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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事情照这个态势发展，很快就会导致又一场危机。诸如丹比伯爵等老托利党人开始与流亡的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密谋更换君主。最合适的人选显然是王位的顺位继承人玛丽公主。她是个忠诚可靠的新教徒，已经和奥兰治的威廉三世结婚。威廉乃路易十四的劲敌，此前他就通过各种渠道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废除《核验法》、反对打压新教信仰的立场。英格兰方面与荷兰大使多次会晤，开始秘密协商让威廉出兵英格兰、推翻詹姆士二世统治的计划。人们感觉到新教主义信仰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这种感觉在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信众逃往英格兰之后变得更加强烈。路易十四先前废除了他的先人颁布的《南特赦令》，又在过去的两年里将40万名胡格诺派教徒逐出法国。那些从法国来的流亡者告诉英国人他们在天主教徒路易的统治下经受了多么痛苦的折磨，令整个英格兰的人民都恐惧到战栗不已。他们开始担心以当前的情势来看，自己的房子被拆除、教堂被焚毁的日子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1688年6月，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詹姆士的第二份《信教自由令》对事态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他要求在该月的前两个礼拜日，每个教堂都要宣读这份《信教自由令》。这让曾为詹姆士加冕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圣洁随和的老人家威廉·桑克罗夫特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和其他6名主教一道向国王请愿，恳请他不要让牧师违犯法律。詹姆士正因为大部分牧师都拒绝在布道时宣读《信教自由令》而恼火不已，于是他顺势指控这些请愿的主教涉嫌发表煽动性言论，将他们关进伦敦塔。此事让英格兰人既震惊又反感，他们终于不得不相信新教的制度和自由权利即将被推翻。当押送主教的驳船驶向伦敦塔时，民众自发地聚集过来围观，大声地为他们祈祷。

安妮公主给当时身在荷兰的姐姐玛丽公主写信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以后，没有一个新教徒能幸免于难”。她还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我的宗教信仰；不仅如此，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宁可陷于困窘，靠人救济，也不愿改变信仰。”像6位英格兰主教这样的重要人物都受审下狱，这极大地冒犯了英格兰人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但因为詹姆士的两个女儿仍是虔诚可靠的新教徒，所以当时整个国家仍保持着冷静克制。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等到公主继位之后，信仰新教的女王一定会纠正她父亲的倒行逆施。

然而局势的发展打乱了他们原先的设想。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任妻子摩德纳的玛丽之前生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但是此时她又生了一个儿子，被册封为新任威尔士亲王。想到在年老的国王去世之后，继位的可能还是一个天主教徒，英国人就觉得无法接受。国王夫妇已经许多年未有生育了，这个时候竟然奇迹般地生出这个孩子，这让无数人都怀疑这个孩子究竟是不是国王的儿子——甚至有传言说婴儿不是王后所生，而是被放在暖床炉里带进王后卧室的。这个孩子来历不明的谣言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每当王位继承人出生时，内政大臣都得在产房旁边守着，以确保婴儿没有被人调换。直到近代，这种做法才被取消。

时间紧迫。6月30日那天，伦敦一个陪审团将几位主教无罪释放，令民众欣喜若狂。同一天，一封关键的信送到了奥兰治的威廉手中，请他出兵帮英格兰摆脱暴政和天主教信仰。他必须带上一支劲旅，既要能推翻詹姆士，又要能保障下一届自由的新议会被顺利地选举出来。这封信是由7个政治理念并不相同、来自王国各个地区的人共同签署的。他们代表着数以千计的民众，这些民众有些来自军队，有些来自全国各郡，有些来自教会，有些来自已经被解散的议会，背景身份各不相同。他们都认为，在詹姆士的统治下，英格兰新教主义信仰带来的自由权利正在消失；这个共同的担忧将他们团结到一起。签字人之中有托利党的领导人丹比伯爵——他曾是辉格党人最大的敌人，有伟大的伦敦主教康普顿，有罗素家族和西德尼家族的成员——他们俩都是查理二世在位期间辉格党殉难者的近亲，还有富裕的辉格党贵族——罗素家族的姻亲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

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的毕生之力都用来抵御法国人，保卫他的国家，所以如今有机会与英格兰缔结同盟，共同抵抗路易十四，他当然不会拒绝。詹姆士派人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威廉，但是因为一场东风，威廉率领的舰队沿海峡而下，避开了英格兰的舰队，两军之间没有任何交战。这场东风后来便被人称为“新教东风”。

