁止政府机构和军队开办企业，直至强行下令政府机构和军队与其开办的企业“脱钩”，不再作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使这些企业不再对任何政府机构或军队有隶属关系。
下令政府机构和军队与其开办的企业“脱钩”，这本来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措施。但是在中国，这种强行“脱钩”往往没有随之以对被“脱钩”企业所有权的适当处置。那些原来由政府机构甚至军队开办的企业的所有权，往往被原主管的政府官员以一纸文件随意处置，而且多半就给予了原来经营这些企业的经营者。
例如某地公安局派王某办了一个赢利性的“驾驶学校”，强令申请驾驶执照者必须缴费进入该校“学习”，毕业后方可获得驾驶执照。这样的“驾校”当然是财源滚滚，利润极高。而在当地公安局执行中央指示与该“驾校”“脱钩”时，公安局的领导就将该“驾校”白送给其原来的经营者王某作为其私人财产，当然该“驾校”经营期间所积累的一切财产也都成了王某的私人财产，王某因此而成为巨富。
这一类“企业”原来的丰厚利润来源于利用政府机构或军队的种种特权，在“脱钩”之后，它们多半都失去了这些牟取暴利的途径，因而不再产生丰厚利润。但是这些企业在过去利润丰厚时往往积累了可观的财产，如上边所说的那个“驾校”就购置了楼房和停车场。这些企业的财产在“脱钩”之后就成了企业新的私人所有者的私人财产，他们也因此而暴富。
突破正当的规范而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第七种作法，也是一种最恶劣的手段，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违法违规行为，从假报帐目、隐瞒资产到转移企业财产甚至贪污受贿。本文前边的论述已经说明，本来最近几年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各种官方规定就有许多大缺陷，它们极大地方便了少数人掠夺广大人民的财产，而在这样的法规基础上违法违规，那只会是少数人通过对他人财产的无耻掠夺而暴富。
不正常的外部环境
在前些年进行公有企业“改制”时，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当的政策和作法。这些不适当的政策和作法本身并不是“改制”的作法，但是却造成了不正常的企业“改制”外部环境，使少数人可以以此通过损害其他人而致富。
这方面的第一个不正常因素是，由于前些年企业“改制”时没有实行适当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使“改制”后的私营企业主靠使用甚至倒卖原公有企业使用的土地而致富。
由于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前些年“改制”的公有企业大多已处于当地城市的中心地带，其占用的土地的使用权与一般的农村土地相比有着高得不可比的市场价值，这种土地市场价值归根结底来源于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但是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会计制度限制，大幅度增高了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通常都没有计入公有企业的帐面总资产，以致许多企业的土地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其帐面上的真正公有净资产。而许多“民营企业家”甚至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购买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其实是为了“买入”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将这些地块资本化的高额级差地租据为己有。
就是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也都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将城市土地的高额级差地租收到自己手中，以便用这笔财富去兴办各种公益事业。香港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来作到这一点，美国和日本等国则通过征收高额的房地产税和土地税来收缴城市的级差地租。在我国的公有企业改革和重组过程中，本来也应当实行适当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以便将原公有企业土地使用权所带来的级差地租全部收缴到国家手中，至少也应使其全部用于安置原公有企业的员工，或为其提供社会保障。
而在前些年的公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既没有由政府征收足够高的土地税和房地产税，转让城市土地的使用权又不实行公开拍卖，“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时又往往联带出售了该企业土地的使用权，这一切混乱的政策结合在一起，就使“购买”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往往成了以极低代价获得高价城市土地的暴富良机。由于许多公有企业的土地价值都高于其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即使以真正公有净资产的价格买入该企业，也可以靠转手倒卖其土地使用权而立刻发一笔大财。至于以低于公有净资产的价格买入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交易，则为利用企业土地的级差地租而致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这样以“买企业”为借口而买土地进行倒卖，是少数人通过企业“改制”而致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途径。
1998年之前辽宁实行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的白送国有企业政策，就极大地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本人就听到过许多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案例，在其中购买企业的“民营企业家”所付出的购买价格和其他费用要远远低于该企业土地的市场价值，以致企业的职工们气愤地说，“要是靠卖地来挣钱，我们自己不会卖，还用得着什么民营企业家！”而问题恰恰在于，由买下了企业的“民营企业家”卖地，土地收益全部成了该“企业家”的私人财产；本企业职工集体出卖土地，土地收益当然可以归该企业职工集体所有。
2004年8月，重庆4303工厂3千职工集体抵制将该企业出售给私营企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购买该企业的人可以从该厂土地的出售中发财。该厂原为国有，帐面资产有2亿多元，另有270亩土地，由于多年亏损，重庆市经委将该厂以2，2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已经私有化了的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而在8月30日警察进驻该厂时，连警察们都私下议论说：“光是这重庆近郊区的270亩土地也不止2千万元哪！”这一句话就足够说明，向私人出售这样一个工厂会如何使个别人发财。
前几年哈尔滨“北苑集团”职工围绕企业破产而进行的抗议活动，也与该集团土地使用权所带来的级差地租归谁所有有关。
