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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森伯兰公爵在教会改革问题上比萨默塞特公爵更激进，也是激进派的领袖。英格兰成了先进的新教牧师的避难所；因为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似乎已经准备不加区分地镇压德意志境内的所有宗教改革运动，所以像马丁·布策尔（Martin Bucer）和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等，都在查理五世的迫害下逃到英格兰。尽管大部分民众都激烈地反对第一部祈祷书，但是英格兰教会还是一意孤行，在1552年出版了第二部祈祷书，次年又颁布了《四十二信条》（Forty-Two Articles of Faith），越来越偏离了亨利时期的天主教信仰。事实上，尽管第一部祈祷书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但是它的内容却是遵照其倡议人亨利八世的标准，符合天主教的教义。不过，第二部尽管也是克兰默编写的，却反映出英格兰的新教徒已经在宗教改革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了。教会已经开始认同茨温利教派的理念，认为圣餐只是纪念仪式，并没有圣体实在。很多观点激进的新教徒重要人员都被委以重任：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据信是茨温利教派信徒，被委任为伦敦主教；约翰·胡珀（John Hooper）成了格洛斯特主教，不久之后，他就因为拒绝穿主教的法衣而引起广泛的瞩目——他的理由是古时候教会并不要求穿法衣。

公元1553年7月，诺森伯兰公爵发现，当时才16岁的、一直体弱多病的国王，近来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权位，那么他就得抓紧行动了。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同时依据议会的继承法规定，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该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女玛丽公主，其次是伊丽莎白公主。但众所周知，玛丽公主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天主教弥撒，如果她继承爱德华的王位，那么英格兰新教的整个宗教改革运动都有可能被破坏。于是，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和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的支持下，诺森伯兰公爵说服了爱德华将王位传给坚定的新教徒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她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的长外孙女，是除了上述的两人之外，最有权继承王位的人了。伊丽莎白公主也没有天主教倾向，但是在诺森伯兰公爵看来，她缺少简·格雷夫人独有的一项优点：简·格雷夫人是他的儿媳。

爱德华六世亲手写出一份新的遗嘱，越过了玛丽和伊丽莎白，将王位传给了简·格雷夫人。两天之后，7月6日晚上，苍白虚弱的少年国王因肺病去世。为了避免在诺森伯兰公爵逮捕玛丽公主之前走漏消息，王宫的守卫比平时多了一倍。但是，不知为何，还是有一个信使成功地从伦敦逃了出去，策马疾驰，赶到了赫特福德郡的汉斯顿（Hunsdon），告诉住在那里的玛丽公主她的弟弟已经去世，她必须赶紧逃跑。天色未明，37岁的玛丽就带着一些仆从，赶到诺福克的肯宁霍尔（Kenninghall）。

在伦敦，得知消息的诺森伯兰公爵暴跳如雷，当即宣布简·格雷夫人为继任的女王。但简·格雷夫人却没有为此欣喜若狂，因为她并不想成为诺森伯兰公爵的傀儡。大批的将士纷纷投奔玛丽公主在东部数郡建立的军队。简·格雷夫人登基才刚刚10天，枢密院的其他成员就迎接玛丽回到伦敦。8月3日，她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进入了这座城市。当时跟在她身旁的是伊丽莎白公主。玛丽将简·格雷夫人和诺森伯兰公爵投入监狱，然后登基成为女王。

玛丽一世（1553—1558）

玛丽统治了仅仅5年就死于胃癌。尽管新任女王身材矮胖、相貌平凡，但是她完美地结合了都铎家族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以及她的西班牙母亲传承给她的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尽管她的父亲和弟弟给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她始终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并相信带领英格兰恢复它的传统宗教信仰是她的使命。对此，西班牙大使不停地怂恿她采取行动，这位大使也成了她最重要的顾问。她刚一登基，所有新教主教，包括胡珀、里德利和克兰默等都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亨利八世在位期间“信仰天主教的”主教——这些人之前都已经在监牢里受尽了苦楚。

从1531年起就一直担任温彻斯特主教一职的斯蒂芬·加德纳，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被关押了两年，如今成了玛丽的大法官兼首席宗教顾问。新政府的议会下发的第一条法令就是让宗教恢复到亨利开始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状态：《六条法令》被重新提起；恢复弥撒；已经结婚的神职人员，比如克兰默等，必须宣布与他们的妻子解除婚姻关系；爱德华时期的主教被大量关押，新教徒被驱逐出境。但是女王并不打算就此收手。尽管她登基时接受了教会最高首领的尊号，但到了她统治的第二年，1554年11月，她宣布废除宗教改革的法令，将英格兰重新置于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

