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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王子”查理这个名字暗含的意思那样，好运似乎一直伴随着查理·爱德华王子。到了9月底，他已经占领了珀斯和爱丁堡。他在爱丁堡城外的普雷斯顿潘斯战役（Battle of Prestonpans）中全面战胜了英国将军约翰·科普爵士（Sir John Cope）率领的军队。在普雷斯顿潘斯战役之后，英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局势是否发展到了需要从奥属尼德兰调回军队的地步。现在，一级警报似乎已经拉响。英军必须要赶在“美王子”查理达到之前，返回伦敦保卫首都。

与此同时，查理·爱德华王子的许多顾问都催促他宣布苏格兰独立，等待法国援军到达之后重新整编军队。但是，王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心想着攻占伦敦。他避开了纽卡斯尔公爵和乔治·韦德将军（General George Wade）的军队，进攻卡莱尔。10月14日，卡莱尔投降。两周后，苏格兰军队进入曼彻斯特。然而，情况并不乐观。大批苏格兰高地人因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峡谷而思乡不已，在从爱丁堡到卡莱尔的途中擅自逃走。博福特公爵（Duke of Beaufort）和沃特金·温爵士（Sir Watkin Wynn）等詹姆士党人，因为没有法国援军的背后支持，拒绝在南部发动叛乱。

尽管叛乱注定失败，身着苏格兰传统格子服饰的士兵还是涌入了距伦敦仅127英里的德比。虽然政府军紧随叛军之后，但现在“美王子”查理和英国首都及国王之间，仅隔着一支军队。有报告显示，苏格兰高地部队在德比秣马厉兵，局势似乎非常危急，英格兰银行甚至发生了挤兑。乔治二世把所有财宝装在一艘游艇上，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汉诺威。

德比局势发生了扭转。王子率领军队逼近伦敦，如果他真的和乔治二世决一死战，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但是，顾问终于说服王子撤退。因为效命法国国王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军队已经抵达苏格兰，他们更愿意在第二年重整旗鼓，再次发动对英国的袭击。此外，韦德将军和坎伯兰公爵也极为接近王子的军队。当时，坎伯兰公爵已经到达斯塔福德郡。所以，叛军转而向马里湾（Moray Firth）北面的港口因弗内斯缓慢前进，他们认为后援军队会在那里等待他们。但是，苏格兰军队的精力、财力和武器都消耗殆尽，而坎伯兰公爵的部下却能每天从在苏格兰海岸线上登陆的船只中获得新战靴和良好的食物补给。1746年4月，连生活一贯艰苦的苏格兰高地人在卡洛登（Culloden）德拉莫西沼泽（Drumossie Moor）面对坎伯兰公爵的军队时，也完全没有了力气。那是一个寒风吹拂的平原，自然环境不利于防守，是个不利的交战位置。现在，轮到“美王子”查理做出选择了。军事顾问试图说服他不要下令开战，但他却不以为意。

高地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吓坏了德比人，不过这种著名的叫声其实只是一种微弱的回声。状态良好的苏格兰战士成功突破了坎伯兰公爵两个团的前线，之后却遭到屠杀。卡洛登战役是一场由热兵器主导的战役。粮草充足、武器完备的英格兰红衫军比詹姆士党人多出3000人，他们摧毁了这支队伍。侥幸活下来的詹姆士党人纷纷逃走，他们沿着秘密通道缓慢前行，翻越高山，来到西部海岸，接着搭乘渔船前往法国。而在战场上，坎伯兰公爵下令用刺刀杀死倒在战场上的伤员，因此得到了“屠夫”的称号。

如果不是一位名叫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的当地妇女勇敢地救下查理·爱德华王子，王子到达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之后，可能已经在南尤伊斯特岛（South Uist）被俘虏了。这位农妇把王子打扮成女仆的模样，看上去一定十分古怪，因为王子和他的伯祖父查理二世一样，身材特别高大。在接下来的5个月中，查理·爱德华王子装作她的随从，在苏格兰西部东躲西藏，避开了政府的追兵。在复仇烈火的驱使下，坎伯兰公爵的士兵恐吓当地人背叛“美王子”查理，想要逼迫他们说出王子的藏身地。士兵还强暴当地妇女，牵走农民的耕牛，摧毁他们简陋的栖身之所，焚毁他们的土地，打破他们的耕犁……许多佃农死于灼伤和饥饿。让英国政府极为愤怒的是，尽管对“美王子”查理的悬赏金额高达3万英镑，但没有任何一个苏格兰高地人背叛他。

