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写作本身又是什么呢？记下这一切？遣词造句，在这世上寻求自我慰藉？
一家人回到印度支那后，母亲的绝望久久不散。日子艰难时，她总 是显得癫狂，正是这种癫狂使她随时会陷入一种无法预料和规避的状 态。不过，她的野性起了作用，支撑着她，并最终救了她。在当时的照 片里，她总是护着孩子们，使人觉得她控制着一切。实际上，她的确什 么都管，却又把自己的力量掩盖起来，有时甚至教人害怕。教人害怕 的，是她的精力和她的意志。
1968年的一天，玛德莱娜·雷诺在排练《成天上树的日子》时，与 杜拉斯聊到了“森林夫人”（Dame des Arbres）——杜拉斯后来这样 称呼她的母亲。杜拉斯对此三缄其口，该说的，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 坝》中全都说了。可玛德莱娜·雷诺很有耐心，她知道杜拉斯一定会向 她倾述一些童年琐事。杜拉斯说道：“她想要一些照片，我给她看了一 张年轻时的，还给她透露了一些与主人公无关的信息。那个女人是加莱 海峡省的农家女，是殖民地的学校教师，是一所小学里的小领导，她奉 茹费里为师。她问我：‘还有呢？她穿什么裙子？’‘没裙子，只有手 提包，没别的装束。’我说。”
在金边，后来在永隆，每到黄昏时分，母亲总是带孩子们坐敞篷马 车。他们沿着古毡河（湄公河的一条舒缓的支流）漫步，途经几家隔离 治疗传染病人的应急医院，几条两侧种着棕榈树的长街。挥之不去的， 是流放异乡的压力，是一种折磨着所有欧洲人的特殊乡愁，是一种没来 由的伤感，时间的厚重在这种情绪中经受磨炼，灵魂的不适也在其中日 渐增强。
这便是印度支那的时光，是不公正的殖民时代，是并肩而走但又形 同陌路的各色人种的时代，是输出文明的征服时代，是充斥着男仆、奴 隶、奸商、俗妇、无业游民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时代。几家大酒店附 近，差不多就在它们背后，便是小路、荆棘丛生之地、广袤而葱郁的热 带雨林、低声喧闹的动物。此时的玛格丽特·多纳迪厄要去的就是这些 地方，丛林之中，三角洲深处，流入大海的湍急小溪，高大的芒果树的枝头。她沉溺于大自然的力量，喜欢在这些地方哭泣，“为激情、爱 情、童年、放逐而哭泣”。
每到晚上，小哥哥总是过来睡在她身旁，显得很温馨，犹如初现的 金色黎明。不料，这一幕有一次被大哥撞见了。他揍了小哥哥一顿。 “置他于死地的恐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她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 人》中这样写道。
是幻觉，还是性命攸关的一幕，没人能知道。生活变得像是传奇一 般。西贡寄宿学校的女同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再跟我讲讲你的小哥哥吧。”
“又要把同一件事再讲一遍？”
“是啊，肯定是不同样的，不过你也不知道。”
很早，她就体会到了秘密的幸福的力量，养成了冒险和逃跑的爱好。
也许是由于母亲的缘故，她才会从家里溜走，逃到陌生的荒野，因 为母亲唠叨的总是父亲的死，寡居的绝望，抚养孩子的艰辛，害怕无法 给孩子们必需的教育、无法继续活下去的忧虑。曾经的宣传海报上， 法国夫妇坐在摇椅上晃晃悠悠，“原住民在他们周围笑呵呵地忙里忙 外”，香蕉树和甘蔗的叶子在暖风中悠闲地摇曳，好一派殖民地的光辉景象，但是那些海报早已不知所踪！
可见，皮埃尔·洛蒂的书并未道出一切，比如生活的艰辛、殖民政府的腐败甚至罪行，而只是描绘了一个梦想，以及异域的景象、画面和它固 有的财富。玛丽·多纳迪厄身处社会最底层，职位与海关和邮局职员不相 上下，她并不比她的学生更受人尊敬。面对当局的各种羞辱，面对分配给 她的职务，她不得不忍气吞声。1924年，她带着孩子们离开金边，去了沙 沥，接着又去了永隆，总是在穿过诸多城市和平原的湄公河流域转悠。作 为来自法国北方的一名小教员，她在体制内的地位极为卑微，但她却像军 人一般英勇，在湿热和瘴气中埋头苦干，无惧广袤植被散发出来的、像是 要闷死一切生物的闷热。这种拮据的生活持续了将近十年，这十年中，幼 小的玛格丽特将回归野性，在野兽般的活力中茁壮成长。
关于多纳迪厄一家子在印度支那的传奇，杜拉斯多年后将在《抵 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中详加叙述。这传奇犹如史诗般铺开，活像威 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笔下主人公的经历。母亲变得很神秘。她 是否真的会成为一个钢琴师，默默地坐在法国一家小影剧院的演奏席 中，靠着晚上赚的薪水改善一家人的日常起居？是啊，这个“殖民地的 勇敢母亲”本该可以成为那样的钢琴师，而“小哥哥”和玛格丽特由于 多次逃出去玩耍，每到晚上就会懒懒地靠着钢琴，在“伊甸影院”的观 众席中沉沉睡去，那观众席黑漆漆的，活像一个墓穴。
记事之初的很多场景在杜拉斯“异国他乡”的童年里留下了深刻印 象，使她因逃到丛林里而得到的快乐大打折扣。八岁那年，她遇见了一 个女乞丐，“永隆的疯子”，只见她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叫喊声。她吓坏 了，“如果那个女人碰了我，”她说，“哪怕只是一只手轻轻地碰我一 下，我肯定会陷入疯癫，那是一个比死亡还要糟糕的状态……”
