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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伯勒伯爵需要解决两个巨大的难题。首先，他这个计划想要成功，就必须做到出其不意。他不能走漏一丝风声，否则法国就会在巴伐利亚集结大批的军队以逸待劳。所以除了他信任的对接人——皇帝军队的最高统帅萨伏依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知道他的计划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目的。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尔伯勒伯爵的军队必须躲避法国间谍的探查，同时为了避免夏季暑热的不利影响，他们选择在夜晚和清晨行军，行军的具体时间是从凌晨3点到上午9点。其他，他还不能将他的目的地透露给荷兰人，因为他们不会让他离开——他一旦离开，荷兰边境就无人防守了。因此，法国人和荷兰人都以为马尔伯勒伯爵领兵出征的目的是攻打洛林或阿尔萨斯（Alsace）。直到他折道往东，离莱茵河越来越远了，他们才意识到他在奔赴巴伐利亚。

马尔伯勒伯爵的行军之旅是他凭着出众的组织能力完成的令人惊叹的伟大功绩。军队每次驻扎休息，营地里都有新的战马、新鲜食物和枪支弹药在等着他们，因此军队始终士气高涨。到了海德堡（Heidelberg），每位士兵还领到了一双新靴子。马尔伯勒伯爵和当年的亨利五世有些相似，都凭着对将士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赢得了军心。和很多其他将领不同，他总是亲自到队伍前面带队。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厌恶不必要的杀戮和牺牲，这一点也让他在同时代的许多冷酷无情的将军中显得与众不同。甚至，除非有把握获胜，否则他从不轻易开战。

马尔伯勒伯爵与欧根亲王及皇帝利奥波德的军队会面的地点选在了一座名叫布伦海姆（Blenheim）的小村庄附近，那座村庄位于巴伐利亚境内的多瑙河上游地区。为了防止同盟军攻占巴伐利亚，法国不得不立即调遣军队前去那里，于是就顾不上攻占维也纳了。英格兰士兵穿着显眼的红白相间的外衣，在泥泞的地面上聚集得越来越多，一条名叫内贝尔（Nebel）的小河环绕着他们。法国军队望着对面的英格兰军队，他们意识到，或许从这一刻起局势就要发生逆转了。他们以为英格兰士兵应该还在荷兰的北海沿岸地区，根据传统的估计，距这里足足有60天的行程。但是英军却突然出现在巴伐利亚的腹地，擂着战鼓，发出嗜血的嘶吼声，威胁着他们。

在同盟军的将领看来，再没有哪一场战役能比这场战役更为关键了。对马尔伯勒伯爵而言，它关系着英格兰的命运，对欧根亲王来说，这决定着他的君主利奥波德皇帝的未来。他们两位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和战士。8月12日，身材矮小但是身姿挺拔、衣着考究的欧根亲王，和一向有些衣冠不整，如今因为长途跋涉更显得邋遢的马尔伯勒伯爵，在一顶白色的小帐篷里完成了毫无保留的坦诚协商。这次行动始终坚持的一个方针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他们决定在黎明时分发起进攻。法国的兵力依然超过同盟军8000余人，但是他们的骤然袭击打得法国军队措手不及，加上卓越的战术，他们很快就突破了敌军的战线，直逼敌营中央的指挥站，迫使巴伐利亚选帝侯不得不逃之夭夭。他们取得了胜利。2.3万名法国士兵死于此役，另有1.5万名被同盟军俘虏。塔拉尔元帅（Marshal Tallard）也被迫投降。此前的20年里，法国军队在正面会战的战场上一直所向披靡，但是布伦海姆的这一战却将他们“无敌之师”的美名毁于一旦。

获胜之后，马尔伯勒伯爵仍像平常那样随性。他随手在一张餐馆账单的背面用铅笔写了自己获胜的消息，给他的妻子寄去。他的妻子和其他英格兰人一样，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关于战况的消息。8天之后，消息传到伦敦。当人们知道马尔伯勒伯爵已经打败了“太阳王”，阻止了人们以为近在咫尺的侵略之后，整个国家都欢呼沸腾起来。人们纷纷涌入印刷店，要求复印他的捷报，将印刷店都挤得水泄不通。这场胜利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人们专门为他在克里斯托弗·雷恩翻修过的圣保罗教堂里举办了一次典礼，议会也投票通过了给予马尔伯勒伯爵巨额现金奖励和册封他为公爵的决议。出于对他的感激，安妮女王将牛津郡的许多土地都赏赐给他——那是中世纪时期伍德斯托克王宫的所在地。她还命建筑师范布勒为这位民族救星设计了一座配得上他的宫殿，并将之命名为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