最后，查理找到了一条船，船主愿意带他经由斯凯岛（Skye）前往法国。他心怀感激地与弗洛拉告别。著名歌曲“‘美王子’的快船，像长了翅膀的鸟儿，飞越大海前往斯凯岛，托着生而为王的小伙子，飞越大海前往斯凯岛”吟唱的便是那个时刻。但是，王子显然并不是“生而为王”，他会继续在世界上生活42年，直到1788年在罗马去世。到了欧洲大陆之后，他成了一个悲伤的醉汉，一刻不停地回忆着过去的冒险经历。对每一位到欧洲游历的旅行者来说，他都是一个值得好奇的人物。但是，从他肥胖、臃肿的脸上，观察者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带领整个民族投入战斗的年轻人的模样。

查理王子的部下很少能够安然到老。因为在汉诺威政府看来，此次事件表明，他们让詹姆士党人过得太舒服了。政府采取了若干政策，以确保此类威胁不再发生。苏格兰高地人的生活方式遭到了全面禁止。氏族成员的标志——苏格兰格子服饰被禁穿；酋长重要的世袭郡长职务和管辖权被剥夺，因为这会使他们形成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高地人不被允许携带或拥有刀剑、小型武器和步枪。即便他们身上存在曾经是詹姆士党人的最微小的可疑性，也会被剥夺土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40年之后才拿回了自己的财产，但这无助于补偿因此无家可归，不得不每天依靠好心人施舍的面包为生的人。反叛军领导者在塔山上被全部处决，其中包括狡猾的洛瓦特勋爵（Lord Lovat）。他为了规避风险两边押注，表面上假装向乔治二世效忠，暗中派儿子为王子打仗。尽管洛瓦特勋爵已经83岁高龄，但还是一度成功地在被出卖之前经由一个通向西部海岸的峡谷逃到山里的洞穴中。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处决的命运。

虽然斯图亚特家族对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次威胁已经消除，但是国外战争仍未平息。虽然奥属尼德兰完全处在法国的蹂躏之下，但法军还是没有成功冲破联合省的防线。与此同时，在海军上将安森（Admiral Anson）和霍克·布雷顿（Hawke Breton）的领导下，英国已经取得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法国失去了加拿大的东缘尖端布雷顿角（Cape Breton），以及首府路易斯堡（Louisburg）；这些地方曾被殖民者占领。到了现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主角显然变成了法国和英国，玛丽娅·特蕾莎统治下的奥地利只扮演着可怜的第三者角色，起到的作用很小。在所有战争中，西班牙的作用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实际上，最终在1748年4月结束战争的《亚琛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中并没有提及最初引起战争的“詹金斯的耳朵事件”，也就是说，并没有说明西班牙是否有权搜查英国船只。

玛丽娅·特蕾莎通过《亚琛和约》收回了奥地利的大部分领土。然而，她还是因自己受到的对待大为光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拿走了她的西里西亚公国，撒丁王国占领着米兰公国原先的一些领地，她还被迫把帕尔马交给西班牙国王的小儿子。虽然战争以她的名义打响，奥地利得到的待遇却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

英国在首相亨利·佩勒姆的管理下，变得更加繁荣富强。法国统治者将“老觊觎王位者”驱逐出境，再一次承认了英国的新教统治者。卡洛登战役真正消除了前朝统治者后代推翻新王朝的威胁。1766年，“老觊觎王位者”去世，甚至连罗马教皇也没有表示要拥立曾经的“美王子”为查理三世。佩勒姆凭借机智维护了之前的辉格党联盟。他在首相任期内见证了英国在1752年采用改良的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改革历法之后，一年减少了11天。为了纠正旧式儒略历的误差，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在16世纪推算出了格列高利历——英国只花了150年便实现了与其他西欧国家使用相同的历法。