奥兰治的威廉于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贝（Torbay）登陆。这个日期刚好是当年天主教徒企图炸毁议会大厦的阴谋被挫败的日期，所以在新教徒看来，这个巧合充满了象征意义。从托贝开始，这位荷兰总督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过英格兰西部，往首都前进。他带了一支由1.5万名士兵组成的规模庞大的军队，其中有4000人是当初支援荷兰人的英国士兵。幸运的是，几乎整个英格兰，上至各郡的长官，下到军队的士兵，都支持威廉来到英格兰。按一封邀请威廉前来的信件中的话说，他的到来可以“在今年的这种局面下，给予我们足够的帮助，减轻我们的痛苦”。在他赶往伦敦的途中，西部地区的所有贵族都亲自迎接他。他振臂一呼，响应者云集。

詹姆士召集了自己的军队，在索尔兹伯里迎战威廉，但是大量的士兵潜逃了，结果他不敢一战。威廉继续缓慢地向伦敦推进。连詹姆士最喜爱的一位士兵——已经为王室服务了20年的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都放弃了他，加入威廉的军队。詹姆士的女儿安妮公主也是如此。威廉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也就是1688年的这场运动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的原因。王后和襁褓中的威尔士亲王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James Edward Stuart）被送去法国。国王意识到大势已去。他在梳妆台上留下了一封信，斥责国人背弃他。之后他将国玺丢进了泰晤士河，让继任的君主难以签署官方文书。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试图追随他的妻儿去法国。然而令他难堪的是，在他出逃之后，两个英国渔民认出了他，把他押送回去，最后反而是威廉放他离开了。

詹姆士自己潜逃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会有军事冲突，所以不必流血牺牲就能实现自由选举。伦敦城原本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如今威廉的军队进入之后很快就恢复了秩序。1689年1月，他们发布了召集议会的令状，这届议会跟复辟前召开的那次一样，称为临时议会，它的目的是讨论出一个关于王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此之前需要先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难题。托利党仍然相信君权神授，所以希望建立摄政制度：詹姆士二世仍是名义上的国王，由玛丽在威廉的协助下实行真正的统治。但是辉格党不负其革命传统，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废除君权神授这套理论。他们的目标是确立国王应服从议会权威的原则。

如果建立摄政制度，那么詹姆士二世和他的儿子就会永远成为那些对当局不满的人反抗政府的旗号。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临时议会通过了最终的决议，该决议认为，詹姆士选择逃往法国，就意味着他已经主动退位了，所以当前王位空缺。临时议会还发布了《权利法案》（Declaration of Rights），历数詹姆士的违法行为。为了不触怒托利党人和教会牧师，他们没有责备国王本人，而是将这些非法行为归咎于他的大臣们。

当时托利党人就到底应该由谁继承王位的问题犹豫不决，但是奥兰治的威廉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来英格兰不是为了“给他妻子当男老师的”。他要么与她成为共治者，要么就自己回荷兰。既然威廉已经来了，那么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又离开，于是他们很快同意让威廉和他的妻子共同统治英格兰。2月23日，威廉和玛丽公主一起接受了议会让他们继承王位的请求，并签署了《权利法案》。

斯图亚特王室与议会之间的争斗大戏占据了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场大戏最终以这种方式落下了帷幕。它为不列颠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了基本法则。后世将1688年的这一事件誉为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它捍卫了英格兰的新教信仰，而对英格兰人民而言，新教信仰就意味着民众的权利和自由，是他们赖以对抗天主教专制君主迫害的武器。尽管英格兰王位上还坐着两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但他们是由议会任命的，而且他们必须向议会负责。这场革命标志着议会最终战胜了斯图亚特王室的所谓君主特权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谬论。如今，国王终于变得只是一个政府职位而已，国王可以由政府废立。君权神授的理论尽管依然被托利党人尊奉，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根基。议会战胜了王权。

威廉和玛丽（1689—1702）

威廉是个身材矮小、肤色偏黑、有点驼背的男子，还患有哮喘病，在外形上毫无吸引人之处。但是在他的画像里他显得颇有魅力，其中固然有画师刻意美化他的成分，比如说在大部分画像里，他都是骑在马背上，置身于战场厮杀之中，他生理上的缺陷便不会显示出来，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画像真实地传达出了他的英雄本性。在路易十四去世后，威廉成为17世纪晚期欧洲政治舞台上唯一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知疲倦地阻拦法国的霸权之路。他一生都处在争斗之中，加上他目睹了太多权力巅峰的阴谋诡计，比如说他的舅父查理二世就曾和路易十四密谋瓜分他的国家，所以他行事极为隐秘谨慎。除了他的少数几个荷兰高层核心成员，他谁也不信任。在这些人中，真正算得上与他关系亲密的只有荷兰侍臣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在光荣革命之前，负责与辉格党人协商诸事的主要人物中就有他。本廷克与威廉从幼年便是好友，后来威廉将他封为波特兰伯爵（Earl of Portland）。他对国王一片赤胆忠心，后来王室染上天花，女王玛丽因此而死，也是本廷克自愿负担起照顾染病的威廉的艰巨任务。

