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传
谨以此书纪念玛格丽特·杜拉斯，并献给阿斯特丽。
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M．D．[1]，她写作。她有铅 笔，有钢笔，她写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别无其他。
——玛格丽特·杜拉斯，法国电视一台，1988年
我希望人们像我自己写作那样来写我。那或许会是一本包罗万象 的书。
——玛格丽特·杜拉斯，《文学杂志》，1990年6月
[1]玛格丽特·杜拉斯法语姓名的首字母。编者按：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序
在我写过的所有传记中，献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这一部是最难以完成的，是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刺激的。在我之后，还有很多人也曾试图重新勾勒她的一生，他们也都碰到了困难，这样一项工作到底难在何处？杜拉斯本人特别善于分析心灵的深处与心灵的沉默，以及她也曾面对过的孤独片段，对于这项工作无法完成的原因，她阐述得很清楚：“我根本无法看清人们所说的‘她的人生’。构成我的，只有对死亡的思考，或对某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纵观所有过往经历，我好像根本不可能近似于任何一种人生模式。”凭借着什么，才能编织出一部即使并非完美无缺但至少正确无误的杜拉斯传记？它应该围绕哪些秘密的主线，才能触及深层次的真相？因为，传记所要做的，正是触及深层次的真相，至少我一直以来所理解的传记艺术是这样的：找到人的秘密，回到它们火热的策源地，就像杜拉斯说的那样“一直追溯到它们”，把犹如深邃夜空中闪闪繁星的它们记录下来。无论是为谁作传，都不仅仅是罗列既往事实，或满足于一篇众所周知的编年史，还包括其他很多更复杂的东西，事后看来，这对玛格丽特•杜拉斯而言尤为如此。
当然，我们离不开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提纲：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支那、家庭的苦难、中国情人、返回法国和在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镇度过的童年、与罗贝尔•昂泰尔姆在一起的日子、抵抗阵营、在“文稿管理委员会”的短暂工作、昂泰尔姆的流放、与迪尤尼斯•马斯科罗的长相厮守、加入和退出法国共产党、帅气的情人热拉尔•雅尔洛、学会喝酒、《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随后多部作品以及她久久不屑的爱情小说所获得的闪电般的成功、诺夫勒堡的居所、阿尔及利亚战争、“圣伯努瓦街小组”、在特鲁维尔购置的公寓、离群索居、1968年“五月风暴”、介入女权主义运动、与扬•安德烈亚在一起的生活、她与同性恋的关系、1981年左派的上台、从影经历，还有书籍，至死相随的书籍，还有临终前的孤独、逝世后留下的传奇……对于所有那些倾力重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人生”的人来说，以上就是他们的传记素材。然而，仅凭这些就够了吗？只采用这些素材，仅有这些素材，岂非南辕北辙？自始至终，杜拉斯深知，她的所有一切是一个个疑问，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是一片片阴暗的“森林”——她把她的人生称为“森林”——是穿插和拥堵在她人生中的一个个十字路口和岔道口。只有她写的那些书，只有那些延续她那深不可测的、有待破解的奥秘的影片，才有望让她触及尘世与万物的珍贵和美好。“对于我们年少时某一天所发现的那种空洞，”她说，“什么都无法使之从未存在”；对于爱情，她发现世间没有什么“能取代爱情”；对于时光，她“从来都只是等候在紧闭的门口”：所以，只有书才能反映她那偶然性的、碎片式的、撕裂了的人生，她那千疮百孔的人生。除了书，还有与之呼应的音乐，特别是巴赫、舒伯特、维瓦尔第、迪亚贝利的奏鸣曲和卡洛斯•达勒西奥的乐曲，它们犹如夜空中前进的足迹，尽头处或许会突然出现金色的光芒：就像小说《爱》结尾处所说的，“或许是一个黎明，上帝”。书和音乐就像召集人，构成了最初的和谐。
对于那些关注她人生的人，她有言在先：“你们人生的史实，我人生的史实，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是一堆词汇。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只有虚构的故事，而没有史实。只有通过想象去回顾时光，才能使人生焕发生气。”对于传记作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美的途径和更好的建议吗？在传记的创作中，所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是把一个人的人生搬上舞台，将其变成一场“真人秀”，还是在充满疑虑和痛苦的夜幕中盲目前行，只靠这种方法去发现人生的生气及其内在的运动？因此，杜拉斯的书或许是其传记的唯一素材，是打开其真实人生的唯一钥匙。更进一步，杜拉斯对未来她的传记作者开出了一个特殊的处方：“我希望人们像我自己写作那样来写我。那或许会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
