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城市里，明面上，苦力和外国劳工在街头来来往往，那是一 个思想正统的世界，属于大部分来自法国的败类，他们打着文明的旗号 来到这里，往往是为了发财致富，劫掠这片土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更加千奇百怪、更加贴近“异国风情”应有之义的世界，那里有赌徒、 赌场和妓女，上演歌舞杂耍的咖啡厅里有轻佻的女孩，夜间的饭馆里聚 集着堕落的女人，在后堂摧残着军人、官员、进出口商和社会名流。
附近，不远处便闻得见森林的气息，似乎西贡是活在森林的呼吸之 中，活在芒果树、罗望子树、高大的蕨类植物、榄仁树之间，这些植物 混杂在一起，无边无际，散发着充满瘴气的气息，令整个城市喘不过气来，使之在午休时分变得奄奄一息，教人觉得它似乎气血不足，联想到 临死的人那种中了毒似的脸庞，是一个无法应对的挑战。
这个世界的秩序是虚假的，其中盛行着心灵的腐化和错乱。正是在 这样一种环境下，玛格丽特首次接受了知识培养，其来源除了书本，还 有对这个杂乱的天地的认识。这个天地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世俗的伦 理，一边是处于浓郁的湿热之中的江河与森林的奥秘。
母亲把她送到西贡，让她在那里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她 住在利奥泰寄宿学校。学校是母亲的一个朋友开办的，这位朋友与玛 格丽特的母亲一样，也是1905年来到印度支那。由于经济拮据，每到周 末，玛格丽特不能像学校里其他女生那样回到远在沙沥的家。于是，她 便留在大城市，学习着不同的行为规范，观察着不同的生活习俗，怀着 自己所坚信的东西，变得更加坚强和稳重。漫步在城里的白人区，她既 为它的奢侈而感到陶醉，又对它不屑一顾，令她着迷的，既有白人区的 洁净，也有原住民区和“土著殖民区”的拥挤和脏乱。她一定渴望坐在 白人区大酒店的露天平台上，置身于每到夜晚就会更加浓厚的木兰花香 中。或许，她觉得这种地方是非同寻常的。对于这种以原创的或从欧洲 舶来的礼仪为节奏的生活，她无法阻止自己从中发现魅力，但与此同 时，她或许也喜欢钻进贫民区臭烘烘的小巷，徜徉于别样的气息之中， 那气息更为浓烈，其中充斥着香料的气味，特别是贫穷的味道，还有诸 如“港口周边密集的妓院”等独特区域的味道。
从社会尤其是殖民地社会赋予“道德观”这个字眼的一般意义上来 说，她没有什么道德观。她太守旧，太野性，太独立，不愿忍受世俗或 宗教的法则，而且还一直带着她的姓氏，就像带着一个沉重的负担。虽 然只有16岁，她的心中却饱含着暴力和冷冷的怒火，使她更亲近那些失 败的人、卑微的人和妓女。妓院施加给了她一种无可比拟的诱惑力。与 豪门的羞耻心、行为准则以及宗教所产生的失落感相对立，妓院是欲望 的高地，是至高欲望的高地，是“命运的世界，被视为宿命的人的世界……光明而炽热的、一边吟唱着一边呼喊着的未来世界，艰辛的美好 世界，但为了进入其中，人们就得适应它的残酷”。
因此，她把妓院想象成另一种丛林——那里的植被与山中繁茂的植 物一样无边无际，也能蓬勃生长——想象成自由之地、疯狂之地、无端 地放纵身体之地，并向往那些隐姓埋名的献身者。她的宗教信仰，她对 神圣事物的感受，尽在不同感官陡然的混杂之中，在这自然而然的相逢 之中。
在西贡，每逢周日，她就和她的女同学一起去植物园。有一次，她 看见一条蟒蛇吞下了一只活鸡，那一幕吸引了不少爱凑热闹的人和一些 情感丰富、好奇心重的业余爱好者。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桩轶事中汲取 灵感，杜拉斯1967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巨蟒》[16]。这篇小说很好地展 现了她的想象力的形成方式，丰富了她的创作主题。目睹蟒蛇吞食活鸡 之后，紧接着她没法逃过被女伴——一个干瘦的女孩，散发着“处女的 臭味”——照例拽去做礼拜，返回的途中先喝了茶，然后又被她拽去欣 赏她的衣服，若非如此，蟒蛇那一幕想必定会令她愤慨和恶心。令人不 解的是，残忍的蟒蛇却使她有了生存和斗争的欲望，想要变得勇敢，变 得不怕羞耻。不管怎么说，那头畜生终究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自在地吞 下了一只鸡，不声不响，旁若无人，它的厚颜无耻把它变成了一个强大 的、榜样式的动物，远非那些只图自保、躲躲藏藏的动物可比。
玛格丽特几乎是虔诚地注视着那一幕，她发誓，一定要像那条蟒蛇 一样，对，要一直怀着那样的勇猛和暴力。
痴迷于那一幕的她想到了她的小哥哥：1922年，她约摸8岁，有一 天，她提出要看看小哥哥的阴茎，面对小哥哥的拒绝，她把她当时的不 解告诉了他。此时此刻，看着蟒蛇和她的女伴，当年的不解顿时释然： 身体应当用于服务别人，认识别人，满足别人的欲望，应当慷慨地接受 别人的注视，为别人播种。人生的意义，尽在于此：在于这种馈赠，在于这种馈赠时的自由、献身时的勇敢、接受时的力量，在于这种被生活 撼动、抛弃继而又拥入怀中之时的力量。
