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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西的结局来得非常突然。1526年，国王被一位名叫安妮·博林的19岁女孩迷住了。这位女孩气质迷人，双眼如黑曜石般夺目，她的母亲是诺福克公爵的妹妹。亨利早已经对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感到绝望了。当年教皇的一份特许状让他迎娶了他兄长的遗孀，如今结婚多年，王后多次流产或生下死胎；除了玛丽公主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孩子存活下来。这一切让国王认为他们的婚姻受到了诅咒。新王朝刚刚建立不足半个世纪，亨利满心想的都是生下一个儿子继承王位。安妮·博林的姐姐玛丽已经是国王的情妇了，所以安妮·博林和她的舅父都不满足于让她仅仅做国王的情人，而是期望她能正式嫁给国王。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请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Ⅶ）宣布国王原来的婚姻失效——这是中世纪离婚的标准流程。不过，不幸的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沃尔西的外交策略让亨利很难获得教皇的首肯。

1527年年初，王后凯瑟琳的外甥查理五世因不忿教皇支持法国，率兵攻占了罗马，并将之洗劫一遍。克雷芒七世成了他的阶下囚。两年之前，当查理与法国在意大利陷入持久混战时，他也曾在帕维亚战役（Battle of Pavia）中俘虏了弗朗索瓦一世。这些惊人事件让沃尔西更加坚信自己的那套维持势力平衡的理论。亨利答应与弗朗索瓦修好，成为他的盟友，结束与皇帝的同盟关系。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明明是最不适宜做外交变动的时候，国王却不顾反对、一意孤行。结果，最后的局面演变成了英格兰宫廷的一场真正的大危机。

身陷囹圄的教皇没有第一时间解除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反而派了一支教皇特使团（Decretal Commission），调查这件事的始末，令亨利怒不可遏。负责与梵蒂冈方面外交谈判的沃尔西成了替罪羊，这位鼓吹与法国建立联盟的主要人物承受了国王的滔天怒火。很显然，沃尔西空有枢机主教之衔，实际上在罗马并无影响力。教皇特使团在伦敦收集证据，阿拉贡的凯瑟琳激动地向他们陈述她与亨利的兄长亚瑟之间的婚姻实际上有名无实，他们并未圆房。在他们收集完证据返回罗马，开始进入听证阶段之后，沃尔西的末日降临了。

亨利八世的离婚意图受挫，大发雷霆，转而将怒火发泄到之前最宠爱的臣子身上。到中年时，亨利越来越暴躁易怒。安妮·博林和她的舅父诺福克公爵认为沃尔西不赞同国王与博林结婚，所以都怂恿国王处罚沃尔西。国王曾经对他的大法官颇为恩宠，甚至可以说极为喜爱，但是眨眼之间，所有恩宠便消散无踪了。枢机主教的所有财产，包括汉普敦宫、约克宫和枢机主教学院都被国王没收了，不久之后国王自己住进了汉普敦宫。沃尔西躲到了自己在约克的大主教领地。他被控叛国，公元1530年，他奉召南下，去伦敦塔受审，结果行至中途，就在莱斯特去世了。这反倒成全了他最后的体面，否则他也难逃被处决的命运。派来押送枢机主教的伦敦塔军官站在他床边等他的时候，他对军官说他现在很害怕英格兰，因为他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他问，谁能阻挡国王的意志呢？现在枢密院里已经没人敢反对他了。沃尔西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若我以前侍奉主有像侍奉国王那样尽心，主就不会在我已经头发斑白的时候放弃我了。”

然而，在英格兰那边，一方面是受国王对安妮·博林热烈感情的驱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外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感染，事情很快向前发展。安妮·博林的仇敌私下悄悄议论她，说她有一只手上有六根手指，这是女巫的标志。不管怎么说，仍是皇帝查理五世阶下囚的教皇显然不想在这个时候得罪皇帝的姨母阿拉贡的凯瑟琳，所以已经打定主意要找一切理由拒绝给亨利八世发放离婚许可。如此一来，在亨利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证明教皇是不义的，这样不需要他的许可就能离婚了。亨利的第一步是向各所大学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咨询意见。

这样激进的设想在16世纪以前是谁都不敢想象的。但跟德意志人一样，英格兰人也极度厌恶教皇。罗马教会一直对英格兰颇多滋扰，经常向这个国家索要大量钱财捐税。而是每当英格兰打算展示国力、彰显自己国家的文化生活时，教会的势力就会出来横加干涉，尤其是教会的神职人员还都是懒惰和腐败的代名词，令人十分厌烦。自圣彼得之后，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神圣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它的敬畏和尊重让英格兰一直留在罗马教会。但是如今，新学问让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管是在大学里、朝堂上或是议会中，人们看待教会问题的方式都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仿若有一道亮光透进来，驱散了教皇晦暗荫翳的魔力。教皇被皇帝囚禁，更是让教皇的权威跌到谷底。人们从未如此清晰地体会到，教皇也只不过是外国的一个世俗机构的首领，而他们的特殊法庭竟然至今仍在包庇违法乱纪的神职人员，使他们逃脱英格兰法律的制裁。

