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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上诉人从此开始借助枢密院统治国家。但是宫廷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不到一年时间，理查就重新掌握了话语权。等到获得了受人敬重的传统教权党的支持之后，他又夺回了统治权。理查的叔父冈特的约翰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其影响力缓和了不同派系之间的敌意，令整个局势稳定下来。不久之后，5个贵族上诉人中有两个——兰开斯特的亨利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Thomas Mowbray）——转投了宫廷党。国际关系也实现了稳定。在他的首任妻子波希米亚的安妮去世之后，1396年，理查与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结婚，两国达成了停战协议，之后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30年的和平。

但是妻子安妮的死让国王伤心不已，触发了他本就喜怒不定的性格中最残暴、最无法控制的一面。他将自己与安妮一起居住的宫殿夷为平地，而且因为贵族上诉人之一阿伦德尔伯爵在王后的葬礼上迟到了，暴怒的国王直接在众人面前甩了他一巴掌。

但是理查二世实际上并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没有城府。在残忍议会之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小心蛰伏，等待时机，暗地里谋划着如何报复那些贵族上诉人。在波希米亚的安妮去世的第二年，他突然发难，逮捕了其中3个人：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Warwick）伯爵。国王从自己的私人卫队柴郡弓箭手（Cheshire Archers）中调来4000人，包围了议会，议会别无选择，只能向他低头，按他的意愿判这3名贵族犯了叛国罪。阿伦德尔伯爵的审判堪称即决审判的典范，在一天时间内走完了审理、判决和处决的全套流程。格洛斯特公爵则是在加来的监狱里被秘密杀害的。沃里克伯爵在支付了大量的罚金之后，侥幸逃脱一死。

到1399年，英格兰人已经受够了他们的暴君。兰开斯特的亨利——有时人们也用他的姓氏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称呼他——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力图推翻理查的统治。堂兄弟二人在威尔士北部的弗林特狭路相逢。当理查意识到没有人支持自己之后，就投降了。随后在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兰开斯特的亨利站在空着的王位面前，宣布王位归自己所有。他十分谨慎，没有让议会来宣布他继承王位，因为一旦承认议会有权任命他为国王，那么议会就有权废黜他。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不承认自己是通过武力征服才得到这个王位的，因为一旦承认了，那么将来就有可能出现另一个人以武力篡权。不过一般都认为，他能够得到王位，是以上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而言之，兰开斯特革命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将冈特的约翰的儿子送上了王位。

新国王加冕，是为亨利四世。一开始他可能并没有打算杀了前国王，但是在那一年的圣诞节，一项企图让理查复位的密谋被他察觉，于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不能容下两个国王。当时理查被关押在位于亨利原来的封地兰开斯特的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里，很快他就被秘密处决了。官方隐瞒了真相，宣称他是自己绝食而死。

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

亨利四世（1399—1413）

尽管兰开斯特革命带来了剧烈的动荡，但是在新王朝建立之后的前20年，议会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之后的200年里，议会都未能重回这个时期的辉煌。理查二世无子，所以王位的正统继承人本应是第四代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马奇伯爵的外祖父是理查二世的叔父、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Lionel of Clarence）。因此，篡位的亨利四世尤其需要贵族院和平民院的支持。如此一来，议会会议成为一年一度的安排。自从《大宪章》问世之后，国王决策行事就需要事先征得枢密院的同意，渐渐形成了限制王权的传统。到如今，咨询磋商的重要性更甚于以往。

议会的关键部分是下议院。在长达150余年的时间里，律师、富裕市民、商人和小地主是平民院的主要成员，他们负责在各个郡征收赋税。尽管贵族们仍然凭借着他们广袤的领土和私人军队而成为王室顾问的不二人选，把持着向国王建言献策的通道，但是由于平民院控制着税收，所以连英格兰的国王都不得不听从这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到15世纪早期，平民院和贵族、国王一样，都可以提请制定新法律，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情况。1413年亨利五世继位之时，通行的法律制定流程已经变成由平民院拟定草案并呈交国王签字生效，国王可以拒绝签字，但是他不能自行修改草案使之符合他的要求。英格兰人已经获取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民主，而欧洲大陆仍然处在君主的绝对专制下，这种对比令英格兰的有识之士大为自豪。

由于平民院中既有乡绅和小贵族，也有商人阶级，所以在英格兰从来没有形成壁垒森严的阶级制度，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阶级分明。恰恰相反，小地主、乡绅和商人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地团结起来。英格兰的阶级体系非常灵活，没有明显的界限，人们可以通过联姻或借助事业而上升到上层阶级，也有可能因为这些原因而沦落到下层阶级，这一点时常令外国的政治观察家感到惊讶。其中尤为常见的是，在商人阶级得益于贸易增长、教育提高和健康改善，并且人口和经济终于从黑死病的冲击中恢复元气之后，商人的女儿常常成为她们家族提升社会地位、增加家族财富的工具。华丽的教区教堂以前本来是由庄园贵族把控，如今已经被经营羊毛生意的商人掌控。东安格利亚的很多“羊毛教堂”都体现了当时的这种情况，其中尤以朗梅尔福德（Long Melford）、萨德伯里（Sudbury）和拉文纳姆（Lavenham）等几个教堂最为典型。