解散修道院保证了绅士阶层和贵族阶层对亨利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持。玛丽让英格兰回归罗马教皇统治的举动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其原因也在于财产。她也很好地继承了都铎王室的务实精神，所以实施新政时同意人们不必将修道院土地归还给教会。加上16世纪中叶新教主义信仰在英格兰根基尚浅，所以让国家恢复原来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一事，没有遇到什么波折就实现了。这一年的晚些时候，玛丽的表亲、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波尔，结束了多年来流亡罗马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废除了亨利的宗教改革运动。波尔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玛丽在1554年决定与她表兄查理五世的儿子结婚，她的这位表侄当时是王子身份，后来成为西班牙的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她的这个决定引起了议会、枢密院乃至整个国家的激烈反对。不过她已经下定决心了，因为西班牙的一切都让她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当西班牙大使雷纳（Renard）提议她嫁给腓力时，她甚至都没见过对方，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兴奋与欣喜之中，立刻郑重地承诺她不会嫁给任何别的人。诗人之子托马斯·怀亚特爵士领导了几场暴动和叛乱，他的目的是将伊丽莎白公主送上王位。

玛丽很快采取了应对措施。她骑马跑到伦敦市政厅，向民众保证她会推迟与西班牙王子的婚期，直到议会同意为止，这样才挽回了民意。怀亚特被押上了行刑台。尽管他在行刑前为伊丽莎白撇清了关系，但是玛丽并不相信他的话。简夫人和诺森伯兰公爵都被处决了。受尽惊吓、备感愤怒的伊丽莎白被用船送到伦敦塔看押——她的母亲就曾被关押在这里，至死都没有被放出来。在伦敦塔前，伊丽莎白做出了一个著名的举动：她拒绝走进名为“叛国者之门”（Traitor’s Gate）的入口，而是坐在石板路上，拒绝再往前走。“我坐在这里，马上要成为一个囚犯，但是我问心无愧。作为一个臣民，我的忠诚比站在台阶上的各位，不差分毫。”她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语气说道。直到太阳下山，她才终于同意进去，但是没有人敢再催促她。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给伊丽莎白定罪。她不可能蠢到公开地策划阴谋。她早年的生活养成了她极度谨小慎微的性格，而且她早已知道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重要性。玛丽的一些顾问，比如加德纳主教等，很早就建议将她收监，因为她极有可能会成为新教势力阴谋的关键人物，那个时候她就不得不跪在女王面前，乞求她不要剥夺自己的自由。尽管伊丽莎白在监牢里度过了几个月的灰暗时光，而且，由于将简·格雷夫人杀头的行刑台一直没有拆除，她每一天都在担心这是不是自己的最后一天，但最终她还是被无罪释放了。她去了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后来又搬去伦敦北部的哈特菲尔德，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阴沉冷肃的西班牙的腓力来到了伦敦。他是一个有着亚麻色胡子和冷峻眼眸的男子。他的到来，不仅让英格兰彻底回到原先的宗教，而且所有拒绝服从的人都被视作异教徒，遭到迫害。枢机主教波尔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异端邪说，很快，爱德华时期的所有主教都相继被判处火刑。第一个被烧死的是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士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他因协助完成克兰默主持的《圣经》翻译工作而闻名于世。在他之后，格洛斯特主教胡珀也被处决。胡珀的信仰让他拒绝穿上主教法衣，因为那不是古时候的先贤圣徒的做法。他穿着白色的长衣，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绑在一根柱子上，柴火在他身边堆了起来，最后只剩下上半身露出来。火焰慢慢吞噬了他，但是他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叫喊。

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早期另外三位最知名的人物——克兰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带到了牛津，由新上任的天主教派的大主教对他们的信仰进行审查。克兰默的审判被推迟了，因为他是经过教皇正式任命的大主教，他的案件必须移交罗马。但是拉蒂默和里德利都由于否认圣餐变体，即所谓的圣餐物在弥撒中变成耶稣的肉体和血，但留有面包和酒的形式的理论，而被判处死刑。他们两个背靠背地被捆在一起，丢进牛津镇上的一条污水沟里。随着火焰升起，他们开始遭受烈火焚身的折磨。里德利疼得不停打滚，素来无畏的拉蒂默对这位和他一起受难的兄弟说：“拿出你的大丈夫气概来，里德利兄弟。借着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将会在英格兰点亮一支蜡烛，照亮一切蒙昧，我相信它永不会熄灭。”

他确实说对了。在那之后的3年里，又有300名殉道者被处死。直到玛丽政府大规模迫害殉道者之前，新教主义信仰事实上一直都只在极为有限的小部分地区流传。但是，受文艺复兴的文明精神的影响，相比于中世纪，火刑在玛丽统治时期更容易引起民众心理上的严重不适，因为他们都能看到它给人带来多么惨烈的痛苦。而且，对异教徒的迫害基本上是由于西班牙方面的影响；自从女王结婚之后，整个国家就笼罩在西班牙的阴影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已经令西班牙饱受诟病，后来出版的《福克斯殉道者名录》一书中，对之也有所描写。玛丽的迫害在促使英格兰人改信新教方面起到的作用，超过了所有新教牧师所做的全部努力。女王本人也因此被人称为“血腥玛丽”。

