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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诺森伯兰伯爵的军队加入，国王阵营的士气并不高。在战斗一上午之后，他们这一方败象已显，于是士气更加低落了。陷入绝境的理查亲自率领一队骑兵冲向亨利·都铎，将他绣着威尔士红龙的军旗扯了下来，丢到了地上。这个时候，斯坦利终于加入了战局，加入造反者的阵营。最后，亨利·都铎大获全胜。

按莎士比亚的描写，理查三世当时跌落战马，徒劳地喊道：“一匹马！一匹马！我愿以我的王国换一匹马！”这样的台词并非无稽之谈：当时地面泥泞不堪，导致他无法在马背上坐稳。但是不管理查这个人究竟如何，他至少不是个懦夫，他依然奋勇击杀了许多威尔士士兵，最后才因为寡不敌众而战死。战役结束之后，他的尸体被剥得赤条条的丢在马背上，叫马驮着示众，提醒人们他再也不是加冕过的国王了。在上战场之前，理查在他的头盔上戴了一顶轻巧的金王冠。这顶王冠滚到了一旁的山楂林里。人们找到它时，斯坦利勋爵刚好就在旁边。机智的斯坦利勋爵将它戴到亨利·都铎的头上，与众人欢呼着拥立他为国王。

理查三世赤裸的遗体被草草地掩埋在莱斯特的一处没有标志的墓穴里，而新国王亨利七世则继续领兵奔赴伦敦。不久之后他在那里迎娶了他的远亲约克的伊丽莎白。当时的一位史官写过这么一句话：“1485年8月22日这天，野猪尖利的獠牙终于被拔去，红玫瑰终于击败了白玫瑰，报了仇，它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这足以显示前一任国王是多么不得人心。亨利·都铎是通过兰开斯特的红玫瑰，通过他自己身上博福特家族的血统，才得以登上王位的。都铎王室的玫瑰花饰体现了这两个家族的联合——约克家族的白玫瑰叠加在兰开斯特家族的红玫瑰上。该花饰如今在伦敦塔卫兵的制服上还能看到，这种制服是亨利七世专门为他的卫兵设计的。

亨利七世用自己的姓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王朝——都铎王朝。这是公元6世纪之后，也是亚瑟王之后，英格兰第一次迎来最古老的原住民族裔的国王。当时卡克斯顿刚刚出版了托马斯·马洛礼爵士（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一书，亚瑟王的荣光又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亨利七世甚至以这位古代的不列颠国王的名字为自己的长子命名。在加冕典礼上，新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利用了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的敬仰和追思。他们又一次援引古老的预言为新国王正名，让他的登基显得合情合法。为了凸显王国大一统，亨利特意把怀孕的王后送去温彻斯特生产，那是古代西撒克斯王国的国都。与此同时，亨利作为约克郡领主，还拥有一个贵族封号，就是里士满伯爵，为了不让人们忘记他的这个头衔，他在希恩（Sheen）附近的河畔修建了里士满宫（Richmond Palace）。

但现实绝不会总是这么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亨利七世并不打算在议会的钳制下遵守宪法的规定，做一个处处受制、束手束脚的兰开斯特国王。他是个君王，他在议会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之前就自立为王了，因此，跟爱德华四世一样，他尽可能地避免召集议会会议。到了下一个世纪，在他后代的统治下，都铎王朝的平民院成了王权的统治工具，这就是所谓的都铎王朝专制主义（Tudor despotism），在这种制度下，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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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特指公元2—12世纪在制定或阐述教义方面有权威的神学家。——译者注

都铎王朝

亨利七世（1485—1509）

都铎王朝实力强大，魅力无穷，政治手腕高明，统治英格兰一百余年，其间未受任何势力的干扰。这个王朝的统治时期恰逢欧洲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前所未有的飞速转变的时期。1492年，在都铎王朝第一个国王亨利七世的统治期间，人们发现在欧洲与亚洲之间还存在一个未知的美洲，有人将之视作近现代的开端，因为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中世纪的正统观念都被推翻了。中世纪的哲学家以其匪夷所思的智慧和创造性思维，将所有知识都完美地嵌入宗教观念的体系里。例如，在15世纪的新发现出现之前，欧洲的基督徒相信耶路撒冷是世界的地理中心。但是，在葡萄牙人绕着非洲沿海航行了一圈、西班牙人发现美洲之后，人们自然就不会再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了。

