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行于陌生地带，她发现，曾来她公寓看望她的亨利·米肖也是如此。当时，米肖已经写了很多著作，比如1927年发表的《我曾是 谁》、1935年的《夜动》和德占期的《驱魔》。对于他的作品，她觉得 非常熟悉，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她自己对“别处”的寻觅，以及对游览 “魔法国度”的喜好。她喜欢听他说话，或是打破他的沉默，因为她从 他口中听到的，是来自于他说的“彼岸”的声音，那个地方离这个“被 勒住的、如同冰冷的腹部”的世界很远。
杜拉斯、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这么晚才投身于抵抗阵营，看起来是 不是似乎令人感到惊讶或遗憾？他们喜欢个人的历险，在这种喜好的推 动下，他们过上了一种新的秘密生活，在他们眼中，这种新生活似乎使 他们体验到了部分危险，使他们的计划有了某种意义，使他们接近其他 人，就好像一种博爱的意识在他们心中觉醒了。他们进入抵抗阵营就像 是一次升华，是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无法改变的理解。
杜拉斯的人生中遍布悖论与危险，她一直处于悖论和危险之中，虽然 如此，她还是把他们在圣伯努瓦街的公寓变成了一个秘密场所，用于接待 抵抗派人士，藏匿犹太人。在他们家的正上方，住着拉蒙·费尔南德兹， 他已向法西斯低头，当上了法国人民党[45]的文化参赞，还住着雅克·多 里奥，以及拉蒙的妻子贝蒂。作为通敌派的制高点，他那间公寓接待过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他的文章的德里厄·拉罗歇尔，也接待过格哈 德·海勒，此人系“宣传大队”的代表，在当时的法国文学界颇具实权。
虽说时值敌占期，而且政见相左，但杜拉斯仍然与费尔南德兹保持 着来往，是他为她找的那间公寓，而他们之所以对彼此的活动视而不 见，是因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有时，杜拉斯甚至 登门拜访费尔南德兹一家，她还是喜欢置身于风险的边缘，置身于致命 的斗争之中。在法西斯分子、通敌派人士以及致命的敌人当中，她身量瘦小、形单影只，但却狂野、有力，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威信。
对于这个奇怪的圈子，她是否体验到了一种真切的痴迷？和马斯科 罗、昂泰尔姆、“自己人”以及“家里人”在一起，她体验到的是手足 之情，是大家并肩作战的幸福；和其他人在一起，比如邻居，她感觉到 的是痴迷，就好像一个小说家从中找到了素材，得以满足她巨大的好奇 心，在人与人之间获得新的、不一般的理解，而若是换作别的时候，她 或许永远也无法找到同样的素材，就好像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似的。
她所喜欢的，是这个垂死的、烦闷的世界，以及来自其中的强烈情 感，对死亡和不公的蔑视，对背叛的偏爱，正如她不久后将寻找凶手、 强奸犯、被开除的人、被诅咒的人，作为采访的对象。
她越是观察这个世界，就越是想要深入“散发着恐惧与仇恨的羊 群”（好像是德里厄·拉罗歇尔说的），跟他们团结在一起，陪着他 们，不让他们走向屠宰场。这个“羊群”由犹太人、共产党人、牺牲 者、殉道者组成，对于这些人，德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避之不及，将其拒 之门外，同时居高自傲地品味着作为“快乐的少数人”的快乐。她越是 分析他们的反应，就越是与德里厄的抉择背道而驰，走到群众当中，和 他们一起，淹没在超越个人情感的大爱之中，那是一种广大的、无止境 的爱，爱的是众生、无名无姓的人、不知名的被捕者、被圈禁的人、像 孩子那样手无寸铁的人。
与此同时，她应当也感觉到了背叛者们面临的深渊。在他们身上， 她觉察到了恐惧和巨大的疲惫，这与他们的活力以及暗地里的惬意截然 相反，此外另有一种恐惧，不是对垂死或殉难的恐惧，而是活命的欲望 所导致的恐惧。在圣伯夫[46]居住过的这栋小楼里，两个世界正在相互 抵抗：一句话，战争集中到了两层楼中。杜拉斯的家里有人类的爱，有 生命的力量，而其他人的家里却是“对自我的仇恨，以及由此导致的对 人的仇恨”，用萨特的话说。
她生性隐秘、狂野、不可意料，专注于被隐藏和隐瞒的事物，以及 它们的沉默与混乱的喧嚣，而这种鼹鼠般的生活与地下组织正好契合了 她的本性，从此她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她刚刚改名杜拉斯，此时的 她可以钻进无人知晓的阴影，简化为一个小巧的、急匆匆的身影，光着 脚在巴黎四处奔跑，那是一个没有汽车、满是自行车与行人的巴黎，是 一个人人相互窥伺、相互怀疑、相互揭发的灰暗的巴黎。43年后，在与 密特朗的谈话中，她用震撼人心的鲜活记忆，讲述了他们当年的生活， 讲述了那些有待躲避的陷阱，有待留意的阴谋，“每日每夜担心被屠杀 的恐惧”和惊慌。
