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主笔的关于印度支那的那一章里，除了对殖民运动的颂扬，她还任由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有湄公河它蜿蜒四千五百公里，从老挝 北部到柬埔寨边境环绕着法属印度支那；有灯芯草和红树林；有港口城 市西贡；有堤岸区，包括那儿的房舍、饭馆、丝绸和玉器店，是《情 人》的发源地；更有河内的还剑湖和西湖，那儿有奢华的日落和沿岸伫 立的宝塔。
这一时期，她仍未放弃家庭的遗产，一如九年前的1931年——那一 年，殖民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母亲不知该说些什么以祝贺那个帝国，但 不久后，她将不停地揭露针对原住民的不公和残忍。她是如此渴望得到 认可，以至于竟敢承担这样一部在战火纷飞之际出版的宣传作品，伽利 玛出版社也不例外，竟然于1940年5月在《画刊》里毫不犹豫地将此书 标榜为“每个法国人的必读书目”。不过，她不可能不知道越南一小部 分人发起的早期反殖民主义袭击，或共产主义者早就开始领导的、旨在 揭露殖民地人民遭受不公与压迫的宣传活动。她没有理会这些争论，受 命担负了这本发给所有争相前来参观“海外法国沙龙”的游客的书。这 本书的文字意味深长，在履行宣传职责方面没有丝毫迟疑，书中写道： “若是认为我们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而是为了培养个人，使其命 运更美好，靠牺牲宗主国的利益为个人谋福祉，那么这种想法或许是错 误的。法国在其殖民地取得的成就符合其利益。在法国的推动下，一部 分新人类站了起来，以理性的方式开发他们国家的财富。法国第一个从 中得利是正当的。”并补充道，在那个潜伏着敌对情绪的时期里，好像 有一种危险：“套用一句著名的格言，只有一个帝国，只有一个，不可 分割。”虽然嫁给了昂泰尔姆，但玛格丽特（此时仍然姓多纳迪厄）还 是固执己见，不辞劳苦地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1940年5月11日的《画 刊》上。文中，她歌颂了殖民化进程的光辉使命，包括农业、教育、卫 生，赞扬了那些响应法国号召、与法国并肩抗敌的土著民，同时还为法 国对于土著民的政治立场正名，解释说之所以没有赋予他们选举权，是 因为“选举权的授予要求心灵与精神的正直廉洁，而这一点要有文化和 智力才能行得通”。
事实上，她真正成为作家，必须等到她放弃父亲的姓氏，多纳迪厄，并交给他一份她的殖民作业，就像一个认真学习了公民教育课程（一般是在数学课之后教授）的好学生那样。只有当她改名杜拉斯之 后，她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才能揭露、复仇，并以另一种方式弘扬她 出生地与流放地的秘密。
早在二战之初，她就已着手她内心的那部家庭小说，那是她的第一 部小说，试着补救她的童年、紧张的家庭关系以及年少时的冲突。她开 始写作，既是信守她早在印度支那时就已许下的诺言，同时也是由于烦 恼，她承认。“烦恼是一切写作的基础。”这部小说，她称之为《塔内 兰一家》[34]。
《法兰西帝国》出版后不久，二战急速发展，德国人发动的猛烈攻 势令举国震惊，这仿佛是对她爱国之举（或真或假）的侮辱。政府一溃 千里，各部委逃至卢瓦尔河以南，巴黎几日间便落入敌手，这一切引发 了出乎人们想象的恐慌和逃难。6月10日[35]，戴高乐将军发表著名的坚 持抗战的号召之后，玛格丽特被迫转移到殖民部的新址，甘杰城堡—— 殖民部已在该城堡驻扎下来。随后，她在布里夫拉盖亚尔德度过了夏 天。在那里，她越来越专注于创作她那部小说，小说的题目仍为《塔内 兰一家》。在树木繁茂的乡间，她又找到了住在杜拉斯镇时曾感觉到的 那些印象。
她是否与菲利普·罗克一样，去过维希？这个问题一直迷影重重， 而未来的杜拉斯对那个纷乱的时期也是三缄其口。只有一个传记作家， 让·瓦里耶，曾于2006年在《副领事》的手稿中发现一份资料，或许能 够证明她去过维希。在这份资料中，谈及主人公（亦为殖民部职员） 经历的磨难时，她写道：“选择这家温泉疗养院对某些人有利，但我对 它没有任何需求。比起在巴黎时，我更烦闷。这儿缺少本土生活。所有 人都在利用温泉，除了政府，它是支持侵略者的。我常常大喊：哦，四季，哦，城堡，何处是我的林荫大道！”[36]
然而，战争的来临、德军的侵略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使她与任何特定的政治活动搭上关系，尽管她是一个叛逆的人，就像迪尤尼斯·马斯 科罗后来解释过的那样，她的心中有“一种不屈和抗争的精神”。
对于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杜拉斯无法掩饰。她整个人都显露出一种 张力，一种智慧，一种粗鲁的、本能的力量，使她显得盛气凌人、危险 重重。