但是学者向来不会给出简单直白的答案，在亨利向他们咨询改革问题时，他们给出了一堆五花八门却毫无用处的答案。因此国王决定向神职人员施压。虽然亨利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他并没有打算创立一个与罗马教会在教义上有很大分歧的新教会；他希望建立的英格兰教会应该仍是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没有教皇而已。首先，在全国性的坎特伯雷和约克教士会议（Convocation of Canterbury and York）上，亨利对列席的神职人员提出了警告，说他们承认沃尔西是教皇使节，这违犯了古老的《蔑视王权罪法》。作为处罚，他将向他们收取共计10万英镑的罚款。接下来，为了平息他的怒火，全体神父和教士不得不承认他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领。到了这个时候，国王仍寄希望于教皇克雷芒和他的继任者保罗三世（Paul Ⅲ），希望他们能够明智一些，准许他与王后离婚，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如他所愿。

从1529年到1536年这7年间，史称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的英格兰议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利用这些法案，亨利八世让英格兰摆脱了罗马教皇的钳制，建立了他自己的教会，即英国国教会。1534年，《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获得通过，亨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将英格兰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出来。如此一来，原本应该交给罗马的一切教会收入如今都要上交给国王了。从14世纪起英格兰就有《蔑视王权罪法》，但是一直以来人们都不怎么遵守，如今这项法律得到了真正的执行，英格兰的案件不允许再提交罗马审理。否认亨利是英格兰教会首领会以叛国罪论处。

《至尊法案》得到议会通过并不是因为议会受到了国王的胁迫，相反，恰恰是因为议会的积极参与，才有了这部法律。宗教改革议会的成员都迫切地想要向世人证明他们是独立的英格兰人，他们都觉得，只有摆脱教皇，他们才能自己掌握英格兰的命运、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尽管亨利的统治渐渐出现了暴政、恐怖和独裁的端倪，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掌控议会的天赋、亲切温和的举止和英雄般高贵伟岸的气度，使他依然成为理想的英格兰人的代表。这让他一直深受民众爱戴，而民心向背正是他最关切的问题。历史学家所谓的都铎专制并不像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专制政权那样，需要动用军队力量才能维系。事实上，正如英格兰国王理论上需要民意拥戴才能登基一样，想要掌控英格兰，必须有地方绅士阶级的支持才能实现。亨利通过议会取得了绅士阶级的支持，将他们收拢到自己的麾下。作为地方上的治安法官，他们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管辖的郡县推行国王制定的法律和规章。

自百年战争以来，英格兰意识已渐渐地加强，宗教改革议会也不断地表达这种意识。在亨利八世的一力推行下，人们每周去教堂做礼拜时，这种英格兰意识都会被重新强调、强化一遍。到亨利统治时期结束时，所有信经、主祷文和十诫都是用英语来讲解的。更有甚者，从1540年起，每个教区教堂都会放一本英文版本的《圣经》。这对这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几乎可以与卡克斯顿的印刷机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当时的英文版《圣经》整体上采用的是廷代尔的译本，经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校对，由大主教托马斯· 克兰默（Thomas Cranmer）作序后付梓。至此，亨利八世终于成功地建立了单一民族国家。

沃尔西死后，亨利在宗教事务上主要向克兰默咨询。他是一位剑桥学者，性格敏感，总爱取悦别人。亨利让克兰默担任安妮·博林的家庭牧师，公元1533年，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新成立的英国国教会首领。他宣布国王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第一段婚姻已经失效。因此，国王可以自由地和安妮·博林结婚。此时，安妮·博林已怀孕多时，即将临盆，她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托马斯·克兰默是一个漂洗工的孩子，来自帕特尼（Putney）。他协助制定了《至尊法案》，如今已经成为国王治国的得力助手。不久之后，他想到修道院在过去的600年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拥有整个英格兰将近1/3的土地，这些财富或许可以用来加强人民对都铎王朝国王的忠诚和爱戴。如果他关闭这些修道院，将它们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人们，比如大贵族、绅士、律师和商人等，那么他就能争取民心，巩固新的教会的地位，同时铲除最后一股拥戴教皇的势力。

