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页

听说理查要回来了，法国对英格兰的入侵和约翰的叛乱都迅速地失败了。消息灵通的腓力给约翰送去了一则简短的通知，上面简洁地写了一句话：“自己留心，魔鬼被放出来了。” 约翰收到通知后，很快就离开了，去了诺曼底。他始终没能完全接管英格兰。前王后埃莉诺在这期间显示出了她的勇气和决断力，她下令英格兰的全体民众听从自己长子的号令，共同抵御叛军和外敌，又命令这个国家的防御力量时时保持警惕。英格兰的船只在英吉利海峡上巡航，关注敌方的一举一动。不过，理查回到英格兰之后，只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增加人民的赋税，其二是重新举办了一次加冕典礼，旨在提醒民众他才是真正的国王。做完这两件事之后，他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一去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国王将他能干的首席政法官休伯特·沃尔特（兼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留在那里管理政府。沃尔特是雷纳夫·格兰维尔的外甥，在亨利二世晚年，曾为那位伟大的国王效命过一段时间。他接受过系统的法律学习。为了抵御法国的入侵，职业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支付他们的军饷，为了建造防御堡垒，为了给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14和北部的德意志君主送礼物以便维持他们与英格兰的联盟关系，共同对抗法国，英格兰不得不向民众增加赋税。沃尔特就是制定和执行加赋政策的最佳人选。不过，一种不满和反抗的情绪在英格兰民众之中滋长起来，因为当初为了筹集国王的赎金，他们很多人的财富都已经被严重压榨。之后的4年里，为了从法国夺回安茹帝国的领土，两国交战不休，巨额的军费支出令英格兰不堪重负。

1198年，也就是“狮心王”去世的前一年，理查要求地方贵族履行他们的封建义务，为他补充兵力。这惹怒了地方贵族，于是他们又一次造反了。封建征兵制度是从古老的民兵制度发展出来的，国王直属封臣们不知道根据这种制度自己究竟要为国王服役多久。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侵犯是一回事，但是不断地去别的国家征战似乎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他们每年被要求服兵役的时间多于40天。造反的人群中有很多人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人利益，比如一位圣徒般的神父兼政府官员——林肯主教休。休为从属于自己的主教领地的封臣张目，不遗余力地抗议国王对他们的横征暴敛，拒绝逼迫自己的属臣满足国王的要求。因此，对他来说，休伯特·沃尔特被罢免首席政法官之职，由埃塞克斯伯爵杰弗里·菲茨·彼得（Geoffrey Fitz Peter）接任，乃是一场胜利。

但是理查并不真的在意英格兰民众的愤怒。他为了将腓力·奥古斯都的法国军队赶回他们自己的国土而发起的战争已经取得了进展，塞纳河以东属于他的领土已经被他夺回了大部分，诺曼的韦克桑地区也已经重回他的掌控。为了保护诺曼底不再受到腓力·奥古斯都的侵略，他在莱桑德利（Les Andelys）附近的一处悬崖绝壁之上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俯瞰塞纳河。如今，我们还能看到这座城堡的遗迹。这座坐落在两国边境的城堡是国王治下杰出的工程技术的又一体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座巨大的城堡就快速地落成了。完工之后，国王满怀自豪地看着这座宏伟的建筑说：“这难道不像一个只有12个月大的强壮婴儿吗？可是它足以抵御法国国王。”在法语里，“强壮”这个词的说法是“盖拉德”，于是，这座城堡从此以后就被称为“盖拉德城堡”（Chateau Gaillard）。

尽管“狮心王”理查是个军事天才，但是他脾气暴虐，天性尚武，所以有时候，一些臣属贵族与他起了争执之后，哪怕根本没必要诉诸武力，他也会对他们发动战争。1199年4月，就是在这样一场本无必要的战事中，理查一世迎来了他的死亡。在阿基坦中心地区的利穆赞（Limousin）腹地一个叫恰卢斯（Chalus）的地方，一位封臣发现了一处埋在地下的无主宝藏，是大量的白银。他拒绝将这批白银交给他的君主理查，于是国王出兵征讨他。就在理查稳坐马背，督促手下将士包围敌方城堡时，从城堡的一道窗缝里射出一支冷箭，深深地扎入了他的胸口。可叹正是他让弩弓这种武器名扬天下，最后他自己却丧生于弩弓之下。随军的医生医术不精，他尝试着将那支箭取出来，却没能成功，国王很不耐烦，便自己动手把它硬抽出来，结果伤口感染了。正当“狮心王”重伤卧床、奄奄一息之时，他的手下攻克了那座城堡。事实上，守卫那座城堡的总共只有7个骑士和8个仆人而已。即便此时，理查也是一如既往地慷慨大度，他宽宥了射伤他的人，不予追究。不过他一死，他的手下就没有他那么宽宏大量了。