1940年9月30日，由于没有得到维希政府的招募，她离开了殖民部。 从此，她与印度支那的土地不再有别的关系，除了写作。写作在她心中 酝酿着，很快将催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首史诗般的抒情歌谣。
1940年8月，她回到巴黎，与昂泰尔姆劫后重逢，昂泰尔姆此时已 经复员。两人在位于保罗-巴鲁埃尔街26号的一间小公寓里安了家，离 他们以前住的地方不远。从此时到1942年8月她在“图书业联合会”找 到新工作的两年里，玛格丽特与昂泰尔姆生活在一起，组成了一对富有 激情的知识分子夫妇。她埋头于《塔内兰一家》的书稿，一完稿，便想 立即出版。想起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出版经历——虽说《法兰西帝国》是 一本奉命而作的书——她给加斯东·伽利玛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了自 己的书稿。从往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的不耐烦和不怕羞，她不断督 促那位令人生畏的著名出版商，让他尽快予以答复，并对他一个半月的 沉默感到惊讶。无情的判决书下来了：审稿委员会拒绝了她的书稿。不 过，评语是建设性的：审稿报告详细陈述了文章在情节上的力量、其中 包含的残酷感以及对情感的分析，但是在他们看来小说之所以不够成 功，是由于总体上“非常强烈的”气氛，这种气氛令他们印象深刻，并 联想到了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
对此，玛格丽特·昂泰尔姆-多纳迪厄一定感到高兴，但又不完全 满足。委员会拒绝了她的书稿，这叫她恼羞成怒，自尊受到了伤害。她只肯接受雷蒙·格诺的意见，他的意见非常有利，也即请她到他办公室 去见一面。雷蒙·格诺告诉她，他欣赏这部小说的深度，从中觉察到了 一种作者独有的氛围与一种特殊的语调，以及两种状态之间的自由切 换，一是家庭里盛行的野蛮暴力，一是沉溺于凯尔西北部夏季的炎热、 风与层叠的土地。
雷蒙·格诺学富五车，好奇心层出不穷，这使他对青年作家抱有极 大的同情心，能够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他是《新法兰西杂志》的合作 者，该杂志堪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的标杆，他是哲学家、语言学 家、数学家和诗人，他是把玩文字和观念的杂耍演员，在这个领域有着 难得一见的自由度，而在伽利玛出版社，他又是最关注青年文学的人， 具有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能够在一部手稿中看出未来的作家，发现新的 表达方式。于是，玛格丽特看到了一个期许，为自己的希望找到了一个 理由。
在这部交织着强烈情感、包含着她全部故事的小说里，雷蒙·格诺 明显感觉到了她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那儿继承来的东西。他们二人的 世界是一样的，崎岖不平而又冲突四起，脚下的土地既富饶，又孤寂。 凭着本能，他发现了两人的共同点，也即一个由各种被压抑的、相互矛 盾的、粗暴的张力所构成的网络，而与此同时，他又欣赏她的独到之 处：对时间的描绘，包括它的逃逸、它沉重而顺畅的流逝，对“孤立而 熟悉的”声音的介绍，那声音萦绕在乡野之间，像是永远被固定住似 的，由于一直存在而变得近乎寂静无声，就像“大海的喧嚣”那样，因 为永不停歇而往往被人忘怀。
某种深层次抒情的东西徐徐展开，但这首抒情诗不受世纪初那些 作家的抒情诗所拘束，而是奋力寻找自己的道路，唱出一首已带有个 人色彩的歌谣，凭着那些挥之不去的音符，凭着那些振聋发聩的事物 的存在。
在物资匮乏的巴黎，她住的居民区比往日更无拘无束。闲来无事 时，她便散散步，在食品店门口排排队。她喜欢跟小人物打交道，混迹于群众之间跟他们聊天。一切都是她的食粮。她的记忆力堪比普鲁斯 特，能记住各种小事和别致的场景，这些将成为她作品的调味料，比如《平静的生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水与森林》……她 从不在已被公然侵占的城区逗留，而是更喜欢居民区简单且总是欢快的 生活，尽管面临着诸般考验。
1941年5月，罗贝尔·昂泰尔姆被任命为工业生产部“信息处专 员”，皮埃尔·比歇时任该部部长。几周后，这位对昂泰尔姆信任有加 的部长奉命调任内政部国务秘书。于是，他请昂泰尔姆担任他的秘书。 鉴于德国人的关系，这个职位显然很敏感，但昂泰尔姆还是同意了。人 们肯定会在心里嘀咕，昂泰尔姆有没有涉足维希政府，因为他经常陪比 歇去维希。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怎样体验这种新生活的？她有没有掂量丈夫 的危险和举棋不定——因为昂泰尔姆一直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情 绪，自视为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共产主义 者？