即便在英格兰生活了13年，威廉对荷兰亲信的倚重也丝毫未减。因此，到威廉离世之前，英格兰国内许多人都十分厌恶这批外国人的影响力。鉴于很多英格兰人两面三刀的行事做派，他形成总是秘密筹划所有事情的作风也就不难理解。很多英格兰人，甚至连联署请他来英格兰取代詹姆士二世的7位不朽功臣之一什鲁斯伯里公爵，都在威廉成为国王之后，厚颜无耻地选择两边押宝，偷偷地和躲在巴黎圣日耳曼（St Germain）的流亡国王詹姆士二世互通消息。事实上，尽管这场革命定下的方案最终会延续下来，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它到底能持续多久。甚至连王位继承人玛丽女王以及未来的安妮女王，都一直因为自己篡夺了她们父亲和同父异母弟弟的王位而愧疚不已。威廉在位期间，安妮公主一直暗中和她的父亲联络。

更有甚者，尽管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们都深受威廉之恩，但他们却丝毫不知感激。既然新教信仰面临的危机已经解除，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以及巴斯和韦尔斯教区主教（Bishop of Bath and Wells）就毫无顾忌地拒绝宣誓效忠于威廉和玛丽，理由是他们并不是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由于新君主必须得到大主教的承认，所以拒绝宣誓的桑克罗夫特被撤掉了全英格兰首席主教（Primate of All England）即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务，由低教会派（low church）的约翰·蒂洛森（John Tillotson）接任。尽管拒绝宣誓效忠的人只占教会的一小部分，而且并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实际上大部分牧师和许多托利党人依然暗地里支持詹姆士二世。他们这些人被称为詹姆士党人（Jacobite）。他们觉得，虽然詹姆士二世的宗教信仰那么令人讨厌，但他毕竟是上帝选定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他们还是必须效忠于他。

圣公会神职人员的这种行为也是对威廉三世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的一种反应（加尔文主义在本质上与长老会教义大同小异）。从新国王登基之初，他便毫不掩饰自己试图颁行《理解法案》（Comprehension Act），从而建立更为宽容的教会的打算。尽管他的这一尝试遭到阻拦，而且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惩罚性律法依然存在，但是1689年的《宽容法案》正式在官方层面确立了人们有权信仰不同的教派，无须遵守国教会规定仪式的原则。即便是不遵奉国教的新教徒，只要他们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就可以设立自己的教堂。事实上，这项法案颁行之后，除了罗马天主教依然受人排斥之外，其他所有教派都得到了民众的宽容对待，这在当时成了英格兰的一种风气。即便是一位论派的教徒，也能不受干扰地在他们自己朴素的房间里做礼拜。

英国人也越发迫切地想让新国王理解他必须听命于下议院。因此，议会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批准一次性地给威廉和玛丽拨付终身津贴，而是每年重新审批当年的拨款。同样的，虽然国王可以保留一支常备军，但是他必须每年重新向议会申请保留军队的许可。这两项措施确保了议会每年都能召开会议。

1698年1月4日至5日发生了一场火灾，白厅宫被焚毁。此后，威廉和他白皙俏丽的妻子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新落成的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他们夫妇更喜欢这座王宫，哪怕克里斯托弗·雷恩已经为他们重新改造过汉普敦宫，他们也不喜欢汉普敦宫。肯辛顿宫坐落在乡下一个名叫肯辛顿的小村子里，是一座舒适的现代化住宅，与又旧又脏的白厅宫完全不同，后者不仅设计布局杂乱无章，而且在玛丽的伯父查理二世手中，它完全变成了一个罪恶荒唐的场所。玛丽女王真挚自然、不加矫饰的性格让她与臣民颇为亲近。她将荷兰的郁金香、海景画和青花瓷引进英格兰，又让臣民模仿荷兰的风尚，用砖头建房子。简洁的几何图案的荷兰式园林最典型的特色就是水池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林木，这种园林在荷兰极为流行，如今也在英格兰风靡一时。如今在肯辛顿宫的室内橙子园旁边还能看到当年国王夫妇的花园。室内柑橘园也是玛丽女王引进英格兰的一种新事物，她曾在这里种植装饰性的橙子，向她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表达爱意（“奥兰治”在英文里就是“橙子”的意思）。

