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页

1647年上半年，国王一直被关押在汉姆比山庄。军队势力和长老派之间的敌对局势更加紧张。清教徒独立派，或者说军队成员，在议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长老派的议会成员看到军队日渐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未来还可能自行掌控政府，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担心。他们期望的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军队直接解散，将管理政府、统治国家这件事留给他们来做。长老派决定先下手为强。如果他们能解散新模范军，那么军方的威胁自然就消失了。长老派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竟是停发军饷——骑兵的薪金被拖欠了整整10个月。军队拒绝解散。非但如此，他们还发动哗变，推选了自己的政治委员会。克伦威尔是这个政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1647年6月，克伦威尔以其一贯独到的战略眼光，判断出他必须牢牢掌控整个棋局最关键的一枚棋子：国王。他派了科尼特·乔伊斯（Cornet Joyce）去汉姆比山庄，带回了查理，将他控制在军队手里，之后，将他带到以前都铎王朝的王宫汉普敦宫里。同时，军队进入伦敦，驱逐了议会中的11名长老派议员。这个行动证明了军队和当初的查理一样，都是议会特权（尤指议员拥有的言论权利，他们不用担忧被控诽谤而遭惩罚或法律诉讼）之敌。这个时候，军队的领导人向国王提出他们自己的《提案纲要》（Heads of Proposals）。他们的提案颇为合理：查理可以重返王位，只要他同意每两年召集一次议会；主教制度也可以恢复，不过不能强制任何人服从主教；祈祷书也可以重新在教堂发放，但是不能强制教徒使用它的祈祷文。

但是这些正直的人想法简单，和他们做交易的人却满肚子阴谋诡计，惯用卑鄙手段。议会的长老派议员被驱逐之后，查理认为议会党内部的两个派系之间很快就会开始自相残杀，于是在与军队势力谈判的同时，他还秘密地与苏格兰人和英格兰的长老派谈判，以为有军方优渥的条件，他就可以更有底气地和他们讨价还价了。他逃到了怀特岛，之后，他在卡里斯布鲁克城堡（Carisbrooke Castle）被捕，并被看押于此。尽管如此，他仍秘密地向苏格兰人传递信息，与他们谈判。

最后，在卡里斯布鲁克城堡，狡诈的查理终于成功地与汉密尔顿侯爵（Marquis of Hamilton）领导的比较温和的国民誓约派签署了一项条约——《协约》（Engagement）。汉密尔顿侯爵当时已经背弃了阿盖尔伯爵。根据《协约》，查理最终同意了在英格兰建立长老制，但是要求苏格兰军队侵入英格兰之后，必须尽快镇压其他一切异端教派，包括属于独立派势力的所有教派，并成立新的议会。1648年，在长老派对军队里的极端主义势力的恐惧、国王的阴谋和苏格兰军队即将前来援助他们的消息等几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格兰的长老派、保王党和苏格兰长老会教徒联合了起来。

6月，肯特和埃塞克斯两地爆发了起义，7月，南威尔士（South Wales）也出现暴动，第二次内战由此开始。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相关国家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所以国王觉得自己有希望取得欧洲大陆倾向天主教的军队的支援。然而费尔法克斯勋爵很快击败了肯特的叛军，而克伦威尔则在镇压了威尔士的起义之后，又迅速地在普勒斯顿（Preston）击溃了规模不大、实力微弱的苏格兰军队。1648年8月末，埃塞克斯的保王党在支撑了两个星期之后投降了。不过，尽管内战第二阶段至此结束，但是议会党面临的危险还远没有彻底消失。当时国内还存在着很强烈的支持保王党的情绪，具体的体现之一就是，海军中至少有9艘战舰突然改换了立场，驶往尼德兰，加入威尔士亲王的阵营。

这场新危机让军队势力开始疯狂地反击国王，因为他们认定国王此人不值得他们再予以信任。国王行事卑鄙，一点都不光明磊落，令他们觉得非常恶心，于是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他们有义务“让查理·斯图亚特这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犯为他造成的流血牺牲负责，为他丧心病狂地破坏上帝事业的种种罪行负责，为受他拖累的这个可怜国家的人民负责”。军队势力已经受够了漫长的拖延和谈判，于是事情的发展渐渐失控了。当时，查理在怀特岛仍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是军队强行将他带离了怀特岛，押送到汉普郡的赫斯特城堡（Hurst Castle）监禁起来，还派人24小时看守他。3周之后，他们又将他押送到温莎。之后，1648年12月6日，托马斯·普莱德上校（Colonel Thomas Pride）率领的军队将下议院的143名长老会的议员或驱逐或逮捕，这便是普莱德肃清（Pride’s Purge）。肃清后剩下的议员组成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其主要成员是独立派成员和支持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军队的人。