而且，在15世纪末之前，学者们不愿意与教会卷入令人心烦意乱的争论之中。自黑暗时代开始，拉丁基督教徒就鲜有人学习希腊语。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重拾对希腊文化的学习，这给人们的学习过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自出现3个教皇并立的局面之后，人们对教皇的敬畏之心逐渐减弱，对他们的失望之情日益滋生，人们学习方式的改变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教皇的失望。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数以百计的拜占庭学者被迫逃亡，四散流离，结果他们很多人逃到西欧，让西欧重新接触到已经被遗忘了的古希腊古典哲学家的理念。艺术领域的古典复兴，也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从14世纪就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当希腊哲学研究在大学里落地生根之后，它将学者从基督教对人们逻辑思维的禁锢里解放出来，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古希腊文本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被称为新学问（New Learning）的希腊文艺哲学思想让人们看到《新约》里记载的早期教会的样子；如今腐朽堕落、汲汲营营的教皇没有一丝一毫早期教会的风骨。所有这些事件共同作用，其结果是非常惊人的。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基督徒就摆脱了罗马教会勉力维持的权威和控制。就在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在世的那个时期，成千上万人的个人良知开始觉醒，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各种各样的新教教会大量涌现，其中就包括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

到16世纪末，在都铎王朝第五任君主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的漫长统治期内，新教和天主教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新教教会内部越来越坚信只有自己是正派、正义的，这种观念将欧洲和英格兰分化成两个界限分明的意识形态阵营，各自固守着自己的信念。西班牙刚刚于1469年实现统一，将来自格拉纳达（Granada）的、统治了西班牙七百余年的摩尔人的最后一位君主流放了，它成了天主教势力的拥护者。即便伟大的女王伊丽莎白拥有灵活狡猾的外交手腕和热爱和平的天性，英格兰也没有选择韬光养晦，而是在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毫不掩饰地昭示它拥护新教的立场，成为支持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主要敌人。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曾经的地理枢纽，支配了世界2000余年，但是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之后，贸易路径发生了巨大改变，对拥有大西洋海岸线的国家更为有利，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几个国家在下一个世纪开启了帝国之路。

但是在1485年玫瑰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人想到都铎王朝会占领那么多殖民地，还在殖民地建立奴隶制度。都铎王室刚刚夺得政权，亨利七世最迫切的任务是巩固他的王朝。之后的20余年里，他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其结果就是，他的儿子亨利八世继位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哪怕一丁点异议。但亨利七世毕竟是篡位者，所以在他统治的第一个阶段，他的精力难免要用来处理各种潜在的威胁。事实上，新国王迎娶了约克王朝唯一的正统继承人——身材高挑、气质高雅的金发美人约克的伊丽莎白。另一个有可能争夺王位的人——可耻的克拉伦斯公爵之子沃里克——已经被囚禁在伦敦塔里。不过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人们给他捣乱。但是亨利七世最大的麻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妻子的姑妈——爱德华四世的妹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Burgundy），任何造反者都可以在她的宫廷受到热烈欢迎；另一个是爱尔兰人，他们的首领是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基尔代尔伯爵。爱尔兰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约克王室，因为约克党人莫蒂默家族的领地就在爱尔兰。

第一场大规模反抗亨利的叛乱爆发于1487年，参与者是一些对国王不满的群体，背后的策划者是勃艮第的玛格丽特，而领导这场叛乱的则是理查三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弗朗西斯·洛弗尔（Francis Lovel）。一个名叫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的年轻男孩跑到爱尔兰，自称是沃里克伯爵，刚刚从伦敦塔里逃出来。尽管他狂妄放肆地在爱尔兰自立为王，但他组织起来的侵略军（少量洛弗尔的军队和一些德意志雇佣兵）实力实在微不足道，在斯托克战役（Battle of Stoke）中，亨利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西姆内尔本人也被俘了。真正的沃里克伯爵从伦敦塔里被带出来游行，以此向众人宣告他还活着。亨利根本没把兰伯特·西姆内尔放在眼里，所以他直接将他丢到王室的厨房里翻烤肉架去了。

勃艮第的玛格丽特送去英格兰的第二个觊觎王位者是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事实证明这个人的威胁比前一个大得多。他对外宣称自己是伦敦塔里的两个王子之一——弟弟约克公爵理查，还宣称他的背后有一批对新国王不满的英格兰贵族在支持他。不仅沃贝克的这番说辞得到了法国国王和勃艮第的玛格丽特的确认，而且他本人还被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James Ⅳ）热情地邀请到苏格兰。詹姆士四世甚至还将他的表姑凯瑟琳·戈登夫人（Lady Catherine Gordon）嫁给了他，并以他的名义出兵入侵英格兰。