大部分修道院很早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势力和影响力。他需要面对的对手只不过是不足1万人的修道士和修女，而且这些修道士和修女多半是不谙世故、性情温和的人。尽管早些年沃尔西就在国家主义的驱动下压制了某些修道院，但是克兰默做得更加彻底：他解散了所有规模较小的修道院，同时启动一项调查，最后根据这项调查的结果，他把剩下的修道院也都关闭了。随着修道院被关闭，它们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大约4万民众，宗教改革运动在财产分配上已经取得了成功。很多英格兰的世家望族，比如卡文迪什家族（Cavendishes）和罗素家族（Russells）等，还有很多商人、律师和郡骑士，都分到了原属于修道院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古老的修道院被改造成他们庄严华美的家，如后来受封贝德福德公爵的罗素家族，就得到了沃本修道院（Woburn Abbey）。对这些人而言，重回罗马教会的统治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这些财富，所以他们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最牢固、最持久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基础就是土地。然而，尽管国王越来越像一个血腥的暴君，令所有人都惊惧不已，但是在王室和政府层面，宗教改革却没有如亨利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地展开，尤其是宫廷和政府中与他接触频繁的高层对此并不配合。哪怕国王确实跟教皇一样是个宗教保守派，一如既往地反对路德的观点，甚至对宣扬新教主义观点的异教徒处以火刑，但是他手下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年迈的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却无法接受国王取代教皇。他们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和他们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不允许他们接受。于是，当1534年《至尊法案》获得通过，所有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都被要求承认亨利为英国国教会最高首领并宣誓效忠于他时，莫尔和费希尔拒绝发这个誓言。他们只宣誓会效忠于安妮·博林的孩子们，但是，令国王尴尬又恼火的是，他们拒绝承认安妮·博林是亨利的合法妻子。这两个人当即被送去伦敦塔监禁起来。

莫尔的一生成就非凡，他当时已经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了：他在政府担任的职务类似于如今的首相，是英格兰的领军人物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能言善辩的知名律师，一位议会议员；他的学识和他的著作《乌托邦》令他蜚声国际。然而，这样的人物，却被揪住衣襟，从伦敦塔沿着街道拖到威斯敏斯特，以叛国罪受审。这样的事情令当时已经显出暴君之相的国王更多了几分暴戾恐怖之气。就在不久之前，莫尔还是国王的密友。人们多次看到亨利在莫尔家漂亮的花园里散步，他的手臂亲密地搭在大法官的肩膀上。那座花园位于切尔西（Chelsea），即今天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Chelsea Physic Garden）。国王甚至还常常在晚饭后不请自来地出现在莫尔家中，找他聊天，一起度过愉快的时间。每到这种时候，国王总是显得温文尔雅，以至于莫尔的女婿托马斯·罗珀（Thomas Roper）都认为，那些认为国王越发残暴的言论不过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莫尔是这么回答他的：“然而，罗珀，我的孩子，我受此殊遇，却无法以此为荣，因为若我的头颅能为他换来一座法国的城池，他必会毫不犹豫地将它砍下来。”后来亨利在听说教皇任命了费希尔为枢机主教后，他的反应证实了莫尔所言非虚。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道：“我很快就会把他的首级送去罗马交给教皇，这样他就能亲自给他戴上枢机主教的头冠了。”

莫尔在受审时为自己辩护的那番宏论令亨利如鲠在喉，他害怕莫尔的号召力会鼓动整个国家联合起来抵制他的改革。莫尔跟费希尔不一样，后者年衰体弱，已经无意也无力再为自己辩护，所以很快就被定罪处决，但是莫尔的意志和才智并未因身陷囹圄而有所损伤。尽管他的身体已经被重重折磨压弯，他的头发经过一夏天的囚禁也已经灰白了，但是身体遭受的折磨并没有让他天生的威严有一丝一毫的损伤。他的辩护清晰有力、直击要害。他并没有违背法律，也没有试图反抗国王的意愿。他所做的仅仅只是保持沉默而已，而沉默尚未被定义为叛国。不过，任何事都改变不了他既定的命运。当他听到死刑判决之后，莫尔立即断言承认王权至尊才是违犯了法律。“你怎能与整个英格兰抗辩？”人群中有一个人被他的勇气所震惊，不禁喊道。“啊，不过我有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整个历史在支持我。”莫尔微笑着说道。

公元1535年7月6日，一个信使来到莫尔的牢房里，告诉莫尔他要被带出去行刑了。莫尔十分镇定，只在牢里停留了一会儿，给他的妻子和女儿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请她们“为我祈祷，就像我会为你们祈祷一样，祈祷我们会在天堂团聚”。之后，他从自己的牢房里走出来，慢悠悠地穿过伦敦塔的花园，镇定得好像他不过是去吃早餐一般。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告诉他，由于国王对他的特殊厚爱，他将只会被斩首，而不必像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被挖去脏腑。莫尔听到之后，还开了一个玩笑：“上帝保佑我的朋友们都不要得到这种厚爱。”但是国王还发布了另一条命令，禁止托马斯·莫尔爵士在行刑前对围观的民众发表最后的演讲。即便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亨利依然恐惧莫尔的力量。所以，莫尔最后只是简单地说，他至死仍是国王忠诚的子民，也是上帝面前坚贞的天主教徒。之后，刽子手就让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再也无法吐出一句话来。