如此说来，1994到2012年间那些前仆后继的传记或许未能完全达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预期。确实，无论是沉湎于挖掘私生活中的秘密和政治上的背叛，还是把传记混同于法官的卷宗，以期将杜拉斯置于历史之中或直面她的命运，这些都是不够的。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另一些故事，它们发生于夜间，是精神层面的，牵涉到所有游历其中的人，包括读者和作者，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能否将其解释清楚。可见，有一点是肯定的：研究杜拉斯，首先得重视她内心的演变，跟着那个阴暗的迷宫——途中，文本是唯一的向导，它引导着读者——深入克洛德•鲁瓦所说的“杜拉斯特质”（Durasie），一个陌生地带，以及“黑色大陆”（continent noir），而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一“黑色大陆”或许是所有人共有的，因此它既令人痴迷，又令人惧怕。
很久以来，我觉得我熟知杜拉斯不断讲述的那个世界和那个故事，故事只讲了她和她的人生，却触动了所有读者，他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这便是文学及其普适性和全部人性的真正标志。玛格丽特•杜拉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文字诞生之初，上溯到人类最初的呼喊和占卜。她直觉里知道这一点，否则，她怎么能像马格德林岩洞里的史前人类一样，在外部世界面前举起残缺的双手，齐声发出绝望的爱的呼喊？写这部传记，就是要与她相会，捕获她的气息——她曾不断重申，这气息为我们大家、她的读者乃至全人类所共有。
我致力于这项工作，不仅因为我年轻时长期与她交往频繁，因为我是索邦大学第一位研究她的学生——我曾于1972年在塞杰尔出版社发表了一部关于她的论著，系法国出版界开先河之作——因为同一年她同意为我创作的一部诗集作序，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她的作品触碰到了我内心的最深处，因为在不断阅读她的作品的过程中，已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怪异，无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无论是显露在外的还是隐藏于黑夜的，因为我已由此变成她最专注的读者之一。
我对杜拉斯的研究长达44年，可谓整整一生，期间我一直只以她的书为出发点，那是她人生的隐迹纸本，是仍有待解码的遗迹。可见，这便是大家所说的“第一手”工作，从塞杰尔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论著，到对她在洛特-加隆省（其笔名的来源地）度过的童年的调查，再到组织举办关于某些从未被研究过的主题的研讨会（与她和上帝的关系一样，那些主题一开始总是被人嘲笑和挖苦，但最终都得到了认可），再到1991年发表的那部传记，系第一部杜拉斯的传记，在全球广为译介，已成为很多论文的依据，并被我不断重读、修改和补充新元素，直到成为今天交出的这部作品，只为尽量贴近她的主题和她的真面目。研究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件总有挑战和风险的事，一是因为必须亲身体会疯狂和眩晕，进入她所说的“暗室”（chamber noire）和“内在阴影”（ombre interne），二是因为她的所有文本都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轻易交出用于开启紧闭的大门的专用钥匙。阅读杜拉斯，我们永远不在她所说的“光亮地带”（zones claires），而是处于一些最偏僻的、埋藏得最深的区域。
她的人生铭记在她作品的长卷中，而那些作品犹如炼金术士的工作，旨在将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孤独化为金子。因此，为她作传并非一往无前，把握住她人生的气息和历程，也不一定非得像某些人以招徕读者为主要目的所做的那样，展示一些她几十年前就已禁止公布的资料，但有的人并不理会她的要求……要知道，她的人生其实是处于一些更为阴暗的陷阱中。玛格丽特•杜拉斯一再宣称：“我们有我们所写的，那是一种不可见的人生，接着有另一种人生，它是可见的。”有些人想要一天接一天地复现时光缓慢但愤怒的脚步，排列那些或喧嚣或安静的日日夜夜，整理一件件大事，以日期和标志事物为主线——对于这些人，杜拉斯略带奚落地答道：“我这么说吧，为的是解脱我自己……（如果）非得让我说明日期……我没有这个能力。”
剩下的是她作品的地点，也即她称之为必须追随的“图像之路”（chemin d'images），这些图像被记忆突然泛起的波浪带到水面上来，就像一袭滔天巨浪，她从浪尖上撷取了泡沫，而那泡沫本身也是转瞬即逝的。
对于这部新传记，我把它看作我对她漫长的研究工作所获得的一个成果。我一直视她为20世纪的重要作家，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比肩：普鲁斯特为这个世纪揭开了序幕，她则为之画上了句号。在书写她的人生故事之时，我忠于她的抉择和她的价值观，也即尽可能地贴近她，无惧狂风或海浪。不管怎么说，杜拉斯提醒过那些拿她来冒险的人：从1969年我第一次遇到她，到1995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虚弱而无助的她，她总是会提到进入“内在阴影”的危险和写作的巨大风险，她就像一阵风，“从人生中经过，人生中别无其他，除了人生，还是人生”。
