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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半个世纪前麦哲伦（Magellan）环球航行的路线，德雷克沿着南美洲东岸南下。他一路边行边劫掠西班牙船只，勇敢地挺过了无数场暴风雨，其中最严重的一场持续了整整52天。最后，他终于穿过了南美洲最南端的、由麦哲伦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波涛汹涌的海峡，再取道北上，沿着南美洲西部的整条海岸线，一直航行到了中美洲。但是当年麦哲伦从这里开始往西航行，横穿太平洋，抵达菲律宾，最终在菲律宾去世，而德雷克却选择了继续北上，一直航行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在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登陆。当时这里是西班牙人的聚居点，他将之命名为德雷克湾（Drake’s Bay）。他袭击了西班牙的一艘满载金银珠宝的运输船“卡卡弗戈号”（Cacafuego），抢到的财宝放在今天可以价值好几百万英镑。大获全胜之后，他才开始返航，成为继麦哲伦之后第二个完成环球航行的航海家。在他回到英格兰之后，女王在他的船“金鹿号”（Golden Hind）上封他为爵士，让他一时风头无二。

对于劫掠西班牙的财富，从中渔利，伊丽莎白并无顾虑不安。她自己本人也不乏海盗精神，德雷克的许多探险活动背后也有她的支持。西班牙政府多次要求女王将德雷克交给他们，但是她都拒绝了；事实上，她已然将西班牙视作敌国了。不过，即便如此，她也没打算真的惹恼一个西班牙国王腓力这样财富逼人、实力强胜的人——他有美洲的大量银矿为他源源不断地输送财富，又在1580年将葡萄牙也纳入了他的版图。

因此，在官方层面上，伊丽莎白仍在尽力维持着和西班牙的腓力的友好关系，以安抚对方，甚至在1572年，新教主义的发展进入非常关键的时期，需要它的领袖人物站出来起到支持和引领作用的时候，她也依然维系着与西班牙的表面和平。在里多尔菲的阴谋败露后没多久，尼德兰人对阿尔瓦将军率领的西班牙占领军的憎恶全面爆发，发展成了一场起义。令整个欧洲都大感意外的是，北部的7个信仰新教的省份，在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率领下，经过奋勇斗争，竟然推翻了西班牙的铁腕统治——自从皇帝查理五世从来自勃艮第的祖母那里继承了尼德兰之后，西班牙就一直是它们的领主。它们已经无法继续忍受西班牙统治者对它们领袖的血腥残杀，对它们政治自由传统的破坏，也无法忍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折磨迫害，所以成立了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只剩下信奉天主教的南方10省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被称为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其领土大致为今天的比利时一带。法国的情况则与此相反，那里的新教徒的境遇极为不幸。8月24日，在圣巴托罗缪节（Feast of St Bartholomew）凌晨，所有聚集到巴黎、庆祝他们的首领纳瓦拉国王亨利（Henry of Navarre）与法国国王妹妹的婚礼的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都在睡梦中被杀死了。这场大屠杀可能是出于王后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的授意。当时的局势看起来好像法国的反宗教改革势力十分嚣张，很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那些四面楚歌的新教徒遭遇到的重重困境令英格兰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尤以枢密院为甚。但是如果支援尼德兰新教徒的斗争，就有可能导致英格兰与西班牙开战，而当时西班牙的势力已经因为天主教在法国取得的胜利而进一步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伊丽莎白是不会允许她手下的大臣贸然援助尼德兰新教徒的。因为，尽管她自己对新教徒抱有同情，而且她也很乐意借着德雷克的小打小闹从西班牙手里夺得一些好处，但是由于她天生小心谨慎的性格，她不会让英格兰为了所谓的英雄主义而四处树敌。针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大屠杀更令她迫切地想要与腓力达成协议，重新开始与尼德兰通商。

不过伊丽莎白还是准备对胡格诺派教徒施以援手。他们当时已经被迫躲到大西洋沿岸的要塞拉罗谢尔避难。既然如今法国激进的天主教徒，也就是吉斯党人，很可能会获得胜利，并与西班牙结盟，一起入侵英格兰，那么，英格兰当然就有必要设法在法国国内挑起严重的叛乱，让法国人自顾不暇，转移他们对英格兰的注意力。因此，伊丽莎白秘密地派遣军队和战舰，去援助拉罗谢尔的人民。

然而，尽管女王想方设法地避免英格兰被卷入宗教战争，但是在欧洲，新教–天主教阵营越来越泾渭分明，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迫在眉睫。1574年，激进的天主教徒亨利三世登基为法国国王，法国开始逐步地与西班牙缔结联盟。10年之后，两国完全成了同盟。若不是英格兰和德意志派遣军队援助孔代亲王（Prince of Conde）领导的胡格诺派教徒，牵制了法国的精力，法国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势必会发展得更快。

