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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的《秘密集会法》（Conventicle Act）规定若宗教集会不使用英国国教的祈祷书，则集会人数不得超过四人。在此法案颁行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不遵奉国教者被大量地起诉。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是贝德福德郡的一批浸礼会教徒的牧师，他被关进监狱整整12年，其间他创作了英语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那么严格地遵守《克拉伦登法典》，因为没有教会法庭来保障它的执行。1689年，《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颁行，修正了之前的法律规定，允许不遵奉国教者安静地做礼拜。1665年的《五英里法案》（Five Mile Act）禁止一切不遵奉国教的牧师接近有议会代表的市镇或教堂周围5英里之内，但是这条法案很快就失效了。与此同时，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问题而无法成为行政司法长官、议会成员、法官，甚至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所以他们便将自己的精力用来从事一些务实的活动，比如投身银行业和制造业。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是非常自由的，它颁布宗教《宽容法案》的时间比大部分欧洲国家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在法国，路易十四很快就会撤销1598年颁行的允许新教信仰和政治自由的《南特赦令》。英格兰的《宽容法案》之所以能够得以颁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查理二世宽厚温和的性格。事实上，他原本打算给予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因为那些形形色色的独断偏执的宗教势力已经让他本人受尽苦楚（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出那句著名的俏皮话“长老会教义并不是为绅士准备的”）。他甚至允许克伦威尔时期的海军上将之子威廉·佩恩领导的贵格会到美洲建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将之作为他们专用的殖民地，让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时，严肃、高尚的威廉·佩恩在查理进来时拒绝向他脱帽致敬，因为他并不认可国王。见此，查理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将自己的帽子脱下来，说是按照习俗，他们俩总得有一个人脱帽。

新国王获得了广泛的拥戴和尊敬。他酷爱寻欢作乐，还被人起了一个“快活王”（Merry Monarch）的绰号，这反映了在经历过酷厉禁欲的清教统治之后，他的臣民热烈地期盼能够恢复原来的正常生活。他举办了很多狂欢宴会，跳舞，大肆挥霍，与很多名为女演员实为情妇的女人眉来眼去，甚至很多情妇借此攀上了高枝，成了公爵夫人。他以这种方式引领着民众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范布勒（Vanbrugh）等作家创作的复辟时期的喜剧就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不关心道德是非，放荡色情。整个英格兰境内，各种游戏、节日、娱乐活动，以及五朔节、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都得到了恢复。当初在共和国时期，圣诞节成了一个专门用于忏悔和赎罪的日子。

查理二世将帆船比赛推广成一个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他本人也经常和弟弟约克公爵比赛。他还将纽马克特（Newmarket）的赛马运动变成了一项流行的活动，这也就是赛马被称为国王的运动的原因。他很喜欢让赛马骑师陪着他，经常有人看到他与他们聊天。不论他去哪里，他身边总是跟着几只毛发卷曲的小狗，这种狗的耳朵和尾巴毛发尤为浓密，在那之后被人称为“查理王小猎犬”。国王随性自在的风度深深地吸引了多愁善感的英格兰人。与他庄严肃穆的父亲不同，他总是显得平易近人、亲切友好。如果他在温莎大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民众认出来，他通常都会第一个挥手示意。

英格兰一直有戏剧表演的传统。这项传统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民众的生活当中。之前清教徒关闭了剧院，整个国家都早已在热切地盼望它们重新开张。如今，人们很快就看到这位爱热闹的国王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剧院中流连忘返，如特鲁里街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 Drury Lane）。有时他也去享受一种名为歌剧的新的意大利音乐流派。一个名叫内尔·格温（Nell Gwynne）的卖橙汁女郎兼女演员成了他最喜欢的情妇之一。之前清教徒统治时期，他们曾强调女性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她们丈夫的附庸，然而如今在一种自由的新风气的影响下，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等自由女性成了剧作家。整个国家四处流传着嘲讽清教徒的诗歌，比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创作的描写一位长老会骑士历险记的诗歌《胡迪布拉斯》（Hudibras），也有很多讽刺上流社会奢靡生活的讽刺喜剧，如威廉·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的《村妇》（The Country Wife）。