日后，在回法国的路上，途经加尔各答时，她还将遇到那个女人， 也许是她本人，也许是她姐妹，总之是这种流浪者中的一员。她们或是 “在田埂上”，或是在“蕴藏着瘟疫的森林里”，她们承载着杜拉斯未 来作品的所有主题，使她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默默地思考“无法构想的命 运”、想象中的人生之旅、永不停歇的流浪、无法解释且荒谬的生存的 诅咒，以及由于太早发现“世间孤儿的共同深渊”而感受到的痛苦。
在沙沥，在永隆，当母亲上班和上课的时候，玛格丽特经常逃出学 校，钻进森林。这是不允许的，她知道，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要跨 过边界，钻到安南森林和安南空气的深处，在那里进行蜕变，和小哥哥 一起变成“外国人”。
虽然母亲总是赞颂法国，赞颂法国北部的田地，称赞那儿的小麦和 新鲜牛奶，赞美法国大地的温柔，但是玛格丽特从中捕捉到的却是另一 种回声。学校外面有很多高大的芒果树，树上结满果实，隐藏在错综复杂的枝叶中。每次她去摘芒果，就像别人去打仗或打猎似的。
她是怎样通过模仿而像变魔术一样变成了安南人？她的双眼变黑了 吗？她的肤色变黄了吗？她的面容发生转变了吗？更早一些，她还只是 个“混血儿”，喜欢叛逆，喜欢从这片土地上的事物中寻找亲缘性和复 杂性。她什么都不怕，不怕暴晒，不怕传染病，好像她具有免疫力，或 者说得到了这个国度的庇护。可是，随着时光在她身上留下印记，同时 毁坏她的脸庞（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此时的她已像是一个安南老 妪，挑了一辈子的水桶把她压得直不起腰来，背已经驼了。
有时，当她外出游玩回家被母亲撞见，母亲就会打她，冲她叫嚷， 不断地抱怨，其中提到最多的总是法国。法国抚慰了她寡居的痛苦。对 于这个太过顽固、太过执拗、与自己太不相像的孩子，她无能为力，只 能嚷嚷着“安南小鬼、安南小鬼”。
一种悄无声息的紧张气氛正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这个家庭。母亲是 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她必须将法国理念灌输给安南的小学生，同时灌 输给她的“两个小孩子”——她这样称呼他们，因为不喜欢叫他们的名 字。然而，孩子们所梦想的，只是溜到原始森林里去玩耍。他们喜欢在 午休时逃出校园，每当那时，所有一切都沉浸在湿热中，昏昏欲睡。他 们把熟透了的芒果从树枝上摘下来，“黏糊糊的果汁溅到”他们身上。 很久以后，杜拉斯依然记得，她早就知道，在以大米和芒果果腹之时， 她的“腹中填满的是不同于母亲的人种”。
哺育她的童年的，正是这样的力量，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转变。
在这片异域的但又极为熟悉的土地上，她得到的只有欲望：采摘的 欲望，捕猎（总是和小哥哥一起）的欲望，对危机四伏的丛林的欲望， 对冲突的欲望，对自然力量的欲望。她熟悉这些欲望所带来的各种不同 的愉悦，也熟悉在小哥哥怀里睡去的幸福。至于性欲，她很早之前就已 体验过了。那时她应该是四岁，一家人住在越南北部，河内的还剑湖附近，马上就要迁往金边。在厨房设施和男仆住所之间，一个越南青年把 她带到湖边，想要得到她的抚慰。“他的阴茎软软的，暖暖的。他告诉 我应该怎么做。我永远也没忘记手中之物的形状和它的温暖。”那一刻 被雕刻在她的脑海中，在她记忆的“暗室”里不断浮现、传递，她四周 的湖水一直在见证她的第一次愉悦，以及一种陌生的、她觉得漫无止境 的战栗。
装在记忆这个“暗室”里的，是以上那些从时光的宽松脉络中抽离 出来的（为什么？）信号和日常场景。倘若没有它们，她还会写作吗？
她的全部作品均以印度支那白人社会为食粮，在这种杂糅的、她钟 爱的食粮里，她一直汲取着似乎取之不尽的养料，一直到她老去，一直 到当她书写她对扬·安德烈亚的史无前例但又真真切切的爱之时。那段 时光的痕迹点缀在她的语言中，在她的书中随处可见。她说过这样一件 事：一天，黑岩旅馆（原为诺曼底的一处宫殿，杜拉斯曾在这里长期居 住）的朋友们（他们的阳台也朝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被一阵阵汽笛声吵 醒，当他们眺望空无一人、只有旅游设施的海滩时，看见一艘白色的游 艇划破特鲁维尔的夜空——亚洲的白人社会就像这艘游艇，它来了，不 见了，吹响了防雾号，然后又不声不响地来来回回，却从未离开过“语言之巅”。
她的童年里充斥着霍乱这种瘟疫的气息，但她却只爱这种味道。母 亲对“肮脏的霍乱”严防死守，强迫小哥哥和她吃苹果，诺曼底的一种 苹果。可是，玛格丽特不愿吃，借口说那苹果跟棉花似的，把她给噎住 了，说她更喜欢吃鱼塘里养的鱼，“用盐水和鱼露烹饪”的那种。她和 母亲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她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迟钝的世界，她 是湄公河沿岸攒动的人群中的一员，他们身在祖国，却是异乡人，身在 故土，却是流放者。