富裕的商人也开始在城镇里兴建大房子。它们常常是以砖头修建而成的——这种建筑材料自罗马时期就不再使用了。建筑的侧重点从防御功能转向了居住功能，兴建城堡作为住宅的富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时期兴建的一些旧式城堡的窗户都开得很大，比如苏塞克斯的赫斯特蒙苏城堡（Herstmonceux）等，这说明修建者不再注重防御功能，之所以仍在城墙上开垛口，不过是为了装饰而已。

当时的国际贸易逐渐被纳入日益完善的条约协议的管辖，英格兰在其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大量的财富流入英格兰，随之而来的是城镇不断发展，功能和构成越来越复杂。在国王的许可和宪章的授权之下，城镇被纳入法律主体的范畴，拥有自己的政府，有权自己制定法律、进行选举。国王必须尊重它们的体系、法律和选举结果。财富在城镇中创造了一个界限更分明的阶级，这个阶级由富裕的商人，尤其是布料商人直接控制。选举的时候，这个阶级的人相互推举，渐渐发展成寡头统治集团。贸易也变得更加规范。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有权抽查商人和手工艺人的店铺和作坊，确保他们遵守行业标准。

同业公会的作用并不只限于规范自己的行业。与城镇合作社一样，它们都是英格兰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构成。行业公会救济穷人，资助城市兴建文法学校，供其成员自己的孩子们上学。他们经常组织安排音乐和游行表演，使之成为15世纪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时同业公会组织的各种广为人知的戏剧表演宣扬了《圣经》故事，令当时所有人，不论出身、地位和职业，都对《圣经》故事有所了解。其中最著名的戏剧是在约克演出的那些。表演的舞台设置在巨大的马车上，沿着城市巡回演出。在伦敦市，鱼贩、金匠和布商的同业公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一点从他们修建的恢宏华丽的会堂就可以看出来。那些会堂时至今日依然屹立不倒。行业公会也遵循传统做法，将财富换成土地田产。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土地田产不断地增加，故而他们有财力慷慨行善。和地方贵族一样，行业公会的会长也被允许制定和穿着自己的制服。很多行业公会和个体商人在许多教堂的主体建筑之外修建了一些小礼拜堂，用作行业公会成员的祭坛，进一步地改变了教堂建筑的形制。他们会请专门的祭坛神父在祭坛上整日地做弥撒，让逝去的灵魂得到安息。这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教堂的人员相应地增加了。

越来越多的布商、商人和店主（如肉贩和面包店主）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于是，大量的抄写员不断地抄写书籍，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阅读需求。直到勃艮第统治时期的尼德兰的一位名叫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的印刷商，借着两国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进入英格兰，并带来了一台活字印刷机之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这种印刷机由德意志人约翰·谷登堡（Johan Gutenberg）发明。自1474年第一次引进印刷机之后，中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很多小商人家里的藏书可以与上层阶级世家的藏书相媲美。

尽管当时出现了这么多进步的趋势，但是由于王权软弱，15世纪的英格兰也出现了另一股强劲的潮流，那就是封建制度的复兴，即地方贵族的统治被重新确立并加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君主对议会的依赖增加了贵族院的权力，导致了两代人时间血腥的内讧倾轧，并使国家陷入巨大的混乱，唯有斯蒂芬时期的动荡方能与之相提并论。传统上，只有两个地区始终坚持封建制度不动摇。它们分别是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交界处，以及它和苏格兰的边境地区。从诺曼王朝早期开始，这些地区就普遍被划为巴拉丁伯爵领；伯爵领拥有独立的军队，拱卫英格兰。新的王朝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些边境地区的地方贵族。

正如兰开斯特王朝这个名称所暗示的，这个王朝的权力基础是英格兰西北地区的兰开夏和约克郡，亨利四世在这里拥有非常广阔的封地。兰开斯特的亨利确实是在北部贵族的襄助下，尤其是在诺森伯兰的珀西一家的军事支持下，才夺得了王位。在亨利四世即位之初，因为珀西家族忠贞不贰，帮他将苏格兰人挡在英格兰国境之外，他才能高枕无忧。他们觉得自己理应得到嘉奖，但是他却未能如他们所愿。他们家族向来高傲自负，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在他们看来，诺森伯兰只有一个王，这个王并不是英格兰国王。因此他们很快心生怨怼。更令他们不满的是，国王之前刻意误导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成为枢密院的主要成员，结果这些期待未能得到满足。于是，在亨利即位还不满一年之时，趁着威尔士人发起叛乱，珀西家族一方面出于私愤，一方面也因为和叛乱的威尔士人有亲缘关系，便加入了叛乱阵营。

