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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面双方的长期战争而言，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白金汉公爵此时担任英格兰海军大臣之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带到下议院接受质询。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在朴次茅斯监督船只前往援救拉罗谢尔时，被一个精神失常的清教徒刺杀了，这件事简直大快人心。不过，下议院并没有就此满足。1629年，它又一次召开会议时，对国王发起了又一轮攻讦。这一次，下议院攻击的是他的宗教顾问。约翰·艾略特爵士起草了一份议案，规定任何人若纵容阿米尼乌斯派教义（Arminianism）传播，或纵容宗教上的变革（指的是恢复罗马天主教信仰），就要被治罪，还规定任何人若敢未经议会的许可，就擅自将应付的海关税费支付给国王，也要被处罚。

在劳德的影响下，英国国教会已经完全按照查理的政治政策来行事了。每一个布道坛上，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们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君权神授、君命不可违的理论。更严重的是，劳德还彻底地恢复了亨利八世时期的宗教仪式，即我们今天所谓的高教会派仪式，比如在称耶稣之名的时候要鞠躬等，这让大部分清教徒都认为他是打算让英格兰重回罗马教会的管辖。事实上劳德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他对清教徒的厌憎和他对国王（在同时代的人眼中这个国王是个暴君）的无条件支持，让人们普遍相信，罗马天主教信仰很快就会在英格兰重新确立起来，而且它还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专制统治和压迫统治的帮凶。正当此时，又有传言说国王当初为了迎娶亨利埃塔·玛丽亚，允诺废止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法律，这加深了民众的恐惧。这个传言倒是与事实相去不远，尽管关于这场联姻的这部分秘密协定一直都没有真正执行。与此同时，亨利埃塔·玛丽亚习惯于公开地在白厅宫的罗马天主教小教堂里做祷告，令当时的局势雪上加霜。

查理听说，尽管他接受了《权利请愿书》，但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上，事态的发展还是完全脱离他的掌控，他新任命的伦敦主教劳德被攻击是个叛国者。当查理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从白厅宫传了一道口谕给下议院的议长，让他下令停止对劳德的指控。但是，下议院直接将国王派来的信使轰出门外。议长试图让议会成员离开议院，结果令人震惊的是，议会成员非但没走，反而派两个年轻力壮的议员霍利斯（Holles）和瓦伦丁（Valentine）架住议长的胳膊，将他按在座位上，而后，下议院投票通过了艾略特的议案。等到国王从白厅宫派来军队强行攻破议院的大门时，已经太迟了，一切已成定局。那项提案已经获得通过。但是议会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议会再一次被解散。约翰·艾略特爵士被关进了伦敦塔。监牢里的生活条件极差，令他的肺结核恶化得很快。3年之后，他病逝于监牢之中。

议会和国王之间的争斗如今是彻底摆上明面了。之后，直到1640年，整整11年的时间里，查理没有召集过一次议会，而是自己筹措金钱统治这个国家。过往的错误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教训，足以让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召集议会征纳税收，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维持在国外两处开战的。因此，他与法国和西班牙都达成了和解，并最终放弃了他的姐姐、姐夫和欧洲大陆的新教事业。在欧洲大陆，血腥无比的三十年战争还在继续，直到1648年才最终收场。

这个时期国王的主要顾问是劳德主教（从1633年起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温特沃斯能力出众，又十分勤勉，他见到下议院向国王主张一些权利，觉得这些主张有些过分，因此对下议院产生不满。在他的建议下，查理开始倚仗特权法庭统治国家，比如星室法庭、北方法院（其作用相当于北方地区的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等，这些法庭不必遵守普通法的惯例。劳德大力地运用高等宗教事务法庭，清理信仰清教的牧师，消灭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

劳德决意要彻底消灭清教主义信仰。他已经预见到，清教主义“是一匹被揪住耳朵的狼”，只等着伺机反抗。在他担任大主教期间，他和他的支持者走遍了英格兰的每一个主教教区，考量各个教区牧师的信仰和他们对宗教仪式的运用。牧师一旦没有通过他们的考核，就会被送到高等宗教事务法庭，被关押起来，并遭受惨无人道的惩罚——他们的遭遇只能用惨无人道这个词才能形容。清教徒律师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写了《讨戏子檄》（Histriomax）一书，批评戏剧表演这种行为有伤风化——这被视为含沙射影地攻击王后。他因此遭受了酷刑折磨：他的身上用烙铁烙上了烙印，他的耳朵也被割掉。在这个时期，约有3万名清教徒因为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而要面临这样的惩罚，不得已选择携家带口移民去自由的美洲。