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曾写过一首诗庆祝查理二世回国，该诗名为《回来的星辰》（Astraea Redux）。后来他被任命为桂冠诗人。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音乐也受到排斥，而如今整个英格兰的各个教会都恢复了音乐演奏。新的宫廷画师彼得·莱利爵士（Sir Peter Lely）用自己的画笔仔细地描绘了很多浓妆艳抹的女人，如卡瑟梅夫人芭芭拉·维利尔斯（Barbara Villiers, Lady Castlemaine）和主持法庭的波特茅斯女公爵路易丝（Louise Duchess of Portsmouth）等，她们暴露的衣着反映出复辟时期社会低俗情色的风气。她们几乎都给查理二世生过私生子。因为查理二世的妻子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无法怀孕，所以他很愿意承认这些私生子。这些私生子几乎都被封为公爵，其结果就是，今天英国的很多公爵都是私生子的后裔。

在复辟之前，17世纪的英格兰已经出现了大量重要的科学发现，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解放。自古希腊时期之后，科学的发展就一直停滞不前。而今，它以多种方式迅速地复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乃至改善了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从荷兰传过来的农耕技术让英国人可以充分利用沼泽地区和东安格利亚的土地。到17世纪70年代，新技术的推广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让英格兰首次有多余的谷物出口。在内战之前，查理一世的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已经证实了血液循环，并了解了胎儿如何在子宫中发育。到17世纪中叶，那些对实验科学感兴趣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将这些聚会称为“隐形大学”。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伦敦的一种风尚。1662年，在查理二世的特许之下，“隐形大学”中的一些杰出成员被吸纳进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这位充满活力、求知若渴的新国王终其一生都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本人也有做实验的爱好，尽管他曾嘲笑皇家学会的成员除了给空气称重之外，似乎什么都没做。事实上，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给空气称重乃是确定大气性质的重要手段，他之所以能够发明抽气机，也是仰赖这项工作。而且他的这项工作为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蒸汽机是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在1712年发明的，它的出现让整个世界进入了现代社会。

皇家学会最著名的会员或许当属出生于1642年的杰出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他观察苹果落在地上，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让物理学的定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他之前，物理学长期以来一直遵从亚里士多德的计算方式。此后的200年里，牛顿的定律被奉为真理，正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描述的那样：

自然与自然的定律都藏在黑暗里，

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一切化为光明！

在空位期的20余年里，英国的建筑学家基本上没有设计出什么重要的公共建筑。如今他们开始大力推崇奢华的巴洛克风格。皇家学会的另一位会员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以修缮圣保罗大教堂而闻名于世，他设计了位于牛津的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同时，在伦敦以及其他较大的地方城市中出现了咖啡馆和甜品店，这些场所催生了一种精致文雅的生活和社交方式，相比于酒吧的喧闹，更多的人喜欢这种安静的场所。咖啡、巧克力和茶叶成为英格兰最流行的进口产品，反映了英格兰与非洲至马来西亚的大片地区的贸易往来呈现指数增长。

残缺议会和护国主的一些改革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比如说1651年的《航海条例》等。保王党议会重新执行这些改革措施，使之具备更大的法律效力。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盟则被撤销。它们的地方议会曾被废除，如今又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在苏格兰，国民誓约派的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比英格兰清教徒的影响范围广得多。主教制度被重新确立，英格兰对苏格兰教会的控制越来越严，不仅导致了当地人普遍的武装反抗，而且数以千计的国民誓约派成员因为拒绝接受他们不认可的礼拜仪式，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或被投进监狱，或被处决。他们的领袖阿盖尔伯爵也被处决了。

与苏格兰大相径庭的是，大部分爱尔兰人并没有遇到什么宗教问题，这与查理二世对罗马天主教持有同情态度有很大关系。天主教徒曾为他而战，掩护他躲开敌人的追捕，同时，他的妻子、母亲和最喜欢的情妇都是天主教徒。查理派驻爱尔兰的总督是奥蒙德侯爵（1661年被封为公爵），在他的治理下，尽管没有官方的许可，但人们又可以举行弥撒了。王朝复辟之后的重大难题——如何归还被没收的土地，以及归还给谁——在爱尔兰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尽管爱尔兰的天主教保王党为查理二世的父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克伦威尔为了惩罚他们，甚至没收了他们的土地重新分给他手下的将士，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却始终没有因此拿到哪怕一分钱的补偿。当初克伦威尔将土地分给将士，那些将士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驻扎于爱尔兰的、饱受侵扰的新教徒守军的补充力量，查理二世对天主教抱有好感，这让他与他所统治的国家陷入了最严重的冲突之中。他对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持有同情，据谣传，他还和他做了一些秘密交易。原先的清教徒势力本已经对圣公会在教会问题上的举措不满，如今国王的行为更是让他们火冒三丈。克伦威尔时期的前阿什利伯爵是个和汉普登、皮姆颇为相似的议会党成员，在他的领导下，议会开始激烈地反对查理二世。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天主教代表暴政和专制的观念深入人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议会为了战胜暴政专制已经打了两场内战，自然不允许它死灰复燃。