帕尔马公爵（Duke of Parma）被派驻到荷兰。作为军事指挥官，他的才能明显优于前任指挥官。因此，到1579年，人们已经开始担忧尼德兰北部的地区会很快被攻占。而且还有不少人谣传说在那里聚集的西班牙军队将会用于侵略英格兰。由于担心西班牙的驻扎部队会阻碍他们前往英格兰最大的贸易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英格兰迫切地需要与法国结成更牢固的联盟关系。最简便的结盟方式，莫过于让女王与法国王室联姻。

时年50岁的伊丽莎白与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之间维持了两年的亲密关系，很多人都希望这段关系最终能够修成正果。伊丽莎白继位之后，整整25年，她拒绝了英国宫廷的所有男士，莱斯特伯爵罗伯特曾经赢得了她的芳心，甚至据说他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只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迎娶女王，但是最后他也一样没能如愿以偿。下议院一直催促她结婚，但是她始终都没有答应。安茹公爵比伊丽莎白小了22岁，他成了女王的“小青蛙”，得到了她的倾心，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不足。当时尼德兰的北部7省仍在与西班牙顽抗，他试着领兵去支援这些省份（军费是英国出的，军队是法国的），结果搞得一团糟。女王的每次婚讯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一次也不例外。随后安茹公爵返回了法国。不过，至少面对着当时越来越亲近西班牙的法国政府，他成了新教主义的支持者和中流砥柱。

到1585年，英格兰和西班牙两国正式走向了敌对。除了女王之外，没有人怀疑两国之间很快就会爆发战争。西班牙谋划着从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兵，从背后袭击英格兰。1579年，西班牙派遣军队、分拨军费、调集了一批教士去爱尔兰的芒斯特省（Munster），让那儿的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叛乱死灰复燃，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叛乱。这场叛乱遭到残酷的镇压。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封地被转赐给伊丽莎白时期的冒险家们，其中有一个是《仙后》（The Faerie Queen）的作者斯宾塞。长期以来，天主教势力一直在试图将苏格兰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英格兰政府只好向其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Ⅵ）发放津贴，与他结盟，并提醒他他很可能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继承人，以这些方式阻碍天主教侵蚀苏格兰的进程。

之后的事情发展得很快。1583年，西班牙和英格兰中断了外交关系。当时，思罗克莫顿阴谋（Throckmorton Plot）败露，这场阴谋的目的是行刺伊丽莎白，令苏格兰女王玛丽取而代之。西班牙大使门多萨（Mendoza）被查出来是这场阴谋背后的策划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伦敦。作为报复，腓力扣押了所有停泊在西班牙港口的英格兰船只。在女王的明确指示下，德雷克和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带领着30艘船，去为她报仇雪耻。他们航行到西印度群岛，袭击了西班牙舰队，焚毁了当地的重要城市圣多明各（San Domingo），带着他们打劫来的财物返回英格兰。西班牙舰队运送的金银再一次没能如期抵达尼德兰，于是，那里驻扎的西班牙军队又没拿到军饷。那些银钱反而被送到了英格兰。

1584年，由于女王的安危深受威胁，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共同起草了一份文件，即《联合契约》（Bond of Association）。这份文件主要是针对苏格兰女王玛丽和她的儿子詹姆士六世的，它规定，若是伊丽莎白女王被刺杀，那么刺杀者是以谁的名义采取的行动，那个人就要被处死。这份文件得到了整个枢密院所有成员的背书，另有数以千计的英格兰人积极地联名支持。不久之后，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耶稣会和神学院神父不得进入英格兰。尼德兰的领导人奥兰治的威廉被刺杀，西班牙军队在将军帕尔马公爵的率领下攻占了安特卫普，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颇为晦暗。在法国，亨利三世的政府当时被激进的天主教徒吉斯党人所把持，他们似乎恨不得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西班牙的一个哨站。

最后，在塞西尔的反复劝说恳求之下，女王终于做出了让步，决意支援尼德兰人，因为法国人已经不可能去帮助他们了。不过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维持和平的表象，并未正式宣布与西班牙开战。尼德兰战役的英军将领是无能的莱斯特伯爵。若非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在此役中战死，这场战役根本就没什么值得后人纪念的。在围攻聚特芬（Zutphen）时，诗人做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他将自己的最后一杯水给了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说：“你比我更需要它。”