1536年，也就是莫尔和费希尔被斩首后的第二年，北部地区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这场叛乱被称为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北部的约克郡、兰开夏郡和林肯郡还保留着修道院传统，所以这些地区的居民对修道院依然抱有很大的敬意，而且新学问和新观念都是从东南部沿海港口传入英格兰的，这些北部地区的人民对之并不了解，还未受其洗礼。在约克郡的罗伯特·阿斯克（Robert Aske）的号召下，大量的人群聚集起来，要求驱逐国王的权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让国家恢复原来的信仰。但是亨利以他一贯镇定冷漠的态度处理了这场危机。诺福克公爵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宫廷中倾向天主教的派系的领袖。国王派他去劝解造反的民众，承诺只要他们和平地解散，那么国王就会听从他们的要求。造反民众听信了他的话，离开了。于是，叛乱的势头被化解于无形。第二年暴乱再起，结果让国王找到充分的借口，将阿斯克和其他叛乱的领袖都送上了行刑台。由都铎王朝官员组成的北方法院将旧天主教家族的最后一点影响力都铲除得一干二净，尽管他们并没能改变他们对古老信仰的忠贞。

随着《解散修道院法令》颁布，亨利的宗教改革运动进入了更加激进的阶段。那些负责关闭修道院的人基本上都会洗劫修道院，夺走修道院积累的财宝，甚至他们还鼓吹迷信和偶像崇拜，让人们背离真正的宗教。位于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圣殿曾是中世纪最著名的朝圣圣地之一，如今那里的一切金银财宝都被洗劫一空。两驾马车满载着战利品，在财物的重压之下嘎吱作响，缓缓地驶向正热切等候着它们的国王。在克伦威尔残暴贪婪的手下的“努力”之下，乡村教堂甚至连餐盘和圣餐杯都被抢走了。1545年，亨利关闭了所有附属小教堂——这是中世纪英格兰特有的代表性建筑，通常是行业公会或世俗教士学院捐建的。这一做法掐断了人们接受教育的一条途径；后来亨利之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在位时兴办的学校之所以能繁荣兴盛，与此不无关系。

不过，尽管克兰默已经做好了准备，有意任命包括休·拉蒂默（Hugh Latimer）等人在内的先进的新教徒担任教会空缺的职位，但是国王本人的表现却依然像个天主教徒。他依然在担心教皇可能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入侵英格兰，将这个国家带回到“真正的”信仰里，而且他敏锐的政治触角迫使他不得不正视求恩巡礼事件背后的含义。他知道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仍是彻底的天主教徒，他们沉默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切的愤恨不平。所以，尽管他资助了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工作，但是依然视译者廷代尔为异教徒，要求查理五世追捕他。在求恩巡礼事件发生三年之后，亨利颁布了《六条法令》（Act of the Six Articles），规定任何人若敢质疑圣餐饼即是基督圣体，就要被处以死刑。这部法令向英格兰和教皇显示了亨利本质上仍是最为正统的天主教徒。

那个时期在欧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宗教辩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路德提出取消大部分圣事的观点的基础上，法国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和瑞士的胡尔德莱斯·茨温利（Ulrich Zwingli）等思想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改革。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众人争论不休的最关键问题就是弥撒本身。茨温利的观点是，经过对《圣经》文本的仔细研究，圣餐并不属于圣事，它只不过是对最后的晚餐的纪念而已。圣餐的酒和饼并不是基督圣体的血肉。尽管克兰默到晚年时已经无法判断他自己究竟信的是什么，但是亨利自始至终都非常坚定地表示，他坚信弥撒中的圣体实在（Real Presence）。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烧死了所有在英格兰四处游荡、宣扬从欧洲渗透进来的新理念的新教异教徒。然而，新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这场争夺灵魂的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事实上，一直到他的统治期结束，这场战争都还没平息。在国王的一生中，英格兰教会中的天主教派系和新教派系都从国王的婚姻状况中获得了一点好处。

当年那个出身高贵、曾经赢得全民拥戴的年轻人，已经从一位富有魅力的文艺复兴君主，迅速地堕落成一个暴君，一个接连杀妻的罪人。在英格兰，一个人不管在政府中身居何位、掌握何权，都不可能高枕无忧。1538年，亨利因为一场阴谋而杀掉了两位王室近亲，分别是埃克塞特侯爵（Marquis of Exeter）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后者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波尔（Pole）的母亲，波尔当时流亡于罗马。伯爵夫人当时已到古稀之年，她的下场尤为骇人。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被送上断头台后，绕着刀架一圈又一圈地跑，一边跑一边喊：“我的脑袋里从未有过叛国的念头，你有本事就自己来拿走它。”刽子手只好亲自按住她，用斧子把她的脑袋砍下来。

