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我就从别的“国际金融学界人士”那里得知，这位陈志武教授同时还开设了私人的小金融公司，在一边作学问一边作买卖。在我的印象中，这种“金融买卖”无非就是象顾雏军干的那样，炒买炒卖企业而已。后来证实，陈志武教授是ａｌｕｅｎｇｉｎｉｅ公司的创办人和第二大股东，ｚｅｂｒａ对冲基金公司的三大股东之一。于是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不再把陈志武教授有关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任何言论视为严肃的学术论述，而把它们都看作为使自己赚大钱所作的辩护和政策呼吁。
我猜测陈志武教授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有绿卡是肯定的），他的公司和基金也是在外国、很可能是在美国注册的。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象周其人对郎咸平所作的那样，以他“不是中国人”为由否定他在中国国有资产问题上发言的权利，而是强调，如果陈志武教授入了美国国籍并将其公司和基金在外国注册，他和它们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如果中国政府不实行“彻底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则这种“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就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就会丧失许多赚钱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志武教授强词夺理地盛赞“全球化”的好处，劝诱中国政府奉行“彻底开放的全球化政策”，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主张大规模的私有化也是同样道理。大规模地出售甚至白送国有企业不仅使许多“企业家”和官员一夜暴富，也给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金融学家”提供了无限商机。这些“经济学者”们致富的渠道多种多样，从自己亲自进行金融买卖到通过作咨询而收各种中间性费用，不一而足。刘小玄教授的丈夫李实教授曾经长期住在英国从事合作研究，他就亲口对我说过：真正从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中发了财的是那些作经济咨询的，因为他们可以为那些想购买原国有企业股票的公众提供“咨询服务”并收取巨额的“咨询费”。
私有化运动也同样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学人”大发横财。最近两年在许多媒体上就频频出现一位名叫郑培敏的先生，他到处宣扬ＭＢＯ的“好处”，不断地提供“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实行ＭＢＯ”的信息，并极力鼓吹对国有企业实行ＭＢＯ。我们所的同事就对大家说过，这个郑培民开了一个什么“荣正”咨询公司，就专门给那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提供ＭＢＯ咨询服务。他为什么要在媒体上鼓吹对国有企业实行ＭＢＯ，原因不言自明。至于为各种企业老总说好话、唱赞歌而获得巨额的演讲费，那更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公开的秘密。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志武教授要把他的公司和基金的业务扩展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从他积极从事金融业务本身这一点来看，他鼓吹私有化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想必陈志武教授已经筹划好了如何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并购和重组了。看来他不仅是要为“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说话，只怕是他自己就要作“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哩！
不过，我要劝公众不要对陈志武教授作金融并购的业务抱太大的成功期望。就在不多几年前，有一位著名的金融学专家因为他作出的解释某种金融业务的模型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人也如陈志武教授一样学以致用，同时创立并经营着一个长期投资的基金公司。但是就在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后，他投资的那个公司就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引起的风潮中倒闭。这已成为经济学界最大的笑话。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尚且如此，其它人又能好到哪里呢！我但愿陈志武教授不会给我们再添这一类的笑料。
附带说一声：我很赞成陈平教授的论点，认为那位诺贝尔奖得主之所以吃亏，是因为他没想到他模型中的方差之类的参数不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它会突然发生变化。这也是陈志武教授的那种“大样本分析”的致命弱点。如果他不及早改换门厅，学一点郎咸平先生的那种个案分析，只怕早晚也会重蹈他那位诺贝尔奖得主前辈的覆辙。
因此本人也理解了陈志武教授为什么对鼓吹私有化政策如此不遗余力。特别是在中国，发大财的最佳途径是与政府官员结合，取得种种的政策优惠；要作稳赚不赔的生意，必须要取得政府政策的配合。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随着自己的生意需要转。由于陈志武教授已到了在商言商的地位，这样作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只是在这样的地位上写出的与自己的生意有关的作品，恐怕不能再算作客观公正的学术讨论了吧！
陈志武教授最近的文章中还谈到，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看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他应当是很赞成盛宣怀的这一观点的。盛宣怀竟成了陈志武教授的前辈，这不能不使我感慨万分。