此刻，对于这种二分法，她还看不到它有什么障碍，因为她内心坚 信，一切都应经历试验，所有知识，最高的，最具精神性的，最形而上 的，都应亲身体验，然后才能成为谈资。她坚信，一切都发生在边缘 处，风险一直都在，挥之不去，它是挑战的必由之路。她也坚信，自己 的丈夫昂泰尔姆即便去过维希，也不应被视为一种背叛，尽管反犹太法 已经开始实施。借用戴高乐将军的话，这个时期充满了太多的激情，以 至于她从中得出了一些激进的结论。所有一切环环相扣，当比歇于1944 年被人枪杀而且没有得到战胜者的宽宥时，无论是她，还是昂泰尔姆， 都无法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她觉得自己陷入了时间和各种事件的牢笼，这一境况把她置于一种 悲剧的氛围，跟所有法国人一样。不过，1941年10月，当她得知自己身 怀六甲之时，她仍然感到非常幸福。尽管她有一些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 的苦恼，但她仍然会为那些简单而自然的小事、那些目光闪亮的人、孩 子、花园、玫瑰、多变的气候而感到欢欣。即将到来的这个孩子照亮了 她所处的这个可怕的时期。远在西贡的母亲得知了这个喜讯，她还在那儿靠铁腕管理她的学校。玛格丽特担心母亲的健康，因为据说她还像以 往那样一心扑在教学上，在那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直到筋疲力尽。
她与昂泰尔姆的关系日渐恶化。对于妻子反复的不忠，昂泰尔姆已 心生厌烦，并且已经与一个同事保持了几个月的情人关系，两人几乎不 再一起生活。玛格丽特虽然是在这样一种前途未卜的情境中养胎，但并 没有真正受到不利影响。很久以来，她已熟悉了时间的流逝，熟悉了它 的残酷，以及人类永恒的孤独。
在这个黑暗而不祥的时期里，一些重大事件——均为私事，但将具 有普遍意义——将在她的人生和想象中播下种子。1942年，她在分娩时 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罪魁祸首是一个迟迟未至的医生。痛苦去而复 返，她感觉到了空虚，觉得自己怀的是一个死胎，也许还想起了恰好 十年前在巴黎经历的那次流产，那是一个模糊的、潜伏着的、空泛的记 忆。她变回了沙湾拿吉的那个小乞丐，完成了一次中途停靠，生下一个 死婴，接着重新起航，而这一痛苦将一直栖息在她心底。从此，这次遭 遇一直被她视为“全都领教过痛苦”的女人们的遭遇，而女人也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而有别于男人：男人可以把他们所受的折磨和人生的苦痛发 泄到战争、暴行与规矩之中，而女人的痛苦却无处不在，在肚子里，在 脑子里，在她们对世界的认知里——这认知是令人不快的，她们早在几 千年前就已获得，而且仍在以生物学的方式不断延续下去，从母亲到女 儿，她们“全都领教过”死亡这种疾病。
1942年5月的这一天，确切日期是16日，在普朗特大街的一家高级 诊所里，光线是白色的，她看见外面有一排刺槐，正开着花，花朵攒成 一顶顶遮阳伞，那伞也是白色的。她掂量着这场灾祸的轻重，念着她的 死婴和那可怕的“空虚”。
她想看一眼，但所有人都不同意，包括昂泰尔姆，还有修女们。她 想，至少得知道他，那具躯体，那具尸体，将会被如何处理，或是像人 们说的，得知道他长得像谁。在她的坚持下，大家坦白告诉她，说她 的孩子将被火化。她的肚子成了“一块损毁的碎布……一张裹尸的床 单”。34年后，这母爱仍然留在她心中，牢不可破，至于当年那可怕的痛苦和空虚的感觉，她将在《巫婆》杂志中娓娓道来，但版本因回忆的 时期而异。有时，修女咄咄逼人，说话直来直去，告诉她说孩子一生下 来就已被火化；有时，修女满怀同情，虽然不让她抱一会儿她那夭折了 的孩子，但却对她说：“睡吧，您的小天使会守护着您。”不管怎么 说，这道创伤是巨大的，它将与诸多被掩埋的记忆一起，停留在一口黑 暗的井里，为她未来的作品提供给养。此时，在她那本灾祸影集里，已 经有缺席的先父，有只会拼命叫喊却不爱她的母亲，有令她畏惧的大 哥，有温柔但脆弱的小哥哥，还有任由潮汐侵袭的印度支那，有二战、 被占领的法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更有虽然身为伟人但却听不见她祈祷 和呼喊的上帝。
她的经历总是让她骨肉疏离，令她放任自流，浮想联翩，而残酷 的是，死亡一直陪在她身旁。这个5月是紊乱的，城市里，虽然德国人 的存在令人倍感压抑，但活力仍然四处流动，打破了房间里的安静。 时间的流逝冷漠无情，那道致命的伤口已被渐渐遗忘——“您的孩子死 了”，人们对她说。另一些事件正在酝酿。只剩下一些痕迹可供回想。
再见到她，已是1942年7月。她开始在“图书业联合会”工作，负 责的主要是行政事务，文学方面的工作相对较少。这份工作得益于罗贝 尔·昂泰尔姆的周旋。达尔朗[37]政府及其部分部长（包括比歇）倒台 后，昂泰尔姆当上了“信息与宣传国务秘书处新闻专员”。在这个岗位 上，他一直干到了1943年底，才急于从他那些太有损名誉的关系中脱身。
