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勒格朗终于决定卖掉房产，这也是为了远离丈夫前妻的两个 儿子。卖掉房产，是一种轻装出发、重新开始、寻找新的自由的方式。 说实在的，她在那儿怎么可能待得住？那所房子是亨利为全家置办的， 附近是他安眠的莱维纳克公墓，他一直安眠在前妻一家的影子里。房产 的出售于1931年5月19日完成。没有人对此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命运，都有必须走的新的人生路。卖掉房产是玛丽·勒格朗一个奠基 式的行为，也是一个决裂的行为，使她得以从此自行选择自己的人生。
6月初，一家人离开普拉提耶，途经波尔多，赶赴巴黎。杜拉斯记 得这次火车之旅，在写《厚颜无耻的人》时讲述了她对这次旅行的大体 印象：“从波尔多开出的火车经过于德朗下方之时，莫德和他的母亲勉 强向他们的房子投去了最后一瞥。”火车上，一车厢人都已入睡，玛格 丽特躺在整排座位上，旁边有一个男旅客，她感觉到那个男人的一只手碰到了她的身体接着抚摸了她的脚和她的腿，并一路向上，伸进她的 腿间。她什么也没说，任由那只手钻进她的胯下。男人开始抚慰她，她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屏住呼吸，像死了一样，却又异常清醒，还把下身 的肉体挪近陌生人的手指。她把这段回忆收入了1987年出版的《物质生 活》。谈到男人的手时，她写道：“它抚摸我的全身，继而抚摸我的乳 房、腹部和腰际，带着一种温柔的意味，这温柔有时会因重燃的欲望而 加剧。它时而停下来。它摸到我的下体，颤抖着，准备要咬我似的，再 次显得灼热。接着，它拿开了。它有了一种理性，变得知礼了，亲切地 向我这个孩子告别。”的确，她说得不错：这正是童年的终结，也是成 年的开始，是一场启蒙仪式，在她笔下有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格调。
玛格丽特和家人在万弗[22]定居了下来，巴黎市政府在那儿给他们 安排了一间公寓。房子是装饰派艺术的风格，外墙闪闪发亮，显得非常 明媚。地址并不特别出名，但听起来很舒服：维克多-雨果大街16号。《厚颜无耻的人》记录了关于那段日子的模糊记忆：“他们住在‘八 层’，好像高得令人头晕目眩。那儿可以看见一道喧嚣而深邃的风景， 一直延伸到塞弗尔丘陵的余脉。”
尽管米什莱中学离家不远，但是玛丽·勒格朗还是让女儿在西昂西 亚中学——巴黎16区的一所私立学校——报了名。她将在这所学校备战 中学毕业会考，至少要准备会考的第一部分。这家教育机构相对高贵， 学生主要来自16区的上流社会。不知羞耻的玛格丽特所需要的，真是这 样一所学校吗？她入学的日子是1931年10月1日，距全家抵达法国只有 几个月，但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抵达普拉提耶，卖房产，离开普拉提 耶，爱的悸动，最主要的，是她意识到某些新事物即将登场，把她变成 另一个人，一个命运扑朔迷离的人。
在校期间，她坚持写日记。带着惊愕，她把同学们的不良习惯一一 记下。屡禁不止的抄袭现象令她“恶心”，她写道。她学习勤奋，但也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她没有忘掉娱乐：去莫利托[23]溜冰，走访朋 友——主要是男孩子，因为她不太喜欢和女性朋友相处，觉得那是件烦 人的事——观看戏剧演出，热衷于马里沃和拉辛。难道她已知道这两人 将在戏剧方面成为她的导师？她经常去电影院，为《蓝天使》的上映而 雀跃，也为解闷的情感喜剧和间谍片而欣喜。她依然喜欢调情，非常大 胆，但从不动真感情。
她的日记里流露出一种不为人知的痛苦和一些她无法医治的伤痕。 母亲似乎对她视而不见，不爱她。对此，她体会到了一种折磨，并将其 吐露在笔记本中：这种折磨会不会在她的痛苦之上平添一份悲怆？不 过，有些语句读起来依稀可见一种不设防的坦诚：“小日记[24]，今天 晚上，妈妈觉得有必要，”她写道，“于是一只手亲热地握住了我的 手——本能般地，像是一个自然的动作——但我很快就抽走了我的手。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从来没有拥抱过妈妈，虽然她不会把我当作 一条烦人的小狗似的推开。”上帝也出现在这样的个人忏悔中，她的某 些实话饱含有节制的情感，令人惊讶。内心的寻觅始终都在，从未离开 她。在她的祈祷中，她看到一些闪光的字词，也看到了她与她视为朋友 和亲信的日记之间的关系：“是他，他是伟大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永远也不会知道所有那些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因为你只能凭着你可怜的 理性和智慧去想象，别无其他方式。有些东西是你所不具备的，或将是 你所不具备的。你太远，太低，所以不知道。