深入安南社会之时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在那里，她像是修女，是选 择了自己人种的修女。她喜欢“和男仆的孩子们一起”帮他们用大量的水冲洗游廊，“那是庆祝至高博爱的节日”。她喜欢把“小哥哥”带进 茂密而危险的森林，她不畏惧满是垂死病人的防疫站，她属于这片土 地，她很坚强，坚强得没了怜悯。
水无处不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水乡祖国。”有狂野的、凶残 的、像刺痛皮肤的小刀片一般的雨水；有她晚上乘坐渡船、在人们吞食 鸭汤而发出的嘶哑的嘈杂声中渡过的河水；有汇集了泉水、洪流和洼 水，漂着腐烂的蝌蚪、昆虫、数不清的微生物和细菌、扭曲得跟水母一 样的奇怪植物、风筝的脏水。
至于她母亲的故事，“那就像是一部美国影片”。片中有好人，有 坏人，有不幸，有不知廉耻地抢劫孤儿寡母的强盗。然而，无论经过多 少失望和失败，母亲永不疲倦、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一直树立着，母亲 是庞大的，是广袤的，尽管身体弱不禁风，但却像一块巨岩那样顽强、 坚韧，像极了法国北部的农民，他们推着犁铧，心无杂念，心中只保留 了一种顽固精神，这种精神被钉在心中，将他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有资格购买一块土地，母亲向“殖民地地产总局”递交了申 请。1924年——如果《伊甸影院》所言可信的话——或是两年后，她的 申请得到了批准。分配给她的土地位于柬埔寨贡布省的波雷诺，距泰国 边境不远，处在中国海域外缘，土壤易受侵蚀，前途未卜，四周种着红 树林。为此，她倾注了二十年来省下的积蓄，但是很快她就发现，那片 土地无法耕种，因为“一年之中有六个月”被大海覆盖，被潮水淹没。 第一次播种失败后，她疯了似的，决定与大自然做斗争，继续辛勤劳 动，固执地复种，但没用，海水还是悄没声息地渗进土壤，或是淹没整 片土地。
不过，这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出让的土 地是被任意分配的。所有一切全都取决于一个腐化的政府，他们把土地 当作彩票一样出售，收取贿赂之后，连上有台风、巨浪和兽群出没，下 有看不见的病原体滋生的贫瘠土地都拿来卖。有的倒霉蛋听信于一些坏 人，而后者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土地，传播疾病，对设施建设横加阻扰。一旦土地到手，买主就得加以调理，哪怕荆棘遍地，就得招募劳工，就 得了解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柬埔寨人、安南人当中哪些最勤 劳、最厚道、最敬业，就得和村里的头目们打交道，而这种人大多一肚 子坏水，会把最差劲的人手偷偷塞给幼稚而不懂当地习俗和生活方式的 种植户。
所有人都在追逐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欧洲沉溺于幻想，做着 发财梦，仿佛看到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奶牛适应了印度支那的湿热气候。 著名的殖民者勒内·勒鲁瓦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他于1906年在湄公 河.岛上购置了600公顷沼泽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富饶的稻田。
可是，并非人人都这么幸运。这桩事业对体格的要求使新来的殖民 者有的踏上回国的路途，有的陷入绝望，有的自杀，还有的由于身处炎 热和漫天疟疾而死在荒郊野外，永远也没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对于母亲遇到的悲剧，对于她在遍地的水流和潮湿的稻田之间发出 的怒吼，小玛格丽特理解吗？她难道不是一直活在冲动、激情和疯狂之 中吗？对于人生，对于存在，她所感知到的只有冲动和狂热。在艰苦而 偏私的殖民地社会里，母亲的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在别人看来，包括 农民、土地管理员等，她的坚韧不过是一种顽固，而玛格丽特却从中隐 约看出了一种宿命般的东西。她惊讶地发现了“人生的巨大的、无法估 量的荒谬”。
不过，什么也吓不倒这个高大的母亲，这个凶恶的女人，这个 “供应食粮和爱的女王”。她不怕浪，不怕雨，不怕命运。她打算建 造一座堤坝，用于抵挡粗暴而具有毁灭性的大海。这是两种古老的力 量在相互碰撞和挑战，在孩子们眼中，这注定是败局。原野上，用红 树做成的圆木，几百个圆木，面对着大海，绝望而惊惧地等待着海水 的到来。海水真的来了，对希望报以嘲讽，一路上将所有的一切掀了 个底朝天。母亲在被毁掉的土地上叫喊着，怒吼着，她的抱怨声不断 回响，却于事无补。
看着海浪淹没庄稼，将其夷为平地，孩子们不知所措。海浪的脚下有时能撞到淹死的老鼠、松鼠和孔雀的沉重的尸体，连它们也在灾难中 被一卷而空。
谁也无法战胜宿命，只能看着稻田逝去，看着海水——它就像人生 一样——夺走一切，然后疲倦了，溜走了，不知去向何方，不知去寻找 什么。