从克伦威尔统治的初期开始，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就一直是支持法国对抗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一直在争夺欧洲的霸权。复辟时期的政府完全延续了这一政策，其中不乏两国君主私交甚笃的原因。查理二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乃是至亲——他们俩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弟。不仅如此，在空位期，查理二世曾在路易十四的王宫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将路易视作真正的朋友，在他遇到危难时，他可以向路易求助。查理之所以会迎娶葡萄牙国王的姐姐布拉干萨的凯瑟琳，也是路易从中牵线搭桥——路易迫切地想将英格兰拉到他的阵营里，成为他的盟友之一，和他一起对抗西班牙。

这场联姻让英格兰得到了印度的港口孟买（Bombay）和非洲的港口丹吉尔（Tangier），对英格兰与印度之间正在蓬勃发展的贸易有极大的助益。孟买很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获利最丰厚的贸易地点，得到孟买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在印度建立起来。不过，这桩与葡萄牙的联姻也对当时的局势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对西班牙是一个打击。葡萄牙在被西班牙统治了70余年之后，在法国的援助和法国士兵的支援下，刚刚恢复了独立。1662年，查理二世将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以取悦路易，这似乎反映出法国国王对他表兄的影响越来越大，令英格兰人感到不满。人们开始说英格兰已经变成了法国的工具。

经过短短的5年，到17世纪60年代中期，查理二世与议会之间的“蜜月期”结束了。第二次英荷战争（Second Dutch War）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取得胜利；国王养了那么多情妇，花销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反感（这些情妇似乎都是王后的侍从女官）；宫廷的腐败和靡费让王室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的巨额开销引起了下议院对他们的质疑。国王还试图自行颁布《信教自由令》（Act of Indulgence /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以对抗《教会统一法案》，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已经开始显现出类似于他先人的一些倾向，引起了议会的极度不满。他希望议会能够通过法案，“使他能够更自如地使用豁免权，他觉得豁免权是他本身固有的权力”。当年议会反对查理一世时提出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国王不能自行废止法律，所以查理二世提出的这些要求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1665年，黑死病再次光顾了英格兰——这次它被称作“大瘟疫”（Great Plague）。大约7万人死于这场瘟疫。第二年，伦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在短短5天时间里烧毁了半个城市，至少有89座教区教堂被焚毁，其中包括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面对这些严重的天灾人祸，当时的很多人都放弃了他们刚刚培养起来的科学理性的习惯，认为这两场灾难是上帝对堕落的人类的审判。

这一次黑死病肆虐时，由于医学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隔离手段，并在感染了瘟疫的人家打上红叉，将之标记出来，但尽管如此，跟上一次黑死病肆虐时一样，人们又一次听到街上回荡着运尸人“把死者拖出来” 的可怕叫声。当时人们认为传播鼠疫的是微生物，为了防止自己吸入这些微生物，有些富人会携带一小束花，将自己的鼻子埋在花里。有一首可怕的童谣就体现了这个时期的风俗（喷嚏是黑死病的症状之一）：

编一个玫瑰花环，

口袋里装满花瓣。

阿嚏，阿嚏，

我们全都倒下了。

和之前一样，大瘟疫也是由船鼠传播的。当时由于殖民地的产品大量输入英格兰，伦敦港迎来了急速的发展，导致船鼠肆虐。

人们对天主教徒有极大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虽然实际上伦敦大火是由布丁巷（Pudding Lane）的一家烘焙店引起的，但当时许多人都认定是罗马天主教徒故意纵火。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亲自参与了灭火，赢得了民众的好感。最后结束这场大火的就是约克公爵。他用火药炸毁了火场周边的大片房子，阻断了火势蔓延。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王室赢得像1660年复辟之初时那样的民意支持。国王公开地倾向天主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信任，而且当时有谣言称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约克公爵正准备改信天主教，令举国上下越发地怀疑。

如果说大瘟疫和伦敦大火似乎是上帝对腐败的、依附法国的宫廷的惩罚，那么1667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荷兰人封锁了泰晤士河，驶到梅德韦，俘虏了英格兰最先进的一些战舰。仿佛这还不够糟糕，路易十四——人们曾以为他是英格兰的朋友——突然改换了阵营，转而支持荷兰人。路易十四的最终目标是让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以当他看到英国的殖民地迅速扩张，便心生警惕。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之中，英格兰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种种事情让议会对国王的怒火越燃越旺，为了能够转移怒火，他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于是，全力促成查理二世复辟的国王忠仆克拉伦登伯爵被选中了。