未来，如果你愿意，如果 他愿意，也许你将知道一些，那将是无上的幸福。歇歇吧，别再想了， 别再费劲了。爱他吧，相信他吧，崇敬他吧，因为他是好人。他太伟大 了，以至于无法不伟大。我的上帝，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她有时也去外省远途旅行，游览诺曼底海岸、特鲁维尔、多维尔， 还有利雪，她去那儿主要是为了朝拜令她无比感动的圣女特蕾泽：“这 个小圣女得到了太多圣宠，”她写道，“年轻，可爱，小小年纪就被上帝选中。大家无法取笑她，我很爱她，每当说起她，就会热泪盈眶。只 不过，我从不向她祈求什么，因为我不配得到圣宠。”1932年4月4日， 她庆祝了她的18岁生日，成了“到了烦恼期的忧郁的大姑娘”，她在日 记里这样写道。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怀孕了，男方是一个名叫勒考 克的人，她曾连续几次与他相会。男青年的母亲一手处理了此事，瞒着 多纳迪厄夫人，让她堕了胎。玛格丽特把此事当成一个创伤，后来写 道：“以为清理了一个胎儿，其实怀的已是一个孩子，而堕胎，就是杀 了这个孩子。谎言又一次掌握了统治权，还有虚伪，这是女人们的绝 望。”对于日后将签署“343名婊子的宣言”的她而言，宣布自己曾做 过人流，这是一句恐怖的坦白……幸好，这出悲剧没有妨碍她通过中学 毕业会考。
1932年夏末，很多事发生了反弹，相继到来。母亲休假行将期满， 返回印度支那迫在眉睫。玛格丽特必须与母亲同行，因为母亲虽然希望 妇女解放，但并不打算让女儿只身留在巴黎。再者，她得回那儿去准 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二部分。9月13日，他们登上“Bernadin de Saint- .，返回殖民地。当局把玛丽·多纳迪厄安排在西贡 男子高等小学，让她教一个班。抵达首都后，她在欧洲区买了一栋别 墅，位于代斯塔尔街141号，离著名的夏斯鲁-洛巴商业街不远，同时 还买了一辆轿车。
平日里，玛格丽特步行去附近的高中上学，继续读她的哲学课程。 在学校里，她装成一个富家少女，穿着合身的轻质印染丝裙，蹬着高跟 鞋或高帮鞋，喜欢化妆。闲暇时，她要么读书，要么打网球，有时还试 着弹奏肖邦的练习曲或迪亚贝利著名的变奏曲，这些乐曲在她未来的作 品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年时光如梭，没发生丑闻，也没有特别的意 外。玛格丽特是一个专心而勤奋的学生，学习成绩不错。她的品行脱胎 换骨了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有什么不端的言行举止，但所有人都说 她非常神秘和冷漠。
1933年7月初，她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对此母亲倍感自豪。玛格 丽特终于得到了母亲的许可，获准去巴黎继续学业。玛丽·多纳迪厄之 所以答应，是因为总督已批准“多纳迪厄小姐，为赴巴黎继续学业，乘 坐法国海洋运输公司1933年10月2日自西贡始发的一艘邮轮之头等舱， 费用在南圻地方预算中列支。”
10月3日，她踏上了“Porthos”号[25]邮轮。70年后，马克斯·贝尔 吉耶，同校的一名寄宿生，向《解放报》记者克莱尔·德瓦里厄讲述了当 年的场景：“她母亲和保罗·多纳迪厄送她上船，由司机开车。谁都没有 哭。保罗·多纳迪厄想必心有不舍，我发现他们兄妹俩很融洽，比母女之 间还要融洽。”漫长的海上之旅期间，她遇到了一个朋友，罗杰·蒙拉于 克。两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又一天，双双出入头等舱甲板、休息室和 舞厅。玛格丽特没有表露出任何遗憾，而是诸般炫耀她的化妆品，甚至与 她的朋友大胆地调情。她解放了，是的，她真的解放了。
从此，她再也不会回到那片土地。法属殖民地已离她而去。配有木 制和锌制齿形花饰的白色宫殿已人去楼空，酒吧里弹奏的伤感音乐、如 泣如诉的探戈舞曲已烟消云散。白种人的印度支那化为了废墟，废墟上 将上演新的战争，新的血流成河、手足相残的战役，以及新的殖民政 权，将使那片土地变得荒无人烟、夷为平地，而她将再也看不到那里青 葱而美妙的丛林，看不到上等街区妓院里一夜之间悉数绽放的茉莉花。
虽有归途的短暂快乐，但留给她的，只剩下黑暗，降临于她的出生 地、使她成为一个无籍贯的新生儿的黑暗，只剩下的她所想象的永隆和 柬埔寨。留给她的，只剩下一些碎片，那是她每个日夜的素材，而令这 些日夜突然明亮和升华的，是女乞丐的出现，是红棕色头发的伊丽莎 白·斯特里德特静悄悄的路过，是孩子们的哭声及其母亲的哀怨。只剩 下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得益于滔天巨浪般的记忆，被千百次地重新构 建、重新组织、重新收紧，被带到写作中，带到语言的模糊范畴里，带到杂乱无章的大地上——从西贡到加尔各答从拉合尔到温哥华，这个 传奇故事都没有区别，因为到哪儿都是同一个故事，到哪儿它都将重新 开始，重新构想。