这场伟大的胜利也给苏格兰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此前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苏格兰人曾试图在巴拿马的达里恩（Darien）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结果失败了，自那之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当初英格兰的航海法律禁止苏格兰人与英格兰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作为反击，苏格兰人制订了达里恩计划（Darien scheme）。但是移居达里恩的苏格兰人，要么因为疾病，要么由于西班牙人的袭击，全部葬身于那里。西班牙人之所以袭击他们，是因为他们认为达里恩是西班牙的领地。在苏格兰殖民者遭遇厄运的时候，英格兰政府及英格兰殖民地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补给，也不肯帮他们击退西班牙人，导致双方交恶。1704年，苏格兰人采取了报复行动。当时英格兰面临着来自路易十四的严峻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安妮女王迫不得已，只好接受苏格兰方面提出的《安全法案》（Bill of Security）。法案规定，除非安妮的王位继承人将其权力下放给苏格兰议会行使，否则苏格兰将自行拥立其他信仰新教的人选为苏格兰国王，不再尊奉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君主。

想到北方将另立君主，威斯敏斯特的政要们便觉得很不安：只要詹姆士三世宣布改信新教，《安全法案》基本上为他的回归扫平了其他一切障碍。但是随着布伦海姆大捷的消息传来，加上1705年海军上将鲁克（Admiral Rooke）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英格兰政府终于有底气跟苏格兰谈判了。英格兰提出了统一方案，给予苏格兰人许多优惠，但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方案，坚决不肯放弃另立君主的打算的话，那么在英格兰境内居住的以及在军队中服役的所有苏格兰人，都会被视作异国人，将受到逮捕和关押。更重要的是，1705年圣诞节以后，苏格兰的所有农产品、制造产品和牲畜都不能再进入英格兰。

为了显示他们所言非虚，政府开始派遣大量军队驻扎到苏格兰边境——他们如今不必再随时准备着迎战路易十四了。苏格兰人面临着灭顶之灾，但是只要放弃自古以来的独立地位，他们就能安居乐业。他们别无选择。双方敲定了协议，并在1707年10月正式签署了《联合法案》（Act of Union），规定两国将成立一个联合议会，并统一税收制度和币制。苏格兰人在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中占据45个席位，并在上议院中占据16个席位。他们获准拥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并保持苏格兰长老会的地位。以后君主加冕时也必须要宣誓保护该教会。从此以后，苏格兰的加工制造商便能与英格兰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获取丰厚的利润。不过，因为苏格兰境内的紧张局势，加上苏格兰人勇敢刚强的民族性格和对勤劳的推崇，所以很多苏格兰人选择移民去英格兰殖民地，而不是与这些地方进行贸易。大量的苏格兰人为建设大英帝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相比，他们的贡献可谓巨大。

从1707年开始，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开始合称为大不列颠。詹姆士一世设计的联合王国旗帜，即由代表圣乔治和圣安德鲁的两个十字架组合而成的米字旗，终于成了国旗。安妮女王因此成了大不列颠的第一位女王。但是大部分苏格兰人对两国合并感到十分不满，此后的40年里，信仰天主教的苏格兰高地一带居民两次试图将天主教徒“老觊觎王位者”送上英格兰王位，苏格兰的新教徒竟然坐视不理，由此可见一斑。

布伦海姆战役结束后的几年里，马尔伯勒和欧根亲王又相继取得了发生在拉米伊（Ramillies）、奥德纳尔德（Oudenarde）和都灵（Turin）等地的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太阳王”对欧洲的掌控逐渐被削弱，西属尼德兰的领土几乎全部被同盟军接管了，法国军队被逐出了意大利，利奥波德的儿子查理大公得以成为米兰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路易的孙子腓力五世对他们的袭扰依然没有减弱，很快，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就先后被他攻占了。同盟军当时拥立查理为西班牙国王，但结果在1707年，西班牙人在阿尔曼萨战役（Battle of Almanza）中击败了同盟军，重新拥立腓力为国王。1711年，查理的哥哥、新皇帝约瑟夫一世意外去世，于是查理大公继位，称查理六世。同盟军于是远不像当初那么热切地拥立查理为西班牙国王了，因为他们并不希望哈布斯堡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合并。这样一来，战势就不像当初那么激烈了。

安妮女王继位之初，以马尔伯勒为首的托利党人把持了政府，马尔伯勒的好友——来自康沃尔郡的政治家西德尼·戈多尔芬（Sidney Godolphin）出任财政大臣。他负责为战争筹措经费。另外，诺丁汉伯爵丹尼尔·芬奇（Daniel Finch），一位典型的信奉高教会派的托利党人，担任国务大臣之职。随着冲突的不断持续，戈多尔芬和马尔伯勒都发现自己越来越疏远自己的党派，反而越发地倾向于辉格党，因为辉格党人与敌人抗争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为了能将辉格党纳入政府体系，马尔伯勒和戈多尔芬挫败了高教会派托利党人的一项企图。按照当时的法律，不遵奉国教者只要时不时地去英国国教会的教堂领受圣餐，就可以担任公职，高教会派托利党人试图堵上这个法律漏洞，却被他们拦住。但是当他们阻止《反对偶奉国教法案》（Bill against Occasional Conformity）通过后，诺丁汉伯爵和他的追随者愤而辞职。随后，托利党人越发频繁地叫嚣“教会危矣”，试图利用亲托利党的女王的畏惧心理；而马尔伯勒发现随着辉格党大臣上任，他在管理国家时受到的掣肘越来越少，因为辉格党人从来不会批评战争。他的所作所为让他原先所属的旧党派对他升腾起难以磨灭的恨意，他们一边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企图找出可乘之机，一边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动手，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机会。

