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是一个可怕的月份，集中营里的所有恐怖事件大白天 下，人类所有的野蛮行径传播到了奥赛火车站的月台，但昂泰尔姆的下 落仍然无人知晓。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就像一场痛苦的溃败，与戴高 乐呼喊的光荣岁月相去甚远。杜拉斯活在这种恐慌的状态中，这种状态 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使她狂怒，使她残忍地想要知道真相，一探究 竟。此时的她游离于疯狂与仇恨之间，显得“可怕、善良，令人感到安 慰”。有人告诉她，说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应该保护自己，但她无法沉默。在《情人》出版后不久的一次访谈中，她回忆道：“我从未关心 过自己。”
4月份的痛苦再次给了她写作的力量。不过，不是为了出版，而是 为了留下见证，把见证记在她那些秘密的蓝色笔记本里。那些笔记本后 来被她丢弃了，连同一些文档遗落在诺夫勒堡那所房子里，任由潮湿和 雨水侵蚀，经受着时光的消磨。
在那些笔记本里，她写下了当时的恐慌，写下了自己撕心裂肺、千 疮百孔乃至被毁掉了的人生。这部《战争笔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束 之高阁，是一部至关重要的作品，有助于深入理解她当年的动力，她那 近乎自虐的疯狂、野蛮的暴力、粗鲁，以及她心中不灭的希望。它是 一部神圣的作品——她在《痛苦》中这样说道，而《痛苦》其实是《战 争笔记》的翻版，出版于《情人》大获成功之后——是一部宗教性质的 作品，跟她怀着激情不断重读的《旧约圣经》一样。她在痛苦的间隙奋 笔疾书，文字里夹杂着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而她也是一心牵挂着电 话——说不定是昂泰尔姆回来了呢，他应该会回来，应该会出现在一列 列归来的流放犯之中，他们像她说的那样“凝固了”，吓破了胆，一个 紧挨着一个，就好像还不愿与人们接触，不想从人们的目光中感觉到同 情与好奇。杜拉斯的文字从未如此大声疾呼，她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语 调。她的语言是一种大音希声的叫喊，是张开嘴把痛苦叫喊到极限。她 信仰的是仇恨，而不是允许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实现平衡的上帝。她跪 下来，向仇恨发出祈求，发出呼唤，她疯了。她知道自己疯了，也知道 自己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一种能力，能够进入疯狂之中，钻进深处，在 那里感觉到一切摇摆不定，是这种能力把永隆那个一边叫喊一边追赶她（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的女人的语言变成了她自己最真实的语言。
她的狂热日甚一日，只有科利德兰[52]，很多科利德兰，才能让她坚持下去。给她大量开这种药的，是热农-加塔洛，他是个好大夫，是
她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也是小区里人人爱戴的医生。不过，她已不再是 杜拉斯，她的心已经到了昂泰尔姆那儿，而昂泰尔姆此时或许已经死在 一个无人知晓的集中营，被丢进万人坑，尸体正在腐烂。其他比他更强 健的人路过他那可怜的尸体，一定把他给踩烂了，他的尸体里流出恶臭 而肮脏的棕色液体，而身在圣伯努瓦街那间公寓里的她也不例外，同样 流出了暗绿色的肮脏液体，还有呕吐物和腹泻物，就像西贡的孩子死于 麻风病之后，腹中流出的不知名的液体。
她刚满三十岁，却早已变成南圻那个流浪的女乞丐，被遗弃了，浑 身脏兮兮的，迷了路，没人认识，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她骨子里有一 种在苦难中以及在写作中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一往无前，不加节制， 顽固不化。