尽管克拉伦登伯爵是约克公爵的岳父，是两位王位女继承人玛丽公主和安妮公主的外祖父，但是他在宫廷中并不受欢迎，因为他不屑于掩饰他对宫廷不良风气的不满。而且，因为他曾当过国王的老师，所以在对待国王的态度上，仍是习惯性地将他当作一个幼稚的学生。不过，他确实是个忠实的臣子，他对斯图亚特王室忠心耿耿、无比尊敬，曾因为他自己的女儿只是个平民，配不上王室，而拒绝了约克公爵的求亲。但是查理二世和他父亲一样，也有残忍无情的一面。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这位忠仆丢给了下议院。不过查理二世还是跟他父亲有些不同的，他还稍有良心，所以提前通知克拉伦登伯爵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让他有机会逃往法国，逃脱了牢狱之灾，更免于被处决的命运。克拉伦登伯爵在法国完成了《大叛乱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ebellion），这是一部对内战的全面、权威的记录。在完成此书之后，他在法国去世。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北美地区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矛盾。一方面，英国人往南扩张，在1663年建立了一片广袤的新殖民地，即卡罗来纳（Carolina），它的首府是查尔斯顿（Charleston），这两个地名都是依据国王的名字命名的。另一方面，英格兰人也开始占领马里兰和新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大片土地。但是这片土地被荷兰人视为自己的领地。这场战争最后陷入了僵局，最终，双方在布雷达签署了新的和约。和约规定，将原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划给英格兰人。由于约克公爵是英国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人们将这块殖民地重新命名为纽约，意思即“新约克”，不过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仍保留了原来的荷兰名字——曼哈顿。得到纽约对英国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从此，英国在北美东岸的殖民地连成了完整的一条线。之前，新阿姆斯特丹隔断了新英格兰地区和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如今，既然它已经换了主人，英格兰的移民很快就占满了这片土地。

英格兰在殖民地取得的这些成功让路易十四比以往更迫切地想要将英格兰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不过令他恼火不已的是，那些策划了克拉伦登伯爵倒台的大臣们本来相互争斗不休，如今却因为警惕法国的野心而团结起来。由克利福德男爵（Lord Clifford）、阿什利伯爵、白金汉公爵（查理一世宠臣之子）、阿灵顿男爵（Lord Arlington）和劳德代尔勋爵（Lord Lauderdale）组成的五大臣小集团（the Cabal）31带领英格兰与荷兰和瑞典结成了新的新教联盟。这个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暂时阻挡了路易的扩张步伐，迫使他从西属尼德兰撤兵。此前，因为路易的妻子是西班牙国王的姐姐，他借她的名义出兵西属尼德兰，要求获得这片领土。

于是，十分不悦的“太阳王”（Sun King，路易十四自诩为“太阳王”）改变了策略。他通过查理的妹妹米内特（Minette）将触手伸向了查理——米内特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嫁给了路易的弟弟。1670年两国君主签订了《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路易十四诱使查理和英格兰回到他的阵营：他承诺和查理一起攻打荷兰，战胜之后他们可以获得荷兰的部分沿海地区以及位于斯凯尔特河河口的瓦尔赫伦岛（Walcheren）。

但是条约里有一条秘密条款，这项条款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对于路易而言，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年支付给他的表兄多达16万英镑的巨款，让他可以摆脱越来越不驯顺的议会的束缚。对于查理而言，他付出的代价更是高昂得多。他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最后一点信任和敬意。查理二世只向信仰天主教的阿灵顿和克利福德透露过这项条款的内容。根据这项条款，“只要王国的形势允许”，英格兰国王将宣布自己改信天主教，路易也会派遣6000名法国士兵来帮他让英格兰重回天主教世界。

对查理而言，这个举动无比危险。沙夫茨伯里伯爵即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他于1672年获封此爵位）是当时的政客领袖，也是查理的现任大法官，他早已对国王十分怀疑。他曾是克伦威尔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他还曾是瘦骨议会的成员，所以他等着一旦国王有实施暴政之嫌，就予以回击。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看来，国王有野心、有精力、性格残忍、刻毒倨傲，他的回归预示着民众将遭受苦难。