“狮心王”理查临死之前，因为他与贝伦加丽亚没有孩子，他将手下所有重要的直属封臣都召集到他的病榻旁，让他们宣誓效忠于约翰。按照正常的继承顺序，理查的侄子亚瑟（Arthur），也就是约翰的兄长布列塔尼的杰弗里的儿子，才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不过，诺曼和安茹王朝的国王延续了古英格兰君主的传统，都倾向于择贤而立，只要继承人有王室血统即可。在他的母亲前王后埃莉诺的支持之下，1199年5月末，约翰终于得偿所愿，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约翰（1199—1216）

直至19世纪末，约翰依然是名声最差的君主之一。即便是在当时那个普遍野蛮的时代，他纵情声色犬马的个人生活和残暴不仁的心性也属少见（他尤其喜欢酷刑和死刑），这些令他恶名远播。除此之外，因为他与教皇势同水火，而当时记录历史的人都是修道士，他们当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不遗余力地诋毁他。作为曾经无比强大的安茹帝国的统治者，约翰继位不久，就丢失了诺曼底和所有法国北部的领土，颜面尽失。除了英格兰本土之外，还属于英格兰统治的领土只剩下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算是诺曼公爵领的一点儿残余部分）和前王后埃莉诺的领地阿基坦。

从某些方面来讲，作为英格兰的统治者，约翰其实比他哥哥做得好。不过从个人品性这方面来说的话，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他没有理查那种作为一个神圣战士的魅力——事实上，作为幼子，他跟其他家族的幼子一样，接受的是非常纯粹的基督教教育，而没有受过太多军事训练。受不好战的性格影响，他在英格兰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征服者”威廉开始，他是所有诺曼国王当中在英格兰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跟亨利二世一样，他密切地关注英格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沿袭了安茹君主对朝廷施政的重视，因此他不断地在他的王国各地巡视。他也和他的父亲一样，致力于司法公正，时人皆知他常常动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出席王座法庭，旁听法官审判案件。尽管传说故事里常常把他塑造成恶毒的人，是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里偷猎盗伐者的死敌，但事实上国王约翰一直努力地修正他的先人制定的《森林法》，使之不那么严苛。他登上王位时已经快33岁，早已不是14年前那个扯爱尔兰长者胡子的轻佻年轻人，而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了。

即便如此，约翰也是一个残暴专横、贪婪、无法无天的统治者。跟威廉·鲁弗斯一样，他也肆无忌惮地侵吞别人的财产土地。因为他不断地谋算侵占教会和地方贵族的财富，他与他们都成了死敌。到他统治的末期，他已经令民众完全与他离心背德了；他们不信任他，乃至谣传他为了掠夺财富，绑架并谋杀了很多巨富之家的继承人。

尽管约翰继承英格兰王位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但继承法国的领土却是另一番局面。1199年，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决定承认约翰的侄子、年仅12岁的布列塔尼的亚瑟为安茹帝国的首领，两国随即爆发战争。这件事并没有让腓力得到什么好处。第二年，约翰就掌控了他在法国的领土，腓力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不过，不久之后腓力又发动了一场战争，意在瓦解他在法国领土上的最大对手。约翰当时刚刚休了无所生养的发妻格洛斯特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Gloucester），动了迎娶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Angoulême）的念头，因为这样一来她的领土就能作为嫁妆并入他的帝国，刚好可以作为他进出阿基坦的通道。不过可惜的是，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当时已经订婚了，未婚夫是一个骄横的、出身名门的普瓦图贵族，名叫休·德·吕西尼昂（Hugh de Lusignan）。英格兰国王夺取了本该属于他的领地，令他备感愤怒和屈辱。他很快就发现，约翰的蛮横专制也侵犯了许多其他普瓦图贵族的利益，他们也因此而感到愤愤不平。

在德·吕西尼昂的带领下，他们向腓力·奥古斯都请愿，求他以约翰的君主的身份，纠正这个英格兰国王对他们犯下的错误。这给了腓力瓦解安茹帝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抓住了这次机会。约翰拒绝回应法国的国王法庭对他的指控，于是，1202年，法庭宣布没收他在法国的所有领地。为了能够让这条消息深入人心，真正地发挥作用，腓力·奥古斯都随后宣布年仅15岁的布列塔尼的亚瑟为布列塔尼、安茹、曼恩、都兰（Touraine）和阿基坦等地的领主。有了法国的兵力支持，亚瑟自己去攻占这些领地，而腓力则占领了诺曼底。这块公爵领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因为控制了它，他就能控制北部沿海地区——这可是他的首都巴黎天然的物资供应区。