母亲的心中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怒火，以至于她继续这场必败的战 斗？作为殖民者，她确信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但骨子里是个老实人，上 了亚洲这个宏伟的异域风情之梦的当，觉得已不可能回到欧洲生活，因 为已扎根于这片土地，和过去一刀两断。关于法国，她保留下来的是继 承自农民家庭的对土地的执着，是生活习俗中的粗犷，是对旧事物的偏 爱，这使得她对官员们弄虚作假和腐败堕落嗤之以鼻。也正是由于这些 原因，她并未不屑于与印度支那的老百姓为伍，并接受了他们的习俗， 有时还从中获得一些有利于自己日常生活的启发。她是——她女儿不久 后也是——没有籍贯的，她既居有定所，又居无定所，无论在哪儿都是 移民。她并没有放弃她对文明的确信，一直坚定地认为她传授给当地人 的知识是正确的，以此继续履行丈夫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她也愿意将 当地生活的印记和东方的事物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譬如用纱笼和绸裤 来打扮自己的女儿。她与巫师们和术士们交往，这些人能治好一些莫名 其妙的病症，甚至能用春药和各种植物来治病，她仿佛迷上了这个神奇 的亚洲，对其充满信任。
对于母亲的疯狂，小玛格丽特应该全都能理解，因为她12岁了，已 经有了叛逆心理。某种可怕的东西在她心中滋生，继而占据了她的内 心。她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恐惧，这恐惧吞没了一切，就像 堤坝后的潮水淹没整个平原那样。她也叫喊，她也咒骂，而且“忍不住 说一些伤人的话”。她觉得自己的理智在动摇，发现自己身后总有一种 莽撞而危险的恐惧感，怎么也甩不掉。
直到1981年，她才开始试着解释这种疯癫状态。年少时，这种疯癫战胜了她摧毁了她，使她诅咒她的母亲，继而诅咒整个家庭甚至所在 的国度和悲惨的命运。1925年，一家人去南中国海的海滨小镇龙海度假 时，“我第一次来月经，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月，老是去游泳，月经竟从 没停止”。她心里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感，经血到处都是，弄脏了她， 追随着她，玷污了她，使她恨上了她那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明白的 母亲。这一个月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在这个月里，她开始辱骂上帝，嘲 笑上帝，每天晚上都要发表一番伤人的、亵渎神明的话。不，她不想把 自己献给那个让她流血的上帝，永远也不能成为小牺牲品，不能做一个 被祭献、被抛弃、逆来顺受的上帝的小圣人。相反，她要杀了她的母亲 和哥哥，谁让他们同意用她的血做祭品。一种“谋杀的疯狂”占据了她 的内心，她发现了自己的暴力，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野蛮和隐藏在那 里的无底深渊。
在暴力、仇恨、愤怒和放任相冲突的状态中，所有一切在慢慢发 酵。她感觉到内心有一股力量，如火般炽热；有一道裂痕，只需一秒 就能把她推入癫狂和晕眩；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能力，使她融入这个国 度，融入湄公河漫长的蜿蜒和无尽的岛屿。在河流与森林之间，在黑 乎乎的舢板船奇特的漂流与栖息着虎和蛇的原生态大地之间，她所学 到的是虔诚。
她的内心充满了爱与恨，激烈而狂野的冲动，以及对“那么的瘦， 有一双带蒙古褶的眼睛，疯狂的、安静的”小哥哥的无限柔情。和小哥 哥一起，他俩组成了一对哀婉而单纯的情人，她成了乱伦的人，那是 “一份普通的史料”——她后来这么说——是她在那儿，在那片无人踏 足的、朴素的大地上的经历。没什么好解释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那 儿，就在那儿。
同样是在这个年纪，12岁左右，她又遇到了一个女乞丐。此后很长 一段时间里，她带着她，把她写进书中，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老挝沙湾 拿吉市的一个小乞丐，跟她一样四处流浪，念叨着乞讨的祷词，那祷词 就像一首间或沉默、顿挫、重复、诉苦的歌谣。
多年后，她漫步在新城市的商业区，行走在铺着方砖的广场上，周 围是克雷泰伊和塞纳河畔维特里[10]的高楼大厦、水流丰沛的喷泉以及 新式的古建筑。她身材瘦削，驼着背，走在路上，活像印度支那的那个 女乞丐。
回到当年。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国度，在一阵 阵“花朵……和麻风病的气味”中，那个女乞丐游荡在印度支那的棚户 区，怀里抱着她的女儿——可能是两岁，也可能只有半岁，是一个“被 虫子啃噬”的小女孩。她把女儿送给玛丽·多纳迪厄，玛丽·多纳迪厄 转而把她给了玛格丽特，就像给她一个玩具娃娃似的。然后，她走了， 消失在原野深处，从此没再露面。必须把她的流浪故事记下来，追随她 漫无目的旅程，把她的悲惨故事写进每一部书，让人听到她的吟唱。 “是的，17岁……她怀孕了，她17岁……她被母亲驱赶，她走了……她 要一个指向，好让自己迷失。”
