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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都铎王室是通过谋权篡位才得到的王位，斯图亚特王室始终都认定自己是天命所归的正统继承人，而且他们这个家族在继承英格兰王位之前，就已经统治苏格兰超过两个世纪了。不过，詹姆士一世除了国王的身份之外，也是一个博闻强识的学者，他非常博学，创作了不少作品。他对神学的浓厚兴趣令他对王权政府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结论。在位期间，他陆陆续续地借助书籍和小册子等手段详细论述并发表了他的这些观点。詹姆士为自己炮制了“君权神授”的信条。根据这套理论，君主是上帝在人间选定的代表，君主代表上帝行使权力，所以他们有权控制整个王国的一切机构和制度，包括法律体系和议会。在詹姆士的观念里，除非议会完全无条件地服从国王，否则议会完全不应该存在。詹姆士多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其中有一次他就直言不讳地宣称，国王“是这世间最至高无上的存在，因为国王不只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坐在上帝给予的王座上，甚至连上帝自己，都称国王为神”。

詹姆士基本上是抓住一切机会鼓吹他的这套理论，不管是在宫廷里，还是在议会里，他都操着他那令人不快的苏格兰口音，宣扬他的观点。他要求英格兰教会在每周日的布道会上宣传这些观点。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套理论完全与英格兰生活的实际情况相冲突，而这位苏格兰国王却从来都不愿去了解这些现实。尽管专制的、如上帝一般至高无上的都铎王室在本质上无疑也秉持着君权神授这样的观念，但是他们十分聪明地选择了不将它宣之于口，而且，不管做什么事，他们表面上都会咨询议会的意见。奇怪的是，博学多闻的詹姆士竟然偏偏缺少都铎王室的这种政治智慧，看不到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不管都铎王室是不是情愿，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他们都已经逐渐承认了议会和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由于财政法案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生效，所以国王无法绕开议会实行统治。议会为国王的统治提供支持，作为回报，议会成员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在这个王国的大部分事务上拥有发言权。尽管詹姆士质疑他们的权利，但是不久之后，议会成员就用事实向他证明这个王国拥有言论自由的传统。他们已经习惯了讨论外交政策问题——幸运的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外交政策大体上与他们内心深处新教主义的爱国热情相吻合。同时，他们也习惯了下议院行使权力、处理政务不受君王干涉。

但是詹姆士拒绝接受他们的观点。他在位期间，由始至终，每次他与议会成员见面，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从未有过例外。他们大胆的要求令他吃惊，也冒犯了他决意要维护的王权尊严。在苏格兰，他一直被教会和强大的苏格兰贵族拿捏在手里，后者甚至两度劫持了他。英格兰与苏格兰不同，这里一直以君主强势闻名于世。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诉说他对下议院的不满，尤其喜欢向西班牙大使抱怨，后者对这种局面显然是喜闻乐见的。詹姆士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每次向议会成员讲话时，都是一副屈尊纡贵的样子，仿佛他们都是不懂事的孩子，而且他除了能看到自己的观点之外，对其他人的所有观点根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评价他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聪明的傻瓜”，他的种种表现证明了这个评价委实是再贴切不过了。

詹姆士一世甫一登基，朝堂上立刻就出现了党争局面。当时宫廷中主要有两个派系，一派的领袖是罗伯特·塞西尔，另一派的领导者是伊丽莎白的宠臣、伟大的探险家和诗人沃尔特·雷利。雷利被罢免了尊贵的警卫队长之职。他发现由于詹姆士偏宠塞西尔，他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新国王刚刚登基，时局还不稳定，雷利本就性格冲动，如今又对新君心怀怨恨，于是他被卷入了一项阴谋，即所谓的“主要阴谋”（Main Plot），企图劫持塞西尔。

主要阴谋刚被发现，“次要阴谋”（Bye Plot）就随之暴露了。殉道的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子登基之后竟然没有立即废止伊丽莎白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法律，这令一些疯狂激进的天主教徒十分不满。他们计划绑架詹姆士，让他的一个天主教徒表亲取代他坐上王位。随着这项阴谋被揭露，天主教徒的境遇变得比以前更加艰难。雷利被判终身监禁关押于伦敦塔。之后，他在监狱里度过了13年，其间，他创作了《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和许多诗歌。除此之外，具有强烈的清教主义倾向的下议院针对天主教徒实施了极为酷厉的惩罚，令天主教徒陷入了绝境。