不过，在安妮·博林正式成为王后之后，刚过三年，杀头的斧子也落到她的脖子上。王后没有给国王生出一个他日夜期盼的男性继承人，反而生了一个瘦弱的红发小女孩。已经因为暴饮暴食而变得异常肥胖的亨利认为这也是一个征兆，预示着这场婚姻也是受到诅咒的。尽管许多宫殿装饰都体现了他对安妮的热烈感情，尽管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HA被设计成交缠的图案，在汉普敦宫和圣詹姆士宫里刻得到处都是，但是国王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任妻子了。于是，突然某一天，活泼热情的安妮发现自己被逮捕了，并被控告通奸。她一直被很多人厌恶，因为人们讨厌她的傲慢自矜，更憎恶她的新教信仰。

没有任何正式的说法，安妮就从位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王室宫殿被带到伦敦塔。她是坐着驳船过去的，当她看到狰狞庞大的伦敦塔外门，知道自己将被送往何处之后，她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那声尖叫凄厉恐怖，令人胆寒，一直传到河的南岸。伦敦塔的警卫试图安抚她，就跟她说她不会被关押进地牢，而是会住在她封后之前住的那个房间里。但她只是发出一声嘲讽的冷笑。警卫接着真诚地对她说，亨利国王治下的每一位臣民，都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她大可放心，结果她只是发出了一声更为嘲讽的笑声。接下来，安妮·博林好像陷入精神失控的状态。在之后的几周里，她不停地尖叫吵嚷，间或发出一些歇斯底里的笑声，直到她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由于她曾跟监狱的看守说过，她害怕杀头的斧子会弄疼她纤细的脖子，所以她的丈夫专门从加来运来了一柄宝剑，用它来割下她的头。这可谓她丈夫给她的最后一点宠爱了。

安妮·博林踏上了行刑台，她的黑色长发盘了起来，用白色的亚麻布头巾绑住，好让刽子手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脖子。就在她走上行刑台的同一天，亨利迎娶了他的新宠——安静温婉的简·西摩（Jane Seymour）。国王终于合法地结婚了。公元1537年，简为他生了一个他夙夜期盼的儿子，他立即封这个儿子为威尔士亲王，并在施洗礼时为他赐名爱德华。不过在爱德华出生后刚过12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国王身边的位置又空了出来。出于真心的悲痛和对亡妻的尊重，整整两年时间，国王没有让人填上这个空缺。

很多人相信简·西摩一家是支持新学问的新教徒，尤其是她的两个哥哥和克兰默及克伦威尔都走得很近。16世纪30年代末，国王默认了克伦威尔的提议，将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定为下一任王后，国王身边的新教势力似乎达到了顶峰。新王后的弟弟是莱茵河下游的克里维斯公爵，是个新教徒。当时的情势看起来仿佛英格兰很快就要公开与德意志北部的小国君主结成同盟了。那些小国君主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en League），正竭尽所能地支持新教徒，与皇帝对抗。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国王当时都已经有些厌烦克伦威尔，并且日益倾向于支持宗教保守分子，比如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和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克伦威尔促成了一些真正的改革措施，比如设立教区登记制度，将居民出生、死亡和婚姻等事记录在册。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为政府挽回民心。国王之前只看过克里维斯的安妮的一张画像，就同意了这场婚姻，并命人着手安排，因为他没时间亲自见她本人。但是这幅由汉斯·荷尔拜因绘制的画像比她本人美得多，所以当她本人抵达伦敦之后，提议这场联姻的克伦威尔就开始遭遇事业滑坡了，因为她与画像上的人一点都不像。那幅画像如今存于巴黎的罗浮宫。在亨利看来，她身材肥胖、骨架粗大、粗野笨拙，更重要的是，她只会讲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据说，亨利第一次见到她之后，就恼火地对克伦威尔低声骂道：“简直是一头佛兰德斯的母驴，我不喜欢她。”同时，尽管这场婚礼办得隆重而盛大，但是德意志北部信仰新教的小国君主联盟并没有因此而向英格兰伸出橄榄枝。虽然国王不能撤销婚约，但是克兰默很快就炮制出一个恰当的借口，宣告这场婚姻无效，于是王后克里维斯的安妮领了一笔赡养费，就从王后的宝座上退下来了，不过估计她应该还是很开心的，毕竟她还能全身而退，不用像前几任那样身首异处。