她在文集《物质生活》里讲的一个小故事为我写这部传记提供了帮助。故事说的是皮埃尔•博纳尔的一幅画，画的是海上的一艘小船。这位画家对他的画不满意，想要加以修改。当拥有这幅画的人同意把画托付给他之后，他把画的整个空间全都让给了小船的帆。于是，帆占据了一切，占据了大海、天空和风。杜拉斯认为，书也是如此，一句话，一个词，都能改变作品的意义，使它走向别处，走向无数的终点。人生一定也是如此。一个故事，一个日期，一个事实，一件轶事，或许会让历史走向别的日期、别的轶事，走向意料之外的含义。基于这样的考虑，这部传记或许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或许能完美地反映杜拉斯的人生，她的神话，她的传奇。
阿兰•维贡德莱，2013年6月
Chapitre 1 La mémoire de l’oubli
忘却的记忆[1]
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闷热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贡 北郊的一个小居民区里。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在那里，她挣脱了母 亲，挣脱了那个浸润着她的温柔乡，进入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日光之 中，发出婴儿的初啼。外头，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婴儿呱呱坠地， 那都是些黄皮肤的婴儿，是苦命的人，刚生下来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 衣烂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样的怨言和哭声。她是玛丽·多纳迪 厄生的最后一个孩子。
她的姓氏是一个征兆，已经道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 命中注定似的，多纳迪厄[2]，这个父辈的姓氏将她献给了素未谋面的 上帝，要把她变成他的奴隶，变成一个嗷嗷待哺、脱离了母体、托付 给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个“被丢下的孩子，被抛弃的孩 子”——她后来这样说道。
是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姓名，多纳迪厄，这个小丫头才经历了童年里的暴力？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内心有一些隐藏的力量在塑造着她， 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在支配着她，有一种获得独立的欲求使她与其他 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离开来。
她反抗自然法则，转而寻觅广袤的丛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 向它们的危险发出挑衅。
她的父亲亨利·多纳迪厄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籍法国洛特-加隆 省，历经第一次婚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 海外的召唤，是标榜生财之道的殖民宣传告示，还是由于他“郁郁寡欢 地读了皮埃尔·洛蒂[3]的书”，抑或他不过是想在另一种环境下重塑 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种急于发财致富、靠原住民赚钱的冒险家， 而是属于浸淫于茹费里[4]的教条的那一代理想主义者，对那一代人而 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兰西的疆界，传播法国的文化和一个天 真的梦想，也即坚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须得到法国的护佑。他先后 被任命为河内、北圻[5]、柬埔寨的教授、教学主任，成为白人社会贵 族阶级的一员，他们认可他的学识，他也尊重他们。孩提时，玛格丽 特·多纳迪厄就见识了不少舒适惬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过的坐落 于金边的柬埔寨王宫。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余晖中，生活在佛塔和 寺庙弥留的时光中，生活在季风的气息中，四处漂浮着麻风病。敏感的 她就像一头小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听到了四周的喧嚣，听到了老 百姓和仆人们对话的音节，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她记在心里：土著民的敏 捷，宛如哑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经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就在这里，在这片富有传奇色彩和异域风情的天地里，在各种相互 交融的反差与充满暴力的景象中，记忆力发挥了它的作用。所有一切已在孩提时代的她的心中沉积：湄公河上落日的余晖、仆人们如仪的举 止、傍晚的濡湿、织物——即便薄如蝉翼——压在肌肤上的重量、花园 里高大的热带植物、绿色——无边无际的绿色——而厚重的丛林。