“我觉得，”她说，“人们无法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 不能去朋友家，不能再那么做，而必须打电话，或是在外头那些不会引 起猜疑的地方见面，为了谈个三言两语，需要几个小时。”
是不是由于她所经受的战争与危险，她于1942至1943年间写成（但 直到1944年12月才出版）的小说《平静的生活》才比上一部作品更激 烈，更暴力？书中有着同样的家庭结构，故事都发生在佩里戈那片大地 上，房屋都是一样的破旧，相比莫里亚克小说里的心理压力，这部小说 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威廉·福克纳与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的粗犷，启发 它的主要是时间的旋律，是新生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伽利玛出版社1942 年推出的《局外人》。
这一次，书稿被伽利玛出版社接受了。在书稿里，一直信赖杜拉斯 的雷蒙·格诺看到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他坚信，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 女儿身的加缪，因为她这部小说确实开启了一种新的格调，就好像承载 着她的是生存的急迫性，是荒谬的时间长河中偶尔突然出现的幸福。
这一次，她是《平静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弗朗西娜吗？肯定是 的，她已融入其中，背负起她的希望，拒绝忍受全家人遭受的宿命般的 致命困境，认识到她的身体已得到解放，在一个封闭的家庭里感到窒 息。还有大海，它又一次响应了号召。正是在与大海接触的过程中，她 发现了生命的脆弱。海上，距海岸不远处有一道横杠，顶端泛着白沫，冒犯它是致命的。海水载着她而她“就像一个饕餮”，品尝着“心跳 的声音”。大海是生命，也是死亡，是快乐，也是危险，“人们面对着 这个礼物”，有时它甚至夺去人们的性命。正是在循环往复的大海里， 她发现了自己真实的本性，狂野、贪婪和被解放了的本性。巴黎已被占 领，街上，她与德国人并肩而行，每个法国人都遭到了怀疑，无论是抵 抗派，还是通敌派。她心里有一团炽热的东西在涌动，已提前点燃。与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也想说：“我经历了太多他们的等待，以至 于是我最终想用指甲刮破这个装着梦想的皮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她加入了抵抗阵营，为什么她有极大的耐心，决定付诸行动。
“此时，”她在小说里写道，“时间已老去。”是啊，时间确是老 了，必须找回青春，除去压在城市身上的桎梏，重温并享受阳光照在肌 肤上的感觉，还有大海的气息，重新发现快乐与热情。和弗朗西娜一 样，她也不想再吝惜她的人生。
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她的语言竟然发生了 演变。使她充满活力的，是一种更躁动不安的气息，是一种不再那么沉 重的、想要快速地表达感觉的激情，以至于语言因简练而生机勃勃。
此时的她已成为这样一个人，拒绝事物和他人的一成不变、缺少活 动性和含糊性，因为她相信，只有在人生永恒的运动中，只有在使人生 变得无法捉摸、令人困惑的各种悖论中，真理才有可能浮出水面。她在 出版界的工作，《厚颜无耻的人》面世后引起的最初的反响，人们对一 个特殊的新声音已横空出世而且从此必须加以重视的坚信，还有她的人 格魅力，这一切使她很快就变得“时髦”起来。从1943年开始，在特洛 卡德罗周边上流街区的高级宴会上，在贵妇们（或曾为贵妇但此时仍举 办沙龙的人）家中，人们都能看到她的身影，看到她和德里厄·拉罗歇 尔与费尔南德兹夫妇在一起，聊巴尔扎克，聊马拉美，聊的总是文学。 天气晴好时，大家便在露天平台上进午餐，屋里烟气太浓时便在露天平 台上透透气，从那里可以看到灯火黯淡的巴黎，河水波光粼粼、呈微蓝 色的塞纳河，看到昏黄的车头灯扫过空空如也的怪异街道。
空气里漂浮着的，已是犹如《印度之歌》里的某种气息。三角钢琴 那儿，一定有一位宾客在弹奏一首曲子，舒缓的曲子，教人不禁想起放 逐的岁月。下方的花园里，飘上来的是梓树的香气。女人们在桌椅间游 走，像从未被忘却的伊丽莎白·斯特里德特一样，精致而灵巧。
是啊，对遗忘打个比喻，应该就是如此。一个仍然天真的地方，一 个青春永葆、不受时光侵蚀的地方，一个“罪行大白天下”的地方。很 快，白天将迅速来临，黑夜将猝然倒下。
在这些不是为她而设的地方，她同样感到惬意。她心中怀有暴力， 她不知生在何处，她是个异乡人，与接待她的女人们一样，比如贝 蒂·费尔南德兹，比如玛丽-克罗德·卡朋特。
后来，她后悔没能真正结识德里厄·拉罗歇尔。让·波朗辞职后， 他接手了《新法兰西杂志》。他极力反犹，主张通敌，这两点使他变得 越来越有慑服力。她喜欢在他身上追索，用她那无与伦比的嗅觉，凭着 她所受的折磨和疯狂，定能在那些纷乱的地方抓住他。
