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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鉴于叛乱整体组织得极为混乱，发布了大赦令，几乎没有惩罚参与叛乱的苏格兰民众。但是，政府和乔治一世认为，留着尼斯代尔伯爵等英国天主教领导者后患无穷，于是决定处死他们，以儆效尤。

许多英国人仍怀着强烈的反汉诺威情怀，他们觉得被刚刚来到自己国家的德意志国王统治十分畸形。乔治一世宣布，他准备在处决犯人的前夜举办一场舞会，英国人因此更加不欢迎这位国王。幸运的是，尼斯代尔伯爵的妻子是一位果敢决断的女性。在丈夫因为投身于大多数英国人都应该参与的光荣事业而即将被斩首时，她不愿袖手旁观。临刑前几天，她在舞会上见到了国王。她大着胆子扯着国王的胡须，把他拉进附近的一间小休息室中。一想到被关押在伦敦塔里的丈夫只剩下几天的人世光阴，她的泪水便像断了线似的。她双膝着地，跪在国王面前，哭着哀求道：“请饶他不死吧，陛下。他会成为您最忠诚的仆人。”但是，国王粗暴地将她推到一旁，命令侍卫把她扔了出去。

这个小插曲很快传遍宫廷，人们认为国王的举止十分无礼。作为一名女性和英格兰伟大伯爵的夫人，她居然会被一个汉诺威人如此对待。但是，尼斯代尔伯爵夫人魄力非凡，她并没有因为这次痛苦的经历就此放弃，而是擦干眼泪，打起精神，连忙前往伦敦塔。伯爵夫人带着一名贴身侍女和另外一位女性，说服了比国王心软的守卫放她进去与丈夫告别。人们听到下面这段经历，都会同情她，也为她高兴。守卫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她精心准备的波尔图葡萄酒，竟没有发现这位魅力十足的女性离开时，身边的随从从2个变成了3个。拂晓时分，人们才发现，被认为睡着了的尼斯代尔伯爵原来只是一堆破布。多亏了勇敢的妻子，尼斯代尔伯爵才可以在法国芬芳的空气中品尝葡萄酒的滋味，而此刻他那些不走运的兄弟却已经身首异处了。

“老觊觎王位者”虽然仍然健在，却不得不在老家法国之外寻找一个安身之所。摄政王将体弱多病的“娃娃国王”路易十五控制在手中，计划自行登基。他迫切需要把汉诺威政府收买为自己的同盟。因为，一旦路易十五去世，他需要得到英国的支持，才能打败继承关系最近的西班牙的腓力五世，宣布登基。实际上，“觊觎王位者”的复辟大业在西班牙的号召力更大。这是因为《乌得勒支条约》摧毁了西班牙世界强国的地位。“觊觎王位者”给西班牙提供了报复英国的机会，这与西班牙枢机主教阿尔贝罗尼（Alberoni）恢复西班牙国际地位的雄心不谋而合。

1718年，帕塞罗角海战（Battle of Cape Passaro）爆发，英国再一次摧毁了西班牙称霸地中海地区的计划。英国海军击沉了西班牙舰队，占领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阿尔贝罗尼对帕塞罗角海战的结果愤怒无比，进而开始支持英国“觊觎王位者”的复辟大业，希望借此报复英国。他成功撩起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对这个阴谋的兴趣。乔治一世从丹麦手中购买了原瑞典直辖领地不来梅（Bremen）和费尔登（Verden），这让查理十二世十分恼火。查理十二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军事领袖，如果他出现在苏格兰高地率领反叛军作战的话，汉诺威王朝可能真的会有所惧惮。但是，乔治一世似乎再一次命中注定稳坐王位。在这项密谋计划从纸上落实到行动之前，查理十二世突然暴毙。阿尔贝罗尼最后一次协助“觊觎王位者”登基的尝试发生在1719年。当时，在奥蒙德的率领下，5000名士兵东渡苏格兰，但成功登陆者只有300人，他们很快在格伦希尔（Glenshiel）被打败。

英国政府担心再度发生类似“第十五”的叛乱，于是仓促颁布了一项法案，希望通过加强政府权力来稳定局势。《七年法案》（The Septennial Act）规定，选举由3年一次改为7年一次，辉格党的权力得到巩固。这项法案一直持续到1911年。乔治一世的国家首席大臣斯坦诺普将军（General Stanhope）参加过之前的战争。他建立了一个由法国、英国、荷兰和查理六世组成的新四国同盟，迫使西班牙坐到谈判桌前。英国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废除引起麻烦的阿尔贝罗尼的权力。没有了阿尔贝罗尼的赞助，英国“觊觎王位者”再一次被迫流亡欧洲，寻找其他赞助人支持自己完成宏伟大业，而这些赞助人通常都三心二意。最近，“觊觎王位者”成了一个小男孩——查理·爱德华王子（Prince Charles Edward）的父亲。这意味着斯图亚特家族的直系血脉得以延续，他也终于感到了一丝慰藉。