军队如今坚持要让国王受审。尽管上议院拒绝接受这一要求，但是下议院投票成立了一个自封的高等法院。法院由135名委员组成，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律师，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法官。一个名叫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的地位卑贱的地方律师被推选为主席。1649年1月20日，国王查理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悬臂托梁下接受审判。很久以前，就是在这个大厅里，他的先祖曾为臣民主持公道。在威斯敏斯特的这方小小的天地之外，整个英格兰都为军队这种放肆的行为而震惊不已。

查理或许是丢掉了他的王国，不过他并没有丢掉自己的才智。他结巴的毛病在这个时刻竟然也消失了。他大声地质问是谁授权他们将他带上法庭的，因为在英格兰任何人都无权审判国王。“在英格兰人民的授权下，” 布拉德肖回答说。但是查理拒绝回应一个违犯宪法成立的法庭的指控，在接下来的审判过程中，他拒绝再做任何发言。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之前在尼德兰听说他父亲的近况之后，忍不住呜呜哭泣。此时，他给残缺议会送来一张空白的纸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肯放过他父亲，无论他们在这纸上写什么要求，他都会签字同意。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

这个“法庭”继续听取指证国王罪行的证据。由于国王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护，所以法庭认定国王对自己的人民发动了战争，募集军队对抗议会，还是个“暴君、叛国者、杀人犯，是这个国家所有良民的公敌”。因此，他们判处国王死刑，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砍头。

135名委员，只有59人签署了死刑执行令。其他人都已经偷偷溜走了，他们不愿意在这样一份根本不合法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最后查理一世是被法庭的少数人判处死刑的，而法庭本身又是由下议院的少数人，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是不合法的残余议员表决设立的，而且还没有经过当时的上议院同意。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面临死亡时，查理一世显示出了自己的坚强与高贵；在此之前没有人觉得他能和这样的优秀品质沾上边。正如一位作家描述的那样：“他素未予生命以荣光，死亡却令其德行得彰。”1月30日，国王在白厅宫的国宴厅外被处决，这座建筑是依高理·琼斯为查理的父亲詹姆士一世设计修建的。当查理站上行刑台时，他显得颇为镇定。他身材瘦小，穿着一身黑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向伦敦主教威廉·贾克森（William Juxon）祈祷。行刑那天天气特别阴冷，他特意穿了两件衣服，免得自己只是冻得发抖，却叫人误以为是自己害怕了。白厅宫四周站了一圈全副武装的骑兵，他们将围观的人群阻挡在外。但是当时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场。当国王的头颅连同那长长的、散乱的黑发从他的身体上被砍下来时，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惊恐凄厉的叫声，仿佛他们的灵魂遭受了巨大的痛楚。

当时在场的一个目击者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斧子落下的那一刻，我真是满心悲伤。我记得，在那一刻，在场的几千个人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声。那声音里的痛苦如此深切，我以前从未听过，也希望以后再也不会听到。”戴着面具的刽子手提起正在滴血的头颅说：“看吧，这是叛国者查理·斯图亚特。”听到这句话，在场的人没有爆发出胜利的欢呼，反而响起了压抑的哭声。当军队意识到事情的发展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时，他们开始驱逐人们离开白厅宫。国王的尸体被送去做了处理，之后才被送去温莎，最后安葬在圣乔治礼拜堂。

据说在国王被行刑后的那天晚上，他的尸体还停放在白厅宫，一个蒙面人走到尸首前。那个人看着国王的遗体，喃喃低语道：“确实是残忍，但是别无选择。”他的语气里不无几分痛苦遗憾。这虽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但也有几分事实依据。人们都相信那个蒙面人是奥利弗·克伦威尔。

这场死亡将愚蠢的、不讲信用的国王变成了一个殉道者。一本据说记录了他最后的祈祷和思考的书——《国王的圣像》（Eikon Basilike, “The Royal Image”）——成了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畅销书。诗人约翰·弥尔顿被迫出来运作公共关系，试图扭转人们的这种想法，但是这场运作以失败告终。他还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炮制了一套理论解释为何处决暴君永远都是合法的。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是克伦威尔的党羽，但是国王从容赴死的气度深深地打动了他，所以他为他写了一首诗，纪念他的死亡：