她在火车站四周游荡，一如沙湾拿吉那个小乞丐在白人街区的厨房 四周游荡。昂泰尔姆没理由不在那里，他一定会出现在那些流放犯之 间，出现在那一长串望不到尽头的幸存者之中，在那些看起来像鬼实际 上是人的队伍里。每当重要团组抵达，人们便奏乐欢迎。她赶过去，靠 着墙，却一次次伤心而归。不再有节日，不再有欢庆的乐声，全都没 了，只剩下苦痛和自我放任，她对自己感到陌生，几乎认不出自己，她 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去找到他，她溜进人群，挤出人墙，对公职人员 撒谎，一再恳求他们，只为通过关卡，去找到他。
他反对戴高乐：“他是个活跃的军官，”她在《痛苦》中写道， “三个月后，在我周围，人们控诉他，排斥他，永无休止。我们女人们 还仇恨他。”
流泪的日子尚未过去，还在继续。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开 始了哀怨的歌唱，像远古时期那样无尽地哀悼她所怀疑并追问之事： 一堆堆犹太人的骨灰被弃之于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达豪，与泥 土混在一起。她发出的正是这种哀怨。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去哭泣， 去体会这种恐怖，去辨认无数“鲜活的”假牙、头发、首饰与金牙—— 所有这一切将被放进箱子，就像货架上的水果。只有这些才能让她苏醒，在恐惧中苏醒。
此时，她所听见的音乐，是女人们持续不断的哭诉，她们正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兄弟和丈夫。可是，即便如此，她却被排斥在外。她已不 可能理解他人或融入他人，只能独自沉浸在痛苦之中，与昂泰尔姆长相 别离。
他身在别处，走在另一条路上，但已太过虚弱，以至于无法再动 弹，无法再前进，只能默默流泪。
他到了达豪。他的眼睛令他饱受折磨，因为已过度适应黑暗与车厢 里的黑夜。然而，他清楚地看见，不远处有几个妇女，正弯着腰，“在 割草，几个紫色的人影悬浮在一片绿色之上”，她们的笑容依稀可辨， 也许是因为心中又有了希望。
达豪是公路的尽头，也是前途未卜的流浪与旅途的终点。德军溃败 的迹象虽已显露，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好期望的，就好像人生已被打碎。 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昂泰尔姆只剩下对往昔的深信不疑，包括杜拉 斯以及挚友马斯科罗。回去，一定要回去。该怎么处置这些生物？他们 已无生气，但仍然是人，是与党卫军一样的人。党卫军永远也无法把他 们的猎物转化为低级人类，将其变为突变体，变成另一种遗传物种的代 表，但仍是人类，与他们一样。是啊，该怎么处置他们？他们度日如 年，仍能感觉到尿液的温热与粪便的气味，他们惊叹于这些流体的奇 迹——肮脏，但却温热如牛奶——并由此而知道自己是人，永远是。
时光仍在飞逝，无法在人们的哀叹与狂热中止步不前。1945年5 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受命赴达豪公干。他走遍了各个集中营，真切地 意识到了集中营的恐怖，对眩晕与深渊的含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 还得进一步深入这种恐怖和地狱。在里盖神父与让·穆尼尔[53]的陪同 下，密特朗走进了一间安置死者与垂死者的棚子。棚子里弥漫着尸体腐 烂的气味，停尸间里有几个人还在呼吸，就在那儿，罗贝尔·昂泰尔姆根据密特朗裂开的门牙认出了他，于是便断断续续地喊道：“弗朗索 瓦，弗朗索瓦……”是啊，真不可思议，像奇迹一样，简直是不可能 的。马上，大家用一张床单把他裹起来，让他靠着墙，跟最后几个幸存 者待在一起。集中营里，无影无踪的伤寒正在蔓延。刚咽气的死者，已 经快腐烂的尸体，气若游丝、骨头清晰可见甚至刺穿了皮肤的垂死者， 全已被弃之不顾，而在他们上方，天空始终是明净而蔚蓝的，离他们不 远处，冷漠而残忍的生活始终是真切的。昂泰尔姆在《人类》中描写 道，在附近的村子里，农民们在田间埋头劳作，弯着腰，故作迷惑不 解、一无所知。达豪四周森林密布，捂住了各种噪音和人们临死前的呻 吟与叫喊，也捂住了冲锋枪子弹连发的声音、一具具蹒跚的躯体挨打的 声音以及他们在路上砸碎石子的声音。