就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毁坏了约翰在历史上的名声。他的侄子进入普瓦图，他紧随其后也去了。就在这个地方，在普瓦图贵族的帮助之下，亚瑟包围了他的祖母阿基坦的埃莉诺。约翰与他交战，并击败了他——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理查对约翰的军事才能评价很低，而这个评价又深入人心。之后，约翰先将自己的侄子关进法莱斯的一座城堡里，然后又转移到诺曼底的首府鲁昂。1203年，亚瑟去世了，死因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谋杀。当时的人都相信是约翰亲自动手杀了他，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场景。人们说他有典型的安茹人的性格，盛怒之下什么都做得出来，还说他在乔装打扮之后趁着夜色动了手。

不管亚瑟之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他的叔父都没得到好处。腓力的军队迅速攻占了安茹、都兰和曼恩，而布列塔尼地区出于对亚瑟被杀的义愤，主动归附了法国。1204年，诺曼底也成了法国国王的领土。理论上讲，英格兰的所有法国领土当中，只有这个公爵领是最难被法国攫取的。它与英格兰建立联系的时间很久了，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更是极大地加强了它支持英格兰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公爵领的很多贵族封臣是盎格鲁–诺曼人，他们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有领地。这里有很多固若金汤的堡垒，可以抵抗法国的侵略，其中最宏伟壮丽的当属理查修建的盖拉德城堡。但是这里的地方贵族实在是对他们的公爵心怀怨恨，而且腓力·奥古斯都比约翰更懂战略。明明是需要约翰去诺曼底征战的时候，他却躲在英格兰，白白贻误战机。尽管盖拉德城堡坚守了6个月，直到3月初才被攻陷，但是早在这之前，约翰就已经放弃了诺曼底。次月，他的母亲埃莉诺去世，于是，诺曼人对英格兰王室的最后一点效忠之心也随之消失了。到1204年的施洗约翰节（Midsummer Day）这天，“征服者”威廉和安茹的杰弗里传下来的所有位于法国北部的领土，都从约翰王手中丧失了。

丢失诺曼底对英格兰影响深远。虽然当时被视作一场灾难，但是它迫使盎格鲁–诺曼大贵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选择一个效忠的对象，因为他们无法再在两边同时拥有领地了。诺曼征服的影响逐渐淡化，从此以后，英格兰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独立的民族，只受英格兰国王的统治和管辖，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阿基坦公爵领变成了唯一还掌握在英格兰国王手中的法国领土，但是没了安茹帝国的联系，它事实上相当于一块独立的英格兰殖民地。

组建一支永久的英格兰海军守卫海峡又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要事，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066年以前。在1204年以前，与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隔海相望的基本上是邦交甚好的诺曼底，所以，在和平时期，常规的沿海巡防只交给几个城镇来完成，这几个城镇就是所谓的“五港同盟”（Cinque Ports）——黑斯廷斯、罗姆尼（Romney）、海斯（Hythe）、多佛和桑威奇，后来温奇尔西（Winchelsea）和拉伊（Rye）也加入进来，分别是第六、第七个城镇。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按法律要求，这些城镇需要提供57艘巡防船，巡防船既可以供自己使用，也可以由国王调用；作为补偿，它们无须向国王缴税，而且可以在各自的城镇内收税。不过，在失去诺曼底之后，这种巡防制度就显得不足了。当时政府强行征用了部分船只，又将所有在英吉利海峡上拦截的商船都收归王国政府，用以充实海防。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只是认为国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幸，那么，在他与教皇失和之后，人们开始觉得，他简直就是个被诅咒的邪恶之人。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去世了。虽然严格来讲，英格兰教会的首领应该由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座堂圣职团（Cathedral Chapter）的修道士选举产生，但是从“征服者”威廉时代开始，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国王对人选拥有很大的决定权。可惜，修道士们却做了蠢事。他们秘密地推举了一个平庸的修道院副院长雷金纳德（Reginald）为候选人，未经国王的同意就将他送去罗马，去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那里接受大主教的白羊毛皮肩带。然而，尽管雷金纳德已经事先得到提醒，在教皇正式予以委任之前，不要宣扬自己的新职位，但这个轻率虚荣的修道院副院长还是坚持认为只有摆足了排场，才能配得上他刚得到的显赫地位。他带了一队神父和骑马侍从，一路大张旗鼓地慢慢向罗马行进。结果，国王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于是派他自己选中的候选人——诺里奇主教——前往罗马。这个人也一样配不上那个尊贵的位置。