母亲处事不公，被记恨，被畏惧，也被尊敬；小哥哥的眼神跟安南 人一样；大哥是个流氓，是个“走上邪路的人”；湄公河上，那一长串 黑色的舢板船慢悠悠地，不知去往何方，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一 切就像一个重担，压在她肩膀上，迟早会在文字的伟大而痛苦的分娩中 被她公之于世。
不过，她的童年同时也是她的运气，使她的文字有幸诞生和存活， 也正是得益于这个运气，她的文字才承载了人生说不清道不明的苦痛。 1977年的一天晚上，奥赛剧院上演了《伊甸影院》。当晚，兴许是由于 童年的所有魅影突然再次出现，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在《绿眼睛》 里详细讲述了那个梦。她说，她走进了一间有许多柱子的房子，房前有 几处游廊，她听到了华尔兹和探戈的乐曲，还有卡洛斯·达勒西奥的音 乐，那乐声与殖民时代无异，饱含着思乡之情，而母亲就在远处，“已 被死神所攫取”，她说是她在弹奏。“‘这怎么可能？你已经死了。’ 她却对我说：‘我让你相信我死了，为的是让你能写出这一切。’”
母亲挥之不去，萦绕在她的梦和她黑暗的作品中。茫茫的大海，凉 爽的夜，邮轮把黑暗劈开，此时的她就已知道，她的母亲，一个“敏感 而脆弱的可怜人”，将是她的墨水，是她墨水的取之不尽的来源。
她靠着船舷，离开了那异国风情的土地，那别具一格的光芒，那举 世无双的植被，还有那摩肩接踵、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群。在邮轮后头翻 滚的海水里，在她这艘“黑夜号轮船”的颠簸中，她感觉到了“由各种 呼唤构成的滔天巨浪”。她知道，自己既一无所知，又无所不知，好像 她所知晓的一切都已提前上演，包括可见的，更包括不可见的，在她的 意识里相互交织，缠绕在一起。“我想要的，就是写作。”
她就要回到法国了。母亲想必一定希望她回到法国北方，那是她自 己的出生地，有大片盛产粮食的平原，抑或希望她好好学习，日后谋得 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玛丽·勒格朗——她是一个勤奋的奖学金获得者，也是弗兰德斯地区一个“倔强而疯狂”的小农妇——是在做梦，她 不明白的是，在女儿玛格丽特那具“瘦削且近乎孱弱的身体里”，是什 么令她激动和兴奋。她的身体虽然瘦小，但却无比火热，流淌着无尽的 欲望、暴力和野性！
船下方涌动的泡沫，还有那一团团厚重的、黑漆漆的海水，都像是写 作的隐喻，像是来自深渊的召唤，写作就应该如此，融入虚无之中，去那 儿聆听模糊、喧嚣且野蛮的嘈杂声，像现在这样独自处于海上的黑夜中， 既不面对任何人，同时又面对着所有一切，吸收着穿行的事物，以及“世 界的尽头、自我的尽头”那些无法言表的、丢失了意义的混沌。
有一种东西她暂时还无法说出来或写出来，只能凭着直觉甚至生与 死的本能感觉到，那就是自由。往日，茂密的丛林里有自由，在那里， 她和小哥哥在一起；情人的怀抱里也有自由，在那里，她变成了堤岸区 的娼妇，并因此遭到旁人的孤立和排斥。如今，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天际处仍是大海和黑夜，她感到了“文学的自由”，她猜想那是一个在 等待着她的神秘地带，在那里，不同的力量像风一样吹拂着，人生的意 义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理解，上帝、诸神和那些“发出召唤”的词语以另 一种方式得到诠释，普通意义和可见的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得到了解释。
邮轮的船体把海水劈开，坚持不懈地制造着一道深渊，那深渊在不 断更新，同时载着邮轮前行。正是在这样的水流和深渊中，她懂得了写作这一行为的本质。
她感到头晕目眩，不是由于使甲板颠簸的巨浪，也不是由于运动着的天空，它像在逃跑，不让繁星成为固定的点，而是由于被海水的深渊 掀开的黑暗、厚重、秘密和各种不可见的力量，是由于海水的粗暴，它 掩盖一切，几乎同时又揭开一切，使人不得不去理解，去寻觅。
也许，她正是一个寻找意义的人，是一个寻求绝对的人，是的，她 对此已有直觉。为此，她将接受所有危险，冒着生命危险去游戏，去消 遣，以此获得意义的道路和迹象。她隐约知道这一点，觉得已为此做好 了准备。
其实，从西贡那个跑着扑进中国情人私密的怀抱中的小姑娘，到一 个酗酒的、悲怆的女人，再到一个破碎了、毁掉了、烧坏了的女人—— 甚至连嗓音都未能得以保全，因为一根该死的插管刺破了她的喉咙，破 坏了她那来自远方的心灵之乐的音律，而那音律是无法模仿的——从邮 轮上那个介于茫茫大海和满天繁星之间的少女，到勾着扬·安德烈亚（她唯一的爱，或许是最伟大、最广阔却也最纯真的爱）胳膊的那个驼 背丐婆，之间真的过去了很多时间，真的相距了很多年，时间真的被消 耗得太多吗？