杜拉斯对森林的惧怕正是由此而来。她所惧怕的，是那种阴暗的森 林，森林里，警犬和士兵四处游荡，冰霜“使野兽狂怒”，“池塘被占 据了，一直到底”。她所惧怕的，是她后来于1970年在《阿巴恩，萨巴 娜，大卫》中描写的那种森林，就好像她永远也无法忘记那片挡住犹 太人的呻吟的幽深密林。她所惧怕的森林与她童年时的丛林截然不同。 当年的丛林是一个藤与根的世界，坐落在象山山脉，既是仙境，也是幻 境。丛林里，“藤本植物经过几千年的堆积，形成了诸多洼地，悬挂在 树木之间”，而就在这种由植物构成的洼地里，鱼儿在鸟儿之间游来游 去。童年时的丛林并不可怕，甚至堪称守护者，庇护着像她那样无畏而 野性的孩童。老虎、猴子、豹子从来不曾袭击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出现 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得救两天后，昂泰尔姆给杜拉斯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如今被存放在 “当代记忆研究所”。信中，他写道：“亲爱的，每天晚上，我都在回 想我的岁月。这八天里，我应该老了一百岁。一切都已过去，只剩下无 上的幸福。玛格丽特，我与你同在。”
玛格丽特的回信同样激情洋溢：“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吗？我都不 知道我是怎么清醒过来的。我在地狱里待了多久？……天晴了。和平到来了。你还活着。罗贝尔，这一天多么美好啊！你是我的生命。我所骄 傲的是，我想我会因为你的死而死去。也许你永远不会懂，永远。”
虽说处在心潮澎湃的状态，她仍然站在舞台上，各种爱情的主题在 她心中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为他的死而死，与罗贝尔所说的幸福相呼应 的地狱，他们爱情的无法理解的奥秘——这些主题值得她所钟情的法国 女诗人露易丝·拉贝去吟咏。
密特朗为昂泰尔姆的归途提供了方便，他让人给马斯科罗及其朋友 博尚办理了通行证。两人结伴而行，跨过一道道路障，把车开得飞快， 开车的只有博尚一人。他们的旅途就像一次历险，为的是拯救昂泰尔 姆，不但要救活他的性命，更要带他脱离苦海，把他定格在崭新而蔚蓝 的日子里。到了达豪，他们看到的是一排排尸体、死者与病患，所有人 冷漠而迷茫，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幸免于难的，也不了解自己处在什么状 态之下，像傻了一样。沿着墙，除了人还是人，裹在床单里，像码得整 整齐齐的柴火一样，还有奇特的死亡气息，那是麻风病的味道，是灾难 的味道，杜拉斯以前曾对他们讲述过。突然，好像有一声呻吟，一声难 以觉察的呼吸，不像是一句话或一句口吃，而像是一阵微风，像一只昆 虫飞了过去，那是一声呜咽般的呼唤。马斯科罗为人持重，总是遗忘很 多，具有一种明智的谦逊，他在《关于一次回忆的尝试》中讲述了这个 时刻。他几乎什么也没说，而这正是他的力量。他用了一些简短的词 语，一些非常简单的词语，用它们去述说，使情感在其中流淌，让意识 在其中得到巩固。他们逃了，像逃犯一样离开了集中营，尽管他们持有 通行证。昂泰尔姆处在获救的惊恐之中，他将永远记得这个已铭记在脑 海里的时刻，但回去后他几乎从未说起，而是把它埋藏了起来，很久后 才写进了《人类》一书。
不过，此时，昂泰尔姆的话语像是醉了一样。他述说着，倾述着他 所看到的和遭受的，他的记忆就像一根丝线，延绵不绝。马斯科罗“不 需要问他”，他的话语也会自己出来，就像源头处的水流一样奔涌而 出，打破周遭的宁静。死神也许还在后头游荡，他对死亡的意识仍未消
散，他的呼吸仍不平稳，但却不知从哪儿找回了说话的力量。汽车行驶 着，行驶着，穿过一个又一个德国城市，穿过斯图加特，穿过维桑堡， 朝着国界飞驰而去。在汽车的喘息声中，他正创造着杜拉斯后来所说的 “流动式”语言。是的，就在此处，昂泰尔姆造就了杜拉斯，如今的杜 拉斯，使她的语言布满孔洞与重复，使她的灵魂发生神秘的震颤，使她 歌唱的乐曲绵延不绝。夜间的公路上，时不时有其他车辆的大灯射出昏 黄的光束，使人联想到集中营的探照灯，在这时断时续的光束中，他的 话语滔滔不绝，那些“无法想象的事”随之浮出水面。
某种神圣的东西撕碎了自己的面纱，露出了真面目，给人以强烈的 感受。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它似乎处在时间的尽头和人类最后的边 界，既是某种事物的终点，又是某种即将诞生的陌生事物的起点，因为 经受痛苦的洗礼之后，打上谋杀犹太人的印记之后，一切都将不同于以 往，而白天仍在流逝，黑夜仍将替代白天，但人们永远不会遗忘那道光 芒，那道折射出集中营里无法描述的苦难的光芒。