按律令，由于天主教徒不参加新教的礼拜仪式，他们必须每月交纳20英镑的罚款。这件事发生之后，任何天主教徒只要没有按时交纳这项罚款，政府就会没收其2/3的财产。这项处罚严重地削弱了天主教徒的势力。由于罚款金额高达每年240英镑，家境一般的人根本支付不起，所以，平民天主教徒很快就遭受了灭顶之灾。真正的迫害也开始出现。全副武装的士兵先后9次大规模地搜查普通人的私宅，抓捕天主教神父。英格兰国教会的全体牧师都成了各自教区的密探，向政府告发所有不去教堂里参加每周日的新教礼拜仪式的人。到最后，天主教徒遭受了终极的凌辱——新教教堂不许天主教徒葬在它们的墓地里。

即便是富裕的天主教徒，也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教主教们被要求开除各自主教教区内的天主教徒首要分子的教籍，并将他们的名字上报给大法官法庭（Chancery），防止天主教徒通过契约或遗嘱将财产转移给他们的亲友。更有甚者，人们纷纷谣传议会的下一步动作是要彻底铲除天主教信仰，令天主教徒更加惶恐不安。国王敌对的声明，以及伦敦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十字架前的一次布道会上的激烈言论，让已经疲于奔命的天主教徒不得不相信传言只怕是真的。这也让他们当中的极端分子相信，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了。他们最终决定，要在1605年11月5日国王召集当届议会开会的当天，炸毁倾向清教的议会两院。他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他们绑架了国王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打算在事后立她为新君，当然，前提是她同意恢复罗马天主教的地位。

领导这场阴谋的是来自沃里克郡的一名名叫罗伯特·凯茨比（Robert Catesby）的绅士，不过，在11月4日晚上往议会两院地下室里埋火药导火索的是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他是一名曾在荷兰参战过的雇佣兵。正是从他的名字盖伊衍生出了“给那老家伙一分钱”的习语；每年11月5日人们烧毁的也是他的雕像。23福克斯被人发现的时候，他正蹲在火药桶旁边，手里提着一盏有遮光装置的提灯——一位名叫蒙提戈男爵（Lord Mounteagle）的天主教贵族想到其他一些同是天主教徒的贵族将会被炸死，实在是良心难安，所以将此事泄露给了索尔兹伯里伯爵。自那以后，每次议会会议开幕时，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英国皇家禁卫军仪仗队都要搜查一遍地下室，这已经成了传统。

侥幸逃脱了这场差点酿成惨祸的阴谋之后，后怕不已的政府迅速地、毫不留情地行动起来。为了彻底清查，政府的相关部门逮捕了所有他们觉得有嫌疑的天主教徒，而根本不费心去查证他们究竟有没有参与其中。盖伊·福克斯本人被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受尽折磨，天主教群体由上至下都被清洗了一遍。事实上，当时整个国家，包括普通的天主教民众，都被这场意图行刺君主、颠覆朝政的大逆之罪给吓得不轻。这种情绪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麦克白》中也有所体现。莎士比亚就是在这场阴谋余波未平时创作了这部剧作，6个月后，该剧公演。当时人们还陷在对袭击君主一事的恐惧不安之中，这部剧引起了他们的深切共鸣。政府尤为热切地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掌控耶稣会，因为自成立以来，它就一直与英格兰政府为敌，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威胁。政府部门决定逮捕耶稣会的3名首要分子：杰拉德神父（Father Gerard）、加尼特神父（Father Garnet）和格林韦神父（Father Greenway）。他们都是天主教势力的重要领导人物。

尽管杰拉德神父和格林韦神父逃去了欧洲大陆，但是加尼特神父只来得及逃到伍斯特附近的一处名叫辛德勒普（Hindlip）的庄园里。这座庄园是蒙提戈男爵的妹夫托马斯·哈宾顿（Thomas Habington）的产业。在那里，他藏身于一座神父密室里。这座密室是上一代人修建的，修建者是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木匠，他保证这座神父密室极为隐秘，没有其他人知道它的存在。他战战兢兢地躲在那里，每日寝食难安，后来他给塞西尔写了一份声明书，力陈自己的清白。当地的地方法官收到线报，知道他有可能藏身于周边地区，便来搜查，尽管面对他们的质询，哈宾顿夫人勇敢地为他遮掩，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找到了在壁炉旁的地面下挖出的小密室，发现了躺在里面的神父加尼特。