劳德和温特沃斯乃是一对密友，他们都认为，英格兰需要的是对每个政府部门都进行一次有效的改革。他们将自己提高教会和政府效率的尝试称为“彻底行动”。温特沃斯在主持北方法院期间，就已经推行过“彻底行动”。如今他又被派到爱尔兰，去恢复这个国家的秩序，并贯彻劳德主张的主教统治。他使用的暴力手段不逊于劳德，也很不得人心，最后，这个国家所有派系的势力都非常排斥他。

议会的长期缺位和教会的压迫，让英格兰国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民众不习惯自己在国家大事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英格兰，君主必须获得地方上的地主和商人阶层的支持和拥戴，因为他需要他们无偿地担任法官和地方行政官，维持乡村地区的秩序。但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因为乡绅阶层的许多人都拒绝为查理一世服务，政府的正常运转几乎难以为继。

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议会似乎将被无限期地闲置。事实证明查理在挖掘故纸堆方面是个天才：他找到了一些早已经被人遗忘的旧律法，重新加以推行，以此为自己征纳额外的税赋。其中就包括一些封建时代遗留的规定，比如若一个人拥有的土地超过一定面积，本人又没有骑士封号，就需要交纳罚款等。国王找了一些借口，将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教会拥有的一部分土地变成了国王的财产，又将皇家森林的范围扩大，将一些值钱的土地都囊括在内。这些举措激怒了一大批土地所有者。尽管议会只授予了查理在登基的第一年征收海关税费的权力，但他以其奸猾狡诈的手段，提高了按重量和按货品价值征收的关税。

1634年，国王恢复征收古老的税种——造船费（ship money）。从理论上讲，这种古老的税种是向所有沿海城镇和港口征收的，目的是保证在危险时期可以建造更多战舰。尽管皇家海军确实需要建造更多的战舰，抵御与他们越来越敌对的尼德兰海军，保卫英格兰不受威胁，但是总体而言，这种税只有在战时才能征收，而当时英格兰并没有处于战争之中。尽管如此，那些港口城镇及那里的商人和公司，还是二话不说地缴纳了这项税费。但是，第二年，国王将造船费的征收范围扩大到了内陆地区，事情一下子明朗了，显然，这样征税是不正当、不合法的。

白金汉郡的一位名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的富裕地主是约翰·艾略特爵士的朋友，而且自己也曾担任过议会议员。他拒绝缴纳造船费，1638年，他的案件被呈交法院审理。尽管法官最后裁定造船费完全合法，但是汉普登案件以及汉普登本人让本就沸腾的民怨更是火上浇油。不过，第一个因为民众的不满而爆发革命的地区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

查理和劳德当时做了一件事：他们将注意力放到改革苏格兰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上了，想要使其与英格兰保持一致。虽然从“彻底行动”的角度而言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步，但它仍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他们以为如果给苏格兰人印发新的祈祷书，就能让苏格兰人从中受益，却没想过苏格兰人和英格兰的清教徒一样，都更喜欢按照自己认可的方式进行祈祷。他们的这项决定，在苏格兰人看来，简直就是平地惊雷了。新的祈祷书在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St Giles）第一次使用时，礼拜仪式刚开始，就几乎发生了暴乱。一个名叫詹妮·格迪斯（Jenny Geddes）的妇女抄起一只脚凳往圣吉尔斯大教堂的教长身上扔。这位妇女成了民族英雄。爱丁堡一向平静安详的街道一下子被暴乱的民众占领。暴乱迅速扩大到整个苏格兰。1638年3月，苏格兰大部分地区都签署了一份名为《国民誓约》（National Covenant）的文件。文件主张所有签署该文件的地区联合起来，捍卫依据福音书进行过真正改革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共同抵制天主教。

一群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阿盖尔伯爵（Earl of Argyll）和蒙特罗斯伯爵（Earl of Montrose）领导。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与英格兰方面不断地相互传递讯息，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委员会实质上成了苏格兰真正的统治机构，旨在捍卫苏格兰的长老会教义。尽管查理已经撤回了祈祷书，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人们在格拉斯哥（Glasgow）举办了一届教会大会，废除了由詹姆士推行到苏格兰并由查理进一步贯彻执行的主教制度，还宣布苏格兰教会从此不受国王干涉和管辖。查理从伦敦下发了一道命令，要求教会大会自行解散，但是这道命令被彻底无视了。

如果换一位明智的君主，这个时候肯定会做出让步，但是苏格兰臣民对王权的挑衅激怒了查理。在他看来，他此时毫无疑问必须要用战争来教训苏格兰人。1639年夏天，他与苏格兰人的第一次冲突被称为第一次主教战争（First Bishops’ War）。但是，由于既没有军队，又没有议会为他筹集经费去招募军队，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起英格兰人自古以来对苏格兰人的积怨，使他们参与攻打苏格兰人。可是英格兰人对他愤恨不满，让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结果，他很快就被迫与苏格兰人和谈。依据他们签署的《贝里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他允许他们在有不同意见时自由地召集议会，召开教会大会，解决双方的分歧。