为了抵挡苏格兰人的入侵，英格兰征收了大量的税款，结果这成了1497年康沃尔地区叛乱的理由。康沃尔郡的人认为他们离苏格兰如此遥远，没有必要为英格兰北部的防御战争买单。一支康沃尔军队驻扎到伦敦的布莱克希思。沃贝克当时已经被詹姆士四世赶出苏格兰了，因为詹姆士四世害怕英格兰会因他而入侵自己的领土。沃贝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西部登陆，往伦敦进发，结果在汤顿（Taunton）被彻底地击败了。他逃到比利的西多会小隐修院（如今已改造成蒙塔古男爵的赛车名人博物馆）潜藏了一阵子，之后还是难逃被俘的命运。他被押回伦敦，于1499年被杀头。与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沃里克伯爵。这个不幸的人好像并没有犯过事，只不过因为他原先是王位的重要继承人选，这个世界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这一次冲突被称为玫瑰战争的终章。到那个世纪末，亨利七世通过巧妙的外交谈判和恰当地运用战争手段，终于让都铎王室坐稳了王位。他联合西班牙的斐迪南（Ferdinand）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等法国的敌人，又一次发动对法国的入侵，还威胁尼德兰停止向他们出口英格兰羊毛，多管齐下，让沃贝克无法在欧洲大陆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1496年，尼德兰和英格兰签署了商务条约，规定了互惠待遇和税则等，将两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恢复了双方的贸易联系，并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得为另一方的敌人提供庇护。后来在1506年，双方又进一步签署了新的条约，扩充了原条约的内容，并订立了对英格兰商人有利的条款。之所以会签署第二份条约，与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腓力大公（Archduke Philip）在英格兰沿岸地区遭遇船只失事有关。

联姻也是亨利使用的另一种巩固地位的手段。法国将布列塔尼纳入版图之后，对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构成巨大的威胁。亨利因惧怕法国入侵，决定让英格兰与日益兴盛壮大的西班牙搭上关系，他采取的方式是让他的长子迎娶斐迪南的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501年，经过双方多次互遣使者反复谈判，并就嫁妆问题讨价还价一番之后，凯瑟琳嫁给了威尔士亲王亚瑟。但是，仅过了一年，亚瑟就去世了，令他的父母悲痛不已。按照教会的法令，兄终弟及的婚姻是被禁止的，但是亨利迫切地需要与西班牙保持联盟关系，所以他请求当时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Ⅱ）予以特许，让他的次子也就是未来的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结婚。教皇最终给予特许，于是新任的威尔士亲王与寡嫂举办了婚礼。白皙俊美、身材颀长的亨利迎娶了端庄严肃、虔思笃行的西班牙公主。这份特许后来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父亲是阿拉贡的斐迪南，是个狡诈多智的人。他利用自己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的联姻，在1492年驱逐了摩尔王室，统一了西班牙半岛。不仅如此，他还控制了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即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以南的地区，从而掌控了地中海西部沿岸一带。与西班牙王室联姻让新掌权的都铎王朝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之后的40年里，与西班牙保持步调一致将成为英格兰首要的外交原则。亨利七世将自己的女儿玛格丽特·都铎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破坏法国与苏格兰之间持续了200余年的“老同盟”。后来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之后，因为女王无子，詹姆士夫妇的曾外孙继承了英格兰王位。

但是那个时期最强盛的国家当属法国。这个国家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大量公国、侯国混战不休。1488年，年轻的国王查理八世与布列塔尼公国的女继承人结婚，公国被并入法国领土，法国版图的最后一块终于拼上了。国内局势稳定之后，1494年，查理占领了那不勒斯，此举极大地激怒了意大利人。法国的政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有点儿不合时宜，这些政策制定的依据是美洲被发现之前存在的欧洲经济概念。也就是说，他们还在认为，只有控制了意大利半岛，控制了通往黎凡特（Levant）的地中海盆地的贸易通道，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财富和势力。于是法国费尽全力不断征战，试图通过安茹和维斯康蒂（Visconti）先人的血缘联系，争夺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Duchy of Milan）的继承权，甚至心甘情愿地卷入意大利的几大君主与教皇之间无休无止的内斗之中。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长达百年的战争。