在未来动荡的人生道路上，她是否还记得这个故事？玛格丽特·多 纳迪厄，当年沙湾拿吉的小乞丐，当她变成了杜拉斯，当她的脸庞被源 自人生之美的皱纹而损毁但仍旧美丽，当她为人生而欣喜同时也接受了 它的苦痛和惊叹，她是否还记得这个故事？
她喜欢融入茂密的丛林，以此在不知不觉中回到创世之初，置身于 创世之初的温柔和残酷之中。与此类似的是，她也渴望去西贡的电影 院，让自己消逝于“虚假而民主的夜间……在那种夜间，所有羞耻都得 到了抚慰，所有绝望都消失不见”。潜入一间黑暗的影院，看着活动 的、流动的、像生活场景一样的影像突然出现，她仿佛觉得“洗脱了少 女时代的可怕的污垢”，觉得这是对不幸和不公进行报复的另一种方 式。在报刊亭的橱窗前，她贪婪地看着里头像衣物一样悬挂着的《好莱 坞电影》，那是梦想的跳板，是欲望的酵母。
那个人造的世界，那些为都市纯情少女而打造的人生，那些在威尼 斯、海岛、度假广场等神奇而必不可少的地方排演的英雄人物的虚假宿 命，展开了她的想象，令她兴奋不已。
她痴迷于电影院，而这种痴迷中又夹杂着一种含混而无言的博爱， 这使她确信，她将沉溺和消融于这种由幻觉所构成的深夜，总有一天会 消逝在这深夜的黑暗而陌生之处。
与此同时，她的心中悄悄保留着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现身时的场 景，把她埋藏在这深夜里。日后，她将让她涌现在她的书中。到那时， 萦绕在她心间的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将变成安娜-玛丽·斯特莱特， 与她那奇特的、史诗般的、由放逐和强烈的情感关系所构成的童年绑在 一起。即便母亲，也不知道女儿的人生中闯入了这么一个人，一个由 “女性”和“死亡”交织而成的形象，一个游荡于殖民城市、和她一样 居无定所的流浪者的形象。
大约50年后，1977年，有一天，她收到了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她终于从幻觉中走了出来——的孙女寄来的一封信，邀请她几天 后去她家聊聊天。
杜拉斯未曾赴约。一个月后，她又收到了一封信。这次的信是伊丽 莎白·斯特里德特写的，她告诉杜拉斯：“您保持沉默是对的。通过年 轻时的我，您的想象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之所以不失魅 力，恰是得益于她神秘的匿名，这匿名可以保持下去。我自己深信，我 不曾想读您的书，也不曾想看您的电影。记忆和印象留在阴影中，留在 对变成几乎不真实的现实的意识中，它们的价值才能得到保留。”一 年后，《世界报》上刊登的一则讣告宣告了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的 死讯。从此，不再有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只有安娜-玛丽·斯特莱 特，还有她的扮演者黛芬·赛瑞格，她扭着柔媚的、近乎不真实的腰 肢，在布洛涅森林罗斯柴尔德王宫高大的楼梯上走下来，成了影片《印 度之歌》中一幅绝对经典的画面。
玛格丽特就这样从永隆到了西贡：一边是充斥着各种叫喊声的怪异 而喧嚣的城市，一边是野蛮的荒原；一边是城里人满为患或奢侈浮华的 街区，一边是尚未完工的小木屋和母亲在柬埔寨买的土地；一边是她栖 居的寄宿学校，散发着房东尸体般的“恐怖气味”，一边是被堤坝抛弃 了的、自由的土地；一边是城市里的孤独，一边是她做梦都想亲近的广 袤的大自然，也即“肉体交易”的场所，是“放肆而从容的交配”的场 所，是不讲伦理的地方。连接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是渡船，是它 以象征性的方式把她从此岸运送到彼岸，它是一个既无名也无所指的介 质，是过渡的方式。渡船就像梭子，从一个想象的世界穿行到另一个想 象的世界，一边在江河的水平面上滑行，一边静悄悄地设下许多邂逅， 揭露许多秘密。
正是在渡船上，她邂逅了那个名叫胡陶乐的中国人。“那天，他渡 湄公河去西贡”，而她则刚在沙沥度完假，辞别母亲，正赶回西贡的寄 宿学校。她在沙沥上了客车，客车、旅客、小汽车都将乘渡船过河。她 总是害怕水流的秘密动向，害怕那些或许会把她卷入深渊的漩涡和水流。她下了客车肘部支在船舷上，眺望着大河，只见大河漫无尽头， 川流不息，塑造它的是一条条支流和一座座小岛。她戴着一顶“玫瑰木 色的毡帽，帽子上有黑色的宽饰带”，穿着一双镀金孔、镶细丝的鞋 子，一条薄薄的丝裙，腰带扎得很紧。
渡船上，一辆“莫里斯-莱昂波雷”轿车停在她身旁，车里坐着一 个身穿浅色丝绸西装的中国人。他注视着她。那一刻，她已预感到后来 将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一切。