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的诺福克公爵带领支持天主教的派系，向国王提出驱逐克伦威尔的请愿，国王很快就屈从了。诺福克公爵之前用外甥女安妮·博林引诱国王，如今他刚刚主持完对安妮·博林的审判，就故技重施，又给国王献上了他的侄女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期望她能成为下一任王后。1540年夏天，他们发现，一位名叫巴恩斯博士（Dr Barnes）的新教传教士是克伦威尔与德意志新教君主联系的秘密代理，这似乎足以证明克伦威尔是英格兰的新教异教徒的代理人。不到几周的时间，克伦威尔也被斩首了。所有的亲友故旧都抛弃了他，唯有大主教克兰默出来替他求情，他请求国王看在克伦威尔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为国王效命的份儿上，给他一些恩慈，但是国王根本不为所动。

到16世纪40年代，英格兰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沉默无声的恐怖氛围之中。正如枢机主教波尔所质问的那样：“英格兰是不是跟土耳其一样，只能靠刀剑的暴力来统治了？”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有殉道者陆续被关进囚笼，送到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因为，不管是像天主教徒那样认为教皇的权威高于国王，还是像新教徒那样否认天主教的教义，都会以叛国罪论处。这两个有着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的敌对阵营在朝堂上钩心斗角，时常告发对方，相互攻讦，弄得朝廷乌烟瘴气。

克伦威尔被处死的那个月，国王终于迎娶了他的第五任妻子——年轻活泼、身材娇小的凯瑟琳·霍华德。这令天主教派备受鼓舞。所有人都期待这次的婚姻能够持久，但是结果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国王本来就生性多疑，如今他肥硕的腿溃烂发炎，令他的情绪更是暴躁不定，不过在凯瑟琳·霍华德这件事情上，他的怀疑或许不无根据。新王后年仅十八，自然会觉得宫廷里那些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比她那个已经50岁的老丈夫更有魅力，这一切都看在了国王眼里。凯瑟琳与他结婚后不到两年，某一天，国王在汉普敦宫吃完晚饭后就消失了，跑去白厅宫。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与王后见面。过了几天，在11月中的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几个士兵来到汉普敦宫，逮捕了凯瑟琳。当年她被逮捕的位置是一条连接小教堂和国家公寓（State Apartments）的走廊，如今它被人称为“闹鬼的走廊”，据说，那条长廊上常常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出没，一边走一边哭泣——那是凯瑟琳·霍华德的鬼魂。

王后被软禁在奇西克（Chiswick）的赛昂宫（Syon House）里一段时间，之后，她与人通奸的罪名坐实。和她的表姐安妮·博林一样，她以叛国罪被处决。在困于囚牢期间，她华美衣服上的珍宝首饰都被摘下来，送回恼怒的国王手中。她的所有朋友都受到牵连，被严厉地审讯，招供出很多细节，而且，她自己也曾偷偷地向大主教克兰默告解，以为如果她能坦承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自己因年轻无知而犯的错误，或许会有所帮助。

亨利八世的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是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他在前一个王后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543年，迎娶了她。她的年龄比国王的前几任妻子大得多，为人务实又识时务，聪明而又善于审时度势，所以她的脑袋稳稳地留在她的肩膀上。她一直熬到国王去世，至此，她才总算真正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她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护士，对于一个已经因为血栓而半身不遂的国王而言，这是她最为重要、最为优秀的品质。到16世纪40年代末，亨利八世早已失去了年轻时运动员般的强健体魄；打猎和谱写音乐，都成了久远的记忆。尽管1544年时他还成功地率领他的军队包围了布洛涅，但是大部分时候，由于他的腿已经水肿得不成样子，他只能坐在一种新发明的机械装置上，被人推着在宫殿里走走。他的身体已经太差了，甚至都没法签署文件，于是手下人只好发明了一个橡胶印章，代替他的签名。

新王后温和而尽责地照顾她的几个继子女：玛丽、伊丽莎白和爱德华。两个女孩都被亨利宣布是不合法的私生女，在远离宫廷的贫困晦暗的环境中长大。相比于亨利的漠不关心，凯瑟琳反而坚持要将神经质却非常虔诚的玛丽小姐和聪慧过人的伊丽莎白小姐接回来，跟她和国王一起生活。伊丽莎白的母亲在她还不到3岁时就被斩首了。正是凯瑟琳·帕尔的维护，让她们在经受了多年的忽视之后，终于得到了她们作为国王之女应得的待遇。

国王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预示着他将不久于人世，随之而来的，就是宫廷和朝堂上的人开始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其中动作最大的就是简·西摩的两个哥哥爱德华和托马斯，也即病弱的9岁继承人爱德华的两个舅舅，他们希望能让大舅爱德华·西摩被任命为摄政王，让他们名正言顺地统治这个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多疑的国王听到谣言说，两任王后的长辈诺福克公爵和他的儿子萨里伯爵公开表示，他们的王室血统已经说明在国王去世之后，诺福克公爵应该是最佳的摄政王人选。萨里伯爵喜欢使用“忏悔者”爱德华的纹章图案，此乃事实。为此，1547年1月19日，萨里伯爵以大不敬之罪被处决。诺福克公爵的行刑日期本来定在28日，不过刚巧在前一天，亨利八世去世了，于是他得以逃过一劫。国王去世的时候握着温和的克兰默的手。他与克兰默的友谊算是亨利一生中少有的几段善始善终的关系之一。