从殖民地的邮轮所在的30年代初，到往日时光里的所有一切如疾风骤 雨般重现的90年代，之间真的流逝了很多时间吗？60年的一河两岸，60年 的人生、爱情、抗争与各种战斗，被抛弃，被接受，被追索，被仇恨，一 次次乘着“黑夜号轮船”扬帆起航，乘着它去往她一直想去的地方。
她已知晓所有一切，是在黑漆漆的夜里得知所有一切，而且最先是 在母亲生下他们几个孩子的那片荒蛮的大地上得知所有一切，在那里， 大家在意的不是生活的艺术和考究，而是工作，艰苦的工作，以及“吃 和睡”。她的力量，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力量，也许正是来自于那 里，来自于她那位“绝望的母亲”。母亲使她对灾难有了直观的感受， 她从此背上了对灾难的控诉，就像那个女乞丐弯着同样瘦骨嶙峋的脊 背，背着麻风病的包袱和命悬一线的婴儿一样。
她将把她人生中这段刻骨铭心的时光记录在《情人》与《来自中国 北方的情人》里，这两部作品完美地诠释了写作的核心是对往昔的记 录。1991年，让-雅克·阿诺将《情人》搬上大银幕，而杜拉斯却对他 的导演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他混淆了传记和“翻译”，混淆了邮轮上 真实发生的事与她所讲述的故事。她把整个人生和全部史实搬进写作 中，这是文学的运作机制，是秘密的，是难懂的。
她的人生可以借助一些典型场景而得以理解：自杀的男青年，邮轮 卷起的漩涡，闪烁的夜空，还有街上从酒吧大堂里逃逸出来的音乐，那 是“眼下符合青年人口味的”音乐……“述说着初恋时不可思议的幸 福，以及失恋后无法抚慰的无尽苦痛”。杜拉斯的人生好像集中在两块大地之间，那是一个没有根据的空间，是一个奇异的、被流放的地方。
表面上看，对于母亲时常说起的那个神话般的法国，她什么也不想 得到，甚至包括父亲的房子，它位于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镇附近，俯瞰 马尔芒德河谷，也包括周边整个地区，那儿有很多小山谷，村庄星罗棋 布，远离大型居民聚集区，是一个偏僻而粗鄙的国度，尽管那里的房舍 和山坡不失优雅。
欧洲没有亚洲的粗暴，也没有它那粗鄙的感官，不像亚洲那样，各 种香气、花香、松软泥土的刺鼻气味、从西贡小巷里飘出来的香料味混 合在一起。欧洲盛行的，是一种垂死和恐怖的氛围，这也许已经能看得 见和捕获得着。
母亲希望她学数学，日后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对于她的女儿，“最小 的女孩”，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她应当追随父亲的脚步，去他曾扬名立万 的地方，光耀他的姓氏。
可是，玛格丽特不愿意，就好像她对学习不感兴 趣，只想以其他方式去发现这个世界。她总得做点什么吧，母亲喊道，得 做点“值得做的”、能算是工作的事，而不是跟开玩笑似的，从15岁半开 始就一心想要写作，而写作或许将使她没法糊口，变得一无所有，被人瞧 不起，被社会所抛弃。要知道，母亲梦想得到的，是社会的认可，是她尽 管付出了太多辛劳甚至遭到了社会的“谋杀”却未能获得的那一切。
然而，玛丽·多纳迪厄这位“上帝夫人”——她的学生们这么称呼 她[26]——知道自己是漂泊的浮萍，已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 其摆布。在这世上，她已没了地位，她曾寄希望于印度支那那片殖民 地，在那儿一直待到1949年才最终回到法国，但那时的她已不抱任何幻 想。从此，她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她已经被摧毁，被摒弃——她好像从 未存在过——但仍然凶狠地、坚决地挣钱寄给远在巴黎的孩子们，并一 再申请延长工作年限，为的是她那个靠临时工、小工程、耍花招甚至吃软饭过活的长子，对此杜拉斯在《情人》中有过暗示。
玛格丽特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她的大学学业，先是于1933至1936年在巴黎法学院学习并拿到学士学位，接着踏入了政治学院。她想 学数学，但是由于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养成了太过叛逆的本性，她已无 法适应那样一个高度限定的专业，也无意去谋求一个舒适而安定的未 来。她坦言，她曾有过一些“非常……广泛的学习，但不包括数学”。 “这不是由于（数学有）一种极为明确的倾向，而是由于（它有）一种 机械性。”
在此期间，她仍然生活在大哥身边。他的存在是“有害的”，总是令 她感到一种恐惧和一种抽象的害怕。他苟延残喘，与他形影不离的，是谎 言、偷窃、冷漠和暴力，他有一种隐晦的、无法定义的东西，使他想要掌 控和强迫别人，有一种阴郁而狂野的能量，有一些总是愤怒的企图。