因为那不仅仅是遗忘，也不仅仅是相信自己一旦脱身便获得了自 由的生活。那种无法表达的恐怖，那段极端的人生经历，那道永远不 会愈合的伤口，或许将留在人们内心深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解放 后，英勇的玛丽-露易丝·昂泰尔姆——罗贝尔·昂泰尔姆的妹妹，他 称她为“小丫头”——获得了自由，被飞机送到丹麦，在那里接受救 治。当时，她“处在一种油尽灯枯的状态（在集中营，她常常把食物让 给别人），不久便死在了那儿”，罗贝尔·昂泰尔姆未来的妻子莫妮 克·昂泰尔姆这么说道。曾被玛丽-露易丝藏在她父母的公寓里的多米 尼克·阿尔班深情地回忆道：“大眼睛，稚嫩的大脸蛋，虽然苍白，但 却清新可人……这个布娃娃生来就注定要经受一场重大的悲剧……是什 么折磨夺走了她的纯真，她这个玩具娃娃陷入过怎样的地狱？”
在这个悲剧的世界里，正是在这些炭炉里（里头有火热的生命，不 断被死亡塑造着），杜拉斯造就了她的写作。
摆在她面前的，是呼喊。它就像一束电波，遍布于杜拉斯的人生。 它是作品中的呼喊，是最后一声求助，是最后一句野蛮的话语，是由于生存的痛苦，也是由于对俗世的迷惑不解。它是无助的母亲看到堤坝 被冲垮时发出的呼喊，也是此时的她发出的呼喊，她一边猜想着罗贝 尔·昂泰尔姆——是她的丈夫，也是一个陌生人，一件“垃圾”——的 境况，一边在房间里踱着沉重的脚步，太多的苦难与太多的同情令她几 乎“局促不安”。于是，只剩下呼喊，只有它才能消除战争的怒火与集 中营里的野蛮，才能达到安静，它是一种持续的振动，宛如大钟的嗡嗡 声，使一切失去知觉，使她不愿直视的时间停下脚步。至于昂泰尔姆， 他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盘子里放着一些樱桃，果肉丰满，他想尝一 尝，就像返程途中想吃鳟鱼一样。他所渴望的，其实是鳟鱼的敏捷，是 它们在水流中游动、跳跃和溜走时的机灵，是那些被阳光穿透、在阳光 下显得鲜红欲滴的樱桃。
杜拉斯的身体成了痛苦的身体、愤怒的身体、远古的身体，站在灾 难的顶端，因“触不可及的”宿命的压力而沉重！此时，她必须重新学 习如何生活，因为昂泰尔姆已洗脱冤屈，获得新生，因为她确信，她未 来的作品就是她一直承载着的语言，就是尘封于痛苦的符号，就是野蛮 而从未停歇的回声。
22年后，友人马斯科罗回忆起了往事，他试着努力地回想当年，虽 然只透露了很少细节，但正因为他言之无物，所以这种沉默的空白中却 激情四溢，而这种沉默的空白中仍停留着当年的恐怖，语言在其中无法 站住脚跟，只能弃权，战栗着，仿佛悬在空中。有些画面将久久不散， 比如“在最偏僻的房间里……埋藏在黑暗中、埋藏在层层衣物下的”杜 拉斯，她巨大无比，十分显眼，永远也抹不掉，看上去就像现代雕塑《瞧啊这人》，就像“被简化到无法简化的本质的人”，也即阿贝尔 托·贾科梅蒂[54]创作的一件栩栩如生的雕像。这也正是昂泰尔姆所呈 现的，他呈现的是构成人体的最隐秘的纤维，是人类苦难的奥秘，是人 的素材的神秘配置，是由无助的语言所命名的灵魂，它是坚韧的，有着无法解释的、奇迹般的运作机制。
对于杜拉斯及其亲友而言，他们的“犹太情结”正是始于这一时 期。早在1968年的口号“我们都是德国的犹太人”之前，他们就已认同 犹太人的身份，在他们眼中，这一身份认同已变得无法避开。是啊， 杜拉斯的确是一个犹太人，一个与所有死于大屠杀计划的犹太人无异 的犹太人，一个类似于她未来的主人公奥蕾莉娅·斯坦纳（Aurélia Steiner）的犹太人，一个类似于所有“煤气中毒者”——“有些词真是 难以说出口”——的犹太人。犹太人，说的是犹太人民遭遇的有预谋、 有计划的清除，更进一步，说的是排斥，是总是被否定的他者，说的是 穷人、被流放的人、被剥削的人、疯子、作家、被诅咒的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有了这样的经 历。作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安南人，她觉得自己是全家人当中的“犹太 人”，仿佛这个词以一种诗意与隐喻的方式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意义， 使注定要遭受远古的苦痛的犹太人民得到了无限的繁殖，直到黑暗的 今天。