还有麻风病，这种像黑夜一样蔓延的地方病让整个城市和成片的土 地陷入病态，使河流泛黄，给这个国度带来了致命的空气和灼热的气 息。它是一个隐喻，可以被人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待 认识和发现的世界，而这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也是苟延残喘的。
她的母亲，玛丽·勒格朗，祖籍法国加莱海峡省。按她的说法，是 在“弗雷旺附近”，那是一片多云、寒冷而广袤的土地。母亲生在农 家，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五人中，她是老大。她曾获得奖学金，在小学 教员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后，她在敦刻尔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她生 性狂野、桀骜不驯，注定要到其他地方去施展满腔的充沛精力。弗兰德 斯地区[6]风萧萧的广袤大地不适合她，所以她提出了到殖民地教育机 构谋一份工作的申请，并顺利地得到了这样一份工作。杜拉斯在《来自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写道，1905年，“殖民地儿童受入学教育伊始”， 母亲“被任命到法属印度支那”，她将见识到别样的景致：荆棘丛生、 人迹罕至的公路，河流，稻田，山脉，有水牛一路小跑的小路。和未来 的丈夫一样，她也无意于宣传布告里说的发财致富，只因她的心中另有 一个更为崇高的梦想，是这个梦想让她充满活力。很快，在任职的不同 工作岗位上，她认识到了殖民生活的辛酸和白人儿童命运的艰难，但她 感觉到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农民的力量，并将其保留了下来。不久， 她觉得自己跟土著民亲近了，为教授越南孩子法语而感到自豪，她“给 孩子们补课到深夜，尽管她知道这些孩子日后将成为工人、‘苦力’， 也即她所谓的‘被剥削者’”。她的付出，她的生命力，使她很快就变 得受人欢迎，成了“穷人当中的无国界女王”和“田间的流浪者”。
不久，她嫁给了亨利·多纳迪厄，两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成了殖民者的骄傲。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皮埃尔、保罗也即杜拉斯 的“小哥哥”，以及最小的玛格丽特。
母亲的活力、她骨子里的冲动、她像“一个疯子”那样施展的精 力，这一切给幼小的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个纯粹的母亲， 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历险”，是居家过日 子的一把好手。
当时拍的一些照片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一家人。父亲是三角 脸，胡子修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流行式样，目光炯炯有神，有穿透 力，使得整个人显得热情似火。母亲坐在亚洲皇帝的一个宝座上，背后 是异国情调的布景，装饰着富有戏剧色彩的帷幔和挂毯；她的衣着是那 一代妇女的典型，胸部高耸、丰满，从身材上看像是穿了紧身衣，整个 人被固定在简朴的裙子里，一大串煤玉项链点缀在她的脖子上；她的目 光也是坚毅的，狂热的，这像是全家人共有的一个符号。孩子们围在母 亲身旁。皮埃尔——杜拉斯后来只称他为“大哥”——穿着水手服，也 可能是殖民时代流行的白色套装，目光有些倔强、坚定，是带着厌倦在 拍照。“小哥哥”保罗比杜拉斯大两岁，身材瘦削，“那么的瘦，有 一双带蒙古褶的眼睛”，他露出一丝微笑，显得弱不禁风、“与众不 同”。最后是玛格丽特，她穿着纱裙或细亚麻布裙，为的是不至于感到 太热，头发里别着一只硕大的蝴蝶结，长长的卷发一直垂到肩头。她的 眼睛特别惹眼，目光严肃，教人简直受不了。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发出挑 衅、与人对抗的东西。她的内心已经有了固执而必胜的意志，像是一个 标志或预兆。
关于记事之初，如今只有她自己是唯一的见证人。她愿意提及的， 只有一些画面，其痕迹被她留在了记忆里，还有一些小事，一些她难以 释怀的事，一些她想要重温的时刻。她在访谈、散文和自述中如数家珍 的那些旧事使人相信她，“杜拉斯，总在述说同样的事”，到最后她自 己也厌烦了这一切：南圻、雨季黄色而泥泞的河流、墙角的乞丐发出的 刺耳的叫喊声……
对于记忆里的这个暗室，她只记得几幅画面、几个场景，普普通 通，却又至关重要。
1917年，或是1918年，她记不清了，那时她三岁，也可能是四 岁，但刚满四岁。有一天，她看见一个越南工人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那人面无表情，鲜红的血沿着嘴角流下来。当时，她的眼神应该与上 述照片中呈现的眼神是一样的，坚定，教人捉摸不透。女仆对她说： “别待在那儿，过来，别看了。”她记忆犹新：“我明白了，我刚见 到的是一件大事。”