关于这一时期，杜拉斯一直讳莫如深。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在一 片放逐的土地上定居的时期，是一个不知生在何处的私生子和异乡人融 入社会的时期。她声称，她想要把所有一切统统掩埋，不再回想她的童 年、殖民地的骗局、黑豹、鳄鱼、舢板船，也不再回想她所想象出来的 所有那些对比鲜明、散发着香气、亟待述说的东西。不过，这种身份的 缺失和隐姓埋名的状态正中她下怀，增进了她的自由。她暂时还没有意 识到她的童年、女乞丐永无停休的祈祷、难忘的湿热气候所具有的力 量，以及躺在中国情人怀里时她那具有欲望的身体的力量。她暂时还不 知道，她出生的那个国度日后将发起“复仇”——这是她的原话。湄公 河、午休时分达到最高点的闷热、茂密丛林里的探索……所有一切都将 重现，成为她写作的唯一素材，有待她挖掘和加工，她将连续多年陷入 繁重的写作，接着又异常轻松地写出最后几本书。
此时的她似乎没有定居的欲望，也不想占有，不想融入社会，成为 被人操控的玩具，其中的原因是否正是她曾亲身体验过的、直觉中的与 想象出来的经历？
她心中一直留着这样一幅画面：海平线上，一艘艘船横着停泊在入海口附近，不一会儿就钻进一望无际的大海，逃得无影无踪，再也看不 见。出发，无法返回，一个又一个中转站，为了再次出发而进行必要的 舍弃，盲目地相信那些被时间不断侵扰和摧毁、每况愈下却顽强挺立的 事物具有不朽性……这一切恰如人生的表象。
在巴黎，她是一个小“克里奥尔人”<[27]，曾在亚洲殖民地生活， 而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一个“被引渡的人”。她不再有回忆，她得适 应新的环境。她把一大片由各种景象构成的沃土藏在内心深处，她知道 那些景象日后会发芽和生长，比如回国途中在科伦坡中转时远远望见的 威尔士王子酒店，与夹竹桃的甜味混在一起、无处不在的麻风病的味 道，还有母亲和大哥，还有作为受害者的小哥哥——她很清楚，小哥哥 将死于“虐待”，死于母亲出于母性的偏好而给予大哥的那种不讲理 的、残忍的爱。
在当时的照片中，她总是面带微笑，但那是一种谜一般的微笑，与它 试图表达的快乐和幸福格格不入。她保留住了她那富有穿透力的眼神，那 眼神里“依稀含有东方韵味，”克洛德·鲁瓦在《我们》中写道，“在不 经意间令人着迷，仿佛正看着比她高大的来者”，同时也保留住了她的烦 恼和一种耻辱的压力，也即“原则上不得不过日子”的耻辱。
她像是在用心地微笑，用心地模仿各种幸福、正常及家庭的处境。 在花园里陪伴哥哥的时候，她的模样像是一个小商贩，一个卖衣服的小 贩，穿着轻质棉裙，腰里紧紧地系着皮带，一只胳膊乖乖地挎着手提 包。然而，这些不过是幻象罢了，正如克洛德·鲁瓦说的，“真实的生 活在别处”，在对尘世不懈的拷问中，在世间万物的喧嚣中，那喧嚣令 人眩晕甚至不适，而她将运用她的天赋将其记录下来。
在她看来，只有充斥着往日时光的文字，才有权讲述她的人生。她 深信，把一件件事实罗列出来，以为能从中揭示某种连贯性，没什么比 这种做法更错误，更多余，更流于表面。所有一切其实是发生在由留存 下来的各种图像所构成的杂乱无序的巨浪之中，在浪涛的脆弱而断断续续的歌声之中在接受遗忘的过程之中。要懂得，她的人生存在于那些 被修复的事件的痕迹里，她的人生历程并不“像一条介于起点和终点两 个界碑之间的道路”。显然，要让人生渐渐和盘托出，靠的不是搜集各 种事实与日期，像校正一台机器的零件那样对它们进行调整，而是观察 它们在人的内心深处、在她所说的“内在阴影”（ombre interne）这 一最为隐蔽的地带留下的痕迹，那里才是“自我的档案”（archives du soi）所在之处。
因此，未来的她将拒绝为日期所累。在她眼中，日期并非修复记忆 的必由之路：“书里的东西比写书的作者更真实……”她说，“莎士比 亚讲的故事比莎士比亚的人生更能见证莎士比亚。”她相信，她的故事 和她的人生存在于作品中，存在于各种空洞和孔隙中，存在于阴暗的陷 阱中，存在于文字中，存在于印度支那的那些藏着各种秘密、不断被大 海冲洗、移动和淹没的稻田和浅滩中。
她很早就已知道，自己心中有一种孤独感，有一种永远不以物喜的 怪癖，母亲对此深感伤悲，有一种永恒的不满足感，有一种想死的欲 望，这欲望特别强烈，令她落泪，而她却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一 种忧郁，这忧郁不妨碍她开怀大笑，不影响她的讽刺和愉悦，也不妨碍 她去爱，去崇拜，去学习，去喝酒和抽烟。
她唯一确信的，是她未来的书。在那些黑色的书页中，在那些深奥 的文字里，在她痛苦的愉悦里，在她所说的“奇妙的灾难”中，一定可 以慢慢找到她的真实人生，而可怕的是，那人生是易碎的，有待缝补， 有待理解。
在印度支那，她读过的书只有历险记，一些贵重的书籍，以及所有 读来令人感觉舒适的文学作品，作者主要包括皮埃尔·伯努瓦、皮埃 尔·洛蒂、克洛德·法雷尔、罗兰·多热莱斯，那是殖民地图书馆独有 的馆藏，此外还有《戏剧小画刊》里的“林荫道戏剧”[28]。“我每期都读，只有那玩意儿，”她后来对《早报》的戏剧评论员吉尔·科斯塔 兹倾述道，“里头主要是林荫道戏剧。”此时，身在巴黎，她可以去看 画展，去剧院，读小说，见识新的作者。