对于她在1984年出版的《情人》里讲的那些，比如“大型灵车”、 她那身精致而又独特的奇装异服、昏黄且变幻的天空、舒展的河水，我 们该从中记取什么？如何从似真中辨别出真，从“本该发生的”中辨别 出“发生了的”，而那颤动的刘海（时光所哺育的记忆在其中无边无际 地展开）、她的遗忘、想象的气息又是否确有其事？假如杜拉斯是根据 少女时代一个顽固而挥之不去的幻觉而虚构了《情人》的故事，并且在 每本书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虚构这个故事，以此培育她的传奇呢？
总之，两人邂逅的那天早上，她就在那儿——或许在那儿——独自 站在渡船上，而他，那个中国人，则观察着她。他走到她身旁，看着 她，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刚刚在巴黎完成学业，说“他家在中国北部， 在抚顺”，说他和她一样，也住在沙沥，但住在河边，是“一间大屋 子，有几个很大的露台，装有用蓝色陶瓷制成的栏杆”。一小撮从中国 来的投资商把持着殖民地广大民众的不动产，他的家人是其中的一员。
他向她提了一个建议，说到高中校门口去接她，然后送她去宿舍。 不久，他就因对她的欲望而疯狂。两人私底下产生了一种奇特而热烈的 感情。她知道自己无法抗拒这段感情，只能接受它。一个周四的下午， 按规定是外出散步的日子，她逃出宿舍，就像当年逃出小木屋然后钻进 森林那样。她坐着宽敞的轿车，逛了华人区也即堤岸区，到了他的单身 公寓。那间公寓没有百叶窗，也没有窗户，只有一些被窗帘遮住的开口，外头就是街道，堤岸区甜的和酸的气味从那些开口处钻进屋内。
关于快感，她说那是大海，时而愤怒时而平稳的大海。她也是刚刚
才体验到这种快感，觉察到自己与大海的亲近，并认识了海水，认识了 海浪持续不断的运动和它的柔软，以及它与风、天空、云朵的亲昵。
她将把这个中国人的故事一直保留在她的记忆里，而与这个中国人 紧密联系的，是激情，是欲望，是对欲望的欲望。她把这个故事保管得 完好无损，因为与它相关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发现另一类人的 故事，是对她所属的白种人的违犯，是自由——她一直在猜测自由在自 己内心的位置，她的内心空空如也，已准备好迎接自由的到来。有了这 个中国人，怀着一种确信——她说，12岁那年向母亲宣告“我将写作” 的时候，她就已经有了同样的确信——她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久久 沉浸于凝视裸体，沉浸于“身体与城市的摩擦”，她几乎忘了他人，忘 了母亲和她的堤坝，几乎和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还有那总是挥之不去的 大海，“不断聚集、远离、返回的庞然大物”。
在《情人》里，接着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她都说到 了大海的运动。只有当她在字里行间采用她称之为“流动式写作”（écriture courante）的手法之时，她才知道如何去述说它，而那些段 落就像天桥一样把一个个意象连接起来。钢笔犹如巫师的魔棒，寻找着 根源，找到一条条灌溉大地和记忆的水流，而她则从中汲取着她的意 象。她笔下那些散乱的场景混在一起，表面上毫不协调，被她遗留和埋 藏在她的夜空中。
在情人的欲望和她自己的欲望之间，掺杂着她对小哥哥的爱和对 “我的母亲、我的爱”的恨。杜拉斯的人生就在这儿，在这些书里， 它们就像草稿一样，通向无尽的意义和广阔的大海。“我的人生在书 里，”她1988年曾说过，“没有次序，而次序又有什么用呢？”
成就她的声名的，首要的是她的私密生活。隐藏起来的生活，犹如 井里一样的生活，她乐此不疲，在那井里找到了秘密，找到了光芒，找 到了地狱，但“这都不重要，就像波德莱尔说的，只要是新的东西就 好”。她生活的地方是一些“困境之地，遇难之地”。从被淹没的堤坝到《印度之歌》里随着时光而被遗弃的罗斯柴尔德王宫，到她的毁 灭，再到冲刷出一道道沟壑的大雨，一直是同样一个崩塌中的世界，就 像支撑着威尼斯的木桩，慢慢被污浊的湖水、泡沫、细菌和寄生虫所蚕 食。此处，在华人区，她和她的情人在一起，在这间不为人知的单身公 寓里，当卤水、鱼露、桂皮和烤鱼的气味涌进来的时候，在这个沉溺于 激情时刻的地方，在这具欲火焚身的、绷紧了的躯体中，仍然有某种新 事物在发生，在出现，在惊诧、爱与激情中完成。不管怎样，对于自我 的放纵，她暂时还不是很懂，她放开身体，当情人进入她的时候，两人 一齐发出呻吟。也许应该说，当像水和大海一般迸发的快感平息下来， 她已沉溺并迷失于她自己的水中。
爱上这个中国人，同时也意味着溜进华人区。那是白种人的禁地， 是“外国人的”城区，就像当时阿尔及尔的旧城区喀什巴，一个封闭 的、法国人无法进入的阿拉伯人区。尽管还很年轻，但她已开始构建自 己的人生，凭的正是这种越界和快乐的反叛，也即发现那些已消失了的 地方。背叛，还有穿过镜子和翻过围墙的强烈欲望，一直驻守在她内心 深处。