跟他的众多追随者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对专制和天主教都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憎恶。此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已经将这种认知熔铸到他的灵魂里。欧洲大陆的路易十四就是这二者最鲜明的体现。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朋友兼私人医生、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为继续造反提供了理论支持——百年之后他的政府契约论激励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他们的宗主国。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追随者为清教徒党，也被称为“乡村党”，这是相对于查理二世的“宫廷党”而言的。他们与不遵奉国教者以及从事制造业的许多人都有紧密的联系。不遵奉国教者不仅察觉到他们的思想自由面临着威胁，还感受到英格兰的贸易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好战的路易十四控制了欧洲大陆的许多港口。

如果说沙夫茨伯里伯爵和其他人已经从传言中开始捕捉到秘密条款的一些信息，那么在对荷兰开战之前，他们的怀疑更是进一步加剧了。1672年，作为实施秘密条款的第一步，查理发布了《信教自由令》。在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他宣布废止所有针对罗马天主教徒和不遵奉国教者的惩罚性法令，展现出斯图亚特王朝不尊重议会程序的老传统。要知道，这个国家曾付出战争的代价来结束这项“传统”。下议院极为恼火，所以1673年2月，他们决定拒绝为战争拨款，直到查理撤销《信教自由令》为止。次月，查理做出让步，撤销了《信教自由令》。然而，尽管下议院同意为战争拨付军费，但是他们迅速通过了《核验法》（Test Act），彻底铲除了天主教势力。《核验法》规定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宣誓反对罗马教会的教义，并证明他们已经获得了圣公会教籍。查理愤怒地命令议会休会，但是损失已经无可避免：约克公爵，也就是未来的詹姆士二世，必须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阿灵顿和克利福德也不得不辞职。

这些人辞职之后过了几个月，沙夫茨伯里伯爵被罢免了大法官之职。查理二世在位剩下的时间里，骨瘦如柴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与查理二世之间漫长的争斗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困局，前者领导的反对党力图限制国王的权力，而后者的宫廷党则支持国王。从1673年年末开始，国王的派系便由保王党圣公会教徒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领导。他和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样，都是经验老到的下议院议员，在发现其他方法都不见效后，他肆无忌惮地通过行贿换取支持。据说他每年从海关收入中专门抽出2万英镑，用于贿赂议会成员。被封为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的奥斯本下定决心要保住君主特权、铲除不遵奉国教者，他的决心不下于沙夫茨伯里伯爵实现议会意旨、实现宗教宽容的信念。如此一来，下议院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分裂成两个泾渭分明的党派，并由此逐渐发展成如今的两党制体系。

在反法情绪越来越高的下议院的施压下，查理被迫于1674年与荷兰签署了和约，第三次英荷战争（Third Dutch War）结束。从1677年开始，在五大臣小集团瓦解之后出任查理二世新任首相的丹比伯爵就开始召集英国军队，支援荷兰人，并同时安排詹姆士之女玛丽公主嫁给查理的外甥兼荷兰总督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William Ⅲ of Orange）。因为查理二世没有孩子，玛丽公主成为最有可能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女继承人。11月，两人完婚。路易十四见查理没能阻止丹比伯爵重新确立三国同盟的外交方向，不由地暴跳如雷，因为他已经给了他表兄大量额外的秘密补贴，作为交换，查理承诺除非法国允许，否则英格兰不会与任何国家缔结联盟。

事到如今，路易已经受够了。收买查理的策略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他期望的结果。他将目光转到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的反对势力上，决定贿赂他们。这对查理二世而言当然是再危险不过的了。路易向沙夫茨伯里伯爵透露了他和查理签署的第二项和第三项秘密协议，协议内容是，将来若英法两国出现龃龉，只要法国国王提出要求，查理就会命令议会休会，以免议会向法国宣战，作为回报，法国国王每次要向他支付10万英镑。1678年7月，由于丹比伯爵派去保卫荷兰的英国军队的威胁，路易迫不得已签署了《奈梅亨条约》（Treaty of Nijmegen）。此后不久，他就向沙夫茨伯里伯爵透露了第四项秘密协议。根据该协议，查理收受了献金，故而退出了与荷兰的联盟，而这一切是丹比伯爵一手完成的，尽管他本人并不情愿这么做。