盛宣怀以文人幕僚出身，后来成了清末办洋务的重镇，研究经济史的同行说他没少乘机为自己捞好处，所以被视为典型的“大买办”。他由于筹划川汉、粤汉铁路的“金融重组”，对激发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后来的辛亥革命负有直接的责任，以致辛亥革命时对他“国人皆曰可杀”，他也不得不暂时逃到日本去躲避了一阵子。以他为同党的人，又想干什么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依靠官场政治权术来搞经济的人，最后难免败在政治上？
据说陈志武教授是好几个“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的匿名审稿人。光凭他的这一地位，我相信中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中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敢于象我这样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对我来说，这样作所带来的损失，绝不可能大过作出了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而却得不上奖。在我看来，与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相比，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相比，这并不是什么大损失。
05、必须禁止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
最近几天，中央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些新的指导性规定，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国资委的下属单位还发表了权威性的文章，对最近几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了系统总结。在这些规定和文章中，已经明确表示国有大企业不适于搞ＭＢＯ，不提倡让企业的原经营者收购国有企业；在其它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不准对企业经营不善负有直接责任者购买国有企业。
我在7年多以前发表的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原则上不应当允许公有企业的原经营者购买该企业的大部分所有权，特别要禁止经营不善（亏损或没有盈利）的企业的原经营者购买该企业的所有权。”而最近几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进一步教育了我，使我现在坚定地认为，必须坚决禁止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连收购都禁止，当然更不能将公有企业白送给其原经营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杨斌早就提出，必须禁止国有企业的领导收购其企业，不能让他们成为其原来经营的企业的所有者。我和杨帆、韩德强最近还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层收购。所有这些行动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主张：应当宣布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变为其企业的所有者是非法的。
最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在许多地方变成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让“经营者持大股”，打着的旗号就是“原经营者收购国有企业”。为这样作辩护的人说，这样作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其实，这样作不仅不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反而会使少数特权人物大量侵吞国有财产。
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让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必然会使他们轻而易举地侵吞大量公有财产。现在一般人都承认，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更不如他们清楚企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企业状况好，原来的经营者必定会对一切人封锁有关企业真实情况的信息，逼着其它竞购人降低对该企业的竞价，最后逼迫所有者将实际上很好的企业廉价卖给他；如果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是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则原来的经营者也会利用其对企业的掌控和独享的信息，先把好企业弄亏损，然后以企业状况不好为由逼所有者将企业低价卖出甚至白送。总之一句话，不管允许原经营者收购的是好企业还是坏企业，原经营者都可以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上下其手，大发横财，而损失的是公有财产，吃亏的是国家、广大公众和企业的职工。各地改制中出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都证明了上边所说的论点。
基于以上原因，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就只能根本禁止原经营者收购公有企业。
有人说，这样就会使公有企业的领导没有积极性，“不配合”当前的公有企业产权改革。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要打着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幌子，对原公有企业实行全盘的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驾的是“三套车”：卖给原经营者，卖给“民营企业家”，卖给外国人（这种卖在很大程度上是送）。在他们看来，所谓“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只能在这3者中选一。