自成年之后，威廉三世几乎将毕生时间里都奉献给了他的伟大使命：阻拦路易十四的领土扩张步伐。他实际上对英格兰王位并无多大兴趣，之所以要求成为国王，只不过是为了把英国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拉到他的阵营，共同对抗法国。幸运的是，这场战争也符合英格兰的利益。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于1689年在爱尔兰爆发。当时威廉的岳父詹姆士二世带着一小队法国士兵在爱尔兰的金塞尔登陆，因此这场战争有时也被人称为“英国继承权之战”（War of English Succession）。由于爱尔兰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支持詹姆士的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尔兰是属于亲英格兰的。事实上，他们很不喜欢英格兰人。他们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将詹姆士送回他的祖先传下来的王位上，更多的是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将他们憎恨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移民逐出他们的土地。他们觉得那些人从他们手中窃取了土地，这种想法多少也算符合事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烧毁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外国移民的城堡和房子，迫使他们躲到伦敦德里（Londonderry）和恩尼斯基林（Enniskillen）坚守不出。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残酷境遇都无法压垮新教徒的意志，哪怕他们粮食耗尽，只能靠吃老鼠和猫肉为生，他们也不曾屈服。伦敦德里一直坚守到1689年6月。当时英格兰的一支舰队抵达福伊尔湖（Lough Foyle），伦敦德里和恩尼斯基林得以解围。这两场胜利，加上其他的一些军事胜利，令爱尔兰北部地区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威廉手中。1690年7月，在距离德罗赫达上游两英里处的博伊恩河（River Boyne）上，詹姆士被迫与他的女婿狭路相逢。

威廉三世宣布他既然来到爱尔兰就不会无功而返，随后他就在博伊恩河的另一岸排兵布阵，与詹姆士隔河对峙。威廉的所有士兵都绑着橙色的腰带，这是奥兰治王室的代表色。如今每年7月，在北爱尔兰新教徒纪念他们的“比利王”（King Billy）率领他们取得胜利的游行季，还能看到他们绑着这种腰带。尽管在战斗中威廉的肩部被炮弹碎片击中，受了重伤，但是他依然面不改色，率军渡河，让詹姆士被迫撤逃。

威廉提出的条件非常宽容。根据他们签署的《利默里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爱尔兰士兵可以选择解散并加入威廉的军队，或跟着他们的领导人卢肯伯爵（Earl of Lucan）去法国。该条约还给予了罗马天主教徒极大的特权，“让他们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像查理二世时期那样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威廉的许可下，至少1.1万名爱尔兰人去了法国。他们后来成了名震天下的爱尔兰军队“野雁军”（Wild Geese），成为欧洲大陆的斯图亚特王室军队和拥护者的中坚力量。但是刚刚夺取了议会掌控权的爱尔兰新教徒则没有威廉那么宽容。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爱尔兰天主教徒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让他们记忆犹新，所以《利默里克条约》里允诺的信教自由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执行。事实上，他们开始执行更为严厉的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性法律。

尽管在博伊恩战役（Battle of Boyne）的前一天爱尔兰就已经被攻克了，但是法国的海军上将图维尔（Tourville, French Admiral）在比奇角（Beachy Head）大败荷兰和英格兰舰队，导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格兰失去海防。一旦法国入侵，他们完全无力抵抗。好在法国和英格兰的战场从爱尔兰转移到了荷兰，加上英格兰军队在威廉的指挥下压制住了法国的进攻，这种担忧才一直没有变成现实。直到1692年英格兰在拉霍格海战（Battle of La Hogue）中取得大捷之后，英国的船只才再次控制了英吉利海峡。

但是威廉和玛丽还需要在苏格兰确立自己的统治。斯图亚特王室本就来自苏格兰，作为斯图亚特国王的家乡，苏格兰人对他的主张积极响应，尤其是苏格兰高地一带的天主教徒对他更是忠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0年。但是苏格兰低地一带的人大多是长老会教徒，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讨厌詹姆士二世。故而，由苏格兰各阶层组成的议会最后正式地邀请威廉和玛丽成为他们的君主。然而，苏格兰教会又一次废除了主教制度，导致一批人脱离了原本的教会和政府机构。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其成员中很多都是被驱逐的主教，他们被称为苏格兰圣公会教徒（Episcopalian）。苏格兰圣公会成为詹姆士党人的一大来源。在敦提子爵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 Viscount Dundee，伟大的蒙特罗斯侯爵的一位表亲）的领导下，他们和苏格兰高地的部落联合起来，在1689年年末发动了一次支持斯图亚特国王的叛乱。但是在基利克兰基山口（Pass of Killiecrankie）的战役中敦提子爵被杀，这支叛军便随之土崩瓦解。