最初，乔治一世政府的构成十分混杂，其中包括马尔伯勒的女婿桑德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和英勇杰出的斯坦诺普将军在内的辉格党元老。斯坦诺普将军及其助手约翰·卡特里特（John Carteret）、桑德兰都属于威廉三世有几分认可的辉格党人。他们相信，英国需要在欧洲发挥作用。但乔治一世政府还包括新一代辉格党政治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汤森勋爵（Lord Townshend）及其妻兄——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沃波尔爵士。新一代辉格党政治家与斯坦诺普将军在英国是否应该参与欧洲大陆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汤森和沃波尔优先考虑的是维持稳固的财政基础，因而力图使英国避免战争和卷入国际事务。鉴于这一点，他们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更接近托利党而非辉格党。他们与时任英国首席大臣斯坦诺普将军决裂之后，隐居于诺福克的府邸消磨时光。王位继承者所属党派的意图日渐清晰，他们在伦敦的所有自由时间都聚集在莱斯特府（Leicester House），即威尔士亲王的府邸。在那里，他们围绕着“未来可继承权益”，形成了一支反对派。他们离被乔治一世召回的日子不远了。

不管斯坦诺普将军的外交天赋是多么出色，他领导的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令人不甚满意。尤其在财政问题上，管理部门重重地摔了一个跟头。这位直率豪爽的老兵对手下大臣的控制力度不足，1720年，“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危机爆发。这次重大金融丑闻的诱因是大臣们鼓励民众购买政府企业发行的股票，再用民众的资金偿付公共借贷。1711年，在辉格党人罗伯特·哈利的领导下，英格兰银行支付了战争款项。受此启发，托利党成立南海公司，接手了价值90万英镑的国家债务。作为回报，英国将《乌得勒支条约》中获得的南美洲贸易垄断权全部交给了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也就是说，投资这家企业的股东会获得分红。由于法国战争造成了巨额花费，当时英国负有高达5200万英镑的债务。南海公司主管希望收购全部债务，因为这项业务可以带来丰厚的佣金收益。1720年，南海公司通过贿赂政府官员，促使议会批准其收购一半的国家债务。南海公司主管继而说服政府持股人将手中的国家债券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南海公司由此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南海公司发布广告，向人们许诺有机会获得比购买政府股票高得多的收益，政府大臣本身也力挺南海公司的股票。事实证明，两者相加，产生了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南海公司股票价格飙升。从清洁工、售货员、女仆、商人到议会议员，每个人都购买了一些南海公司的股票。人们的行为几近疯狂——许多人将房产和财物一并抵押，用借来的钱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虽然老辣的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公开表示，她认为“泡沫将很快破灭”，但还是极少会有人放着明摆着的快钱不赚。

截至1721年冬天，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持续上涨了几千英镑。但此时，南海公司开始发布文书，禁止其他公司在盈利时兑现股票。这给市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人们对所有投机行为，尤其是南海公司丧失了信心。市场崩溃，股价随之暴跌。南海公司股票泡沫破裂之后，有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成百上千的人面临破产。对政府的恐慌和不信任席卷全国，尤其是政府大臣曾接受贿赂推广股票的内幕被披露之后。一名大臣畏罪自杀，财政大臣约翰·埃斯勒比（John Aislabie）因涉嫌腐败被逐出下议院，斯坦诺普将军不堪重压，心脏病突发去世，桑德兰则被调查。整个英国徘徊在歇斯底里的边缘。

而前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此时正在诺福克，心平气和地打理着地产和生意。然而，每一封送达他在森林隐居之所的信件都要求他重返政坛、挽救英国。令人愉悦的回声逐渐演变为震耳欲聋的合唱。每家报纸都呼吁他复出救国。曾经大声疾呼人们警惕狂热投机行为危险性的人正是沃波尔。他是一名真正懂金融的敏锐政治家，并且能够坚守“底线”。桑德兰在难以抵挡的诱惑面前屈服了，而沃波尔则借助南海股票泡沫危机走上了权力巅峰。在人们的要求下，他接管了政府。自此之后，他的表现一直十分出色。

罗伯特·沃波尔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威尔士亲王的宫廷。他和妹夫汤森一同厘清了政府财务问题，重树了民众对英国政府的信任。在乔治一世余下的统治时期里，英国维持了国内外的和平局面。《乌得勒支条约》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帮助英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复苏。沃波尔最明智的地方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大多数英国人都能较为容易地加入辉格党。到18世纪中期，下议院中托利党人的数量下降至60人。沃波尔甚至通过维持教会和解的现状，与托利党顽固派达成了和解。“静局勿扰”是他最喜欢的座右铭之一。虽然他本人坚持认为应该实行宗教自由，但他相信没有必要像其他辉格党人公开恳求的那样废除《核验法》和《团体法》，因为这会令高教会派失望。同样，他也认为没有理由剥夺非国教徒的公民权利。因此，他每年都会针对违犯《核验法》和《团体法》的公民颁布一道“赦免令”，允许不遵奉国教者担任公职。这是一种典型的沃波尔式妥协：他的政策不会取悦所有人，但可以取悦足够多的人让政策奏效。