主少国疑，朝纲败乱，这似乎是英格兰王室逃不开的宿命。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爱德华六世从他父亲手中继承王国时，王国的中央王权统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之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亨利拥有部分威尔士血统，掌控威尔士的领土，还在那里拥有大量的追随者，所以1536年他通过《威尔士法案》（Statute of Wales）废除古老的边境贵族司法权时，并没有遇到太多阻碍。于是，威尔士全境终于按照英格兰的模式划分为郡县。在爱尔兰，菲茨杰拉德家族发起的一场叛乱成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让亨利堂而皇之地派了一支军队，牢牢地把控了这个国家。他将自己在英格兰推行宗教改革运动的经验推广到爱尔兰，将当地修道院的大量土地重新划分给爱尔兰贵族，换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戴。由于爱尔兰之主（Lord of Ireland）本是个教皇封号，所以亨利称自己为爱尔兰之王（King of Ireland）。

但是，亨利的继承人也有很多难题要面对。一直以来，在国库吃紧的时期，政府筹措费用的通行办法就是把硬币削边22或往金银里掺铜。爱德华·西摩（不久之后被封为萨默塞特公爵）已经成为摄政王，他上任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因为劣币问题而暴乱四起的烂摊子。民众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商家店主为了抵销劣币带来的损失，不得不提高物价。解散修道院让数以千计的英格兰富裕家庭增加了财富，使他们更忠于国王，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修道院土地的新主人不像之前的那些修道士那样良善温和，也没有他们的那种社区意识。为穷人服务的医院和济贫所都消失不见了，地租提高了许多。

最重要的是，圈地运动带来了更为恶劣的影响。原先允许社区公用的土地，如今被一道道栅栏围了起来，供新主人私人使用。与此同时，羊毛价高，导致了数以千计的农民无地可耕，因为耕地都被用来牧羊了。许多种地的能手都发现他们没有工作可做了，因为利润最丰厚的牧羊工作不需要太多人手，一大群绵羊只需雇用一个牧羊人就够了。早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他的著作《乌托邦》里就警告过，绵羊会吃掉人。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导致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不得不四处游荡，想方设法地寻找谋生的机会。

萨默塞特公爵跟死去的国王相反，是个激进的新教徒，而那位严肃的少年国王也信仰新教。亨利八世在推行宗教改革运动时，一直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因为作为国王，他知道在国外虎视眈眈的天主教势力和国内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是新的统治者没有老国王的那种政治天赋。

爱德华六世（1547—1553）

尽管亨利八世本人不喜欢极端的新教徒，但是他却很尊重他们的学识和才华，所以他将自己视若珍宝的儿子和继承人交给几位杰出的新教牧师来培养，比如罗杰·阿斯克姆（Roger Ascham）等。其结果就是，这个小男孩养成了一副严肃端凝的性子，很好地继承了他父亲强大的意志和不容置疑的权威，而且还下定决心推行新的宗教，使之超出他父亲故意限制的范围。爱德华六世最欣赏的牧师之一是前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他是亨利八世统治时间受难的新教徒殉道者的朋友，由于他的观点太过激进，令亨利不喜，所以亨利解除了他的主教之职。在摄政王萨默塞特公爵和少年国王的影响下，朝堂之上的争斗平息了不少，比之上一个国王的统治时期，此时的宫廷更为肃静、庄严。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一种典型服饰是浮艳花哨的天鹅绒紧身上衣，但是大部分清教徒男女都不喜欢这样的服装，而是常常穿暗色的衣服。不久之后，这种着装风格成了清教徒的显著特征。

当时宫廷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摄政王本人和枢密院成员都试图掌控那个睿智异常却体弱多病的少年国王。不过，摄政王和他弟弟托马斯·西摩之间也出现了矛盾。托马斯·西摩巨大的个人魅力使他进入了中央政府的核心。新国王即位刚刚6个月，托马斯·西摩就将先王的遗孀凯瑟琳·帕尔迷得神魂颠倒，并与她结婚了，之后，两人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格洛斯特郡的休德利城堡（Sudeley Castle）。此时西摩已经是海军上将，借着这段婚姻，他牢牢地控制住了一位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女继承人——伊丽莎白小姐。她在父亲去世之后，继续和她的继母生活在一起。