之后，在1586年，伊丽莎白一直惧怕的危机终究还是发生了。沃尔辛厄姆手下的间谍早就发现苏格兰女王玛丽和西班牙的阴谋策划者之间联系紧密，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切实的证据指控她。不过如今，一位来自德比郡（Derbyshire）的名叫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的年轻无城府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名叫约翰·巴拉德（John Ballard）的神学院神父一起参与了一项密谋，就是这项密谋最终导致了玛丽的毁灭。安东尼和很多其他人一样，都被浪漫多情的苏格兰女王迷住了。玛丽相信他们传递信件的渠道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她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而是将所有的商讨和谋划都落于文字，这些信件完全可以作为她意图谋刺伊丽莎白的罪证。最后，沃尔辛厄姆拿到了他想要的证据。连伊丽莎白都同意玛丽必须被判以叛国罪。

由于詹姆士六世的统治并不稳固，而且他还领着英格兰政府的津贴，所以英格兰政府相信他不敢为他的母亲攻打英格兰。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1586年10月，玛丽在彼得伯勒附近的福瑟临黑城堡（Fotheringhay Castle）接受审判，当天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尽管玛丽认为自己是苏格兰女王，并不是伊丽莎白的臣民，并且据此拒绝回应对她的所有指控，但是她还是被判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她活着的话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多的危险，但是她的表姑母还是不肯签署她的死刑执行令。

最后，1587年2月，伊丽莎白做出了让步。但是，尽管她签署了死刑执行令，却不允许将它送去福瑟临黑城堡。她在这件事上完全失去了理智，结果，枢密院的成员只好自己动手了。据说，他们自作主张，让伊丽莎白女王的私人秘书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将死刑执行令送去福瑟临黑城堡，苏格兰女王就在城堡的大殿上被执行了死刑。行刑前她希望能按自己信仰的宗教的惯例，举行临终的仪式，结果被拒绝了。相反，他们让彼得伯勒的新教牧师给她做祷告。当他吵吵嚷嚷地做祷告的时候，女王自己静静地读她的祈祷书。接着，她手持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登上行刑台。前一天晚上，她就听到了人们搭建这个行刑台的声音。曾经优雅苗条的身材，如今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风韵，变得肥壮了许多。就这样，她将自己的身体伸到了屠刀下。

伊丽莎白在听到玛丽的死讯之后，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而且正如伊丽莎白所言，自己可以算是替人受过。据说，当她听到消息后，巨大的悲恸令她泣不成声。这个说法虽然只是传闻，但可能也与事实相去不远。在女王的盛怒之下，倒霉的戴维森成了替罪羊，被开除了政府职务。然而，前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所有个人衣物都要么被焚烧要么被毁掉，以免任何物品留了下来，成为人们纪念她的凭依，或成为天主教徒尊奉的圣物。

苏格兰女王被执行死刑，这成了打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忍耐极限的最后一个因素。既然身为法国前王后的玛丽已死，法国就不会再为她而卷入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冲突。英格兰不得不独自承担一切后果。杜埃神学院的创办者威廉·艾伦如今已经升任枢机主教，他向腓力保证，只要西班牙入侵英格兰，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将会群起响应，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1587年，令人忧心的消息不断传来，据说西班牙已将举国财富都用来武装他们的“无敌舰队”，准备入侵英格兰。腓力作为冈特的约翰血统最近的嫡系子孙，主张由自己继承英格兰王位。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设想的那么顺利。弗朗西斯·德雷克带领着一批人，大肆劫掠了加的斯港（Cadiz）。总计1万余吨位的船只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凿沉，有的还被他据为己有。他对自己这次行动的评价是，“它让西班牙国王焦头烂额”。这次行动让无敌舰队不得不再造新的船只，其准备工作推迟了整整一年才完成。腓力犯的另一个重要错误是，他相信了枢机主教艾伦的话，以为英格兰的天主教徒真的都在期盼西班牙军队的到来，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事实上，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死已经让他们收起了二心，一心一意地效忠于伊丽莎白。让一个西班牙人来取代他们敬爱的荣光女王，成为英格兰的新君主，这并不是他们喜欢看到的事情。伊丽莎白本人拒绝批准枢密院针对天主教徒的侮辱性计划——开除天主教士兵。海军大臣埃芬厄姆的霍华德伯爵（Lord Howard of Effingham）发现，虽然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而且与诺福克公爵渊源颇深，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而在指挥舰队时受到掣肘。

之后的一年里，英格兰全身心地投入战前准备中。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格兰并没有常备军，必须依赖地方上的民兵组织御敌卫国，民兵的训练由陆军中尉负责。陆军中尉是从爱德华六世时期开始设置的军衔。由于英格兰军事上的弱点，如果它想赢得胜利，就必须将侵略军拦截在海上，主战场必须得在海上。自从亨利八世时期开始，海军就已经变得正规、专业，如今在霍金斯的指导下，海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海盗，他将自己积累的实用知识都应用到新建船只上，于是，他们建造的船只在技术上领先于西班牙战船。新船根据战斗的需求有意地调整了设计，船体紧凑，船身较低，可以将船身更高的西班牙战舰撞出破洞，还能在之后迅速掉头。