这两个候选人没有一个让中世纪的伟大教皇英诺森三世满意。他要求圣职团的修道士选举枢机主教斯蒂芬·朗顿（Cardinal Stephen Langton）——住在罗马的一位杰出的英格兰神学家，之后正式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约翰却不是个会乖乖顺从的人，他不让新任大主教回到国内。他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教皇与英格兰国王起过多次争执，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教皇敢在英国教会领袖人选这个问题上违背英格兰方面的意愿。不过，约翰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其说是坚持原则，不如说是他想让自己的人掌管教会，这样一来，他就能从富饶诱人的教会领地榨取财富了。随后事情陷入僵局，因为从教皇这个角度，他不会接受诺里奇主教成为大主教。最后这个局面被打破是因为英诺森三世给英格兰下了禁令，在该国，所有宗教仪式和典礼都被禁止了。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教皇随后动用了所有他能使用的手段逼迫英格兰国王服从。尽管教皇禁令对向来视宗教为无物的约翰而言根本无关痛痒，但是它对普通民众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教堂全都关闭了，婚礼无法举行，死去的人不能葬在神圣的教堂墓地，所有这一切，让民众痛苦不已。只有每个人最初和最终的两个仪式，出于对灵魂的敬意，得以保留：洗礼和终傅（为病人，尤其是临终者涂圣油仪式的旧称）。在那个没有时钟的时代，教堂钟声就是提醒时间的工具，但是如今它也变成了令人焦灼的沉默，仿佛是一种无声的指责。

教皇禁令在其他所有人看来都像是一个诅咒，可是国王却对此无动于衷，他甚至将此视作一个机会，迫不及待地夺取富有的修道院和主教辖区的财产土地。1209年，教皇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直接开除了国王本人的教籍，约翰当即将英格兰大主教领地的土地都没收充公了。利用这些土地带来的收益，国王征集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武力解决了他与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所有争端，取得了令他满意的结果。他迫使格温内思的卢埃林投降，之后渡海去了爱尔兰，按自己的意愿将它的东部领土划分给了英格兰贵族，削减当地贵族的势力。

约翰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惹恼了多么可怕的敌人。1212年，被英格兰国王种种行径彻底激怒的教皇英诺森决定动用他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历史上有一段时期，如果罗马教廷宣布某个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不遵教皇旨意，那么其他国家的君主可以群起废黜他。英诺森于是下发了废黜约翰的命令，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他最重要的盟友——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这是法国国王求之不得的一项任务。

听到腓力准备入侵的消息，国王约翰的态度立刻完全转变。他不敢冒这个险，因为一旦遭受侵略，他就有可能失去王位：普通民众因为教皇禁令而对他心存不满，英格兰的地方贵族在失去了他们的诺曼领地之后，也对他心有怨言。随着腓力·奥古斯都大军压境，国王派人给教皇送去了消息，称他接受教皇提名的斯蒂芬·朗顿为大主教。尽管如此，英诺森还是趁此机会让英格兰国王答应了一些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斯蒂芬·朗顿要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且所有因为遵守教皇禁令、拒绝给信众做弥撒而被约翰驱逐流放的神父，都要能够返回英格兰。最重要的是，约翰必须将英格兰的王权交给教皇使节潘道夫（Pandulf），只有在他宣誓成为教皇的属臣之后，才能拿回王权，但是从此他所统治的英格兰只能算作教皇的封邑。为此，英格兰必须每年向罗马支付1000马克。

这些条款约翰全都接受了，这样至少能够让英格兰免受侵略。约翰并没有完全放弃夺回他的先人传下来的安茹和普瓦图等地的想法。恰逢他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Otto）被教皇废黜，他就与欧洲北部诸小国国王继续结盟，企图围攻法国国王。然而约翰在军事上优柔寡断，加上当时他显得懦弱无能，所以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在争夺安茹的一场战役中，他本来有可能击败由腓力的儿子路易率领的敌军，结果却临阵退缩。1214年，联盟国家的军队和英格兰的一支分遣队在布汶战役（Battle of Bouvines）中遭遇腓力本人，被彻底击溃了，损失惨重。

布汶战役标志着英格兰最终永远地失去了安茹帝国。从此以后，法国成为西欧4个最强大的君主政权之一。它也是约翰在国内统治的一个转折点。他又一次丢尽了颜面，不得不回到国内面对地方贵族和教会的质问和要求。他们趁他不在国内期间，在鼓舞人心的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的领导之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收到大主教的暗示，要求约翰为英格兰法律制定一份新的类似于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那样的纲领，遏制王权越来越专制残暴的趋势，恢复民众的信心。当国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地方贵族便在朗顿的积极支持下群起造反。