不管怎样，从1678年8月开始，随着天主教阴谋案被发现，所有事情都朝着对沙夫茨伯里伯爵有利的方向发展了。神父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是个脸庞溜圆的流氓，他宣称天主教徒在法国的帮助下，正秘密谋划着对新教徒发起大屠杀，连国王和约克公爵也在他们的谋杀目标之列。由于约克公爵当时已经是天主教徒，而且国王本人也已经对罗马天主教徒宽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这套说辞显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地方预审法官埃德蒙·贝里·戈弗雷爵士（Sir Edmund Berry Godfrey）的离奇死亡，让尚未熄灭的反天主教的余烬重新燃起熊熊烈火，并迅速地烧到了全国各地。无辜的天主教徒被抓去受审，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定有罪。这让沙夫茨伯里伯爵看到了机会。他利用人们害怕新教信仰受到威胁的心态，揭露丹比伯爵作为国王的使者与路易所做的种种交易，并拿出了他的亲笔书信作为证据，控告他叛国。为了救下丹比伯爵，同时避免自己因为对法政策而受到议会攻击，1679年1月，查理被迫解散议会，要求重新选举。

但是，从3月开始履职的新一届议会极度敌视天主教徒和约克公爵。沙夫茨伯里伯爵开始要求对这位公开承认自己天主教徒身份的公爵施以惩戒，并将他排除在王位继承人名单之外。但是查理非但没有遵从，反而又一次解散了议会，要求再次选举，以期能有一届听话点儿的下议院，可以投票反对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在议会解散前的最后一天，沙夫茨伯里伯爵成功地让《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获得通过。根据这项法律，国王无权推迟审判，也不得无故关押任何人。

然而，新选出来的下议院成员让查理十分警惕，以至于他拒不允许他们召开会议。支持《排除法案》的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追随者向国王请愿，请他允许议会开会。他们所属的乡村党因此被称为“请愿党”，不久之后，因为苏格兰国民誓约派在1638年请愿之后就曾被称为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所以他们又得了“辉格党”这个绰号。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丹比伯爵曾经领导的宫廷党开始被称为托利党（Tories），这是以前爱尔兰人对他们的天主教叛军的称呼。宫廷党早已公开表明他们厌恶沙夫茨伯里伯爵试图干涉国王特权的行为。

议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国王仍然拒绝让议会开会。伦敦的局势开始变得非常令人不安，人们纷纷传言内战将会再次爆发。苏格兰境内经受了将近20年迫害的国民誓约派开始反抗，他们在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附近谋杀了亲英格兰的大主教夏普（Archbishop Sharp），随后苏格兰东部和西部同时爆发了叛乱。叛军由阿盖尔伯爵之子领导——阿盖尔伯爵当初领导了第一批国民誓约派。至此，沙夫茨伯里伯爵已经开始计划让查理的私生子——肤浅又爱炫耀的蒙茅斯公爵取代天主教徒詹姆士继承王位。他的这项计划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操作下，蒙茅斯公爵被派到北部，镇压国民誓约派的起义，以此积累他自己的政治资本。蒙茅斯公爵依计行事，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博斯韦尔桥战役（Battle of Bothwell Bridge）中击败国民誓约派。之后，查理将约克公爵派去北部，以避开风头，国民誓约派受到了约克公爵的严厉惩罚。阿盖尔被逐出了苏格兰。

与此同时，查理开始观察形势以备伺机而动。直到1680年10月他才准许议会开会。下议院当即通过了《排除法案》。但是上议院的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劝其他上议院议员最好和他一样，不要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站队，而要见风使舵，于是这项法案被上议院驳回了，詹姆士得以保留王位继承权。

不过，所谓的《排除法案》危机（Exclusion Crisis）已经结束了。为了防止辉格党扶持傀儡上位，查理将蒙茅斯公爵送去国外。随着天主教阴谋案带来的影响逐渐消失，国内的气氛相应地缓和了，受此鼓舞，他在1681年1月解散了议会，宣布议会重新选举后到牛津开会。沙夫茨伯里伯爵在牛津的影响力不及在伦敦，因为在伦敦，他有一群暴民和一帮白衣会成员（Whiteboys）供他驱使。跟以前皮姆的做法一样，他利用这些人挑起街头暴乱，向议会成员施压。与此同时国王还镇定自若地和路易再次谈判，要求路易给予更多资助，以免他以后还要再次召集议会。

3月末，议会在牛津开会。辉格党存心挑衅，而且敌意十足，所以他们去参会时带上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国王也是如此。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英格兰又走到了内战的边缘。牛津议会（Oxford Parliament）又一次呼吁禁止约克公爵继承王位，最后枢密院建议让约克公爵任终身摄政，至于名义上的君主则由玛丽公主和安妮公主先后充任。