至1588年夏初，英格兰的西南沿岸地区已经开始每天巡逻，以便在西班牙舰队从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驶来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它们。但是直到7月中旬之前，一直都风平浪静，尽管西班牙无敌舰队在5月时已经起航过一次了，但是因为天气恶劣，他们最后不得不退回葡萄牙。结果他们又花了两个月来重新整装。女王又一次发挥了她一贯的作风，不顾枢密院的反对，执意于8月之前将宫廷迁到蒂尔伯里（Tilbury）。这个地方已经设立了一座陆军训练营。这座训练营由她的宠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负责，虽然他在支援尼德兰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在蒂尔伯里，女王与军队同吃同住，每天宿在一座白色的帐篷里，始终穿着一件金属胸甲。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场冲突达到最顶峰的时刻，她召集了所有将士，对着坐在地上的他们，做了一次动员演讲。这是她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演讲之一。伊丽莎白不像今天的政治家，有一整个团队帮他们撰写演讲稿，她这次演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她自己写的。

“让暴君去恐惧吧！”她说。

“我一直确信，除了上帝的保佑，我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坚强的守卫，来自我所有子民的忠诚和爱戴。因此，我来到这里，与你们一起，生死与共，为上帝、为我的王国、为我的人民，我不惜战死，哪怕我的荣耀和我的鲜血都沦落尘土，也在所不惜。我知道我不过是个柔弱的女子，但我拥有一个君主、一个英格兰君主应有的心气和勇气。在我看来，帕尔马，或西班牙，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君主，若胆敢侵犯我的领土边境，无非是自不量力，其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

英格兰南部沿海每座突出的悬崖、山峰上都建了灯塔，当时英格兰已经在这些灯塔旁边建了许多瞭望台，以便能够及时地发出敌军入侵的信号，不过直到7月19号，他们才发出了第一个信号。那一天，一个名叫弗莱明（Fleming）的苏格兰海盗看到了第一艘西班牙战舰，那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的136艘战船之一。他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行驶，抵达普利茅斯，告诉那里驻守的舰队，在利泽德半岛（Lizard peninsula）沿岸、兰兹角（Land’s End）附近，有西班牙船只出没。这个消息传到营地的时候，德雷克正和霍华德伯爵玩滚木球的游戏。听到消息之后，霍华德马上下令舰队准备出发，但是德雷克拉住了海军大臣的胳膊，阻止了他。“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玩完这一局。”德雷克平静地说。霍华德顺从地继续游戏。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他对船只和海战都一无所知，偏偏他却是无敌舰队的绝对统帅。与之相反，霍华德伯爵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制定战略、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德雷克和他手下那些经验丰富的海员。

直到黄昏薄暮，他们才发出迎战的信号。西班牙人对英格兰方面的反应有些疑惑不解。霍华德和德雷克没有从普利茅斯迎战他们，反而放无敌舰队从容不迫地继续沿英吉利海峡北上。之后，他们才开始从背后追击他们。一个目睹了这场海战的人说当时无敌舰队的前面像是半月的形状，圆弧两端间隔超过7英里。德雷克的计划是追在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后面，不断地向他们开火，迫使他们不得不一直往前行驶。他打算利用当时的西南风，击败西班牙人。于是，霍华德、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分别坐镇英格兰舰队的前4艘船，指挥舰队紧紧地跟着无敌舰队，一路沿着英吉利海峡北上。这样一来，他们可以随时想跟就跟想停就停，而西班牙那方却始终没有机会掉转头来，与紧追不舍的敌军正面交锋。

在站在岸边观战的英格兰人看来，当时的场面似乎非常危险。整个英吉利海峡上布满了高大的西班牙战舰，以不可阻挡之势前往佛兰德斯去接帕尔马公爵的2.6万名士兵，渡海入侵英格兰。但是人们担心的这种场面一直没有出现。8月7日至8日，西班牙舰队在多佛海峡的加来海路上短暂地停泊，接收补给的物资，这给了德雷克机会。跟加的斯港那次一样，他很快想出了一套战术。他领着战舰，趁着夜色在敌军战舰周边游弋，令西班牙那边心生不安，于是决定拔锚起航。西班牙无敌舰队正乱着起锚，英格兰舰队就发起了进攻。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9个小时。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本想与帕尔马公爵会合，让他帮忙护送自己的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但是英格兰舰队封锁了西班牙舰队后退的路，加上西南风不停地刮，他的这个念头最后只能与夏风一样消散于空中。西班牙无敌舰队想要逃脱英格兰舰队的追击，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继续向北，从苏格兰北部沿海绕过去。