在这样一位开明且世俗化的领导管理下，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呼声很快销声匿迹。虽然复辟的隐患仍像埋在地下的热炭一样危险，但给热炭扇风让它重新燃烧，力度还远远不够。詹姆士党人的阴谋破灭之后，与其关系密切的罗切斯特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Francis Atterbury）没有遭到处决，只是被流放。这表明，复辟的威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博林布鲁克甚至也被允许回国，但仍被禁止踏入上议院半步。

王国重回有识之士的手中，乔治一世因此得以轻松地每年抽出好几个月离开英国，前往位于海恩豪森的旧宫放松心身。伦敦的一切都比不上故土有吸引力。1727年，英国首位汉诺威国王在汉诺威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因中风去世。英国国内反应平静，詹姆士党人中没人出面干涉父子之间直接移交政权。午夜，沃波尔把老国王去世的消息通报给新国王。那个场景一定十分有趣。体形肥胖的沃波尔不得不艰难地双膝跪地，弯下腰向他的新君主致敬。当时，乔治二世正睡得迷迷糊糊，他提起马裤，生气地说：“这个谎话编得真好。”他一直不愿承担任何来自父亲的责任。他的父亲也总是拒绝让他在自己频繁离开英国时担任摄政王。现在，他无法相信，自己真的成了国王。

乔治二世的继位甚至让聪明淡定的沃波尔都焦虑了很多天。他担心痛恨父亲的新国王会视自己为父亲的亲信，进而解除他的公职。实际上，乔治二世确实准备把首相一职交给平庸之辈斯宾塞·康普顿爵士（Sir Spencer Compton）。但是，他深明大义的妻子安斯巴赫的卡罗琳（Caroline of Ansbach）是沃波尔的密友，她说服乔治二世相信，让沃波尔继续担任首相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王室的利益。在乔治二世的加冕仪式上，沃波尔以惯常的老练姿态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老国王被安葬在汉诺威。除了现在成了肯德尔女公爵（Duchess of Kendal）的“五月柱”之外，没有人因老国王的离世而过于悲伤。自从不幸被关押在阿尔登的索菲娅·多萝西娅去世的消息传来，她就十分担心老国王的健康，因为曾有算命师预言，老国王会在妻子去世后的一年内随她而去。这让女公爵对每个预兆都感到惶恐不安。不过，据说她后来在艾尔沃思（Isleworth）的别墅里找到了新的慰藉，帮助自己克服了悲痛。老国王去世后不久，一只黑色的大乌鸦飞进了她的房间。她相信，老国王的灵魂附在这只乌鸦身上。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讲述她如何向这只乌鸦屈膝行礼，如何恭敬地聆听它的鸣叫——直到一场致命的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

乔治二世（1727—1760）

乔治二世在许多方面都比他的父亲友善许多；他和乔治一世一样，也是一名勇敢的军人，但他更加高大英俊。他的英语也比父亲流利，有时会在父亲和英国大臣交流时充当翻译。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对英国军队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在那个人们普遍对公共服务不感兴趣的年代，英国的军事机构居然成了唯一一个实现了一些改革的领域。军队纪律得到进一步整肃，军备系统也进行了大的调整。乔治二世不赞成英国花钱聘请雇佣兵的传统，认为一个国家理所应当掌握军队的领导权，这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英国军队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促使英国进入第一帝国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汉诺威王朝的影响。

44岁的乔治二世登上王位之后，首先做了一件感动天下的事情——将一幅描绘他苦难母亲的画像拿出来公开展览（没有人知道，他以前总会秘密地在口袋里藏一幅母亲的小像，独自一人时不时掏出来凝视）。这位新国王以前一直和父亲争吵不断。冲突达到顶峰时，乔治一世还曾威胁，要在乔治二世长子的受洗仪式上逮捕他，当时乔治二世还是威尔士亲王。多亏了冰雪聪明、风情万种的妻子卡罗琳极力劝和，乔治二世才免于被捕。

虽然卡罗琳打心底里并不敬畏已经去世的公公，但她却懂得，她和丈夫需要收起锋芒，学会好好与父亲相处，这样他们将会比针锋相对得到多得多的利益。卡罗琳来自安斯巴赫，她有一头金发，身材丰满，品位高雅，聪慧过人（她出于兴趣和当时最优秀的哲学家保持通信）。卡罗琳王后很享受乔治二世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态度。她甚至容忍乔治二世欲求不满似的公开豢养情妇——英国情妇。因为她觉得，她们至少能够教会乔治二世更加流利地说英语。卡罗琳王后在丈夫在位期间，不断督促他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充满智慧的沃波尔。沃波尔曾站在自己的角度愉快地评价：“我在国王身边安插了正确的枕边人。”