而在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作法，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我和程恩富等10教授已经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许多地方都在肆无忌惮地狂“卖”国有企业，而这种狂卖只能招至国有资产大贬值，国有资产在卖中大流失，就象过多的新股上市出售一定会使股价狂跌，使原有股东的财产大缩水一样。
正确的作法是首先致力于建立有效率的公有财产经营机构，将它们发展壮大成为强有力的机构性战略投资者，促使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力提高经营效率。这些机构和公有企业的经营者是职业的经理人员，对他们应当按国际惯例，以高薪和股票期权作经营成功的报酬，而股票期权只应占企业总股权的极少数，并且绝对禁止向他们出售其经营的企业。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实施原公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商谈与外商的合资和私人资本的参股，而这种合资和参股必须实行严格的以我为主。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讨论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处置方案。总的来说，应当是大型企业坚持原来的国有或集体所有，进一步强化职业经理人员的责任制经营，同时认真推进职工的民主参与管理；而对小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作所有制变更，但是所有制变更的首选方案，既不是卖给私人，更不是“卖”给原经营者，而是改为职工集体持股，并由职工真正民主选举职工持股会的领导和企业经营者。对小企业这样作，是因为企业越小，单个职工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就越大，职工集体经营越容易。许多地方都有成功的经验，证明小企业真正有效率的经营方式是变为职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06、不能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养资本家
前些日子，在原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中，出现了廉价出售中小企业产权的势头。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强行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将公有企业的产权成批地出让给极少数个人或私营企业，甚至以罢官威胁不积极执行这一方针的人。一些人或明或暗地鼓吹向少数“企业家”白送公有企业，理由是这样就能提高效率，解决就业问题。这样作的结果（也是某些人的主观目的），就是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养少数的大资本家。
这是一种极坏的做法，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会带来极其有害的后果。
这样作的最大害处，就是纯粹人为地制造出少数大富翁，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而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社会上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对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反感，人民群众到处在切齿痛骂腐败现象，政府分配财富和权利的任何措施都已经成了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向少数人白送大笔财富，让他们一夜暴富成大资本家，这已经不再是违反社会公平准则的问题，而是在恶化社会环境，制造阶级矛盾，为人民群众不满的大爆发和社会的动乱创造条件。
白送公有企业会提高效率，解决就业问题吗？这是幻想。在市场经济中，出售和购买企业产权本来是常有的经营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买卖企业产权会提高效率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正常情况”，而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是企业的原所有者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卖的贵一些，这恰恰是白送企业产权的对立面！正象可以白白得到的物品不会被人珍惜一样，可以白白得到的企业也不会被资本家珍惜。如果购入企业产权的代价高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只有确信购入企业后能够提高效率的人才购入企业，这样的企业产权转让将会提高效率；而在白送企业的情况下，不能提高效率、甚至会降低效率的人都会去“购买”企业，也势必会有一部分企业落入只能降低企业效率的人手中。事实也已经证明，许多靠白送而得到公有企业的人不过是想倒卖企业而已，这种炒卖企业的做法已经使许多原来还能正常经营的企业也陷于瘫痪，企业的效率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因此，靠白送公有企业来提高效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神话。想靠白送公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更是异想天开：在现在的公有企业人员过多的条件下，任何购入企业的资本家都会大量裁减员工，又哪里会解决谁的就业问题！如果说私营企业能够增加就业，那也是新开办的企业有这个作用。想靠私营企业增加就业，那就应该要求资本家拿出自己的钱来开办新的私营企业，而不应该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殖资本家。