那时，《新法兰西杂志》的氛围中散发着垂死的气息，一种自取灭 亡的趋势在德里厄身边游荡，挥之不去。各种剧烈而致命的压力推着杂 志向前迈进；伽利玛出版社与德方达成了协议，必须付钱才能继续出版 旗下大部分作者的作品，从阿尔芒·萨拉克鲁到保罗·艾吕雅，从亨 利·米肖到阿贝尔·加缪，从弗朗西斯·蓬热到保罗·克洛岱尔，从詹 姆斯·乔伊斯到雷蒙·格诺，甚至包括已准备做出很多让步的路易·阿 拉贡；犹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新法兰西杂志》落入德里厄之 手，成了一次交易——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反常且不明朗的背景，不过倒 没有引起杜拉斯的反感，她所感兴趣的，始终是那些对立的冲动与特殊 的事物，它们使人们的黑夜更为浓郁，使人们的行为更为模棱两可。
就这样，德里厄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就像萨特恶意描绘的那 样，成了一个“经常发点小脾气……神经陷入危机的人”，他的孤独和 自傲使他显得高高在上。在费尔南德兹夫妇家中，杜拉斯就曾发现， “他不肯屈尊，所以话不多，语音跟配音一样，说的话像是翻译过来似 的，听着费劲”。正如他在他的《日记》中坦言的那样，他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恐惧，他那修长的身体上插着一个“硕大的、凹凸不平的头 颅”——这也是萨特说的——在各大沙龙上拖着脚步，活脱脱一个完蛋 了的人，一个垮了的人，惹了一身致命的麻烦，心理上已无法承受。
时间到了1944年6月。先是小哥哥的死带来的痛苦需要忍受，继而 一直害怕自己也会死去或被杀，但是在被占领的巴黎，她一直怀有抵抗 的力量，怀有促使她继续去冒险的怒火，因为无论如何，她都在写作。 她拿生命去冒险，将其置于热闹的角斗场，置于争斗中，正如与她住在 同一个街区的朋友米歇尔·莱里斯所写的那样，在各种危险中“引入一 只公牛角的影子”。巴黎是灰色的，也是黑色的，每到夜晚，盖世太保 模糊的身影便四处出没，溜进楼房的院子，把门擂得山响，然后带着猎 物离去。在这样一个巴黎，她要做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写作，对写作唯命 是从。那么，该怎样对待写作呢？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发生了转变，变成 了一种团结之举，旨在对敌人耍花招，给他们布下看不见的陷阱，救出 那些不知名的无辜者。在这个时期，杜拉斯的心中怀有一种不计报酬的 慷慨，一种牵挂他人的自觉性，一颗使她想去冒险并把恐惧抛诸脑后的 鲜活的心。可是，恐惧自古就有，始终都在，它隐藏着，不明显，是抽 象的，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就像安提戈涅[47]背负的命运一样。
“不，我们做不了什么，”她说，只能去斗争，在这个由战败者和 流放者组成的博爱的团体里无私忘我，向占领者发起挑战，变成鼹鼠， 在地下对敌作战，学会新的斗争技巧，用热情的歌唱去抵抗夜间长筒靴 所独有的嘈杂声，使人与人之间更为紧密团结，融为一体，重新相爱。
在被敌人占领的城市里，生活仍在继续，几乎没人在意酒店和部 委的外墙上挂着德国的旗帜，挂着“画着‘卐’字、像演戏一样的大 旗”，克洛德·鲁瓦如是说。
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四周，往日一派活跃的社区活动此时全都归拢
到了咖啡厅里，那是“唯一一个人们能够吃喝、会友和工作的地方”。 “弗洛尔”和“德马戈”等咖啡厅人流不断，在那儿能碰到萨特、波伏 瓦、阿瑟·阿达莫夫、阿尔及利亚乡愁歌手马塞尔·穆鲁吉，或是雅 克·欧迪贝尔提。有的人已决定离开首都，比如萨特和波伏瓦，但他俩 后来还是回来了，因为知识分子无论身在何处，危险总是形影不离。圣 日耳曼德普雷区成了一个奇怪的村落，村里，通敌派与抵抗派比邻而 居，一样忙忙碌碌；伽利玛出版社也不例外，当德里厄·拉罗歇尔的朋 友们校正最新一期《新法兰西杂志》之时，让·波朗的小办公室里就像 多米尼克·奥利说的那样，“总是人满为患，挤得跟鲱鱼一样”。艾吕 雅，还有“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们，爬楼时都低着身子，担心在走 廊里撞见德里厄。
抵抗派的地下活动更频繁了，他们在暗中交换文件、书稿与传单， 与通敌派的高傲形成了鲜明反差。与这种鼹鼠般的生活交替进行的， 是那些极富超现实主义的节庆日，就好像想要借助这种方式来挑衅侵 略者，以舒缓内心的恐惧、愤怒与羞耻，平息四处流动的谋杀本能。 莱里斯一家经常接待画家与作家，毕加索、加缪、萨特、让-路易·巴 洛[48]、雅克·拉康、乔治·巴塔耶整夜整夜地在那里排演戏剧、喝 酒，在狂乱中等待着，波伏瓦则在她的回忆录里详细描绘着宵禁结束后 的拂晓时光。