前些年公有企业“改制”所面临的另一大不正常的外部环境，正是由运动式地集中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本身造成的。
集中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一方面由于时间仓促而必然造成操作上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从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出售价格；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等于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供给和资金需求，这本身就会极大地削弱资产出售方在交易中的议价力量，由此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平均售价。这都会使大量“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急剧致富。
抢时间赶进度容易造成工作中的失误，这是任何有工作经验的人都应当知道的常识。所谓“忙中出错”，就是这个意思。公有企业“改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前几年有的地方竟然鼓吹“跑步完成改制”（这完全可以与1958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比美），这样急急忙忙地赶进度完成改制，不出错而造成人民利益受损才是真正的怪事。
短时间内集中出售公有企业会压低所有企业股权的平均售价，这也是任何明白供求关系和资金市场特点的人都知道的。正象大批企业在极短时期内上市发行新股会使整个股市的股票价格都走低一样，在短时间内集中出售公有企业本身就会爆炸性地增加金融市场上对资产的供给和对资金的需求，同时它并不能增加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其结果是资金对企业资产的相对价格急升，而企业资产相对于资金的价格暴跌。在这样的市场供求关系下，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必定会以比正常情况下低得多的代价出售，而掌握着雄厚资金并大量购入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当然会普遍地急剧致富。
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在短时间内集中出售公有企业几乎必然会一方面造成公有财产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则使大量购入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财富急剧增加。在这里，少数人的暴富几乎完全来自于公有财产的损失。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公有企业“改制”，越来越变得象是比赛进度的运动。这样的改制运动必然造成在短期内大量集中地出售公有企业，同时对有权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买方又施加了种种限制。在这样的短期集中“出售”下，公有企业的卖价必定是越压越低，由此造成的公有财产损失和少数人暴富不可避免。
这样的短期内集中出售公有企业到底使公有财产蒙受了多大损失，我们现在还很难估计。但是在中国的“企业家”内部却流行着一句名言：要是用2块钱买了改制企业的10块钱资产，那买企业的人就算是吃了亏了。由此推算，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是以两块钱增值为10块钱的速度在暴富，而公有财产则相应地损失了80％。
这方面可以用波兰私有化的例子来作一个比较。据经济管理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波兰经济学家卡齐米耶日。Ｚ。波兹南斯基的著作《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第二章估计，在从1990年开始的波兰十多年的私有化过程中，波兰出售国有财产所得收益只相当于这些财产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其论据是令人信服的：波兰出售全部国有财产的收益，只相当于用这些固定资产生产出来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在联邦德国这样的高效率西方工业化国家，使用的固定资本相当于其生产出来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这意味着资本－产出系数为3）！这也就是说，只要承认波兰计划经济时期的效率不比联邦德国高，波兰的资本—产出系数就不应当低于3，而这样波兰被私有化进程卖出的国有财产的实际价值就应当为其出售所得金额的9倍以上！
波兰私有化所造成的国有财产损失，首先应当是在短期内集中出售公有企业所必然引起的后果，上边已经指出了这种后果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最近这些年的企业改制在多大程度上重复了波兰的错误，就必定会在相应的程度上造成公有财产的损失和少数人的暴富。
小结
本文所说的种种作法，都是最近一些年公有企业“改制”中的普遍现象。本文已经从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上说明，这些作法都使少数有机会获得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有了暴富的良机。
04、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在最近围绕着郎咸平的批评所掀起的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主张消灭公有制企业的人搬出了他们的最根本论据，认定“国有企业所有者必定虚置，因而必定没有效率”。这个弹了几乎20年的老调受到如此重视，说明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一次透彻的考察，以便彻底揭穿这个最有蛊惑力的谎言。
本人原想以《驳“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作本文的标题，但是细细琢磨起来，“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这个命题本身就玄玄乎乎，连它的鼓吹者们自己对它也没有统一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命题的讨论还是不要冠以“驳”字为好。本文是纯粹学术性的论述，难免使想听几句痛快话的读者感到没意思。因此本文在一开始就完整地列出最后的结论，以便让没有耐心参加学术讨论的读者不必仔细阅读以下的全部论述。