乔治二世在父亲的掌控下备受折磨，但他与自己的儿子兼王位继承人——刚刚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恶劣。1728年，21岁的弗雷德里克从汉诺威移居英国，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时常引起不小的丑闻。罗伯特·沃波尔之子、乔治王时代（Georgian era）的近距离见证者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曾经这样评论，汉诺威家族“流淌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阻止了他们与继承人友好相处。人们又把弗雷德里克叫作“可怜的弗雷德”。在一次和父母发生激烈争吵后，他把将要分娩的妻子从王宫里运了出去，以免第一个孩子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出生在他讨厌的双亲身旁。

事情的发展和之前如出一辙，托利党人和失势的辉格党人很快开始在新晋威尔士亲王在莱斯特的府上聚集。到18世纪30年代中期，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成了他们的官方赞助人，产生的积极效果在于形成了一支“忠诚的反对派”。当然，他们效忠的是此后的新王朝。这些人不断地排演讽刺剧目，绘制讽刺画作，奚落现任首相。这种闹剧令沃波尔勃然大怒。而事实的真相却是，机敏狡黠的沃波尔不择手段地使用间谍和腐化手段，对耿直正派的新国王和世故的王后恩威并施，和乔治一世统治时期一样，他在英国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权。沃波尔身上值得赞赏的新特点在于他珍惜和平以及和平带来的财富和进步。这一点在大多数欧洲政治家都只有兴趣用战争为自己赢得荣耀的18世纪显得非比寻常。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是有史以来英国议会中最具天赋的管理者。肥大的腰身和众多的府邸（包括无可匹敌的乡间别墅霍顿庄园）表明，他是权力和财富的忠实爱慕者。佩勒姆兄弟（Pelham brothers）是他手下最忠诚的两名心腹，其中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托马斯·佩勒姆可以被称作英国议会历史上天赋最高的选举结果操纵者。托马斯表面上常显得犹豫不决，行事匆忙。曾有人打趣道，他总像在什么地方浪费了半小时，急急忙忙想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补回来一样。实际上，托马斯看人的眼光独到精准，在玩弄权术与利用政府机关获得赞助的“黑色艺术”上无人可及。纽卡斯尔和沃波尔都认为，“人心皆可收买，关键在于如何定价”。

沃波尔认为，想要保证辉格党掌权，同时防止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唯有通过贿赂使两党政治阶级都保持忠诚；而贿赂的形式可以是内阁职位、贵族爵位、法官职位或金钱本身。议员曾一度直接去他的办公室领取送给他们的黄金。当时，汉诺威王朝统治英国还不到10年，这种全面腐败的制度为这个潜藏着不安定因素的国家带来了真正的宁静。沃波尔以前所未有的超高效率控制着英国。至少从上台开始，沃波尔就能以精明的运作，让议会通过任何他希望颁布的法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达到目的。

沃波尔对税收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取悦了辉格党的天然选民——商人和金融家。他不仅是精力旺盛、雷厉风行的乡绅，“宁愿一天18个小时坐在马鞍上”——支持者喜欢这样描述他——还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坚信，理性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弥补过去存在的漏洞，简化阻碍新兴贸易部门发展的烦琐手续，将科学分析运用到贸易、工业和税收结构的改革中，这些都是他践行的“宗教信仰”。其内阁成员大多是优秀的皇家学会会员，他们对新兴的统计学十分痴迷。

《乌得勒支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开始腾飞。为了推动这两个行业的发展，英国议会同意废除几乎全部商品的出口关税，以及对许多原材料征收的进口关税。在这些来源上减少的国库收入可以通过个人税收弥补。也就是说，政府从充满活力的商人口袋中得到了更多财政收入，从他们那里流入英国的财富数量惊人。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社会变革正在酝酿。

依靠在自有土地经营农场获得金钱的乡绅不再属于英国的富裕阶层。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富裕人士变成了城市商人和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家。海洋运输的大规模发展便是明证。但是，财富虽然转移到了创造财富的商人手中，税收结构依然维持着原有的格局：土地税在国库收入中占据极大比重，乡绅阶层负担沉重；而商人更倾向于居住在城市，拥有的财富为现金形式。沃波尔改变了这种状况。他虽然是辉格党成员，但出身于托利党代表的小地主阶级。由于与法国交战，英国的土地税增长了4倍。沃波尔的许多朋友和朋友的父亲都因沉重的土地税而破产。现在，他把税收重担转移到新兴富裕阶层身上。他对乡绅同胞，即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托利党人，十分同情；这成为抑制托利党人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又一个因素，因为这部分托利党人也意识到，沃波尔非常在乎他们的利益。