白送公有企业所直接造成的最大问题，是间接地剥夺了用来补偿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职工都享有大量的社会保障；这使得我们这种国家在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国家仍然必须向这种企业的原有职工提供大量的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而国家可以用于这种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却又极度缺乏。最近一些地方试图以买断工龄的办法来减少政府未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政府按公有企业职工的工龄一次性地付给职工个人一笔钱，从此不再为该职工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即使实行这种做法，政府也恰恰是在目前需要大量的资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本来应当尽可能地增加资金收入以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而出售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本来是筹措资金以向这些企业的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一个非常正当的渠道。以这种方式筹措职工社会保障资金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应当在未来向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障金是原公有企业欠整个社会的最大债务，而偿还这笔债务的资金当然首先应当来自这些企业，包括来自出售这些企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白送公有企业，不仅是减少了政府可以用于公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收入，而且实际上侵占了本应用于原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基金，是将可以为公有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白送给少数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实质不仅是人为地制造企业原有职工社会福利基金的流失，而且是让少数人靠剥夺原公有企业的职工而致富。
最可笑的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竟援引德国在前东德地区实行私有化的例子，大肆渲染德国政府如何向私人资本家白送公有企业产权，以此来作为应当向少数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证据。这些人所引的德国的做法不仅不能证明白送公有企业产权正确，反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绝不能走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道路。为了能够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德国政府确实在前东德地区向私人资本家大量白送公有企业的产权；但是这样作的结果是少数私人资本家迅速致富，国家却必须承担原公有企业员工的一切社会福利负担，而出售企业又没有给国家提供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德国政府靠在原西德地区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税收来筹措东德地区的社会福利资金，以此来每年向东德地区输送1千亿马克的财富，结果是搞得民怨沸腾，造成了至今为止日甚一日的对执政党的不满。而老百姓的这种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向人民大众收的税白送给少数资本家作他们的资本。德国的例子恰恰是向资本家白送企业失败的典型例证。德国原来是一个政府财源雄厚的高度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尚且被这种政策搞得陷入困境；中国这样的政府财源极窄的穷国如果实行这种政策，将势必会被搞得民穷财尽。
那么，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是不是绝对不可以向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呢？回答应当是：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必须把这种白送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规模上；白送的不应当是企业的全部产权，而只应当是企业的部分股权；必须在极其严格和公开的法律规制下进行这种送股；得到白送的股权的首先和主要地应当是原来的企业职工，他们应当得到白送的股权的大多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因为他们过去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作了贡献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也可以向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已经作出了一定成绩的企业领导白送少数股权，但是这种股权只能占企业现有股权的极少数，其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对企业领导成就报酬的一部分，更主要地是为了激励现任的企业领导努力地经营企业，因此不允许企业领导在离开企业之前
转让这种股权。但是更为关键的是，白送公有企业股权的行为必须只能由某种特定的法律主体来实施，这种主体的经济利益、其成员的个人利益必须是与公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有紧密的正向联系的。现在的许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控股公司的性质就类似于这种特殊的法律主体。这种有权白送公有企业股权的特殊法律主体必须不是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但是其转让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又必须接受专门管理公有财产的政府机构的严格监督和批准。这样才能防止超过必要限度地过多白送公有企业的股权。