克兰默不久之后也在火刑场上迎来自己的死亡。这位曾经的大主教一直以来身体都比较弱，虽然拥有极高的文学天赋，但性格却并不强韧坚定，如今更已垂垂老矣。在被关押了5个月之后，他的精神就崩溃了。他同意放弃自己先前的宗教主张，听从枢机主教波尔的建议，在各种认罪文书上签了字。这些文书把他描述成自亨利八世时期起在这个国家流传的一切罪恶的制造者。但克兰默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新教教派的重要人物，所以枢机主教波尔和女王玛丽要求他正式地、公开地声明改变他的新教立场。按他们的安排，他将会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当众做出这项声明。

但令人吃惊的是，站在布道坛上的克兰默突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没有人想到过他竟会如此勇敢。他用坚定的声音批判教皇是反基督的恶徒，批判教皇坚持的教义信条不是真理，乃是谬论。他还没讲完，恼羞成怒的天主教徒就将他拖下布道坛，匆匆地绑到外面的火刑柱上。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用自己的智计打击了对手。克兰默将自己的右手伸进火里，大声地说：“就是这只没用的手，写下了谎言和放弃信仰的声明，它应该先被烧掉。”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会有那么多人被判处火刑，主要是由于玛丽女王受到了西班牙顾问的影响，但事实上玛丽本人也从火刑中获得巨大的满足。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强健，而且常常胃口很差，但是每次有人被执行火刑之后，她当天晚上都会吃得比平常丰盛。从迫害异教徒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是她少有的几种放松情绪的方式之一。腓力与玛丽结婚后不久就回到了他自己的王国，只有在需要军费支持他与法国开战时，他才会偶尔回到英格兰，见见他的妻子。

法国瓦卢瓦王室（Valois）的亨利二世（Henry Ⅱ）和哈布斯堡王室的亨利五世之间的敌对呈现出各种令人惊诧的手段和形式。其中之一就是腓力强迫玛丽向法国宣战，英格兰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攻法国的战争，并在圣昆廷战役（Battle of St Quentin）中赢得了胜利。但是玛丽不管做什么事，最后的结局都惨不忍睹，这次也不例外。公元1558年，法国的最高统帅发动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袭击了英格兰在法国的最后一块领地——港口兼货物转运重镇加来。尽管加来的总督反复强调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和士兵保卫这座城镇，但玛丽政府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形势之危急。

最后，援军终于抵达，但已经太晚了。对法开战是完全违背民意的行动。民众对腓力和玛丽本人的厌恶让议会不再对君主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所以在征纳税赋供给军需的问题上，议会拒绝再投赞成票。这意味着，政府只能通过强制贷款或非法征收关税等方式来筹措军费。这或许是援军迟迟不到的原因之一。加来沦陷的消息传来，仿佛晴空霹雳一般震惊了整个英格兰；玛丽的身体本就已经每况愈下，这个消息更是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她之前刚刚流产过一次，如今，她在胃肿瘤的折磨之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可怜的是，之前的好几个月里，她还一直错把那肿瘤当成自己怀孕了。当时，她的人民痛恨她，她的丈夫远在天边，在她临终之前，这位不幸的女王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即便我死了，加来依然是我刻骨铭心的痛苦。”她死于11月17日。同一天，在她死后几个小时，另一位捍卫古老信仰的重要人物枢机主教波尔也去世了。

与此同时，信使们飞速地打马跑去哈特菲尔德。25岁的伊丽莎白就住在那里。他们知道既然她的姐姐没有子息，那么她就是下一任女王。当信使们抵达伊丽莎白的住所时，博闻强识的伊丽莎白正坐在一棵橡树下读古典著作，他们欢呼着拥立她为新任女王。片刻之后，她用拉丁语缓缓地说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在我等凡人眼中如此不可思议。”时人纷纷议论说，无论如何，读书的女王总好过烧书的女王。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

伊丽莎白，这位聪明过人、身材纤细的年轻女人在1558年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她这些年经历过许多波折起伏，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性格。在庆祝她加冕的伦敦盛装游行上，有人扮作时间老人的样子，从她面前经过，她身边的人听到她惊叹般的喃喃自语：“是时间将我带到了这里。”伊丽莎白早年颠沛流离，困难重重的生活令她成了一个与她的祖父亨利七世颇为相似的、完美的务实主义者。跟他一样，每当涉及金钱支出的问题时，她便节俭到近乎吝啬的地步。这是国家之幸，因为她接掌的这个国家当时已经被腓力的战争拖到破产的边缘了。她跟她父亲不一样，不愿意轻易地参与到战争中，一方面是由于开销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谨慎小心的性格让她不喜欢轻易地表明立场。她在外交政策上鲜有直截了当的态度，反而一直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暧昧状态，这令她手下的大臣们备感无奈。