杜拉斯接受这份新工作，既缓解了痛苦，同时也挑衅了贝当的政 令——他命令女性放弃工作，投身家庭生活，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在 “图书业联合会”这个立场模糊的机构里，她在一战后与德占期扮演的 角色将继续成长。看着各大作家与出版商接踵而至，并由此初步见识了 文学圈的艰辛，她对纳粹侵略者施行的侮辱性规定以及她在“文稿审批处”的工作岗位有了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贝当曾发布政令，成立“文稿管理委员会”，旨在对用于 出版的文稿进行管理。自1942年起，出版社只能开展有限的出版发行活 动，阻止所有真正的创作，并优先选择“宣传大队”选定的文稿——所 有书稿先由“图书业联合会”筛选，再由“文稿管理委员会”筛选，然 后全部呈交“宣传大队”选定。出版社获得的书稿数量大幅下降：从3.6 万吨降到了240吨。数量确实很少，因为大部分书稿要么落入法奸作家 或通敌作家之手，比如德里厄·拉罗歇尔和他在《新法兰西杂志》的朋 友，要么落入纳粹作家之手。总的来看，专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宣 传大队”办公室里遇到不惜名誉前来申请出版权的出版商，不是什么稀 罕事。“1941年的法国文学界里，卑躬屈膝与背信弃义简直太多了！” 让·扎伊这样喊道——他曾于1936至1939年在莱昂·布鲁姆手下担任教 育部长，1940年被维希政府逮捕入狱，1944年遭法西斯分子刺杀。
也有些作者亲临“图书业联合会”相关部门，试着碰碰运气，想要 改变命运，打动铁一般的法律。在《我们》一书中，克洛德·鲁瓦讲述 了他的一部诗集出版的情形。由于出版商无法获得批文，他便亲自来到 联合会驻地，为他的书作辩护，恳求联合会签发所需的批文。接待他的 人正是玛格丽特。她问他书稿的内容，他告诉她是一些情诗。她回答他 说，她会尽力而为，帮他争取。很快，克洛德·鲁瓦的要求就得到了满 足，杜拉斯把他要的批文发给了他。正是在类似这样的轶事中，在这种 一闪而过的慷慨中，在这种奇特的相识中，在这些总是存在着爱与幻想 的传奇经历中，我们看到了杜拉斯的真面目。
此时，杜拉斯的双重人格已经完全定型，并在这个动乱时期的乱流 中得到了公认。她仍然是一个私生女、混血儿、“克里奥尔人”，对凌 驾于这座城市与这个世界之上的暴力感到痴迷。
她暂未完全置身事中，还没有像她后来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政 治”人物。在街上碰到佩戴黄色六角星的犹太人，她不会发怒，也不会 像穿越于她未来的小说的那位驻拉合尔副领事一样，因惊恐、绝望和孤 独而放声尖叫。“在德占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活在一种无意 识、无知觉的状态中。”迪尤尼斯·马斯科罗承认道。是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日后才一直大声疾呼这一苦痛，从大屠杀的真相大白天 下，到她最后几次访谈，从未停止，像是招认自己有一种巨大的负罪 感，无法驱除。
她太过理想主义，因此还没有奋起抵抗野蛮行径、小人物的不幸、 敌人的粗暴，以及那些不分日夜、像狼一样在街头无法无天地开枪杀人 的“猎手”。
糟糕的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遭遇的特殊处境，还 有它的不正常状态，全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她。比如，她在《八〇年 夏》中说过，战争的声音宛如大海和风的声音，而队伍就像海浪一样， 发出同样的埋怨。该如何躲过它们残忍的诱惑？
侵略者的无耻行径令她痴迷——她自认为还不是一个“犹太人”， 用马斯科罗的话说，她享受这种“那些本质上没有受到威胁的人所享受 的相对的安全感”。
更糟糕的是，她已经能够理解她日后在《广岛之恋》中所说的“灵 魂的混乱无序”（désordres de l'âme），而这种混乱无序会使一个女 人能够“除了爱情没有别的祖国”，连自己都“被剥夺了”，以至于像 来自纳韦尔的女主人公那样，爱上敌人。
由于战争的烦恼及其在一段时间后造成的漠然情绪，她可能已经构 想出了这种“奇特的”爱情，并且使人习惯于战争及其一贯的暴力，习 惯于冲锋枪的扫射、炮弹的轰炸，以及它在夜间掉进遍地硝石的地窖。 “在这种烦恼中，”她说，“女人们站在百叶窗后头，看着行走在广场 上的敌兵。此时，冒险仅限于爱国，而另一种冒险[38]则应该被扼杀。 看，没关系。对于视线，人们束手无策。”
这就是杜拉斯的厚颜无耻，存在于这种对模糊的视线的坦白中，存 在于这种狡猾地溜走的欲望中，存在于爱国所必需的语句中，她关注着 内心的反响，关注着其他逻辑的呼唤。