除了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亨利七世也在国内重新树立了君主的权威。15世纪后半叶混乱无序的状态导致他刚登基时，君主的权威在各个方面都被严重地破坏。不管怎样，威尔士反正是欢迎有威尔士血统的君主的，而且他还让威尔士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Wales）重新恢复了活力。该委员会受威尔士亲王顾问委员会（Prince of Wales’s Council）的监督。至于爱尔兰，亨利将爱德华·波伊宁斯爵士（Sir Edward Poynings）派去那里担任总督，取代基尔代尔伯爵，试图以这种方式让爱尔兰人与英格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1494年，《波伊宁斯法》（Poynings’ Law）剥夺了当时仍处于半独立状态的爱尔兰的独立立法权，规定爱尔兰议会在没经过英格兰枢密院的批准之前不得自行颁布法律，并规定所有英格兰议会制定的法律均适用于爱尔兰。但是当时爱尔兰人似乎更倾向于以违犯《波伊宁斯法》为荣，而以遵守该法为耻。爱尔兰的地方首领和诺曼爱尔兰人依然我行我素地过着半自治的生活。据说波伊宁斯曾心烦意乱地抱怨：“整个爱尔兰都管不了基尔代尔伯爵。”亨利七世听到之后回复他说：“那还是让基尔代尔伯爵来管整个爱尔兰吧。”于是波伊宁斯被召回，爱尔兰的一切又恢复如初了。

在国内，尽管亨利在血统上属于兰开斯特王室的后裔，但他更多的是效仿约克王朝君主的做法，尽量减少对议会的依赖，通过恩税，也就是强制贷款，来筹措资金。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讲是不合法的。但是英格兰人已经受够了中央软弱、派系林立、地方割据的政府，他这种压制地方贵族势力的做法反而广受欢迎。当年亨利五世继位后颁布的第一批法案中，有一项就是禁止地方贵族养侍从或私家军队，因为在那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侍从和私人军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破坏。然而地方贵族养兵的风气屡禁不止。据说，亨利七世到牛津伯爵家做客，临走时，故意以一种赞赏的语气问伯爵养了多少侍从。“至少200人，”牛津伯爵十分自豪地说。国王当即命他缴纳1万英镑的罚款。

亨利执行该法案的方法就是对违法者处以巨额的罚款，这极大地充盈了国库。枢密院原本一直是法院体系的一部分，如今开始发挥一种更贴近于执行的角色，改头换面成为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16，负责普通法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之所以叫星室法庭，是因为召集会议的威斯敏斯特宫的房间屋顶上有星星的图案。不过，尽管星室法庭在都铎王朝后面几位君主手中逐渐变成一个执行即决定裁判的臭名昭著的机构，但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它一般负责审理贵族违法，且涉案贵族对地方法院可能会有过多干扰的案件。这是亨利的另一项旨在削弱贵族势力的政策，因为亨利禁止贵族养兵的法律并没能立即消除贵族武力威胁司法公正的风气。另一项加强王权的做法是提高各郡骑士的权力，让他们成为地方上的治安法官。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到15世纪末，各郡的行政司法长官基本上都已经沦为各大家族及其党羽的傀儡了。

1509年，刚刚50岁出头的亨利七世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已经为王室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代价是他严重地失去了民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还得“归功于”他最倚重的两位顾问：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这两位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全用来巧设名目勒索钱财了。此外，亨利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兼财政大臣——枢机主教莫顿（Cardinal Morton）在敛财方面拥有不逊于他们二人的才智。他发明的征税手段“莫顿叉妙招”（Morton’s Fork）令后世之人都记住了他的恶行。莫顿叉让心无戒备的民众无论如何都逃不开纳贡的结局。按莫顿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阔绰奢华，那么他必然没有向国王缴纳足够多的贡赋，所以可以向他征收更多的税。另外，如果一个人生活简朴，那么他很可能是性格悭吝，暗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就应该强迫他把财富分给国王。

当时欧洲已经尝试着进行探索新大陆的航行。亨利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葡萄牙是15世纪航海领域的伟大创新者，它与布里斯托尔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和葡萄牙国王合作，后者为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提供资助，让他往西航行，最终发现了拉布拉多沿岸，即今天的加拿大东海岸地区。但是为什么这些惊人的发现会集中在这个时期？其中一个原因是，15世纪土耳其人（或称为奥斯曼帝国子民）从巴尔干（Balkan）地区不断地向西迁徙。在这之前，香料贸易一直是欧洲利润最丰厚的生意，因为在冰箱出现之前，香料是人们保存食物的必需品，而且香料只能从东方的热带国家（主要是印度）经地中海地区进口到欧洲。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都因为刚好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优越，所以从这项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是随着土耳其人开始切断地中海一带的交通，寻找一条海路通往印度就成了当务之急，唯有如此，才不必再依赖地中海东岸的传统贸易路径。