然而，尽管原先辉格党的小集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加入马尔伯勒的政府，而且一些资历较浅的辉格党人，如来自诺福克郡的一位名叫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的颇有才干的乡绅，已经有权审查政府文件，但他们的权力根基还是受到了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冲击。1709年马尔普拉凯战役让2万名英格兰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场胜利没有让民众如往常般兴奋，毫无疑问，战争已不再是人心所向。马尔伯勒曾被大众普遍地誉为民族的救星，如今却被诋毁为“屠夫”，甚至不久之后连女王自己都开始反对马尔伯勒。这实在是有失公允。

安妮女王在位期间一直对马尔伯勒一家恩宠有加，赐予他们许多贵族封号、珠宝珍玩乃至房屋田产，甚至给了他们入住温莎的一所房子的殊荣。莎拉·马尔伯勒（Sarah Marlborough）担任了女王的内库主管兼女王的服饰女侍长两项要职，但她自负惯了，只觉得这是她应得的。这种恩宠持续了六七年。私底下他们对对方都有专门的称谓：女王称马尔伯勒夫妇为“弗里曼先生”“弗里曼夫人”，而马尔伯勒夫妇称呼安妮女王和她的丈夫丹麦亲王乔治为“莫利一家”（Morleys）。但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显然已经开始厌倦了随时听候女王差遣的日子——女王因为严重的痛风和水肿，基本上生活不能自理，自然不易伺候。

莎拉的一位名叫阿比盖尔·玛沙姆夫人（Mrs Abigail Masham）的表妹是女王的大侍女，她伺候安妮女王尽心竭力，几乎对女王寸步不离，莎拉见此甚为欢喜。公爵夫人有意叫阿比盖尔·玛沙姆夫人替她完成宫廷里的工作。女王喜欢让侍女陪她闲坐，公爵夫人甚至也让阿比盖尔·玛沙姆夫人替她陪伴女王。莎拉是个没耐心的人，在过去的20年里，她一直充当着宽慰女王，做她最好的朋友，为她出谋划策的角色，早就已经受够了。女王常常找尽借口只是为了跟莎拉一起去温莎——在她喜爱的人面前，女王从无骄傲可言。

但是阿比盖尔·玛沙姆夫人可不像她表面看起来那样天真无害。她不只是马尔伯勒夫人的表妹，也是托利党领袖罗伯特·哈利的亲戚，她与他早已狼狈为奸。玛沙姆夫人曾得到哈利的专门授意，知道如何给女王灌输不利于辉格党人的想法。她开始设法让安妮女王不再喜爱公爵夫人。当女王挚爱的丈夫乔治亲王去世后，她向玛沙姆夫人寻求安慰，这让公爵夫人无比妒忌，以至于怒火中烧。尽管乔治亲王是丹麦国王的弟弟，但是王室成员一直觉得他为人可笑，对他颇为轻贱。他痴迷于制造船模，王宫的各个橱柜上都摆着他的作品，但是人们觉得对一个成年男子而言，这种爱好无异于不务正业。查理二世曾对他做过评价，他的评价确立了朝廷对待乔治亲王的态度：“我曾在他喝醉时试探过他，也曾在他清醒的时候考验过他，结果无论哪种情况下，他都是个脑子空空、胸无点墨的废物。”但是他的妻子却极为崇敬他。

正当女王为丧夫而伤心不已的时候，莎拉开始禁止阿比盖尔出现在女王身边。事实上，她用大量的时间，搜肠刮肚地找出一切词汇谩骂女王的新宠，甚至和安妮女王争吵不休。到最后女王不堪其扰，甚至不得不给马尔伯勒公爵本人写信，请求他约束一下莎拉，让她举止得体一点，以免她“说长道短的声音”让她们成为“全城的笑柄”。

由于妻子不知收敛的行为，马尔伯勒本人与女王的关系也迅速恶化，这对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而言，委实是有些不可思议。王宫之外，辉格党人担心阿比盖尔对他们的诋毁已经开始侵蚀他们的政府根基，这也让马尔伯勒公爵的位置不如从前稳固。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

