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骂房地产集团了，但是这个利益集团最近两年的种种表演已经暴露出他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本性。第一个，他一贯反对必要的宏观经济紧缩，在1993年那一轮经济过热中，房地产商们就充当了主力，我的话不正确之处是那时他还不是房地产商呢，是空手套白狼呢，好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那一下子暴富，他们是反对那一轮宏观控制的中坚。很多反动都是他们挑起来的，对此我在“左氏风波”中早有披露。朱镕基召见我就是因为我要宏观控制，大骂这帮人。所以我跟他们结了梁子了，巴结他们也没用，我十年前就有仇，所以现在也别说什么好话，我是走到这条路上回不来了。今日这个利益集团又动员起来，去年这个百日维新是典型的，反对宏观紧缩，又一次重演了为了自己私利将中国人民拖入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的企图。
第二个，他掠夺了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为己有，并制造了贫富分化尖锐的社会问题，今日中国的房地产商主要的经营动机，他不是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家讲，西方讲是求利，利是我经营中满足消费者需求得利，他们是寻租，他们主要的经营动机决不在盖房子寻求合理利润，盖房子要赚钱，这是对的。而是要。北京的房子凭什么卖到一万多块钱，你去问问，盖房子的成本，再好的房子，一千多块钱肯定下来，我听人说，一般说八百块就下来了。那为什么能卖到八千多块，这不能怪房地产商，这个还是因为有需求，因为他在北京市中心，越到城市中心，这个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房子价格越高，为什么？好做买卖啊，所以十年前我就说最希望党中央在王府井给我批上100平米，我马上暴富，王府井那寸土寸金，我不干别的，我就租出去，拿现钱来，不拿现钱不租，保证暴富。这是包括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你们想想他们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地租拿到手里，把农民的地租拿到手里，特别城市地租都拿到手里，其实他们不是为了盖房子那点利润。其实问题恰恰在于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城市及其他地租基本上已通过种种途径变成了政府的收入。今年年初，一个博士生在波斯顿学院做的论文就是这个，能不能完全靠城市地租来维持政府的开支，美国经济学家就在研究这个。就是说北京市不收别的税了，只收地租，最后经济学家论证靠这个地租足以维持北京市的政府开支，包括公共工程。当然他论证能不能成立，但至少很多经济学家直觉来说这个论证是正确的，基本上数学上能够证出来。就是说把地租收来，北京市就别收其他税了，你那些所有城市建设都解决了。可是我们这块给了谁，我们那些人富，经济学家分析，那些富从哪儿来，那就是从那个地租来。当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做种种思考，这正是我讲的，因为我看过这篇论文，把城市土地地租全部变为政府收入，以造福于全民，这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干的，那你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怎么干！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用尽一切手段和政府官员勾结，将农民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城市的地租变为自己的暴富的源泉，都一味地掠夺中国人民财富，他们这种做法不仅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增长的主要好处都收到房地产商手中，通过这少数人暴富，极大加剧中国贫富分化，而且严重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近几年中国严重的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让城市居民强制拆迁。说去年底说，第一大上访就是拆迁和征地，那么政府拆迁征地为了什么？很简单就两条，要不就是我自己要盖高楼大厦，这是好的，他毕竟是为公。更多的都包给房地产商了，那不就是把地租给了他们了。结果导致什么呢，为什么抵抗这么大？因为在北京，小商小贩包括那些居民户，这么点门帘租出去，每年就十来万，这个当然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剥削收入，但是他是小资产阶级剥削收入，他的房子很挤，他就把这一块划出来租。你现在一拆迁掉了，我给你补偿，一般最后二十万补偿，二十万补偿是这块地方永远没有了。你就是算算回报率，你就知道人家吃了多大的亏。这很简单，一年十万，把他资本化，做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资本化是多少万，你等于把人家财产拿走了。是不是不应该拿，美国是拿的，美国他收税，日本都是，你在那个地方的房租政府收的税极高，就是把你的地租变政府的。而人家有个理由，政府收取了给全民服务。我们中国给了谁了？我们中国还不是弄给了房地产商了，其实这话很简单，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了，归了李嘉成了。李嘉成就是靠房地产吃饭的，所以我认为第一最好的解决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解决办法，尽可能把地租拿在政府手里，通过税收手段。如果不弄这个，起码归给小资产阶级，也比归那些大资本家强，那是一百个人分，你一个人分你贡献什么了！说他是先进生产了，他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了！他盖几个破房子就成先进生产力了？我说中国经济不发达，是因为中国有钱人都搞房地产，就冯巩那个，我到处都学，香港那些土财主有什么了不起，就知道花钱买地，喝点早茶，他别的不会干，他汽车造出来了吗？就是公共汽车他造出来了吗？不用说航天飞机他造出来没有。你说美国资本家，人家福特搞一生产线。咱说美国资本家，就说福特，人家福特搞一个生产线，那叫先进生产力。你造那几个破房子，那叫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中国一直不缺这“先进生产力”。两千年以前，有钱人就在买地买房子。是不是？所以俗话说，中国人就花钱买地喝点早茶。所以，香港现在上不去，人均两万美元就不行，因为它没有先进生产力。香港的主要问题在这儿。
回头我一想，万恶之源是房地产商。近几年中国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我这有事实根据。你到中央信访办问问，都什么人来上访。强制征地，这些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房地产开发商追求最大利润的贪婪目的。其背后，其实都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黑手在运作。到底怎么运作？我也不清楚，反正是黑箱操作。
不仅如此，房地产开发商们还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现在我天天看。因为我现在也是业主啊，我怕，我真怕他。这家的给你玩个什么手段，你上了当，都不知道怎么，钱交出来了，房子买不来。这事，我挺害怕，我也想买房子。我怕我钱交出来房子买不来。那你说，这谁干的？那不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干的么？这事多了，我就不举例子。你随便翻，报上有的是。所以说就是他害的。这头害被拆迁的，那头害买他房子的业主。反正所有的冲突，都是他们造成的。房地产开发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造成城市中无数有关房地产的控诉，甚至有业主挨打的。对于我的证据，很简单，你们上网上去搜。所有这些有关的，我相信可以一两本书。所以我说的绝对事实根据的，可以说房地产商现在是中国的万恶之源。所有社会冲突都是他们造成的。
第三个，房地产商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给整个（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浪费对中国发展极为重要、极为宝贵的资金。我们中国不是资金过剩的，这个我告诉你们。那些老板说，美国人均资本多少，中国人均多少，你说中国缺不缺资金。我说，缺资金。他说，那就引进外资。我说，你别理他，关键是你自己身上那点还没用完呢，你在海南卖了多少楼，你在北京卖了多少楼。1992年那一轮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实际损失到底是百亿还是千亿？现在无法确定，但肯定不是个小数。肯定几百亿打不住！你看海南到现在烂子也留着那。肯定不是小数。搁置十几年无数烂子是正常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到底造成多少损失？我们拭目以待。我现在不敢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不及早制止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这次损失绝对不会小于上次。我敢打这个保票。