其实，对于公有企业“转制”和出售过程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笔者在将近两年之前就撰写过专文进行批评。笔者当时就指出：近年来，各地在与外商合资、对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拍卖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将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有偿转让给私营企业和私人。这些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都是向私人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笔者当时就指出，应当允许出售公有企业的产权，而且应当以法律规定保证做到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设计一套规则和机制，以保证公有企业产权转让有效率和不会造成公有财产的损失。笔者当时就指出，近几年的这种公有企业产权出售是极不规范的，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少数政府官员个人任意而为。大多数国有企业产权的出售是由少数地方政府机构、甚至是由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决定的，乡镇企业产权的出售更往往是由乡镇政府的个别领导说了算。而许多经营不善的企业往往卖给了原来的经营者。这样的出售带来了很严重的弊病，不仅会造成公有财产的大量流失，而且必然严重危害剩下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可惜的是，笔者当时指出的弊病并没有得到消除，反而有日益严重之势。因此，在这里概述一下当时笔者指出的消除弊病之道，应该是有益处的：
——必须使公有企业产权的出售法制化。目前对许多情况下的公有企业产权出售都没有适当的、详细的法律规定，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抓紧立法工作，制订适当的关于公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法律规定并严格地执行这些规定。这样说的出发点是，关于公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法律规定必须有其非常独特的特点。这是由于直接决定是否出售、如何出售公有企业的人，并不就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负责出售公有企业的人可能并不想使企业的卖价最大化，其结果是企业的出售很可能会造成公有财产的大量流失，而且可能严重危害剩下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因此，不仅应当以一般的商法或民事法来调节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而且应当在一般的财产法的规定之外制订出专门适用于公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法律规定。
——禁止任何一级的政府官员直接从事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规定只有受严格监管的公有资产运营机构（经营公司、企业集团、控股公司、基金等等）或集体财产的所有者集体有权作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主体，决定是否出售、在什么条件下出售公有企业。这种公有资产运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他们必须处于政府的公有财产监督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的严密监督之下，以防出现贪污、受贿、虚报、隐瞒以及其它损公肥私的不法行为。
——在法律上为公有企业所欠债务的债权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公有企业的购买者必须付清企业拖欠的到期债务本息，必须为其它债务提供足够可靠的私人抵押品或私人担保。否则该企业的债权人有权制止该企业的出售。
——出售公有企业必须顾及社会上的各方面利益，相应的政府机构和组织有权代表这些方面的利益制止出售某一公有企业。有这种权力的机构包括：出售公有企业必须经相应的公有资产监督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批准，公有资产监督机构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公有企业售价过低，它有权由于售价过低而拒绝批准出售公有企业；当地的劳动部门和工会有权由于出售某一公有企业过度恶化当地的就业状况而否决这一出售；企业的债权人有权由于企业的购买者不能保证向自己还债而制止出售某一公有企业；政府的财政部门和当地的社会保障资金统筹部门有权由于这种出售大大减少了财政收入或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而否决这一出售；全国性的行业管理协会有权由于出售某一公有企业会使某种产品的国内市场被外资企业所控制而否决这一出售；等等。
应当说，如果我们一直坚持按照上边所说的这些规则来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前些日子中小企业改制中所出现的那些严重问题。
07、关于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改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国内通常都把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统称为“公有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农村的乡镇企业日益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主要部分。而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的原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的浪潮悄然兴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权在这个过程中变为归于私人所有。