辉格党人起诉了一名名叫萨谢弗雷尔博士（Dr Sacheverell）的托利党高教会派传道士，理由是他在布道时攻击不遵奉国教者、辉格党人和革命后的政策对英国国教会有害。这一案件被人们解读成对持不同意见者的迫害，最终导致了辉格党政府的垮台。女王对案件的审理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她常常亲自出席法庭。辉格党公诉律师的言论让她觉得备受冒犯，印证了她觉得辉格党人根本不尊重君王的观点。普通民众也大多无法接受萨谢弗雷尔因言获罪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向来以言论自由而自傲。辉格党人一直声称他们对抗路易十四是为了抵抗暴政，但是他们这次的行为本身却颇有几分暴政的味道。

到1711年10月选举时，玛沙姆夫人和哈利已经说服了女王将政府中大部分的辉格党人撤职，连她的老朋友戈多尔芬都不例外。空出的职位都被托利党人占据了。托利党人打着“教会危矣”的旗号，成功地赢得了大选，于是托利党人掌握了大权。公爵夫人莎拉已经失去了她的职位，因为女王再也无法忍受她的怒火和不知收敛的行为。同年，托利党人指控马尔伯勒公爵有挪用公款之嫌，女王于是撤销了这个自己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忠仆的一切职务，直至调查结束，这一举措再次显示了女王性格软弱。尽管这些指控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是马尔伯勒已经受够了。他与妻子感情不和睦，又被女王的背叛伤透了心，所以他不想再留在英格兰了。他去了国外。国家为了纪念他的伟大胜利而建造的那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从未住进去过。他最后一次请求谒见女王，却被女王拒绝了，他的悲惨遭遇以此收尾。

最终，局势落入了托利党人的掌控中。托利党人的领袖哈利是个狡猾、阴险、行事诡秘的人。他们决心结束战争。詹姆士党人第二代奥蒙德公爵被任命为军队的最高统帅。1712年，他服从托利党国务大臣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的密令，放弃了对敌作战。这场可耻的阴谋导致了欧根亲王和皇帝查理六世战败。英格兰方面还撤销了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和荷兰军队的一切援助，迫使他们接受和谈。然而，英格兰获得和平的方式实在不算光明正大，它本质上是法国在背后操作的结果。

尽管路易十四曾表示，“只要马尔伯勒被撤职，我们想要的一切就都能实现了”，但是实际上，随着1713年和谈结束，《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签署，托利党人通过斡旋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尽管托利党人对待不列颠先前盟国的卑鄙行为让辉格党人大感不满，但他们根本无计可施。由于此前哈利遇刺受伤，所以带领谈判队伍去巴黎参加和谈的是亨利·圣约翰——他在这一年被封为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博林布鲁克子爵是下议院口才最好的演说家，也是个不择手段的政治家，但是他在和谈中迫使法国签署了对英格兰大为有利的协议，为后来的大英帝国奠定了基础。

不列颠得到了纽芬兰、哈德逊湾（Hudson Bay）一带的领土以及原法国殖民地阿卡迪亚（Acadie，为了纪念苏格兰统一，这个地方被改名为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在拉丁语中是“新苏格兰”之意），动摇了法国在北美地区的霸主地位。不列颠不仅通过这种方式成了新大陆的海上霸主，还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和梅诺卡岛（Minorca），成为雄霸地中海一带的一股强大的新势力。这些殖民地和新占领的领地让不列颠的海上贸易额翻了一番，于是，继借由过去半个世纪的零星战争完全接管荷兰的货运生意之后，不列颠又朝着成为欧洲主要贸易国的目标进发了。在南面，不列颠还将圣基茨岛（St Kitt’s）也并入了它原有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版图，除此之外，它还在臭名昭著但利润丰厚的黑奴贸易中分得了一杯羹，获得了西班牙政府颁发的特许证，可以往西班牙殖民地贩卖黑奴。另外，它还获准每年往南美地区输送一船的制成品。

因为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王室在血缘上非常亲近，所以《乌得勒支条约》还试图避免这两国的王位归属同一个人。在皇帝查理六世的斡旋下，帝国接管了西班牙之前在欧洲占领的大部分领地——西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Sardinia），而荷兰则拥有了在那慕尔等边境重镇驻军的权利，可以与法国对峙。萨伏依公爵领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而且兼并了西西里岛；勃兰登堡公国（Brandenburg）成了普鲁士王国（Kingdom of Prussia）。后来普鲁士王国成为德意志境内对抗奥地利方面的主要力量，它与奥地利之间的争斗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此，可以说《乌得勒支条约》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欧洲几个大国之间的势力平衡，直到18世纪末这种平衡才被打破。然而，在此期间，由于西班牙企图夺回它原先的领土，发动了国际战争，这种平衡的局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与此同时，法国发起了新一轮的与英格兰争夺殖民地和贸易的竞争，共同的利益导致法国和西班牙的两个同属波旁王室的君主达成了一份所谓的“家族协定”。