要说的另一个问题，就和这个有关。我要说最后两个问题。
主张依附性发展道路的人——林毅夫和江晓娟，总是说，搞自主知识产权是赔钱的，中国没有资金发展自主秘密产业和自主高知识产业。是啊，就怕联想。你把这事联想到一块，就明白了。这次我集中讲了半天，就讲中国资金过剩。不过剩，它不会往房地产这么流的。这些人本来都是做实业的，他们股票都不少。这就是说资金过剩。现在都知道，开发高科技是最赚钱的。美国人都这么往里投呢。而且你们这么多大学里都是学这个高科技的，——如果你们不学高科技，毕业以后干什么？你们都是理工科的。
这就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其实，看一下现在房地产泡沫和浪费，就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荒谬。长期建设房地产浪费的资金，够搞多少个高科技项目。我给你一千亿，你算算，就是他再贪污，能搞出多少高科技项目。为什么可以在卖不出的房子上投入上千亿，就不用五个亿造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来？告诉你们，我们呼吁了好几年，上海的上飞就不错，八五年飞到那儿，现在还没定型。就给五个亿，就还再造出一架，我们自己知识产权都有啊。这些人就这么缺钱，这五亿都白扔了！
哎，你房地产商几百亿都能白扔！而且现在他们什么样都有！还市场经济必然呢，发展高科技就不必然了？这帮人就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为什么卖个房子就几千亿，就拿不出五个亿来？你给我说出五个亿来，我给你拿出两架飞机来，我们自主开发的“运十”，国际先进水平！说到赔钱，那你这赔了多少钱？说到投资拉动总需求，难道用高科技拉动总需求不是对发展更有利吗？
真正懂得经济增长关键因素（我现在还在家里做增长），都是讲人力资本、技术。反正一句话，你们掌握了技术，你们就富啦！把钱赔在中国人买不起的房地产上，就会给中国留下一堆金融不良资产；把钱赔在高科技产业、战略产业上，不仅能保证国家安全，而且能发展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资本利润率、工人工资，使中国得到根本发展。人均产值、资本利润率、工人工资，现在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说经济增长主要都是靠你掌握的技术。那你就有钱盖房子，没钱搞技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做法。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现在讲完了。
评论：我是山西财经大学的经济研究生，经济学家各种理论在好不能是好的经济学家，分析问题出发点的良心才是最重要的。我支持经济发展国家主义优先的理论，中国的现在的问题（比如纺织品、鞋）已经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问题，左老师去年的一些论断已经得到证实。看了韩的强老师的碰撞一书，也证明了国家经济主义的正确（今年的纺织品问题）。
经济发展就是打仗，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的经济政策一定要国家至上。产业发展要慎重，但是如何使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主义结合使需要探索的，，但是绝对不应该是中国现在的一些产业发展的模式。
我支持左派的国家经济主义的大部分主张。希望可以多看到各位左派老师的文章，你们的价值就是使我们的政策要多反思，即使错误的文章也是好的，至少提醒经济政策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不好的后果。
05、以产业升级超越“比较优势”（关于“发挥比较优势”的论纲）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片面地鼓吹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是极为有害的，我们需要的是尽快完成产业升级，以产业升级来改变比较优势、提升比较优势：
1. 克鲁格曼说：“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它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它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二章）。对一国在一种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原因，李嘉图模型的解释是该国在该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赫克雪尔—俄林模型的解释是该国拥有相对较多的需要在该产品生产中相对密集地使用的资源（要素禀赋）。
2.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论证了发挥比较优势的好处：一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会提高其生产的效率和本国的福利。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它使各国自动按照其比较优势生产和出口，从而使每个国家的福利都最大化。
3. 对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李嘉图模型（劳动生产率观点）能够比较好地解释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而赫克雪尔—俄林模型（要素禀赋观点）的解释力很低。似乎国际贸易在实际上确实是按照劳动生产率观点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
4. 即便如此，教条地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也对发展中国家极其有害。为了尽快发展，对外贸易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应当限制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条件，使比较优势不能自由发挥作用，使对外贸易的结构不完全合乎发挥比较优势的要求。这就象孤立系统的熵能增不能减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确实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当无所作为地去任由这个定律发挥作用。在天寒取暖、热机作功时，都应当限制热力学第二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使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自由发挥作用，使物体的物质结构不完全合乎发挥热力学第二定律作用的要求。
5. 片面地发挥比较优势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有害，是因为比较优势可以改变而且经常在改变：相对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各国不同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一国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总是在变化；要素禀赋主要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相对密集程度，而资本可以非常快地积累。更重要的是，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和出口结构，生产过去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使一国迅速地提高生产该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甚至使过去生产一种产品的比较劣势变成比较优势。
6. 经验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都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的速度，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表现为一国的产业升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从技术和资本含量较低的种类变为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种类。这就意味着，尽快的产业升级才是尽快发展经济之道，而尽快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尽快的改变和提升比较优势：使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尽快从技术要求较低的种类尽快变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种类，尽快提高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完成比较优势的这种改变和提升，就不可能发展经济。