1400年，一场土地纠纷被呈交英格兰的法庭审理，法庭偏袒英格兰的边境贵族格雷·里辛勋爵（Lord Grey of Ruthin），没有公正地维护威尔士地主欧文·格伦道尔（Owen Glendower）的权利。这一事件成为新的一场威尔士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格伦道尔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威尔士人对他们君主的深恶痛绝相结合，令他们在战场上势如破竹。战场的胜利令格伦道尔志得意满，于是他召集了威尔士议会，宣布拥戴阿维尼翁的法国教皇，不再听命于罗马教皇。他自立为威尔士国王，与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缔结了法律性条约，结成同盟。查理六世是被废黜的英王理查二世的岳父。当法国的运兵船抵达卡马森海湾（Carmarthen Bay）时，奉命前往威尔士镇压叛乱的诺森伯兰伯爵之子哈利·珀西（Harry Percy）开始与叛军的首领密谋勾结，威尔士人的叛乱演变成旨在推翻新王朝的起义。至1403年，叛军首领的目标不再只是争取威尔士独立，而是帮助英格兰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第五代马奇伯爵——夺回属于他的宝座。对新王朝不满的贵族之中，最主要一个人物就是边境贵族埃德蒙·莫蒂默爵士（Sir Edmund Mortimer）。他本身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他的外祖父是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即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他从中引荐，将珀西家族与格伦道尔拉拢到马奇伯爵的阵营，因为他与三方关系都很密切：他是哈利·珀西的妻弟，是欧文·格伦道尔的女婿，又是马奇伯爵的叔父。

1403年7月，在威尔士边境的什鲁斯伯里之战中，亨利四世半路拦截了“热刺”（Hotspur，苏格兰人对哈利·珀西的爱称）率领的军队，使他们无法与格伦道尔率领的威尔士军队会师。“热刺”被他以前的学生——亨利四世之子蒙茅斯的亨利（Henry of Monmouth），即未来的亨利五世给刺杀了。尽管格伦道尔逃脱了，但是此前他不断壮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总算是得到了缓解。然而，1405年，另一场叛乱爆发了。这一次，领导叛军的是“热刺”的父亲诺森伯兰伯爵。当时，英格兰教会中仅次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第二号人物约克大主教理查德·斯科洛普（Richard Scrope）也参与了叛乱，是北方叛军的重要首领，因此，政府出动了最强大的军力在最短的时间内严厉地镇压了这场叛乱。尽管因为斯科洛普的教士身份，世俗法律并不适用于他，但他还是被处决了。这引发了很多的质疑和不满。

理查二世和大主教斯科洛普两人之死证明了亨利四世完全可以毫不留情地捍卫他建立的王朝，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为此良心不安，精神上饱受折磨。兰开斯特的亨利的天性并不适合谋权篡位，他性情多愁善感，笃信宗教，从来没想过杀掉马奇伯爵，将金雀花王朝的这一系子孙斩草除根。据说，1407年大主教斯科洛普被处决时，亨利突然染上了麻风病。人们普遍认为，他之所以此后身体每况愈下，年仅46岁就去世，根源就在于他的精神因为这一年的事情而崩溃了。

随着国王变得越来越行为反常、语无伦次，并且无法察觉周遭环境，权力逐步转移到他的家人手里。他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亨利五世，在叔父们即博福特（Beaufort）兄弟几人（都是冈特的约翰的儿子）的帮助下，开始控制枢密院，瓦解了亨利四世的主要顾问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在政局上的影响力。1413年，国王终于一病不起，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耶路撒冷室去世。很久之前，有人预言他会死在圣地，如此一来这个预言也算是成真了。