《乌得勒支条约》迫使年迈的路易十四再次接受英格兰的王位应交给信仰新教的继承人的规定。这意味着，在安妮女王之后，英格兰王位将由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继承。然而，尽管在《乌得勒支条约》的谈判中厥功至伟，但是精明的博林布鲁克子爵早已经打定主意，宁可拥立“觊觎王位者”詹姆士为新君，也不要让外国人登上王位，因为人们都清楚，如果汉诺威的乔治（George of Hanover）掌握了大权，那么托利党人的失势不过是早晚的事。作为皇帝手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乔治对托利党人背叛同盟的行为仍感到愤愤不平，倒是和辉格党人过从甚密。而且，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已经是83岁高龄了，是行将就木之人，若她继承了王位，那么，作为她的儿子，乔治势必成为托利党人需要打交道的主要人物。因此，托利党人深知若是任由事情如此发展，安妮女王去世之日，便是他们垮台之时，故而很多托利党人开始公开倒向“觊觎王位者”的阵营。博林布鲁克子爵甚至在他还在巴黎谈判的时候，就已经和詹姆士党人有所接触。

托利党大臣的行动颇为小心，所以外人难以推测他们究竟筹划了什么阴谋，到底有哪些人参与其中，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明确的计划。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托利党人似乎给身在法国的“觊觎王位者”传递了不少消息，隐约暗示了他们将在安妮女王去世之后发动一场叛乱。但是，尽管辉格党人已经失去了政权，他们却并没有失去政治头脑。他们立即催促汉诺威大使代表选帝侯夫人之子乔治向上议院提起申请，让乔治以剑桥公爵的身份列席上议院。如此一来，乔治就能一直留在英格兰，以免发生政变。然而安妮女王因为王位继承人之争触及了她的丧子之痛——她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之前去世了——所以感到十分恼火，她给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写了一封措辞颇为阴毒的信，拒绝了乔治来英格兰的请求。据说这封信将选帝侯夫人气得一病不起，最后病逝在海恩豪森皇家花园（Herrenhausen gardens）。如此一来，乔治就成了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7周之后，安妮女王也去世了。

当时事情迅速朝着对詹姆士党人和“觊觎王位者”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安妮女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事态发展，因为她无法向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发难。而且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她也认可王位世袭的原则。哈利（此时其爵位是牛津伯爵）和博林布鲁克子爵因为《分裂法案》（Schism Bill）的问题产生了分歧。该法案试图禁止不遵奉国教者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教育他们的孩子，而牛津伯爵本人就是不遵奉国教者。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矛盾的深层原因是牛津伯爵支持汉诺威的乔治继位，而博林布鲁克子爵拥护詹姆士党人。玛沙姆夫人觉得牛津伯爵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所以果断地放弃了他，转而和博林布鲁克子爵合作。在女王卧病期间，牛津伯爵和博林布鲁克子爵一直争执不休，最后安妮罢免了牛津伯爵，任命博林布鲁克子爵为政府首脑。詹姆士党人觉得他们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

如今博林布鲁克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首席大臣了。然而，就在他打算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政变计划时，这些计划被那位已经全身水肿的女王整个摧毁了。在他成为政府首脑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30日，女王突然中风，显然她随时都有可能去世。博林布鲁克还在犹豫要不要动手，因为他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全准备好，就在这个时候，萨默塞特公爵、阿盖尔公爵和什鲁斯伯里公爵三位辉格党公爵夺取了政权。正如博林布鲁克的支持者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说的那样，对他们而言，“时机还未成熟，运气便已消失”。当时安妮女王已经意识不清，躺在她的那张雕花大床上，随时可能咽气，但她还是在辉格党人的劝说之下，气喘吁吁地说出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名字，任命他为新的财政大臣。

掌握了这等大权之后，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刚一去世，辉格党的几位公爵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召集了伦敦城的民兵实施戒严，并封锁了所有港口，随即宣布汉诺威选帝侯为新任国王，即乔治一世（George Ⅰ）。对此，博林布鲁克子爵只能懊恼不已地说：“只要再给我们6周时间，我们就能将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再也没有什么可让我们害怕的。然而，星期二牛津伯爵才被罢免，星期天女王就死了！这都是什么事！命运跟我们开了个什么样的玩笑！”

因为辉格党人的沉着冷静，从安妮女王到乔治国王的政权过渡实现得颇为平顺。据说，当时“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境内企图阻止他登基的，别说是人，连一只耗子都没有”。整个国家都无比平静，以至于新任国王——汉诺威王朝的首位君主直到9月18日才来到英格兰，当时安妮女王已经去世近两个月了。随着他的到来，托利党人下野了，并在野整整半个世纪。英格兰名义上由来自德意志的汉诺威王室统治，实际上被掌控在辉格党的寡头政府手中。