卡亚维[29]写的戏剧台词令少女时的她捧腹大笑，皮托埃夫家族[30]则让她看到了戏剧的真谛。作为马蒂兰剧院的常客，她没有错过与该剧 院密切合作的皮托埃夫家族的任何一场演出。“那是我的第一所戏剧学 校，”她告诉科斯塔兹，“剧院里有十五个人，我每场必到。长此以 往，皮托埃夫一家认识了我，有时还向我问好。那时我18岁，看了《玩 偶之家》《交换》和《海鸥》等戏剧。”
她的选择已经确定，一种自发的方式。她不喜欢法兰西喜剧院，“原 因在于语调和诗体”，不喜欢因《安菲特律翁38》而广为人知的让·季洛 杜，对马塞尔·阿夏尔、萨沙·吉特里和雅克·德瓦尔也不感兴趣。她觉 得自己属于皮托埃夫家族，因为他们有着斯拉夫民族的浪漫心灵，也有将 从俄罗斯民族、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伟大典籍中汲取 而来的“音乐”（musica）。除了超现实主义的创新之作，她还阅读当时 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包括安德烈·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朗西 斯·卡尔科、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当海明威、福克纳、弗吉尼亚·伍 尔芙、艾米莉·狄金森被译介到法国之后，她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了自 己，因为他们也听到了来自内心的狂野话语、闷在宛如泥沼深处的腹中的 吼叫，以及灵魂的呼唤，而这些都是难以察觉的。
30年代的巴黎是欢快的，也是阴沉的，既有浩劫的迹象，又拒绝相 信它的来临，而是沉醉在喧嚣和创作中。殖民博览会的盛事行将落幕， 有些人就已不怎么相信法国将有幸保住帝国的疆土。“疯狂年代”[31]已风光不再新的年代显得令人忧虑不安，危机重重。杜拉斯容易受到 人与世间所有大事的影响，捕捉到了这种质疑和不适。在她生活的那个 城市里，罗杰·马丁·杜·加尔、路易·阿拉贡、儒勒·罗曼、让·季 洛杜、保罗·尼赞、艾曼努尔·贝尔勒、安德烈·布勒东等人正在创作 他们强有力的作品，赋予作家一个更为介入政治的新地位，尽管她并不 赞同他们在写作方面的选择。那年头，积极分子的战斗精神正在诞生之 中，已开始引起她交往和频繁出入的共产党和“法国大学生运动”组织 的注意。
不过，她一直在忍受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是母亲将她置于这种感觉 之中，同时忍受着一种深深的孤独，这种孤独滋养着她对大哥的仇恨和 嫉妒。她想理解母亲与大哥对彼此的依恋，搞清楚这种关系的底细，以 及爱和溺爱在这种关系中所占的比例。那是她最大的肉中刺，是她最大 的痛苦。她记得，离开印度支那之前，有一天晚上，在小木屋的游廊 里，母亲对她说：“我的小丫头！”那绝对是母亲第一次这么称呼她， 第一次真正地看着她。那一刻，爱四处漂浮，一直蔓延到对面的暹罗， 蔓延到群山之间。
这种痛苦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她的前三本书全都以此为主题，她沉 迷于心碎，一心想要理解这种强烈情感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对于大哥，她 体会到了一种恐惧，这恐惧一直在侵袭她，聊天时，散步时，酒吧里，花 园里，它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剧烈而致命的恐慌。她的私人影集里有一些 她和大哥的合影：大哥的脸令人感到恐怖，头发抹了发膏，贴着头皮梳向 后头，眼神冷漠而尖锐，穿着一件开叉西服，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小白脸； 她坐在大哥身旁，眼神显得紧绷绷的，使她看上去像是安南人，像是家庭 里的一个错误，是一个早已经被抛弃了的人，无法补救。
尽管她声称她有力量同大哥做斗争——她过去曾拒绝屈服，向大哥 发起挑战，而当母亲因为她结交中国情人而揍她的时候，大哥却站在门 口煽动母亲的怒火，并为自己的举动暗自欣喜——尽管有一天大哥让她 去卖淫，尽管两人都生活在洋溢着暴力与悲哀的地方，她知道，她与大哥之间的关系必将破裂和毁灭。
二战前的巴黎对她进行了知识培养，使她得以成长。与往日走遍堤 岸区大街小巷一样，她“在一种缺失法律的状态中”，在对自我的挑战 中，遇见了未来的“她的孩子的父亲”——迪尤尼斯·马斯科罗后来这 么说道。她觉得自己完全自由，可以自由地去爱，去感受，去认识所有 一切。
她将爱上一些男人，一些大学生，其中包括一个犹太青年。她记 得，他曾为她朗读《圣经》和《旧约》，书里涌现出以色列国王、耶路 撒冷国王等伟人。也许，正是多亏了他，她才记住了圣人，记住了《圣 经》里那些难以理解的景象与“神圣的沼泽”里发现的辽阔疆土。也 许，与1990年出版的《夏雨》里的欧内斯托一样，她也意识到了这种秘 密的知识，那是任何大学、任何知识都无法教会她的。