无论从商业还是从金融角度来看，汉诺威王朝统治下的英国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如果连首相都不遵守道德准则，英国政坛的基调便已确定。这个时期，英国政府以官员全面腐败而臭名昭著。英国教会在反腐败上并未做出任何表率：教会成了当地乡绅谋得一职的好去处，教区牧师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变成了一种舒适的管理职位，与大地主极为类似，一点儿也不像神职人员。直到18世纪中期，卫理公会（Methodism）才恢复了人们往日对宗教的热忱。大法官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cclesfield）甚至因出售司法职位的委任权而受到审判。许多“太平绅士”36都因为酬金体系与地下犯罪集团纠缠不清，抑或卷入走私贸易，有时甚至整个村庄都是走私团伙的共犯。我们今天在康沃尔兰兹角附近的密林湾（Porthgwarra）还可以看到固定的滑轮系统，那里的居民，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都对走私行为视而不见。

这种体制——毫无底线的体制，似乎毫无结束的迹象。反对派人士可以诉诸的唯一方法就是嘲讽。1724年，乔治一世的情妇把爱尔兰铸造新型铜质货币的权力卖给了一个名叫伍德（Wood）的蹩脚商人，主任牧师斯威夫特（Dean Swift）立即发表《布商来信》（The Drapier’s Letters）作为回应。在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中，小偷的厨房显然暗讽了乔治二世的宫廷，沃波尔则化身为故事的主角——大摇大摆的拦路强盗麦克希斯（MacHeath）。在那个锋芒毕露、高度商业化、不信仰上帝的无情时代，社会规则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非常类似——成功受到推崇，失败才是唯一的罪恶。

在低税收和无战争的背景下，英国改善了境内交通，集中力量发展国内贸易。修建运河的热潮始于1720年；到18世纪末，英国国内运河里程数达到了3000英里。用石块铺成的公路开始出现。英国境内的交通运输的便利为商人和农民带来了利益，他们得以向更为广阔的市场销售产品。在中产阶级之中，胸怀大志的成功商人不再单纯依靠商店谋生。他们的财富急速增长，使得妻子可以雇用仆人，避免困于烦琐的家务劳动。1726年，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在爱丁堡开设了第一家面向市场的图书馆。效仿者甚众，图书馆很快风靡全英。中产阶级生活的一大标志——小说，在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和书商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推广下出现。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有条件重视养生和保健，与国家领导层在位于巴斯的餐厅并肩用餐和交流成了他们满足自尊心的一种风尚。巴斯的皇家新月楼和广场依照启蒙主义原则修建而成，窗户巨大，采光充足，更加关注建筑的卫生状况。虽然富裕人士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沃波尔执政时期依然是一个礼乐崩坏、道德沦丧的时代，连处在那个时代的人也这样认为。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在1733—1735年发表了著名的《浪子生涯》（The Rake’s Progress），我们从中可以一窥那个粗鲁、残暴时代的缩影。

那个时代也有一群公正廉洁、拒绝腐化和堕落的人，他们能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继续生存，堪称奇迹。这是因为，更加高尚的潮流的确仍然存在于沃波尔统治下的英国。1732年，博爱主义代表人物托利党人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在美洲新建了佐治亚（Georgia）殖民地，用以安置因拖欠债务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18世纪30年代末，卫斯理兄弟发起卫斯理宗运动，开始致力于振兴英国教会。他们的布道演说很有魅力，表现出虔诚的信仰和极具感染力的热情，为许多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比如生活艰辛的穷人和对丧失使命感的教会满腹牢骚的人。

年轻议员威廉·皮特作为反对派人士之一，决心揭露沃波尔体制中隐藏的圈套。他是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另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物。截至18世纪30年代中期，言行夸张的皮特声名大振，其出色演讲家的形象深入人心。在那个年代，速记法、电视和广播都尚未出现，他的演讲资料很少得到保存，但历史学家和同时代的人都认为皮特是英国下议院中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演讲家。他是对自称“爱国主义者”的沃波尔持反对态度的人之一。面对沃波尔的批判，他们声称自己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沃波尔与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不同，他从未试图阻止议会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在他的管理下，议会体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他的贿赂和腐化手段则被爱国主义者视为一种新型暴政。

沃波尔瞧不起这些“爱国主义者”，将他们蔑称为“爱国男孩”，借此讽刺他们行为幼稚、愚蠢。到18世纪30年代，反对派成员中出现了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辉格党人：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卡特里特、机智聪明且善用外交手腕的切斯特菲尔德伯爵（Lord Chesterfield）、贵族格伦维尔兄弟及他俩的妹夫威廉·皮特。皮特在他的首次演讲中抨击了政府假公济私的行为，强烈地打击了政府当局。沃波尔因此取消了军队退休金，以期能够钳制住皮特的言论。但是，财政上的困难并没有让皮特感到任何尴尬。他乘坐着破烂的老旧马车在城市中四处走动，以公然彰显的贫困对照沃波尔手下富裕官员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化身为鞭笞沃波尔式腐败的皮鞭，控诉着腐败的当局和唯唯诺诺的官员。