辉格党拒绝接受这个提议。于是，狡猾的查理最后一次解散了议会——从此他再也没有召集议会。事实上，如果当时议会继续召开会议，英格兰确实很有可能再次爆发内战，或者出现辉格党革命。但是辉格党领导人失去了这个机会。既然议会已被解散，议会成员自然渐渐失去了作用，机会很快就过去了。两个月后，沙夫茨伯里伯爵以煽动革命的罪名被押送到伦敦接受大陪审团的审判，但是负责审讯的陪审团成员都是辉格党人，于是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回了。沙夫茨伯里伯爵被无罪释放，令拥护他的人欣喜不已。他与蒙茅斯公爵一起逃往荷兰的海牙，但刚到那里不过几周时间，他就因健康恶化而死。

托利党开始反击。1683年的黑麦屋阴谋案（Rye House Plot）为他们提供了助力。这桩阴谋是一批辉格党极端分子策划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克伦威尔时期的士兵。他们密谋在查理的车驾经过黑麦屋的时候刺杀他——黑麦屋是个酒吧，位于伦敦和纽马克特之间的一条路上。尽管这桩阴谋只是少数狂热疯子策划的，但是查理利用这个借口，将最后一位辉格党领导人拉下台。他以微不足道的理由处决了两个来自显赫家族的贵族——罗素勋爵（Lord Russell）和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他们俩很可能都没有参与那桩阴谋，但都是《排除法案》危机的重要推手。

西德尼曾是克伦威尔的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他被处决的原因是他的文书中有支持诛杀暴君的言论。罗素勋爵则因为不肯接受“反对暴政专制是错的”这一说法而被杀死。诛杀两人的借口都是当初内战的奋斗目标的核心内涵，很多曾经加入清教徒议会党阵营并参与内战的辉格党贵族家族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观念。因此，到查理二世在位末期，他已经受到很多权贵和议会成员的排斥。西德尼和罗素被辉格党人视作公民自由事业的殉难者。后来的事实证明，辉格党人此时只是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下一任君主在位期间，他们将会为今日之事报仇。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国王是个胜利者。这段时期被人称作他的独裁期。他着手调整议会选举机制，以便让托利党占据大部分席位。因为辉格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市镇委员会（托利党的势力大多集中在郡委员会），所以他撤销了所有市镇委员会的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32。这些市镇必须选出以托利党为主的新的委员会，取代原先的委员会，才能重新拿到皇家特许状。他甚至给自己创造出一项新的权力，就是所有市镇委员会的选举结果都要经过国王的确认才能生效。没有人敢反驳他。所有那些针对他的阴谋和死亡威胁反而让他重新赢得了民意支持。国王无视《核验法》，将约克公爵詹姆士重新召回枢密院，又任命他担任海军大臣。不遵奉国教者和辉格党人被缉捕关押，丹比伯爵被释放。

查理在大获全胜的时候得意忘形了，没有及时召集议会，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因为根据1641年制定的《三年法案》，每三年必须召集一次议会。国王违反这项规定，令民众心中警铃大作，甚至连他的支持者都心生警惕。哈利法克斯伯爵对国王尤为失望。

国王多年来参与钩心斗角承受的压力，加上他纵情犬马声色的生活，终究显出恶果来了：1685年2月，国王突然中风去世，年仅58岁。在弥留之际，他用一如既往的风趣口吻道歉说自己“至死都是个糊涂人”。当他在交代这些遗言时，天主教神父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悄悄地从后楼梯走进白厅宫。当年查理在伍斯特战役后四处逃亡，曾躲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里，遇到了赫德尔斯顿神父。神父在约克公爵的带领下进入国王的房间，按天主教的信仰为国王行了临终的圣礼。从无家可归四处流亡，到取得胜利回到国内，再到最后在自己的奢华大床上去世，查理二世毫无疑问是一位强大的君主。以他的性格，他最后一句遗言不出意料地跟国事毫不相关。“不要让可怜的内丽（内尔·格温的昵称）饿着。”他说完就咽气了。

尽管他晚年行事日趋专断独裁，但是查理二世在位期间，两党制度初现雏形，议会政府进一步发展。丹比伯爵受到指控，最终确立了大臣向议会负责的原则。查理既不乏宽容又有些懒散的性格，让他成功地疗愈了内战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可怕的创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但是，尽管殖民地得到扩张，他的统治期却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声誉。查理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英格兰的袖手旁观客观上对法国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法国对整个欧洲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的统治在万众期许中开始，在取得国内专制集权的胜利后结束，他的统治生涯与“太阳王”本人不无相似。这最终导致一场新的革命爆发，一劳永逸地限制了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权力。