1976年，《巫婆》杂志以“食物”为主题出了一期专刊。其中， 杜拉斯又一次习惯性地描写了把布料织了又毁、毁了又织的珀涅罗 珀[55]，并由此回到自己的故事，回到自己的关键岁月，也即与小哥哥 一起在“高大的芒果树”之间度过的那些狂野的时光，她甚至写道： “我们的母亲是怎样的？黄皮肤的她那么瘦削，阳光无视她的存在， 她，我们，犹太人，这怎么可能？”
对她而言，犹太人就是混血儿，是反抗家庭的人，是不屈不挠的 人。她的犹太人特质与她所背负的这道咒语由来已久，并且无数次地复 现，把她变成了一桩旷日持久的丑闻，同时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恢复了她的作家身份，再次赋予了她如《圣经》般神圣的职责。
需要有多少个日子与多少个星期，才能让昂泰尔姆重新回到光明之 中？需要有多少耐心与多少爱，才能接受并体验时间的缓慢？在这段时 间里，热农-加塔洛医生开了药方，想让昂泰尔姆长胖些——按她的比 喻，他已经瘦得就像“一根刺”，他的心脏“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跳 动”，随时会碎裂。
不过，她仍在写作，在练习本中写下她的痛苦。这痛苦与昔日在奥 赛火车站等待时的痛苦是一样的，此时转移到了这里。大屠杀的幽灵一 直在她面前，因为昂泰尔姆变成了宽泛和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变成了 犹太人遭受苦难的例证，变成了他们被诅咒的活标志。他的身体里流出 暗绿色的水，就像湄公河泥泞的河水似的，无法控制，臭气熏天，就像 “臭狗屎”一样——她直言不讳地写道——而且颇具腐蚀性，流到哪儿 就吞噬到哪儿，犹如往日南中国海的海水把堤坝冲垮。
不经意间，杜拉斯的手变成了“流动式”的，她的文风在痛苦的作 用下，仿照着她的呼吸，找到了不规则的往返之道，并由于她的斗争以 及死亡的突现而混乱无序。
突然间，她找到了一种预言式的语气，她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使她有权去断言，能够坚定有力地发言，并善于运用省略，这一切使她 变成了一个先知。在她的笔下，在她的谈话中，经常会出现一句神秘主 义者的口头禅：“我看到……”她一说“我看到”，她那些几乎像咒语 一样但又简单明了的句子就会随之滔滔不绝。此时，奥斯维辛正召唤着 她，并通过她的丈夫给予她智慧和真正的知识。“我看到了，”她说， “我听到了……我看到有人在屠杀犹太人，是犹太人在被人屠杀，我发 现我不明所以，但却始终身临其境。”她拷问尘世，拷问自己，拷问不 公，拷问身体上的伤痕，拷问灵魂，正是在这样的拷问中，她不断发现 新的惊诧。
《痛苦》是她暗中写成的一部作品，它就像一部波涛汹涌、充满仇恨的日记，像一份野蛮粗鲁的日报。她在书中揭露了真相，公开宣示了 自己作为作家的义务，其中饱含的狂热与野蛮无论是萨特还是马尔罗都 无法拥有。作为戴高乐的反对者，她揭露了戴高乐将军贵族式的设想以 及他对集中营的沉默，揭露了法国儿女被派往死亡之地的时候祖国的上 层理念，也揭露了决定为罗斯福举行国葬却没有或忘了为犹太人默哀。 于是，她的心中燃起了一种狂热，一种冷冷的、粗暴的怒火，使她再一 次变得与众不同，一种谋杀与暴力的冲动占据了她的内心。
在巴黎，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此时，就像在古典悲剧里那样， 又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她就像一个清洁派教徒，怀着对自己的信 仰，怀着对自己的逻辑与纯洁的信仰，怀着习惯性的固执，开始了属 于她自己的战争。在圣伯努瓦街，集中营的幽灵仍在四处游荡，国仇 家恨有待报复，人们痛打通敌派，揭穿他们的懦弱以及出卖犹太人与 千千万万个罗贝尔·昂泰尔姆的罪行，而她则从内心深处朝人们发出一 声强有力的呼喊：“这还不够！”一种可怕的东西在她心中启动了，她 想让那些通敌分子们开口招供，他们必须开口，承认自己的耻辱与错 误。在被遗弃在诺夫勒堡的那两本笔记本里——后来分别成了《痛苦》 与《战争笔记》——她已成为一个与自己、与自己的自我相割裂的人， 不再以“我”自称，而是称自己为“她”。从此，她成了国家正义的化 身：“她还小，无欲无求，她很冷静，却感觉到心中有一股冷静的怒 火……”
“她是正义，而150年来，这片土地上已无正义。”