但是随后查理意识到苏格兰人仍没有打算放弃《国民誓约》的主张，还继续坚持要废除祈祷书、驱逐主教，他觉得这个问题必须得用战争来解决。他驱散了他们的集会，从爱尔兰召回了温特沃斯（当时刚被封为斯特拉福德伯爵）。斯特拉福德伯爵慷慨地自掏腰包借给国王一大笔钱，还成功地说服了国王，如果他想筹措足够的军费来攻打苏格兰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召集议会。1640年4月，时隔11年之后，议会终于又一次召开会议了。查理本来希望，借着苏格兰人入侵的威胁，他可以让议会成员听从他的吩咐。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下议院的言论自由严重受限，导致下议院根本不想服从国王。斯特拉福德伯爵劝国王听从他们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要先停止征收造船费。但是仅仅3周之后，查理就解散了这届议会，发动了第二次主教战争（Second Bishops’ War）。这届议会被人称为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

没有议会为他筹措经费组建一支正规的军队，国王只好向他的朋友们借钱。第二次主教战争以惨败告终，苏格兰军队侵入了英格兰北部的郡，甚至打到了纽卡斯尔。整个英格兰都对国王不满，最后，国王迫不得已与苏格兰签订了赔款停战协议。他不得不支付总计2.5万英镑的赔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所以他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召集议会在1640年11月3日开会。

这届议会被称为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之后的20年里，它以各种形式一直存在着。由于苏格兰军队一直据守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差不多可以确定的是，皮姆一直与他们有暗中联系——国王完全没有权力。除非他向议会做出让步，从而让议会同意为他筹款，供他组建军队赶走苏格兰人，否则苏格兰人还会继续深入英格兰。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查理政府的支柱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就被双双逮捕，控以叛国罪。劳德被指控非法密谋让英国国教会重回罗马教会的管辖，斯特拉福德伯爵则被指控阴谋颠覆议会政体。

对于斯特拉福德伯爵的行为究竟能不能算是叛国罪这件事，上议院有点儿拿不定主意，因为根据法律，“叛国罪”指的是反抗国王的罪行，而斯特拉福德伯爵却是个对国王忠心耿耿的大臣。但是下议院却预料到这次案件的最终结果有可能是斯特拉福德伯爵被无罪释放，让狡猾奸诈的国王再次全身而退。一个名叫亚瑟·黑兹里格爵士（Sir Arthur Hazelrigg）的比较激进的清教徒站了出来，要求对斯特拉福德伯爵动用《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27。换句话说，他要求不经过司法审理，就判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尽管上议院再次犹豫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国王和王后貌似要求北部的军队前来营救斯特拉福德伯爵，这加速了他的灭亡。在皮姆的煽动之下，整个伦敦都陷入了难以平息的愤怒之中。皮姆宣称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已经向法国求救，法国军队很快就会从朴次茅斯登陆。

尽管事态发展不利，但是斯特拉福德伯爵还是保持了冷静，催促国王指控清教徒的领袖们叛国，以此反击他们，因为他们与苏格兰的国民誓约派逆党有很多书信往来。但是，此时的国王显然已经被重重困境吓坏了，完全不知所措，结果，他坐视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审，而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目光茫然，神色紧张。他的儿子、年仅10岁的威尔士亲王就坐在他的身边。当时伦敦市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危机训练武装部队；当议会通过了针对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剥夺公权法案》后，查理犹豫了。

本来他可以救下对他忠心耿耿的仆人。只要他拒绝签署这项法案，他的仆人就不会因这些捏造出来的指控而死。或许他本应该这么做的，因为他一直安抚斯特拉福德伯爵，让他不要害怕，还向他保证国王会保护他，所以他一定不会被处决。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斯特拉福德伯爵给国王写信说，即便他最后难逃一死，也不会怪罪国王，“只要我的死能够让形势好转” 。然而私底下，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真的会被处死。看着街上游行的暴民，想到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安危，查理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他放弃了斯特拉福德伯爵，不管他的安危了。之前，国王曾主动提出自己永远不会再任命斯特拉福德伯爵担任机要职务，甚至建议判处他终身监禁，希望能够至少保住他的性命，但是最后，他选择了签署《剥夺公权法案》。