从此，关于塔内兰一家人的故事，关于那几个“厚颜无耻的人”以 及他们的家庭冲突，她再也不想知道什么。她已意识到自己身在战争之 中，是战争让她认识到，自己曾埋藏起来的一些东西此时突然复现：对 人们的爱，他们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这个巨大的旋涡之中，被摧毁、 囚禁、谋杀；对暂时是胜利者的领导人的违抗与否定，他们耀武扬威， 下流无耻。
至于写作，它还剩下些什么呢？它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它要做的是获取知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自我维持。眼前的这一切同样也是写作， 就好像战争与侵略赋予了写作真正的定义。
然而，当她得知不少抵抗分子和犹太人被圈禁在拘留点，继而被带 往人们知之甚少的集中营，得知自己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住在 他妹妹玛丽-露易丝家，位于杜班街，他妹妹几个月后死于拉文斯布吕 克集中营——于1944年6月1日被捕，她的反应是一样的吗，她的痛苦与 恐慌是一样的吗？
那是1944年6月的第一天。事情发生在杜班街5号，玛丽-露易 丝·昂泰尔姆的家里，那是他们父母的公寓，父母已回到科西嘉的萨尔 泰纳。杜班街很小，两头分别通往塞弗尔街与谢尔西米迪街。那间公寓 坐落在一家邮局的正上方。1986年2月26日，密特朗在谈话中向杜拉斯 讲述了昂泰尔姆被捕的情形：“盖世太保进去时，屋里有让·穆尼尔、 罗贝尔、玛丽-露易丝、保罗·菲利普和他的妻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了……穆尼尔一反应过来，就冲进人群，突破守卫，沿着楼梯飞奔而 下，一直跑到杜班街上，他自由了。”密特朗本来也要去杜班街赴约。 像往常一样，他事先给玛丽-露易丝打了个电话，而玛丽-露易丝却告 诉他说：“先生，您就别坚持了，都跟您说了这是个错误。”他明白一 定是盖世太保在公寓里，但他非常镇定，想起来要给杜拉斯打个电话。 在电话里，他告诉她说“她所在之处起火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她得在 十分钟内离开”圣伯努瓦街。那时，警察还没有封锁街道，他得以走出 邮局，接着走出杜班街，然后急忙赶到圣伯努瓦街，站在街道中央，远 远地向杜拉斯挥手示意，告诉她应该走哪条路。正是在这样的地下活动 中，当危险擦身而过时，杜拉斯真正的人生得到了给养，她带着一贯的 无耻与胸中的怒火，穿过了角斗场。
同样是在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一步步地把村庄、公 路、乡镇和城市从侵略者手中夺回。这也许是一种希望吧，但是在圣伯 努瓦街，没有别的消息，只有：昂泰尔姆到了弗莱纳，到了贡比涅，接 着到了布亨瓦尔德。消失了，被遗忘了，落入了集中营，前途未卜，此时的他是否还记得自己几个月前写的那首题为《火车》的诗？诗刚刚发 表在《文学》杂志上，像是一种预感，吟唱着流放的夜晚，以及日子与 星期无尽的滚动：
火车的声响消磨着黑夜/途中的大地在轻轻呻吟/“痛苦的家 园”/那声响把垂死之蓝抹上了脸。
这喧嚣/是风/在路上躲避教堂的影。
火车在黑夜中行进/夜间的整片麦田沉默无言。
我们是游客/在对面那些被碾碎的人的眼皮底下/在我们的博爱隆起的褶皱之中。
这喧嚣/是附近的吼叫/是被抹拭的名字发出的呼喊。
火车在吼叫中/为弃儿们祈祷/它怒火中的声响/守护着迷途羔羊/避开所有屋舍。
此时，只有寂静，黑暗，怀疑。“他没理由会回来。他可能会回 来。”
在巴黎，千奇百怪的谣言四处流传，而塞纳河却无动于衷，继续运 送它那阴暗的河水。街头，桥上，人们行色匆匆。据说，城市一个接一 个地落入盟军之手。最近一批流放犯会怎样？如果野蛮的敌人在败军途 中仍带着他们所有的猎物，那可怎么办？
为了减轻恐惧，缓解胸中一直在流窜的狂热，杜拉斯四处奔忙，想 要得知实情。这个时期，她瘦削，苍白，“干瘪得像一块石头”，她 说。一种疯狂的、绝望的精力驻守在她身上。不过，痛苦与活力循环交 替，麻痹了一切，也使她几乎忘了一切，忘了危险，忘了爱。
一连数月，关于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她一无所知，除了噩梦中 的情景。那噩梦有时就像洞口，像沟壑，绊住她的脚步，把她带到被人 遗忘的集中营，带到那个封闭的地方，那里的生与死在规定的时间相互 重叠，那里就像另一种她似曾相识的致命的角斗场。
杜拉斯介入时事的积极性更强了，像是随着昂泰尔姆的消失而翻了一番甚至像触了电一样。她在《自由报》报社成立了一个“寻人 处”——该报是“战犯与流放犯国民运动”的喉舌，“战犯与流放犯国 民运动”原名“战犯国民运动”，不久前刚更名。“寻人处”的宗旨是 对集中营的动向进行曝光，发布越狱者的见闻，以期在有关家庭之间建立 起沟通的纽带。1944年的这个秋天，“圣伯努瓦街小组”像沸腾了一样， 嘈杂得跟蜂箱似的，非常活跃，得到的情报好像比各大部委还要多。