新任女王经历过她的弟弟和姐姐统治时期的宗教极端主义，这令她对那种极端的情绪非常反感，使她对宗教的态度趋于宽容。她在继位后不久，就宣布她“不会去探究人们的灵魂”。在她统治的最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并不介意天主教信仰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表面上遵守新教仪程即可。

伊丽莎白女王继承了都铎家族普遍的政治手腕和个人魅力，也继承了她父亲强势、坚韧的性格——她的父亲正是靠着这样的性格才让整个英格兰匍匐在他脚下的。这些都是她的弟弟和姐姐所严重欠缺的。她拥有和父亲一样无与伦比的才智，温和热情的性格，以及出众的机智与幽默感。她完全没有遗传母亲深色的头发、眼睛等外貌特征，她继承了都铎家族白皙的肤色，拥有一头红发和傲气十足的鹰钩鼻。跟亨利八世一样，她也认为自己应该经常到各处巡视，与绅士阶层和贵族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是都铎王朝的基石和支柱。因此，全国各地许多房子最豪华的房间都有“伊丽莎白女王曾宿于此”之类的传闻。另外她还有一点与亨利八世类似，就是她也有一个非常华丽的宫廷。这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舞会、假面舞会和宫廷阴谋，而伊丽莎白自己就是其中最璀璨夺目的明星，最精神昂扬的舞者。

她手腕高明，丝毫不逊色于她的父亲，总能令议会服从她的意愿，每当她需要他们为她筹措资金时，她总会如愿以偿。尽管枢密院和议会一直催促她结婚，以便能够培养出一个信仰新教的继承人，但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去做。或许，到最后，她是嫁给了她的国家。正如她在著名的“黄金演讲”中所说的：“尽管是上帝让我荣居高位，但是我王权的真正荣耀来自你们的敬爱和拥戴，正是它们令我稳坐王位。尽管你们有过，并且还将拥有很多比我更有能力、更睿智的君主，但是你们从未有过，也不会再有哪个君主比我更热爱你们。”

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段时间。她的海军在全球的海洋上游弋，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使新教主义畅通无阻地通过海上航线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个时期的剧院里上演了迄今为止全球最伟大的几部剧作——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当整个欧洲开始陷入宗教战争导致的文明冲突的深渊里时，她采取的中立路线让新教主义得以用一种平和的方式扎根到信徒之中。在当时，很多欧洲国家的君主都相继被暗杀而死，而伊丽莎白却得以幸免。

女王极为爱慕虚荣，这是她那个喜欢卖弄风情的母亲遗传给她的性格特质，同时，她又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了对富丽华美事物的喜爱。终其一生，她都对宫廷狂欢和华衣美服情有独钟。在她的统治时期，越到后期服装的风格就越夸张华丽。轮状皱领、浮夸的发型、大量的珠宝首饰、盛宴和男性宠臣，这些都是她统治时期的特点，不久之后，她就得到了“荣光女王”（Gloriana）的绰号。不了解她的外国使臣都觉得她沉迷于舞会，喜欢与年轻男子纠缠不清，实在是轻浮肤浅。蒙她恩宠的男子先有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后有埃塞克斯伯爵。那些使臣却没有看到，这位勤于国政、善于权谋的女政治家与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等杰出的战略家一起在书房议事，谋划着如何牵制西班牙的腓力，让他无法干涉英格兰的内政外交。这个女人甄选公仆的方式是绝对公正客观的，她择取伟大的政治家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担任自己的首席大臣，也就是首席国务大臣，因为她相信“你不会收受任何形式的馈赠，所以不会贪腐，你会忠于国家，而且你不会刻意逢迎我的个人意愿，所以你一定会给我你觉得最恰当的建议”。但是那些外国使臣却没把这样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当回事。与她父亲在位时的那些大臣不同，她座下的大臣都为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塞西尔辅佐了她整整40年。

横亘在新女王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英格兰教会。此时它已经再次隶属于罗马教会了。伊丽莎白深受新学问的陶冶，对新学问有很高的造诣，能够讲流利的拉丁语和法语，还能阅读希腊文，她对那些出现在爱德华的第二本祈祷书里的进步新教徒的宗教观点抱有很深的同情和认可。她并不相信圣体实在，她在登基后不久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一次做弥撒的时候，当牧师高举起圣餐饼时，她直接起身离席了。不过，她只打算让教会恢复她父亲统治时期的那种程度的宗教改革——它没有那么激进，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但是她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人手不足。亨利时期的新教徒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如今掌控教会的神职人员都是天主教徒。结果，伊丽莎白只能从玛丽时期流亡海外的新教徒中择取一些人来接掌教会。