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在位期间的政策颇为酷厉，但是这段时期，英格兰迎来了一场文学的繁荣。内战期间，关心时事的政论家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小册子，加上17世纪末审查制度有所松动，两者共同作用，将英文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等作家在这个时期创作了英国文学历史上最尖锐、最直白的一些讽刺作品，其文字风格坦率自然。范布勒和霍克斯莫尔（Hawksmoor）等建筑天才为富人设计建造了大量巴洛克风格的房屋，其中尤以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最为富丽。这是安妮女王在位期间最杰出的建筑。由于受荷兰建筑大量使用红砖的影响，这栋房子风格简单，令人舒心。安妮在位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功绩就是她下令修建了50座新教堂。

安妮女王性格单纯、生活简朴，加上她天性温和虔诚，又经历了17个孩子全部死去的苦难折磨，所以人们发自内心地敬爱她。她在发表第一次议会演讲时就强调了自己是个典型的英格兰人，这对当时刚刚被荷兰人统治了13年的英格兰人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此后，在德意志人乔治的统治期间，人们回想起安妮女王，无不满心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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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为纪念“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这个历史事件，英国将11月5日的夜晚命名为“盖伊·福克斯之夜”。英格兰许多地方政府会组织盛大的焰火表演，人们也会点燃篝火，把英国叛国者盖伊·福克斯的人物模型扔到火中烧毁。——译者注

24因拒绝同意国王的要求而被解散，没有通过任何立法，故而获此名称。——译者注

25英国级别最低的世袭头衔之一，仍是平民身份。——译者注

26英国贵族院于1544年改名为上议院。本书1544年前的部分采用贵族院对应平民院的译法，1544年后的部分采用上议院对应下议院的译法。——编者注

27指的是免经司法程序而实施褫夺财产权和公民权处罚的法案。——译者注

28本书此后对尼德兰采用现今常用的中文称谓“荷兰”。——编者注]

29[ 圣诞节次日，如遇星期天则顺延一天。——译者注

30Unitarian，该教派认为上帝系单一者，因而反对三位一体的说法。——译者注

31此五人姓名首字母恰好为C、A、B、A和L。——译者注

32皇家特许状是一种由英国君主签发的正式文书，专门用于向个人或法人团体授予特定的权利或权力，不少城市和大学等重要机构都是因为获得皇家特许状才得以设立。——译者注

汉诺威王朝

乔治一世（1714—1727）

乔治一世在54岁时加冕为英国国王。他一生都居住在德意志北部的汉诺威并统治着那里，因此不可避免地对汉诺威更感兴趣。汉诺威实行绝对君主专制，而在英国，吵嚷不休的下议院常常令他万分困扰。汉诺威的国土面积甚至比威尔士还小，在其统治者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之后，它才跻身为德意志的一线邦国。而至少在过去300年中，英国一直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现在她已经显现出帝国的辉煌。但是，英国的这位新国王却坚持奉行“汉诺威中心主义”。他看待所有事务时都会从汉诺威的立场出发，甚至认为英国能与汉诺威联合，简直是英国的无上荣耀。其子乔治二世也沿袭了这种态度。曾有深谋远虑的人士警告，汉诺威的扩张虽然与英国毫无关联，却会使英国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之中。同时，新国王对汉诺威的态度以及汉诺威奉行的独立外交政策在根本上是本末倒置的。不过，与让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继位相比，这一切都显得不那么严重了。

因此，在1714年，英国被迫表现得好似已经抛弃了长久以来的排外传统。大批英国贵族聚集在格林尼治的彩绘厅，欢迎新国王以及他在维也纳之围中俘获的来自土耳其的奇怪随从。和国王一同抵达的还有许多汉诺威大臣，他们用异国语言急促地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语。懂英语的大臣用略生涩的英语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在富裕的英国宫廷中扩充财富。而英国大臣只是在背后嘲笑他们冗长而难以读准的德语名字，在他们听起来，这些德语名字好似可怕的咳嗽声。

英国的政治阶层表面上显得彬彬有礼，而实际上他们却十分鄙夷这位来自德意志的国王。这是因为与以前不同，这位新国王并非由君权神授或上帝恩赐而产生。确切地说，他是议会法案和辉格党革命政策的产物。乔治一世被议会推上了国王的宝座，如果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少在目前还未取得国家支持的时候，议会同样可以将他废黜并遣返他回到汉诺威。除此之外，这位新国王的个人品质也不足以俘获臣民的心灵和思想。他丝毫没有继承斯图亚特家族的非凡领导才能。无论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还是查理二世，领导才能总会在几代国王身上周期性地出现。然而，人们却很难相信乔治一世是来自莱茵河畔的传奇王子鲁珀特的外甥。

乔治一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意志不伦瑞克人。他身材矮小，眼球突出，下颚宽大，甚至在与情妇的交往上也沿袭了德意志人循规蹈矩的作风。他共有两个情妇，都是汉诺威人。其中一个生得虎背熊腰，另一个瘦骨嶙峋并且非常迷信。英国人很快给她俩起了绰号，一个叫“大象堡”，一个叫“五月柱”33。她俩严格遵守每隔一天轮流侍寝的制度。无论轮到哪个情妇，侍寝的流程总是一成不变。首先，情妇会和国王单独享用一顿朴素的晚餐，然后一起打打牌、听听音乐。接下来，国王会不厌其烦地用纸剪出一些侧面人像。英国人难以忍受乔治一世的呆板作风，并且觉得他的两个情妇都奇丑无比，想不通留着有何用。