查理一直没能原谅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接连倒霉，他也觉得这是他背叛朋友的报应。甚至在他签署《剥夺公权法案》之后，他还派了年幼的威尔士亲王去威斯敏斯特宫，为斯特拉福德伯爵求情。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当斯特拉福德伯爵听说自己真的要被处决之后，他完全不敢相信，拼命地摇头。1641年5月12日，他走出监牢，踏上了塔山（Tower Hill）上的行刑台。人们听到他喃喃自语：“不要信任一个君王。”大主教劳德当时正被关押在伦敦塔里。他听到了行刑前那一阵开场的击鼓声，接着，就听到了斧子落下的那一声巨响——斯特拉福德伯爵在20万人的围观下，被枭首了。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查理是一个“不知何为伟大，也无法学会伟大的”君王。不过，当时的清教徒对此的态度却是完全的轻蔑嘲讽。一个清教徒冷酷地评价道：“死人自然不会有朋友。”这基本上体现了下议院中清教徒对此事的反应。

国王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主要的顾问，于是他不得不采纳政治才干不足的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给出的一些不怎么高明的建议。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无法理解长期议会在1641年之后已逐渐成为国王在政府事务上必须仰赖的合作伙伴。既然斯特拉福德伯爵已死，劳德也差不多等于死了，那么接下来下议院就集中精力清理查理在“十一年暴政”期间采用的统治手段。曾在1629年裁定强制贷款合法的法官被传唤来接受审讯。国王采用的所有不经议会审批的赋税名目，比如造船费、按吨位计费的吨税和按货值计费的税费等，都被宣布是违法、违宪的。所有的特权法庭，包括星室法庭、北方法院和民众深恶痛绝的高等宗教事务法庭，都被撤销。普林被无罪释放，除了耳朵没了，其他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们还制定了《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规定无论国王召集议会与否，议会至少每3年都要召开一次会议，每届议会的任期不超过3年。

然而，下议院提出《根除法案》（Root and Branch Bill），要求废除教会的主教制度，代之以长老制度，用世俗的长者替代主教，对教会进行管理。事态发展到这个局面，国内开始出现了一支保王党，其领袖是律师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和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Lucius Cary, Viscount Falkland）。既然查理滥用权力的行为已经被制止了，议会中的温和派也不希望这场逐渐演变成革命的运动再进一步深入了。清教徒对传统的憎恶、沉闷无聊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任何精致事物（不管是衣物、人的举止风度、书籍还是宗教）的挖苦，都让保王党人十分反感。的确，清教徒中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他大概可以算得上英格兰最伟大的诗人，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清教徒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文盲，他们害怕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那些尊重自己文化遗产的英格兰人开始感到担心，那些经过许多个世纪才逐渐形成的珍贵文化遗产有可能会被搞破坏的狂热分子毁掉。

然而，尽管议会中保王党的势力开始发展起来，但是很快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查理根本无意通过议会实行统治，他也不想遵守游戏规则。1641年夏天，议会休会期间，他匆匆忙忙地赶去苏格兰，企图说服苏格兰人和他们的军队站到他这边，一起在英格兰发动一场政变。但是他陷入了与苏格兰贵族的内讧之中，与他们起了冲突，结果非但未能如愿，还让保王党人都对他起了疑心。

之后，真正的危机开始了。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后，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觉得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肆屠杀定居于北爱尔兰的新教徒。1641年11月23日，财产被侵占的地主、诺曼爱尔兰人和古老的凯尔特爱尔兰人联合起来，向英格兰殖民者发难，将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土地，毁掉了“彻底行动”在爱尔兰建立的各项制度。这场叛乱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其部分原因应当归咎于倾向清教主义的议会之前歇斯底里地迫害天主教徒。但是议会党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此次叛乱的解读是，这是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支持国王，准备入侵英格兰的第一步行动。

这场爱尔兰叛乱显著提高了威斯敏斯特宫内两党之争的赌注。英格兰需要召集一支军队来镇压这场叛乱，而且，这支军队还不能落入逆党的手中——“逆党”一词是国王用来形容议会党人的。首都里四处流传着恶毒的流言：不但国王和王后煽动爱尔兰人大肆屠杀，而且来自外国的王后还和国外的天主教势力有所接触。据传言，她已经请那些天主教国家派遣军队进入英格兰，镇压这里的新教势力。局势十分紧张，议会和国王互不信任，在这种气氛之下，议会在皮姆的领导下，开始鼓动进一步的革命性变革。就在爱尔兰叛乱的这个11月，为了团结自己的追随者，共同对抗海德与福克兰子爵领导的保王党，皮姆发布了《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罗列了查理自登基以来的种种罪行，控诉他一直以来“都有颠覆法理基础和政体原则的恶毒意图”。这份文件还要求给予议会审查国王的各位大臣的权力，并号召采用长老会制度改革教会。

对于查理而言，幸运的是，这份《大抗议书》与之前的《根除法案》一样，让更多的人倒向了他的阵营。保王党，或者叫立宪派，如今已经占据了下议院将近一半的席位。1641年11月末，《大抗议书》以仅仅11票的微弱优势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可能由于主张过于激进，被上议院否决了。然而，正当局势有所好转时，查理又将一切搞砸了。1642年1月初，查理试图逮捕议会党的5位最重要的成员——皮姆、汉普登、霍利斯、黑兹里格和斯特罗德（Strode），还有非议会党的曼德维尔勋爵（Lord Mandeville）。显然，查理本性难移。他并未真的对自己以往错误的统治方式有所反省，当他看到支持自己、反对皮姆极端主义的力量有所增长时，他又猖狂了起来。