在此期间，激励杜拉斯的，是一种远古的、粗暴的狂怒。她怀着热 情，一心扑在这项事业上，忘记了自己，推动她的是马斯科罗所说的 “一项爱的奉献的工作”。
不管怎样，她只能一往无前，甚至无需思索，只需奋力地活下去， 只需洞悉，彻底地洞悉她所怀疑的事，以及各种零乱的证词所证实的 事：恐惧、人性的丧失。其实，她很久以前就已洞悉这一切。从童年时 代开始，她就已认识来来往往的死神，活跃的、粗鲁的、原始的死神。
在写于1985年9月的《痛苦》中，她描述了这种痛苦，它就像黑夜 一般，是野蛮的，一直盘旋在她的黑夜里。厨房里，她在煮土豆，那是 黑夜的窟窿，是黑夜的核心，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呼喊着。当年的写 作其实就是呼喊。这就是写作，是一瞬间撕裂的呼喊，它是唯一可能的语言。
这种持续不断的、令人悲痛的摇摆一直在她心中，使她感到痛苦， 把她从一个地方摇晃到另一个地方，而她将从中寻找一种可怕的力量， 把这力量藏在心里，靠着它继续前行。
她活在这个分裂时期，活在这个乱世里，她屈服于万物的演变，同 时又不断奋起抗争，她冷漠无情却又激情满怀，温柔却又粗暴，而除了 这样活着，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有时，她还会得知大哥的消息。自 从小哥哥死后，她的脑海里就没了大哥。在她的生活中，在她的想象 中，大哥像是被划掉了，被擦除了，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回来，就像战 争那样旷日持久，会制造一件又一件祸事，“他或许揭发了别人，比如 犹太人，什么都有可能”。巴黎被占领期间，他曾来找过她，像个流氓似的向她伸手要钱，而她则听之任之，因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 “杀了他”。每当出门打听昂泰尔姆的消息，她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圣伯 努瓦街那间公寓里，她知道他会四处翻找，柜子里，抽屉里，看有没有 什么可以偷的。她觉得自己往家里带了一个法奸，一个卑鄙无耻、满脑 子坏水的搜查员。他找到什么就偷什么，比如食物、积蓄、首饰。她求 助于她所在组织的领导人密特朗，请他在外出期间把维克多广场那间工 作室借给大哥。“那儿只有一间房间，在一楼，布置得很漂亮，”密特 朗说，“当我回去后，里头什么都没了，全都空了。”
可是，她甚至不想知道大哥在做什么，也不想知道他是不是通敌 派，她宁愿保持沉默。对她而言，大哥已经死了。自从小哥哥死了之 后，他就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些散发着恶臭的残渣。她对他的仇恨已变 成了冷漠。
怀着马斯科罗赠予她的“无忧无虑的慷慨”，身处索然无味的孤 独，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行动，就好像身为作家，她只能在行动中找 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着骨肉疏离，看着人们集体陷入无尽的孤独，整 个世界水深火热，数百万死者在沟渠的烂泥中慢慢腐烂，她觉得其他任 何行为、任何尝试或许都是次要的，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悲的。“文学 让我觉得羞耻。”她在《痛苦》中坦言。
每当陈述事实和述说见闻，她的方式总是灵活多变。电影、书籍、 访谈、辩论、沉默、呼喊，除了痛苦和不幸，没有哪种方式或状态会成 为制度而固定下来，或是会在必要时挑选最佳的表达方式。
她说服了逮捕昂泰尔姆的那个盖世太保——她叫他“拉比耶”—— 让他相信她“是个写书的，对其他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但事实上她是 个狂热的介入主义者。她活在一种紧急状态中，而在这种状态里，文学 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一时间，太多令人担忧的信号同时显现，从人的 自由，到做人的责任，再到人的尊严。这个时期，文学的公理遭到了质 疑，而她也早已对其产生怀疑。萨特、马尔罗、加缪曾认为文学必须服 从于思想的“介入”，但此时所有一切均已不同往昔。作为抵抗派，她放弃了写作，因为她不知道昂泰尔姆身在何处，她想救他，并且分 担他遇到的危险，同时运用计谋，发挥想象力，把仇恨、恐怖、“民 兵”[49]和可耻的敌人一一击溃。
她对这个时期作了一些记载，1985年出版《痛苦》之后，她又把这 些记载化为了写作中的吟唱。她的言语和她的经历中饱含痛苦，而她也 轻易便可置身集中营，登上角斗场，处于危机的核心。和她在一起的 是民兵拉比耶——他已被她驯服，而她则成了一个双重身份的介入主义 者，一是负责获取情报的联络员，一是昂泰尔姆的妻子。她慢慢地靠近 他，怀着一颗残忍的心，这残忍她很久以前就已养成，是在亚洲、在与 一个处处艰辛的世界接触时发现并学会的。他迷上了一众艺术家与作 家，而她则决心从他身上套取情报，同时搞懂他改变立场的动机，因为 她所痴迷的，始终是各种反常行为，是那些占据某些人的内心、使其偏 离爱的轨道的谋杀本能。