但是，即便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王朝、英国议会以及《革命法案》（Revolutionary Settlement）最终得以巩固，下一任汉诺威国王将操着英国的口音，并为自己出生在英国而骄傲，来自法国的威胁也不会消失。英法在两个不同区域竞争尤为激烈：印度的贸易港口和与之隔着好几个大洋的北美殖民地。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法国和英国将会为了争夺殖民地的霸主地位而展开战争。尽管英国面积只有法国的1/4，但英国将会成为获胜方。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控制着占据七大洋37中两大洋的广阔领土，成为国土遍及全球的帝国。

佩勒姆政府虽然在和平时期削减了军队，但英、法在印度的持续竞争填补了印度莫卧儿大帝国时期的最后一位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去世后40多年的权力真空。自16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印度海岸线上建立的定居点只不过是当地统治者领土内的一些贸易站点。前往印度开厂的人只把自己视为商人，而非类似16世纪侵占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如果莫卧儿王朝依旧统治印度，一定不会允许这种角色存在）。

在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英国人开始在东南部海岸线上的马德拉斯（Madras）、孟买和加尔各答（Calcutta）定居；此外，他们还在印度河的一条支流沿线定居。其他国家的定居点散布于英国“工厂”和贸易站点之间，尤以法国居多，法国人在马德拉斯以南不远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开设了工厂；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东北部地区，法国人建立了另一个名叫金德纳戈尔（Chandernagore）的定居点。18世纪40年代，莫卧儿帝国已经瓦解成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成了英法势力角逐的战场。法国总督杜布雷侯爵（Marquis de Dupleix）开启了一项训练印度本地士兵的计划，这些印度士兵被叫作“印度兵”。这项计划原本是杜布雷为少数拥有火枪和资金的法国领导者制订的，后来逐渐在印度次大陆上传播开来，并很快奏效。杜布雷在南印度卡纳塔克（曾用名：迈索尔）广大地区指定了纳瓦布38职位候选人，他们随时准备加冕称帝。包括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在内的南印度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北美东海岸以西有着大片广阔而人烟稀少的处女地，英法矛盾即将在那里爆发。从1749年开始，法国为了把英国殖民者关入围栏并组织新移民向西进入俄亥俄河谷以西的空旷大草原，在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区沿线修建了许多卫戍堡垒。1754年，佩勒姆突然去世，英法两国移民之间压抑着的敌意在前线战场上爆发。由弗吉尼亚年轻种植园主乔治·华盛顿将军领导的弗吉尼亚人民试图捣毁迪凯纳堡垒（Fort Duquesne）。这成为他们反抗法国限制其扩张领土举措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北美的冲突愈演愈烈。显然，两国都必须对此做出官方回应。在1756年5月英法再一次宣战之前，两国都派来了援军。在印度，英国和法国也官方承认了两国正在竞争广袤的南亚次大陆的控制权。1751年，东印度公司前职员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功绩。之后，英国士气大涨。克莱武占领了卡纳塔克地区首府阿尔果德（Arcot），从而挫败了杜布雷侯爵控制卡纳塔克地区的企图。克莱武从未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却是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他会利用所有空闲时间学习战术和战略。从阿尔果德开始，他自学而来的知识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克莱武在双方兵力相等时，能够大胆地进行战略性判断。他手下仅有200名英国士兵——其中许多是从英格兰刚刚征召来的新兵，以及300名印度士兵。他向军队传递了积极的信念，鼓励部下英勇无畏地向敌军基地迈进。他率领部下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占领了阿尔果德。

尽管杜布雷将军带着庞大的印度和法国后援部队赶来，包围了阿尔果德，但在克莱武意志坚定的领导下，3000名英国士兵和印度雇佣兵在绝境中坚持了50天之久。最后，由于克莱武拒不投降，杜布雷将军不得不下令撤军。印度雇佣军表现出了崇高的英雄气节，他们不愿饮用最后的补给水，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人比他们更需要喝水。阿尔果德围城之战变成了神话。杜布雷将军蒙受了巨大耻辱，不得不离开印度前往巴黎，英国控制了卡纳塔克大部分地区。