堤岸区也是快乐之城。夜里，过路的游客们沆瀣一气，不顾危险， 不怕丧命，钻进鸦片烟的气味，钻进烟雾浓厚的后堂，那里有妓女们四 处游荡。白天，大街小巷被喧闹的人群侵占，汽车、三轮车和自行车在 人群中穿行，形成了一股杂乱无章的波浪。水手街——相当于西贡上流 社会的卡迪纳大街——满是店铺、地摊、集市和柜台。不远处，运河沿 岸，笨重的小船把它们装载的商品卸下来，运到碾米厂和仓库。
她遇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类人：有小商贩，他们用简陋的货摊匆 匆忙忙地叫卖，有拔牙的，还有卖小吃的，他们走街串巷，带着既是炉 子又是柜台的家伙，用它煮出热乎乎的面条。店铺的门口点着一盏盏灯 笼，像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那演出是懒散的，也是不真实的。她陷 入了情人的欲望，同时也钻进了他的世界、他的气味和他的习俗。
她的青少年是杂交的，是混合的，她从中学会了一切。她不断回到那个时代，她永远只写了一本书，一本关于沉浸于罗望子和桂皮的气息 之中的青少年时代的书。“《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一本真正的回忆 录，”她说，“写它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从那些被时光抹拭了 的日子里留下来的，是一些鲜明的画面，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场景， 而她就像一个命运女神，一次次地拿起它们，绣了又绣，绣成了一张巨 大的人生之毯。
在那种危机四处游荡的湿热空气里，在那个灼热的国度，当麻风病 通过触碰皮阿斯特[17]而到处传染的时候，黄色的大地就蒙上了宗教启 蒙的色彩。西贡的寄宿学校里有一个女孩，后来被她称作埃莱娜·拉戈 奈尔。正是这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向她揭露了女人的身体，包括乳 房和腹部的坚实，肌肤的紧致、柔滑和优雅，以及她们始终把自己拱手 付出的祭献。
那是放逐的大地，却激起极度的兴奋，而“绝顶的炎热”又使这种 兴奋更为锐利和猛烈，使它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感觉到极限。那也是垂 死的大地，它那火热的张力，它的烦躁，还有它的气馁和消极的闷热， 全都无情地映射出死亡，映射出爱、人生及时光的终结。
她喜欢这样生活，活在有毒的、不稳定的状态里，活在绝望之中， 就好像这种状态更善于让人理解世间事物，给人一种最高的智力，一种 终极的、恐怖的、痛苦的智力。
很早，她就习惯于此，习惯了温柔和冷酷，二者齐头并进，融合 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和谐并存，挨得很近，但这种相近是危险的，会 使人摇晃不定。情人用“坛子里的水”给她冲澡，用他那柔软而坚定 的手揉擦她的肌肤。在小说里，坛子里的水似乎一直在她身上流淌， 还有他的手，情人纤细的双手，一直在爱抚着她。外头是残酷的西 贡，是白人区和杂乱的穷人区，是殖民的耻辱，以及活跃于无数巷弄 里的密密麻麻的原住民。一边是网球场的宁静，另一边是堤岸区震耳 欲聋的喧嚣。在她的家中，在那个威廉·福克纳式的家庭里，大哥往日与眼下的暴力，他施加给弟弟和妹妹的压力，他几乎控制不住的谋 杀的欲望，他对破坏的喜好，母亲时常发作的疯狂，所有这些生活中 的震荡全都伴随在她左右。
这里头有宿命在作祟。多年后，当她病魔缠身，当她被酒精又一次 攫取，推到死亡的边缘，扬·安德烈亚毫不吝惜地为她提供了同样的照 料和同样的爱。他在浴缸里给她洗澡，让水在她那浮肿的、被毁掉了的 身体上流淌，而那时她的身体已绝非当年她任由中国情人爱抚的身体， 但爱，以及那闻所未闻的、无法躲避的柔情，仍在传递。然而，同时传 递的还有痛苦，无法爱到骨子里的痛苦，由于扬·安德烈亚无法步入的 那种爱而产生的痛苦，这种痛苦造成了恐惧和折磨，但爱仍有残存，那 是一种脆弱的、无法描述的状态，能形容它的或许只有喷涌而出、奇妙 无比的音乐以及音乐制造的奇迹，它弱不禁风，稍纵即逝，就像香火一 样，在夜幕降临之时那段朦胧的时光里燃烧着，冒出袅袅青烟，飘荡在 屋子里，在利奥泰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在《印度之歌》的大厅里。
杜拉斯所在之地总是散发出教堂的气味、亚洲的气味，以及焚尸炉 的气味，那里凝聚着记忆，是死亡、往事和残留的记忆所在的阴森之 地，也是陵墓和灵柩所在之地，那里的灵床和棺木里躺着爱的尸体，有 中国情人曾陷入其中的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尸体，也有《印度之歌》 里的黛芬·赛瑞格瓷器般的尸体，还有曾躺在美国医院[18]一间隐秘的 病房里、陷入昏迷的杜拉斯的尸体。