在火药阴谋发生之后，受其影响，人们已经开始对所有天主教徒都觉得反感了。不过，直到加尼特神父被捕并受审之后，天主教徒天生就是叛国者的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偏见很难消除。天主教势力总是对外国人忠心耿耿，不管他们效忠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还是教皇。自从英格兰开始倾向新教主义之后，天主教势力的这一特点就不断引发人们对他们的质疑。后来，人们从加尼特的告解记录里查到，另一位神父曾告诉过他凯茨比曾在3个月之前向他忏悔过炸毁议会这项计划，于是，加尼特实际上知道这项阴谋的事实被揭穿，从此，公众对天主教徒的态度更是急剧地恶化了。很多人甚至决意去欧洲大陆，以避开国内充满敌对情绪的环境。

英格兰颁行了新的法律，禁止天主教徒在宫廷出现，不许他们在伦敦周边10英里以内的区域居住。他们不能搬到距现在的住宅超过5英里以外的地方，除非他们能够获得由4位周边地区治安官共同签署的特殊许可证。他们的职业道路也受到限制——天主教徒不能从事医生、律师、遗嘱执行人、管理员或法官等职业，也不能成为任何市镇委员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继续做个天主教徒，实际上就意味着要放弃整个社会，拒绝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自那以后，老派的天主教徒就被称为“拒不尊奉国教者”。这些拒不尊奉国教者不管怎样还是固守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非常贫困，且开始离群索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直到1829年《天主教徒解禁法》（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颁布实施之后，才有所改变。

新生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如果没有受洗成为新教徒，那么其父母就要缴纳巨额罚款。詹姆士的宫廷宠臣和财政署很快就养成了剥削天主教徒的习惯，将他们的财产当成自己收入的一大来源。只要天主教徒没有及时支付罚款，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执行没收其2/3财产的处罚。老练世故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从英吉利海峡对岸给詹姆士一世送来了劝诫，他说宗教“是一团烈火，你越是大力地想扑灭它，它就燃烧得越旺盛”，并提醒詹姆士一世，这样的严刑峻法会让他自己陷入更危险的阴谋之中。但很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或许是因为天主教徒的信仰鼓励他们在被人打了左脸之后还要把右脸送上去，所以他们最后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自己变成二等公民的事实。

事实上，詹姆士最大的恐惧来自清教徒。他们的大胆放肆在桀骜不驯的下议院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新任国王从苏格兰南下去继承王位时，他们竟然胆敢半路拦住他的车驾，向他呈递一份千人请愿书——那是一份由千名清教徒共同签署的请愿书。他们请求国王对他们一视同仁，并修改祈祷书，从而终止伊丽莎白女王对他们的信仰的压制。詹姆士自信能与他们辩论此事，而且对自己的神学知识颇有些沾沾自喜，所以他允诺会在次年举办一次大会，辩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当这场会议在汉普敦宫正式开幕之后，清教牧师们发现，他们选错了听众。尽管新国王有激进的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背景，或者说也许正是因为他对长老会知之甚详，所以他跟伊丽莎白一样，坚决地反对将长老会制度引入英格兰（长老会Presbytery这个称呼源自于希腊语presbyter，意思是“长者”）。事实上，詹姆士强烈地支持主教制度，认为主教们是王权的支柱。他甚至想竭尽所能地在苏格兰重新确立主教制度。他对清教牧师们说：“苏格兰长老会之于君主，就如魔鬼之于上帝。”后来他在评价高教会派（High Church）的地位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更为精练的总结：“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清教徒从国王那里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国王决定重译《圣经》。1611年，由47名学者合作翻译的精美的钦定本《圣经》出版，很快就被广泛接受，成为新教礼拜仪式和新教家庭最喜爱的《圣经》版本。这个版本留用了很多威廉·廷代尔的译文。钦定本《圣经》是一项卓越的学术成就，至今仍是一部英语文学杰作，其遣词造句对英语语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清教徒们一致呼吁人们的生活应该更加肃穆朴素，尤其在安息日，更应如此。对此，国王明确地表示，他并不打算在英格兰推行这样的改革。的确，在他的统治时期，英国国教会开始显示出保守主义的色彩，尤其是惠特吉夫特去世，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继任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是真正鼓吹让英格兰回归到亨利八世时期的天主教信仰的最主要人物却是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他先是当上了伦敦主教，最后在1633年詹姆士之子查理一世（Charles Ⅰ）在位期间，成功地坐上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宝座。

在劳德的影响下，英国国教会开始与当时越发强势的清教徒加尔文主义思潮对抗。它没有接受加尔文主义理论，反而吸纳了一位名叫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尼德兰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强调追随古老的罗马教会。之后的20年里，随着议会和国王争夺最高权威的战争爆发，清教徒于情于理都倾向于加入下议院的阵营，借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英国国教会则成为拥护王权独裁统治的中坚力量。教区牧师在他们主教的领导下，不断地在布道会上宣讲，与上帝指定的、地位超然的、理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者对抗，乃是一件错事。加上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总是习惯于无视这个国家的律法，一应政务都不经过议会的批准，所以如此一来，宗教问题和宪政问题便完全交织在一起了。