暴烈的大风对西班牙船只紧追不舍，将它们刮得偏离了航线，迫使它们继续往北，直到挪威沿海，有些船只甚至被风掀到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怪石嶙峋的海岸上，拍得粉碎。事后，仅斯莱戈湾（Sligo Bay）一地，就发现了大约2000具尸体。曾经被誉为无敌舰队的136艘战舰，只有53艘侥幸逃脱，狼狈地回了家。伊丽莎白命人铸造了一枚纪念章，以纪念这场大胜利。纪念章上刻了一行铭文：“上帝使风来，他们便烟消云散。”

帕尔马公爵一直就不觉得这次远征是个好主意。尼德兰的叛军控制了佛兰德斯沿岸的水域，他的军队根本没办法穿过他们的封锁。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人远离自己的本土作战，而且没有任何食物和军火补给线，不像英格兰船只那样，可以随时获得充足的补给，所以他们战胜的概率很低。不过在当时，人们都觉得西班牙无敌舰队是个巨大的威胁，英格兰之所以会获胜，完全是侥幸。对西班牙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势力而言，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委实是个巨大的打击。这场战役维护了英格兰的新教信仰，也保住了信仰新教的联合省。至1588年，联合省演变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原西属尼德兰一分为二。至该世纪末，即便在法国，天主教势力也都没有了之前受西班牙支持时的嚣张气焰，不再像原先那样令人敬畏了。在法国波旁王朝（Bourbon）的第一任君主亨利四世（Henry Ⅳ）即原纳瓦拉国王亨利的统治下，法国的天主教势力变得更为自由、宽容。亨利四世原是新教徒，在继位时，为了迎合民众、团结各方势力，他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不无嘲讽地开了一个玩笑：“做个弥撒就换得一座巴黎，值了。”他颁布了《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又与伊丽莎白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共同对抗西班牙，从而保护了新教信仰。

之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又先后于1596年和1597年发动侵略。第一次入侵，无敌舰队覆没于加的斯港，当时英军的统帅是霍华德伯爵和伊丽莎白的新宠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卢（Robert Devereux），后者是莱斯特伯爵的继子。这两次入侵的规模都赶不上1588年的那一次，而且两次都以惨败告终。但是，直到该世纪末，英格兰入侵西班牙领土的尝试一直都不如之前那般成功。1591年，康沃尔郡人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乘坐“复仇号”（Revenge），率领海军远征亚速尔群岛。战役持续了将近24小时，最后他被西班牙海军击败。这是“复仇号”的最后一役，这场远征也因此在海事年鉴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女王治下最著名的海员德雷克和霍金斯与女王一样，都已日渐年迈，他们俩在1595年最后一次打劫西班牙运宝船时，双双去世了。

尽管很多曾获女王青睐与芳心的宠臣都已经去世了，但是荣光女王自己却并未因时光流逝而自觉年华已老。在她将近70岁时，她最后一次陷入了热烈的爱情中，对方是年仅33岁的埃塞克斯伯爵。他在加的斯港一役大获全胜的功绩，令他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英雄，加上他与女王的关系，他成了整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权臣之一。据说，伊丽莎白被他迷得完全昏了头脑，给予了他各种各样的特权，甚至容忍他与她争执、辩驳，她以往的那些宠臣可都没有这样的权利。

埃塞克斯伯爵是个野心勃勃、不知餍足的人。他尤为迫切地将伯利男爵之子罗伯特·塞西尔爵士（Sir Robert Cecil）从他担任的要职上赶了下来，并在女王的提议之下，自己接任了这个职务。事实上，埃塞克斯伯爵最终的目标可能是与女王结婚。不管事实如何，总之，1599年女王派他去爱尔兰镇压泰隆伯爵休·奥尼尔（Hugh O’Neill, Earl of Tyrone）的叛乱时，人们纷纷谣传他有意率领爱尔兰的军队，对女王倒戈相向，自己攫取王位。在与泰隆伯爵的对阵中，他吃了一场大败仗，之后，他就神秘地与泰隆伯爵多次会晤，这些反常的举动，令人们更相信谣言并非无稽之谈。故而，当埃塞克斯伯爵擅离职守，从爱尔兰回到国内，并在某天清晨，在女王还未起床时突然出现在无双宫的女王卧室时，伊丽莎白自己都认为他这是要发动政变了。她当时衣衫不整，还没来得及戴上能令她显得年轻好几岁的红色假发，也还没来得及涂上铅粉，将苍老的容颜隐藏到年轻的妆容后面。一缕缕灰白的头发从她头上披散下来。半是羞恼，半是恐惧，她下令将埃塞克斯伯爵逐出了宫廷。