1942年夏末，在这座被占领的城市里，她遇到了迪尤尼斯·马斯科 罗。作为伽利玛出版社的一名审稿员，他的工作是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 图书申请“图书业联合会”的“出版许可”——联合会是敌占期一个严 格的机构，负责推行新的出版法规。因此，马斯科罗多次遇到杜拉斯， 杜拉斯还交给他不少联合会的审稿工作。就这样，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亲 密的关系。
马斯科罗的心理类型偏冷淡，是个既好勇斗狠又冲动易怒的人，内 心兼有暴力的一面与温柔的一面——这一点至死未变。在杜拉斯看来， 他的性情跟昂泰尔姆很像。因此，她很快就疯狂地爱上了他。
后来，每当回想起她在他与昂泰尔姆之间建立的关系之时，马斯科 罗总是带着他特有的腼腆和克制，以及一种畏缩。是不是因为她的小说 里一直需要这种三角恋，她此时才将其付诸实践？她希望昂泰尔姆与马 斯科罗之间产生一种友情，希望消除爱情与友谊之间那些荒谬的界限， 将其融入她一手主导的爱情之中。昂泰尔姆爱着她，而她又爱上了马斯 科罗，反过来说也一样。她爱着他们俩，而他们俩又彼此相爱。这一 切，恰如迈克尔·理查德森爱着安娜-玛丽·斯特莱特，而副领事也爱 上了她。她和昂泰尔姆想要躲避孤独，却终将陷入其中，所以她想缓解 夫妻关系的压力，构建新的夫妻关系，使“爱情的时间这个奇妙的东西 延绵不绝”。
正如马斯科罗所言，她致力实现的目标是让马斯科罗与昂泰尔姆之 间结下“友谊的成果”。为此，她为他俩的相见提供便利，甚至抽身离 去，好让他俩独处。无论是1946年杜拉斯与昂泰尔姆离婚，还是1957年 她与马斯科罗分开，无论是昂泰尔姆的死，还是她与扬·安德烈亚闭门 索居，他俩都没有受到影响，始终情投意合。
在这种奇特的关系中，杜拉斯带去的是她全部的女性特质，就好像 她想实现一个幻觉，一个空想。对于这两个她深爱的男人，她一边赞颂 他们身上具有女性特质的一面，一边消除他们心中的野蛮，也即所有 男人心中都有的那种野蛮，以及在他们心中“沉睡的伞兵”（para qui sommeille）。
她使他们进入女性的领地，熟悉她们的举止和习惯，进入她们被 男人用暴力逼进其中的森林，总之就是马斯科罗所说的“女性状态”（féminie），也即女性所独有的一种对事物和客观世界的理解。她接 受了他们俩，让他们进入她的女性领域，那是一个所有男人一般都会被 排斥出去的领域，是女人的知性，是她们心中“无处不在的、来自世界 底层的”痛苦的歌谣。此时，她对女权主义的介入尚未公开，她的写作 才华也尚未定论，仍然被一些明显的影响而左右，但她已知道，女人 “比男人更容易违犯各种法则”，她们能够进入沉默、疯狂、孩童的无 知以及任何男人都永远无法进入的天真无邪等状态。在建立这一三角恋 的过程中，她把自己变成了编剧，引导着它的走向，赋予它新的推动 力，为的是让另一种爱情观念得以流传，使另一种力量得以形成。
这种生活方式的活力来自于她的厚颜无耻，以及她发起的挑战。它 带来了一些新知识，躲过了意识形态和理论教条，也催生了一些风险。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他们可能已经陷入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因为他们 自认为是“反对”派。杜拉斯想把她心中哼唱着的音乐传递给他们，正 是这音乐使他们三人站到了诗的一边，成为了异端和边缘人。
为她的美学观提供给养的，始终是这种颠覆性的倾向。这一点看起 来像是所有一切都必须去往某个“别处”，得抄近道，走一些不稳固 的、危险的天桥，以使所有一切更好地呈现，并探索各种空隙和洞穴。
在这个知识分子的三角恋中，杜拉斯是源泉，是她在引导他们三人 的故事，并确定其基调。对于他们的关系，马斯科罗一直充满敬意，并 形成了和她一样的观念。通过模仿，他的语言借用了杜拉斯独有的音乐 和神话特质，那音乐可以抓住新生事物，那神话里流动的是欲望、死亡、“盲目的明智”、女性的气质、童年的痴迷、自由的精神。
多亏了作家拉蒙·费尔南德兹和他的妻子——美丽的贝蒂，圣日耳曼德普雷区一名画廊经理，曾展出玛丽·洛朗桑等画家的作品——杜拉 斯和昂泰尔姆在巴黎第6区租了一间公寓。公寓位于圣伯努瓦街5号，在第四层楼，恰好在费尔南德兹家的正下方，面积相当大，富有外省风情 和小资情调。公寓所在的那栋楼楼层不多，附近挨着波拿巴大街、雅各 布大街、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都是些非常热闹且风景如画的地方。就 这样，他们在这个以学术而著称的街区住了下来，挨着几所大学，也挨 着塞纳河。黄昏时分，落日照着塞纳河的堤岸，赭石色的余晖在房屋的 石墙上和铺着石瓦或锌瓦的屋顶上蔓延开来，是维米尔[39]式的，也是 波德莱尔式的。
杜拉斯始终爱着这条街道，它“长四百米”，街边的商家主要来 自鲁埃格[40]，他们都已决定留下来，定居在城里这个封闭的小生活圈 里，生活在高大的教堂洒下的影子里。她喜欢跟他们聊天，比如亚美尼 亚的理发师、3号楼里的旧货商、养老院里的老妪，等等。她欣赏他们 的安定，欣赏他们那副在这儿住了很久的模样，那样子教人安心。她觉 得这个街区是无法入侵的，像是一座抵御着侵略者、投机商和有钱人的 堤坝。