7. 要通过尽快完成产业升级而尽快发展经济，就必须打破对当前比较优势的迷信，以尽快完成产业升级的政策来超越当下的比较优势，以尽快的产业升级来尽快改变比较优势、提升比较优势。在尽快完成产业升级所要求的限度内，应当不拘泥于当下的比较优势，不惜以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当前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只要有利于产业升级，政策鼓励发展违反当前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对长远有利的。
8.就是在西方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中，也并不是只靠比较优势学说解释当代的国际贸易。本文前边所说的生产当前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学习效应”，就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说的“动态收益递增”，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承认这是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还强调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以此形成了“新贸易理论”，并据此而论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作用。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还论证了赞成关税的贸易条件改善论、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内市场失灵论。这些都是与比较优势学说完全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学说。
06、资源、环境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欧美国家在19世纪开始建立以大规模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在这种经济下，20世纪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使欧美国家的富裕程度达到了过去的人类从来就不敢想象的程度。这也使20世纪成了一个追求经济发展的世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争相以欧美国家为榜样来改造和发展自己的经济。
但是20世纪的经济发展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在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而那些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的欧美工业发达国家，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却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整个地球的大气、海洋和陆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人们在认真地讨论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在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上的有害后果，研究如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便使目前的经济增长变为可以持续。但是，就在欧美国家考虑改变其过去200年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增长方式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正在按照欧美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来谋求经济发展，而这样的落后国家却占当今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这就使当今的世界经济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这个问题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巨大难题。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地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在这样长的时期中达到年平均3％的增长率，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增长了。
中国经济如此高增长的结果是，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如果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换算已经达到1.65万亿美元，人均接近1100美元。这样以美元计的中国ＧＤＰ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位，而由于汇率有着不确定性，特别是人民币当前面临升值压力，这样以美元计的ＧＤＰ总量和世界排位并不准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按目前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ＧＤＰ总量在最近几年就可以上升到世界第四位，在20年内可以超过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而在30年之后就可以超过世界的第一经济大国——美国。
但是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高增长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能否保持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现代的经济增长首先依靠人民掌握的技术和技能的不断增进。除了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的快速进步之外，妨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
至今为止，中国还是靠复制欧美国家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低，中国复制的多半是欧美国家过去的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技术。这就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重大的问题――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
在谈到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必须牢记，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将近1/15，却占了世界人口的1/5以上。这意味着，即使中国每人平均制造的环境污染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每单位国土上的污染也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更何况中国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部的那一半国土上，这就使中国东部的环境污染问题极为严重。