埃塞克斯伯爵开始与各色狂妄放肆的人结交，越来越不知收敛。1601年2月，他在伦敦发动了一场叛乱。尽管这场暴动的本意只是迫使塞西尔家族下台，令埃塞克斯伯爵自己重新掌权，重获女王宠幸，但从表面上看来，它就是一项叛国大逆的罪行。当月，他就受到了审判，并被处决。据说，埃塞克斯伯爵被关在伦敦塔里的时候，曾托人将女王赐予他的一枚大红宝石戒指送去给她——那是他们曾经两情相悦时女王送给他的——乞求她的垂怜。但是他托请的人是诺丁汉伯爵夫人，她辜负了他的所托，并没有将那枚戒指上呈给女王。两年之后，伯爵夫人重病弥留，女王来看望她。伯爵夫人向她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女王用手紧紧地按住自己的心口，仿佛她的心就要碎了一般。她对伯爵夫人喊道：“上帝也许会宽恕你，但我永远不会。”接着就跑出了房间。这或许只是人们杜撰的爱情童话，但是无论如何，在伯爵夫人死后不到一个月伊丽莎白也去世了总归是事实。不管怎么说，随着老友故旧一个个去世，伊丽莎白晚年精神一直十分抑郁消沉。她与新继任的大臣之间也没有与原先的老臣那样的默契，甚至还不如和塞西尔之子罗伯特的关系融洽。晚年孤身一人的生活，令她越发郁郁寡欢。“如今遍地走的都是狐狸般狡诈奸猾之徒，要找到一个忠贞高尚的人，简直难如登天。”她曾满怀忧伤地对一位侍臣如此感叹。

一直以来，伊丽莎白女王都显示出不逊于她父亲的魅力，令下议院始终拥护她的统治；她的臣子也拥有与克伦威尔一样的掌管议会的才能：罗伯特·塞西尔爵士一直坐镇下议院，以期更好地控制它，同时，他们还设立了很多新的有权推举议会代表的市镇，令很多伊丽莎白的拥护者得以上位。不过，到她晚年，女王已经没有精力应付国事，下议院一贯在国事上立场鲜明、直言不讳，女王曾经对此颇觉有趣，但如今她没有精力与他们斗智斗勇了。如今，议会中大量的议员是清教徒，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教会从未停止对他们的迫害，这导致女王与这些议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同时，人年纪大了，总会变得悭吝一些，女王也没能例外：她的开销已经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了，以至于她都无须再召集议会筹措资金。不过，与她的继任者不同的是，她始终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向下议院让步。公元1601年，经过下议院多年的反对，女王开始显示出放弃专营体系的倾向。所谓专营体系，就是获得某种商品专营权的人有权给该商品定价。埃塞克斯伯爵曾获得甜酒的专营权，直到后来他失去权力、名誉尽毁之后，这项专营权才被收回。专营权常被用来赏赐亲信和侍臣，但是它们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太大了。当女王听到一个议会成员抱怨说不久之后说不定连面包都要被纳入专营时，女王展示出了她一如既往的明君风度，对下议院说，她非常感激他们一直提醒她不断地了解她的王国，并向他们承诺她会废除专营制度。

从很多方面来讲，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格兰都是一个荣耀的伟大王国。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已经在美洲建立了第一块英格兰定居点，为了纪念“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伊丽莎白一世的称号），他将之命名为弗吉尼亚（原意为“处女之地”）。风度翩翩、浪漫诗意的雷利第一次引起伊丽莎白的注意，是他将自己的斗篷解下来铺在她的脚下，免得她精致的绣鞋沾上泥坑的污水。很快，他就进入了她的密友圈。后来她发现他没经过她的同意就结婚了，这才让他失去了恩宠。雷利将两种新的植物引进这个国家：马铃薯和烟草。他在美洲探险时，发现当地的印第安人种植这两种作物。不过，虽然马铃薯得到推广，尤其是在爱尔兰，因为马铃薯价格便宜、易于种植，它很快成了穷人的主食，但是烟草种植却因为英格兰气候过于湿冷而没能获得成功，更无法普及。尽管如此，沃尔特爵士还是让英格兰人尝到了烟草的滋味，随着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发展，烟草成了它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让国人接受新的事物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当雷利学着他见过的印第安人的样子，将烟草塞进烟斗里点燃时，他的仆人以为他身上着火了，将一整桶的水都倒在了他身上。