叛军回乡之后，伦敦政府认为他们必须让苏格兰高地的各个部落彻底就范。部落的领主乃是关键：他们对自己的部落都有绝对的掌控，他们把部落视作一个大家庭——事实上在苏格兰盖尔语里部落一词的本义就是“孩子”。如果所有的部落领主都宣誓效忠威廉和玛丽，那么就相当于他们的部落也宣誓效忠，就不必担心以后再有暴动了。

宣誓效忠的截止日期是1692年的新年。但是直到那天，仍有一个部落领主没有宣誓，他就是格伦科的麦克唐纳家族（Macdonalds of Glencoe）的族长。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位名叫麦克·伊恩（Mac Ian）的领主到了1月6日才到达因弗拉里（Inverary）的英格兰驻军那里。他只超过了截止日期5天而已，而且当时正是传统节日假期，政府并没有太多别的事情要处理，但是苏格兰低地一带的政府已经受够了高地人的不驯，早就想对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加以惩治。威廉政府负责苏格兰事务的大臣斯泰尔领主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 Master of Stair）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有意要教训苏格兰人，所以给伦敦写信，要求杀一儆百，严惩该部落。他说他们有必要“维护社会公义，彻底消灭他们这类的贼子”。威廉亲自签署了剿灭麦克唐纳家族的命令，但是要求“务必隐秘、迅速，务求令其措手不及”的却是达尔林普尔。士兵们“没有打算麻烦政府提供监狱”。

达尔林普尔的心腹阿盖尔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部落的坎贝尔家族，告诉他们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向他们的世仇麦克唐纳家族报仇。2月1日，120名坎贝尔家族的成员乔装成政府的士兵，抵达了颇为神秘的与世隔绝的格伦科山谷，借宿在麦克唐纳族人家里。他们的任务是封锁山谷外出的所有道路，并在几天之内杀掉山谷里的所有居民，甚至连儿童也不能放过。与此同时，坎贝尔家族深知苏格兰高地人民具有热情好客的传统，所以他们确信自己来借宿不会遇到危险。2月13日夜间，一堆堆泥炭上跳跃的火苗发出暗淡的微光，见证了一场冷酷血腥的暴行。麦克唐纳家族的人盖着绿色的彩格呢被子，正在长夜里安眠，坎贝尔家族的人悄悄地起身，将屠刀伸向款待了他们将近两周的主人。38个人惨遭杀戮。

因为坎贝尔家族用的是枪而不是刺刀，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所以麦克唐纳家族3/4的成员成功地逃脱了，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尽管他们暂时脱身，但是他们逃出来的时候身上都只穿着薄薄的睡衣，当时是2月，正是漫天风雪的严寒时节，很多人和他们年幼的孩子都死在了逃亡的途中。然而仿佛奇迹一般，那些最终幸存下来的麦克唐纳家族的女人很多都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并且最后都生下了男孩。几个月之后，很多麦克唐纳家族的新成员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将会复兴他们的部落。这场罪恶的行动让坎贝尔家族好几代人都无法洗清自己的恶名，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迫使斯泰尔从威廉的政府辞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苏格兰和爱尔兰都已经归顺，国王终于可以将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到荷兰的战场上。1695年，他长期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攻克了边境的要塞那慕尔（Namur），终于挡住了法国的领土扩张。1697年路易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陷入僵局，至少必须暂时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双方签署了《里斯维克和约》（Peace of Ryswick）。路易放弃支持詹姆士二世，转而承认威廉为英格兰国王，归还他自1678年以来占领的除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朗道（Landau）以外的所有领土。随着《里斯维克和约》的签订，威廉第一次成功地扼制了路易的野心，他将这个成就归功于英格兰参战。

英格兰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成立银行是卓越的金融家、辉格党政治家查理·蒙塔古（Charles Montagu）的主意。他当时担任财政大臣之职，也是联名邀请奥兰治的威廉出任英格兰国王的7位政要之一。威廉王之战因为参战将士数量众多、战争持续时间长，耗费的资金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战争。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整整8年的时间里需要不断地获取食物和衣物的补给，总共花去了约4000万英镑的军费。以前筹集军费的常用办法是征收土地税，即根据土地面积向土地所有者征纳的一种税费。支持托利党的乡绅地主一般都有很多土地，但是没有多少现金，这种做法不仅让他们非常反感，而且让政府很快意识到通过征纳额外的税费依然无法支持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花销。