此外，乔治一世还怀有一种畸形的报复心理。他将结发妻子策勒的索菲娅·多萝西娅（Sophia Dorothea of Celle）单独禁闭了长达30余年，以此作为对她与浪荡子弟柯尼希斯马克伯爵（Count Königsmark）私通的严厉教训。据说，他杀死了柯尼希斯马克伯爵，将其分尸后埋在妻子更衣室的地板下，以惩罚他斗胆与自己的妻子私通。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某个早晨，柯尼希斯马克伯爵离开情妇之后，就再也不见了踪影。第二天，索菲娅·多萝西娅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阿尔登（Ahlden）的城堡中。供她解闷的只有周围池塘里的几只天鹅。万分惊恐的侍女告诉王后，她再也不得离开城堡半步，直到被装进棺材运出来的那一天。她的小儿子，也就是未来的乔治二世，在母亲因私通（她的丈夫则公然与情妇交往）而被迫离开家庭时，只有差不多9岁。小乔治长大了一些后，曾试图游过护城河去探望自己的母亲。但还没游多远，就被守卫从河里捞了出来。因此，这位威尔士亲王理所当然极度厌恶他的父亲。

新国王一点儿也不奢侈挥霍，在这一点上他无可挑剔。他没有大兴土木，生活上也没有铺张浪费。相反，他的辉格党大臣却忙不迭地召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大建宫殿，极尽奢华。乔治一世有一句话非常著名——“我讨厌所有诗人和画家”。但是，他对音乐家并不反感，曾斥巨资把亨德尔 （Handel）34从汉诺威请到英国。亨德尔在汉诺威任宫廷最高指挥，来到英国之后则被聘为皇家御用乐师。亨德尔的大部分名作是在伦敦创作完成的，其中包括《水上音乐》（Water Music）和《弥赛亚》（Messiah）。《水上音乐》在乔治一世位于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游艇音乐会上首次演出。

乔治一世对汉诺威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多，以至于无暇处理英国政事。他不太听得懂英语，在内阁开会与大臣们交流时不得不使用蹩脚的法语和更为蹩脚的拉丁语。然而，就连这样的内阁会议也极少召开。他在离开深爱的祖国大半年之后，便把英国完全托付给内阁管理。如此一来，由大臣而非君主构成的内阁政府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此前，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内阁便已经取得了较快发展。乔治一世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将权力拱手让给巧言善辩的辉格党领导者，这种权力即便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也属于君主特权。也就是说，他把君主特权让给了光荣革命后权力持续膨胀的大地主贵族家族。因此，现在决定议员构成、议会结束时间和大量政府肥缺委任于谁的是辉格党人，前提是他们宣誓对国王效忠。

直到乔治一世的曾孙、出生在英国的乔治三世继位之后，汉诺威家族才明智起来，察觉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乔治三世极力试图收回被辉格党贵族窃取的任免权，但历经祖父和父亲整整两代人的放权之后，在1714年至1760年长达47年的时间里，辉格党贵族一直以国王的名义控制着英国政权。不得不说，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震惊。托利党在这整个时期都是在野党。托利党因为詹姆士党人对斯图亚特家族的同情和其领导者博林布鲁克的行为而备受诟病。博林布鲁克曾在乔治一世统治期间叛逃他国，充当“觊觎王位者”的首席顾问。

在这一时期，英语议会中的下议院变得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两位人物——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都因为执掌下议院而赢得了极大的声望。沃波尔是一位享有20英石35俸禄的乡绅，他通过赤裸裸地贿赂控制下议院；皮特身材瘦高、言辞犀利，他凭借无与伦比的口才让下议院臣服。一旦时机成熟，这两个人便接受爵位，脱离下议院，摇身一变成了上议院议员。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统治之下，自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开始出现的政治倾向已经演变成了一项成熟的政治原则：在前两任国王统治时期形成的政党政治体制下，国家由内阁管理。也就是说，由在上议院或在下议院中拥有席位的国王和大臣构成的内阁，必须属于在下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

乔治一世频繁离开英国前往汉诺威，带动了君主立宪制的另一项重要发展：其在位期间，英国第一次出现了后人熟知的首相一职。英国首相在国王不在本国时负责决策，可以被看成国家首席执行官。乔治一世、乔治二世统治时期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塑造英国政府的杰出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烙印。沃波尔虽然贪婪、世故，其主导的系统性贿赂与腐败令许多同时代的人厌恶不已，但他还是完成了自己应尽的使命——维护和平、稳定环境，使汉诺威王朝这一脆弱的新生政权得以生存、发展。他坚持认为，斯图亚特家族会抓住一切机会，在战争时期和英国敌对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实现复辟阴谋。因此，他极力避免英国卷入任何战争。这也成为他饱受诟病的一点。他不择手段地规避英国在同盟条约中的责任，成功地与法国维持了长达20年的和平关系，还通过规避国外战争，创造低税收环境，以此利诱托利党乡绅支持辉格党。在沃波尔的机智运作和精心呵护下，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基础逐渐变得牢固起来。