亨利五世（1413—1422）

尽管亨利五世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坚定的宗教信仰，但是对这位新国王而言，这种宗教信仰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让他更加坚信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天生的君主。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的手上没有沾染鲜血。在他内心，他认定自己接手的所有事业，包括他祖父提出的继承法国王位的主张，都是正当的。他除了性格坚毅果决、严谨自律之外，这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坚信不疑的信念，也让他行事总带有几分理直气壮。他身体精瘦结实，自13岁起，就在威尔士的战争中经受战火的考验和锤炼。尽管在继位之时，他已经因为打败了“热刺”而名扬天下，被视作一个了不起的勇士，但是在他的一幅最广为人知的画像里，他看起来更像是个神父而非勇士：头发蓬乱、神情肃穆、外表朴素。戏剧人物哈尔王子（Prince Hal）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尽管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都暗示他年轻时性情乖戾疯狂，包括据说他曾殴打他父亲手下的首席法官威廉·盖斯戈威戈尼（William Gasgoigne），但事实上其中很多故事很可能都是人们在他死后杜撰的。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亨利五世有一种鼓动人群追随他的能力。他长于雄辩，拥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甚至凭借自己的军事天赋重新夺回了英格兰以前的领土诺曼底，并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法国国王的宝座。因此，他激起了英格兰民众对他的爱戴和忠诚。与他父亲一样，亨利在位的时间不长，但是这短暂的9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与光辉。他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帮他赢得了平民院的热情支持，于是每次他要发动战争时，他们都二话不说就给他拨款。这位英雄国王得到了民众的交口赞誉和一致拥戴，可谓史上罕见。因此，兰开斯特王朝之前不得民心的问题和篡权谋逆的恶名，都被一笔勾销了。

这个兰开斯特王朝新国王继位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不过继位之后他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国内的和平稳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安抚潜在的政敌，包括无条件赦免欧文·格伦道尔和他的支持者，释放马奇伯爵，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给理查二世修建了一座宏伟华丽的坟墓。尽管亨利五世罢免了他的政敌大主教阿伦德尔在政府里的职务，从他的博福特家族的几个叔父中选了一个接任，但是阿伦德尔的一些保守观点仍然得到了国王的认同。

在亨利五世的统治下，罗拉德派异教徒受到更严厉的追捕和迫害。甚至连他的老朋友和战友、来自威尔士边境封地的骑士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都因为狂热地支持威克利夫而被逮捕，被控以信仰异端邪说的罪名，送到法庭审判。这件事就发生在国王继位后的第二年。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Falstaff）很可能就是以这名骑士为原型的。奥尔德卡斯尔密谋造反，试图在伦敦南部的埃尔特姆宫（Eltham Palace）囚禁国王，这就是奥尔德卡斯尔阴谋（Oldcastle Plot）。失败后，他逃回了威尔士边境自己的世袭领地。最后，他又被抓获，并在伦敦塔被处决，从此，罗拉德派对正统教义的冲击被彻底禁绝，之后的百余年间，天主教会的信条再没受到任何挑战。这件事之后，罗拉德派的教义信仰转变为一场地下运动，在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一带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匠之中发展了很多信众。尽管这个教派的独立精神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英格兰人的血液里，但是当权者中已经没有它的信众了。

国内的局势终于平稳下来，亨利五世转而将精力放到国外。他相信只要发动一场战争，他就能夺回属于他的产业。1360年爱德华三世签署《布雷蒂尼条约》声明放弃他对法国王位的主张，作为交换，法国将阿基坦归还给英格兰。但这份条约从来没有真正执行——阿基坦地区一直没有归还，甚至连仅剩的加斯科涅地区也不断地被蚕食，所以英格兰王室也没有真的放弃要求继承法国王位的主张。亨利下定决心至少要夺回整个阿基坦地区，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夺回诺曼底。看起来现在恰是做这件事的好时机。

法国国王查理六世身患间歇性精神病三十余年，这极大地削弱了法国政府的力量。王室内部同室操戈，两败俱伤，尤其是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和国王的堂弟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 / Jean Sans Peur）之间的明争暗斗，进一步消耗了政府的力量。1407年，勃艮第公爵指使手下刺杀了奥尔良公爵，一场内战由此引发。战争的一方是支持奥尔良公爵的阿马尼亚克派（Armagnacs），其首领是阿马尼亚克伯爵，他的领地在法国南部，毗邻阿基坦；另一方是勃艮第派，这一方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巴黎的东北部地区。

法国的这两大派系都频繁地派遣使者出使英格兰，但是在归还领土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到1414年，亨利五世的耐心已经被消耗殆尽，于是很快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打破当前僵局的唯一方式，就是派一支英格兰军队入侵法国。支持战争的呼声很高。伦敦市和加斯科涅一起为亨利筹措了大量军费。他在议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认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他对法国王位的主张，贵族院和平民院都被他说服了，所以议会批准增加赋税，帮他夺回属于他的诺曼底至阿基坦之间的广阔领土。一支新的舰队在南安普敦集结，因理查二世的婚姻而签署的停战协议也已到期，于是，百年战争重新开战了。1415年夏天，他们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军队整肃、军资齐备、军心稳定。8月初，国王带领军队扬帆起航，驶向诺曼底的阿夫勒尔（Harfleur），这是法国北部的门户。这支由9000人组成的军队的任务只是发动战争而已，算不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入侵。但是事情的发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直到9月末，这个港口才被攻陷。在敌方的国土上，军队的食物供给一直是一个难题。长时间围攻港口，加上痢疾蔓延，士兵的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