对年幼的玛格丽特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从此，她总是能听 见来自沙湾拿吉的吟唱，能听见这吟唱中的幽怨和这尘世间的所有忧 伤，还有那个被遗弃的、垂死的孩子，以及那些穿着整洁的白色制服、 掌管着饥饿和灾难、无情的地籍管理员。
饥饿随处可见，它就在那些瘦弱的躯体中，就在那些因水肿而胀大 的肚子里，就在那些孩子的空洞的目光里。玛格丽特从他们的尸体旁边 擦身而过，看着那些尸体被扔在那儿，等着被草草下葬。“死的人太多 了，都没人再哭泣”，而就在这无尽的痛苦中，她懂得了人世间的恐 怖，乃至它的秩序，它那冷酷无情的法则和它的残酷。在柬埔寨，她在 沿着山谷的公路边见过一些幽深的山洞，洞里埋着作恶的犯人，他们的 头部露在外面，暴露在烈日下，等着慢慢死去。
于是，她回到水流遍地的原野，回到丛林的原始地带，只为洗去所 有这些不幸，而这童年的游戏便有了几分传奇色彩。她总是和小哥哥在一起，她像是来自于吉卜林[11]的书，是那么的自由，无尽的自由。
然而，无边无际的大自然景象仍然折射着人世间的法则，那儿也有杀戮，“我们见到许多被老虎咬断脖子的鸟儿”。注视着这样的苦痛， 她又回想起了孩子们的尸体。
她痴迷于童年的画面，那一堆堆沉重的记忆不断浮上语言的表 面，在作品的每一页上，越来越迅猛地袭击她，追随她。这一切，该 如何述说？
她一边积攒各类画面，一边已开始写作。不久后，她的书里将出现 在河水中洗澡——那河水黯淡而温暖，河面上时有红树的树枝划过—— 在象山荒野的山坡上狩猎，像绳子般悬着的藤条。
还有那个女乞丐，在她的文字中、在她的迷梦中奔跑，在她酒醉时 的脑海中吟唱，那歌声挥之不去，怎么躲得过？
是不是因为还记着那个弃婴，所以她才酷爱孩子们，认识到了他们 的天真和未经雕琢的真实，并将他们融入“宇宙”（Univers）——它 能够包括所有一切，特别是寂静——的宏观运动？
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世界；只有他们，才懂得用她发现他们眼中 饱含的引力虔诚地注视大海；只有他们，才能超脱大地的边界。
她喜欢孩子，因为他们会打开陷阱，他们的目光能激起反响，传递 一些古老的传说，映射一些被语言封锁而不见天日的秘密。她喜欢孩 子，因为他们教会了她许多东西，比如尘世、星辰的轨迹、浪涛的起 落，以及她在特鲁维尔透过窗户注视着的海滩上潮汐的时间。她的心中 也有着同样的纯真，同样的执拗，同样的凶残，她也在以激进的方式理 解宇宙万物，也在倾听蕴藏着奥秘和疑问的寂静。
她就这样活着，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自然里，活在狂热奔放的森 林里，委身于慷慨的大地，活在一个复杂的种族里。她和小哥哥结成了一种“心灵的同盟”（union d'âme union d'âme），一种“姐妹关系”（sororalité），也即罗兰·巴特[12]在分析拉辛笔下的恋人时所说的那 种姐妹关系，它与生俱来，充满柔情，像一座桥梁，让她和小哥哥总能 相逢。直到死的那一天，她总是把小哥哥挂在嘴边，像强迫症一样，不 断提到他，称他为“小哥哥、我深爱的哥哥、我的小哥哥”，那段童年 如山涧溪流般奔涌而出，继而迅猛地注入大海。
在小哥哥身旁，她可以把一切忘在脑后，包括母亲所遭遇的贪污、 腐败、人心的险恶、利益的丑陋，以及一切苦痛。
不过，孩子们尊重母亲，既害怕她，又爱戴她。母亲就像一个魔 鬼，不屈不挠地向政府官员发起挑战。她有着一种类似境遇的女性所没 有的动力，也有着一种令人惊慌的、独断专横的、超常的能量。她是 “殖民地的露易丝·米歇尔[13]”，也是“印度支那的圣女贞德”，她 勇往直前，在政府门口冒险，与之对峙。她表现出来的强大魅力镇住了 她的孩子们，她的个性令人畏惧，教人折服。她像是一个先知，成了原 住民崇拜的对象，而孩子们离家出逃则变得势在必行，是出于逃生的本 能。她不是凡人，敢于同大海与大地做斗争，而在她的压迫之下，小哥 哥和妹妹隐约感到了窒息，所以才钻进浓厚的大自然和茂密百年巨树之 间，在那里寻找新的生命之源和其他给养方式。
不过，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有一种苦涩的滋味，觉得丛林的天堂无非 南柯一梦，觉得在殖民地的广阔天地之间，他们只能看着原住民那温柔 而野性的土地日渐流失。
母亲发出咒骂和威胁，她的斗争令她心力交瘁，她的沮丧可能突然 转变为疯狂，社会的不公颠扑不破，有的人不顾廉耻地发财致富——所 有这一切使明眼人看到了这个国度的病痛，看到了它的垂死，看到了它的鲜血在流失，就像汁液从古树中流出，将它们的元气抽空，也看到了整个民族的奴化，看到了那些被人剥削但听天由命并为其文明而自豪的白人的妥协。每当看到孩子们一命呜呼，婴儿们像气泡一样消逝不见，老人们四处乞讨，而有权有势的人却在城市的高处饮酒作乐，玛格丽特的心中就悄然滋生一种叛逆心理，仿佛有一个盘根错节的东西堵在她的嗓子眼