沃波尔只有控制住公众舆论，才能保证在接下来的10年中更具天赋的政府官员不会背叛自己、投靠反对派。最终，沃波尔首相选择将所有荣耀集中在自己身上。他迅速将发声过于独立的议员从内阁中驱逐出去，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国际政策专家卡特里特。卡特里特的德语非常流利，以至于沃波尔一度快被排挤出乔治二世的顾问团。还有许多其他人，如普尔特尼，也因为不赞成沃波尔的对外政策被迫离开。沃波尔希望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即使违背条约也在所不惜。1730年，正如沃波尔在评价中所说，一直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资深伙伴”汤森发现难以与他共事，只得辞去公职，返回乡间府邸，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后来，他发现了芜菁作为冬季饲料的价值，“芜菁”汤森的名字因而为人们所熟知。

在反对托利党的各路人马和心存叛意的辉格党人中，头号人物要数前詹姆士党人博林布鲁克。沃波尔一直不动声色地容忍了他的各种鬼把戏。沃波尔刚一允许博林布鲁克回国，他就创办了《匠人》杂志（Craftsman），言辞激烈地恶意中伤沃波尔。博林布鲁克决意要将污蔑性称号“匠人”扣在沃波尔头上。杂志意在重振托利党，呼吁所有爱国主义者建立更高的公共生活标准，帮助托利党人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王位继承者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迅速接受了他撰写的小册子《论爱国主义国王》（On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中包含的思想。这位年轻人品位高雅、富于理想主义，走在爱国主义运动的最前端。不过，1751年，可怜的弗雷德里克因肺炎先于儿子即未来的乔治三世去世，从而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不过他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全部思想，也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爱国主义国王。1760年之后，他试图将辉格党贵族手中的权力移交给“国王党”（King’s party）。

反对派的权力受到打压，行动受阻，只能通过辱骂和下流的讽刺画在《匠人》中报复沃波尔。虽然沃波尔一直想以辱骂和诽谤罪名逮捕杂志印刷商和编辑，但他们时常能找到一些持同情态度的法官将自己释放。包括《乞丐的歌剧》在内的大量滑稽剧都针对沃波尔，其中许多出自小说家亨利·菲尔丁之手，令沃波尔大为震怒，这些事件促使沃波尔在1737年通过了《审查法案》。这使得公务大臣变成了负责审查英国剧院的官员。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戏剧都无法上演。直到1968年，这项规定才被废止。

沃波尔不仅是第一个被称作首相的政府首脑，也是第一个居住在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他气质儒雅，成了辉格党寡头政治的权力象征。乔治二世头戴王冠深居宫殿，真正手握权柄的却是一位居住在联排别墅中的表面平和安静的绅士。联排别墅的风格和整个乔治时代的伦敦建筑相符，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布鲁姆斯伯利（Bloomsbury）和伊斯灵顿见到这种风格的建筑。其居住者主要是乔治时代的成功上层绅士和他们的夫人，国外观察者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与阶层和出身无关。英国贵族可以不受约束地与城市富裕家庭通婚，而在欧洲大陆，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沃波尔这位“英国巨人”——人们给这位号称“无所不能”的首相起的酸溜溜的外号之一——遭到的实质性打击发生在1733年他试图抑制暗流汹涌的走私行业时。因为走私严重，提高商品进入英国的关税已经毫无意义。沃波尔并不了解法国白兰地如何通过非法走私渠道进入英国，他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在零售端向这些商品征税，同时他还准备把烟草和酒类的税收项目从关税改为国内消费税。

自首届长期议会成立以来，国内消费税就因其税务官的粗暴行为而声名狼藉。税务官全权决定人们应支付多少税款，他们在检查之后，就会立即威胁征收税款。英国境内的全体公民，无论男女，都愤怒地高呼，如果政府开始向酒类和烟草征税，那么他们下一步就会向面包和奶酪征税，在英国自由将不复存在。反对派则在《匠人》杂志上刊登了粗俗的漫画，影射政府行为，给读者的怒气添了一把火。

在英国首都伦敦，不仅穷人中充斥着不满的情绪，而且整个城市都笼罩着阴沉的气氛。一群暴徒为了阻止税收提案通过，包围了下议院大厦，并焚烧沃波尔和卡罗琳王后的肖像泄愤。沃波尔灰溜溜地从一家咖啡馆的后门逃走。在提案进行第二轮宣读时，原本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提案只得到了16票，沃波尔得知结果之后便撤回了提案。这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感觉到灾祸即将降临，表示他不会为了征税而造成流血事件。虽然在此后9年里，沃波尔继续掌权，但其庞大的权力帝国却从此刻起开始崩塌。