结果，他们不得不放弃这边的战场，把军队调往英格兰掌控的加来港口，以确保它的安全。但是为了到达那里，英格兰军队必须穿过敌方的领土。亨利五世和疲惫不堪的军队沿着爱德华三世到达克勒西之前走过的老路，先往北走。从布朗日（Blangy）渡过泰努瓦斯河（Ternoise river）之后，他们发现前往加来的路被一支庞大的法国军队封锁了——对方至少有4万名身体强健的士兵。敌军在一个名叫阿金库尔的小村庄严阵以待。当时正是10月末，英国军队获胜的希望甚是渺茫。但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正是这个错误让英格兰人占据了上风：他们选了一块狭小的高原作为战场，高原四面树木群山环绕，结果他们强大的军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实力。

亨利五世此人尽管不苟言笑，但是他对士兵关怀有加。他在军队里安排了医生，他手下的弓箭手都配了坐骑，而且，他学习了恺撒的做法，让军队一直带着浮桥，这样一来，英格兰士兵在渡河的时候都不会弄湿衣服，能够更舒适地行军。跟其他国家军队不同的是，英格兰军队在包围城镇的时候，他们会居住在防水的小木屋里。这些木屋由随军的工程师、木匠、工匠建造而成。亨利总是亲自监督军粮的发放，确保手下的士兵都能吃饱。不管英格兰军队行军到哪，在近海海域都会有一小支船队满载补给的食物跟随着他们。据说几个世纪之后，拿破仑曾经如此评价国王：他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他的王牌兵种长弓手缺乏足够的箭矢。国王下令每年为军队提供100万支箭。为了满足这个要求，英格兰全境的公共土地都养了大量的鹅，它们翅膀上的硬羽用于制作箭矢。而且，国王还下旨禁止乡村居民用白蜡树做木屐——由于土地泥泞，大部分农民都会穿木屐。这是因为，白蜡树是制作箭杆的最佳材料。

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亨利按他年轻时就养成的指挥作战的习惯，在树林的枝叶掩映下，穿梭在军营之中，悄无声息地将士兵都集结起来。之后，他发表了战前最后一次动员演讲。多年以后，很多老兵还会反复提及他当晚的演讲。如果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的台词是经过了这位剧作家天才的加工，并不是历史上国王真正的原话，那么至少其主旨还是符合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尤其是剧作家借亨利五世之口表达出来的民主观点，确实是有现实依据的。事实上，在战场上的英格兰军队里，与社会地位较高的骑士相比，弓箭手的价值更大。只有依靠他们的箭术，才能让箭矢如漫天风雪一般落入敌方的阵营，并保护己方的骑士。法国军队与法国社会一样阶层分明：社会地位较高的骑士不屑于和穷苦农民身份的弓箭手混杂在一起。但是，英格兰骑士在开始战斗之前就下了马，将马送到后方，然后他们与弓箭手一道，站在战场上并肩作战。所以，即便亨利并没有真的说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着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不论他怎样低微卑贱，今天这个日子将会带给他绅士的身份”这样的话，他的举动也已经清晰地传达出了这层意思。

英格兰军队的人数几乎刚够敌军的1/5，而且与军容齐整、衣饰精良的法国骑士相比，他们看起来粗鄙不堪，怪异无比。英格兰军队的装束以实用为主要考量因素。每个长弓手都脱掉了一只鞋，将袜子扯烂，露出脚指头，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抓地，在泥泞的地面上不容易打滑。他们还将用剑的那只胳膊的袖子剪掉，这样活动起来更加灵活。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光着膀子、邋里邋遢的样子，这样的一支军队看着就不像能够打败法国人。战场的另一边，法国骑士擦得光亮无比的盔甲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在他们眼中，那些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看起来肯定像布狄卡时期未开化的野蛮人一样。

但是，尽管看起来两军实力悬殊，法国军队也没有因此轻敌。英格兰的长弓手依然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威压，所以在战斗开始之后，法国骑士向弓箭手猛扑过去，挥舞着刀剑，试图将弓箭手拉弦的两根手指削断。对此，英格兰的长弓手故意竖起两根手指头嘲弄他们。时至今日，依然有人用这种手势来表达他们的轻蔑之意。

战斗开始之后，亨利命令队伍前面的弓箭手向法军的阵营靠近，以免箭矢的射程不够，射不到对方。法国人看到这一幕，大喜过望，他们没想到英格兰人竟会如此愚蠢。看了看彼此之后，他们就骑马冲向了长弓手。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前面的地面上已经被悄悄地插上了很多削尖了木桩。战马受惊，相互冲撞，将骑士甩下马背。他们因为穿着笨重的盔甲，所以摔在泥滩里爬不起来。英格兰的弓箭手立刻趁机冲到前面，以他们一贯的冷血作风，开始毫不留情地射杀敌军。