玛丽时期流亡国外的人大体上是那些宗教极端分子，女王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出于女人的天性，女王喜欢文质彬彬、举止文雅的臣子，但是他们这些人却为了显示自己的真实，刻意地抛弃良好的举止，显得既粗鲁又急切。日内瓦是当时新教徒的避难中心之一，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深受居住于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通过对《圣经》的研习，认为等级制度是不合理的，他反对教会对宗教的监督和指导：不应该有官方的祈祷书；每个教堂都应该由一群牧师或长老共同管理。他甚至反对路德认为合理的一两项圣事，因为他自己发展出了一套得救预定论——男女信徒是会得救还是会入地狱，是上帝早已经注定的。真正关键的是被选中的人（指的就是会得救的人）要保持自己精神上的圣洁。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是通过拜神的行为来表达，而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举止和衣着风格等方面，保持精神的纯洁，以此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这个流派的人被称为清教徒，他们因衣着清洁而得名）。既然新任女王是新教徒，玛丽时期流亡海外的新教徒就都返回了英格兰，期待着能够按照加尔文教派的理论，对英格兰教会进行深度的改革。

但是伊丽莎白对这种主张自治和民主的宗教教派一点都不感兴趣。作为她父亲的女儿，她相信如果要维持国家的良好秩序，政府就必须掌控宗教。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打压清教主义（Puritanism），到最后也只是稍微取得了一点优势而已。清教徒的主要发言人——负责宣传教义的未开化的野蛮人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对女王个人进行无耻的攻击。他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吹响反对可怕的妇女统治的第一声号角》（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大肆攻击女性统治者。女王将他逐出伦敦，他只好跑去了苏格兰，并在苏格兰发动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跟很多清教徒一样，诺克斯的宗教信仰给了他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使他对其他人，甚至对王室，都毫无敬意。伊丽莎白觉得这一点令她无法忍受。

即便如此，女王还是不得不与这些玛丽时期的流亡者共事，因为她别无选择。幸好，她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原林肯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很合她的心意。帕克是个学者型的牧师，曾担任女王母亲安妮·博林的私人牧师。在玛丽统治时期，他设法留在了英格兰，所以他没有受到国外的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影响。他和女王一样，都认为教会有必要对宗教进行管理和规范。不管是宗教仪式还是法衣的问题，他都认为，迎合英格兰民众的主流意愿更为重要。至于民众意愿，大部分还是倾向于传统的宗教形式。由于帕克和女王天才的斡旋手段和协调能力，1559年《至尊法案》和《教会统一法案》（Acts of Supremacy and Uniformity）才得以颁布实施。英格兰的教会据此再次切断了与教皇的联系，取得了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尽管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采用了爱德华六世的第二部祈祷书的精髓，但是表面上看，她规定的圣餐仪式既体现了圣体实在，又可以作为一种纪念仪式。如此一来，新的教会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天主教徒的冒犯，使整个英格兰统一到女王的统治之下。伊丽莎白宣布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管理者，而不是最高首领，这种适当的谦恭，令神职人员可以自行决定教会的一应事务。为了确保清教徒也能服从这种安排，大主教帕克设立了教会委员会法庭（Court of 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在每个教区执行伊丽莎白的政策。

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早期，她的这种中庸、折中的方案确实取得了成效。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大部分都成了英国国教会的牧师，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基本上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麻烦。真正令她恼怒的是玛丽时期流亡者的举动。刚开始，他们那些人拒绝接受教皇的“迷信”的标志性行为，比如穿白色法衣、画十字架等。她虽恼怒，却因为自己登基未久，根基未稳，所以无法收拾他们。但是在她继位7年之后，1565年，女王和帕克觉得自己已经把权力收拢得差不多了，可以采取措施对付清教徒了。帕克将“公告”下发给了神职人员。所谓公告，是一些强制牧师遵守祈祷书规定、穿着白色法衣的指导原则。30名牧师因为拒绝履行这些规定而被免职。

这场行动让清教徒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前景是什么样的。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之前还乐观地以为伊丽莎白的折中方案只不过是改革的开端。但此时他们已经明白，在女王看来，那实际上就是她想要的最终结果。从那以后，清教徒就开始依据《圣经新约》，不断地抨击教会的制度和管理。其中的一个观点是，既然《新约》中没有主教，那么伊丽莎白的教会也不应该有主教。1575年帕克去世后，女王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之前设想的还要孤立。很多议会成员和政府公仆，尤其是塞西尔的同事、她的另一位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手下的人，越来越被清教徒牧师所谋求的宗教改革目标所吸引。他们批判教会委员会，甚至连当时已经被册封为伯利男爵（Lord Burghley）的忠诚的威廉·塞西尔都拿它与西班牙宗教法庭做比较，认为二者在手段残忍、缺乏公正审判方面可谓不相上下。