这个国度是一个隐喻，它象征着失败、无奈，以及可怕而孤独的人 类境况。即便是森林，这个无边无际的庇护之地，也阻止人们去斗争。 它给人的启发是一种放弃，因为人永远不可能战胜大自然无法抵抗的力 量，比如人与大海之间的激烈战斗就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徒劳无功。逃 进丛林，就像潜入厚重的水，而这种水同样是危险的，与固执地摧毁堤 坝的海水一样危险。某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东西赋予了森林一种超自 然的、非寻常的姿态。对于土著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逃脱殖民地秩序 的人来说，森林是避难之地，而对于逃离文明社会的玛格丽特和她的小 哥哥来说，它却是真正的生命起源之地。然而，丛林同时也是充斥着死 亡和谋杀、野蛮和野性的地方：“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缠住整个森 林，把它变成紧密的一团，就像深海的某一处，一样的不可侵犯、令人 窒息。”无论转向哪一侧，所见的都是大自然的无法抵抗的力量，都是 它所施加的暴力，或施加于成排的红树林，也即抵御南中国海的脆弱堡 垒，或施加于自由绽放的植被。不经意间，一个确凿的观念浮出水面： “生活是可怖的”，顽强、反抗都对它束手无策。生活的节奏必须是凶 残的大海的节奏，是潮汐的节奏，是植物汁液的节奏——它使藤条越来 越长，越来越紧密，总有一天会令所有一切窒息而亡。如何抵抗这一悲 剧的力量？它观察着农民们的不幸，比谁都观察得更细致，看着他们陷 入那泥泞、温暖但散发着恶臭的水中，看着他们注定遭受那自古以来的 不公正。他们变成了被判刑的、悲怆的、孤独的人类的写照。
1920至1930年间，承载着古老的梦想、宏伟的垦荒蓝图的印度支那 渐渐走向了死亡，一是由于故步自封，误以为地界是明确的，而人口却突然盲目地集中，二是在继续高喊发展方针和绥靖口号、坚信自身状况 安全可靠之时，所有一切都已预示着未来充满艰难险阻。人们当时津津 乐道的“美丽的殖民地”已经从骨子里开始腐烂，陷入形形色色的贪污 腐败以及刻板的规章制度，既不愿宽容，也不愿深入认识被殖民者。政 府部门成了徇私枉法、社会排斥和因循守旧的地方，上下级关系变得僵 化，而像玛丽·多纳迪厄这样的怪人则被装腔作势的官老爷们拒之门 外。这帮官老爷执掌着法律和秩序，对教师、林业人员、邮局人员等提 供民生服务的二等办事员极为鄙视。
要知道，“森林夫人”——杜拉斯后来这样称呼她的母亲——是令 人厌烦的，因为她成天精力十足，彪悍而不顾羞耻，将丑闻叫嚷得尽人 皆知，而与此同时，她的疯狂计划、她发起的挑衅（那是社交晚会上的 笑谈）、她兼具谦卑和反叛的个性，也使她自己成了一桩丑闻。她的幻 想，她的社会秩序观念，她错乱的生活，以及她的怒火，同殖民地社会 的社交习惯格格不入。她的疯癫和狂热使她的命运变得怪异而病态，就 像那些在亚洲大地上探险的人一样，他们有时也会被亚洲这个国度推向 同样的命运，甚至死于发烧、霍乱或致命的细菌。
母亲一直在恳求管理地籍的官员，但她的抗争摇摆不定——既反对 他们，同时又恳求他们伸出援手——这使得孩子们从中得到启发，产生 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母亲越是要求公正而从不对它提出质疑，越是写信 给政府部门，孩子们就越是离家出逃，甚至不愿在家里的餐桌上吃饭， 宁愿用另一位母亲也即越南的丛林给予他们的芒果来填饱肚子。反叛 和自由悄悄地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反抗、逃避 和怀疑。
是不是由于这一切，由于“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一望无际的稻 田、来来往往的水牛、在山涧溪流的出口处窥伺黑豹时的等待，玛格丽 特才已无视她所隶属的殖民地社会，像《夏雨》里的小欧内斯托一样怀 有敌意，不愿学习她尚不知晓的事物，而是全盘吸收她凭直觉感到默契 和亲近的事物？
与欧内斯托一样，“借助事物的力量”，她隐约懂得了欺骗、仇 恨、偷窃，于是也学会了拒绝尘世，体会到了反抗时的快感、自由时的 喜悦，以及幻想时的风险。
通过这些游戏，她发现了孤独的内涵，在这种孤僻和反叛的性格中 变得坚强，是这种性格将她推到日光之下，推到越南的森林之中。
她像一个神圣的仓库保管员，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些鲜明的画面，比 如灾难、不公正、灿烂的大自然，它们久久萦绕在她心间。那里还有一 个女乞丐，她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她的想象中；还有一个农夫，他每到 农忙季节就受雇于人，像稻草人一样一连几小时站在泥泞而肮脏的水 中，一动不动；还有一群阴险而凶狠的小螃蟹，正嚼着红树做成的圆 木；还有一夜之间全数崩溃的堤坝，那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壮观场面；还 有周而复始的一切，比如母亲的叫喊、诉说不幸的愤怒歌谣。
她的心中还有一种恐惧，它犹如田里的水，被稻禾的根须紧紧抓 住，慢慢腐化。这恐惧与家庭联系在一起，是因大哥而起。大哥堪比查 尔斯·劳顿执导的影片《猎人之夜》中的男主角哈里·鲍威尔——哈里 是一个心理变态的罪犯，他在美国乡间沿河而下，追捕一对兄妹，因为 这两个孩子的父亲给他们留下了一万美元，哈里想要杀了兄妹俩，逼问 那一万美元藏在何处。