查理·蒙塔古想到是不是可以让民众永久贷款给政府。以前，财政部主要是通过向金匠短期借款来满足临时的资金需求。金匠是政府的主要借款代理，这种借贷的期限短、利息高。但这一次，政府面向公众发行国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所有国债销售一空，政府筹措到了所需的资金，而且是永久性借贷。通过购买国债借款给政府的富裕市民和一些普通商人能够从中获取收益——每年8%的固定利息。政府将用税收收入来偿付这些利息。

英格兰银行成立后没过几年就开始发行钞票，并成为一个储蓄银行。它成了新政府的重要支柱之一，因为它将有产阶级牢牢地绑在了革命阵营。如果詹姆士二世复位，那么这家辉格党的银行欠投资者的钱，他是不太可能去偿还的。在这个时期，也就是17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劳埃德咖啡馆（Lloyd’s）成了整个伦敦为船只和货物购买保险的最佳地点。之后的300年里，劳埃德咖啡馆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全世界最早的保险市场。

但是就在英格兰银行成立的那一年，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玛丽女王却因为感染天花去世了。威廉为之心碎，在她去世时，他痛苦得不能自已，在她的床边晕倒过去，被人抬了出去。此后他因悲痛而卧病在床数周，议会尝试对他进行安慰，但他还是不断地憔悴下去，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纪念他的亡妻，他命克里斯托弗·雷恩将格林尼治王宫（Greenwich Palace）改造成了一座海军医院。在他临终时，人们发现他在自己胸口心脏的位置放着他妻子的小像。

她的死让很多压抑着的力量一下子失去了束缚——玛丽至少还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詹姆士党人认为威廉不是合法的国王，于是一时间出现了很多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对此，下议院觉得有必要像当初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那样，制定一份《联合契约》来保卫国王和新教徒的胜利果实。

玛丽之死带来的巨大悲痛让同病相怜的威廉和他的妻妹安妮公主摒弃了前嫌。此前威廉怀疑约翰·丘吉尔暗中效忠于詹姆士二世，于1692年将丘吉尔从军队中开除并关押到伦敦塔，安妮公主心有不满，两人因此而疏远。丘吉尔如今已经获封为马尔伯勒伯爵（Earl of Marlborough），他和他的妻子莎拉·詹宁斯（Sarah Jennings）是安妮公主的好友。当初他入狱，让安妮公主与姐姐的关系降到冰点，直到玛丽去世都未能缓和。但是如今，安妮开始帮助她的姐夫代行女主人的职责，威廉和马尔伯勒伯爵之间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后来国王去世之后，马尔伯勒伯爵继承了国王未竟的事业，继续抗击法国。

到该世纪末，身体一直都不太好的威廉被多年来的军事斗争和繁忙的外交工作拖垮了。他刚登上王位时，任命的政府大臣既有托利党人也有辉格党人，此举的目的是希望能团结整个国家，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詹姆士党人不断地制造各种阴谋（其策划者全都是托利党人），加上托利党人不支持战争，所以在国王登基10年之后，他的大臣全都是辉格党人，被称为“小集团”（Junto），他们组成了一届一党政府。托利党人反对将大量的财富消耗在长期的地面战争上，也不同意组建大规模的常备军队，抨击这种做法不符合英国人的传统。辉格党的观点与他们恰恰相反。辉格党人要谋求商业利益，所以他们继续竭尽全力地支持战争，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阻止法国占领欧洲大陆的重要港口。在托利党人看来，威廉如今似乎已经变成了辉格党的国王。第三版《三年法案》颁行，修正了曾被查理二世利用的法律漏洞，规定任何一届议会的任期都不能长于3年。威廉的进步观念使他放任《许可证法》（Licensing Act）在1695年失效，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发行报纸不必再经过政府的审查。这一情况，加上之前颁行的《宽容法案》，让人们进一步感觉到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是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到18世纪20年代，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形容英格兰的宪法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给出版社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让最强盛、最富有创见、最不拘一格的出版社得以出现，成为捍卫英格兰人民自由权利的一支强大力量。

然而，1698年的大选中，由于整个国家已经厌倦了9年来持续不休的战争，托利党人在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如今伦敦的哈利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的领导下赢得了下议院的大部分席位，迫使威廉开除了一些辉格党大臣，并裁减军队至7000人。但是后来的事情证明裁军为时过早。1700年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打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势力平衡：无子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Charles Ⅱ）病重去世了。