在那些半模糊半清晰的往日痕迹中，还有夏日在父母和仆人们陪伴 下的中国之旅，长路漫漫，令人筋疲力尽，却又显得神秘。她还能依稀 记得有些小路的两旁竖着墓碑、佛塔，站着乞丐，披着鲜艳袈裟的喇嘛 时不时从路上走过，她记得那一大帮人，也记得那一大帮人的流浪。
那段放逐的时光已无确切日期可考。放逐之地是那片鱼龙混杂的殖 民地，有殖民者鳞次栉比的白色宅邸，也有原住民的草屋和棚户区，是 侨民的地盘。与所有被征服的、臣服了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一样，那里 也承载着想象，充满着香气。
1918年，父亲被调往金边，柬埔寨的首都。一家人沿着宽广蜿蜒的 湄公河北上，住进了宽敞而富丽堂皇的新宅邸。新房四周是无边无际的 茂密丛林，林子里留下了她玩耍的足迹，虽然她心怀惧怕。
不料，父亲不久就得了殖民地的传染病，是一种会传染的突发性发 烧疾病，这种病像是会榨干病人的所有体液和精力。据诊断，父亲得的 是阿米巴痢疾，而母亲也同时得了这种病，但症状要轻一些。于是，父 亲提出了回法国的申请，但母亲并未一同回国，而是被工作困住，像是 被绑在了印度支那这片土地上，孤身一人照料着几个孩子。就是从那 个时候起，在这个维系于母亲一人的家庭小团体中，在这个仇恨与暴 力、疯狂与恐惧以及令人恐惧的、纯粹的爱相互交织的家庭中，玛格丽 特·多纳迪厄的传奇故事拉开了序幕。
父亲回法国并非没有造成影响。他还会回来吗？在被抛弃感和等他回来的等待之间，玛丽·多纳迪厄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体会着这几个月的 孤独。玛格丽特受到影响了吗？她性格矜持，喜欢回避，不会把父亲的 远去挂在嘴边。打小起，她的内心就深藏着拒绝，情感经受着折磨，情 愿体会情感（经常是强烈的）的刀锋，与太多冲动的情绪相抗衡。父亲 走了，她却未必从中感到痛苦或怨恨。一切都会过去，恰似那流淌的大 河，不为外物所动。
父亲在法国的日子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的病情加重了。他曾 有一个秘密的梦想，就是把远在印度支那的家人和法国的家人——第一 任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团聚到普拉提耶，他在那儿置办了漂亮的房 产，但他应该是绝望了，知道这个梦想正在破灭。那处房产“不是一座 城堡”，玛格丽特后来坦言，只是诸多养眼的府邸之一，坐落于一片葱 郁的大地。房子四周有一个大花园，杜拉斯称之为“公园”，这好像 是她的一个习惯——她在诺夫勒堡还有一处房产，附带的花园相对小一 些，也被她称为“公园”。除了房产，房契还详细说明了周围一并出售 的建筑和土地：“附属建筑、花园、菜园、耕地、牧场、葡萄园，以及 其他性质的地产。”房产附近有几处宁静而怡人的山谷。到了晚上，一 栋栋亮着灯的房屋依稀可见，给人一种祥和与安宁的印象，亨利·多纳 迪厄喜欢这种印象，看惯了印度支那总是透着残酷的异域风光之后，他 在这里看到了永恒的法国所拥有的神话般的画面。
对于父亲的离去，多纳迪厄一家作何感想？他们是否隐隐觉得这是 一种背弃？亨利真的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吗？到最后，以玛丽·勒格朗为 核心的这个小家庭是否会发现父亲“太过法国化”？至于他们，两兄 弟、妹妹、母亲，他们已觉得自己成了这片越南大地上的外国人，差不 多成了混血儿——若干年后，这片土地被杜拉斯毫不含糊地称为“水乡 祖国”（patrie d'eaux）。
不管怎样，一家人能收到来自法国的信件，但这并不是什么教人翘 首期盼的大事。亨利·多纳迪厄在或不在，他们无所谓。在生命中的最 后两个月里，亨利住在普拉提耶，他被因细菌而起的病拖垮了，觉得已 被世间万物所抛弃，于是便放任自流，向自己的死亡走去。
在印度支那，母亲害怕丛林，害怕丛林里厚重而灼热的植物，害怕 游荡的闲人，害怕她从未完全信任的男仆。她让孩子们睡在她床上，正 如后来，在坐落于卢瓦尔河畔她得到的那座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破旧古 堡里，每逢寒夜，她就让绵羊、小鸡等动物睡在她卧室里。
她有预知和通灵的天赋，能看懂各种迹象、巧合和事件，预见灾难 的来临。一天晚上，确切地说，是通过电报得知丈夫于1921年12月4日 病故的前夜，她听见丈夫的书房里有一只迷路的鸟，不断地撞到墙上， 喧闹不已。当她向孩子们宣布这个坏消息时，谁都没有表露出伤感。父 亲的死只是世间万物中的又一件事情，是玛格丽特早已习以为常的宿 命。她后来承认，得知父亲病故的那一刻，她没有落泪，并且认真地补 充道，不久后失去她的小狗之时，她的反应就不一样了。父亲留给她 的只有两点：一是姓氏，多纳迪厄，一是洛特-加隆省的房子。前者后 来令她无法承受，几乎“无法随身携带”。确实，与上帝之名离得这么 近，叫她该怎么活下去，最关键的是，她该拿什么奉献给上帝？上帝又 会要求她奉献些什么？至于后者，当玛格丽特梦想着广阔的世界，想要 在不同事物之间架起桥梁之时，一栋迷失在乡间的房屋就变得毫无用处 了。殖民地的生活还在继续，一如既往。在那片殖民地的大地上，孩子 们从此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狂野和自由，无尽的自由。