两千余名地方贵族、有封地的士兵和骑士聚集到林肯郡的斯坦福德，挥师南下。这支兵马全副武装，声势浩大。构成这支军队的人员成分复杂，来自英格兰的各个领域和地区，很多此前从未有过交集，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地方贵族、边境地区领主、亨利二世时期形成的政府公务人员和官员，以及国王直属封臣。直到伦敦被叛军占领之后，约翰终于意识到，他别无他法，只能向他们让步，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他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1215年6月15日，在温莎（Windsor）附近狭长低洼的兰尼米德（Runnymede）平原的泰晤士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国王约翰不情不愿地在一份文件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这份文件就是《大宪章》（Great Charter / Magna Carta）,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从很多方面来讲，《大宪章》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它强调了自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颁发宪章以来英格兰民众已经享有的权利和运用的法律，但是它同时也反映了在安茹王朝国王的统治之下，地方贵族的愤懑和他们的权利受到的侵蚀。《大宪章》体现了他们要求分享更多权力的主张。与此同时，它的一些条款具有永恒的意义。这份文件适用于“王国的所有自由民和他们的子孙万代”，可以被理解为适用于所有阶层的人。所以，通常来说，人们将它视作英国人民自由权的发端。

尽管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的国王大体上都算得上明君英主，尽管他们带领英格兰成为欧洲先进文明的一分子，但他们的统治都是专制而残酷的。《大宪章》改变了这一切。它以法律的形式制约国王的权力，不允许他无视法律，又授权成立一个由25名地方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动用一切手段保证这份文件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果国王真的想废除这份文件的话，他们可以将他投入监狱。

叛军首领们要求，英格兰每个郡的行政司法长官都必须召集一次公众集会，在集会上当众宣读一遍《大宪章》。王国里的每一座重要的教堂和城镇都必须抄录一份，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了解到他们有哪些权利，什么是他们理应拥有的东西。在之后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宪章》宣扬的权利不仅很大程度上让英格兰的民族意识得以定型，而且很多受不列颠或不列颠移民影响的国家，如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它们的国家意识也都打上了这份文件的烙印。《大宪章》是英格兰对世界的政治思想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民主理念的一种早期表达，集中体现了民主理念的核心价值，即通过法治确保每个人享有公平的权利——能否享有权利取决于他们的德行，而不是财富地位。

宪章的很多条款保障了英国教会的权利和自由，这不仅防止以后教皇和君主再就教会首领的任命问题发生争执，而且授予了教堂的圣职团自行推选主教的权力。宪章还强调了遗产继承的规则，阻止约翰继续像以前那样无视这些规定；它制定了征收免服兵役税的步骤；13世纪早期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骑士阶层拖欠基督徒放贷人和犹太放贷人巨额债款不还——得到了缓解；宪章中统一了部分度量衡。

地方贵族没有试图限制国王法庭的司法权，不过他们给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司法体系。《大宪章》同样规定了一些关于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第40条：“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但是它也表达了对法治的尊重。法治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的依法裁判，皆不得被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在英格兰历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它规定未经贵族委员会的批准，国王不得向人民增加赋税。

不过，尽管约翰签署了《大宪章》，但以他油滑狡诈的性情，他根本就没打算真的遵守。他逃到怀特岛之后，又与地方贵族重新开战了。他在那儿向教皇求救，为了讨好教皇，他匆忙发布了十字军誓言。他乞求教皇帮他废除《大宪章》，理由是它侮辱了王权，进而羞辱了圣座（Holy See）。英诺森三世十分受用，于是毫不迟疑地宣布《大宪章》作废，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因为拒绝开除制定这份文件的英国主教和贵族的教籍，被暂停了职权。

约翰从怀特岛逃出来，带着一支外国雇佣军穿过英格兰，奔袭曾经支持叛军的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在后方，他命大量的外国军队不断地袭扰地方贵族的庄园领地。外国军队的确不负他所望，将此事做得非常彻底，于是不堪其扰的贵族决定向腓力·奥古斯都求助，并允诺将英格兰王位交给他的儿子。腓力的儿子路易假意宣称约翰谋杀了侄子布列塔尼的亚瑟，不应再居国王之位，以此为借口入侵英格兰，并以他妻子的名义争夺王位。他的妻子是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奇（Blanche of Castile），她是亨利二世的外孙女、约翰的外甥女。1215年11月，约7000名法国士兵沿着泰晤士河逆流而上，支援贵族和伦敦市民。