行刑台似英雄场，

不事庸常，无意庸常。

目眦欲裂，眼露锋芒，

锋刃不敢与争光。

堪破死生是寻常，

便是蒙冤，随它何妨？

安卧斧下，如眠锦床，

不失雅望是玉郎。

共和国和护国主时期（1649—1660）

国王被处决后，英格兰被宣布成为共和国。尽管尚有威尔士亲王在，但是君主制被废除了，上议院也被撤销。只有下议院仍维持着普莱德肃清后的样子。所以在当时，尽管新的秩序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是议会仍是原来的残缺议会。议会成员选举了41个人组成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弑君者布拉德肖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诗人约翰·弥尔顿担任拉丁语秘书——其职责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大臣，因为当时所有的外交文书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尽管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新政权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职位仍是骑兵中将，而且还是费尔法克斯的属下。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威胁，所以国家需要仰赖他们的军事才能。

一方面，查理一世殉难，唤起了人们比较强烈的保王情绪。其他国家对于他们竟敢处决国王感到无比震惊和厌恶，以至于英格兰新政府派驻尼德兰和西班牙的大使都被人刺杀了。另一方面，在军队内部，平等派（Leveller，独立派中更为激进的一部分人）的思想广泛传播，这个派系的人对当时的政治解决方案不满。他们主张所有男性应享有普选权，所以继续保留残缺议会远没有达到他们的改革诉求。他们希望让所有男性，无论财富地位，都可以参与选举；他们还打算废除与个人财产挂钩的一切特权。因此，他们发动哗变，威胁着要攻打议会，强行推行自由选举。克伦威尔认为如果任由此事发展，有可能导致时局混乱，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所以他决定镇压平等派。“将他们碾成碎片，不然迟早有一天你们会死在他们手里。”他对国务委员会如此说道。在一个深夜，他和费尔法克斯在牛津郡的伯福德（Burford）逮捕了平等派的首领，镇压了这场叛乱。

给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带来更大威胁的是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两个国家都摆脱了英格兰的统治。处决查理一世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它解决的问题。它让苏格兰的保王派长老会军队迅速地团结起来，并很快地拥立威尔士亲王为查理二世国王。在爱尔兰，在奥蒙德侯爵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 Marquis of Ormonde）的领导下，新教保王党和天主教贵族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爱尔兰带来的威胁是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因为威尔士亲王和鲁珀特王子（后者此时是保王党海军的指挥官）正在前往爱尔兰，欲与奥蒙德侯爵会合，推动保王党的发展。

作为军队里最伟大的军人，克伦威尔随即在1649年9月动身前往爱尔兰，接着在10月包围了保王党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德罗赫达（Drogheda）和韦克斯福德。由于守军不肯投降，所以，他一攻克这两座城池，就将那里的所有守军都杀了。这种行为当然是十分残暴的，不过按照17世纪围攻战的惯例，这并不违法。他借口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希望能够减少爱尔兰其他地区的流血牺牲，因为如果爱尔兰人知道他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他们自然会更快地投降，以此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到1650年，他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再次征服。爱尔兰又一次受到了英格兰的压迫；这一次，爱尔兰的土地被分配给了克伦威尔手下的将士——他们是英格兰派来镇压当地人的新守军。爱尔兰人要么放弃他们的天主教信仰，要么就迁居到香农河（Shannon）以南的康诺特省（Connaught）的荒原。这就是“下地狱还是去康诺特”这句俗谚的来源了。时至今日，爱尔兰南部地区的人民提到克伦威尔，仍难掩厌恶之情。

之后，克伦威尔前去苏格兰挽救局势。1650年7月，威尔士亲王查理已经成了一支国民誓约派军队的首领。尽管查理几乎没有实权，而且苏格兰仍是由阿盖尔伯爵领导的苏格兰贵族统治，但是让一个斯图亚特王室的继承人留在那个国家，毕竟是很大的潜在威胁，他们无法置之不理。克伦威尔第一次进攻苏格兰以失败告终。苏格兰人善于避其锋芒，不与他们正面交锋，而是拖延战局，让恶劣的天气、饥饿和疾病慢慢消耗掉英军的有生力量。然而，9月3日，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Battle of Dunbar）中与他以前的同人戴维·莱斯利对阵时，取得了胜利——这是他最辉煌的大捷之一。此后不久，爱丁堡和苏格兰低地就落入了英格兰侵略军的控制中。此时克伦威尔已经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因为在查理一世受审后，原先的最高统帅费尔法克斯对军队的发展势头感到不安，已经辞职了。