杜拉斯的人生及其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是生命中不断闯入的死亡， 是死亡的临近，是她意欲借助绝对的、不可能的、激进的爱去认识死亡 的秘密。无论她身在何处，她的照片都展现出了这一点。她存在于由一 本又一本书构建起来的神话中，也会突然存在于别人的视线中，存在于 别处，她对离去的喜好，以及她那异乡人、偷渡客一般的目光，不仅令人震撼，也让人对她一见钟情。
早在亚洲，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她就养成了她思考和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那世界是混沌的、碎裂的，继而突然像把所有一切尽数掩盖 的大海那样辽阔——形成了她的写作风格，写的是永远在相互碰撞的正 与反、生与死。她从埃莱娜·拉戈奈尔的怀抱里、从中国情人的怀抱 里、从和小哥哥一起逃学中得到了爱的启蒙，从中发现了死亡、痛苦和 抛弃，发现了逃逸的、带走一切的、抹拭眼前幸福的时光，这一切在她 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和她在不同报刊的访谈中相互权衡。没有无皱纹 的青春，没有无疑虑的热忱，也没有无别离的美满。
她常在寺庙附近游荡，时而躲起来，惊恐不安地观察着一队队念经 的喇嘛，听着转经轮发出刺耳的声音。她总是这样，喜欢去听一些禁止 听的东西。至于别处，她记得她在沙沥度过的难得惬意的一天，记得那 种空闲且几乎无所事事的状态。那天，母亲利用学校工作之余少有的闲 暇时间，来到游廊外的露台上，坐着摇椅，吹着穿堂风，软软地晃悠 着，慢慢坠入梦乡。那就像上帝的一次恩宠，像一幅停滞的画面，固定 在记忆的时光里，而在这幅画面四周，疯狂、不幸、饥饿、“流氓”大 哥的叫喊仍在回响，只不过暂时被遗忘了似的。
《情人》里的时光是以母亲为节奏的。她无处不在，说起话来像是 预言家，也像是冒险家，她很少关注她的女儿，尽管女儿才是她的问题 焦点。对于这位母亲，对于她的爱的抉择，对于她把一腔柔情尽数倾注 于集强盗、无赖和小偷于一身的长子，我们该如何理解？在母亲身边， 杜拉斯懂得了生活的窘迫，懂得既有事物会轻易毁于一旦，也懂得了解 体和不适的辉煌状态，这种状态日后将占据主导，包括她活着之时和死 去之后。她处在疯狂和深渊的边界，在堤岸区那个男人的怀中，处在总 是临界的、就要坠落的状态中，在浪涛之巅颠簸着，眼看就要消失。
母亲的形象是宽广的、巨大的、恐怖的，她的疯狂经常突然发 作。杜拉斯想要与母亲“疯狂的突然发作”做斗争。她想要写作。对此，母亲反驳了她，说这是个“孩子的想法”。然而，杜拉斯的心中 一直有一种怀念，她所怀念的，是那些她暂未学会的东西，是那些社 会上没有先例的东西，是她那既残酷又温柔的童年生活，是森林里 的原始状态，是她未来的那本书，是她想要创作的那部小说，是她通 过重温黄金时代而驻足休憩的那片海滩。或许，她一直和小哥哥在一 起，在那片富饶的原始丛林里追寻母狮子的踪迹。或许，她一直是那 个学龄少女，穿着她那双系带的鞋子，走遍那座激情四溢的城市，去 到情人的身旁。是的，她一直是那个自由的小姑娘，像刚来到世间一 样，在她看来，他们俩带着两人甚至都未学会的暴力和温柔吞噬对方 的身体，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使她有志成为预言家的，是不是她那处于欲望中的童年？她在言 说，她就是神谕。早在少女时代，她便已洞晓一切。那是无法改变的， 甚至不受她控制。她什么都知道，虚无，时间的不可倒流，绚烂的尘世 中万物的逃逸，宛如教堂般的森林，废弃的雕木宫殿，白 人的、散发 着腐烂气味的殖民城市，无法得到的爱，以至于雅克·拉康[19]后来说 道：“这个女人（什么都）知道。”
在一波又一波的快感中，在发出的叫喊声中，在这种圆满的状态 中，她发现了欲望的真实，弥补了母亲的叫喊，让她哑口无言，堵住了 她那张绝望的女祭司一般的嘴，同时发出出生时的叫喊，重新来到人 世，并准备发出垂死时的叫喊。
在西贡的那几个月里，把年少的玛格丽特带到中国人身边的，大概 就是所有这一切了。那是一段学习和受训的时光，她戴着她那顶淡红色 的男式小毡帽，蹬着系带皮鞋，活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小明星，她的脑子里响起的是《罗曼娜》，一首柔情似水、浪漫的歌，而在这首歌背 后，更深处，是那个女乞丐永无休止的怨言，是她在祖辈的大地上的游 荡和她的不幸。
然而，大哥的统治地位仍在，是绝对的、不详的。他偷母亲的钱， 偷鸦片烟馆里的中国人的钱，他无所不能，一副殖民地的害群之马的模 样。弟弟和妹妹饱受他的摆布，忍受着他的独断，他的仇恨，以及他对 谋杀的嗜好。他自己则无所事事，或以玩乐来消磨时光，他没有道德观 念，是个野人。
母亲知道他已迷失，什么教育都不能令他改观，他将停留在这种野 蛮蒙昧的状态，任何监护人都不知该怎样使他得到拯救。全家回法国前 不久，母亲曾申请把他遣返回国，那是一个令她心碎的主意，因为她 “没了他便活不了，她什么都做不了”。他将要回法国，这让“两个小 的”松了一口气。母亲已感觉到他俩受到了威胁，特别是保罗，他太脆 弱，太“单纯”，受了太多的折磨。