皮姆自己也没有一板一眼地遵守宪法，反而一样采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跟查理倒是不相上下。他安排了一拨暴民守在议会门口，恐吓那些不支持皮姆的人。皮姆不愿意清理街上游行打砸的暴徒以恢复秩序，因为暴徒给政府施压，可以帮他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议会还私下警告查理，他们打算控告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煽动爱尔兰大屠杀，阴谋迫害人民。一旦被起诉，她就有可能被处决。这也就是1642年1月3日查理决定先下手为强的原因。他控告5位议会成员和曼德维尔勋爵犯了叛国罪。但是议会两院宣称国王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拒绝逮捕他们。据说，亨利埃塔·玛丽亚听说此事之后，对她的丈夫大吼道：“去啊，你这个懦夫，去揪住那些恶棍的耳朵，把他们拖出去，要不然你就再也不要来见我。”但是，当查理率领数百名士兵冲破重重阻碍、冲进议会时，他发现，正如他所说的，那里“早已经人去楼空”。议员们已经逃到筑有高墙的伦敦城内，受过武装训练的市民和从港口赶来的船员在那里保护着他们。

之后，那些武装人群包围了议会，于是不到一周之后，那5位议会成员就回到了下议院。1月10日，查理知道了下议院即将以叛国罪逮捕王后，于是带着王室成员逃出了当时的王宫——白厅宫，像贼一样趁着夜色逃跑。他们先逃到汉普敦宫，然后经过温莎、坎特伯雷，最后抵达多佛港。之后整整7年时间，国王没有再在白厅宫露面。他再次出现在白厅宫，是7年后的1月，他从宴会大厅走出来，走向行刑台。

2月23日，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从多佛离开了这个国家。她带走了大量的王室珍宝，打算到尼德兰用这些珍宝换一支军队，回来营救她的丈夫。她的长女玛丽公主陪着她。玛丽公主已经在前一年与尼德兰的重要统治者——奥兰治的威廉二世举行了代行婚礼，所以她们如今要去玛丽的丈夫那里避难。与此同时，查理则开始集结国内支持他的势力，因为很显然，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6个月之后，8月22日这天，双方宣战了。在宣战前这几个月的间隙里，查理也并不是没有尝试与议会和解。他甚至签署了法案，将主教从上议院中剔除了。但是，议会提出了《民兵法案》（Militia Bill），要求军队不再受国王掌控，又提出了《十九条建议》（Nineteen Propositions），意图限制王权，使国王沦为名义上的统治者。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查理觉得，捍卫自己王位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战争。然而，他先是打算夺取藏在赫尔（Hull）的一批武器，后来又打算征用舰队，结果两次行动都失败了。舰队和赫尔的长官都是完全支持议会的。

这个时期，查理撤退到了北部的约克。6月，他向全英格兰境内所有忠于他的势力和他的朋友们发出指令，请他们替他召集当地的民兵。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人民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纷纷声援国王。但是在整个南部和东部地区，同样有许许多多人群起响应议会的号召，纷纷全面武装起来，其中包括议会成员奥利弗·克伦威尔。他是剑桥当地的一个乡绅；若不是《大抗议书》获得了通过，他早就离开英格兰去美洲了。

7月11日，议会宣布查理已经挑起了战争。一个月后，他们宣布，所有为国王效命的人都是叛国贼。8月22日，国王在诺丁汉城堡的城墙前集结军队，展开了王旗，他年幼的儿子查理和詹姆士穿着孩童的小盔甲（查理二世的那副小盔甲现存于伦敦塔）站在旁边见证了这一幕。内战终于爆发了。

荷兰的艺术家凡·戴克（Van Dyck）是查理的宫廷画师，就像亨利八世时期的汉斯·荷尔拜因一样。他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宫廷中许多重要人物的画像。这些栩栩如生的画像里的人物一个个都穿着彩色的丝绸衣服，衣领上装饰着蕾丝花边，帽子上插着羽毛，披着长长的卷发，即所谓的美发卷。相较于议会党人而言，他们的外表无可避免地显得有些不够庄重。当时有人形容这些保王党人是向女人献殷勤的花花公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内战爆发之后，清教徒的极端主义思想让更多高尚、勤勉的人像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一样，选择支持查理。不过，从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我们仍可以推断出某种真实状况。当时的宫廷和议会双方人物的画像风格迥异。议会党人的服装和身上都没有一丝赘余的装饰：他们穿着暗色的衣服，衣领朴素，他们的头发都剪成短短的锅盖头。这个发型让他们得到了“圆颅党人”（Roundheads）的称呼。而且，像奥利弗·克伦威尔、拉尔夫·霍普顿爵士（Sir Ralph Hopton）和艾尔顿将军（General Ireton）等人的画像，都传达出一种很强烈的坚毅感。他们的外表和他们的言辞都朴实无华，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真诚，不像保王党人那样直到陷入了绝境才开始放下虚张声势的做派。