1576年，英格兰第一座专门功能的剧院落成。它坐落于伦敦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的哈利韦尔街（Halliwell Street），位于伦敦城东边、泰晤士河北岸。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伯比奇（James Burbage）的演员兼经理人创办的。1597年伯比奇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卡斯伯特和理查德（一位著名的演员，也是莎士比亚的朋友）将整座剧院搬迁到河流上游的萨瑟克的班克塞德（Bankside）。剧院在这里得以重建，并更名为环球剧院。一座设施完善的剧院落成，令剧作家可以在那里安心创作，一时之间，大量优秀的剧本涌现出来。许多年轻的剧作家，如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他的第一部剧作《帖木儿大帝》在1587年公演）、本·琼森（Ben Jonson）和威廉·莎士比亚等，受这座露天剧院的鼓舞，决意要让伦敦成为戏剧之都。至16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如今最喜爱的一批优秀剧作就已经问世并让伦敦人对之津津乐道了，如《维洛那二绅士》《空爱一场》《驯悍记》《仲夏夜之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士比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至于作为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 upon Avon）的一个手套商人的儿子，他竟得以进入宫廷，成为宫廷侍臣。莎士比亚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其灵感大多是来自出版商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收集的编年史，同时他有可能也受到古文物研究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作品的影响。莎士比亚的这些杰出的作品，使他成了都铎王朝的代表诗人。借助《理查三世》等戏剧作品抹黑约克党人，成为都铎王室官方宣传的重头戏之一。自克兰默之后，英语这门语言逐渐发展成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表达工具。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第二年，钦定本《圣经》（The King James Bible）付梓；在那个文学领域空前繁荣的时代，它是一座艺术丰碑。最后，玄学派诗人出现，才令那股文学浪潮渐渐衰退。

1603年2月，带领着英格兰走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扩张的伟大女王，迅速地衰弱消瘦下去。她一直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吃不睡，也不换衣服，不肯上床休息。她的寝殿里散布着许多坐垫，她就这样日复一日、一言不发地坐在坐垫上，咬着自己的手指。后来，塞西尔家的小男孩噙着眼泪劝她：“陛下，您必须到床上去。”她听到以后，突然清醒过来，说道：“小鬼！小鬼！你爸爸应该告诉过你，对女王不能用‘必须’这样的词。”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她终于同意躺到她的雕花大床上。她在床的帘幔后面辗转反侧，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光。3月23日，她已经无法说话了。作为她的宠臣之一，大主教惠特吉夫特在她的卧床旁为她祈祷。她陷入昏迷之中，在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去世了。

伊丽莎白一直都拒绝指定继承人，但是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宣布，她曾暗示过应该由詹姆士六世来继承王位。他早已经命人每隔10英里准备一匹驿马，于是，他所信任的信使罗伯特·凯里爵士（Sir Robert Carey）得以迅速地、畅通无阻地将消息传递到苏格兰，让王位的更迭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完成。仅仅62小时之后，詹姆士六世就知道了自己已经成为英格兰的新国王詹姆士一世，并开始起程南下。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等待着英格兰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女王以其强势的个性和手腕将国内错综复杂的各方矛盾都暂时压了下来，在她死后，这些矛盾最终爆发出来，演变成了战争。尽管如此，17世纪初的英格兰看起来还是一幅安宁祥和的景象：爱尔兰已经臣服于英格兰；1600年，西班牙企图取道爱尔兰入侵英格兰的计划被芒乔伊男爵（Lord Mountjoy）在金塞尔战役（Battle of Kinsale）中挫败了，而且，在阿萨夫主教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 Bishop of Asaph）将《圣经》首次译成威尔士文之后，新教信仰逐渐在威尔士地区推广开来。詹姆士一世，也就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君主梦寐以求但从未实现过的愿望：统一全岛，由一个君主来统治。最重要的是，对于面临无数麻烦和挑战的英格兰而言，他是个信仰新教的国王，这一点尤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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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以滥刑专断闻名于世，1641年被废除。——译者注

17原陆路长度单位，１里格一般约等于３英里。——译者注

18七项圣事，即洗礼、坚振礼、圣餐、补赎、终傅、授圣职礼和婚配。——译者注

19指弥撒曲包含固定的五个部分：Kyrie（垂怜经）、Gloria（光荣颂）、Credo（信经）、Sanctus（圣哉经）和Agnus Dei（羔羊颂）。——译者注

20德意志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译者注

21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统治过的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等国家的统称。——译者注

22削下来的部分烧熔了用于铸造新币。——译者注

斯图亚特王朝

詹姆士一世（1603—1625）

从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至1714年，英格兰名义上一直是由苏格兰王室统治的，其中，詹姆士一世是第一任国王。到这个王朝末期，英格兰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殖民国家。英勇无畏的英格兰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就已经是出色的航海家了，在斯图亚特王朝治下，进一步变成了殖民地开拓者。他们将北美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和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又在非洲西部至印度之间设立了大量的贸易站点。大规模的贸易扩张让非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迅速地富裕起来，金融家、商人、大宗货物的批发商和律师等，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如此一来，难免增强了下议院为自身争取更大权力的意识。这些阶层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巨额财富，于是渴望能够更进一步参与政府的决策。然而，新的王朝一直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议会、法律和教会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王权、服务于王权。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无疑与新王朝的信条相冲突。