英国不仅在印度和美洲陷入战争，也开始遭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敌视。这段时期，在这3个地区发生的战争被统称为“七年战争”。欧洲战争爆发的潜在原因是玛丽娅·特蕾莎不愿意放弃西里西亚公国。前同盟英国的态度令她十分愤怒，为了从腓特烈二世手中夺回西里西亚公国，她与宿敌法国以及俄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结盟。虽然乔治二世不赞同外甥腓特烈的过激行为，但他从欧洲大陆天主教势力的重新联合中看到了更大的危险。1756年1月，作为回应，英国国王同意与普鲁士结成防御联盟。

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精力充沛的腓特烈二世（也被誉为“腓特烈大帝”）面对四面环伺的强敌，不会坐以待毙。1756年8月，他再一次在欧洲挑起战争，入侵了萨克森选帝侯国。他截获了敌国分割普鲁士的详细计划，并将其详细公布在报纸上，用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具有正义性的。作为英国唯一的盟友，普鲁士正在艰难地抵抗法国、奥地利和俄国军队的入侵。坏消息从世界各地相继传来。在印度，虽然克莱武在阿尔果德之战后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局势似乎仍旧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美洲局势大致一样。在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加尔各答的黑洞39刚刚发生了一起惨剧：法国主要同盟之一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 ud-Daulah）侵袭了英国的贸易据点，他将抵抗者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监狱中，经过一个晚上，147名战俘死于窒息。在美洲，法国在圣劳伦斯河和俄亥俄河河岸用堡垒筑成了一道抵御英国殖民者的防线。这道防线对英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英国在欧洲的局势更加危急。汉诺威惨遭蹂躏，乔治二世的次子坎伯兰公爵被迫签署了《克罗斯–齐文投降书》（Capitulation of Klosterzeven），将乔治二世看重的选帝权让给了法国。法国舰队战胜了传统的海上霸主英国海军。海军元帅约翰·宾（John Byng）乘坐军舰前去解除危机，但由于指挥不当，地中海的最佳海港梅诺卡岛被法军占领。宾的父亲虽然曾率领部下打赢了帕塞罗角海战，但宾没有延续父亲的荣耀。胜利让法军气势大增，他们立即召集船只驶向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准备入侵英国本土。现在，英国正处在一场大灾难的边缘。在1754年老谋深算的亨利·佩勒姆去世之后，政府因为派系斗争而变得四分五裂，似乎无人可以掌控局势。

新任首相是亨利·佩勒姆的哥哥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尽管有“选举操纵者”的声名在外，但托马斯·佩勒姆并不具备亨利那样的社交天赋，也无法做出任何有助于理顺与辉格党关系的举措。在他的管理下，失去方向的政府毫无希望地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中浮沉。此前所有维持英国安全的基石都松动了，整个国家被卷入一种我们现在可以描述为“盲目恐慌”的旋涡之中：伦敦和许多其他城市派遣代表团向国王请命，请求督促政府针对英国目前极度空虚的防御系统有所作为。英国政府迫切地希望掌控住局面，为了给当前的无望状态寻找一个替罪羊，政府下令在宾自己的船上将他枪决。这样做正如伏尔泰冷酷的评价，是为了“鼓舞他人”。

整个国家都相信只有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此人正是受全体人民欢迎的皮特。正如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所评论的，沃波尔是“国王为人民任命的大臣”，皮特才是“人民向国王推选的大臣”。在过去20年中，皮特反复强调，为了摆脱对德意志雇佣兵的依赖，必须提高国内士兵数量，同时加强军事训练。但英国国王仍不过把皮特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大臣。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国王的声誉已经因英国遭到的攻击而受到了玷污。皮特在议会演讲中不留情面地指责英国君主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花费了过多资金。“显而易见，现在，这个伟大、强盛、万人敬仰的国家被认为只是选帝侯国一个微不足道的行省，”皮特回顾说。乔治二世无法忘记他的话。