杜拉斯非常喜欢这部由罗伯特·米切姆主演的影片，因为它具有象 征性，象征着她童年的恐惧和她所说的“焦虑不安”。大哥就像一个魔 鬼般的演员，使这种恐惧在家中滋长，而母亲却“什么都不再阻止”， 任由“该来的事发生”。
玛格丽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环境中度过的，对此她 时刻做好了准备。这种紧张的环境来自于家庭生活，来自于印度支那的 日子，来自于她所遇到的画面、景象和人物，来自于异国的习俗，她常 常是在这些习俗中实现自我认识，用她自己的目光去看透它们，并用她 自己的方式去接收和加以诠释。生活中的某些时光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 的片段，汇聚成了她内心的神秘世界，那一大堆画面和事件后来将成为她作品的食粮。从此，她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法国人，而是属于印度支那 这片土地，她认识到自己熟悉这个世界：她已经把父亲抛弃给上帝了 吗，已经按照她姓氏的字面含义把他交给上帝了吗？她想要为自己创造 一个祖国，把自己的出生地改为她所希望的地方。于是，如她所愿，她 的少女时代成了“杂交的”时代，她去了远在异国的、野蛮的出生地， 去了“芒果之地、南方黑色河流之地、平坦的稻田之地”。
永隆，1930年。那年，还有一件事情将与她终生相伴，正如那个哭 哭啼啼的女乞丐是她一生的包袱一样。有一天，她迎头撞到了一个瘦削 的女人，是新任总督的夫人，名叫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但她不久就 忘了她的姓氏。神秘的是，再次出现时，她的姓名成了安娜-玛丽·斯 特莱特[14]，一个幻想的姓名，是她写作的启动器。
永隆这座城市被湄公河穿流而过。湄公河的一端位于南中国海附 近，往北穿过南圻，再往北是柬埔寨、暹罗，以及沙湾拿吉的小乞丐游 荡的老挝。永隆与西贡一样，也有一些杂乱的街区和鱼龙混杂的地方， 土著民、中国人、安南人、马来西亚人、流浪汉、佣人，以及被“国 人”认定为老狐狸、扒手和懒汉的男仆，全都在那里繁衍生息，一副忙 忙碌碌的模样。
还有一些街区几乎寂静无声，那儿的房屋努力重现着法兰西风 情，却又必须适应气候条件，建有露台、游廊和长廊，装点着栏杆和 挑檐，为的是躲避陡然而至的雨水。花园里有很多异域的植物，开着 花，比如三角梅、缅栀子，还隐藏着网球场，那球场是看不见的，只 听得见网球的弹跳声。居民区的路上开着“莱昂波雷”轿车，镍制的 车身被打磨过，行驶时听起来像是“被悬挂在一种奇特的半安静半吵 闹的氛围中”。
当时，杜拉斯约摸15岁。她没了少女时代略显矮胖的身材和招人讨厌的样子，已很少光着脚在花园里行走，尽管她不怕扎人的植物，也不 怕褐色的蝎子。那些蝎子四处乱窜，有时甚至偷偷钻到床上和书本里。
她喜欢观察殖民地社会，猜想一成不变的社会等级会酿成什么后 果：先是通常被视为低等人的原住民，接着是被人轻视的二等白人，还 有商人、官员、军人、社会名流，以及国家使节，包括使领馆人员和行政长官。
有时，那些社会名流的夫人们活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水性 杨花，郁郁寡欢，在湿热的阳光下萎靡不振，心中总有某种致命的烦 恼，苍白的脸色使那烦恼更加严重。
她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妓女，梦想着过上一种独特的生活。她们 像妓女那样跳舞，四周的气味跟马尼拉和越南隆城县一样。与妓女一 样，她们同样也露着锁骨、酥胸和苗条的身段。
正巧，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坐着一辆小汽车路过。她总是带着两 个女儿坐车兜风。她的头发呈红棕色，脸色却非常苍白。她的目光里有 一种死亡的意味，时刻窥伺着她。某种挥之不去的烦恼盘亘在她心间。
她貌似已远远离去，已身在别处。
总在四处游荡、对什么都好奇的杜拉斯一眼就认出了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她发现，她是半透明的，既像死亡，又像爱——而这二者 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在殖民地这个小天地里，什么事都传得很快，她 不久后便得知：她“没有女性朋友”，只有若干情人。她总是萎靡不 振，总在迈步前行，印象中她在湿热的永隆总是有人相伴，总是背负 着沉重的烦恼，涂抹着用每到傍晚便凋谢的花朵制成的香水，香气柔 和，但已淡去。
她跟随着这个女人的脚步，对她浮想联翩，把她想象成神话里的公 主。然而，这个女人已成为小资阶层的谴责对象。她的母亲辱骂她，认 定她是“移居来的”，意思是与殖民地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守则格格不 入。根据那些习惯和守则，女人不能像低等街区那些稀奇古怪的人那 样喝大米酿的啤酒，也不能在使馆的客厅里畅饮法国香槟，把自己喝 醉——大批法国香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并非为了让人怀念祖国，而主要是为了让人忘却那莫可名状的感伤、漫无目的欲望、迫不得已的 悠闲，以及对死亡但并非真的死去的喜好。