实际上，直到1612年索尔兹伯里伯爵去世前后，詹姆士的独裁倾向才渐渐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他削弱议会的自主性、增加自己权势的企图才真正开始付诸实践。在詹姆士统治初期，他和议会之间就因一些问题而产生过小规模的言语冲突：1607年，议会拒绝给予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相同的权利，也不同意两国之间实现贸易自由，令詹姆士非常恼怒。下议院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外交政策不够“新教主义”，他与西班牙媾和的决定令他们惊诧不安，尤其是他的妻子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令他的这个决定显得更加可疑。他们的这番批评让詹姆士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詹姆士依据一切特权源于国王的理论，企图干涉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一名名叫雪利（Shirley）的重罪犯当选，结果他的做法被阻止了。下议院向他递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抗议书，重申下议院自古以来就有自由选举等权利，而且这些权利一直以来就是英格兰人民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与王权毫无关系，国王无权干涉。对此，他不得不让步。若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时候，下议院绝对不敢对君主如此放肆，但詹姆士是个外来者，这给了下议院恣意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一开始，他们将国王的不当行为归咎于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事实倒也确实如此。

不过，在国王登基7年之后，他便不再是先前那个初来乍到、一无所知的外来者，他也不再像当初那样畏首畏尾了。到1610年时，他已经对议会的威吓和约束忍无可忍，又下定决心要增加自己的收入。之前，法院裁决国王不征求议会同意就修改海关税率的行为是合法的，根据这项裁决，詹姆士抓住了一个机会，专断地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税收法令。而且，当下议院提出抗议时，他简单粗暴地解散了议会。后来，詹姆士和他的儿子查理在位期间，都不再经过议会来征收税费，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和下议院打交道了。这成了两朝的惯例。1614年，詹姆士曾试过通过“代理人”（Undertakers）来掌控议会。所谓代理人，就是愿意为国王去影响选票，使选举结果符合国王利益的议会成员。但是，那一届的“糊涂议会”（Addled Parliament）24对代理人的无耻行径十分愤怒，他们坚决拒绝改变自己的态度，于是，3周之后，国王将这届议会解散了。此后的11年里，大部分时候，他都没有召集议会。

然而，国王统治国家可以不用议会，却不能不用钱。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绅士阶层为了购买贵族头衔而支付的费用：只要向国王缴纳1000英镑，他们就能成为准男爵25；如果他们缴纳1万英镑，就能成为贵族。但是他奢侈铺张的生活方式不是这点收入可以维持的，于是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更加不择手段地敛财。所以，当西班牙大使贡多马尔（Gondomar）向詹姆士许诺，只要他让他的次子查理迎娶一位西班牙公主，他就能拿到六位数的嫁妆时，这笔巨额嫁妆的诱惑就在国王的脑中挥之不去了，他无可避免地想到，只要他拿到这笔钱，他就再也不必为筹措金钱而召集议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越来越想制定一套能够取悦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国王的长子亨利王子是个才华横溢、广受爱戴的虔诚的新教徒，在索尔兹伯里伯爵去世的同一年，他也去世了。亨利王子之死消除了国王的最后一点顾忌，因为新任威尔士亲王、国王的次子查理王子是个腼腆孤僻的人，说话还会结巴。詹姆士不顾英格兰国内高涨的反西班牙情绪，对贡多马尔言听计从。

詹姆士不但骄傲自负，而且性格轻浮而懒惰。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打猎游乐，而不是处理政务。索尔兹伯里伯爵去世后，他将政务交给几个无才无德的宠臣来处理，比如罗切斯特子爵罗伯特·科尔（Robert Kerr, Viscount Rochester）。科尔是个相貌英俊的贵族。和詹姆士的其他宠臣一样，他获得器重的原因也是他的相貌，而不是因为他对英格兰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他在1613年被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宫廷，闭目塞听，不知民间疾苦，所以他觉得西班牙势力在宫廷中日益得势并不是什么问题，甚至事实上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萨默塞特伯爵和他那臭名昭著的妻子弗朗西丝（Frances）很快就连累詹姆士陷入丑闻之中——他们俩因为被控谋杀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而在上议院26受审。尽管他们两个都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国王却用他的王权赦免并释放了他们，这激起了更强烈的公愤。