小白金汉公爵曾诌了一首打油诗，把查理二世逗得很开心：

我们国王漂亮又聪明，

他说的话谁都不敢信。

愚蠢的话他从来不说，

智慧的话也从未有过。

如今300年过去了，这首打油诗看起来可以算是对他盖棺论定了吧。

詹姆士二世（1685—1688）

托利党的反击让詹姆士顺利继位了，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议会表决通过了每年给他拨款190万英镑巨款的决议，这足以看出他当时有多受欢迎。尽管詹姆士英勇勤谨，并且与他第二任妻子天主教徒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的私人生活也规规矩矩，但是作为一个国王，他几乎跟他的父亲查理一世一样失败。他从查理一世身上继承了一些不好的性格特点，既顽固又非常不切实际。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焦虑曾迫使17世纪的英国人拿起武器战斗，如今在詹姆士登基之后，这一切又重演了。他之所以能够登基，是因为有信仰国教的托利党的支持。所以，当他将英格兰转变为天主教国家——甚至是人人厌恶的那种天主教国家——的打算大白于天下之后，他就注定要失败了。

詹姆士从继位之初就已经表现出他打算要做什么事了，只不过因为当时他与辉格党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特别深了，所以不管他做什么，其实都没有差别。尽管他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按照新教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国王的，但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周，国王就公开在白厅宫参加弥撒。他特意将举行弥撒的礼拜堂的大门敞开，来往的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在做什么。接着，他又采取了支持天主教徒的措施，包括警告所有主教，国王不许神职人员再在布道时发表反对天主教的言论。而且，尽管他并不需要路易十四的钱，但还是接受了后者的献金，因为“太阳王”希望能跟以前一样，以这种方式让不列颠在之后的争斗中保持中立态度。

到1685年夏天，流亡荷兰的辉格党人陷入了绝望。蒙茅斯公爵和阿盖尔伯爵决定在詹姆士坐稳王位之前，努力发动一场革命。阿盖尔伯爵渡海回到他自己在苏格兰的领地，而蒙茅斯公爵则去了英国西南部的几个郡。在那里，他宣称自己是查理二世的婚生子，是真正的英格兰国王。两个人发动的叛乱都失败了。蒙茅斯公爵在新森林（New Forest）附近的塞奇莫尔战役（Battle of Sedgemoor）中落败被俘。之后，在著名的惩罚性的血腥审判（Bloody Assizes）中，数百个支持蒙茅斯公爵的人被处决（其中大部分人被绞死、开膛、分尸）。主持血腥审判的是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杰弗里斯（Judge Jeffreys）。另有数百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

詹姆士抓住蒙茅斯公爵叛乱带来的机会，建立了一支只效忠于他的天主教常备军。他借口民兵素质不佳，组建了新的军团，任命罗马天主教徒为军官，让他们帮他对付已经初现端倪的革命势力，而且拒绝解散这些军团。到1685年10月，国王已经建成了一支由1.6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驻扎在伦敦郊外的豪士罗荒地（Hounslow Heath），时时操练，威慑敌对势力。拥有一支由他掌控的军队之后，詹姆士更有底气在议会中推行他的计划了。他要求他们废除《核验法》，因为他觉得将他的天主教教友排斥在公职人员之外是毫无道理的。但是议会觉得有一个天主教徒做国王，《核验法》的作用就比以前更为重要了，所以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当詹姆士企图动用他的豁免权来任命天主教军官时，议会成员公开指责他的行为，并宣布他的任命无效。见此，詹姆士命令他的这一届也是唯一一届议会休会。同时，他也罢免了所有托利党大臣，只有自私自利、毫无原则的桑德兰伯爵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 Earl of Sunderland）因为惯会投机，迅速改信天主教，才保住了自己的职务。

之后的两年里，本就不乐观的局面变得越发糟糕。1686年7月，詹姆士违法设立了教会委员会法庭，由他的新任大法官、喜欢判处绞刑的法官杰弗里斯主持。该法庭的目的是镇压教士的反抗，让教会逐渐罗马化。性情直率的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Henry Compton）反对这种做法，当即被国王罢免。在查理二世获胜的那段时期上任的一些法官对此给出了裁决，宣称只要詹姆士愿意，他就有权无视法律，有权任命罗马天主教徒担任政府职务。接下来，国王充分地利用这项裁决，接连地任命天主教徒。牛津和剑桥都被天主教徒占满，还有4名天主教徒进入了枢密院。1687年4月，詹姆士颁布了《信教自由令》，所有针对天主教徒和不遵奉国教者的法律都被废止了。他希望此举能让一些不遵奉国教者倒向他的阵营，然而，尽管不遵奉国教者曾受到英国国教会的迫害，但是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新教主义，而不是天主教信仰，所以完全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