女王对这样的境况颇感惊骇，她突然发现她的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对当时的“神启运动”（prophesyings）抱有同情。那是由清教派牧师发起和主持的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圣经》自助小组，很多非神职人员的普通信众也被邀请参与。由于他们的活动常常导致对教会的抨击，伊丽莎白相信政府有必要查禁这种小组。格林德尔则认为，只要对它们加以管辖即可。胆大鲁莽的大主教拒绝查禁它们之后，被停职了整整5年。1583年，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之职被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所取代。身材瘦小、肤色黝黑、性情激烈的惠特吉夫特大主教和格林德尔一样，也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不过，对他而言，当清教徒的理念与官方规定的教义和律令相冲突时，应该以既定的法律为先。惠特吉夫特当权，追捕清教徒的工作就变得容易多了。所有被怀疑是清教徒的牧师都被带到教会委员会法庭接受质询，他们必须发誓遵守新的《六条法令》，该法令强调了在宗教事务上王权的至高无上。至少200名牧师因此被免职。到她统治的末期，伊丽莎白对不信奉国教的异议者的态度越来越严厉，所有拒绝加入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

亨利八世在弥撒的争议问题上一直含糊其辞，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做法令天主教国家找不到借口入侵英格兰。伊丽莎白在宗教问题上也同样非常谨慎，加上她坚决地反对加尔文教派，而且在她统治之初的12年里，她一直很友好地对待法国和西班牙，所以天主教国家也没有干涉英格兰。事实上，女王释放出来的信号极为混杂，她的态度很不明朗，所以她已经鳏居的姐夫腓力二世甚至一度以为可以迎娶她为继室——很多其他天主教徒，比如奥地利大公查理（Archduke Charles of Austria）、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 Ⅲ）、亨利三世之弟安茹公爵等，都有这样的念头。得益于伊丽莎白在宗教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十足的小心，在她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虽然她的权位还没有稳固，西班牙的腓力完全有能力入侵英格兰，帮助英格兰的天主教派夺权，但是并没有爆发太多的天主教阴谋。总体而言，天主教徒付出了一些代价。他们没有参与英国国教会的活动，只能在自己家里默默地做弥撒。

但是在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之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情况发生了改变，伊丽莎白政府需要应对的首要敌人变成了天主教。之后的20年里，伊丽莎白和信仰新教的英格兰都面临了巨大的威胁。这主要是由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抵达英格兰带来的。她是亨利八世的甥孙女，是伊丽莎白的隔代表亲，在血缘上是王室的近亲，也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王位。

伊丽莎白将约翰·诺克斯逐出了英格兰，他就将自己的激情和精力带去北部的苏格兰。他在苏格兰新教贵族（他们自称为教众贵族）之间挑起的宗教起义，渐渐发展成一场爱国主义战争，目的是让苏格兰摆脱摄政王、法国天主教徒吉斯的玛丽（Mary of Guise）——她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母亲。尽管伊丽莎白并不想支援叛乱者，但是1560年，在枢密院的建议之下，她派出一支军队，协助苏格兰人对抗法国政府。随着吉斯的玛丽去世，教众贵族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其本质上是加尔文主义的苏格兰共和国：新的苏格兰议会宣布弃绝教皇，成立了最高宗教会议（General Assembly），这是长老会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詹姆士五世（James Ⅴ）的女儿玛丽并没有被加尔文教派夺取政权的这场运动吓倒。她的丈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Francis Ⅱ）去世，新寡的玛丽返回了苏格兰，要求接管属于她的王国，成为苏格兰女王。

苏格兰女王玛丽是个相貌出众、身材高挑的迷人美人。但是她与她的表姑母伊丽莎白不一样，她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才能和手腕，反而任性固执，只知意气用事，近乎愚蠢。不过，一开始时，她外表的魅力帮她赢得了统治苏格兰的新教贵族的支持。她完全没有打算将已成气候的加尔文教派赶出苏格兰，也没想过让自己的国家恢复原先的宗教信仰，不过她倒是坚持在自己的内殿聆听弥撒。这引起了约翰·诺克斯的暴怒，他在爱丁堡的公开布道时说，女王的一次弥撒，“在我看来比千军万马更可怕”。但是玛丽向国外与她关系紧密的天主教君主，尤其是西班牙的腓力和她在吉斯的舅父们强调，现在还不是入侵苏格兰的好时机。她让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詹姆士五世的私生子莫里伯爵（Earl of Moray）继续统治苏格兰。