人们当时已经感觉到英格兰原先的政治规范已经被降低和损毁到令人难以接受的水平。1616年，高等民事法庭的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因为劝阻国王干涉法律案件的审理而被解职，这件事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在詹姆士看来，君权神授，所以必要的时候他当然有权暂停法律的实施。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他手下的野心勃勃的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的支持。后者认为，法官必须拥护君主特权，必须遵奉君王的意愿。但是，科克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对律师和议会成员有巨大影响的科克，从他对法学的深入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便是国王也应该遵守普通法。

1618年，伊丽莎白时期的英雄沃尔特·雷利爵士被无端地控告参与了15年前的主要阴谋。詹姆士竟然这样旧事重提处决了他，这彻底地败坏了他自己的名誉。作为伊丽莎白治下的黄金时代的英格兰的重要人物，雷利被处决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詹姆士想要取悦西班牙。先前，詹姆士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将雷利从伦敦塔里释放出来，派他去传说中的宝地埃尔多拉多（El Dorado）的一个湖底寻找宝藏，那个地方大约在圭亚那一带。这位从伊丽莎白时代走过来的老人在寻宝途中忍不住烧毁了一个挡了他去路的西班牙定居点。显然，如今国王已经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安抚西班牙人了。英格兰的外交政策似乎被西班牙大使给牢牢地把控了。

这会带来多大的危害毋庸赘言。幸好，161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开始了，英格兰的这种情况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詹姆士的女婿、德意志莱茵–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Frederick）是个知名的新教徒，当时信仰新教的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请求他来担任国王，取代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室的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620年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腓特烈和波希米亚人落败，西班牙人接着入侵了腓特烈的普法尔茨伯爵领，于是，他和詹姆士之女伊丽莎白发现自己如今无家可归了。他们的困境在英格兰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1622年，下议院正式向国王递交请愿书，恳请对西班牙开战，恳请为查理王子安排新教婚姻，并恳请进一步制定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法律。尽管当时已经有这么多征兆了，但是詹姆士仍然迫切地渴望自己能与富饶的西班牙结成联盟。他迫不及待地安排与西班牙联姻之事。因为此事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甚至已经为此牺牲了雷利，所以他继续和贡多马尔谈判。他相信这是唯一可以说服西班牙人从腓特烈的领地撤兵，让腓特烈重掌大权的办法。

与此同时，人们风闻迎娶西班牙公主的代价是英格兰将秘密地改变当前的宗教信仰，那些谣言传得绘声绘色，令人不得不信。传言西班牙开出的条件是这场婚姻必须办得正式、隆重。它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且在婚礼举办之前，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法律必须至少已经废止3年。婚后两人生育的所有子女都必须信奉天主教，而且英格兰人不得以他们信仰天主教为由阻挠他们继承王位。

国王的新宠、虚荣轻浮的白金汉公爵被提拔重用。此人恶名之盛，甚至让萨默塞特伯爵都要相形见绌，而且他贪污受贿之事也是尽人皆知。他的得势，让公众加深了对国王的反感。到詹姆士在位的最后几年，白金汉公爵已经掌控了朝局，似乎英格兰的真正统治者已经变成他了。而且，他对下一任国王查理一世的影响力不逊于他对其父亲的影响。白金汉公爵和查理没有被民众对这桩婚事普遍的反对态度所吓倒。1623年，他们经过乔装打扮，不计后果地踏上了一场荒唐的冒险之旅，亲自前往西班牙，希望能借此加快已经陷入僵局长达8年的谈判进程，将西班牙公主娶回来。但是，无论是风度翩翩的白金汉公爵还是瘦小、不安的查理，都没有在马德里讨到好处。甚至他们的举动还让婚礼更加遥遥无期。傲慢的西班牙宫廷表示，这位斯图亚特王室的年轻人和他朋友的行为有违礼仪，他们对此很不高兴，所以他们提出了更多的条件，包括让两人以后的孩子接受天主教教育，以及为公主专门配备一名主教和至少20名神父，令他们常驻家中供公主驱使。

后来，由于查理的姐姐伊丽莎白（她曾成为波希米亚王后，在位时间仅短短一年，自那之后便被称为“冬季王后”）的尴尬处境，这场婚事最终不了了之。尽管詹姆士很显然不太可能会为了他女儿的幸福下定决心放弃与西班牙联姻，但是查理会为他的姐姐考虑。这位威尔士亲王最后直截了当地问西班牙方面他们是否会向皇帝斐迪南宣战，让斐迪南归还他姐夫的普法尔茨伯爵领，他得到的答案是“不会”。查理大发雷霆。最后他自己乘船回国，没有带上西班牙公主，这让英格兰的民众松了一口气。既然外交手段已经失效，满腔怒火的查理决定用战争的手段帮助姐姐解围。