父亲的下葬得益于他前妻里维耶一家的帮助。他的墓紧挨着莱维 纳克德吉安教堂，沿途可见公墓的地势比高大的围墙还要高。前妻里 维耶一家的墓地很大，但不那么考究。父亲的墓比较高，上面摆放着 用上了釉的陶瓷制成的花朵，有菊花、紫罗兰等，显得花团锦簇，且 不会被时光所摧毁……一块大理石板上刻着这样的字眼：“亨利·多 纳迪厄，南圻学校校长。”文字并不完全正确，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政府多次派员登门致敬，玛丽·勒格朗一一接待，毫无怨言，但也没 有表露出特别的感情。她太忙，有太多的事要打理，殖民地的日子太 苦，但她却没有想过要换一种活法。幼 小的玛格丽特似乎已经忘了父 亲，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她没有服丧，也不曾悲痛。关于父亲，她后来曾说过，她“不认识他”。
时光荏苒，毁掉了熟识的物品，改变了一张张照片，弄丢了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品。父亲写了一本关于指数函数的数学书，她保留了很长 一段时间，但书还是不见了，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怎么丢 的。她一直认为，书其实没有丢，她或是别人会有机会从某件家具的死 角里发现它，发现它滑到了抽屉后头，迷失在那里，就像她多年之后在 那个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衣柜深处发现一件衣服那样。那件衣服是她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版税买的，布料用的是细亚麻布，上面有一些 暗红色的血迹，肯定是经血，怎么看都是一件女装，衣服上满是历年来 静悄悄的夜里落下的灰尘，那是时间的颜色。
时间继续流逝。父亲没了，去了小玛格丽特已忘却的地方，把她的 记忆空间让给了母亲的形象。对于玛丽·多纳迪厄来说，一切又重新开 始了。她躲过了致命的痢疾，开始继续教书。然而，父亲一死，特殊优 待也就没了。她在一所当地学校当教师，职位在行政级别中是最低的。 生活不再如往日那么宽裕，母亲必须靠着全力劳作和一腔执着，才能担 负起新的生活。
不知不觉中，她对大儿子，她莫大的骄傲，寄予了一种教人无法抗 拒的爱。女儿黑头发、棕色皮肤，眼神特别有穿透力，一举一动不招人 喜欢，样子略显堕落，个性极为反叛，性格怪异而特殊，她指望得上 吗？次子整日只知“爬上高大的芒果树”，无忧无虑，略显天真、“痴 呆”，举止“无声无息”，她又能指望得上吗？
另一种生活开始了，更不稳定，更为野蛮。
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玛丽·勒格朗身旁围着三个孩子，拍摄地是一处破旧、脏乱、堆满杂物和垃圾的庭院。这张照片完全不同于父亲在 世时的那些照片，在昔日的照片中，看得到亨利·多纳迪厄殖民的骄傲 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仆人们和看上去团结一心的家人围在他身旁。此 时此刻，母亲内心深处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疲乏一一显露，她像是认命 了，不再想抚养她的孩子，他们太难缠，太堕落，太不听话，无法抚养下去。她的身影显得沮丧，她的目光显得迷离。“灾难就此驻足。”杜 拉斯后来这样形容道。为此，母亲决定回一趟法国，去继承亨利·多纳 迪厄的遗产。
1922年，也即他们第一次回国的那一年，玛格丽特年仅八岁。一家 人登上了“Azay le Rideau”号[7]邮轮，时值7月，旅程一共30天。在 漫长的旅途中，玛格丽特懵懵懂懂地体验了她日后所有的写作主题，以 及她未来作品里的所有符号：放逐、流浪、行李、无定所的夜、变化多 端的事物，尤为重要的，是船舷之外始终相伴的海景：深邃的海，莫名 的海，阴暗的海，大浪滔天的海，吞噬一切的海。《情人》中那些描绘 大海及其奥秘的华丽篇章早在此时就已铭刻在她的记忆之中。
海上之旅，继而一段漫长的陆上之旅，他们到了杜拉斯镇，随后到 了普拉提耶。屋子锁了六个多月，已散发出霉味，但条件相对要好一 些。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它，年幼的玛格丽特 只有一些鸿爪雪泥般的印象，那是她在印度支那翻阅一些以田园牧歌的 方式描绘祖国母亲和永恒法兰西的书籍而得来的。她记住了所有那些触 动过她的画面，比如冷杉林、杏子林、起伏的田野，听到了桤木林中刮 过的风，看到了安静而冷漠的母牛、繁星满天的夜晚、田间的劳作、里 厄托尔河（在山谷中蜿蜒的一条小河）静静的河水、地势较高的村庄里 的生活、赶集或看电影的日子：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极富法兰西风情的神 话，将呈现在她1943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中。
慢慢地，普拉提耶的生活步入了正轨。父亲已置办家具，一家人便 定居了下来。在附近的农民看来，这是一户殷实的人家。玛丽·勒格朗 仍然寡居，内心深处泛起了对印度支那的怀念。和在印度支那时一样， 她喜欢重拾殖民地时的生活习惯，总在黄昏时分坐在葡萄架下的扶手椅 上，然后在夜幕初降时进入梦乡……那一年，玛格丽特是个小丫头，黑 发棕肤，眼神里总是充满好奇，骨子里有一种冲动、粗鲁、执拗的性格。不过，她也会满怀忧郁，那时她的眼神就会逃避，专注于无人知晓 的、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她丝毫没有表露出父亲之死本该给她带来的 忧愁，而是一副坚强、骄傲的模样。事实上，她不可能永远忘记父亲。 在父亲健在时的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蜷缩在父亲怀里；多年后， 1988年，她向法国电视一台的记者露丝·佩罗讲述了父亲带她参加一次 葬礼的记忆。那个记忆是历久弥新的，甚至是“固定的”：“父亲牵着 我的手。”她说。