葡萄牙国土背靠西大西洋，距离地中海最远，葡萄牙人相信只要能发现一条新的通道前往印度，就能从地中海沿岸国家手中夺过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葡萄牙人的激情具有感染力，于是他们的邻国西班牙也热切地投入这项事业中。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断定，前往印度的最佳途径应该是往西。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资助下，他于1492年起航，最终发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这些群岛之后被命名为西印度群岛，并沿用至今——尽管这些岛屿实际上与印度相隔万里。他发现了新大陆。随后教皇宣布，距亚速尔群岛（Azores）以西100里格17的那片未知世界全部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在议会的授意下，西班牙当即征服了阿兹特克人（Aztecs），在今天的墨西哥建立了新西班牙（New Spain）。

除此之外，土耳其人西进还带来了另一个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希腊学者为了躲避这场大灾难而逃往西欧的重要城市和大学，散布到西欧各地。正如我们所知，他们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虽然缓慢却非常惊人的影响，最主要是影响了后者对宗教的理解。在当时印刷技术革新的推动下，人们思考的方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但即便反教权主义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的宗教情绪并没有消失。虔诚的宗教运动和对新学问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满和愤慨，二者结合起来，最终导致在德意志出现了一场社会巨变。引发这场巨变的是一位名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修道士和神学教授。路德早已经对教会不敬宗教的本质十分反感，但在1517年，他看到一位多明我会的托钵修士坐在红色的天鹅绒毯子上，兜售教皇的赎罪券来筹措资金，预备在罗马修建一座新的圣彼得教堂，当时就怒不可遏（所谓的赎罪券，号称可以赦免人们的罪）。

那一年的10月31日，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也就是对教皇训诫的95条批评，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的天主教堂大门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宗教革命，即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很多人早已经和他有相同的感受，但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挑战教皇的权威。路德的行为撼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根基。一些农民聚众闹事，路德被开除教籍，路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在沃姆斯议会（Diet of Worms）的会议上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查理五世也是西班牙国王，是教皇的支持者。在这场辩论上，路德拒绝收回他的看法。他认为人必须依靠自己的信仰获得救赎，而不是像当时的通行做法那样，依靠由教士执行的教会圣事18。到1530年，德意志北部的8位邦国君主已经接受了路德教的信仰。后来经过反抗皇帝的事情之后，路德教派的教义被称为新教主义。1534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成为第一个与罗马决裂的君主。这些路德教派的成员国君主也在努力地调和他们自己的教会与教皇势力之间的矛盾。

亨利八世（1509—1547）

宗教改革运动始于1517年。尽管英国国王后来建立了英格兰自己的国教并与罗马决裂，但是当时年仅27岁的亨利八世还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年轻的亨利八世身为亨利七世的次子，又很有才干，所以很可能从小就是被当作未来的教会要员来培养的。1521年沃姆斯议会辩论前夕，针对路德派的运动，他旁征博引地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攻击路德的观点，维护七大圣事。为此，教皇授予他“护教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尊号（非常反常的一点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直至今日不列颠的君主依然享有这个尊号，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英镑的硬币上还有DF字样的原因，尽管不列颠君主是英国国教会的最高首领，但他/她是不可能去捍卫罗马天主教信仰的）。亨利八世继承王位的第三年，他迫切地加入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不久之后，就作为教皇的十字军成员，入侵法国，将法国人赶出了意大利。由于他卓越的贡献，不久之后，他就在罗马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受到罗马教会的礼敬。教皇赠予他一朵黄金玫瑰，以示对他的恩宠，另外，1515年，他的首席顾问、大法官兼约克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被任命为红衣主教。而且，在1509年，亨利还娶了虔诚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她是笃信天主教的君主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夫妇之女。

所以，理论上，亨利八世是最不可能带领英格兰开展宗教改革运动并与罗马决裂的人。然而，事实上，他最后做了这些事情。驱使他展开宗教和政治改革的动力一方面是他需要一个男性继承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一位名叫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宫廷女官的热烈爱情。

亨利八世的父亲是个很有教养的文雅之士，跟都铎王朝的所有君主一样，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新国王可以讲七国语言，还是个技艺精湛的音乐家，甚至还会作曲。英格兰最受喜爱的、最广为传唱的民谣之一《绿袖子》据说就是他谱写的。亨利八世深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他自己本人至少写过两首五部分弥撒曲19，而且擅长演奏鲁特琴。他鼓励自己的宫廷成为一个新学问的中心。他成立了皇家内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and Physicians），重建了圣巴托罗缪医院，标志着更科学的医疗手段已经开始运用到实际中。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的钦定教授职称（Regius professorship）让我们至今铭记他对教育的扶持。亨利八世喜欢与不同的学者探讨和辩论，其中就有他的朋友、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伊拉斯谟（Erasmus，所谓人文主义者，就是新学问的研究者）。他的宫廷是当时全欧洲最优秀、最先进的。