这股“改制”风最初在90年代初兴起于南方沿海的广东和福建等省，采取的形式一个是“卖”（主要是将原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售给外资、外国企业），一个是实际上的“分”（主要是对原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将其所有权变成股份分给其员工，而原企业主管一般都分得了较大股份）。在这场“改制”浪潮中最先出现了“靓女先嫁”的口号，要将最好的公有制企业先卖给私人。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4－1996年，“改制”风已经蔓延到中国东部各省。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山东省诸城将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以资产原值卖给其职工而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主张。但是改制搞得最多的其实是浙江和江苏两省。这两省的改制都不事声张，却力度极大。到1996年，浙江将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变成了私人所有或股份制，而且股份制企业实行的都是“经营者持大股”。江苏原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很发达，到90年代下半期也把乡镇企业几乎都变成了所谓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经营者持大股”。在这个时期，连辽宁的许多地方都实行了所谓的“一元钱送国企”的政策，将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变为经营者私人所有。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许多国有企业也完成了改制，但是“改制”还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而在这个时期中，“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场运动，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国有企业工人曾经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几年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热衷于对其企业实行“ＭＢＯ”（经营者买断），力图以此成为拥有上亿私人股权的企业大股东。而某些股票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ＭＢＯ。
08、点评：“被瓜分的草原兴发”
《新财经》杂志2004年第3期以“被瓜分的草原兴发”为总标题发表了记者李盾写的一组文章，对股票上市公司“草原兴发”到2003年10月8日为止完成的股权变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文章指出，这些股权变更使草原兴发的大股东由国有控股公司变成了私营公司；表明上看，草原兴发的这些私人控股公司又是由9个自然人亿万富豪控股的，但是文章以具体事实强烈地暗示，这些股权变更实际上是由草原兴发的管理层暗中操纵的ＭＢＯ（经营者买断）。
草原兴发是1997年6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原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镇长、乡镇企业家张振武。上市之初，草原兴发60％以上的股份是由赤峰大兴公司、赤峰万顺食品厂、元宝山五家镇企业公司、五家镇房身村企业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其中的赤峰大兴公司一家就持有草原兴发30％多的股份。赤峰大兴公司持有的草原兴发股权被界定为国家股，而赤峰万顺食品厂的所有权也属于国家。
2000年1月12日，草原兴发发布公告称，内蒙古草原兴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上是与上市的草原兴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公司，简称兴发食品）分别受让了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所持有的部分草原兴发的股份，以及五家镇企业公司、五家镇房身村企业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草原兴发股权。兴发食品这次从这4家公司受让的草原兴发股权，分别占草原兴发股份总数的15.8%、6.54%、0.62%和1.82%.这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草原兴发的3个最大股东在其股份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兴发食品24.81%，赤峰大兴公司19.37%，赤峰万顺食品厂17.16%.它们是草原兴发的主要非流通股东。
据公开发布的正规资料，草原兴发的这第一大股东兴发食品公司创办于1998年10月15日，其实际出资人为林西兴发肉联厂（成立于1998年9月18日）和敖汉兴发肉联厂（成立于1998年9月15日）。在公开资料中，林西兴发和敖汉兴发的企业性质都为“全民所有制”。2002年4月18日，兴发食品变更登记注册名称为“赤峰市银联投资有限公司”。
但是早在2001年8月29日，赤峰世博投资有限公司已经收购了林西兴发持有的兴发食品3％的股权和敖汉兴发持有的兴发食品48％的股权。这样，银联投资（原兴发食品）的股权现在有52％又掌握在这个“世博投资”手中。而根据正式资料，这个世博投资公司其实在它收购兴发食品股权之前的3个月（2001年5月11日或6月22日）才成立，实际出资人是5位自然人，其中于2002年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唐晓秋1994－1997年任元宝山区政府政研室主任，1997－2001年任草原兴发副总经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登记的这一2001年8月的兴发食品股权变更，在草原兴发发布的公告中却变成了“2002年底世博投资购买了银联投资52％股权”，时间整整晚了半年！