下议院已经为和西班牙联姻之事担心了很多年，他们害怕它会导致新教信仰在英格兰和其他国家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得知查理有意与西班牙开战后，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为他筹措军费和物资。英格兰与法国缔结了反西班牙联盟。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ⅩⅢ）的首席顾问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颇有野心，他希望能够削弱哈布斯堡王室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影响力，提高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所以两国一拍即合。威尔士亲王最后没有和西班牙公主联姻，反而和法国国王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订了婚。她和法国国王一样，虽然身材瘦小，但是性格开朗、热情大方。

然而，1624年支援普法尔茨伯爵领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即便有法国人的帮助，并由德意志的雇佣兵曼斯菲尔德伯爵（Count Mansfeld）率领，这次远征也进行得并不顺利。战前的准备不够充分，没有配备称职的军需官，所以食物和衣物的供给不足，结果数千名士兵还没上战场就因为冻饿而死。由于政府官员都是靠贿赂白金汉公爵才得到职位的，所以民众普遍对政府及其能力不抱希望。这场远征的失败似乎刚好印证了人们的看法。下议院早就想把那位权倾朝野的宠臣传唤过来，让他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是显然他们根本奈何不了他。

非但如此，在詹姆士一世在位的最后一段时间，国王与议会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下议院又一次要求审查专营制度。当时，宫廷侍臣很多都拥有酒吧的专营权，这已经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了。下议院还指控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贪污受贿。培根承认了这项指控，辞去了职务，并被关入监牢，但最后詹姆士下令释放了他。詹姆士这个人，不管他作为国王是多么失败，对朋友还是很仗义的。1625年3月，国王去世。下议院少了许多顾忌，便下定决心要让白金汉公爵失去权位。

不过，对于新君而言，局势并非完全暗淡无光。虽然王权受到议会的攻讦，但是在查理一世登基之初，英格兰已经将很多地区都牢牢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这些地区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地图上还只是无主之地。而且在查理·勃朗特（Charles Blount）的统治下，爱尔兰第一次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当然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爱尔兰人精心选取了冲要的位置，从西北部的斯莱戈湾至贝尔法斯特湾（Belfast Loch）的卡里克弗格斯（Carrick Fergus）修建了大量的堡垒。勃朗特被授予了芒乔伊伯爵的封号。1600年，他接替埃塞克斯伯爵，成为爱尔兰总督。之后，随着泰隆伯爵休·奥尼尔和蒂尔康奈伯爵休·奥唐纳（Hugh O’Donnell, Earl of Tyrconnell）被迫逃往法国避难——所谓的“伯爵出逃事件”（Flight of the Earls）——爱尔兰开始真正地归顺英格兰。1610年，通过所谓的阿尔斯特殖民地计划（Ulster Plantation），泰隆伯爵的领地被瓜分给了派驻当地的，主要由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组成的新教驻军，确立了芒乔伊伯爵对这个国家的完全占领和绝对统治。他们瓜分了肥沃的东部地区，而将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留给了当地居民。爱尔兰的原住民和诺曼爱尔兰人对这些来自阿尔斯特的新移民深恶痛绝；阿尔斯特新移民和当地原先的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后世许多纷争的根源，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此时，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已经在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大获成功。其实伊丽莎白一世有可能了解过这个公司，因为它和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和塞拉利昂的贸易站点一样，都成立于她在位期间。1600年，该公司决定涉足东印度群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马来群岛一带的香料贸易。但是，尼德兰人先于他们5年进入该地区，此时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势力，而且借着英格兰与西班牙战争的东风，他们夺走了大部分原属葡萄牙的殖民地。于是，英格兰人决定将精力集中到印度的大陆上。因为外交家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we）与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到1612年时，他已经统治着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之间达成了友好关系，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在印度南部的苏拉特（Surat）和马德拉斯（Madras）从事经营活动的特许状，并开始开设工厂（这是17世纪人们对贸易站点的称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却是大英帝国在印度扩张的起点。

不过，詹姆士在位期间取得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在民众对雷利在弗吉尼亚的罗阿诺克（Roanoke）建立的殖民地感到失望之后，英格兰人在美洲建立了大量新的定居点。在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的作品，尤其是描写伊丽莎白时期的探险航行的《英国主要航线、航行和发现》（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一书的驱使下，英格兰人终于意识到新大陆潜藏着多大的机会。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尼德兰人都早已经相继在那里开疆拓土了。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殖民者主要是清教徒，他们在弗吉尼亚以北数百英里的地方建立了大批的殖民地，统称为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在这里，他们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祈祷。