至于妹妹，她已在堤岸区那个中国人的怀里找到了新生。当他在她 身上“坠入深渊”，当印度支那的所有味道一股脑地进入她的身体，她 找到了生存的力量和新的人生，这力量和新生都不再是来自她的家中。 通过她母亲的邻居，人们开始得知她的轶事，在他们眼中，在寄宿学校 里，她是个小“娼妇”，和一个中国人上了床，是殖民运动的耻辱，是 文明社会的渣滓。玛丽·多纳迪厄知道一些，同时又不想全都知道。她 有她的原则，那些原则高于一切，但是她内心里有一些无法言表的东 西，她欣赏她的女儿，欣赏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她对伦理与 思想的抗拒。
在中国情人和玛格丽特之间，既没有初恋的浪漫，也没有未来，只 有一种贪婪的激情，那激情是不假思索的，也是不为世人所接受的。他 们必须深入这种疯狂，深入到它的核心，不要对它加以任何理解或解 释，而要任由香火的烟雾钻进他们放开的身体，体验这一切，用痛苦填 满自己。
所有这些画面将被埋藏在哪儿，埋藏在哪个铺着边角料的地方，埋 藏在哪间暗室里，像被埋在忘却的坟墓里似的？该如何命名这个地方， 这个她日后——当她自称杜拉斯时——定义为“难以呼吸的、与死亡并 肩而行的地方，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这个被书写的地 方，这个被隐藏的，被放进其他虚构故事里再三修饰的，继而再次被埋 藏的，然后再重见天日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日常的暴力中，在母亲纯粹的绝望中，在“这个关于毁 灭和死亡的故事，也即家庭的故事”中，写作的机遇应运而生。
此时，她所欲望的，是那个触动她心扉和身体的中国人。她的脸上 有一种肉体的顺滑之美，没有一丝皱纹，脸上的肌肤有一种完美的紧 致，给了她所有不知羞耻和藐视的表情。
她对欲望的认识很快就在时光的流逝中留下了印记。她在她的快 乐之中看到了时光的流逝，只见它的流动是那么灵活，像一道粼光在 波动，汇聚在她内心，与她埋藏在内心的所有一切相会合，从此哺育 着她。
在这道粼光的映射中，还包含着全家人于1932年最后一次造访堤坝 那儿的土地。今天，她依然记得他们在废弃的走廊里看着对面的暹罗， 记得那广袤的暹罗，记得那阴暗的森林，森林里躲藏着她曾靠近的野生 动物，也记得天空中五光十色的沙尘。
她想起了那个安静的片刻，那个所有画面汇聚在一起的庄严时刻。 那一刻，她有一种狂热的欲望，想要捕获哪怕最微小的细节，将它们带 到远方。也许，一阵微风正好拂过，那风是温热的，也是干燥的，轻柔 地摇晃着走廊四周攀爬而上的植物。那片刻的安静里，有失意，有虔 诚，也有抚慰放逐的内心呼喊。
流浪使全家人有了一副“奇特的”模样，把他们隔离在活跃的、高 产的、敢打敢拼的殖民地社会之外。她和小哥哥“什么也没学会，只会 注视着森林，等待着，哭泣着”。
可见，在童年的人生里，留下来的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至关重要的”画面，它们从记忆中被抽出来，被一再述说。或许，她避免去 述说它们，而是加以杜撰，并且每次述说的时候都再次进行杜撰。她无 法不服从于她所说的“回忆的惯例”（rituel de l'évocation），服从于 语言——语言在当下自发地呈现，却又不真实地反映过往的事实，它被 记忆过滤了，试图重新构造往事，并使其在避免不了的混乱中保持协调 连贯。
太多的失败、内心创伤和经济困难毁掉了母亲。她掉进了由她自己 的精力、愤怒和疯狂所构成的陷阱。从身为青年教师时的幻想开始，她 一定经历了太多的抛弃，也曾被太多的骗局所害。她已筋疲力尽，尽管 突然发作的疯狂会给予她一些粗暴的、错觉般的力量。离开印度支那并 不是为了回应故土的召唤，说实在的，那里或是别处，都不重要。她担 忧她的孩子们，想让玛格丽特“上中学”和“进高校”。她已经感觉到 女儿不知羞耻，那是她自己或许不敢表现出来的。她承认那是她的女 儿，时而又猛地摆脱她。此外，钱一直是她主要操心的事。为了要钱一 天比一天多的长子，她奋力工作，省吃俭用。返回法国，其实是继续流 浪，是与长子重逢，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个游牧家庭，是一个流浪家 庭，活在动荡里，从未扎根定居。
在与中国人的约会中，玛格丽特寻觅的不仅仅是快乐。他的家庭条 件令她着迷。诱惑这个男人，这个中国青年，这个堤岸区某银行家的儿 子，就像是一个挑战；看到他背叛他的种族，被置于边缘社会，也是一 种欣喜。有时，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来西贡的时候，她便要求他带他们 去城里最好的餐厅。所有人埋头吃着最贵的饭菜，却无视他的存在，让 他目睹这个家庭的秘密——这个家庭是由他们四人组成的一个“活不下 去的团体”，他们是可恨的，他们彼此仇恨，彼此相爱，那爱是无尽 的，是不计年龄的，也是旁人所无法涉足的。
经母亲许可，她敲诈了他五百皮阿斯特，“这是定居巴黎所需要 的”，她在《情人》里这样写道。