第二年，国民誓约派顶着巨大的压力，让威尔士亲王在斯昆加冕，成为苏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斯昆乃是自古以来苏格兰国王的加冕圣地。他们觉得一个加冕了的正统国王或许可以让英格兰的保王党援助他们，遂在8月发兵攻打英格兰。但是开战不到一个月，在1651年9月3日邓巴战役的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克伦威尔就在伍斯特战役（Battle of Worcester）中击败了查理的军队。最后，克伦威尔甚至还迫使奸猾狡诈的阿盖尔伯爵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苏格兰必须像英格兰那样采用共和政体，苏格兰议会必须解散，长老会不能再召开大会；另外，苏格兰必须确保所有清教徒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并保证两国之间的自由通商。

查理本人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成功地逃到法国。他这一路的艰险在如今的民间传说故事中有颇多体现。伍斯特战役发生时，双方在伍斯特的街道上陷入肉搏，当时有人听到他喊道，他一无所有，只有一条命而已，谁有胆就来拿去。在那场战役之后，他被迫滞留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在那个地方，他躲在一些友好的天主教徒家的神父密室里，其中包括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附近的莫斯利古宅（Moseley Old Hall）和什罗普郡的博斯科贝尔府（Boscobel House）。当时军队把守着塞文河上所有的桥，防止他从威尔士的港口逃走。在军队开始搜查博斯科贝尔府之时，他和另一个陪他逃亡的保王党人一起躲到博斯科贝尔府屋后的一株大橡树上。这是他最著名的藏身地点。一整天的时间里，圆颅党的士兵就在树下来回巡视——他们谁都没想过抬头看一看上面，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发现那两个逃犯正抱着橡树的树枝，躲在它繁茂的枝叶后面。

在躲过了博斯科贝尔府的搜捕之后，为了抵达海边，这位未来的国王不得不乔装成一个男仆。最后，他终于坐上了一艘渔船，从凌晨4点从苏塞克斯西部的肖勒姆（Shoreham）出发，逃离了这个国家。政府已经四处张贴了布告，宣布任何人只要能够提供“前暴君之子查理·斯图亚特”的行踪，就能获得1000英镑的赏金。由于查理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身份，只不过都选择了为他保守秘密。这昭示着在议会新的暴政统治下，人们对君主制和王权的怀念已经开始冒头了。9年之后，这种情感促使人们拥立查理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但是，如果说上述的3个国家在克伦威尔的雷霆打压之下，都重归了安定，那么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在其他国家那里则遭遇了强烈的敌意。在荷兰28，这种敌对情绪引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First Dutch War，1652—1654）。这两个国家如今都是尊奉加尔文主义的共和国，它们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新教主义曾将两国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天主教势力，但是东印度群岛的贸易竞争，加上荷兰人对保王党势力的同情，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他们现在欠缺的只是一根引爆战争的导火索而已。1651年，残缺议会试图通过新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一部分利润丰厚的货运业务，这为开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份法案规定，任何货物如果不是由其原产国的船只运输的，都不能进口到英格兰或英属殖民地。荷兰人对英格兰共和国竟敢明目张胆地抢夺他们利润最丰厚的生意感到无比恼火。

第一次英荷战争的战场完全是在海上。理论上，英格兰共和国根本无力一战，更遑论获胜了，因为英格兰根本就没有正规的海军。但是一位来自萨默塞特郡的名叫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的清教徒扭转了整个局面。他曾经在陆战中从保王党人手中攻下了汤顿，如今他又以自己的实力证明他不仅善于陆战，而且在海战方面也毫不逊色。尽管荷兰人海战经验丰富，但他还是成功地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作为在纳尔逊（Nelson）出现之前英格兰最伟大的海军将领，海军上将布莱克于1655年在特塞尔（Texel）附近海域击败了荷兰最优秀的海军将领之一范·特龙普（Van Tromp）。第二年双方签署了《威斯敏斯特和约》，确立了英格兰在北海的霸权。在这项条约里，荷兰承诺不援助保王党。英格兰的货运行业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

共和国政府又一次出现内部分裂，英荷战争的危机也并没有让意见不合的各方摒弃前嫌。一段时间以来，军队内部对沾沾自喜的残缺议会滋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很多议员已经占据议席将近15年了。军队的领导者认为，残缺议会是时候自行解散了，只有这样才能举行更公平公正的选举，组建更能代表英格兰民意的下议院。但是残缺议会的成员对现状非常满意，所以他们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在1653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延长了他们的任期。于是，克伦威尔采取了行动。