可惜，她错了。60年代末，这条街开始发生变化。饭馆多了，饭馆 里的特色菜换了，服装类商品丰富了，酒店已用它那高傲的发光招牌照 亮了人行道。也许，只有扬·安德烈亚，每当黎明时分无法入睡同时想 到杜拉斯在医院里仍处于深度昏迷的时候，还能窝在他的卧室里，听见 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尖细的钟声，听见鸽子飞过灰色的屋顶时扑棱翅膀的 响声。其他时候，这条街是商贩们的，是游客们的，属于一群形形色色 的人，属于一堆总是响个不停的汽车。
事物的消逝，灾难对城市的淹没，圣伯努瓦街上的百老汇，这一切 很奇怪，她想。就像特鲁维尔的黑岩公寓，坐落在大海的右边，每当透 过高处的窗户望向大海，看到的只有安提费尔新城区，只有它的石油管 道，只见一缕缕浓烟侵入天幕，赶走大海的气息。
这是一种缓慢的消逝，是一种蚕食，但人们已然习以为常，像是沿袭了一种自古以来的习惯看着所有一切远去和消失。不过，此时的她 只觉得这条街具有不常见的优雅，像是一座小岛，不远处有一条河紧随 其后，使整个城市显得宏伟而凄美。
在她的人生中，在她未来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的现 象，也即往日或近期的某一痛苦叠加到另一个痛苦之中，形成一张巨大 的“灾难网”，构成了她文本中的一个厚厚的沉积层。
1942年末，她收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小哥哥的死讯，他已“被上帝 召唤到身边”。他一直带着父亲的姓氏，多纳迪厄，那就像一个不祥的 烙印，此时终于验证了它的预言[41]。
他死在西贡，死于急性支气管肺炎，死因是药品短缺，因为当时正 值日军占领期。
当年分娩时的丧子之痛死灰复燃，融入了小哥哥的尸体，而那具尸 体远在千里之外的印度支那，他又去了那里，一去不复返。疯狂，占据她 内心的恐惧，整个人遭受的颠覆，她无法理解其广度与强度的赤裸裸的不 幸：这一切又回来了，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小哥哥死了，他的死是一 片黑暗，却发出明亮的反射光，在这束反射光里，既有她自己孩子的夭折 在忽闪忽现，也有上帝的耻辱，他夺走了小哥哥，否定了不朽。
杜拉斯正是用这些人生碎片来打造她未来的作品。小哥哥虽然本质 上弱不禁风，但仍然不失强健，足以掌控他的人生，足以拥有工作和爱 情，可他却升华了，只残留在她的思绪和记忆中。孩提时天真的游戏， 游戏里她冒险闯进丛林的边缘，这一切将被她编成一个爱的故事，一直 紧跟着她，直到她人生最后的时光，直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到那时，小哥哥将去而复返，成为一个天使般的传奇英雄，“一次显 灵”，一个消失了的天堂的标志和证据。
她活在接连不断的混乱和希望中，活在对立事物的均衡中，活在一 种有着神秘秩序的乱流中，在那里，白天与黑夜、白色的炫目与黑色的残忍交替出现，盲目叠加，像雪一样。
尽管他俩从无书信往来，但她觉得小哥哥定会长命百岁，就好像他 留在那儿，是为了守护他们童年里的秘密。他虽然举止天真而谦卑，但 却能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比如杀了一头熊，还活捉了一只山猫，并且在 母亲的默许下，用衣柜的大抽屉给它做了一个窝，想要驯养它，难道不 是吗？
母亲和他住在一起，她已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创办了一所学校，名 叫“新法兰西学校”。往日的经验使她享有了某种权威。她还是那么粗 暴和坚决，依旧省吃俭用，为的是远在法国的孩子们，想要守护长子的 未来，却无视他的胡闹。
小哥哥的死一下子把杜拉斯送回到她的家庭。对于那个恐怖的家 庭，她感觉自己既疏远，又亲近，既恨它，又爱它。
关于家庭，她将在《情人》里加以诉说，在访谈中也有提及，但强 度和力度都不如《情人》，就好像时间将使痛苦变得成熟。书中，她试 图故意暴露一些被埋藏的地带，羞耻心、词语、句子随之喷涌而出，一 发不可收拾。引导着她的，是一些相互对立的事件，她让痛苦凭空出 现，她向往着深渊，向往着迷失在黑暗之中。小哥哥的死启动了她心中 某种被她忽视的东西，比她自己孩子的死更有力，使她觉得上帝好像许 下了一个虚假的诺言，犯下了一桩卑鄙的丑闻，涉及的是他，是小哥哥 那脆弱的身体，是他那温柔而平滑的皮肤，就像中国情人为她冲澡时所 用的缸里的水，在她自己的皮肤上滑过。
她从未想象过，小哥哥的身体便是她自己的身体，他死了，她也将 死去。她像是得了一种痨病，一边吟唱着死亡，一边迷失了自己。这世 界仍可为继，而她却已香消玉殒，驾鹤西游，“他把我拉到他身旁，我 死了”。
疯癫占据了她的内心，使她惊诧，使她畏惧，就好像小哥哥一死， 她就朝疯癫张开了怀抱——她一直怀疑，疯癫是她的家庭里尤其是她母 亲心中的一种自然倾向。曾经，小哥哥是一道城墙，抵御着疯癫、毁灭和死亡。他曾是保护着她的那个人。没了他，她才明白，这世上存在着 许多风险与危机，虚无与空洞也近在眼前，她必须去适应。