事实上，刚开始时，苏格兰女王玛丽唯一的不明智举动是要求成为无子无女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继承人。但是关于她的辉煌事迹的传闻已经让伊丽莎白颇为恼怒，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和枢密院坚决地表示不接受她的这项主张。教皇从未承认过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所以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言，伊丽莎白乃是私生女，不能成为英格兰的合法君主，所以真正应该坐在王位上的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玛丽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完全有可能拥有集结英格兰天主教徒的号召力，事实上她最后确实号召了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与政府对抗。

玛丽再婚之前，一切都还算正常。但是，1565年，她恋上了达恩利公爵（Lord Darnley），决定要与他结婚。这让莫里伯爵和伊丽莎白都很恼怒，因为亨利·达恩利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的外孙，这场联姻会增加苏格兰女王玛丽取得英格兰王位的筹码。而且，达恩利是英格兰天主教徒的领袖之一。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发布了一项声明，直指这场婚姻会对“两位女王甚至两个王国之间和睦友好的关系造成损害”。他们又向莫里伯爵和其他新教贵族开放纽卡斯尔（Newcastle），作为其避难所。这些人之前为了抗议这场联姻而造反，经过短暂的内战，玛丽和达恩利打败了他们，于是他们被逐出了苏格兰。之后，这场婚姻还是按计划如期成礼了。

婚后刚过几个月，玛丽就认清了她丈夫的本性。她开始厌恶他，因为他软弱无能、残暴不仁，还是个酒鬼。而且，性格扭曲、奸诈不忠的达恩利根本没打算只做女王的丈夫。他决定争取女王的政敌、在英格兰避难的莫里伯爵和新教贵族的支持，自己篡夺王位。1566年3月，在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女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私人秘书意大利人戴维·里齐奥（David Rizzio）在自己面前被20名全副武装的男子杀死。这次谋杀是一场可怕阴谋的结果，而那场阴谋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当时怀孕的女王流产。那20名男子不是普通的刺客，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贵族，甚至还包括女王的丈夫本人。尽管玛丽女王非常恐惧，但是不知为何，她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冷静，说服了达恩利，让他供出了与他同谋的逆臣。这些同谋犯也被逐出了这个国家。与此同时，玛丽似乎也开始酝酿着报复，她此时已经迷上了轻佻时髦的波斯威尔伯爵詹姆斯·赫伯恩（James Hepburn, Earl of Bothwell）。

波斯威尔伯爵是个边境贵族，向来寡廉鲜耻，行事不择手段，最终成了玛丽的第三任丈夫。在波斯威尔伯爵的策划下，爱丁堡南部一座名为柯克欧菲尔德（Kirk O’Field）的房子发生了爆炸，达恩利因此而死，不过，几乎毫无疑问，玛丽也参与了这场谋杀。但是，没过多久，原先站在波斯威尔伯爵阵营的苏格兰贵族就转换了态度，愤而攻击他。随后，莫里伯爵和教众贵族结束了流放生涯，回到了苏格兰，用刀子胁迫女王宣布退位，将王位传给她仅13个月大的儿子詹姆士（他的父亲是达恩利公爵）。公元1568年，玛丽逃出了苏格兰，乘着一艘破旧的渔船，逃到了英格兰，决意任凭她的表姑母伊丽莎白处置。

苏格兰女王玛丽抵达英格兰，让伊丽莎白和塞西尔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如果让她留在国内，那么她还是有可能成为天主教徒的旗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放她前往法国，也不是个明智之举，因为她有可能在那边召集军队，迫使他们将英格兰王位传给她。面对这样的困境，伊丽莎白决定拖延时间。她宣布调查玛丽是否与达恩利之死有关。这让她可以无限期地关押玛丽。

在英格兰，苏格兰女王最后的确汇聚了一批阴谋推翻伊丽莎白统治的天主教徒，尤其在1570年新教皇庇护五世（Pius Ⅴ）插手了她的案件，开除了伊丽莎白的教籍，并号召废黜英格兰女王之后，这种情况更甚。玛丽抵达英格兰12个月之后，在天主教依然长盛不衰的北部地区，古老的珀西和内维尔家族的几位伯爵，轻率地发起一场叛乱。尽管这场叛乱以惨败收场，但是从那以后，直至玛丽去世之前，整整18年里，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次新的天主教徒谋逆的阴谋。在此期间，第四代诺福克公爵，也就是诗人萨里伯爵之子，被卷入了一场新的谋逆阴谋中。那场阴谋是由一名名叫里多尔菲（Ridolfi）的意大利银行家挑起的，但是他背后的资助人是西班牙的腓力。大量的信件从诺福克发往西班牙，通过这些书信往来，里多尔菲和玛丽本人谋划了各种夺取政权的方式。支持他们阴谋的是一支由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他们正从尼德兰渡海前来。