在普拉提耶，她渐渐熟悉了法国，熟悉了舒适的田园生活、西南地 区温和的气候，以及一种更为文明同时也更为和谐的自然环境。所有这 些情感和这些转瞬即逝的印象都被她牢牢记在心里。母亲打算至少在法 国待一年，于是便张罗起孩子们的教育，试图结交一些朋友，建立一些 邻里关系。玛格丽特有了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她叫伊维特·阿默兰， 住在山谷的另一侧，见她一面得先穿过田野。这个朋友后来在村子里开 了一间杂货铺，卒于2013年。她保存着玛格丽特寄给她的许多明信片， 经常接待杜拉斯传记的作者，向他们讲述杜拉斯固执的性格，她逃学去 野外玩耍、去帕代扬看望神父的经历，她所钟爱的抹了接骨木果酱的面 包，她桀骜不驯、变化莫测的个性，以及她写的一手好字和她对故事的 偏好。无论是做游戏，还是野游，拿主意的总是玛格丽特。这个老妇 人曾告诉让·瓦里耶[8]：“每到周四，我到她家时，一切都已计划好 了。于是，我们要么玩跳房子，要么在田野里撒欢。”“你看，”老人 伸手指着田野，“那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后来，她哥哥保罗给我们帮 了很大的忙……我们步行去帕代扬，去看望杜佛神父。我们经常抄近 道，很好玩，也很惬意。途中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林子里有一所房子， 里头住着一个聋哑人。一开始，我们都感到很新奇，那聋哑人朝我们不 停地打手势。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帕代扬，那里有人接待我们。神父 的母亲年事已高，是个驼子。她总是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小吃。有大圆 面包，您知道吧，她切下一片，我们抹上果酱，味道有点酸，特别好吃……每到杏子成熟的时节，一到晚上，人们打开炉子，那味道真好 闻，玛格丽特也一定感觉得到。还有葡萄收获时的气味，您知道吧，那 是一种香气，葡萄收获时的香气。所有这一切，她全都记得。”
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她爱好叙事和宽泛意义上的诗学，具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因此得到了老师们的注意和欣赏。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与伊维特的友谊开始变成她的压力。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小 姑娘，性格孤僻，崇尚自我，喜欢那些意料之外、充满奇遇的情境，她 爱读历险记，喜欢把自己置于其中。她早就知道母亲偏爱她的长子，但 她一言不发，像是对此表示默许，只是把这个爱与恨、欲望与失望相互 交织的故事放在内心最深处。在小说处女作中，她赋予了女主人公一种 隐秘的忧愁：“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存在着没有出路的爱……”普 拉提耶的大自然刺激了她的感性，她觉得自己和大地非常亲近，她热爱 多变的季节、乡村的时令——播种、成熟、收获——以及穿越其间的香 气。他们四人的生活有几分波西米亚人的意思，周围的农民也觉得他们 不合群，玛丽·多纳迪厄对此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说法，她形容自己是 “迁移的”……四人中，玛格丽特最难以捉摸。“她将来会给您惹麻烦 的。”邻居对母亲这样说道。当时，母亲抬头看着天际，像是发出一声 徒劳的召唤，又像是怀着一种骄傲。
一天，玛格丽特经历了一件后来被录入“童年严重创伤登记簿”的 事。那天，经母亲允许，她去把从田间走失的母牛沿着德罗河畔赶回 家。田间道的尽头有一段铁路，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飞驰而来。一头受了 惊的母牛躲避不及，撞到了火车上。它的一只角折断了，留下了一个鲜 血喷涌的洞口。玛格丽特俯下身，紧紧地抱着它，听着它哞哞的吼叫 声。这次经历是苦难，是痛苦，也是孤独。是不幸。她紧紧地抱着它， 想要给它温暖，给它生命。这件事成了她想象力的一个新主题。
然而，法国的经历没有掩盖住暂时被放到一边的印度支那。印度支 那从未远去，反而一直令玛格丽特痴迷。同样的，母亲也觉得对那片殖 民地的怀念与日俱增：换个角度来看，她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法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所传递的秩序观和伦理观，以及她作为教师所要传播的公民价值——她也许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萦绕在她内心深处 的，却是北圻那片野蛮的大地，是它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它那野 蛮而粗鄙的风俗，是那个泥沙俱下的社会，是与法国乡村那种完美平衡 格格不入的、显而易见的不和谐。与母亲相比，玛格丽特不觉得自己更 具法国人特质，尽管她后来发表了《法兰西帝国》，在书中盛赞法国的 价值观，捍卫殖民主义，褒扬领导殖民运动的将军们。相反，她觉得自 己更亲近印度支那文明，更熟悉柬埔寨王宫的废墟，那个已经凋零与灭 亡但痕迹犹在的世界，更喜欢稻田的脆弱，因为它们像是一个暗喻， 宛如她隐约觉得漂泊不定的人生，就好像印度支那（著名的“水乡祖 国”）褪色的景致折射出的是尘世之初，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纯洁而 原始的天堂……对她而言，家乡是创世之初的家乡，是“处于初现状态 中的”家乡，她总是这样宣称……