她一直爱着男人，需要男人，对他们抱有欲望，即便是70年代在《巫婆》杂志和“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那些美好日子里，当围在她身 边的似乎只有往往不爱男人的女性之时，她仍然对男人抱有欲望。她在 他们身上寻找故事，那些故事是隐藏的，是神圣的，是他们从往昔和母 亲那儿保留下来的，会使他们变得暴力而野蛮，也会使他们变得像用缸 里的水为她冲澡的中国情人那样甜蜜而温柔。
在巴黎法学院度过的那几年里，她将邂逅罗贝尔·昂泰尔姆，他和 她一样，也是大学生。他出生于科西嘉的萨尔泰纳，家里有一个比他小 三岁的弟弟。他的童年漂泊不定，因为父亲先后在奥洛龙圣玛丽、伊泽 尔省的维埃纳、巴约纳等地担任区长。后来，他在巴黎参加了中学毕业 会考，主修法律。
他出身富家，受过基督教培训。他和杜拉斯组成了一对亲密搭档， 一起开展精神层面上的思辨，但他们身处尘世，已预感到大规模运动的 暗涌。
然而，与他那一代人一样，昂泰尔姆的青年时代也被战争的幽灵吞噬了。他于1937至1939年服兵役紧接着于1939至1940年走上前线，直 到不祥的1944年6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陷入一连串永生难忘的悲 惨遭遇。
在欧洲继而巴黎被套上桎梏之前，杜拉斯在昂泰尔姆身旁度过了最 后一段灿烂而幸福的时光。和他在一起，她找到了一种平静，一种他内 心拥有的平衡，一种对性格的有力控制。很久以后，她躺在医院的病床 上，扬·安德烈亚告诉她，罗贝尔给她打了电话，在电话里说拥抱她， 说想“看到她平静下来，这是他的原话”。她答道：“天哪！都三十年 了，他时时刻刻都想看到我平静下来。这确实是他的风格。”
对于当时那个陷入险境、遭受仇恨和暴力的世界，她感觉到了一些 先兆，看到了整个时代在抽搐，谎言的狂热在四处蔓延，对犹太人的迫 害已初露端倪，言论也已遭到钳制。凭着本能，她感觉到了一个野蛮时 代的到来。
她用毁灭、疯狂、死亡、分解等景象哺育了一个精神世界，在那个世 界里对这个野蛮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预言。她曾行走在殖民地那海绵般的泥 泞土地上，身后跟着一帮随从，其中有灾难，有恐惧。早在18岁时，她就 已发现一个定格的画面，“人与人之间无法补救的别离”，发现一件改变 不了同时也忘记不了的事，那就是什么也无法改变那些“可憎的背景”。 由此，她认为，她已结束了学习和成长，已像死去了一般，虽然只有18 岁，但她的认知已毁掉了她的希望。就连她的脸，也使她显得如菩萨般凝 重，显得衰老。是的，事实就是这样。应该有一张她18岁时的照片，照片 里，她的小皮帽放在一旁，她面带微笑，那微笑是戏谑的，是心不在焉 的，是被另一条路吞没了的。与此同时，正是由于这张年轻时就已被毁掉 了的脸，她才决定书写和讲述大海的暴虐，它把一切掀翻，把堤坝摧毁， 把大地淹没，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土地吞没。写下她所发现的一切，“除 了自身，别无其他可写，那不存在”，她说。
1937年初，她向殖民部提出申请，想得到一份行政工作，此举不经 意间沿袭了母亲昔日同样的行为。6月9日，她被招聘到殖民地信息与档案处。她是个举棋不定的人，既参与维护殖民体制，同时又发自肺腑地否认 它，她了解它的所有机关，也了解它的所有狡诈！1938年9月1日，她还被 任命到法国香蕉推广委员会。她的工作得到了赏识，因为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内，她的工资涨了两次，一次是1938年11月，一次是1939年3月。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是支持殖民体制的游说团成员。在杜拉斯这 儿，陷阱是幽深而阴暗的。在这一职业选择中，有挑战，有流放的痛 苦，有对父母认可的呼唤，有她成为小说家之后将进行加工的模棱两可 的素材。不管怎么说，从她在殖民部度过的1937年和1938年来看，她是 忠于职守的，是爱岗敬业的，尽管她在1963年曾对此别有说法，写了一 篇猛烈抨击乔治·芒代尔[32]及其治下的政府部门的文章——此文写得 有点晚。杜拉斯就喜欢这样，凭经验重新塑造历史。作为一个叛逆而又 保守的职员，她一边揭露她所在的“铁桶般的部委”，一边悄悄地实施 她的计划，就像她写的那样，“等待着她的时刻”，以便尽早摆脱“部 委的蜂箱”。在现实与她一生都在铸造的神话之间，我们看到的是玛格 丽特（此时仍然姓多纳迪厄）的举棋不定。不过，不久后，接二连三的 政治事件将使她得以高傲地自称为一个悲情英雄。她终将发现，这一身 份更符合她的真实本质！
[20]该船号系地名，贡比涅，系法国皮卡第大区（Picardie）瓦兹省（Oise）的一个小镇。
[21]语出杜拉斯执导的电影《黑夜号轮船》。在本书中，作者多次用“黑夜号轮船”指代杜拉 斯的内心世界。