由于中国不利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再加上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农牧业用地，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8％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27％低9个百分点，而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却达174.3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仍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等于每年有一个县的土地荒漠化；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
至今为止，现代工业的发展还只是给中国的环境问题增加了一个新的负担，那就是现代工业制造的污染：
——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200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21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的33％；化学耗氧物排放量13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七大流域环境容量的66％。中国的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
——目前，中国的年废水排放总量已达到439.5亿吨，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五类劣质水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
——中国的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有1/3，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倍－5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中国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近四分之三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一半。
这样制造高度污染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在大量消耗着中国以及整个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在资源问题上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是以占世界陆地面积将近1/15的土地、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却有着超过目前全部发达国家总和的人口数量。当中国以欧美国家过去的那种大量消耗资源的方式发展经济时，不仅自己会面临资源严重不足的巨大问题，还会使全世界面临的资源问题更快地恶化。
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的ＧＤＰ增长了不到150％，消费的石油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这样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成了世界的第一资源消耗大国。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1994年曾经耸人听闻地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研究所2005年2月16日的调查报告比较了中国与美国2004年对粮食、肉类、钢铁、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描画了中国在资源消耗上的地位。
2004年消费的粮食总量，中国为3.82亿吨，美国为2.78亿吨；消费的肉类总量，中国为63百万吨，美国为37百万吨；2004年的钢材消费量，美国为1.04亿吨，中国则为2.58亿吨，相当于美国与日本消费量之和；2004年的煤炭消费总量，中国相当于8亿吨石油，而美国则相当于5.74亿吨石油。只有石油的消费量中国远低于美国：2004年每天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2千万桶，中国只有7百万桶，是美国的1/3；但是过去的10年中，美国石油消费只增加了15％，中国则增加了100％。按这样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就将超过美国。
此外，中国消费的化肥每年为4千万吨，美国则为2千万吨，中国在移动电话和电视机的拥有量上也已经大大超过美国。
我们中国人当然清楚，根据布朗博士的这些描述说 “中国消耗了过多的资源”，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每年人均的粮食消费只有294公斤，不到美国人均粮食消费的1/ 3.尽管如此，中国消费的粮食总量仍然比美国多，这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如果考虑到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我们就应当说，在任何资源的消费总量上，中国都应当是美国的5倍，占世界的1/5，这才是世界资源的公平配置。
此外，目前在中国境内耗费的资源，有许多最终也并不是由中国人消费的。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加工贸易占了中国贸易额的50％。这种加工贸易将国外的原材料进口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以加工贸易方式在中国耗费的资源，最终实际上是被别的国家的人消费的，中国不过是代别国人利用这些资源加工以供他们消费而已。
尽管如此，这样耗费资源的经济增长，仍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增长的背景是，中国许多资源人均的本国储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导致中国从国外进口大量资源，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源的净进口国。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从石油的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的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批富裕家庭购买私人小汽车的时代，石油的消费量随之激增。现在中国消费的石油已经约有1/3依靠进口。在消费总量上，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到80％。
这样大量进口资源，势必加剧世界资源市场上的需求压力。由于自2003年起出现了新一轮的高经济增长，2004年中国对铜、铝、锌的需求量上升到占世界总需求的1/ 4，一些国家的矿业公司因此抬高了这3种矿产原料的价格。
但是更大的问题将发生在世界石油市场上。2002年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当时的产量，静态保障年限仅40年；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为60年。我们面临着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的可能。
当然，随着石油勘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今后还会发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可采储量，这就在新的开采消耗已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的同时，补充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30年前就听说当时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够30年之用，而现在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竟然还够用40年！但是尽管如此，当前的剩余可采石油已经远远比30年前的剩余可采石油难开采得多。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低于其被人类开采而消耗的速度，按目前的速度开采和消耗石油－天然气，人类将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耗尽地球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成为一个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将加剧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紧张局势。当然，说近几年的石油价格暴涨起因于中国的大量石油进口，这没有靠得住的根据，因为中国的石油进口至今还在每年1亿吨上下，而中国的全部石油消费量才不过是美国的1/3.但是，如果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一个汽车化的社会，真像欧美国家那样接受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则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最终将不可避免。其理由很简单：中国人口已达13亿，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果中国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普及和使用私人小汽车，世界的石油消费将增加一倍以上，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之日会提早到来。