再说玛丽·勒格朗。她一直在受丈夫及其前妻的两个孩子的气，这 两人——雅克和让——私底下指责玛丽·勒格朗离间了他们的父母。关 于遗产，以及房产的处置方式，她无法找到一个达成共识的余地。回印 度支那的想法慢慢明确起来，她要找回她所熟悉的、不那么舒适的生活 习惯，在那些像被水洗涤过的景色中忘掉一切，它们或许会将往事抹 拭。她一直扮演着可敬的寡妇的角色，事实上，她在杜拉斯那个地方确 实很受人尊敬。不过，在内心里，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关键是她 的孩子们太特别了：长子粗暴而野蛮，次子举止笨拙且不适应周围的社 会环境，女儿就更别提了，性格太叛逆，太堕落。她给政府写了很多悲 怆的信，以此向其施压，要求得到一份抚恤金和退休金，理由是她认为 她丈夫或许是死于一种在殖民地染上的疾病。
印度支那再次成了摆在她面前的选择，一如当年身为教师的她积 极投身于殖民运动，以此作为走出失败的唯一出路。她开始考虑是否 带着孩子们回到印度支那。玛格丽特对此是比较赞成的。法国的生活 中规中矩，母亲在印度支那让孩子们过的日子混乱无序，但后者更适 合玛格丽特。她喜欢那个异国他乡，喜欢有颜色也有香气、鱼龙混杂 且兼容并包的印度支那，喜欢它那支离破碎的、被洪水淹过的土地，喜欢它奇异的风土人情。
出发的日期定了。政府三次传唤玛丽，请他去波尔多一趟。她必须重操旧业且只能享受部分休假，否则就得辞职。鉴于她身体状况不 稳定——她不是害怕得疟疾吗？——每次传唤都给了她一个截止日期。 1923年5月，8月，11月，她一次又一次地拖延着，但紧接着，政府只给 了她两个月，请她限期到任。
于是，普拉提耶的房产被纳入了拍卖流程，假如拍卖如她所愿，她 将把房子买下来。拍卖于12月22日进行，价格一直被抬到了8万法郎。 玛丽·勒格朗把丈夫及其前妻的两个孩子应得的部分付给了他们，从而 保住了房子。在她看来，若是遇到不幸，这所房子就是她的避风港。不 料，祸不单行：所有家具也要被拍卖。玛丽回天无术，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所有家具陈列在花园里，被邻居或当地旧货商买走。她只好听天由命 了：把所有一切全都处理掉，把已逝去的夫妻生活的痕迹全都擦拭掉， 然后从头再来。
1924年春末，她带着孩子们登上了返程的轮船。“S.S.Amazone” 号邮轮载着他们，驶上了一段漫长的旅途。伊维特（玛格丽特的朋 友）的母亲珍藏着玛丽·勒格朗从船上寄给她的一张漂亮的明信片， 背面写道：“亲爱的玛丽，很遗憾没有在走之前见你们一面。我们在 此拥抱你们，并感谢你们的友善相助。小家伙（指玛格丽特）确实给 伊维特写了一封信，但她晕船晕得太厉害，以至于没了勇气。下次再 说吧。截至目前，我们的旅途都不顺利。海上浪很大，而且一天比一 天热。拥抱你们俩。”
玛格丽特虽然还很小，但已很有心智，她把她在法国经历的一切全 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间，什么都不会忘。日后，她将会把记忆中的自然 界、气候、动物和大地上的人浇筑在内心深处，把它们与另一个自然 界、另一种气候、另一些动物和另一些人联系起来。终有一天，一切将 再次出现。《厚颜无耻的人》《印度之歌》等作品就是源于此，源于这 个她用于储存万物的熔炉。
杜拉斯的传奇就这样开始了。不光有她所说的像在一条高速路上飞 驰的日子，也有业已消逝了的国度和地域，有“像玻璃般碎裂了的”老 照片，照片上出现过各色人影、奇特的气息、封闭的疆域、充斥着因焚 香而烟雾缭绕的公园。还有罕见而难记的、陌生但又美丽的地名：琅勃 拉邦、永隆、河内的还剑湖……
她的童年里有游廊，有无精打采的树木，有石雕栏杆和铺着珐琅瓷 砖的露台，有白色的漆木家具和藤椅，有飘摇在悠悠河水上的木舟，有 擦肩而过的原住民的白色身影和安南的挑水工。
她将永远记住这些光影，记住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一天晚上，应该是 一九七几年的某一天，在她诺夫勒堡的家中，迪尤尼斯·马斯科罗把她叫 到花园里，让她看看“天气晴朗时一轮圆月下的白色花朵变成了什么”， 只见那月亮的乳汁淹没了群山，白玫瑰像是被雪花渐渐覆盖，而红玫瑰却 陷入了丝绒般的夜色深处。那一刻，她的思绪游离到了儿时：皓月当空， 在“面对着暹罗[9]森林”的木屋里，在野兽们和植物们静悄悄的喧闹 中，在昆虫窸窸窣窣的叫声中，她把那本红色装帧的《悲惨世界》读了又 读，读到了夜色中的珂赛特，读到了雪地里蹒跚而行的芳汀。
她开始写作了。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样，她也被这个遥远国度的 奇特风貌所掌控，同时又梦想着那个她只能通过母亲的笔记和各种书 籍去了解的国家。她写了一些关于雪的诗句，试着想象雪花在田野里 消融，在江河的水面上掠过，为树木粉妆玉琢。“还有别的吗？”1986 年，阿兰·维因斯坦在电台节目《磁性之夜》中这样问她，“您在那个 年龄时想写些什么？”“关于生活，关于日常事物的演变。”这样的事 物已有太多：父亲的病和他的死、家道中落的新生活、母亲的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