避战政策曾帮助沃波尔走向成功，现在却演变成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刀。他使英国和法国、西班牙之间维持了长达18年的友好关系。尽管受到挑衅，这项政策的确使英国取得了繁荣发展，也使他本人赢得了选举，并防止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到了18世纪30年代末，在伦敦，所有支持沃波尔的人，包括商人和实业家都一致认为，英国应该向西班牙宣战，而不是一味地维持和平。

英国在南美洲市场的贸易非常成功。但是，自《乌得勒支条约》开创西班牙议会以来，南美洲便一直是西班牙的保留地。英国在南美洲的贸易激怒了西班牙。尽管按规定，英国每年可以派遣一艘船前往南美洲的货物集散地——市场广阔的波多贝罗（Porto bello）进行贸易活动，但在实践中，一艘大船周围会尾随许多较小的官方护航船，以便大船清空货物时为其重新装货。英国政府对本国人在波多贝罗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而西班牙人唯一的应对手段是强制搜查所有英国船只，因为他们怀疑每艘英国船只都在从事走私活动。

英国报纸接二连三地刊登英国公民在西班牙监狱中遭受的折磨，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而这仅仅是由于他们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到了18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习惯性地以挑衅、粗暴的方式拦截并搜查英国船只，这逐渐演变成两国之间一场无声的战争。英国商人认为，他们应该直面这种情况。

他们不再尽力回避西班牙的敌意，而是高声讨论如何用战争打开新市场，进入南美洲，赚取那里的黄金白银。伦敦方面和反对派人士发现，法国才是西班牙袭击英国船只的幕后推手。他们认为，沃波尔被法国蒙骗了。沃波尔的对外政策也疏远了他的主子乔治二世，因为其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奥地利方面的力量。乔治二世身为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和他的父亲一样对维也纳的君主效忠，他认为必须时刻支持维也纳以制约法国的势力。1737年，沃波尔最强力的支持者卡罗琳王后去世。之后，沃波尔在继续掌权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时代的潮流已经离他而去。

与之相反，大胆、聪明、傲慢的皮特压制住了英国商人的怒火。英国在18世纪之初的对法战争中赢得了贸易强国的地位，《乌得勒支条约》确认了英国的地位。现在，对西班牙开战变得势在必行。1739年，沃波尔本可以愉快地接受西班牙在《帕尔多公约》（Convention of Pardo）中提出的对受到粗暴对待的英国海员的补偿，皮特却说服下议院否决了他的提案。权宜之计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瘦削的皮特穿着惯常的黑色衣服，恼火地从反对党的板凳上站起来，他对议会说，《帕尔多公约》会使“英国的权利和贸易完全依赖于特命全权大使的仁慈”。英国商人绝望的抱怨声便是对沃波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政策的谴责。“如果我们对这种声音充耳不闻，”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警告，“政府便会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并且应该听从这样的声音。”

他坐下之后，掌声雷动。第二天，所有报纸都热烈赞扬了他的言论。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甚至公开表示，她在遗嘱中给皮特留下了一份遗产，借以指出沃波尔优柔寡断，强调皮特才是她丈夫的自然继承者。1739年，沃波尔极不情愿地在被称为“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中显露了敌意。表面上看，英国宣战的原因是英国公民詹金斯船长在船只行驶至西班牙水域时遭到西班牙方面的搜查，他的耳朵被割了下来。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1731年。

虽然英国人表现出极高的作战热情，但战争始终未能正式打响。英国仅仅损失了7人，便占领了波多贝罗，其他几场零星的战斗根本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在此期间，一场普选落下了帷幕。沃波尔虽然勉强获胜，但仅胜过少数派几票。他很快便在不信任投票中落败并于1742年退休。其管理部门的绝大部分官员仍保持不变，包括佩勒姆兄弟。但是，反对派对外政策专家卡特里特伯爵在长期失势后重返政坛。他在首相斯宾塞·康普顿（现为威尔明顿伯爵）执政期间，凭借对欧洲大陆事务的了解，连续两年掌权。卡特里特地位的上升和沃波尔地位的下降既是由于1740年欧洲大陆新战争的影响，也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

“詹金斯的耳朵战争”很快被另一场战争取代。傲慢而自负的普鲁士国王极度无礼地占领了奥地利的强大公国——西里西亚（Silesia），战争随之爆发。当时，普鲁士还是德意志北部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但其士兵素质和军事传统不久后将令欧洲各国惊叹不已。奥地利则是哈布斯堡君主的故国，哈布斯堡王朝在过去300年中一直统治着欧洲大陆的德语区。