克伦威尔带着手下的士兵冲进议会，告诉议员们：“你们再继续坐在这里可不合适！”他开始让人将议会成员丢出去，连议长也不例外——士兵揪着他的长袍，将他从座位上扯了下来。随后，尽管一位名叫托马斯·哈里森（Thomas Harrison）的议员警告他这样的举动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仍是一意孤行地命令士兵将代表议长、代表下议院权威的金色权杖拿走了。“将这个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拿走。”克伦威尔冷漠地说。

如今克伦威尔已经成了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一个军事独裁者。他相信上帝赋予了他洞见卓识，所以他能决定什么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对的。他并不是真的觉得议会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他一直是全身心地在为议会党的事业奋斗。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对的”议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他一直不肯放弃议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所以他尝试过多种不同的议会形式。不过结果基本上都让他很失望。他的指导原则就是，英格兰应该由一群正派公正的人共同管理。第一次尝试组建一个符合他心意的议会时，克伦威尔觉得，为了确保推选出来的人都是虔诚神圣的基督徒，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地方上的公理会教堂选举候选人。这一届议会被称为小议会（Little Parliament）。推举候选人的标准非常严苛，包括候选人每天祈祷的次数等，结果到最后，整个英格兰只找到了139名真正敬畏上帝的、有资格成为议会成员的合格人选。

其中有一个典型代表，原是个皮匠，是再洗礼派信徒（Anabaptist），人们称他“赞扬上帝的巴尔邦” （Praisegod Barbon）。“巴尔邦”的英文Barbon又可以写作Barebones，是“骨瘦如柴”的意思，故而这届议会得了一个绰号叫“瘦骨议会”（Barebones Parliament）。可惜圣洁虔诚不等于智慧。小议会的这群不切实际的圣徒想要取消一切他们有权处理的事物——律师、牧师、政府，等等。所以只过了8个月，克伦威尔就觉得他们根本不会履职。1653年12月，这届议会被解散了。

为了填补他们的空缺，军队的军官委员会（Council of Officers）提出了《政府组织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这是英格兰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该法规定议会采取一院制，议院共设400个席位。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下议院，苏格兰和爱尔兰也第一次被列为选区。然而，尽管上议院已经被撤销，但是作为一名贵族，护国主克伦威尔本人却成为整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在国务委员会的协助下统治整个国家。1654年9月，新的议会第一次召开会议，就开始给克伦威尔制造麻烦，尤其是其中比较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反对护国主这种类似于国王的角色。4个月后的1655年1月，克伦威尔解散了这届议会，其专断蛮横远胜过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一位国王。

在彭拉多克上校（Colonel Penruddock）的领导下，威尔特郡爆发了一场保王党叛乱，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克伦威尔以此为借口，将英格兰分成11个军区，每个区设一个少将管辖，实行军事管制。历史学家认为，这或许是促使整个国家倾向于恢复君主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尽管此前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总会接触甚至接受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所有行为都要按照清教徒的标准来进行是一种什么感受。他们憎恶这种体验。英格兰人习惯于将自己视作自由的人，所以他们觉得清教徒的行为规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太多，令人无法忍受。发誓、运动、赌博、醉酒这些平常的行为，如今一旦做出都要被处以罚款。清教徒已经关闭了所有剧院，而如今，只要军区的少将觉得自己辖区内酒吧和乡村酒馆太多，连酒吧和酒馆都要被关闭。任何一名法官若敢质疑军事管制，就会被撤职。而且，尽管当时议会被解散了，但是税却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继续征收。若不是因为到处都有军队驻守，人们很可能早就起来反抗了。

不过克伦威尔也拥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他是个功勋卓著的将军，也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一直为英格兰人民的利益服务。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没有多少个人野心，他的行为都是受他所感知的“上帝的意志”所驱使。他的正义感促使他反抗查理一世；在英格兰人民中间进一步实现公义的渴望又让他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因为他认为人民无法自行实现公义。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都是理智的、尊重自由的。尽管罗马天主教徒和圣公会的高教会派仍受排斥，但是其他一切教派，不论是浸礼会、长老会还是公理会，都在英国国教会里找到了容身之处。而且，克伦威尔和所有清教徒一样，由于对《圣经》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尽管伦敦大概一直以来都暗藏着少量犹太人，但是正式邀请犹太人重返英格兰的却是克伦威尔。他在1656年发布这项邀请，不过直到1664年，爱德华一世当年制定的法律才被正式修改。自他发布邀请之后，犹太人开始逐渐重返英格兰，为共和国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丰富的文化和有用的欧洲大陆关系网。