内战（1642—1649）

似乎从一开始，国王就没有摊上好运。在诺丁汉城堡外面，绣着腾跃的金狮纹章的军旗刚刚挂起来，就被风吹倒了，让所有人都暗暗心惊。但是很快，国王的手下们就开始忙起了各种准备工作；他们摊开地图，安排武器，核算食物供应，审查供应线，等等，所以顾不上细想这个不祥的征兆。然而，当海军和伦敦城都宣布拥护议会的消息传来时，国王这边的人马还是无可避免地感到了担忧。到最后，正是这两个因素给了清教徒巨大的优势：有了海军的协助，议会党军队奔赴前线的速度比保王党快得多，因为国王的士兵只能从陆路前往各个地方。港口城市也是抵御国王军事进攻的重要堡垒，而且一旦掌控港口城市，国王的军队就没办法使用海港了。另外，控制了伦敦城就意味着议会控制了海关关税和贸易税收的所有收入。从长期来看，国王很难筹到足够的钱从国外购买更多的武器或召集更多军队。不过，战争爆发之后，就像下议院一下子分裂成保王党和议会党两股势力一样，整个国家也立即分成了两个阵营。双方的冲突将拖延很长时间。

这场内战可以细分为个阶段。第一次内战持续的时间是从1642年到1646年。这个阶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国王和激进派之争。所谓激进派，即皮姆所领导的半个议会。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议会的目标发生了改变。议会党的军队本身成了一支独立的改革力量，他们决心阻止查理一世重新掌权，因为当时查理一世已经将苏格兰人和大部分议会成员都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了。如此一来，1648年，第二次内战开始了。在这个阶段，军队取得了胜利。议会的势力被削弱，而国王则直接被处决了，共和政体取代了君主制。当时威尔士亲王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长老会加冕为国王，即查理二世。当议会军打败了这两个地区的保王党军队之后，议会军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主，其实质就是共和国的元首。7年之后即1660年，共和政体已经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统治，议会已经变得和17世纪30年代时一样形同虚设，于是，宪政改革又回到了原先的轨道：共和国掌权的一位将军乔治·蒙克（George Monck）迎回了查理二世，再次拥立他为国王，恢复了君主制。

当第一次内战于1642年爆发时，双方的势力范围在地理上的划分大致与玫瑰战争时两个阵营的分界重合。北部地区、威尔士地区、西南地区和比较落后的地区拥护国王，而城镇集中、商业发达的伦敦、东部地区、南部地区和东南地区都倾向于支持议会党。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还是有一些例外情况。盛产布料织物的城镇，比如约克郡的西区（West Riding）和萨默塞特的一些城市，整体上都属于保王党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些地区也有一些小块区域支持议会党，因为基本上所有以贸易为生的人，都属于议会党人。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支持国王，甚至已经开始将自己学校的银器熔铸，用以资助保王党购买更多军事装备。不过后来，作为亨廷顿（Huntingdon）的议会代表，奥利弗·克伦威尔制止了剑桥大学的这种行为。

在内战的最初两年，国王的战略目标是攻下伦敦。不过，他只在战争刚开始的阶段抵达过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特南格林（Turnham Green），这是他最靠近伦敦的时候。当时伦敦的武装民众在伊丽莎白的宠臣之子、清教徒埃塞克斯伯爵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一支除议会之外人见人厌的力量，正是他们迫使查理改变目标，转而前往牛津。出于对当时仍身陷囹圄的劳德的敬意，牛津强烈地支持保王党。于是国王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那里，直至战争结束。总的来说，1643年，战局对保王党有利。国王英勇的外甥——选帝侯和“冬季王后”之子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攻陷了议会党控制的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伯爵（Earl of Newcastle）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附近的艾德沃顿沼泽（Adwalton Moor）打败了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和他的儿子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除了赫尔一地之外，约克郡全境都落入了国王的掌控。康沃尔郡和德文郡，以及威尔特郡的迪韦齐斯以南的广大西南地区，都是保王党的势力范围。保王党人的两个最擅长煽动人心的对手早早地就死了，这让保王党人更是士气大振：汉普登在查尔格罗夫平原（Chalgrove Field）与鲁珀特王子对阵时战死；皮姆死于癌症。