不过，中国目前已经面临的最紧迫的资源问题还不是石油问题。在中国，目前最紧迫、最严重的资源问题是缺水。
本来中国就是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却只占世界水资源的6％。而经济较发达的华北地区更是干旱缺水。目前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 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严重缺水的典型是环绕北京的河北省。该省年用水量220亿立方米，超过170亿方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实际用水量超过国际界定（河川径流量的40％）的1倍多，每年超采地下水40至50亿方左右。海河水系主要河流几乎常年无水，大部分洼淀已干涸多年，全省近7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全省地下水累计超采量已逾1千亿立方米，使该省出现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漏斗群和近5万平方公里的地面沉降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1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40米左右。最大地面沉陷已达2米（在沧州市区）。这造成含水层疏干、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机井报废、咸水界面下移、地面及建筑物沉降裂缝、行洪排水能力降低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严重后果。
更严重的是，水是几乎无法从外国进口的。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南水北调”，但是这显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连河北省的超采地下水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转向能源低消耗、资源循环利用、不造成环境恶化、最终依靠可再生能源的道路。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自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执行“科学的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增大ＧＤＰ。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的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提出，要让人们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为了打破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的社会，发展循环经济。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便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关键是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解决资源问题则主要应当靠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于生产的总量节约资源。而发展循环经济，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化作可再生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增加了可以使用的资源，更是同时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好途径。
实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可以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在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保持对人类有益的环境。中国目前在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就有如此严重的污染，是因为中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中国单位ＧＤＰ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达到了目前美国的单位ＧＤＰ排放的二氧化硫数量，中国就可以在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达到美国的ＧＤＰ生产总量。目前中国单位ＧＤＰ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将单位ＧＤＰ排放的氮氧化物数量降到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中国就可以在目前的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下达到美国的ＧＤＰ生产总量。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节约资源与发展经济并举的最好方法。目前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中国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在水的利用效率方面，中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经达到0.7－0.8；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的利用效率，中国就可以以目前的用水总量达到日本的生产总量；而如果中国能将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降到德国的水平，中国就可以用目前的能源消耗总量生产出美国的ＧＤＰ总量。
为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中国应当向欧洲国家和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和提倡使用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鼓励使用和生产节省能源的、环保型的轿车。中国还应当更多地利用其储藏相对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学会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将煤炭气化、在大煤田实行坑口发电，甚至生产人造石油。
兼顾环境保护和能源供应的能源战略是大力发展非碳氢化合物的能源。中国在发展原子能发电，但是不应当过多依赖核能。由于中国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中国应当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在这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水力发电曾经是中国电力发展的一大重点，但是它对环境的影响现在也引起很多争议，因此不能再把它视为解决中国电力供应问题的主要出路。利用生活废弃物生产沼气，既减轻了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能源供应，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条好的道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大力发展过沼气，现在应当继续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