为不列颠争取更大的利益，提升不列颠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克伦威尔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英荷战争之后，他尝试推行新教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与当年沃尔辛厄姆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他利用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给萨伏依公爵（Duke of Savoy）施压，阻止其继续屠杀信仰新教的臣民这一点上。这场屠杀被诗人弥尔顿写进一首十四行诗，这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那些臣民“冰冷的尸骨散落在巍峨的山峰”。然而，到17世纪中叶，一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只因为新教主义信仰而决定是否与另一个国家结盟了。尽管克伦威尔与瑞典和丹麦签署了条约，但真正促成合作的原因更多的是贸易联系，而不是宗教信仰。当时欧洲的局势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和法国的竞争。在法国，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替少年国王路易十四谋划这场争斗。

到该世纪末，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将会成为欧洲自由的最大障碍。但是克伦威尔出生的时间早了100年——他出生于1599年，当时是伊丽莎白在位的末期。他的世界观都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观点：在他看来，西班牙是天主教势力的斗士，尤其还是阻挡英格兰在新大陆进一步扩张的最大障碍，所以它永远都是英格兰最大的威胁。在西班牙的腓力四世（Philip Ⅳ）拒绝给予西属殖民地的英格兰商人宗教自由，且拒绝在西印度群岛实行自由贸易之后，1655年，已经和法国正式结盟的英格兰向西班牙宣战（这次结盟迫使查理·斯图亚特王子离开法国）。

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liam Penn）和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攻占了牙买加岛；不久之后这个岛屿就发展成重要的英国殖民地。1657年，英国海军在特内里费岛（Tenerife）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俘虏了西班牙运宝船，并将之拖回英国，这场大捷给海军上将布莱克蒙上了一层荣光，不过布莱克本人却在返航途中去世了，最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战争的最后阶段，英法两国并肩作战，一起对抗西班牙，其结果之一就是，在沙丘之战（Battle of Dunes）结束之后，敦刻尔克（Dunkirk）被英国占领了。因为英格兰的帮助，法国彻底打败了西班牙。从长远来看，这场胜利给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都带了很多麻烦，因为这让法国在称霸世界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到1689年，英格兰不得不组建一个联盟来遏制法国的称霸之路。

1656年，克伦威尔又一次尝试重组议会，结束了让民众厌憎不已的军事管制。但是选举结束后，新议会中至少有100名议员持有极端共和主义观点。结果，这些人被克伦威尔的士兵拦住，无法进入议会的会场。议会成员纷纷抗议，结果又有50人因此而被拒于议会门外。如此一来，几乎没有哪一届议会下议院像这一届一样不反映民意的。

1657年，平等派的萨克斯比上校（Colonel Saxby）暗杀克伦威尔失败之后，新的下议院试图恢复内战之前英格兰政体的一些惯例。他们在《恭顺的请愿和建议书》（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中大致说明了他们的这一主张，他们恳请克伦威尔加冕为王，请求恢复上议院，不过它的名称要改成“其他院”（Other House），由护国主提名终身贵族（子孙不能承袭爵位）担任其成员。克伦威尔知道这会立即导致他原先的战友们反应激烈，所以他没有接受“国王”这个头衔，但是除此之外，本质上他跟国王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事实上，他差不多已经建立了一套世袭君主制了，因为他的儿子将会继承他的护国主之位。1658年9月3日，邓巴战役和伍斯特战役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已经被繁重的国事压得身体虚弱的克伦威尔死于高烧。在他死后，护国主一职传给了他的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Richard Cromwell）。

但是小克伦威尔完全不像老克伦威尔，他在护国主这个位置上只坐了8个月。理查德·克伦威尔是个和气的乡村绅士，他没有他父亲那样旺盛的精力。他甚至也不是清教徒。在他继位之后，由于没了他父亲的弹压，军队中的极端分子和议会之间的种种分歧冲突一下子都爆发了出来。军队坚持要求其指挥官查理·弗利特伍德将军（General Charles Fleetwood）拥有独立于护国主和下议院的特殊权力。弗利特伍德娶了克伦威尔的女儿布丽奇特（Bridget，她的前夫艾尔顿已死）。理查德·克伦威尔与军队之间的争执削弱了政权；1659年4月，军队的将领逼迫他解散议会。之后不久，小克伦威尔辞职了。他回到了自己在乡村的房子，让军队自己去实行统治。

随后，局势陷入了一阵令人不满的混乱之中：军队领袖无法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唯一一件他们都同意的事就是恢复之前在1653年被克伦威尔解散的残缺议会，即普莱德肃清之后下议院剩下的那些独立派议会成员。他们觉得克伦威尔时期最后一届议会是一群唯唯诺诺的人，不够激进。看到伦敦的中央政府显然已经开始失控了，长老派就在柴郡发动了一场起义。军队中一位名叫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的将军镇压了这场起义。兰伯特回到伦敦后又一次驱逐了残缺议会。但是随着整个英格兰的局势越发动荡，军队被迫在节礼日（Boxing Day）29又一次召回了残缺议会。