在敌占期的这个季节里，也即1944年6月初，她是一个悲情英雄， 手无寸铁，却又非常顽强，处在拉比耶“自己的地盘”上，是个“死 人”。她窥视着这个男人，观察着他，对他着迷，发现他是个懦夫，是 个可怜虫，但他暂时还手握权力。为了得到一个细节，得到一个消息， 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两人若即若离，形成 了一种奇特的亲密关系。他们在酒吧见面，或是在“弗洛尔”咖啡厅相 会，因为她住的地方离那儿很近。两人坐在桌边，像是一对奇怪的恋 人，因为那是存在主义的领地，是一个时有论辩的地方。渐渐地，杜拉 斯把他给控制住了，她倾听他说话，装作对他感兴趣，与他聊文学，有 时甚至对他心生怜悯，但她心里坚信，她一定会粗暴地、像临死前那般 无情地写下这段话：“.．.．（即.，拉比耶的真名）从未觉察到他 令我联想到的恐怖。”她知道，他很快就会“落入我的手心”，而她很 快就会“判处他死刑”，当轮到他成为战败者之时，她一定会揭发他。
她心中充满这样的力量，正是这力量给了她所有的勇气。她交往的 是德国人的一个同伙，是“野蛮人、狼、罪犯，特别是罪恶的神经病” 中的一员，她知道他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她也知道自己只要稍 有不慎，不小心说漏一个字，就会被他揭发，遭到逮捕，但她仍然冷冷 地且极为清醒地导演着这一出戏，矢志不移，战斗在像命运一样躲不过 的铁臂之下。
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她暂时还不知道谁是刽子手，谁是被害者，但 她没有懈怠，一直窥视着拉比耶。
夜里，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那间公寓里，她心生惧意，直打哆嗦， 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不是她自己的孤独，而是全人类的孤独，是人 类的境遇与荒诞，跟《恶心》里罗冈丹的经历一样。有时候，她也能懂 得西西弗的欢乐，那是一种像大海一样漫天的欢乐，是一阵阵幸福的气 息，是凌空而起的热情，就像巴黎解放后整个城市的欢乐，尽管昂泰尔 姆不在身旁，但她依然可以感受到：钟声的轰鸣从教堂里升起，像是敲 响了一个新的时代，替城市洗去所有黑暗，洗去民兵的阴影，洗去街上 横行的党卫军的汽车，洗净为了防空而抹成深蓝色的窗玻璃。
她总是经历着这样的极端处境，寻找着人们走投无路、落入某些神 秘力量之手的极限时刻。她恨拉比耶，鄙视他，同时又想知道他是怎样 工作的，想知道“民兵”这种极品卖国贼是怎样运作的。对于拉比耶， 她不作判定，而是探索他的灵魂与他的行为，试图看透推动他的所有动 力，而每当此时，她便觉得自己是个最名副其实的作家。日后，她将把 拉比耶的故事写下来，但她知道，她不能局限于陈述事实。在他身上， 有一些黑暗之处有待理解，有一些秘密的关键点有待把握。1944至1945 年冬，她将走上法庭，对他的行为作出一些澄清——他曾救过两名犹太 女子，并安排她们去了自由区——而遇到的却是检察长的敌意，因为她 把一件表面上清楚明了的案子弄复杂了，由此激怒了法庭。她就这样活 在永无休止的辩证中，活在爱与恨中，活在正义的最尖锐的意义中，活 在对另一个叛国者——她称他为“民兵泰尔”——的诱惑中，活在她的
残忍中并用它把泰尔送进了监狱，活在对人类的最朴实的同情中。
1944年8月，解放前夕的巴黎遍布着一种火热的骚动，同时也陷入 了各种谣言和危机。在《我在占领期的日记》一书中，让·加尔捷-布 瓦西埃讲述了当时城市里的欢欣、困惑、“骚乱的湍流，以及市集日般 的嬉闹”。
炮弹与连发子弹射入公共建筑的外墙，大皇宫起了火，德军在一阵 阵喝倒彩声中组织撤退，城里竖起了很多路障，民兵们从屋顶上开枪射 击。德里厄·拉罗歇尔第一次尝试自杀，差点儿一命呜呼。菲利普·勒 克莱尔元帅的坦克从圣雅克大街上驶过。8月25日，天很热，市民们兴 高采烈，涌上街头，把怀里目瞪口呆的孩子高高举起。参议院还在党卫 军手中。那一幕无法描绘，一切都未定论，战争与和平、臆测中的战胜 者与战败者之间不过一步之遥。
墙上、树干上贴着传单，随处可见，向法国妇女和巴黎女性发出号 召。传单上写道：
妇女们，你们的勇气是卓绝的。在13区，一群妇女袭击了德国的 一辆卡车；在14区，“法兰西妇女联盟”的一位女战士用手枪击毙了 一个德国佬，而另一位却在张贴“国民阵线”的传单时不幸被杀。
一起来吧，杀掉德国佬，继续帮着建造街垒。
法兰西妇女联盟 宣
在这样一个极端的时代里，在千奇百怪的野蛮暴行中，杜拉斯依然 爱着巴黎。那里，圣母院的钟声在空中飘扬，与民兵连发的子弹声遥相 呼应；夜间，在警报的嘶鸣中，防空部队的信号弹穿过天宇。正是在这 个极限时刻，当所有一切熊熊燃烧，好像只有经历这些烈火、狂怒与灾 难才能获得新生，她感觉到自己似乎“被召唤了”。