皮特从来就不费心掩饰对汉诺威王朝的不屑，也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英国不应干涉欧洲大陆的任何事务。纳税人的钱应该更好地用来保卫美洲殖民地不受法国入侵。西班牙战争被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代替时，皮特十分恼火。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海上开战，那里才有英国取得胜利的传统因素，并且英国应该为贸易而战。

虽然国王对皮特的敌意不可抑制，但事实却越发清晰，政府正在变得声名扫地，只有皮特才能重树政府威信。皮特因号召大臣在下议院说明情况而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平民议员”（Great Commoner）。他曾经第一个站出来指控沃波尔假公济私和舞弊枉法的行为，由此在人民中树立了威望。虽然全国各个城市都呼吁皮特上台，国王还是犹豫不决。愤怒的民众聚集到伦敦，国王的情妇——头脑理智的雅茅斯夫人（Lady Yarmouth）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她告诉国王，他必须选择皮特，否则就会丢掉王位。国王终于屈服了。皮特的上台令国王极为不悦，他坚持亲自决策，但在1756年纽卡斯尔公爵因梅诺卡岛失守而辞职之后，国王被迫做出让步。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接管了政府，而政府的实际首脑则是皮特。

皮特不像纽卡斯尔公爵那样在下议院掌控着足够多的派系，这是他的劣势。但他的优势在于英国全体民众对他的压倒性多数支持。他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也相信能将这种自信传递给整个国家。“我知道，只有我能拯救英国，其他人都不行。”他说。

与往届政府不同，皮特政府确立了总体管理规划。在之前的8年时间里，由于国王不愿任命他为战争大臣，皮特一直在亨利·佩勒姆手下担任财政部主计大臣。依据传统，正如沃波尔所说，这个职位可以“为你的骨头添一些油水”；换句话说，财政部主计大臣可以从政府交易中抽成，快速捞钱。但是，皮特拒绝了公职薪水之外的任何收入。相反，他利用公职获取了关于英国贸易和海外定居点的信息。在默默无闻的8年中，他阅读了各类资料，这使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英国为了保护海外贸易，需要向法国开战。

如果说沃波尔是英国18世纪和平时期最伟大的大臣，那么皮特便是战时最伟大的大臣。他学识渊博，英勇无畏，功绩卓越，恐怕能够与之比肩的只有马尔伯勒和丘吉尔。皮特定下了这样的目标——使一个多年依赖德意志雇佣兵作战，已经忘记如何打仗的国家取得战争胜利。皮特为沃波尔执政时期的腐朽官吏送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沃波尔去世之后，因为官员的玩忽职守，英国的战舰甚至腐坏在码头。

在和平时期建立一支常备军令英国人感到不安，因此议会通过提案，同意组建一支全国国民军；这样既能征集军队保卫英国不受法国侵略，也能增加英国军队的人数。与法国相比，英国军队人数少得可怜。为了充分利用英国最优秀的本土士兵资源，皮特不顾人们对苏格兰人忠诚度的争议，组建了两支高地军团。他相信，苏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攻击性能够在与英国敌人的战斗中找到一个宣泄口，进而避免类似“四五年”叛乱的事件再次发生。新组建的军队被用来攻击法国海岸，以分散法国对普鲁士的猛烈进攻。高地军团为普鲁士军队及英国在汉诺威的军队补充了大量兵力，以抵抗法国对汉诺威的入侵。腓特烈大帝领导下的强大普鲁士军队让法军在海湾地带停滞不前，这也是唯一一支获得英国补给的德意志邦国军队。

然而，这支军队的最高将领之一坎伯兰公爵像他的父王一样，也对皮特非常反感。在得知自己要听命于一个在过去20年中一直侮辱汉诺威神圣称号的人时，他拒绝供职。这给一直厌恶皮特的乔治二世制造了解除其职务的理由。但是国王发现，组建一个既没有皮特又没有纽卡斯尔公爵的内阁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一位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另一位得到下议院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乔治二世闪烁其词的11周内，全英国最重要的企业法人给皮特送来了象征支持的金盒子。