持“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观点的人，都是想利用它来为这样一个论证作前提：“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必然虚置，因此国有企业必定没有效率，要提高效率就必须消灭国有企业”。而本文的结论是，这种论证是根本站不住的：如果它武断地定义“所有者虚置”就是“没有最终的私人所有者”，则这样的“虚置”并不必定导致没有效率；如果它说“所有者虚置”意味着“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那我们的回答是：并不必定如此。没有天然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只有制度建设不够所造成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国有企业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比私有制企业更容易发生“所有者虚置”，但是在许多国家的许多场合也不一定如此。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发生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国有企业必定所有者虚置”，而是由于政府的制度建设缺乏造成了“所有者虚置”。而恰恰是那些天天指责“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自己造成了这种“所有者虚置”的制度缺陷。
法律上的虚置与实质性的虚置
从法律规定上说，国有企业显然不会存在任何“所有者虚置”，因为法律可以非常明确地规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在国家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里，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即使某个国家的法律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规定有缺陷，在现代法学这样发达的条件下，也不难通过系统的立法和严格的司法来弥补这一缺陷。这样，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讲肯定不应当出现“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问题，这就是林毅夫、郎咸平等人根本就否认“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这一命题的原因。
在这方面需要澄清一个极具理论性的问题：有人说“全民所有”在法理上不通，因为所有权是排他的权利，“全民所有”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所有者之外，因而“全民所有”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所有权。这其实是玩弄诡辩。法律上规定“全民所有”也是规定了一种排他的权利：只有“全民”才有所有者的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法律上的私人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单独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正因为“全民所有”的这种权利排他性，任何个人、哪怕是最高级的政府官员才都无权独自决策最终处置全民所有的财产；而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少数个人侵犯了“全民”的所有者权利，以行施私人所有者权利的方式来处置全民所有的企业。
由于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坚持“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论点的人只好从别的方面来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化语言暗示，国有企业必定存在某种实质性的所有者虚置。他们主要使用了两种论证：一种论证是干脆下定义说，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虚置”的；另一种论证则宣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无法有效地行施所有者的行为，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
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前一种论证的典型代表，是周其仁教授在2004年9月13日《经济观察报》第42版的访谈《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中发表的妙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最后的委托人是谁？“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
这一套推论中有显然的漏洞：说“传统的国有经济”中没有“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是完全错误的，“国有经济”中“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是国家的政府，而“全民所有制”下“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则是全体人民。任何明白宏观经济形势的人都知道，“国有”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对国家政府和全体人民意味着什么。正是那些私有化的鼓吹者最近强调，私有化是国有企业亏损“逼”出来的，地方政府是为了卸掉亏损企业的包袱，才“不得不”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政府不须为国有企业的亏损“承担财产责任”，那又是什么“逼”它去搞私有化呢？
不过周其仁的这套长篇宏论想表达的命题倒是很清楚：只要“公民私人”没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不“承担财产责任”，“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我理解周其仁教授是想说：只要不是“公民私人”具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从而“承担财产责任”，“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这样猜想，是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与“公民私人”是否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无关。只要允许私人办企业，哪怕是个体企业，“公民私人”就具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这种私人企业完全可以和国有企业同时并存，就象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与国有企业是否“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国有企业是否由“公民私人”作“生产性资料”的所有者，这样的国有企业是否“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当然，周其仁教授这里的说法表现出他惯有的逻辑跳跃。