有人作的成本计算表明，在中国北方的沿海地区实行海水淡化，社会效益已经可以弥补成本。因此我们应当使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在华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但是对中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中国需要大力推广高效率的灌溉方式，如喷灌、滴灌。为了促使贫困的农民实行这些先进的灌溉方法，中国政府应当实行系统的加速技术进步的措施：一方面提高用水的收费，促使农民采用省水的灌溉方法，另一方面则将水费提高所得收益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全部以供应喷灌、滴灌设备实物的方式返还农民，既促进节水又保障农民利益。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发展可持续，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资源利用效率。这都要求中国采用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上水平最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如以足够低的成本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这方面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
遗憾的是，这样的主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变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最近十几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在中国泛滥，中国的经济界人士到处都在宣扬“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结果是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许多措施，而且不对开发可以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技术进行必要的资助，以致中国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方面持续落后。据专家估计，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至少达到ＧＤＰ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而中国的环保投入却一直在ＧＤＰ的0.5%左右徘徊，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
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还涉及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要害问题：对盈利企业的放纵。目前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而且来源于对企业和个人盈利行为的过度放纵甚至鼓励。
最近20年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它对个人特别是“企业家”们的盈利行为不仅是纵容，简直是极力的支持和鼓励。在这样对盈利行为的不顾一切的鼓励之下，任何浪费甚至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发展起了一个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绝对命令，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出口资源和出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都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得到优惠的低税率的热烈欢迎。在这样的政策指导思想下，中国当然会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为了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变为可持续，我们必须：
打破“招商引资第一”的观念，打破服从低技术的国际分工的观念，不允许其它国家向中国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再允许向外出口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品；
打破市场化的迷信，政府大力资助发展环保产业、采用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技术，同时严惩一切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将中国变为一个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7、从结构入手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科技财富》：当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难以提高的根源是什么？
左大培：从消费来分析，当前这一块需求增长确实很慢，根源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
此外，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政府从而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
总体上看，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大福利性服务改革，降低了城乡居民消费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在收入增长前景不好的情况下，居民不敢放心消费。这是储蓄增加、贷款难以找到对象的重要原因。现在经济增长评价指标只以ＧＤＰ为主，而不考虑ＧＮＰ因素，必然忽视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
《中国科技财富》：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达396.5亿美元，从外贸依存度分析，如何判定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景？
左大培：从去年9月以来，我国出口增速加快，进口减缓。出口之所以在以上几个月快速增长，原因在于美元持续贬值。货币贬值与出口的增长并非同步，有一个滞后期，时滞是国际贸易中的“订单效应”的体现，因为贸易订单通常是提前的。当前，世界经济扩张2004年达到顶峰后有所趋缓，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增长难以持续高位运行。
从对ＧＤＰ增长贡献因素的三大分法来看，进出口这一块已经不能指望有多大的贡献能力。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因为对ＧＤＰ增长有贡献的部分是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如果笼统提进出口拉动是不准确的。从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净出口值在每年6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高点，短期不会有所提高，也就是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降低。因为进出口问题涉及到国际贸易和经济格局，纠纷繁杂。顺差扩大的话，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会立即反弹，而且极容易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从中国自己的情况看，1993年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说是高于均衡水平的，但是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达到32.6%；在1989年以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中，中国也一直有对外贸易逆差，但是1986-1989年中国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在24-25%之间，仍然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