此时，大哥和他的“统治”已是横行无阻，而战争也已全面爆发， 席卷全球。往日，小哥哥虽然放逐在外，但仍暂时把她从大哥那个“流 氓”的手下救了出来。此时，她觉得大哥四处游荡，无孔不入，意识 里，屋子里，大街上，走廊里，书信里，母亲心里，觉得他在享受他肆 无忌惮地施加在她和他们身上的权力。
她的痛苦中夹杂着各种画面，有始终挥之不去的童年画面，有哀 悼和死亡的画面，还有大哥的阴影——这阴影沉重地压在她和小哥哥身 上，母亲却似乎从未发觉，它播下了恐惧的种子，比逃进丛林去耍弄黑 豹和激怒湍流中的小鳄鱼还要教人恐惧。
正是在这样的深渊里，她的人生才能得到诠释，她的作品才能很好地 得到理解。重要的，不是一件件事实的本身，而是它们留下的痕迹，是那 些追溯时间的乱流、有时出人意料的印记。对此，她所能说的，只有她的 摸索和犹豫不决的寻觅，她的书也正是在这些脆弱的证据中写成。
几盏大功率探照灯突然照亮了舞台，打乱了临时的秩序，把她抛进 杂乱无章的痛苦和绝望中，摧残着她。她得适应这一切，她的人生只有 在过去了的、被遗忘并重新构想出来的事物的回声中才有意义。人生的 残留物将陷入时光的黄泥，照片将变质、变灰和生锈，将像玻璃一样融 化，有些她认为已埋藏的画面将形成一股旋涡，令人惊恐，比如恢宏而 壮丽的湄公河，比如长着一张安南人的脸、安着一颗简单的心的小哥 哥，比如吼叫的母亲，比如白得简直发黑的雪——那雪覆盖着集中营， 它那惨白的光芒很快就会浮现。
《塔内兰一家》的书稿虽然被伽利玛出版社拒之门外，但并未宣告 死亡。玛格丽特生性执拗，这一点被她列为自己的首要美德和品质之 一，促使她寻找其他出版商。由于杜拉斯和昂泰尔姆与普隆出版社的两 名审稿员（雅克-拿破仑·福尔-比盖与多米尼克·阿尔班）关系非常 要好，昂泰尔姆决定把书稿交给他们。
在她的回忆录中，多米尼克·阿尔班生动地讲述了这件小事。不 过，她把时间弄错了，以为与昂泰尔姆的会晤是在1941年的巴黎，其实 那年她不在巴黎，那次相会实际上发生在1943年，但这无关紧要。可以 想象一下，早上八点，昂泰尔姆突然出现在普隆出版社这位女审稿员的 公寓，她一起床，他就跟她谈起了杜拉斯的书稿：
“我得提醒您……您要是不跟她说她是一个作家，她是会自杀的。”
面对多米尼克·阿尔班的惊讶，昂泰尔姆固执己见：
“我没什么别的话要说了。她是会自杀的。”
多米尼克·阿尔班读了小说。她跟随着故事的情节，时不时就会发现莫里亚克或海明威的影子。她肯定，自己正在读的作品出自一位作 家之手。怀着热情，她把书稿推荐给了福尔-比盖，也推荐给了普隆出 版社的主编莫里斯·布尔代尔。书被采纳了，将于1943年出版，书名为《厚颜无耻的人》。“玛格丽特·杜拉斯诞生了。”
“厚颜无耻的人”，其实她自己也是，因为她宣布不再姓多纳迪 厄。那是先父的姓氏，她几乎不认识他，同时也是他凭自己的姓名留给 子女们的一笔不由自主且命中注定的遗产。与此同时，他迫使她和小哥 哥走上了流放之路，将他们二人置于母亲之手，而母亲却一心扑在长子 身上，无视二人的存在，对他们迫切需要的爱示以拒绝。
从此，她名叫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对于这个姓名，她深信 不疑，这种确信与母亲曾表露过的那种是一模一样的。当年，母亲每当 预言未来，用可怕的长篇大论向孩子们宣布即将来临的大事或即将落到 他们头上的灾难，同样也是深信不疑。
她深信，它将成为一个作家的名字，将因她而声名远扬。杜拉斯，说 的是她童年时的家乡，是父亲的那座乡间屋舍，是洛特-加隆省的那个小 镇，它栖居在一座山上，引以为骄傲的是一座破旧的城堡，四周尽是广袤 的马尔芒德平原，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和大海。取名杜拉斯，为了 是逃避她一直示以抗拒的上帝：尽管当她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笃信天 主教的母亲就已强迫她和两个哥哥学习教理课程，但她只愿意吸纳亚洲大地的菁华、丰富而杂乱的异国习俗、四溢的香气与色彩以及每时每 刻的自由——从第一次逃进森林开始，她就一心谋求这种自由，也正是 这种自由给了她一副狂野不羁的模样；尽管她也曾试图与上帝相识，不 过却以绝望而告终，对此，她对她的日记吐露的真心话便是证明。
她将接受这个名字，为的是成为一个不法之徒，一个没有合法身份 的人。她将独立负担这个名字，必要时略作修改，只在写作时才用到 它，而她的写作就像暗夜里的历险，她将在历险途中摧毁自己，溶解自 己，滑入世间的裂缝，摆脱公民身份，进入一些陌生的空间，在那里成 为.．.．，没有任何参照，只是一个作家，别无其他，只有她的人生， 作家们所独有的人生。“是的，.．.．，”她写道，“就是这样。就是 这样，别无其他。”