然而，综观整个英国，许多家庭仍对斯图亚特家族怀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恋，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统治家族。托利党乡绅会把酒倒在一杯水中，以此私下为詹姆士二世的儿子“水上之王”祝酒。沃波尔是一名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不安地把乡绅的行为限制在“身体动作”的范围内；他相信，如果能够容忍詹姆士党人的这种庆祝方式，汉诺威家族将慢慢地被英国民众所接纳。

即便如此，乔治一世在英国执政还不到一年，詹姆士党人便引爆了一场代号为“第十五”的叛乱。1715年暮春，英国国内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年夏季演变成了一场叛乱，暴民高声呼喊：“拥护詹姆士三世！他不是‘觊觎王位者’！”9月，马尔伯爵（Earl of Mar）在苏格兰的布雷马（Braemar）高举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三世即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八世的旗帜，公开领导叛乱。

不仅信奉国教的乡绅无法克服他们对外来国王的天然厌恶感，不遵奉国教的天主教家庭也在他们的古老信念中保留着对斯图亚特家族的忠诚。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大计也在天主教家庭中蓬勃发展。由于天主教家庭宁愿在偏远地区坚守自己的信仰，也不愿意回到英格兰中部地区，所以，詹姆士党人在英格兰北部和南部地区势力较强。不过，苏格兰才是詹姆士党人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苏格兰低地人和高地人中，数量可观的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汉诺威王朝，他们渴望恢复原有的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法国境内的詹姆士党人将密信封存在手套中，然后缝在大衣内衬上，以这种方式传递信息，指挥苏格兰境内的詹姆士党人准备好在正统的国王踏上属于他的土地时，为国王而战。法国的詹姆士党人承诺，这一天将很快到来。在博林布鲁克的领导下，詹姆士党人的密谋策划者决定在苏格兰发动叛乱。

可是，谁料反叛者时运不佳，“第十五”叛乱完全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最大的灾难性问题在于，路易十四完全没有兑现召集法国军队的承诺。“太阳王”路易十四在马尔伯爵举起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大旗的5天前去世了。对反叛军来说，这个时间点实在太糟糕了！但站在汉诺威王朝的角度看，这或许像威廉三世所乘的“新教东风”一样，是历史对他们的一种庇佑。现在领导法国政府的是支持汉诺威王朝的摄政王，至此法国出兵援助“觊觎王位者”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马尔伯爵在苏格兰高地发动叛乱之后，便立即陷入困境，不知接下来应该如何行动。他需要在英国得到军事上的支持，然而获得军事支持的可能性变得越发渺茫。面对詹姆士党人的威胁，英国政府颁布了《骚乱取缔令》（Riot Act）。该法令规定，对于12人以上的集会，如果集会成员收到解散命令之后没有立即解散，治安官有权逮捕所有集会成员。政府以此为把柄，逮捕了许多在英国南部指挥叛乱的幕后主谋。

但是，到了当年10月，斯特灵附近爆发了谢里夫缪尔战役（Battle of Sheriffmuir），马尔手下只有1万士兵，而英国政府军却多达3.5万人。显然，反叛者并不能对乔治一世的统治构成太大威胁。除了兵力上对比悬殊之外，马尔作为将军显得过于软弱。在士兵相信做最后一次冲锋就能够赢得胜利时，他却下令撤退。1715年12月，“觊觎王位者”终于姗姗来迟。但是，他本人并没有起到任何振奋军心的作用。这位年轻人举止庄严、身材高挑、面色白皙，身上丝毫没有那种士兵期待看到的斯图亚特家族应该具有的王者魅力。“觊觎王位者”举止优雅，接受过法国教育，而大多数支持者即苏格兰高地人的外表，令他惊恐不已。在他眼中，这些人无外乎一群肮脏的野蛮人，因此他本人几乎不愿意和他们交流。

“觊觎王位者”如果能够坚持向南挺进的话，或许能够取得一些成绩。谢里夫缪尔战役结束之后，马尔将军命令军队北上，撤退至珀斯（Perth）。之后，“第十五”叛乱便一蹶不振。1716年1月16日，反叛军向北溃散；12月4日，马尔将军和王子抛弃了他们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追随者，乘船逃往法国。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叛军领导者德文特沃特伯爵（Lord Derwentwater）、肯莫尔子爵（Lord Kenmure）和尼斯代尔伯爵（Lord Nithsdale）则留在英国，面临被斩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