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之后长达80年的时间里，英格兰不断出现动荡和巨变。在此期间，英格兰人为了明确国王的意愿和议会的意愿究竟哪个为先，经历了种种艰苦卓绝的斗争。国王和议会双方爆发了血腥的内战，后来，在一位国王被处决、另一位国王被废黜之后，英国还曾短暂地实行过共和制，最后，这个问题终于以议会获胜得到了解决。从威廉和玛丽之后，王位由谁继承就由议会说了算了；信仰新教成了英格兰君主的必备条件。到17世纪末，新教已经成了议会统治和自由的代名词，而天主教信仰则等同于暴政和王权专制。

不过，在詹姆士一世继位之初，他的后继者将来要面对的矛盾冲突还未显出太多征兆来。斯图亚特王室空降到英格兰的王位上，令这个王国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由于都铎王朝已经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征服，所以詹姆士一世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也都是爱尔兰的国王。这是以前的君主都没有做到的。他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愿意听从罗伯特·塞西尔（他在1605年被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的许多良好的建议，并且还坚持贯彻女王的大部分政策。不过他们的政策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詹姆士一向自诩是个了不起的调停人，他在登上英格兰王位后，就立即结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

从很多方面来讲，詹姆士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他是苏格兰人，而苏格兰自古以来就与英格兰相互敌对。他是个不知圆融的苏格兰国王，尽管在过去的25年里，他一直享受着伟大的女王给他发放的津贴，却经常揪着这位前任君主的小过失大放厥词。詹姆士提出了一项合情合理的构思，就是通过合并议会和法律体系，将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成一个王国——他称之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但是英格兰议会对他的这项提议却嗤之以鼻。尽管克伦威尔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直到约100年之后，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统治时期，这项提议才最终变成了现实。詹姆士生前能做到的仅是规定在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出生的每一位苏格兰人，都自动成为英格兰公民。他还亲自为统一后的国家设计了国旗（他将国旗称为联合王国国旗）——国旗图案由分别代表圣乔治（Saint George，英格兰的守护神）和圣安德鲁（St Andrew，苏格兰的守护神）的十字架组合而成。

尽管有圆滑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尽力铺垫和协调，詹姆士大力提拔苏格兰权贵的行为还是将他自己毫无准备地置于朝廷甚至整个国家的对立面。而且，他毫不遮掩地与一群苏格兰宠臣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而这些宠臣企图从南部的富庶之地尽可能地攫取利益的野心又昭然若揭，这一切进一步加深了国人对他的反感。尽管詹姆士本人博学多才，但是他对自己刚刚继承的国家的态度，只怕与边境地区打家劫舍的苏格兰人并无二致，都只是对南部的英格兰的富饶土地和巨大财富感兴趣。在詹姆士南下的途中，他就已经显示出自己对英格兰的风俗传统毫无兴趣也并不尊重——他未经法官审判就绞死了一个窃贼。

英格兰人已经习惯了伊丽莎白时期威严、庄重、独裁的宫廷，对苏格兰国王散漫随意、有失体面的行事方式备感难堪。尽管詹姆士一世是美丽动人的苏格兰女王和高贵优雅的达恩利勋爵唯一的孩子，但是他在外表上完全没有他父母那样完美。当时人们对他怪诞的外表和个人习惯有一段很形象的描述——他的嘴边时不时挂满涎水，因为他的舌头实在太长了；他的皮肤太娇嫩，不能随便清洗，所以他的双手总是油腻腻的，仿佛敷了一层油膏。这段描述曾流行一时，很多人引用它来讽刺国王。17世纪时，一个国王的理想形象仍是英勇善战、充满男子气概，所以，詹姆士因为害怕被人刺杀而在自己的紧身背心和马裤里加上特殊衬里的做法，让他的新臣民非常鄙视他的胆怯懦弱，而且他无论去哪里都习惯带着年轻俊美的男子陪同，这种习惯也令臣民觉得很反感。他幼年时不小心摔伤了腿，所以腿脚不太灵便，时常需要别的男子扶着他，这样一来，关于他女气柔弱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

尽管一开始时，英格兰人对于继任之君是一名男子，而且还是一位子嗣甚繁的男子这件事，是持有好感的，但是詹姆士一世却没能努力地让自己获得他的臣民的亲近和拥戴。他做的每件事都在激怒英格兰人，尤其是他坚决不肯尝试着学习或理解他们的习俗和传统，令他们尤为恼怒。他们也厌恶他四处演讲的自命不凡的做派——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自诩是“整个国家最伟大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