最终，国王不得不低头。皮特重返政坛，与纽卡斯尔公爵及其赞助人和支持者一道执掌下议院。从法律上说，纽卡斯尔公爵是英国首相，皮特担任国务大臣，但实际上真正决定一切的是这位“伟大的平民议员”（他经常越过主要下属直接决策）。但皮特重新掌舵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最终，他的计划得以实施。普鲁士军队奇迹般地击败了法国和奥地利不可一世的强大联军，同时俄国军队也不敢靠近他们。事实证明，皮特的观点奏效了。与此同时，领导汉诺威境内联军的不伦瑞克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Brunswick）保护了汉诺威西侧不受攻击。有人抱怨，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对此皮特回应道，只有这一次，战争是合理的：我们必须在欧洲大陆绊住法国，这样他们才不会派遣过多的军队前往美洲和印度。“我将在德意志为你们征服美洲。”他对下议院说。

皮特认为，在动员充分的情况下，美洲的大量英国殖民者甚至可能直接与法国军队进行面对面的战斗，而前者数量要远远多于后者。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面积是本土面积的4倍，那里的军队状态也非常好。为了将法国人驱逐出北美洲大陆，必须依据总体战争规划精心部署每一块殖民地。从佐治亚到新英格兰，英国鼓励各个殖民地召集自己的民兵，派遣士兵参加战斗。尽管北美士兵从未接受过任何来自英国的专业军事训练，皮特却懂得如何巧妙地向他们发号施令。皮特还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了宣传阵营，以便创造出一种殖民地和母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皮特明白，如果缺少了这种精神，战争注定失败。因为迄今为止，每块殖民地仍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1758年，皮特派遣了一支英勇无畏的新型北美远征军，其规模和野心前所未有，让人震惊。他兵分三路进攻以魁北克为中心的法国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皮特认为，一旦攻占了魁北克，加拿大将成为英国的囊中之物，法国在北美的势力也会随之土崩瓦解。英国军队和北美军队从纽约出发，分别向南、向西和向东进发，东路军队假道一块伸出海面的陆地。此次东征旨在夺回布雷顿角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首府路易斯堡，向西进军的目的是夺回七年战争中爱德华·布拉道克（Edward Braddock）未能攻占的迪凯纳堡垒。与此同时，在阿伯克龙比勋爵（Lord Abercromby）的率领下，英国将要从纽约行进至哈德逊河，前去摧毁法国保卫北方道路的堡垒。

令许多高级军官惊讶的是，皮特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年轻军官。皮特在这些年轻军官身上看到了领导才能，他们能够在遭到攻击时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事实证明，皮特提拔的官员都成了指挥远征部队的出色将领。皮特本人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启发。皮特将自己的战争目的传递给了他们——为了建立新教徒的自由世界而战。他们不畏艰险，攻克了通往圣劳伦斯河的门户路易斯堡。这要归功于沃尔夫陆军准将（Brigadier Wolfe），他在炮火之下英勇地建立了滩头堡。从那时起，局势便向着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布拉道克曾经被伏击的地方迪凯纳堡垒本来可能会成为法国南部殖民地和加拿大之间的重要链接，但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一次进攻就将其拿下，并为了致敬皮特而将其更名为匹兹堡。新英格兰著名军人布拉德斯特里特上校（Colonel Bradstreet）与印第安人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攻下了重要的弗兰克特纳堡垒（Fort Frontenac）。从那之后，法国在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沿岸的堡垒接连失守；最后，英国攻占了尼亚加拉堡垒（Fort Niagara），完全控制了五大湖区。

在美洲战争中最惊人的军事行动，是时年32岁的沃尔夫将军进军魁北克。但是详细描述英军进攻加拿大的计划遭人窃取，所以极具天赋的法国将军蒙卡尔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有充足的时间从蒙特利尔以外的圣劳伦斯河上游地区将军队调回魁北克。英军抵达时，法军已在魁北克城中储备了充足的士兵和枪支。更糟糕的是，沃尔夫部队中最优秀的水手（其中包括詹姆斯·库克，他很快就会因为发现南太平洋地区而闻名于世）在一条通常会引起危险的极浅河流中逆流而上时，蒙卡尔姆侯爵和他的部下在上方的高地上摆出了完美的阵形。魁北克就建在亚伯拉罕高地上，法军安置在这个要塞的四周，防卫着每一条道路。