杜拉斯与马斯科罗也曾麻木不仁，也曾默许并默默忍受黄色的大卫之星、侵略者的大搜捕以及他们那副战胜者的嘴脸，也曾满腔空 想与浪漫并因此拘泥于自我的孤独，难以前进一步，也难以进一步 “介入”。此时，他们已发生转变，不再麻木，不再容忍，远离了空 想，远离了浪漫，这种转变的动因与昂泰尔姆的离去不无关系。正是 在这个时候，杜拉斯报名参加了共产党，那是“战争结束前”的事， 也即1944年秋，马斯科罗强调说。以往，“党”这一概念几乎一直 与她无缘。她精神上太过独立，也太爱责难，骨子里过于桀骜不驯， 她身上的一切都与集体、学说、教条格格不入。不过，此时参加共产 党突然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就好像是为了找回昂泰尔姆，为了离他近 一些，追寻他的踪迹，投身战斗以救他出苦海。参加共产党，也像是 另一种形式的救赎，是改正她那狂野而反叛的天性。“共产主义”（ommunisme）这个词所包含的，是一种生存方式，也即与众人一 起，为他们而斗争，为人类而斗争。她正是活在这样一种急迫的状态 下，活在一 种动力中，这动力使她能够感觉到那些她无法概念化的事 物，她整个人都与她所谓的“物质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活在其 中，在那里呼喊、哭泣并完成人生的轮回。
加入党组织，就像一场她自己的欢喜，一切突然有了某种意义，孤 独一去不返，她所面对的，只剩下巨大的恐惧与谋杀。
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了一个谜，似乎她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用 埃德加·莫兰的话说，“接受德国的霸权，不仅是‘接受现实’，也是 支持纳粹主义”。
在党组织里，杜拉斯觉得自己好像被一种必然性推着向前走，那是 一种阻挠野蛮行径的方式，是一种“与人类心意相通，共同经受生与死 的考验”的方式。她所喜欢的，是极端的境况，是悲剧的冲突，是那些 历史集中上演兼具疾风骤雨的地方，而这种喜好又加剧了她的暴力，使 她对暴力习以为常。受“全球性的更迭”所迫，她那一代知识分子全都 投身于共产主义道路。
加入法国共产党，就是与人类一起斗争，找回人类的家园，体验手足情谊的幸福；就是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与那些被扔进火车 头锅炉的人站在一起”，置身于风险和危难之中，赋予人生以某种意 义，为自由的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把梦想化为明确的现实；就是冒 着被迫害的危险，为了“全世界大革命这一旧观念”，为了最广泛的 博爱这一国际主义的神话，甘愿遭受迫害；就是经历俄国著名小说中 的主人翁所体验的那种战栗，利用这一良好时机，充分体验“介入” 这一概念。
她是否真的知道集中营之大？对于系统地消灭犹太种族，对于杀戮 与清除一个民族时的智慧，她是否心知肚明？她有没有想象过火车开往 拉文斯布吕克、达豪、特雷布林卡等地的旅途，想象过那些无动于衷地 把火车从欧洲各大车站输送到煤气室的铁轨？
从此，肉体的痛苦拉开了序幕。从此，杜拉斯变成了一个犹太人。 所谓犹太人，说的是她也遭到了排斥；所谓犹太人，说的是她也被牵涉 其中。其实，当她还是个小姑娘，在西贡，在中国情人的怀抱里，在茂 密的丛林里，她就已经是一个犹太人，而她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她 像沙湾拿吉那个小乞丐一样，从一开始就在逃亡，在流浪。
从此，一部令人眩晕的作品拉开了序幕。《厚颜无耻的人》像是莫 里亚克笔下的世界，《平静的生活》中仍留有它的痕迹，而随着她崭露 头角，那些痕迹或许将消失不见。从此，她置身于危险和不安之中，过 上了游牧般的生活。她成了犹太人。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她突然发生了转变，退到了边缘地带，踏上 了历险之路。
昂泰尔姆仍未归来。他还会回来吗？政治活动使她没有倒下，迫使 她活下去。一种夹杂着复仇与愤怒的情感推动着她，使她不断前进，一 直寻找着昂泰尔姆的踪迹。
在这个时期，她穿着战争时期的短裙，一直在巴黎第6区从事政治 活动。她的反抗为时不久，腹中与心中驻扎着一种冷冷的欣喜。去了地 下组织，她就像安提戈涅，兴奋，狂热，急于发言，敢于呼喊，也像伊迪丝·琵雅芙[50]，走遍整个城市，唱着她的痛苦，虽然个头矮小，毫 不起眼，但眼神却光芒四射，非常灵活，以至于她看上去像是在躲避着 别人的目光。她的双眼在述说真相，是危险的，也是可疑的，就像黄色 的大卫之星，背叛了她，使她难以说谎。
她走进了悲剧，但暂时还不明就里。身为女性，这一身份给了她一 种光芒，一种加剧了的暴力，一种似乎永不平息的精力。正因为是女 性，她才敢于持之以恒地去挑战，去冒险。每一天，她都活在一种不安 全的状态下。她满腔浪漫，这个词所包含的，既有安提戈涅的厚颜无 耻，也有敢于说不的愤怒的力量。她开始学习。给了她这种力量的，既 是昂泰尔姆——尽管他不在她身旁——也是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母亲， 是母亲的遗传，是她的坚忍不拔和始终伴随着她的疯癫。她入了党，而 党组织也是一道堤坝，抵挡着另一种麻风病，另一种鼠疫。