1945年8月。她陪着昂泰尔姆，住在萨瓦省一家流放犯休养院里。 昂泰尔姆仍未复原。他沉默寡言，心不在焉，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治 疗，以至于难以与人相处，难以开口说话，仿佛突然被隔断在与人交谈 之外，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迷离，摇曳不定，去了很远的地方。
此时，广岛的天空中腾起一朵厚重而惨白的蘑菇云。大屠杀，第 二次。
这起恐怖事件以各种文字的形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大标题。据 说共有20万日本人死亡。她说：“那天，我哭了。那是一起个人事件。 没有什么与它一样暴力，一样恐怖。刹那间，人们以一种集体的方式感 觉到了某种极点。”痛苦又一次沉淀了下来，沉淀在无声的记忆里，就 像马桶里的水渍。在遗忘中，在日与夜的重复中，在欲望的新旧更替 中，在爱的忧伤长河中，这种痛苦大部分将溶化掉，蒸发掉。
要想成为作家，要想在作家之路上前进，就需要有类似这样的伤口 与这样的哭泣。昂泰尔姆不再说起德国的夜，因为那意味着讲述夜晚的 寒冷，讲述侵蚀着赤裸的手脚的狡诈的冬天，讲述饥饿、肮脏、破烂的 囚衣、孤独、忘却。他写了一本书，也即《人类》，这本书或许是在集 中营对文学的启发下唯一一部真正的著作。书中，文字奔涌而出，凭着 一种神圣的力量，回顾了无微不至的细节，比如白天里最无聊的时刻、 受限制的空虚生活、投向天际的一瞥、落在手中的尿液的温热、人类的 残忍。那是所有人的残忍，包括党卫军、囚犯组长以及囚犯们，所有人 全都集中在封闭的院内：那里就像角斗场，也像悲剧里的密室，登台表 演的只有生与死，它们为了获胜而激烈地争斗，生是无欲无求的生，死 是无欲无求的死；那里恰如莫里斯·布朗肖所言，只有“没有自我的自 私”；那里，对生存的执着只是一种“虚无而平淡的需求”。这是一部 可怕的书稿，他把它交给了杜拉斯与马斯科罗，由他们刚刚创办的一家 小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名为“宇宙城”，社长是杜拉斯和昂泰尔 姆。创办这家出版社之前，他们没有大规模募集资金，因为杜拉斯得到 了一家小印刷厂老板的资助，而这个老板本人也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 也即尼塞阿出版社，曾在二战期间出版杜拉斯用另一个笔名写的一些“火车站小说”[60]。宇宙城出版社的组织结构极为简单，杜拉斯、昂 泰尔姆和马斯科罗同时承担了秘书处与编辑部的工作任务。
杜拉斯、马斯科罗以及昂泰尔姆非常清醒，他们知道，出版《人 类》，就是出版并揭露昔日痛苦的节奏、格律与气息。昂泰尔姆笔下的 语句震撼人心，不介入心理层面，也不刻意引人入胜，而是在场景上力 求精确，因此最终变得哀婉动人：在集中营那个静止不动的地方，既有 时间的缄默——虽有流放、路途与阴沉的旅程，但时间还是退化成了同 样的动作——也有人生的缄默，而这人生裹在了一个被铁丝网围住、被 大功率探照灯扫射、被刽子手主宰的地方，已无前途可言。
[33]乔治·芒代尔（Georges Mandel，1885―1944），法国政客，曾于1938至1940年担任殖民部长。
[34]引自《不可妥协》（Les Inrockuptibles ），1990年第21期，第115页。——原注《不可妥协》是法国的一份周刊，1986年创刊，初期以摇滚为主题，后来逐渐涉足文化、 政治等领域，该周刊的名称是一个新造的单词，由“incorruptible”（不腐烂的、廉洁的） 和“rock”（摇滚）两个单词合成。——译注
[35]《塔内兰一家》（La Famille Taneran ），《厚颜无耻的人》的原名。
[36]原文如此，疑为6月18日。
[37]维希在法国被誉为温泉疗养胜地，瓦里耶或据此判定杜拉斯去过维希。
[38]指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çois Darlan，1881―1942）。
[39]法语原文为“aventure”，兼有“冒险”“艳遇”等意思。
[40]指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兰画家。
[41]原为法国南部的一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