[22]万弗（Vanves），法国法兰西岛大区（Ile-de-France）上塞纳省（Hauts-de-Seine）的一个镇， 在巴黎西南部，与巴黎接壤。
[23]指莫利托公共泳池（Piscine Molitor），冬季可溜冰，现已改造为酒店。
[24]此处为拟人手法，也即将日记当作倾述对象，并用第二人称“你”来称呼日记。
[25]该船号为人名，贝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
[26]该船号有可能出自《三个火枪手》，其中一名火枪手名叫“波托斯”。
[27]学生们应该称她为“Mme Donnadieu”，即多纳迪厄夫人，但或许是出于戏谑而省略了“donna” 这一音节，称她为“Mme Dieu”，其中“Dieu”的意思是“上帝”。
[28]克里奥尔人（créole），一般而言，指的是出生于殖民地、父母是欧洲人的白种人。
[29]林荫道戏剧（théâtre de boulevard），以娱乐为主的通俗喜剧。
[30]加斯东·阿尔芒·德·卡亚维（Gaston Arman de Caillavet，1869―1915），法国戏剧作家。
[31]皮托埃夫家族（les Pitoëff），主要指的是乔治·皮托埃夫（Georges Pitoëff）、吕德米拉·皮 托埃夫（Ludmilla Pitoëff），二人为夫妻，以及二人之子萨沙·皮托埃夫（Sacha Pitoëff）、 之女斯维拉娜·皮托埃夫（Svetlana Pitoëff），均为法国戏剧演员。
[32]“疯狂年代”（Année folles），指20世纪20年代，期间法国经济保持强势增长。
Chapitre 3 Les foyers de douleur
痛苦的家园[33]
她于1939年9月23日结婚，在巴黎15区政府办了民政手续，还办了 宗教手续（根据新郎记录的隐情，但没找到任何教堂记录），嫁给了罗 贝尔·昂泰尔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她好像想要以婚事来冲喜，通 过两人的结合，勉强留住一些维系着他们俩的真诚而独特的生活方式， 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式的婚姻，以及它的约束、困境和吝啬。到场的只有 见证人，一切从简，因为昂泰尔姆只获准休四天假，四天后就得返回军 营。和他在一起，她想要体验一种乌托邦式的婚姻，或许还想象着要守 护她的孤独——她已经把孤独当作进入写作状态的唯一途径——防止欲 望广泛而迅猛地流动并成为习惯与常态，回避她觉得可憎的基督教夫妻 观念，包括忠贞、禁欲和无意识的背叛。她想要的，是试着延长“爱的 时间”，防止它被侵蚀，这种侵蚀是必然的，是一种逐渐蔓延的、不光彩 的破坏，她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这一破坏力更强大。她又一次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最恐怖的考验，对自己提出了残酷而审慎的要求。
这桩婚事妥当吗？它是不是一个长期秘而不宣的错误？她是否还爱着与她联袂创作《法兰西帝国》的菲利普·罗克？嫁给昂泰尔姆是不是 为了对此做个了断？为了移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因为她的感情 生活错综复杂，充满了由久远的记忆、长期掩盖着的真相、内心深处的 坚信与直觉所构成的奥秘。不过，对于昂泰尔姆，她一直说他在她认识 的所有男人中是最聪明的，或许是智慧的化身，是最快乐的，是她一生 中最“重要”的人……
于是，1939年秋天，玛格丽特独自一人待在巴黎。昂泰尔姆身在东 部前线，时时给她寄来一些照片，照片上，他和战友们在一起，一副信 心十足的模样。巴黎的日子比以前拮据，所有人都准备过一个艰苦的冬 天，但没人相信会战败。玛格丽特住在巴黎15区圣费丽西黛街一间小公 寓里，整日忙于撰写一部关于殖民帝国的宣传作品，那是乔治·芒代尔 交给她以及她的朋友兼情人菲利普·罗克的任务，期间菲利普·罗克成 了殖民部主管联络媒体的负责人。
无论是内心里，还是肉体上，她应该都没有从童年的那片土地—— 印度支那——得到慰藉。否则，该怎么理解伽利玛出版社1940年5月3日 出版的那本晦涩的书——书名是《法兰西帝国》，署名是玛格丽特·多 纳迪厄与菲利普·罗克——一般不收入她的作品目录？它难道不是向 “父亲”喊出的最后一声呼唤吗，难道不是对被她否定的姓氏的最后 一次妥协吗？是啊，该怎么解释这首颂扬“祖国母亲”、“甜蜜的法 国”、殖民的荣耀、“法国善良与智慧的宝库”的赞歌，该怎么解释 她对乔治·芒代尔、托马·罗贝尔·比戈、夏尔·芒甘上校以及于贝 尔·利奥泰、约瑟夫·若弗尔、约瑟夫·加列尼等诸位元帅的致敬，这 难道不是在“父亲”被埋葬前对他的最终宽恕吗，不是欠“父亲”的 最后一笔债吗，不是一种个人想要得到认可的欲望吗——这欲望无法磨 灭，尽管她内心最深处觉得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