或许，最艰难的，是放弃堤坝那儿的土地，是知道再也不会回到波 雷诺的沼泽地，回到他们曾经以为可以耕种的沙滩。那是一片被毁掉了 的土地，已被拱手让给当地人，但仍是他们的，更是母亲的，她在那片 土地上拼命劳作，直到精疲力竭，失去理智，大声疾呼。
[1]引自《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蒙特利尔》，螺旋出版社/索兰出版社，蒙特利尔，1981年，第 41页。另，关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多种论著，详见本书后附的书目。——原注
[2]法语为“Donnadieu”，该姓氏由“donner à Dieu”（意即“交给上帝”）缩合而成。
[3]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著有多部描绘异国风情的小说。
[4]也译作儒勒·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法国政界人士，曾在第三共和国先后担任教 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理，任内以推行政教分离、殖民扩张、免费世俗义务教育而闻名。
[5]旧地名，今越南北部地区。1834年，越南阮朝明命皇帝将越南分为三圻：北方宁平省以北 的各省统称为北圻，北圻以南至北纬20度之间的各省称为中圻，中圻以南各省称为南圻。 其中，南圻又译作“交趾支那”。
[6]古地名，现泛指法国北部、比利时西部、荷兰沿海地区。
[7]该船号系地名，阿瑞勒利多，是法国中部-卢瓦尔河谷大区（Centre-Val de Loire）安德尔-卢 瓦尔省（Indre-et-Loire）的一个小镇。
[8]让·瓦里耶（Jean Vallier，1932― ），法国作家，著有多部杜拉斯传记。
[9]泰国的旧称。
[10]克雷泰伊（Créteil）、塞纳河畔维特里（Vitry-sur-Seine），法国法兰西岛大区Val-de-Marne 省的市镇，位于巴黎附近。
[11]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
[12]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
[13]露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1830―1905），法国教师、无政府主义激进人士、女权主 义者，巴黎公社主要人物之一，曾参加保卫公社的巷战，被誉为“红色圣女”。
[14]安娜-玛丽·斯特莱特（Anne-Marie Stretter），杜拉斯多部作品的女主人公。
[15]马爹利（Martell）、百悦（Perrier）、欧润嘉（Orezza）、帕迪纳（Pardina），法国饮料品牌。
[16]原文如此，似有误。《巨蟒》被收入短篇小说集《成天上树的日子》，此书于1954年出版。
[17]当时的货币。
[18]指“巴黎美国医院”（Hôpital Américain de Paris），是一家法美合作医疗机构，位于塞纳河 畔诺伊（Neuilly-sur-Seine），巴黎西北郊。
[19]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
Chapitre 2 Les années de formation
求学的岁月
大海是杜拉斯的全部根基，它又一次出现在她脚下，这一次将把她 带回法国。中国情人的故事已经落幕，那是一场消耗殆尽的激情，残留 下来的只有拒绝与无奈的余味。
母亲又一次把所有一切拱手送给自然的力量，送给了风、雨和海 潮。堤坝那儿的土地已被遗弃，送给了留在那儿的人，任由重新掌 权的时光加以侵袭。脆弱的堤坝最终还是屈服了：“加尔各答，句 号。”——杜拉斯后来这么说道，她所暗示的，是那些喜欢在别处或是 在严重损毁、有待翻新的城区旁边进行重建的印度建筑师。可见，青少 年时代给玛格丽特留下的印象主要是抛弃的观念，她将把它化为自己的 力量与作品。从堤坝那儿迁居，带走的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东西：行李 箱里的几件物品，一些熟悉的东西，别无其他。“空手离去，不带家 具，什么也不带，”母亲说，“真开心！”失败变成了解脱。普拉提耶 是他们要回的地方，母亲为了不时之需保住了那儿的房产，她对此感到 高兴，庆幸自己的远见之明。
1931年2月24日，当局批准玛丽·勒格朗休一段带补贴的假，以便 让她返回法国。她还会回到印度支那吗？她暂时不得而知。当月27日，一家人乘坐“Compiègne”号[20]邮轮，开始穿越一片又一片海域。
他们乘坐的是法国海洋运输公司一艘巨型邮轮。当几艘拖船把邮轮拖出城区，牵往广袤的大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看到了码头上有一辆阴 暗的轿车，黑得像一具棺材，那是中国情人的轿车，他坐在车里，目送 她离去。