但是，除了塞西尔，伊丽莎白手下还有一位才能卓著的外交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作为一个好斗的清教徒，沃尔辛厄姆不仅是要发动一场抗击英格兰外敌的战争，而且，他觉得他是在对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宣战。他编织了一张覆盖整个欧洲、复杂得惊人的秘密谍报网络，而他本人，就像一只大蜘蛛一样，坐镇在整张网络的中心。他的谍报网很快就搜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诺福克公爵谋反，于是1571年，诺福克公爵被捕，以叛国罪被处决。尽管下议院要求将苏格兰女王也一并处决，但伊丽莎白还是劝阻了他们。之后的15年里，未老先衰的玛丽一直囿于斯塔福德郡的塔特伯里城堡（Tutbury Castle）中。她一直没有真正放弃重返王位的希望，尤其当她听说莫里伯爵遇刺身亡之后，更是燃起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她的希望最终都没有实现。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被囚禁在英格兰的那段时期，恰好是罗马天主教出现复兴的一个阶段，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天主教无意与新教协调共存，而是改组了自身。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Loyola）迅速地成立了耶稣会（Jesuit Order），攻击新教国家的信仰。有他开了先河，兰开夏郡的一位名叫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的天主教徒在腓力二世占领的尼德兰城市杜埃（Douai）成立了一所神学院，往英格兰输送神父，意图重振天主教。他们打算鼓动英格兰的天主教徒造反，同时西班牙军队也会入侵英格兰。艾伦和他的拥趸认为，只有这样里应外合，他们才有可能成功。

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在杜埃接受过训练的神父扮成传教士秘密地潜回英格兰，藏匿在称为神父密室的特定房间里。这些神父密室是专门为他们建造的，位置都在英格兰乡村的房子里。尽管一直以来，举办弥撒被视为否认女王的王权至尊，乃是叛国谋逆的罪行，但是直到16世纪70年代之前，这项法律条款基本上没有被认真执行过。然而，随着在神学院受训过的神父大量涌入，加上耶稣会成功地激起了天主教意识的复苏，英格兰的安全突然面临着切实的威胁。

英格兰和西班牙两国之间开始出现一种不言自明的敌意，这种敌对情绪让两国断断续续地出现一些小摩擦，让矛盾不断升级，最后两国几乎要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由于伊丽莎白希望竭尽所能地避免开战，而腓力则打算等到好的时机再发动侵略，所以直到1587年之前，英格兰还一直享有和平。然而，如果说女王由于重重顾忌而不能公开宣布西班牙为敌国，那么她的海军则没有这些顾虑了。英吉利海峡和通往新大陆的航线成了两国的非正式战场。英格兰人肆无忌惮地袭击他们遇到的所有西班牙船只，一来为自己夺取财物，二来为新教主义的传播扫清一些路障，做一点贡献。

自维京人之后，英格兰人就渐渐失去了他们先祖对海洋探险的热情。但是到公元16世纪末，这种热情又重新恢复了。新大陆的发现激发了各地英格兰商人参与探险的兴趣。发现拉布拉多的探险家约翰·卡博特之子塞巴斯蒂安·卡博特（Sebastian Cabot）成立了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已经开始插足波罗的海的新市场。

但是，在他们那个时期的所有探险者之中，最知名的当属伊丽莎白治下的冒险家兼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他们的航行除了探索发现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在西班牙大陆美洲（Spanish Main）地区实行恐怖统治。今天人们对德雷克的表兄约翰·霍金斯的评价很低，因为他是英格兰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他是第一个将非洲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热带地区充作苦力的人。这种可怕的人口贩卖活动为他自己，也在之后的200余年里为其他英国商人，赚取了无比丰厚的利润。

弗朗西斯·德雷克是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最伟大、最受赞誉的英雄。他的蛮勇和他对新教主义的炽烈信仰令他成为西班牙国王最惧怕的英格兰航海家。德雷克来自德文郡一个坚定的新教家庭。他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给西班牙人制造麻烦。任何西班牙船只，只要进入英吉利海峡，就会成为他的攻击目标，哪怕船上有西班牙的大公贵族，也不例外。1572年，德雷克获颁私掠许可证（一种允许他对西班牙人发动私人战争的证书），之后，他发动了一场远征，抢夺西班牙舰队的金银货物，并在巴拿马（Panama）登陆。在那里，他看到了一片未知的海域——太平洋，他开始念念不忘地盘算探索那片海洋。这些事件都是英国和西班牙两国争夺新大陆控制权的竞争中的一部分。5年之后，他再次率领5艘船从普利茅斯扬帆起航。女王和很多贵族大臣都投资了他的这次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