法国很多强大的贵族都在这一天战死在那片被毁坏的农田里。法国军队伤亡惨重，死了约6000人，与之相比，英格兰方面战死的人数不到300人。法军死亡人数会如此之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亨利下令处死所有法军战俘，因为当时有一个谣言传得沸沸扬扬，说是法国预备从后方偷袭他们。国王的行囊辎重都在军队后方，包括英格兰的王冠、大法官印玺（没了它，任何公文都无法签署生效）和王国之剑等，都在其中。尽管在威斯敏斯特已经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固定的政府部门，但亨利五世跟以前的君主一样，征战时还是带上了所有象征他的地位和王权的物品。他杀死战俘的行动或许称不上仁义，但是至少算得上果断迅速。不过这一举动让英格兰军队颇有不满——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因为杀了被俘的骑士之后，就不能拿他们换取赎金了。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军队靠着用战俘换赎金获得了大笔的财富。

前往加来和伦敦的道路如此一来就被清理干净了。英雄国王甫一踏上英格兰土地，就被夹道欢迎的人群高高地抬起，在一群兴高采烈的市民的簇拥之下一路回到伦敦。温彻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在那里为他举行了一场庆祝的弥撒。阿金库尔战役表明了上帝是站在英格兰人这边的，为了庆祝国王的胜利，他们确立了阿金库尔战役纪念日（St Crispin’s Day），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行弥撒。议会将他们在税收方面的权力让渡给了亨利五世，准许他终生都不必经过议会批准即可开征税收，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特例。即便如此，举国欢腾的情绪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是兰开斯特王朝的国王与议会关系最亲密无间的一段时间。亨利成了整个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他的影响力之大，甚至达到能够左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程度。他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的支持，终结了困扰整个基督教世界百余年的天主教分裂问题：之前有两个教皇，后来甚至发展到三个，如今终于只剩下一个，就是马丁五世（Martin Ⅴ）。同时，为了显示他们坚定不移地信仰正统教义，大公会议（General Church Council）将波希米亚的异教徒扬·胡斯（Jan Hus）——威克利夫的一个信众——在火刑柱上烧死。之后的几年里，靠着大量的税收和借款的支持，国王专心致志地谋求夺回诺曼底。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围攻战，至1419年，他终于实现了目标，诺曼底又一次被纳入英格兰的统治。英格兰人又一次掌控了塞纳河下游地区。对法国人而言，他们带来的威胁，跟500年前他们的祖先维京人不相上下。

最后，相互敌对的勃艮第派和奥尔良派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于是他们相互表态示好，希望冰释前嫌，一致抵抗外敌。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们依然把两家的世仇放在了首位。阿马尼亚克派即奥尔良派的领袖法国王太子，与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在约讷（Yonne）境内的蒙特罗（Montereau）的一座桥上会面，结果后者在会议上被刺杀身亡。于是双方之间的仇恨死灰复燃。但勃艮第派对奥尔良派的愤怒成了英格兰的长期助力，因为“无畏的约翰”的儿子、新任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Philip the Good）与英格兰人全面结盟。为了阻止奥尔良派的王太子统治法国，1420年亨利五世与勃艮第公爵签署了《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依据条约亨利五世将迎娶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凯瑟琳（Catherine），并在他疯疯癫癫的岳父的余生担任法国摄政王。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这份条约，亨利和他的子孙将继承法国的王位，不过法国仍会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继续保有法国原本的法律体系和委员会制度。

事实证明，《特鲁瓦条约》承诺的兼任两国国王的条件很难实现。卢瓦尔河北部和巴黎周边地区的法国人民或许会厌恶奥尔良派，从而欢迎英格兰国王暂时来主持他们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欢迎英格兰驻军入主罗浮宫（Louvre），接管巴士底狱（Bastille），但是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那些地区，王太子一直被人们视作王位的正统继承人、法国未来的君主。1421年，亨利五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试图将英格兰的法国领土进一步往南部扩张，结果丢了性命。事发之后，亨利将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和妻子凯瑟琳留在英格兰，自己亲自返回了法国。

一年之后，英雄国王去世了。他死于痢疾，这种疾病对长期征战的人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他的继承人还是个幼儿，这对英格兰而言实非幸事。更糟糕的是，尽管亨利六世有一个英武的父亲，但他却更多地遗传了母亲家族的问题。他的外祖父查理六世的疯病很快就在他身上显出端倪。

如果亨利五世活到了迟暮之年，那么一切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这是最大的历史假设命题之一。如果国王仅有的几幅肃穆的画像不能满足你们的想象，或者有谁想要感受他的英魂余热，不妨去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小礼拜堂祭拜他的坟墓。在那里，高墙上刻着国王在阿金库尔战场上骑马战斗的浮雕，浮雕里他的身体倾斜得很厉害，这是他最为生动鲜活的一个形象。