托马斯·西摩一向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守礼君子，他行止浮夸，对年少的伊丽莎白过分亲昵，以至于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甚至认为他企图自己娶她为妻，借此攫取王位。他的名声不好，据说，他曾通过硬币削边的方式赚取不义之财，甚至还滥用自己海军上将的身份，干起海盗的勾当，从中渔利。关于他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传言一时间甚嚣尘上。一些仆人宣称，他们曾看到他大清早的时候在伊丽莎白的床上嬉闹，两个人还都只穿着睡衣。据说他曾撕掉她穿的裙子，理由是黑色不适合她。据说还有人亲眼见到他亲吻她。1548年，凯瑟琳·帕尔因难产而死，当时甚至还有谣言说他故意毒死了他妻子，只是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迎娶伊丽莎白。

事实上西摩的目标比这个大得多：他想让他的外甥、年少的国王废黜他的兄长，改立他为摄政王。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开始暗中召集人手，准备发起叛乱。当萨默塞特公爵听到风声之后，西摩就被处死了。在听到他被处决的消息之后，当时年仅15岁的伊丽莎白冷静淡漠地对她的女家庭教师凯特·阿什利（Kate Ashley）说：“今天死了一个很机智却不识时务的人。”

但是萨默塞特公爵处决了弟弟之后也不能高枕无忧。各种事端风起云涌，究其根源，就是过去的10年里，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仅是圈地的做法开始严重侵害人民的利益，而且在爱德华的统治下，英国国教会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极大地转变了它原先的仪式和规程。亨利八世曾经为了保持教会的传承，实现平稳过渡，而一力维持这些惯例不变。如今教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上了崭新的风貌，这令纯粹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十分满意，但是却严重地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感情。

克伦威尔发起了没收圣殿和教堂财富的运动，主要目的是充盈国库。但是爱德华的政府却将掠夺教堂的行动推向了极致，它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获得金钱财富，而是让教会摆脱罗马天主教中的一些迷信成分。于是，一些政府人员冲进教堂，将绘有圣徒、神迹的玻璃窗都刷成白色——很多古老的英格兰教堂仍残留着当时刷上的白色涂料的痕迹。他们还将精致的圣餐桌、圣坛屏和雕像拉出来，用锤子砸得粉碎。这场运动被称为反偶像运动（iconoclasm）。政府颁布的一条禁止图书和绘画的法令规定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很多历史悠久的纪念活动和节日本来一直是乡村生活中令人愉悦的一部分，比如每年2月2日的圣烛节，每年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以灰抹额的习俗，以及在棕榈主日手持棕榈树枝来纪念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做法，等等，都被认为是教皇凭空创造出来的，被法律明令禁止。而且，牧师再次拥有了结婚生子的权利。

1549年，政府强迫民众使用首版新祈祷书（亨利八世委派人编撰的，克兰默为此筹备了多年），引发了英格兰西南部和东部多个郡的大规模起义。尽管这两个地区的起义军的诉求大相径庭——西南部起义军要求重新用拉丁语做弥撒，而由杰克·科特（Jack Ket）领导的诺里奇周边地区的人民要求禁止圈地——但是两处的起义者都表明，政府已经很不得人心了。处理起义的问题、应对后续的局面，成了摄政王萨默塞特公爵倒台的发端。他心地善良，对科特的苦衷颇有同情，尽管枢密院的其他成员都认为应当加大打击的力度，但他还是不忍心大力镇压起义。

萨默塞特公爵尚在犹豫不决，他在枢密院的政敌就开始采取行动了。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是亨利七世时期被斩首的大臣达德利之子，他派去大批的人，镇压了东部数个郡的叛乱，将杰克·科特吊死在诺里奇城堡的护墙上，他手下的一干逆犯也都被吊死在橡树上。达德利是个大胆无畏的战士，渐渐开始掌握了权力。先前，萨默塞特公爵挑起了平齐战役（Battle of Pinkie），目的是支援苏格兰境内新兴的新教徒宗教改革运动，同时让爱德华六世与年幼的苏格兰女王储玛丽（Mary of Scotland）达成婚约。这场战役让达德利脱颖而出，成为一位荣耀加身的英雄，却令萨默塞特公爵备受耻辱，因为苏格兰人非常反感他的提议，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粗鲁的求婚方式”令他们厌恶，而且还将玛丽偷偷送到法国，嫁给法国的王太子。

萨默塞特公爵不仅是看起来愚蠢笨拙，而且还几乎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尽管取缔小教堂，没收它们财富的行动，让枢密院的所有成员都得到了好处，但摄政王分到的财物远超他人，甚至让他有足够的财力修建起英格兰的第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宅邸，即坐落于河岸街的萨默塞特公爵府（Somerset House）。这座府邸直至不久之前还被用作英国存放公民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的档案库。不过，尽管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的政敌提及这些事，也不过是为逼迫摄政王下台找一个借口罢了。同一年，萨默塞特公爵被逐出了枢密院。达德利被封为诺森伯兰公爵，掌握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