驻守在苏格兰的英军将领蒙克将军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时局之乱让他越来越不耐烦。蒙克将军原是保王党，直到1644年被俘之后，才投诚到现在的阵营。作为一个有这样背景的职业军人，他觉得如果想要恢复国家的秩序，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君主制，但是要严格地限制君主的权力。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善于封锁消息的人。1660年1月初他开始往伦敦进军时，他几乎完全没有透露他的真正意图。不过他的想法还是或多或少地开始泄露出去。随着他一路南下，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加入他的队伍，其中还包括第一次内战期间的很多长老派和议会党领导人，如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等，因为局势的发展让他们对当局失去了期待。等到了伦敦之后，蒙克宣布他想要召集一届自由的议会。他要求残缺议会召回当年被普莱德肃清的那些长老派议员。这样一来，议会中长老派的成员就占了多数。他们投票做出解散长期议会的决议——这个议会早在1640年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蒙克当选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他拒绝就任“护国主”。他开始与流亡于荷兰的查理·斯图亚特王子联系。在蒙克的建议下，4月4日，查理发布了一条布告，将他的意图告知天下人，这份诏书即《布雷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布雷达宣言》慷慨允诺宽宥所有参与反抗王权的人，让议会决定一切重要的事务，并宣布在宗教事务上，只要不损害王国的利益，查理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与此同时，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自由的议会也召集了——由于没有经过王室的召集，该议会被称为临时议会。很多保王党和长老派的成员都参加了这届议会。临时议会投票赞成英格兰应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同治理，并邀请查理·斯图亚特王子回国践祚。

5月29日，他的30岁生日那天，黑发、迷人的威尔士亲王回到伦敦，加冕为国王，是为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1660—1685）

共和国的统治早已沦为噩梦，因此，俊雅的威尔士亲王回国时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人们聚到多佛，欢呼着等候他的抵达；从多佛到伦敦的一路上，都有人列队等着欢迎他。查理王子乘坐的船在议会党取得纳斯比战役的重大胜利后被命名为“纳斯比号”，如今又见风使舵地改成了“皇家查理号”。当查理王子乘着这艘船穿过海上的波涛时，查理对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这位以其日记名传后世的作家当时是陪伴王室回国的官员之一）说，他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他上次离开英格兰时的情形，当时他还是个被悬赏通缉的要犯。如今他凯旋，一切是多么不同！等他快要抵达伦敦时，被长期的流亡经历磨砺得有些愤世嫉俗的查理不无嘲讽地说，他在外面流亡了这么久，如今看来全都是他自己的错——因为他遇到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宣称自己曾热切地期望他回来”。

恢复君主制的决议实际上让共和国政府的各项法律和决策都自动失效了，而且人们还提出将查理二世的统治时期从1649年他父亲去世后算起，如此一来，两位君主之间的空位期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不过，不管政治上如何妥协，新国王终归也只是个普通人，无法淡忘自己的家族曾经受过怎样的待遇。在查理亲切温和的表面下潜藏着一种铁石一般的决心，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绝对不要再经历那样的流亡了”。他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实现这个目标，确保他和家人的安全。

尽管举国欢庆，但是改弦更张、将国王迎回国内的长老派和一直以来坚定的保王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弭。这两方面的势力在国王接下来的统治期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议会叛军所代表的势力并没有因为王室复辟而消失。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或许是做得太过火了，超过了人民可以接受的限度，但内战会爆发，确实也说明了民众心存无可抑制的不满情绪。重新确立起来的君主制因为查理个人广受民众爱戴而得到了巩固，但他并不是自己恢复了自己的王位。那些将他迎回国内的贵族、议会成员、商人和律师都曾为了争取议会的权力而战，所以他们绝不会允许这个国家回到查理一世时期的那种状态。当他们发现这位新国王亲和的表面之下掩藏着恢复他父亲和祖父时期的王权的野心之后，国王和议会之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打前锋的是克伦威尔时期的政治家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他在1661年受封为阿什利伯爵，后来被封为沙夫茨伯里伯爵，他的追随者即后来的辉格党（Whigs）。