自从几十年前人们知道卡洛斯二世不可能生出继承人之后，整个欧洲就一直在猜测等他死后，幅员辽阔的西班牙帝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在他死前，从理论上讲，继承王位的人选有3个，其中有两个人是英格兰和荷兰颇为忌惮的。第一个是法国的王太子，他的母亲是卡洛斯二世的姐姐；另一个是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约瑟夫大公（Archduke Joseph），他的母亲是卡洛斯二世的另一个姐姐。他们两人任何一个继承王位，其领土都会得到很大的扩张，势必会打破当前的势力平衡。若他们继位，法国或神圣罗马帝国不仅能得到西班牙的国土，还能得到西属尼德兰的10个省份，以及米兰公国、马略卡岛（Mallorea）、墨西哥（当时它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全境及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南美洲除巴西和圭亚那地区之外的全部地区、古巴、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西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等其他领土。除了领土之外，他们还能占有西班牙帝国境内丰富的金银矿产。

在签署《里斯维克和约》之后，奥兰治的威廉一直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路易十四协商，试图找出一种公平合理的办法，避免将广阔的西班牙帝国全部交给某一个国家。协商的结果是在1698年三方签署了《秘密分割条约》（Secret Partition Treaty）。根据该条约规定，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英格兰一致同意，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之后，他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即帝国第一任皇后的外孙巴伐利亚选帝侯将成为西班牙的新国王。然而第二年选帝侯意外去世，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于是在1700年3月他们制定了第二份《秘密分割条约》，规定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次子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继承西班牙王位。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考虑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本人的想法。他在1700年10月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他已经拟定了遗嘱，将整个西班牙帝国交给了他的甥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Philip of Anjou）。腓力前往南边的西班牙，接任王位，成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一场新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爆发了。法国军队开始入侵西属尼德兰，占领了它的军事要塞和港口。

这对威廉三世而言是个重大的挫折。他一生征战的目标，压制路易十四之势的决心，被一扫而空。与此同时，在他统治的国家，局势也不容乐观，托利党人的反应非常激烈。托利党人不同意再为新的战争拨出哪怕一分钱。在他们看来，政府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英格兰王位继承危机上，而不是关注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因为7月的时候，安妮公主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即11岁的格洛斯特公爵去世了。托利党议会下定决心要让国王清楚地了解到，英格兰并不会对荷兰国王予取予求，相反，荷兰国王应该是英格兰的仆人。议会要求威廉将所有外国人开除出枢密院，并通过一系列的法案禁止外国人在政府任职或在议会列席，进一步限制他的权力，这相当于已经对威廉发起了正面攻击。议会成员甚至试图限制国王的行动自由，要求他未经议会许可不得离开英格兰。威廉提出要退位并回到荷兰去，但是他们说服了他留下来，而限制王权的立法工作仍在继续。尽管他从来没有任何试图干涉司法的行为，但是议会还是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除了议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任免法官。1701年，议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废黜了詹姆士二世的王位，规定他的信仰天主教的子嗣无权继承王位，并规定如果威廉和安妮均无嗣而亡，那么汉诺威选帝侯夫人（Electress of Hanover）、詹姆士一世的新教徒外孙女、波希米亚“冬季王后”伊丽莎白的女儿兼继承人索菲娅（Sophia）将继承英格兰王位。《王位继承法》同时规定，未来的国王和女王都必须是英国国教会的成员，这项规定直至今日依然有效。

但是到了1701年秋天，那些鸵鸟般的托利党人不得不将自己埋在沙堆里的头抬起来，正视路易十四的意图。9月6日，等詹姆士二世在圣日耳曼咽下最后一口气后，路易撕毁了《里斯维克和约》——他在这项和约里承认威廉三世是正统的英格兰国王——转而拥立詹姆士二世的儿子为詹姆士三世，即历史上的“老觊觎王位者”（Old Pretender）。

路易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的这个举动让英格兰人觉得法国国王竟敢决定谁是英格兰国王，这个想法让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一致赞同对法国开战。英格兰主动提出与荷兰、哈布斯堡帝国组成新的大联盟（Grand Alliance），令威廉松了一口气。威廉召回他的辉格党大臣，再次开始扩充军队。他说，他所喜欢的东西无非战争。随着时间进入新的一年，他迫切地筹备着发动战争。但是他等不到那一天了。1702年2月20日那天早晨浓雾弥漫，他从汉普敦宫骑马出去，结果马被一个鼹鼠丘绊倒了，国王从马上摔下来，锁骨跌断了。当时威廉的身体本就已经每况愈下，否则的话这个伤也不会那么要紧。但是一直以来兼任荷兰和英格兰政府首脑的沉重压力，加上一生的辛苦奔波，摧毁了他的健康，导致他在3月8日病逝。尽管詹姆士党人听说那位“矮小的、穿着黑色天鹅绒衣服的绅士”去世了，都觉得大喜过望，但是王位并没有传到“老觊觎王位者”手中，而是传给了安妮公主。