不过，普利茅斯、赫尔和格洛斯特都给保王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令其难以维持已有的优势。而且，皮姆生前做的最后几件事情中，有一件就是帮议会党争取到了苏格兰军队的支持，这让战争的天平进一步向议会党这一方倾斜。1643年9月，议会党与苏格兰人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的名称为《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协议规定英格兰将推行长老制，作为交换，苏格兰盟约派（Covenanters）将加入议会党的阵营，并借给议会党2万名士兵。

查理也在寻求外部的帮助。他与爱尔兰天主教的叛军签署了《停战协议》（Cessation），承诺不追究他们叛乱之事，以此换来了爱尔兰的武装支持。但是这场交易进一步坐实了国王决意借助令人憎恶的爱尔兰天主教势力并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信仰的传言。

苏格兰军队的战斗力明显强得多。在它加入议会党阵营之后，议会党一方在战场上捷报频传。1644年7月，就在苏格兰军队挥师南下，打算在约克郡与费尔法克斯家族的军队会师时，一场战役打响了，这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国王手下最杰出的两位将军——他的外甥鲁珀特王子和纽卡斯尔伯爵——都在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 of Marston Moor）中被击败了。在此之前，鲁珀特王子的王牌骑兵一直所向披靡。然而，这一次他遇到了东部联盟军队（Eastern Association）。这支军队之前就已经借着在赫尔的战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由东部的埃塞克斯郡、剑桥郡、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等地的子弟组成，具有强烈的清教主义倾向。很多移民美洲的人就来自于这些地区。

东部联盟凭借着它的革命激情和良好的纪律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他们是一群有着全新面貌的清教徒士兵：他们习惯于一边行军一边唱赞美诗；他们滴酒不沾，但是一旦拿起长矛，他们的英勇强悍绝不逊色于那些以酒壮胆的士兵。东部联盟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虔诚的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这位身材魁梧的议会成员以前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最后竟以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天赋成了举世瞩目的领袖。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在埃吉山战役（Battle of Edgehill）中，鲁珀特王子的骑兵给克伦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开始训练和培养自己的骑兵。到了马斯顿荒原的战场上，东部数郡的骑兵的骑术已经不逊于鲁珀特王子的骑兵了，而且他们的纪律性还比对方强得多。最后，这种纪律性和苏格兰人的英勇扭转了整个战局，让保王党的士兵溃不成军。事后，克伦威尔说：“是上帝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俎上鱼肉。”自那一天之后，他的军队渐渐赢得了“铁甲军”（Ironsides）的美誉，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突破他和他军队的铁骑封锁。

马斯顿荒原失守，意味着保王党失去了对北部地区的掌控。尽管西南部地区仍在国王将领的控制之下，但是在1645年上半年，大败之后的保王党军队依然驻扎在英格兰的中部地区。查理的计划是在那边等着与蒙特罗斯侯爵（Marquis of Montrose，即前文提到的蒙特罗斯伯爵）刚刚从苏格兰高地招募的保王党军队会和。蒙特罗斯侯爵此前原是国民誓约派的核心领导人，不过，情势出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转折，他背弃了与加尔文教徒的联盟，转向保王党的阵营。他希望国王受过教训以后，行事可以更克制，更尊重宪法规定。

同一年，蒙特罗斯侯爵横扫苏格兰，取得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国土。征战伊始，他的骑兵队伍总共只有3匹马，他的军队还是由无组织、无纪律的苏格兰高地部落男子组成，这些纪律散漫的士兵平时的消遣就是相互争斗。在这种情况下，他取得的功绩就更是令人瞩目了。蒙特罗斯侯爵高贵的气度和鼓舞人心的个人魅力，加上苏格兰高地各部落与坎贝尔家族（Campbell）的世仇，将这支军队打磨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战斗力量。坎贝尔家族的首领就是阿盖尔伯爵，他是国民誓约派的领袖。

在此期间，议会党阵营发现了己方在战场上的劣势，于是阵营中的几个领导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军队组织形式。当初议会因为在到底要与国王抗争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所以分裂成保王党和议会党两个派系，如今议会党的领导人自己内部也开始分裂成小的派别。一些领导人物，如曼彻斯特伯爵（Earl of Manchester，原先的曼德维尔勋爵）和埃塞克斯伯爵等人，尽管一开始时在议会和国王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如今已经开始对不遗余力地攻打国王心存疑虑。据说，曼彻斯特伯爵认为，武力永远不可能让战火平息，只有通过协商谈判，才能结束战争。甚至，他还警告说：“即便我们打败了国王99次，只要国王打败我们1次，我们就全完了。”