一群来自诺丁汉郡斯克鲁比（Scrooby）的分离主义者在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Mayflower）前往新大陆，并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以后，众多英格兰人开始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定居。内战爆发前的10年里，每年大约都有多达5000名英格兰人移民到普利茅斯附近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该殖民地是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领导的一批清教律师在1629年建立的。当时查理一世和大主教劳德企图将清教信仰从英格兰彻底清除，推行的政策越来越残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他们选择了移民。随后，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更多的殖民地在美洲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来，包括佛蒙特（Vermont）、康涅狄格（Connecticut）和罗得岛（Rhode Island）等。受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律令的影响，巴尔的摩男爵（Lord Baltimore）在1632年建立了天主教殖民地马里兰，该殖民地就在弗吉尼亚以北，其名字是为了向查理一世的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致敬而起的。北部地区的居民靠出口鱼类、兽皮维持生计，而南部地区的居民很快就开始从西非沿岸的英格兰商人手中购买非洲黑奴，役使这些奴隶在他们面积广阔的烟草和棉花种植园中劳作，因为他们和西班牙人一样，都觉得自己欧洲人的体格不适合在湿热的环境中干体力活。

1609年，弗吉尼亚的一艘海船被冲到一座海岛上，从此，人们开始移民到百慕大。后来，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岛屿也陆续有人来定居。那里的英格兰移民也开始进口非洲黑奴为他们的种植园干活。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一直使用蜂蜜给食物增加甜味，但是随着人们发现甘蔗并了解它的出色的味道，加勒比海地区就开始主要种植甘蔗。由约翰·霍金斯首创的黑奴贸易如今已经发展成一项长期存在的、可耻的营生。英格兰生产的产品，如纺织品等，被卖到西非以换取黑奴。随后，黑奴被关进贩运奴隶的船只，送到西印度群岛和南部的弗吉尼亚等殖民地。运输的途中，黑奴被关押在密闭的空间里，生存条件极差，旅途充满危险。殖民地的人以蔗糖、棉花和烟草等产品换取黑奴。这些初级产品则被运回英格兰最重要的港口——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很多体面的英格兰商人家庭都从这种简便的三角贸易中赚取了巨额的财富。

这些发展开始改变英格兰人的生活，例如到那个世纪末，即便是英格兰最偏远地区的家庭主妇，都能用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给她们的新饮料——茶——增加甜味，她们的丈夫和兄弟都能拿着烟斗抽上美洲产的烟草。虽然民众生活有所改善，但是新国王却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难题。尽管查理一世对议会的厌恶不亚于他的父亲，但是他却不得不听命于议会，因为他需要他们为他筹措军费，支持他与西班牙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

查理一世（1625—1649）

君权神授（1625—1642）

查理一世性格严肃、头脑迟钝，加上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话速度也很慢。尽管他没有他的父亲那样超群的才智，但是他的眼光非常好，是个很出色的艺术鉴赏家。正是因为他，王室才征辟了一大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画家，如著名的尼德兰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等。查理曾让鲁本斯在白厅宫宴会厅的天花板上花了一幅巨大的詹姆士一世肖像。查理也收藏了一批优秀的画作，如拉斐尔（Raphael）的作品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草图等，如今这些作品分别存于温莎城堡和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查理也是意大利风格建筑师依理高·琼斯（Inigo Jones）的资助人。琼斯在格林尼治修建了精巧、简洁的王后之屋（Queen’s House），还设计了很多其他美观精致的经典建筑。琼斯也是将帕拉第奥建筑风格（Palladian）介绍到英格兰的第一人，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在那个时期的建筑风格。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威尔顿就是这种建筑风格的代表。

琼斯还为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编写了许多假面戏剧，供她表演。这位来自法国的王后身材娇小，性格也有些孩子气，很喜欢拉着交好的贵妇淑女一起为国王表演。这些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假面戏剧是宫廷里非常棒的娱乐方式。跟戏剧类似，假面戏剧也有精巧的戏服，也有剧本。当时这类剧本大多是本·琼森创作的。尽管日益壮大的清教徒势力反对戏剧表演，并通过布道和宣传册子等方式激烈地表达他们的反对，但是查理的宫廷却以拥有大批的业余演员而闻名于世。这类假面戏剧的主题通常都传达了君权神授这样的观点。对于笃信宗教的查理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与英国国教会里冉冉升起的新星威廉·劳德成了密友，并在1628年任命他为伦敦主教，又在1633年最终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进一步迎合了查理的君主是上帝选中的代表的观点，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任何人都不该质疑君主的观点。甚至在查理第一次召集议会时，劳德还亲自到议会两院去阐释这个观点。