回国之旅长路漫漫，中途多次沿岸停靠，那些停靠港的名字千奇百 怪，像凭空捏造的一样，比如加尔各答、拉合尔、科伦坡，港口的岸边 镶嵌着一座座王宫，比如威尔士王子酒店。邮轮载着年轻的玛格丽特， 把她带往她的宿命。冥冥中似乎有人对她说，必须沿着她的命途，一直 走到最后。作为中国情人的“小姑娘”，作为“孩子”，她将去往另一 个世界，另一片土地，那是法国的土地。她还能与印度支那再会吗，她 怎样才能让它的气味与声音复苏，让那片天地里的男男女女复活？她整 日漂在大海上，那是一个无法被殖民的巨大空间，漂在一个运动的平面 上，那是一个谁都无法定居并彰显其傲慢的地方。为了消磨时间，有人 在邮轮上组织举办晚会，而每当邮轮中途停靠在名字奇奇怪怪的港口， 她还能瞥见岸上白色的小木屋和茂密丛林的边缘。
晚餐时分，她有时会遇到一些与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相像的人， 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但引起她注意的，是低等舱和甲板上那些盲目赶时 髦的人，那些可怜的、佝偻的土著民。白色的邮轮把大海劈开，有时候 她会对大海心生畏惧，她趴在船舷上，看着一团团海水相互吞噬，不断 泛起绒毛般的水花。大海撞击着船体，她害怕这个不知何处的地方，像 母亲看着潮水涌向堤坝一样，吓坏了。她靠着船舷的栏杆，大海让她忘 掉了一切，好像所有一切全都陷入了那千年不变的暗夜，化作亿万个不 知名的、互不相关的微粒。在邮轮上，她惊恐地得知，一个青年男子越 过船舷，跳进大海，他自杀了，融入了海洋中的万物，融入了它那总在 躁动的、杂乱无序的混合物。
她心想，那具远去的、永远消失了的尸体，正是她的中国情人。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她盯着大海深处想知道那儿到底有些什么，想知道 它在泡沫后头藏了些什么。波涛之下，有一个秘密的故事，故事里既一 无所有，又包罗万象，是跌宕的，也是喧嚣的。
她暂未洞晓一切，只知道她正朝着法国前进，据说那是她的祖国， 那儿有她的种族和她的文化，可她不懂。她的心里只有一些别的知识， 比如茉莉花和夹竹桃的香味，黏附在她身上的麻风病的怪味，她曾走过 的泥泞的稻田，拍手时听起来像气球爆炸一样的孩子，以及她内心深处 对中国情人的绝对欲望。
在这艘白色的轮船的航迹里，有一艘“黑夜号轮船”[21]，是那些 深藏在她童年和人生里的画面——主要是爱情和死亡——所留下的黑 影。该怎么描述这些画面呢？它们藏在陷阱里，藏在字里行间，她仿佛 看到了它们，它们就在海浪构成的深渊里，在邮轮划出的那一道宽广 的、吞噬着泡沫的缝隙里。她不知道这艘轮船将驶向何处，只知道它仍 在“黑色的墨汁般的大海上”前进。她意识到，对于远方那些富有异域 风情的土地，她闲置而多孔的内心有一种特殊的认识。她把她内心深处 的那些画面放在“黑夜号轮船”的货舱里，随身带着它们，它们以及永 隆的那个女乞丐从此都将偏转航向，穿越一片片陌生的领土，而她的书 则将变成一个又一个中转站，为的是理解时光和她人生的脚步。
旅途中，她把中国情人的整个故事带在身边，好像她已经写完了《情人》。此书虽然直到1984年才在她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一直 处在她记忆的中心，犹如一场熄灭不了的熊熊大火。记忆将化作美得令 人钦羡的书页，化作近乎神奇的散文，玛格丽特·杜拉斯将得到上帝的 圣宠，写出那样的散文。海上，有天晚上，她来到头等舱的甲板上，听 见酒吧里的钢琴师在弹奏肖邦的一首华尔兹舞曲。音符从大厅里逃逸出 来，扑向大海，而她，则潸然泪下。她为谁而哭，为什么而哭，是为中 国情人而哭吗？这值得我们怀疑。她所哭的，主要是她的过去，那是她的载体，她感觉到了它的强度，好像她注定要承受世间所有激情和感 觉，将来某一天为世人把它们记录下来，写进书里。
1931年4月，抵达普拉提耶之后，玛格丽特再次闻到了法国大地的 味道和气息。她闻着这些味道和气息，既带着一种愉悦，又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隐隐觉得自己无论在哪儿都是个异乡人，没有籍贯，除了她在 孤独时臆想出来的那些想象中的大地。房产自1924年起就已荒废，此后 几乎没有进行维护。花园里杂草丛生，屋子里家徒四壁，已不如往日那 么舒适，甚至无法居住。于是，多纳迪厄一家求助于邻近的一户农家， 也即布盖一家，在他们家借住。玛格丽特年方十七，她又见到了伊维 特，但对她已体会不到往昔的友情。自两人上次相聚以来，很多事情已 成过眼云烟，期间玛格丽特养成了一种略显高傲的优雅气质，以及一种 有判断力的、令小镇杜拉斯的乡下人感到不适的眼神。她孤芳自赏，不 知羞耻，性感，聪颖，在当地农民的眼中已判若两人。她又一次摆脱了 别人，摆脱了她的“水乡祖国”，她深感孤独，但同时也感到内心被一 种阴暗的、野蛮的力量所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