本来这场战争完全有可能演变成另一场法国人征服英格兰的戏码，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就已经身体欠佳的国王去世了，于是战事戛然而止。约翰当时已经率领远征军攻占了重镇林肯。1216年10月，有一天晚上他吃了桃子，喝了新酿的苹果酒当晚餐，结果引起了胃部不适，最后，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的纽瓦克（Newark）去世了。他的继承人亨利三世（Henry Ⅲ）当时年仅9岁。不过，他虽然过于年幼，但年幼天真恰是他的优势，令整个国家的人都对他心生怜爱，继而拥戴他。教皇使节瓜拉（Guala）支持他成为新国王。对于像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和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这样野心勃勃的贵族而言，他是金雀花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容易让民众接受。在教会的支持下，他们以他的名义统治了这个国家整整11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英格兰王室的称呼发生了改变，直到14世纪末另一个新的王朝取代他们。他们不能再叫作安茹王朝，因为他们之所以曾拥有这个称谓，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法国的安茹，但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这块领土。由于安茹王朝的王室徽章是一种黄色的金雀属植物（金雀花），所以他们从此以后被称为金雀花王朝。

约翰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英格兰最不受欢迎的国王。尽管他治国有方，但是他始终没能洗脱残暴不祥的恶名。诺曼底从他手中丢失了，于是他“无地王”的绰号又一次被人提及——这个绰号本是父亲给他的爱称。不仅如此，据说他还把英格兰的王冠、权杖和其他珍宝弄丢了，因为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装着他的行李辎重的船在渡韦兰河（Welland）时被巨浪形成的一个漩涡给吞没了。如今，在克罗斯基斯（Cross Keys）的沃什湾与林恩河（Lynn）之间还有一个名叫“国王角”（King’s Corner）的地方，据说当年国王就是站在这里，从北岸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半数军队消失在沃什湾的水面之下，从此以后，约翰的王冠再也没有重见天日。如今很多学生都会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说无冕不成王，约翰就是在沃什湾丢掉了他的英格兰王冠。

————

10英国的巴拉丁伯爵领是指伯爵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地方自治单位。——译者注

11旧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记账货币单位，合当时的13先令4便士。——译者注

12神职特权指的是中世纪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或惩罚的特权。——译者注

13穿麻衣且撒灰于头上为忏悔或哀悼的表示，见《马太福音》 11: 21。——译者注

14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注

金雀花王朝

亨利三世（1216—1272）

亨利三世继承王位的时候还只是个小男孩。尽管他在位时间很长，但是他的性格一直都有软弱、孩子气的一面。他一直有“单纯”之名。在当时那个情境，这可不是什么美誉——当时的地方贵族既强大又不安分，他们已经习惯了王权软弱、自己只手遮天的生活，国王要统治这样的属臣，性格单纯绝对不可取。亨利一生孜孜以求的都是他的宗教信仰，这甚至常常让他忽略了自己身为君主的责任。他另一项持续终生的“事业”就是不断满足贪婪的法国和意大利亲友的要求。他们总向他要官做，每当此时，他跟他父亲约翰一样，总是有求必应，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在他在位的56年里，英格兰国内始终都蔓延着一种憎恶外国人的氛围。由此可知，亨利不是个合格的国家首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亨利有很高的审美品位，对推动英格兰的艺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欣赏欧洲大陆技术精湛的手工艺人，命他们来装修全国各地的教堂，令许多教堂都焕然一新。不过，他最伟大的杰作却是威斯敏斯特教堂。以哥特式风格重建这所教堂耗费了20多年时间，几乎全由他个人出资。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1265年平民院初具雏形。

年迈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曾是亨利三世的祖父亨利二世的一位高明的顾问，如今当上了摄政王。他务实的治国方略令王室重获荣光。他在世时完成了几件重要的事，其一是将路易和他的法国军队赶出了英格兰，其二是确保他年幼的君主得到教皇的支持。之后，为了结束内战、安抚地方贵族、争取他们的支持，他明智地选择以国王的名义重新发布《大宪章》。不过，尽管法国人对国王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是接下来的10年依然时有骚乱，跟斯蒂芬统治时期颇有相似之处。威廉·马歇尔去世之后，休伯特·德·伯格接替他成少年君主的首席顾问。德·伯格就任之后不久，就将精力放在了处理约翰留下来的烂摊子上。约翰对外国人青眼有加，为了感谢他们帮助他，他赐予他们大量的英格兰土地，但是他们如今却践踏英格兰的社会传统，关押法官，无视法律。德·伯格围攻了许多外国人非法修建的城堡，将其中很多人赶出了这个国家。