德意志北部杰出肖像画家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庄重的现实主义风格肖像画引起了国王的极大兴趣。荷尔拜因受他征辟，搬到伦敦，当了20年宫廷画师。他为国王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都画了肖像，如今这些肖像画大部分都藏在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它们就是亨利八世曾经资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明证。他将意大利的杰出雕塑家托利贾尼请到伦敦，让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自己的父母修建坟墓。到他统治末期，国王不仅会在希恩的里士满宫居住，还时常驻跸于其他几座新建的宫殿，包括汉普敦宫（Hampton Court）、白厅宫（Whitehall）、圣詹姆士宫（St James’s）和位于萨里郡的一座精致华丽的木石宫殿，因其精致无双，所以被命名为“无双宫”（Nonsuch）。

国王除了鼓励外国艺术家来英格兰之外，意大利的诗歌也开始渗透到这个国家来。很多贵族子侄接受绅士教育，都会选择在结束教育之前去古典罗马旅行，正是他们将那些诗歌引进到英格兰的。诗人萨里伯爵——诺福克公爵之子——和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两人将十四行诗和无韵诗引入英格兰，这两种体例都是意大利诗歌首创的。之后，它们慢慢地传播开来，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直到后来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它们被天才诗人威廉·莎士比亚采用，达到了最鼎盛。人们对古典文学重新燃起了兴趣；作为古典文学的代表门类，拉丁戏剧成为当时各所大学的一种流行风尚。1545年，亨利八世任命了第一个负责管理剧院的官员：娱乐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亨利七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简朴、节俭的国王，在他治下，经历百年战争消耗的王室重新掌握了大量的财富。或许是为了与他朴素的父亲形成对比，亨利八世是最奢侈靡费的国王之一。他花了大量的钱来置办鲜衣华服，那些衣服用金线绣上纹样，装饰着各式奇珍异宝。他还沉迷于宴饮取乐，豢养乐师供他消遣，所有这些，都花费了大量金钱。

国王也很爱运动。跳舞、网球和打猎都是他非常喜爱的运动项目。他的外表完全不像他父亲，反而更像他母亲，继承了她作为约克王室后裔典型的金发美人的相貌；甚至他或许还有点像爱德华四世。从他现存于伦敦塔的巨大铠甲可以估计，他的净身高超过6英尺。尽管他跟他的外祖父一样，年纪大了之后变得特别胖，但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风度翩翩的男子。然而，在即位之时，他就展示出了天性里的冷酷无情。他坐上王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决了他父亲的宠臣达德利和恩普森。他给他们安的罪名是叛国罪，却没有给出详细的指控，其实他的实际意图只是为自己争取民意而已。从各方面来看，亨利八世本人都很符合16世纪意大利作家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对他的描述：狡猾、英明，堪称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的典范。

亨利八世天生具有政治天赋，他的这种才干后来遗传给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他们都明白自己必须取得臣民的拥护；他们也都清楚地知道，作为英格兰的君主，如果想要成功地统治这个国家，他们就必须做出勇于纳谏、顺应民意的样子，也就是得常常征求议会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也都意识到，想要获得民心，他们就必须让臣民认识他们。无论是在下议院发表充满激情、智慧和热情的演讲，还是到乡村视察并争取人民对建立未久的新王朝的支持，他都要向臣民大力宣传自己。由于亨利七世的不懈努力，他的儿子继位时，尽管年纪尚轻，但王位还是颇为稳固，并没有出现觊觎王位者，更没有人比他拥有更优先的继承权。亨利八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很容易受到外国事务、境外战争的诱惑，所以很快就带动了整个国家的活力。尽管他是以神圣同盟的名义攻打法国的，但是他真正的动机是实现英格兰人的旧梦，重新夺回诺曼底和加斯科涅地区。