不过，刚开始时，因为王位还不稳固，加上之前流亡期间的顾问律师爱德华·海德的约束，查理并未显露出自己的独裁本性。查理的弟弟詹姆士迎娶了海德的女儿安妮，所以海德是詹姆士的岳父。他现在已经被封为克拉伦登伯爵，成了一名贵族，并被提拔为大法官。爱德华·海德在查理一世时期曾是反对王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如今复辟王朝的王权还是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约。查理一世时期，长期议会在内战之前制定的大部分法令依然有效，而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暴政的工具，诸如星室法庭、高等宗教事务法庭和北方法院等，依然被丢在历史的垃圾桶里。造船费和任何其他未经议会批准的税收依然是违法的。《三年法案》中议会必须每3年召开一次会议的规定再次得到了确立。所有向国王缴纳的传统封建税费都被废除了，议会同意每年给查理120万英镑的津贴，直至他去世。

克拉伦登伯爵身材矮胖，性情坚贞，如今已经年过五旬了。对比大部分国王不过30余岁的年龄，他已经比他们老了20岁。他是个老派的、自负的人，不过他与王室一起流亡了很多年，与他们同甘共苦，所以查理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迫切地希望让君主制拥有最广泛的基础，从而让它稳固下来。但是君主制的天然支持者——圣公会保王党却对这个目标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尽管临时议会在决定重新确立君主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大赦令》（Act of Indemnity and Oblivion），宣布对内战期间的一切行为宽免不究，但是当保王党占据绝对多数的新议会取代了临时议会之后，《大赦令》从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共和国政府的13名无足轻重的官员被处决，克伦威尔和另外两个参与弑君的人——他的女婿亨利·艾尔顿和约翰·布拉德肖，尸体被挖了出来施以绞刑。除此之外，国王试图将清教徒纳入新的英国国教会中，使之覆盖面更广一些，但是保王党却决意要破坏他的这项举措。

圣公会保王党厌憎在共和国时期统治英格兰的独立派和长老派。他们或许没办法报复那些共和国时期的政要，因为他们很多人如今都在查理二世的宫廷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不过，他们却可以对这些人所属的教派采取报复行动。他们相信，所有浸礼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都是天然的共和主义者，只要给他们一丝机会，他们就会把他们平常会面的地点演变成革命的温床，就像内战之前一样。保王党的一个目标是让清教徒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禁止后者在英格兰境内的任何地方掌握权力；不管是在拥有议会代表的市镇机关中，还是在教会神职人员中，都不应该有清教徒的存在。

查理二世之所以会打算就教会问题达成新的解决方案，是受清教徒领导人驱使的。他们建议重新讨论1622年的祈祷书。但是，因为圣公会的顽固，加上清教徒拒绝就主教问题做出妥协，两相夹击之下，他的这个计划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法案，将劳德的高教会派重新确立为官方的国教，并规定英格兰政府的各级机关都要执行这项规定。这些法规被称为《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这个称呼其实有失公允。1661年12月颁布的《团体法》（Corporation Act）规定所有市镇官员都要宣誓反对《国民誓约》，加入圣公会，服从国王的统治。教会恢复了主教制度，主教们又进入了上议院。1662年颁布的《第四教会统一法案》（Forth Act of Uniformity）规定，所有拒绝使用祈祷书，或没经过主教任命的，或拒不反对《国民誓约》的神职人员，都要被免职。在这条法令实施之后，多达2000余名牧师辞去了在英国国教会的职务。

之前在共和国时期，清教徒的不同派系，包括公理会、浸礼会、长老会和另外两个于17世纪50年代刚刚出现的新教派——贵格会（Quaker，其信仰的核心是“内心之光”这一教义，即感受基督对灵魂的直接指引）和索齐尼派（Socinian，后来发展成一位论派30），都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国教会，但如今他们不再这么认为了。从《克拉伦登法典》颁行之后，不遵奉国教的传统便开始了。随着最狂热激进的牧师离开教会，最有活力、最具力量的宗教势力也离开了英国国教会，这导致了它在18世纪的衰落。直到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循道宗出现，才让教会内的宗教热情重新燃起。

挑起内战的势力尽管力量受到了削弱，但仍在查理二世的政府占据一席之地；与之相似，清教主义的一些影响深远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转到了地下。《克拉伦登法典》的效果是将英格兰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官方的，另一个是非官方的。在该法典颁布后的150年里，不遵奉国教者（Dissenters）被排斥在公众事务之外，接受他们自己教派高尚的教育，所以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精神上的独立，对当权的势力没有不必要的畏惧。清教主义仍在不遵奉国教者之间流传，化成了一股地下泉水，以最微妙而剧烈的方式，浸润到这个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存在于不遵奉国教者的心中，依然还是改革和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