2003年10月8日，草原兴发发布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称，赤峰市元宝山财政局将赤峰大兴公司国有产权整体转让，其中赤峰市银元草业有限责任公司受让96.91%的产权，其它产权由另外两个自然人受让；赤峰市财政局则将赤峰万顺食品厂国有产权整体转让，其中银元草业受让96.91%的产权，其它产权由另外两个自然人受让。根据登记注册资料，这个“银元草业公司”本是成立于2000年4月18日的“赤峰银元贸易有限公司”，是银联投资的控股子公司，2003年6月由5位自然人买下了全部股权，成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这样，自2003年10月8日起，持有草原兴发60％股权的3大股东——银联投资（兴发食品）、赤峰大兴公司和赤峰万顺食品厂就分别被控制在“银元草业”和“世博投资”这两个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手中，而后边这两个公司的股权又由10位自然人持有。按照其间接持有的草原兴发股份的股票市值计算，“银元草业”和“世博投资”的10位股东中有9位已经是持有一亿元以上资产的亿万富豪。这样一来，草原兴发这个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已经由国有控股公司变成了私营公司。
对于草原兴发的这一系列股权变更，《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主要提出了两大疑问。
第一大疑问是：谁是在背后真正控制草原兴发的大股东？
根据正式公布的资料，最终控制草原兴发的大股东，应当是拥有“银元草业”和“世博投资”这两个公司的那9位亿万富豪。但是《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实际上否定了这一观点。该文指出，这9位大富豪都来自赤峰市及其元宝山区，而赤峰是国内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如何会产生如此多的亿万富豪？该文的作者还指出，这9位富豪的某些资料本该有详细的登记，但是目前却无法找到，而依据可提供的资料，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不具备出资人的资本能力；连草原兴发的董事会秘书都承认，这些股东本身没有那么多的资金，但是他又辩解说，这9位大股东只是元宝山四周居民中的某些富豪的资金“代言人”而已。《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还指出，名义上拥有“银元草业”和“世博投资”这两个公司的那9位大股东中有5位是或曾经是草原兴发的职员。
《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疑点是：一手兴办和操控着草原兴发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张振武在发生了这一系列重大的股权变更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担任董事长，并一如既往兴致勃勃地运营着这家公司。这与该公司名义上的所有权结构很不相称，因为在名义上，草原兴发的大股东是一群与他并不相干的自然人或他手下的小职员。该文引用当地的传言说，其实在收购了草原兴发控股权的那些大股东背后的正是以张振武为首的草原兴发高管。
很明显，《新财经》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想引导读者作出一个结论，而它自己又没有把这个结论明确地说出来，这就是：围绕着草原兴发的股权变更所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是草原兴发的高层管理人员所操纵的一场ＭＢＯ（经营者买断），其作用是把草原兴发的控股权从国有公司手中弄到他们自己那里。
与这个疑问相关地，《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重点回答了第二个大疑问：收买草原兴发股权的资金从何而来？该文中的详尽分析显然是要诱导读者对上述疑问作出一个确切的回答，而文中又没有把这个回答明确地说出来，这就是：与草原兴发大股东变更有关的所有股权购买，实际上都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利用股票上市募集的资金来进行的。
《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特别强调指出，草原兴发的第一大股东——银联投资（兴发食品）名义上是由林西兴发肉联厂和敖汉兴发肉联厂出资兴办的，但是林西兴发肉联厂的法定代表人为方武，敖汉兴发肉联厂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树范，而当时方武却正任草原兴发总经理，王树范则任草原兴发监事会主席；兴发食品成立于1998年10月，林西兴发肉联厂和敖汉兴发肉联厂则在兴发食品诞生之前一个月的1998年9月才刚刚产生。该文据此推断，林西兴发肉联厂和敖汉兴发肉联厂“是应兴发食品之运而生”。该文自己没有明确说而又想要读者得出的结论是：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林西兴发肉联厂和敖汉兴发肉联厂这样两个企业，它们是草原兴发高管们为了兴办和购置兴发食品这个公司而虚设的。
《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还指出，林西兴发肉联厂创办时的注册资本488万元，敖汉兴发肉联厂创办时的注册资本为80万元，但是当一个月后它们联合创办兴发食品公司时，却分别出资1040万元和960万元，使兴发食品的注册资本达到2000万元。这样的“出资能力”显然使人不敢相信。而兴发食品在成立一年多之后，就于2000年1月出资1.78亿元收购了大兴公司等4家公司持有的草原兴发近25％的股权。兴发食品声称，这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公司自筹了9000万元，其它资金来源于公司从农业开发银行得到的低息贷款。对于一个一年多以前成立时只有2000万元注册资金的企业来说，这样的筹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事情真象《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所说，不存在林西兴发肉联厂和敖汉兴发肉联厂这样两个企业，世博投资的那5个私人股东也不是它的真正股东，它们都是草原兴发高管们为了进行关联交易而虚设的，那么所谓5个自然人出资设立“世博投资”公司、该公司出资购买兴发食品的股权就不需要动用任何真实的资金，而只需在某几个资产负债表上作几笔账即可完成。
但是，兴发食品和银元草业收购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持有的草原兴发股权的那两笔交易，看来必须动用实在的资金进行真正的支付。《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所作的分析使人们怀疑，正是这两笔交易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利用股票上市募集的资金来进行的。