她对写作的确信，无异于基督教里那些神秘人物的信仰，他们从最 初就怀抱着一种令人畏惧的执着，下定决心献身上帝。她有没有意识到 人生的艰辛，她此时有没有想象到她将一心扑在繁重的写作上？不久 后，谈到安娜-玛丽·斯特莱特，她说，她自己也“因为这世上所不能 容忍之事而在内心里饱受痛苦”。写作，就是把自己溶解到作品之中， 熔化到书本的模型之中，就是用自己的痛苦对书进行耕耘，并且在心中 放弃自己，把自己像来到世间那样拱手献出，既不关注自我，也不倾听 内心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喧嚣，同时要让她，杜拉斯，看到的和反射 出来的东西在她的记忆和遗忘中发出回声。“只有我一直不存在，它（书）才能切实存在。”她说。从此，日常生活里的小事，还有那些不 如写作重要的行为，都已消除殆尽，重要的只有安静，它就像一口口黑 暗而幽深的井，她必须把这安静延长，以便听见它的振动。弗朗兹·卡 夫卡，安德烈·纪德[42]，司汤达，她阅读他们的作品，仿佛读的是时 间，她被带进了阴暗的深渊，她想把这深渊照亮。
1943年，《厚颜无耻的人》出版的那一年，杜拉斯、昂泰尔姆与马斯 科罗纷纷投身于抵抗阵营。于是，两个杜拉斯同时并存：一个全身心扑在 写作上，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已被写作缠住，几乎像命中注定一般；另一个 投身于地下运动，凭着狂野的本能，被这本能推上了致命的角斗场。
她发现，这种无所顾虑、不知羞耻的本能，这种以优雅的方式挑战 敌手的技艺，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兼而有之。1942年，密特朗开始组织 自己的抵抗组织，他找到逃亡人员，给他们提供修理工等工作，并把他 们集中起来，整编为“战斗单位”，“为的是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对 敌斗争”。巴黎解放后，他发表了一本小书《政治面前的战犯》，在书 中讲述了这件事。
很快，他的组织就发展壮大，抵抗阵营的各位领导人先后与他建立 起了密切联系。1943年起，化名“莫尔朗”的密特朗传递了一些至关重 要的情报，正如皮埃尔-吉兰·德·贝努维尔[43]所强调的，“得益于战 犯，我们得知了一些关于国外最新情况的信息，那些信息有时具有决定 意义”。
他的组织——“战犯与流放犯国民运动”——甚至打入了德军的军 营，一些头等情报就这样从德军那儿来到了他的手中。根据雅克·博梅尔1943年的描述，还有菲利普·德夏尔特的描 述[44]，密特朗是一个“黑暗但有效率”，“极为浪漫”的人。他的品 格注定会吸引杜拉斯，因为她所痴迷的，是那些超凡脱俗的人，是那些 对命运满怀自信而且和她一样有野性、不妥协、凶狠的人。
成为小说家之后，她讲述过他们三人加入抵抗阵营的经过。1986 年，她对共和国总统密特朗说起此事，她的描述方式既非现实主义， 也不是正面描写，而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采用平行视角，几乎像电 影一样。那日，密特朗来到圣伯努瓦街昂泰尔姆、马斯科罗与杜拉斯的住处，与他们会面。客厅里，壁炉前有一个炉子，“是用旧油桶做 的那种，用来处理被揉成一团一团的日常废纸”。三个男人在一旁交 谈。“突然，”密特朗开始抽烟，烟气在屋子里四处弥漫，而杜拉斯好 像想起了一段已忘却多年的模糊记忆，她觉察到一种“英国香烟的气 味”。“我喊道：‘您怎么抽的是一支英国香烟！’您说：‘哦！对不 起……’说完，您拿起您的那盒烟，连同您抽的香烟，把它们全都扔进 了火中。紧接着，你们三人就谈起了别的事。晚上，我问马斯科罗，事 实是否真如我所想，是伦敦，他说他不知道。关于那支英国香烟的来 源，我从未得到解释。不过，那天晚上，我明白我们已经加入抵抗阵 营，木已成舟。”
故事像一部影片似的徐徐铺开，时隔43年之后在她的记忆中重新上 演，找回了它的地点与味道，就像一件感性的印象派作品，使她回到了 往日时光，见到了往日的细节和情境。
不过，冒险在德占期的1943年出版小说，她是否太心急了？虽然她 的政治决心尚不完全坚定，但她已铁了心要写作，要成为一名作家。也 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她才差点走上与法西斯德国合作的道路，而且从 不觉得那是一桩耻辱，当时很多作家和艺术家也是如此，从萨特到毕加 索，从莫里亚克到加缪，甚至包括密特朗。不久后，她将亲眼见证敌人 的残忍，昂泰尔姆将被捕入狱，由此催生无尽的痛苦，相形之下，此时 的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耻辱，直到后来才从文学中得到启发。她同意《厚颜无耻的人》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出版，但她并不孤独，还有纪 德、萨特和波伏瓦，乃至让·波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罗·艾吕 雅和路易·阿拉贡。对于刚发表一部真正的处女作的杜拉斯而言，她需 要得到认可，对此有着强烈的愿望。她暂未钻进地窖、枯井或地下，过 上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也暂未体验到杀敌和战胜德国人的那种将要占 据她内心的怒火。她还没有经历这一切，只感觉到写作在她心中的震 颤，以及从中逃逸出来的或明或暗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