她得知，有个情人不久前刚为她殉情自杀。突然间，伊丽莎白·斯 特里德特变成了一个执掌生死大权的人，变成了一个女神，她把自己献 给男人，接着又抽身而退，假装属于他们，接着又夺去他们的性命。她 令玛格丽特恐惧，也令她痴迷。从她身上，玛格丽特隐约看到了自己， 觉得爱情总是与死亡相伴，这游戏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赤裸裸的真相。 未来的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将成为杜拉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使她发 现女人的秘密，发现她遥远的、古老的记忆，发现她沉淀了千年的力 量——这力量使她与众不同，引领她走进那些最为晦涩的奥秘。
玛格丽特观察着她，窥视着她，或是透过网球场的栅栏，或是沿着 大街，或是沿着她带女儿散步的林荫道，只见她总是安安静静，几乎瞧 不见她。后来，在《地方》中，杜拉斯写道：“有的时候，我心想，我是由 于她才写作的。”
令她痴迷的，是这个游荡的女鬼，是她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出轨的 女人，忍受着丈夫的职业及其在亚洲都市的职位，身不由己，被别人的 眼神折磨着——有男人们的，也有孩子们的——坐着自己的汽车去白人 富户的街区，那些街区是受保护的，是专享的，是“神奇的妓院，在那 里，白种女人能够在一种纯粹的和睦氛围中，让自己的出场变成神圣的 景象”。
杜拉斯将永远记得安娜-玛丽·斯特莱特现身的景象。在杜拉斯的 所有作品里，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一直跟随着她，一直在那儿，在她 的背后，在《副领事》《印度之歌》《加尔各答的荒漠里她的名字叫威 尼斯》等作品中，无处不在，激起她写作，撬动着词句，促使她诉说、 揭露……
在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身上，杜拉斯喜欢的是她对殖民地生活的 蔑视，她作为社会边缘人物的人生，她在招待会上独特的出场，以及她突然转向另一种生活进入欲望的地狱和感官的丛林。她羡慕这个母亲 和这个女人，因为她的内心好像存在着危险，敢于挑战她所在的阶层， 也即彰显着富裕和优越性的白人贵族。
作为教师之女，玛格丽特也找到了离家出逃和违背殖民地秩序的理 由，她在湿热的午休时间逃进自由的大自然，两脚踏进鱼群攒动的泥 沼，她全身心地对另一个人种的事物加以吸收，为另一类民众的欲望而 战栗，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其中包含着的被合法化了的、被付诸运用 的暴力而感到厌恶。
她变成了一个活了千年的人，几个世纪和宇宙的各种力量从她身上 穿越而过。
至此，她从这尘世间学到的，是放弃，是事物消磨殆尽却被弃之不 顾，诸如加尔各答和开罗的城市废墟——它们已无法重建，只能一天天 地损毁，人们束手无策。面对凶猛的南中国海，连母亲也只能举手投 降，任由堤坝的泥土暴露于来势汹汹的海水、大风和暴雨，任由没完工 的小木屋的木桩被螃蟹蚕食，地板的木条被咬穿。
母亲对所有这一切心知肚明，她深谙生活的荒谬，昨天的金边，今 天湄公河的一条支流也即古毡河畔的永隆，明天永隆附近的沙沥，莫不 如是。这些法国属地都有“笔直的街道、花园、栅栏、江河、法国人的 圈子、网球”，都有港口、肥皂厂和锯木厂，每到有风的夜晚，那些肥 皂厂就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古怪的气味。
玛格丽特终于离开了平原，离开了辽阔且总是潮湿的稻田，不再逃 到创世之初，逃进纯洁的丛林——在那里，泥土、空气、水流的各种香 气汇聚在一起，“结为一体，没有差别”——也离开了享用芒果时的快 乐，去了城市。
那城市便是西贡，是30年代初的殖民地首都。
当时，西贡人称“远东的巴黎”，这城市狂热地模仿着巴黎的时髦 和优雅，一定程度上抹拭了当地的色彩。那是一个人造的、仿制的世 界，美女、商人、有权有势的殖民地政府官员、穿着皱巴巴的套装并留 着精致的小胡子的地痞流氓云集于著名的卡迪纳大街，每到湿热的傍 晚，他们便坐在咖啡厅的露天平台上，听着酒吧里钢琴的呜咽，抿着马 爹利和百悦，或是科西嘉的欧润嘉和帕迪纳矿泉水[15]，一面回想着自 己的流放与灵魂的空虚。体育爱好者们则把约会定在赛马场，他们穿着 殖民地的白色制服，手里拿着来自巴黎的时尚杂志，那杂志由于气候的 缘故而略显走样。与上个世纪末一样，上流社会人士仍然相约在剧院， 里头演奏着施特劳斯、奥芬巴赫或弗朗兹·莱哈尔的作品，或是精致的 轻歌剧，比如《风流寡妇》，或是富有异国情调、情感丰富的歌剧，比 如《蝴蝶夫人》。要么，他们约在报亭周围，或是交响乐团演奏欢快而 振奋的音乐的公园，或是上映《蓝天使》的黑漆漆的影院。更多的时 候，他们约好在舞会上碰面，当时舞会很频繁，舞会上过客匆匆，时间 则在烦恼和欲求不满中悄然流逝。早在世纪之初设立的街道编号仍在原 地，使这座城市显得像是由多个细胞构成，生活方式看起来仿佛一成不 变。城里有环形公路，也有敞篷马车，有种着刺槐的林荫道，也有湖滨 道，看上去就像普鲁斯特在布洛涅森林遇到凡尔杜兰夫妇时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