但是1227年，教皇宣布亨利三世已经成年，已经到了应该亲政的时候了，之后情势急转直下。亨利 与德·伯格离心离德，他将约翰手下最贪婪的大臣之一彼得·德·罗什（Peter des Roches）重新任命为首席政法官。此人曾兼任司法官和温彻斯特主教。亨利也像他父亲一样，随意地将领地和官职赐予别人，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例如，彼得·德·罗什的侄子担任了不下10个郡的行政司法长官：约克、伯克郡、格洛斯特、萨默塞特、诺森伯兰郡、德文郡、兰开夏郡、埃塞克斯、汉普郡和诺福克郡。1233年，英格兰人的耐心终于被消磨殆尽。威廉·马歇尔的儿子理查德想方设法地逼迫国王撤了彼得·德·罗什的职。随后内战爆发。主教们威胁国王如果他不撤掉彼得·德·罗什，他们就开除他的教籍，尽管当时国王设计杀掉了理查德·马歇尔，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妥协。1234年，他将彼得·德·罗什以及支持他的普瓦图同党都撤了职，让休伯特·德·伯格官复原职。

但是这些冲突还是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尽管他在本质上比他家族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像个英格兰人，而且还以英格兰圣徒的名字给他的几个孩子起名，但1236年他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Eleanor of Provence）结婚之后，他对她的萨伏依亲属颇多照拂，于是，很快又有一整批外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大权。在他们的挑唆之下，他试图摆脱英格兰贵族组成的议会的控制，实行独裁统治。教皇的干涉也让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堪其扰。在那之前，由于国王强势，所以抵挡住了教皇权力的扩张和渗透。但亨利三世身边围绕着的顾问谋士都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他觉得允许教皇侵犯传统的选举权利，撤换民众推选出来的官员和圣职人员并没有什么不妥。

结果，一大批法国和意大利的神父变成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他们常年不在自己的教区，对教区事务漠不关心。1240年，圣徒般的埃德蒙·里奇（Edmund Rich）去世之后，王后的舅父、萨伏依的卜尼法斯（Savoyard Boniface）成为令民众极为厌恶的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任职后，几乎不曾费心去英格兰看看。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Ⅸ）为了支付自己与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之间的战争支出，命令英格兰大幅提高对民众征收的赋税，亨利因为笃信宗教，自然选择了遵守。这一切并没有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没能让他们对外国人的厌恶稍有缓解。当时英国教会的所有重要人物中，唯一一个胆敢抗议教皇行为的就是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teste）。但是孤掌难鸣，他也改变不了局势。

尽管有这么多外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外国人，一种“英国精神”的观念在这个国家逐渐兴起了。每个郡的城镇都重新向民众派发《大宪章》，将权利意识传达给英格兰人民。托钵修会的出现是另一个团结民众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用相当于如今的报纸，将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最新消息从一个城镇传播到另一个城镇，于是，哪怕是住在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的人，都能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个民族。托钵修道士是指那些居无定所、四处传教、乞讨为生的教士，多半属于多明我会（Dominican）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这两个修会，他们通常在露天市场的布告牌下布道传教，往教会输入了一股追求真理的新鲜血液。他们与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各方，都没有关联，所以他们比一般的神职人员更有批判精神。

这个时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出现了一股理性主义思潮，进一步促进了国家意识的发展。这两所大学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提供了交流思想、向杰出的学者学习的机会。当时给他们讲课的老师包括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他从1230年左右开始在牛津教书，并在那里成立了方济各会）和方济各会的另一个成员罗杰·培根（Roger Bacon）。城镇也在此时开始迅速地繁荣起来。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维持着一项利润丰厚的贸易，那就是原毛交易。原毛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佛兰德斯，从那里销往欧洲大陆的纺织重镇，制成布料。英文再一次成为书面语言：《夏天来了》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用的是中世纪英文。

但是在那些漫不经心的外国人的管辖下，英格兰政府变得越来越散漫无能。威尔士诸国的国王在卢埃林·阿普·约沃思（Llywelyn ap Iorwerth）和他的孙子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Llywelyn ap Gruffydd）的带领下，又一次侵犯英格兰南部边境。以前英格兰国王可以依靠王室土地的收益维持王室的用度，但是王室土地大部分都被理查一世和亨利的父亲约翰出售了，如今所剩无几，王室濒临破产，国王的大量扈从仆役因为国王不给他们支付工资，甚至不得不干起拦路抢劫的勾当。对国王不满的情绪在整个国家蔓延。

亨利三世为夺回安茹帝国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正是这个举动令民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亨利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约翰去世后，亨利的母亲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改嫁给了约翰的旧敌、普瓦图的休·德·吕西尼昂。那个时期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一直带领着法兰西王国不断扩张，而王权的扩张是以损害普瓦图地方贵族的世袭权力和财富为代价的。至1242年，亨利的母亲和继父向他求助，于是他就带领着一支英国军队支援普瓦图，袭击盘踞在那里的法国军队，但是在塔耶堡战役（Battle of Taillebourg）中，他被敌方打得落花流水，无力招架。普瓦图此后又传承了一代，之后这块贵族领地就彻底收归法国国王了。1259年，国王接受了《巴黎条约》，承认了一个自1214年起就已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那就是，只有阿基坦的加斯科涅地区（Gascony）依然属于英国。在这场败仗之后，又有一拨外国人——亨利三世的几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来到英格兰。他们跟萨伏依人一样都需要被妥善安置，都要得到官职和主教教区。