亨利六世（1422—1461）

非常巧合的是，1422年，在亨利五世去世后没几个月，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也去世了，于是年幼的亨利六世同时成了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两国的实际统治者分别是他的两位叔父，都是王室成员。亨利五世的弟弟贝德福德公爵约翰（John, Duke of Bedford）——一位颇有才干的勇士——成为摄政王。但是他去了法国，试图执行《特鲁瓦条约》，于是就将管理国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野心勃勃的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Duke Humphrey of Gloucester），让汉弗莱与枢密院协同打理朝政。

贝德福德跟他的兄长亨利五世一样，富有远见卓识，他清楚地知道，想要统治法国，唯一办法就是和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搞好关系。勃艮第公爵的支持非常关键，因为勃艮第派控制了法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巴黎周边地区。贝德福德建立了一个英格兰–勃艮第联盟，又与布列塔尼公爵签署了一份条约，通过这些举措，稳固了他的侄子在这个王国的权位。之后，他腾出手脚，开始往南扩张英属法国的领土，将边境线推进到卢瓦尔河南部，达到奥尔良–阿马尼亚克一系控制的法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王太子已经在这些地区被拥立为国王。

贝德福德南征之行时常被迫中断，因为他不得不常常回国整顿枢密院。汉弗莱公爵和小国王的叔祖父温彻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都是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们妒贤嫉能、争权夺势，不断地挑起各种阴谋，常常令政府事务陷入僵局。因为博福特曾经在教皇选举的时候，作为枢机主教支持教皇，所以1429年，汉弗莱公爵污蔑博福特是教皇的间谍，要求将他逐出枢密院。这件事让贝德福德意识到，与其继续让汉弗莱公爵担任摄政王，还不如给年仅7岁的亨利六世加冕，由他亲政。自那之后，枢机主教博福特对枢密院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

贝德福德已经开始发起另一轮更为猛烈的攻势，打算将王太子的势力斩草除根。他包围了奥尔良镇。奥尔良地理位置冲要，被视为进入南部的关键，水流湍急的卢瓦尔河上仅有几座渡河桥，它就是前往其中一座桥的必经之路。如果那个时候他成功地攻下奥尔良的话，那么英格兰–勃艮第的军队就能蜂拥进入法国中部地区。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法国的命运被一名来自栋雷米（Domremi）的农村少女改变了。栋雷米位于东北部的香槟（Champagne）和洛林（Lorraine）之间，这名少女就是圣女贞德（Joan of Arc / Jeanne d’Arc）。

尽管栋雷米距奥尔良派占领的法国南部很远，但是圣女贞德还是成功地穿越敌区，抵达王太子驻扎的希农，在他的城堡里见到了他。她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自己从神灵显圣时得到的启示：他将会回到位于英格兰占领区腹地的兰斯（Rheims），在那里加冕为法国国王。她历尽艰难才终于见到他，接着她又不断给这个放纵任性的男人建立信心。法国宫廷的那些廷臣个个世故圆滑，衣饰华丽，而贞德却一派天真，穿着简陋的木屐和家纺的羊毛衣服，双方之间的反差简直大得无以复加，但是她坚称，在她一边为父亲放羊一边思索着陷入分裂的祖国遭受的苦难时，法国最伟大的几位圣徒突然显现在她面前。她的描述如此富有感染力，以至于最后王太子也对她的惊人预言深信不疑。

在那个凡事都讲究象征、重视征兆的时代，圣女贞德穿上王太子特意为她准备的白色盔甲，剪掉头发，仿佛是神圣的天使降临人间为法国而战。她激起了军队的士气，原本消极悲观的士兵都燃起了爱国热情。她骑着从王室的马厩里挑出来的战马，获准率领一队法国士兵去解救被围困在奥尔良的斗志全无的驻军。让奥尔良派吃惊的是，她竟然成功地从英格兰军队的包围圈里杀出一条血路，进到城里与守军会合。不久之后，她攻占了英格兰军队的一个驻军点，迫使英格兰人撤兵。

奥尔良之围终于被解除，城里的居民宣布贞德是他们的市民。于是，从此之后，她就有了“奥尔良少女”（Maid of Orleans）这个称号。不久之后，她在帕泰（Patay）与英格兰军队正面交战时取得了胜利，让奥尔良军队重新建立了信心。如此一来，少女终于可以领着王太子穿过英格兰–勃艮第军队的占领区，回到北方的兰斯。王太子像他的先祖们一样，在这里加冕为王。从远古时期开始，这里就一直是法国国王举办加冕典礼的圣地。尽管典礼一结束，王太子又得逃回南部，但是在那座回声萦绕的教堂里，他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兰斯大主教用圣油在他额头上画出十字架之后，新任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Ⅶ）就此成为名正言顺的君主，受得起一切供奉和敬重。