议会党阵营中这些思想相对温和的人占据了下议院的大多数。在究竟应该如何改革英国国教会的问题上，他们与其他人的意见大相径庭，分歧最终演变成政治立场的冲突，他们后被称为长老派（Presbyterian Party）。他们的主张是通过教会在英格兰推行长老制，这种主张本质上还是拥护阶级制度的。更为激进的议会党成员是相信宗教信仰自由的清教徒独立派（Puritan Independents），他们在其下议院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领导下，反对长老派的提议。尽管独立派在议会成员中只占少数，但是大部分军队在宗教立场上都与他们一致。独立派大多是比较虔诚狂热的宗教人士，他们献身于独立派，受简单的宗教使命驱使，没有过多顾虑。他们鄙夷长老派的温和态度，他们认为应该将指挥权从这些摇摆不定、瞻前顾后的人手中拿走，毕竟他们没有做好与歹毒的国王一决生死的准备。

经过一番暗箱操作之后，1645年2月，《自我否定条例》（Self-Denying Ordinance）颁布，剥夺了议会两院所有成员的军事指挥权——只有克伦威尔本人除外，因为他作为将领的军事天分是有目共睹的。曼彻斯特伯爵和埃塞克斯伯爵被迫退休；议会党的军队改名为新模范军，由克伦威尔掌控。克伦威尔出任骑兵中将，骑兵归最高统帅（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管辖。改组后的新模范军跟之前的东部联盟一样，有非常明显的宗教性质，而且对克伦威尔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这个时期，劳德终于被处决了，说明宗教极端势力已经掌握了议会党的权力。

尽管蒙特罗斯侯爵在苏格兰取得了胜利，但事实证明1645年是议会党军队的决胜之年。6月，在北安普敦郡的纳斯比战役（Battle of Naseby）中，国王的军队遭遇了比马斯顿荒原战役更惨烈的失败。战役伊始，国王的军队向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冲垮了由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率领的新模范军的左翼，但是之后，鲁珀特王子没能继续坚持。他纵容自己的骑兵离开战场，去劫掠议会党军队的辎重行囊。他离开之后，克伦威尔的士兵开始反攻，狠狠地打击了对手。当保王党的军队溃逃时，他们不仅丢弃了大部分的武器装备，还把查理一世的机密文件也留在了那里。这些文件显示，为了说服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来英格兰帮他，国王向他们承诺废止反天主教的法律；他还谋划着出钱雇用别国的军队来入侵英格兰，而且他的儿子查理已经出国去安排这件事了。这些文件证实了议会党人最深的恐惧：英格兰的未来可能会陷于专制、罪恶的天主教势力的压迫之下。

1645年9月，蒙特罗斯侯爵在塞尔扣克（Selkirk）被经验丰富的苏格兰将军戴维·莱斯利（David Leslie）彻底击溃了，至此，国王从北部的苏格兰人那里获取援助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尽管蒙特罗斯侯爵的苏格兰高地军队拥有无与伦比的单兵作战能力，但他们并不知道，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固守岗位，维持军纪。在8月前后，军队中有很多士兵私自脱队，回到自己的部落。同时，蒙特罗斯侯爵试图联合苏格兰东南部低地一起支援保王党，但是因为低地地区的长老会教徒厌憎查理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联盟，所以最后没能达成一致。这场大败之后，蒙特罗斯侯爵逃往欧洲大陆，同月，查理在康沃尔郡以外地区的最后一支军队在切斯特附近的罗顿希斯（Rowton Heath）被敌军打败。

1646年年初，康沃尔郡的首府特鲁罗（Truro）被敌军包围，最后投降，从此，国王的军队甚至失去了对西部地区的掌控。自那之后，保王党势力败局已定。5月，随着一个又一个城镇失守，随着圆颅党人开始逼近保王党的总部，查理逃离了牛津，向北疾驰，去向驻扎在纽瓦克的苏格兰国民誓约派势力投降。他们将他带到了纽卡斯尔。最后，6月，牛津被议会党人攻陷，内战的第一阶段结束。

查理选择向苏格兰人投降，因为他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支持他对抗英格兰人。议会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派系之间依然剑拔弩张，气氛没有一点儿缓和。由于长老派与军队已经彻底决裂，所以长老派的议会成员派了自己的代表，匆匆赶去北方，单独与国王和苏格兰人协商，以期共同对付军队势力。他们的提议是让国王在遵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重新掌权，即所谓的《纽卡斯尔提案》（Propositions of Newcastle）：教会要推行长老制；今后的20年里，军队和海军由议会控制；严格执行针对天主教徒的法律。但这些正是战争爆发前查理拒绝接受的那些条件，如今，他还是无法接受。1647年1月，因为国王拖欠了他们40万英镑的军费，苏格兰人将国王交给了议会党。议会党将他押送到北安普敦郡的汉姆比山庄（Holmby House）。随后，苏格兰人起程返回北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再插手军队势力和长老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如今，军队势力越来越把克伦威尔视作自己的最高统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