由马斯科罗所说的“女性状态”（féminie）所构成的围墙，由杜 拉斯、昂泰尔姆与马斯科罗构成的三角恋，此时只剩下心碎了无痕。 写作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作用于前途未卜的旅途，一边发出沉闷的声 音。借用她的话，“痛苦的家园”起了火，继而藏了起来，以便永远 不再熄灭。永远。昂泰尔姆，就是她所背负的痛苦，被活生生地钉在 她心中，就是他令她日日背负的痛苦，一直背负到1990年，背负到那 年11月，万圣节后不久，当孤魂野鬼还在四处游荡，他在荣军医院溘 然长逝。她总是为他而哭泣，为他的归来、他经历过那些疾病与命悬 一线的日子而哭泣，为她遗失的那份文稿而哭泣：“我把它放在诺夫 勒堡的衣柜里，交给格扎维埃尔·戈蒂埃[51]，供《巫婆》采用，是我 写了它……是我写的，为的是见证我们那个时代莫大的恐怖”，为的 也是对昂泰尔姆的爱。
杜拉斯的“人生”正是在这“痛苦的家园”里，在她那艘“黑夜号 轮船”混乱的航迹中构建起来，也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有办法找到她， 理解她的人生，赋予其各种意义，像她说的那样，理解藏在“隐藏着 的”东西里的一切。
标记被烧毁了，只剩下一些炭火、可怖的痛苦、交织的苦难，发出 红色与黑色相间的光芒，就像兰波的诗歌里所描绘的那样。她的脚步也 像兰波，迷醉，自由，充满幻想。
可是，昂泰尔姆始终杳无音讯。盟军抵达并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德国 城市，号称“黑色帝国”的德军土崩瓦解，而昂泰尔姆仍然杳无音讯。 多亏了在《自由报》设立的“寻人处”，她才得以去了解，去想象，去 发现战争的广袤和恐怖。一些逃出来的人开始了他们的讲述，她则从中 建立起一些假设，勾勒出从圣伯努瓦街失踪的那个人的行程，想象着昂 泰尔姆沿着败兵的路途，在火车里一路颠簸，先是到了比特菲尔德，接 着是捷克斯洛伐克、达豪，最后兴许是到了布亨瓦尔德。夜里，在没有 尽头的路途上，在脏兮兮的火车里，他孑然一身，只有当天空、星斗、 凉风依稀可辨之时，他才觉得可以心怀希望，相信自己还活着，相信自 己仍有呼吸和饥饿感，特别是“撒尿”的欲望——他在《人类》一书中 多次提及——这欲望已成为生命体的首要机能，是它让他仍然活着，证 明他那具毁掉了的、冻得发紫的身体仍然能够运作。集中营下雪了，雪 像毡子一样盖住了一切，抹去了党卫军、囚犯组长与囚犯们的脚印，模 糊了各种噪音和说话声，还有车间里传来的镐头和各种工具砸碎石子的 声音。昂泰尔姆无法把他看到的写下来，那里没有可供写作的地方。在 回忆录里，他写道：“（集中营里）谁都没有前景。”
不过，在巴黎，人们已开始得知真相。杜拉斯也了解到了一些情 况。真相太恐怖了，她几乎难以相信。只有照片、证据和亲历者讲述的 事实，才能让人死心，才能说明真相。她开始做噩梦。她坚持住，凭着 在党组织里的狂热活动，凭着抵抗阵营的地下活动，以及她心中的怒 火。至于昂泰尔姆，他等待着黑夜的降临，以便坠入死沉的睡眠。有时，探照灯的光芒从瞭望台上喷射而出，穿过集中营的窗口，在雪地里 洒下时断时续的光。警犬与德国士兵的脚步声变得低沉，厚重。
杜拉斯心中正萌生一种别样的东西：“我好像整整睡了30年，”她 在1986年说道，“30年后，我醒了，人们在屠杀犹太人，我的人生就此 开始。”
她变得无比顽强，对于战争的黑夜，她想要知道所有一切，彻底地 发现所有一切。她想要找到昂泰尔姆，不让他消失，把他带回来，和自 己在一起，和她同样爱着的马斯科罗在一起。她要给昂泰尔姆新生。
1945年4月。她记得。那是个奇特的春天，欧洲在最终敲定了的胜 局中飘摇，沉浸在痛苦而艰涩的欢乐中。
关于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在那些悲 怆的逃犯中，会不会有昂泰尔姆？4月4日，继而12日，她得知了一些有 关他的下落的消息，然后又没了线索。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即当年抵 抗组织里的“莫尔朗”，如今成了新任副国务秘书，主管难民、囚犯与 流放犯事务，他答应帮助杜拉斯与马斯科罗完成这项难以成功的寻人工 作。“黑夜号轮船”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上继续前进，没有船长。有时， 马斯科罗会去弹一弹钢琴，就像是为了打破漫长的等待与痛苦。他一直 如此，每当想要与俗世重新和谐相处，与它以及那些最隐秘、最遥远的 力量达成妥协，他就会把钢琴奏响。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公寓里传出了奏 鸣曲的声音，还有巴赫、勃拉姆斯的流畅的变奏曲，乐声如泣如诉，宛 如洋流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