亨利八世迫切地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促使他将注意力放到英格兰的防卫工作上。南部的所有沿海城市，比如说在康沃尔的圣莫斯（St Mawes）等，都修建起圆塔和高墙，以示英格兰拥有非常好的防御工事。甚至亨利还是继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后第一个组建皇家海军的国王。在他继位后的头两年，英格兰建造了两艘巨大的船，用来威吓法国人，这两艘船分别被命名为“哈利大帝号”（Great Harry）和“玛丽玫瑰号”（Mary Rose）。然而，1545年，一场悲剧降临了：在与法国人进行海战时，“玛丽玫瑰号”因为舷窗没关，转弯时船速太快，结果发生倾覆，“玛丽玫瑰号”连同船上的500名将士一同沉入海底。1982年，在海底静静沉睡了将近四个半世纪的“玛丽玫瑰号”被打捞出水，安置在朴次茅斯，如今，游客可以去那里参观它的16世纪的木质船身。亨利也在伍尔维奇（Woolwich）和德特福德（Deptford）成立了皇家造船厂，并组建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负责管理造船厂。

刚开始的时候，亨利继续任用他父亲的大臣来管理政府。但是不久之后，这位精力充沛的君主发现，坎特伯雷大主教手下的一位名叫托马斯·沃尔西的年轻教士适合担任他的大臣，因为他与自己拥有相同的雄心抱负。沃尔西精力旺盛、风采迷人，对外交非常感兴趣。当时，与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强国相比，英格兰还算不上欧洲的重要国家。沃尔西制订了一份提高英格兰地位的计划，引起国王的强烈兴趣。英格兰必须一直借助灵活的外交政策，通过不断改变阵营，优先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要有永久的联盟，而应该努力维持欧洲强国之间的势力平衡。尽管国王能言善辩，总能轻而易举地用他的演讲说服平民院，但是他对细枝末节的问题非常容易厌烦，而沃尔西则恰恰相反，他特别喜欢到议会抽丝剥茧地解释一切细节，为亨利发动战争筹集经费。

在亨利八世统治初期，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他和沃尔西大展宏图的机会。意大利诸城邦软弱无能，各国政府纷纷合纵连横，争相占领意大利，1511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建立了神圣同盟，要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于是这场混乱的抢椅子游戏终于要接近尾声了。作为抗击法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亨利需要在1513年派兵，同时攻打法国北部的加来附近地区和法国南部，以此牵制他们的兵力。在一场名为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Spurs，因为败逃时法国人用马刺策马逃窜比他们作战时用剑利索得多）的重要战役中，沃尔西亲自披挂上阵，与其他骑士一同杀敌，让法国人大败而逃。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是法国与英格兰达成和平。亨利的妹妹玛丽嫁给了年迈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于是双方的和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同一年，因为苏格兰与法国是同盟，所以在英格兰入侵法国期间，苏格兰发兵攻打英格兰北部，结果出人意料地在弗洛登战役中（Battle of Flodden）遭遇大败。詹姆士四世和苏格兰贵族刚进入英格兰边境，就惨遭屠戮。这样一来，到1514年，亨利和沃尔西的通力合作以及他们不与西班牙结盟的政策，似乎都大获成功了。国王巩固了边境；苏格兰如今名义上的君主是詹姆士五世，实际的统治者却是詹姆士的母亲、亨利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而法国的统治者则是亨利的妹夫。

之后的400年里，英格兰处理欧洲政事的一条主要指导原则就是沃尔西维持各国势力平衡的理论。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欧洲各国王室的重要人物相继去世，结果王后凯瑟琳的外甥、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统治了大半个欧洲和新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西的这套理论就更有意义了。查理五世不久之后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选帝侯（Electors）20选举他为新皇帝时，他由于自己已经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尊号，但是他确实是16世纪欧洲政局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查理五世继承的领土之大，确实可以用“帝国”一词来形容。他的祖母勃艮第女公爵玛丽（Mary of Burgundy）使他继承了尼德兰；由于他的祖父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Emperor Maximilian），将哈布斯堡君主国21中奥地利的王位也传给了他。他的母亲胡安娜（Joanna）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姐姐，她留给他的领土包括西班牙和阿拉贡王国两西西里。除了拥有大片的领土之外，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查理五世还拥有不可胜数的现金财富。他在墨西哥和秘鲁建立的新西班牙殖民地上发现了大量银矿，这意味着，到该世纪中期，他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

因为查理是尼德兰的君主，而英格兰的主要出口商品——羊毛——有大约90%是销往尼德兰的，所以亨利或多或少都不得不与他维持良好的、和平的关系。然而，多亏了查理和法国的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势成水火，英格兰才有了斡旋甚至渔利的余地。弗朗索瓦和英吉利海峡另一侧的那位国王一样，都是深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杰出君主；按弗朗索瓦一世的规划，他不仅要重新占领意大利，而且还要打败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当时皇帝之位与早期的“恺撒”早已不同，已经没有实权，但是皇帝依然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皇帝一般是由德意志的七位选帝侯，也就是七个公国和侯国的领袖，共同选举产生，大部分皇帝人选都来自哈布斯堡王室。