这一届议会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议会一样，都不会乖乖听话。国王和下议院之间的对抗延续到了查理的统治时期，没有一点儿缓和。为了替姐姐伊丽莎白主张权利，查理同意为他的舅父、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拨款，支持他发起一场新的军事行动，对抗德意志的天主教联盟。然而，尽管他觉得议会理所当然地应该同意给这样正义的战争提供支持，但是当时下议院对国王的敌意太大，所以故意不授予新国王终生征收进口税的权利。按惯例，每个新君登基之后不久，议会都会授予新君这项权利，但他们只批准国王征收一年的进口税。议会成员同时要求罢免白金汉公爵，还暗示查理应该学习伊丽莎白女王的明君风范，效仿她的治国之道，听从枢密院的建议，而不是让宠臣替他管理国家。议会这样无礼的言行让查理一怒之下将其解散，但是不久之后，由于在国际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他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查理在如何处理胡格诺派教徒的问题上与他的妻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有了分歧。后者原是与英格兰一致对抗哈布斯堡王室的盟友，如今双方彻底决裂了。

查理的第二届议会的氛围一直十分冷淡。在白金汉公爵的建议下，查理把前一届议会中反对声音比较大、比较不温顺的成员，如前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约克郡地主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等，都任命为地方的行政司法长官，这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成为下议院成员了。不过，即便将这些人禁言了，下议院的整体态度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如今，下议院的领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康沃尔郡的准男爵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Eliot）。下议院仍旧坚持弹劾白金汉公爵，结果查理竟然亲自去了威斯敏斯特宫，严厉地批评议会成员竟敢质疑他的仆人，尤其是这位仆人与他的关系还如此亲近。查理又一次解散了议会，还威胁议会成员说，是否召集议会完全由他决定，旁人无权置喙。他还将艾略特囚禁了一小段时间，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与议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在这段时间，由于查理无法与议会达成一致，结果英格兰无法派兵支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与德意志天主教势力对抗，最后导致克里斯蒂安和他的军队被敌军彻底击溃了。

但是查理固执地不肯向下议院低头。换作一个更明智的统治者，考虑到自己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和当时危机四伏的政治局势，想必都会极力避免可能让事态恶化的行为。然而，在专断自大的白金汉公爵的挑唆下，查理不但不收敛锋芒，反而派人去法国西部的港口拉罗谢尔，支援那里叛乱的胡格诺派教徒，让英格兰与法国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由于议会已经被解散，所以他决定征纳另一种不需要议会批准的税，为战争筹措军费。他采用的办法是向所有纳税人强制征纳贷款。全国各地数百名最有名望的、拥有大量财富和崇高地位的公民不肯屈服，结果被投入监狱。仅过了数周时间，一个郡的5名骑士就对此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达内尔案件”（Darnell’s case）中，他们要求知道自己被控以什么罪名，还要求法院依照众所周知的普通法令状或人身保护令的规定释放他们。根据人身保护令，任何人如果要将另一个人关入监狱，就必须将这个人带到法官面前，阐述他犯的过失；如果法官认为指控的过失还构不成犯罪，那么他就必须释放这个人。尽管负责审理达内尔案件的法官支持将那5名骑士送进监狱里，但是能找到的关押他们的唯一理由就是这是国王的要求，这个理由本身就毫无说服力，而且简直就是暴政的体现。

然而，即便是采取强制贷款措施，也不足以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支持与路易十三的战争。1628年，查理被迫再次召集议会。下议院下定决心要让国王清楚地认识到，他不能再用以前的那种态度来对待议会。下议院中比较极端的成员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抗议书，严厉地批评了国王的各项政策。这份抗议书的标题是《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由议会成员爱德华·科克爵士、约翰·艾略特爵士和乡村地主约翰·皮姆（John Pym）共同拟定，后世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宪政文件之一。《权利请愿书》向查理阐明了关于“臣民的权利与自由”的相关法律规定，请愿书的作者还罗列了他们认为属于国王的非法“创举”的行为，要求他立即终止。如果国王不接受请愿书，那么下议院就会控告白金汉公爵叛国。这样的威胁使国王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过来，查理也得到了他想要的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