贞德与奥尔良军队留在了北方。在她的鼓舞下，甚至连英格兰–勃艮第占领区的法国居民都开始公开地反抗统治他们的外国人。尽管少女已经完成了她的第一个目标——王太子如今名义上已成为日渐团结统一的法国的君主，但是她还未完成她的第二个目标，那就是将英格兰人赶出法国。

就是在这个时候，少女的运气开始急转直下了。她的优势在于她有坚定的信念，但是她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将领。她信心膨胀，决定向巴黎进军，但最终没能攻克它，于是，本就已经对她的威信心存妒忌的王太子的智囊顾问们，趁机发出越来越多的反对她的声音。1430年5月，她不顾别人的建议，贸然出兵解救贡比涅（Compiègne）。这座小镇原先属于勃艮第的统治区，位于公国西部边境，但是后来背叛了其统治者，于是勃艮第公爵腓力派兵包围了它。她在战场上负了伤，之后在返回营地的途中，被腓力公爵手下的士兵抓住了。她的白色盔甲让她成了非常显眼的目标。

贞德被关进了监狱。英格兰人和勃艮第人则开始琢磨怎样除掉她才能避免激起太多民愤。没了她的助力，她的敌人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压制住了实力不足的王太子。最后，在博韦主教（Bishop of Beauvais）的授意下，鲁昂的宗教法庭做了这件恶事。这位法国的女英雄被污蔑为女巫，被活活烧死。王太子一直袖手旁观，没有营救她。奥尔良少女拒绝对她说过的神迹做任何改口，于是，由于关押而变得苍白虚弱的少女被人从地牢里带出来，拉到诺曼底鲁昂的一处市集广场上，绑在一根火刑柱上。在她周围，木柴渐渐垒起。火被点燃了。这位在后世被尊为圣女的女孩，轻声地为自己祈祷，没有为最后的痛苦折磨而叫喊哪怕一声。她的骨灰被撒进了塞纳河。

尽管她去世了，但是人们被她激起的爱国热情并未随着她的去世而消散。20年后，英格兰人占领的法国领土缩减到只剩下加来港。尽管在她被杀的那一年，贝德福德将亨利六世带到法国加冕，但是民众高涨的反英情绪迫使他们无法在兰斯举行典礼。最后他只好将就着在巴黎加冕。但是这场加冕典礼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它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法国人的爱国精神。甚至勃艮第派控制的北方城镇都群起反抗英格兰人。

贝德福德的妻子是勃艮第公爵的妹妹，她的去世让反抗英格兰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英格兰–勃艮第之间的联盟曾经因为双方首领的私人关系而更为牢固，但是后来，贝德福德没有经过他原先妻兄的同意，就迎娶了勃艮第公爵的属臣卢森堡的杰凯塔（Jacquetta of Luxembourg）为妻，从此之后，双方的关系再也没能修好如初。勃艮第公爵怀疑英格兰是不是也想控制卢森堡。从那时起，勃艮第就转向了查理七世，用他的影响力来支持法国国王，帮他在巴黎站稳脚跟。

尽管两国在法国领土上还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但是战役之间的休战时间越来越长。1435年，贝德福德去世，英格兰的主和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领军人物就是枢机主教博福特。1444年，亨利六世迎娶了法国国王的内侄女、刚强坚毅的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借着这场联姻，他们终于敲定了《图尔停战协议》。但是博福特的决定虽是明智之举，却与民意不符，因为全国民众还抱有强烈的反法情绪。在博福特于1447年去世之后，他的拥护者萨福克公爵立刻成了众矢之的。汉弗莱公爵虽然已经被逐出宫廷，而且他的妻子被控试图以巫术谋害亨利六世，令他丢尽了脸面，但是他一如既往地继续展示他的亲民风格，公开发表反对与法国联姻的言论。萨福克公爵逮捕了他，之后他离奇死亡，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但是这一切与3年之后失去诺曼底和加斯科涅的奇耻大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民众感觉整个国家都为此蒙羞。那个时候萨福克公爵已经成为亨利六世的首席大臣。他手下最重要的议员之一是枢机主教博福特的侄子埃德蒙·博福特（Edmund Beaufort）。他是萨默塞特公爵，担任诺曼底总督。但他没有保卫好诺曼底，使之在1450年永久地落入法国人的掌控，令萨福克公爵执政的政府蒙受耻辱。甚至在加斯科涅，圣女贞德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也占据了上风。当法国士兵开始入侵这里时，加斯科涅人没有一个拿起武器反抗。即便是那些与英格兰有非常紧密贸易联系的城镇，如波尔多和巴约讷，也投向法国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