从1520年至1529年，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为了争夺意大利领土而反反复复地发生冲突。沃尔西此时依然认为与法国保持和睦是有必要的。为了维持欧洲势力的平衡，他们得加入法国的阵营，与查理五世对抗，于是英格兰从法国的死敌，变成了时不时支援它的盟友。在两国重修于好的外交活动中，最重要的是1520年亨利八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在金缕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会面交谈。这场会谈是沃尔西一力促成的。会谈的地点是英格兰领地加来与法国领土之间的一处田野。为了这次会谈，他们专门搭建了一座装饰华丽的帐篷，里面铺满了精美的地毯。会谈的场面恢宏壮丽，甚至用酒做喷泉，令整个田野仿佛都铺上了一层金线织物。如今在汉普敦宫还藏着一幅为纪念那场盛事而作的名画。该宫殿是沃尔西在里士满宫以北数英里处建造的。

两位正值盛年的年轻国王相处起来更像是兄弟，而不是两个友邦的君主。他们常常大清早地悄悄溜进对方的帐篷里，甚至还在一起摔跤。不过，尽管他们当时相处得非常愉快，但尼德兰的羊毛贸易对英格兰太重要了，而且最后还是王后凯瑟琳的外甥查理当上了皇帝，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英格兰仍旧是法国的敌人，仍是皇帝的盟友。

只要能让国王事事顺心，沃尔西就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国王第一宠臣，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他被任命为约克大主教兼林肯主教，同时另外两个主教领地的收入也归他所有。沃尔西开始有些膨胀，不仅给自己修建了汉普敦宫，还在约克境内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即后来的白厅宫。1515年，当他成为枢机主教后，哪怕他并没有被任命为英格兰的教会首领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也已经开始无视教会的等级，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同一年，亨利又任命他为大法官。于是，沃尔西成为英格兰最有权势的官员，身兼教会首领和政府首领两个身份。他这个人爱管闲事，对待议会又很不客气，使人们对他既畏惧又反感。因为议会不留情面地直接拒绝为国王再征纳更多税，沃尔西干脆整整七年不再召集议会开会，转而向富裕的市民索要“献金”来维持开支。

沃尔西奢华的生活方式和他自命不凡的姿态令人们越来越反感。据说连他家的厨子都身穿锦衣，项戴金链，可见他生活之靡费。他本人作为枢机主教，只穿最上乘的丝绸制成的红袍，上面用昂贵的皮草装饰。他家的餐盘都是黄金打造的。他给自己新建了多座宫殿，轮流着住；不管住在哪处房子，都有多达500名的仆从跟着他，吃饭的时候，光是这些仆役就要坐满三大张餐桌。枢机主教每次在公众面前出现，场面都非常壮观，十分引人注目，即便是最随意的非正式场合，他都要精心安排仪仗：先是一名高大英俊的神父走在枢机主教前面，手持一根银柱，银柱的顶端是一座小小的十字架；之后出场的是枢机主教的礼帽，帽子被放在铺了紫色软垫的盘子上，由一名贵族托着，贵族不能戴帽子，以示敬重；一队仆役跟在贵族旁边，一边走一边喊：“给神的恩典让道！”最后才是枢机主教隆重登场。他总是面带谦和的微笑，眉眼低垂，或许是在欣赏自己脚上缀满珠玉的金丝鞋吧。不过，这样恢宏壮观的场景里总会出现一头煞风景的骡子，因为沃尔西说他只是个谦卑的教士而已，只配骑骡子出行，不应该骑马。

不过沃尔西也并不是个只知卖弄的人。他确实是个严肃的学者，支持新学问，是剑桥学者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保护人。廷代尔是继罗拉德派信徒之后第一个将《圣经》大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的英格兰人。在马丁·路德的帮助下，他将3000余份自己的译作偷偷运到了英格兰。沃尔西尽管傲慢自大，却和当时的所有有识之士一样，认为教会需要进行严厉的改革。很多修道院，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影响力不大的修道院，对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基本没有任何助益。如果关闭这些修道院，将它们的土地出售，得来的钱就可以用来建设学校，因为学校可以更好地传播学问。于是在1523年，沃尔西派遣了一批干事去调查这些小修道院，他们发现小修道院里的生活死气沉沉。因此，一些小修道院最后被关闭、解散了。接下来沃尔西在牛津创办了一个新学院，他将之命名为枢机主教学院（Cardinal College），后来改名为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