草原兴发1997年通过股票上市发行Ａ股而募集了21，680万元资金；1999年又通过10配3股的配股募集了24，413万元资金。2000年1月兴发食品受让大兴公司、万顺食品厂、五家镇企业公司、五家镇房身村企业公司所持有的草原兴发股权时，兴发食品以现金形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总价款1.78亿元。而草原兴发2000年中报显示，当时兴发食品持有草原兴发预付的货款2.2亿元。2000年10月30日草原兴发决定出资17783.56万元收购兴发食品所属的11家食品厂，这笔资金几乎正好等于10个月前兴发食品购买草原兴发股权时所必须付出的1.78亿元！
2000年10月30日草原兴发决定出资收购兴发食品所属的食品厂，这是兴发食品与上市公司所作的一笔典型的关联交易。当时兴发食品的法定代表人正是草原兴发的总经理方武。而草原兴发2000年5月才刚刚收购了一些食品厂，耗资4833.43万元。《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将2000年10月30日草原兴发决定收购的食品厂资产与该年5月收购的食品厂资产作了比较，“基本排除了前后两次名称相近的收购的资产不是同一块资产的可能”。这等于暗示读者：所谓2000年10月30日草原兴发决定买入的资产，其实在5个月前已经买入，因而10月决定的这笔交易及其支付根本就不必发生！
如果事情真如该文所说，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草原兴发用在股市上募集的资金通过兴发食品购买了自己的股权：它先以预付款的形式给了兴发食品2.2亿元资金，使兴发食品可以支付现金购买大兴公司等4家企业所持有的草原兴发股权，然后草原兴发又以购买兴发食品11家食品厂的名义将付给兴发食品的1.78亿元结了账，以此来向股民交帐！
银元草业为2003年10月购买的大兴公司、万顺食品厂国有产权，总计向赤峰市元宝山财政局、赤峰市财政局支付2778万元的现金并承担734万元的职工安置费。这3千多万元的资金相对容易筹措。草原兴发对外宣称，该公司于2002年和2003年耗资10亿元人民币购入了近27万亩草地。《新财经》杂志上的文章指出：草原兴发的肉羊加工和草地都“无法赢利”；该文对草原兴发这些购买草地交易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只要该文的这一质疑稍微有一点合乎实际，草原兴发的这10亿资金有很少一点没有用于购买草地，就足够为银元草业为购买大兴公司、万顺食品厂国有产权提供全部资金。
不过，草原兴发股权变更中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国有的股权是以远远低于草原兴发股票的市场价格转让出去的，而整体出售的国有企业售价则远低于其帐面净资产，更远远低于其持有的草原兴发股票的市场价格：
——2000年1月兴发食品购买大兴公司、万顺食品厂、五家镇企业公司、五家镇房身村企业公司所持有的草原兴发股权时，依据草原兴发1999年中期每股净资产，付出的价款为每股2.54元，而当月草原兴发股票在股市上的价格则在每股10－11元；
——根据2003年3月31日的评估和审计，大兴公司的资产总额24947万元，负债总额21658万元，净资产3289万元，赤峰万顺食品厂资产总额为21922万元，负债18839万元，净资产为3083万元。当时草原兴发的股票价格在6元左右，根据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手持的草原兴发股权推算，这两个国有企业的资产应当主要是其持有的草原兴发股票。但是在该年10月银元草业购买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近97％的国有产权时，它支付给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现金和承担的职工安置费用却总共不过3500万元左右，不但对这两个企业持有的约4亿元草原兴发股票的市价低得不可比，甚至还远远低于这两个企业6000多万元净资产的97％。这就是说，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这两个国有企业是以低于其净资产的价格卖出的。
这里涉及的是近几年经济政策上争论的两大敏感问题：应当以什么价格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是否应当以每股净资产作价减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面上看，按照企业净资产总额出售国有企业没有什么不公平；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持有的国有股是非流通股，它不能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其出让价格低于二级市场上的流通股价格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对减持原来是非流通股的国有股，社会上一度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按每股净资产减持。银元草业对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国有产权的收购显然是按照“净资产出售原则”进行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大兴公司、万顺食品持有的草原兴发国有股性质变更的有关问题也作了批复（国资产权函「2003」470号），显然也认可了这种“按净资产出售国有企业”的原则。
可是，草原兴发两大股东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国有产权的转让恰恰表明，按净资产转让国有企业产权会留下极大的隐患。
这里我们不讨论《新财经》杂志文章中对银元草业真正股东的质疑，假定草原兴发公布的银元草业自然人股东是真实的。我们也假定公布的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负债金额是真实的。其实在中国今日的环境下，在出售这两个国有企业产权时夸大其负债金额是完全可能的，那样按净资产金额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就会减少国家从企业购买者收回的资金。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都不是上市公司，它们没有公布其全部财务报表。不过，它们的负债金额是否真实，对我们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