强占西里西亚公国的幕后推手是时年24岁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的父亲在几个月前刚刚去世。而在奥地利，年轻而缺乏治国经验的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刚从父亲查理六世手中接过王位，腓特烈二世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出兵占领了普鲁士以南的西里西亚公国。之后，他在莫尔维茨会战（Battle of Mollwitz）中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居然败给了勃兰登堡家族（House of Brandenburg），对于玛丽娅·特蕾莎和奥地利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规定，玛丽娅·特蕾莎继承的所有财产都不可被分割。虽然奥地利君主的所有同盟都签署了这项诏令，但普鲁士却不打算遵守。

普鲁士带头行动之后，其他国家紧随其后。法国和巴伐利亚能够从分割神圣罗马帝国中获得巨大好处，所以他们和普鲁士结成联盟。玛丽娅·特蕾莎匆忙赶到匈牙利，将匈牙利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战线上，但在她看来，前景十分暗淡。整个德意志地区一片混乱，奥地利在米兰的残余势力也受到来自西班牙和撒丁岛的侵扰。同时，选帝侯推举出一位不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罗马帝国皇帝，这是300年来的第一次。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的军队正在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玛丽娅·特蕾莎的土地。

乔治二世和外交大臣卡特里特伯爵一致认为，现在既然再也没有沃波尔的阻碍，针对奥地利的条约应该得到履行。英国向奥地利提供了大笔援助，用以帮助奥地利军队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个时代最具天赋的外交家卡特里特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将普鲁士从战争中拉了出来。他说服了玛丽娅·特蕾莎女王将西里西亚让给腓特烈。作为回报，腓特烈承诺，保证乔治二世深爱的汉诺威不受法国控制。乔治二世本人曾是一名职业军人，他曾亲自率领一支庞大的英国、汉诺威和黑森联军前往低地国家抗击法国，保证了低地国家远离帝国战场中心。乔治二世的盔甲上系着一条黄色的饰带——这是象征汉诺威的颜色。他在1743年的德廷根战役（Battle of Dettingen）中表现神勇。但无法掩盖的是，沃波尔担心的所有事情都真的发生了。英、法两国再一次开战，双方都因此承受了巨大的代价和混乱。

德廷根战役为乔治二世在英国的声望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尽管因为他无数次重述这场战役，有些大臣再听到时不得不强忍哈欠。从短期来看，法国被吓退到莱茵河对岸。但是，两年之后，对汉诺威来说，局势又变得不安起来。英国对西班牙开战之初，国内产生了一种爱国主义自豪感。那时，沃波尔就曾私下对朋友说：“现在他们敲响钟声，不久他们就会绞扭着双手。”他的话非常正确。法国间谍向政府报告，英国国内仍有许多詹姆士党的支持者。事情的发展与沃波尔的预测如出一辙，法国准备再一次入侵英国，并在英国国内煽动一场广泛的叛乱，从而迫使英国将注意力从奥地利战争中转移开来。

1744年，法国人的计划在一场暴风雨中流产了。也许正如皮特所说，只有“英国古老而不需要支付报酬的盟友——暴风雨中的狂风”才能阻止法军在英国海岸登陆。法国军队开始以“老觊觎王位者”之子“小觊觎王位者”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Prince Charles Edward Stuart）为首；第二年，即1745年，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法军在丰特努瓦（Fontenoy）的激烈战斗中打败了乔治二世次子坎伯兰公爵率领的军队。公爵逃跑，英国和汉诺威联军寡不敌众，毫无胜算。法军转而将精力集中在低地国家，放弃了攻占英国和重续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计划。

他们设定的傀儡候选人——时年25岁的查理·爱德华王子，并不那么容易任人摆布。他精力旺盛、英勇无畏，与期期艾艾、毫无主见的父亲形成鲜明的对比。战乱中的英国似乎为他制造了一个夺回祖先失地的绝佳机会。“四五年”叛乱由此开始。王子手下只有7员大将，但拥有1500支火枪，20门小型加农炮和弹药，以及1800柄在他们手中发出铿然之声的阔刀。1745年7月，他们于苏格兰西海岸莫伊达特（Moidart）登陆。王子英俊的外表展示出斯图亚特家族无与伦比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却总在他的追随者身上施下不幸的诅咒。

许多苏格兰高地人怀疑在没有法国支持的背景下开展复辟大业是否明智，但英国当局却十分严肃地对待他们的威胁。政府下令国家进入最高警备状态，并考虑是否有足够的护卫队保护王宫。由于战争进程相当缓慢，亨利·佩勒姆从威尔明顿和卡特里特手中接过了英国首相的职位。他焦急地向乔治二世传达必须从汉诺威返回英国的讯息，因为英国民众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满，这种不满可能演变为对汉诺威人乔治二世的敌对情绪，进而导致人们欢迎“小觊觎王位者”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