这样，周其仁教授的那一大套宏论，特别是那简洁的判定式——只要“公民私人”没有“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不“承担财产责任”，“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只能意味着：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对财产的所有权上去，找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虚置”的。我相信，许多认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人，其思维方式就是如此。
用这种手法来论证“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其实是靠下定义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公有财产不会有私人的财产所有者，国有企业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必定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于是国有企业必定是“所有者虚置”的。这甚至是必然的结论，因为“按照定义”，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企业就是“所有者虚置”的。
可惜的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但是也最拙劣的诡辩手法：利用自己下的定义而把某物排除在某个种类之外。这就象先下了个定义，说只有男人才是人，然后自然可以由此推论出：女人必定不是人。这才真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些鼓吹权贵私有化的“学术大家”从来都爱这样靠下定义来玩诡辩。如某教授公然当众宣称：法律追求的是效率。有人当场质疑说，公认的说法是法律追求的是公正；该教授竟回答说：我说的效率中就包含了公正。
象这样靠下自己与众不同的定义来事先设定自己的论点正确的作法，对我们认识真理不会有任何帮助。事情很简单，你靠下自己的定义来事先设定自己的论点正确，别人也可以靠下其它的定义来事先设定与你相反的论点正确。我们只需事先定义：只要法律上规定了谁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就不是“所有者虚置”的，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有“所有者虚置”，因为法律上早就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林毅夫和郎咸平两位先生不正是如此否定“所有者虚置”说的吗？
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正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自由。但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政府制度来作比较。与“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这样的所有制理论相对应，现代政府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政府行施的主权属于人民”。如果某人定义说，只要财产管理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私人的财产所有者上去，该财产就是“所有者虚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他的逻辑同样定义说，只要行施政府主权上的委托—代理链条不能最终追溯到具体的个人上去，该政府主权就是“主人虚置”的。
按前一个定义，使用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必定是“所有者虚置”的；而按后一个定义，法律上规定“主权在民”的现代政府也都必定是“主人虚置”的。按前一个定义，要想使国有企业所有者不虚置，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且最有效率的作法是把它给某一私人所有；而按后一个定义，要想使政府主权不至于主人虚置，就必须使某个具体的个人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岂不是要实行君主制吗！
更重要的是，按这样的定义虽然可以把国有企业说成是“所有者天然虚置”的，但是又怎能从“所有者虚置”推论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
“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推论很简单：因为“所有者虚置”的国有财产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这些财产的使用效率，使用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就必定效率低下。
这是“所有者虚置”论最能蛊惑人心的说法。但是一考虑到政治上的对应情况，我们也可以按他们的逻辑如此推论：因为“主人虚置”的现代共和国不属于任何单个的人，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国家和政府的管理效率，现代共和国在国家的治理上必定效率低下。我相信，你要是翻一翻19世纪法国保王党人的著作和当年拥戴袁世凯称帝者的言论，必定发现许多类似的说法。
要为这种论调找到证据绝不困难，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国家，它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但是在国家治理的效率上比某些专制君主国差了许多。现代主流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假设之一，就是民主政府的领导者也要为自己谋利，并不是完全为全体人民打算，该学派由此说明了现代民主国家中的许多特殊经济现象。
但是，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上述逻辑却不能不碰壁。按照他们的逻辑，“主人虚置”的现代共和国在治理效率上必定低于专制君主国。可是历史的事实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多半是现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历史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专制君主国变成了民主共和国。
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指出，长期的战争极易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因为在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可能是低效率的。但是连这一点也并非是绝对的。罗马共和国曾经在上百年中不断进行战争，但它仍能维持对内的民主共和制并称霸地中海。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它们都同时维持了国内的民主共和制。现代的许多国家虽然在战时陷入了独裁统治，但是这种独裁统治仍然不同于世袭的专制君主制。现代的历史证明了民主共和制的高效率，这是“所有者虚置”论者们的逻辑所解释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