亨利三世简直把教会当成自己的父亲来供奉，所以他承担了教皇与皇帝开战的开销。为此他开征了新税，令这个国家不堪重负。尽管腓特烈二世已经去世了，教皇还是打定主意要瓦解他的帝国。为了回报英格兰的资助，教皇允诺让亨利的二儿子埃德蒙继承西西里王国，又支持亨利的弟弟康沃尔的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于1257年当选罗马国王。获得这些荣耀的代价是亨利需要支付13.5万英镑的巨款，若不开征新税，他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出这笔钱的。根据《大宪章》的精神，未经25名贵族封臣组成的委员会批准，他不能提高赋税，于是，他被迫在1258年召集委员会成员讨论此事。

国王早已将王室的财富挥霍殆尽了，这意味着他得定期召集委员会成员，向他们伸手要钱。随着这样的会议变得越来越频繁，地方贵族开始逐渐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各自领地内的事情，于是，委员会开始被称为议会。到13世纪50年代，地方贵族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目标。当时的宫廷已经成为一个封闭排外的圈子，他们无法进入其中，获取影响力。所以如果国王想要提高税收，他必须重新确认宪章，重新设立首席政法官、司法官和财政大臣等职位。这些职位自1244年起就被亨利撤销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58年年初，当国王要求征纳13.5万英镑税收，满足教皇的十字军的开销时，地方贵族和骑士决定反抗。在威斯敏斯特的委员会——或者叫议会——开会时，他们宣布，除非英格兰政府改革，否则国王别想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的现金。

领导这次反抗的是一个名叫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的贵族，他是个法国人，从自己母亲手里继承了莱斯特伯爵领。德·蒙福尔刚来英格兰生活时，也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贵人”，加上他迎娶了亨利三世的妹妹，所以他的地位一度被捧得很高。德·蒙福尔是个性格强悍、充满激情的人，1248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南端的加斯科涅地区的总督，这是法国本土上残留的最后一块安茹帝国领地。他需要让这片土地重新恢复秩序。他的父亲也叫西蒙·德·蒙福尔，曾经以血腥手段震慑这个地区的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异端，上一代人对此都知之甚详。他于是效仿其父，用同样强硬的手段控制和镇压了不服管理的城镇和蠢蠢欲动的贵族。但是这场胜利是有代价的。优柔寡断无主见的国王因为加斯科涅人不断抱怨德·蒙福尔的高压政策和严刑峻法，开始站到他们那边，对他产生了警惕。西蒙·德·蒙福尔对此既觉得委屈愤怒，又感到幻灭，于是迅速地转而号召人们反抗国王。

1258年6月，第二次议会在牛津召开，与会的地方贵族都打定主意，如果亨利三世不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诉诸武力。尽管国王和他的密友们都诋毁它是“疯子的议会”，但实际上议会的要求都十分冷静而理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的协议，弥补了《大宪章》的一些缺漏和不足，那就是《牛津条例》（Provisions of Oxford）。这份文件规定，由亨利任命15名贵族组成核心集团，也叫“十五人议会”（Council of Fifteen），由这些贵族与国王共同管理国家。

《牛津条例》意味着王权被进一步限制。对德·蒙福尔和其他人来说，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他们的反叛并无什么不对，因为教义就指导他们要反抗暴君，而且他们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才做了这些事情。那15个人逼迫国王开除所有担任政府要职的外国人（包括来自普瓦图的国王同母异父的弟弟们），任命英格兰人担任大臣，结束所有海外的劳民伤财的活动。

十五人议会掌权的时间名义上是从1259年到1263年。但是这些贵族彼此嫉恨，最终分裂成两个派系，分别由德·蒙福尔和格洛斯特的理查（Richard of Gloucester）领导，为了争夺领导权，这两个派系之间发动了战争，即所谓的王爵之战（Barons’ Wars）。不久之后，亨利三世的长子、坚毅果敢的爱德华勋爵，也就是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密谋在十五人议会中收买一批为王室效命的人。与他合作的人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格洛斯特伯爵。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亨利废除了《牛津条例》的规定，迫使教皇宽赦了他的义务，之后加入了战争。但是战争双方始终僵持不下，最后只好请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来居中调停。在路易的协调之下，1264年，双方签署了《亚眠和约》（Mise of Amiens），宣布《牛津条例》的规定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