安妮（1702—1714）

安妮女王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她是个身材矮胖、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小妇人，但是她天生的英格兰人的性格和随和亲切的举止与她的冰冷、严峻的姐夫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她深受臣民的爱戴。她对英国国教会抱有很大的热情，导致在她死后，神职人员和托利党中潜藏的詹姆士党人都不再搞什么阴谋了。新女王身体一点都不强健，事实上因为患有严重的痛风，她几乎无法行走。她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抬着去参加加冕典礼的君主。但是与她的羸弱恰恰相反的是，她在位期间，她的好友马尔伯勒伯爵让英格兰强大的军事实力名扬天下。女王在位时，英格兰军队取得了几场重大的军事胜利，彻底击垮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仍然不可战胜的路易十四。这得益于马尔伯勒伯爵取得的胜利，英格兰获得了大量的领土，扩充了它的第一帝国的版图，使它成为一股可怕的国际势力。

安妮的统治时期恰好与长达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时间上有所重合。不仅如此，这段时期恰好是18世纪的开端。这个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们开始推崇理性。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标志着“君权神授”这种迷信观念被契约政府所取代，这预示着理性主义正在兴起，文化正在发生转变。欧洲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带来了对逻辑推崇备至的思潮，其理念鼓励人们相信，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还是实践上，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恰当的理性思考找到答案。直到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极端的理性主义也有阴暗面，从那以后，对逻辑的推崇才开始降温。

但是这些问题离安妮女王都太遥远了。她并不费心去认识什么思想家。简单的家庭之乐，比如打牌、逛花园、与挚友相处等，是她最大的乐趣所在。在1702年，她最好的朋友还是马尔伯勒伯爵及其夫人——傲慢的莎拉·詹宁斯。从学生时代开始，女王就对莎拉言听计从。这样一来，英格兰实际上是由马尔伯勒伯爵统治的，这倒是一件极大的幸事，因为在安妮即位之初这个国家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当初法国的军队虽然人数与英格兰所在的同盟军基本相同，但是路易的军队却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已经经过了40多年的战场打磨，所以，多亏了马尔伯勒伯爵作为军事战略家拥有出众的天赋才能，才没有让法国将他们控制的傀儡国王送上英格兰王位。威廉死后，马尔伯勒伯爵不仅接替这位荷兰国王担任英荷联军的最高统帅，还继续肩负起威廉未竟的使命，致力于打击法国势力。

这场战争不只是决定谁来主宰欧洲。如果路易攻占了荷兰——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西属尼德兰以南的地区已经完全掌控在法国人手里——那么离他入侵英格兰，将天主教徒詹姆士三世送上王位的那一天只怕也不远了。那样一来，新教君主的统治就会被推翻，光荣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所有权利和自由都将被剥夺。

尽管最后英格兰还是有马尔伯勒伯爵这样出色的将领以其卓越的军事天赋击败了“太阳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事情看起来并不那么乐观。当时人们虽然都觉得马尔伯勒伯爵是英格兰军方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但是他一直有言行无忌、野心过重的恶名，很多人都认为此人不值得信任。

更糟糕的是，1704年年初，情况突然急转直下，英格兰几乎陷入了绝望。巴伐利亚选帝侯宣布支持路易和他的孙子腓力五世，并允许法国军队借道他的国家。如此一来，法国军队就打开了通往多瑙河河谷和维也纳的道路。在巴伐利亚人的帮助下，法国军队以横扫千军之势清除了一切敌人，几乎快要将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都变成他们的阶下囚。如果这一切成真的话，那么路易就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兵力支持，英格兰和荷兰是无法再与法国继续对抗的。

皇帝的一半兵力被用来镇压他所统治的匈牙利境内的叛乱——这些兵力本应该被用于对抗法国。法国人已经做好了攻占维也纳、宣布胜利的准备。军队的每个角落都浮动着激动的情绪，所有人都在巴伐利亚人的帮助下为最后的进攻做准备。似乎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阻止维也纳沦陷，因为在军用运输车辆还未出现的那个时代，维也纳与同盟军所在的荷兰之间长达250英里的距离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英格兰和荷兰的军队没办法及时赶到，解救维也纳。

在这种危急的背景下，路易自以为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没有急着发动进攻，而是在凡尔赛宫宽敞的屋子里不紧不慢地做准备。这个时候马尔伯勒伯爵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是堪称天才的决定。他命令他的军队穿越欧洲，跨过那250英里的距离。他计划赶到巴伐利亚，赶在法国人抵达奥地利之前将他们击败。最后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