因此，唯一可能进入城市的方式是爬上圣劳伦斯河岸高耸的峭壁，到达亚伯拉罕高地。这座高大的白垩绝壁隐约显露在英军的上方，看起来似乎难以攻克。英军士兵向上攀爬时，法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一锅端。没有人会认为能从峭壁上爬上来足够打一仗的士兵，更不会想到最后有5000名英国士兵爬了上来。他们的营帐就在法国人眼皮底下散布在圣劳伦斯河南岸。

在1759年夏天的剩余时间里，英国军队一直焦急地注视着他们头顶上方闪耀着的光辉城市。沃尔夫将军不停地咯血，鲜血甚至喷到了放在床边的碗里。毫无疑问，他患了肺结核。前景越发灰暗，看着沃尔夫将军消瘦的面庞，听着他频繁而短促的干咳声，许多人明白他将不久于世。在那年夏季大部分时间里，他手下的陆军准将几近绝望。时间一天天过去，沃尔夫几乎病得出不了营帐。夏季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秋季很快就要到来，一旦圣劳伦斯河结冰，所有计划都不得不推迟到来年春天河面再次融化时再实施。而他们无法继续这样干等在魁北克外围。

沃尔夫将军下达的几项命令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蒙卡尔姆侯爵十分谨慎，不可能被引诱出驻地，前来保卫沃尔夫下令进攻的魁北克周围的村庄。从低处炮轰魁北克毫无效果。袭击蒙卡尔姆侯爵营地的计划毫无进展。沃尔夫病情加重，甚至抬不起头来，只能让副将替他起草作战计划。

在漫长的炎热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沃尔夫的结核病有所缓解，他证明了自己的明智。他制订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这位皮特信赖的将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孤注一掷。沃尔夫沿着圣劳伦斯河巡视时，注意到了一个极小的河流入水口切开岩壁流了进去。他认为，如果部下能够趁半夜从那里登陆，就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登上悬崖，在清晨给法军致命一击。

深夜，5000名英国和北美士兵把脸涂成黑色，在沃尔夫的带领下，他们静悄悄地划船顺流而下，直达亚伯拉罕高地对面。河水变化莫测，河里的岩石和浅滩将所有人都置于险境，除了魁北克人。沃尔夫温柔地吟诵着自己最爱的诗篇——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这首诗在几年前出版，诗稿是他的未婚妻刚从英国寄来的。月光洒在他消瘦的面庞上，似乎给吟诵铿锵诗句的表情镀上了一道祝福之光。诗歌反映的浪漫而犹豫的情绪，正是他当前心境的写照。当神秘的悬崖隐约闪现在他面前时，他的部下正在朦胧的月色中躺在船上休息，沃尔夫合上了书。“好吧，先生们，”他说，“我宁愿创作这首诗，而不是攻占魁北克。”但是，他毅然决然地从船上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圣劳伦斯河中。他一直游在队伍前面，直到自己成了靠着绳索登上巨大悬崖的许多小人物中的一员。

当黎明来到，蒙卡尔姆侯爵醒来时，他发现身后的平原，那个人们所说的不可攀登的悬崖之上，站立着一排排英国红衫军。他们排列成了作战阵形，人数远远超过法军。法军哨兵的尸体被砍成了碎片，或散落在悬崖之上，或顺着河水漂走。一夜之间将数千名士兵送上悬崖顶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惊人壮举，但是沃尔夫做到了。

几个小时后，一切都结束了。魁北克被英国和美洲军队占领。他们在沃尔夫催人奋进的领导下，像魔鬼一样战斗。沃尔夫本人被火枪手射中，身中3弹，但他却只让人匆匆包扎了伤口，以便鼓舞部下发动确保胜利的最后一次进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没有骑兵部队，仅凭借一门加农炮，便取得了胜利。战斗的硝烟散去之后，他由于失血过多而昏倒。沃尔夫看着在他的指挥之下法军的撤退路线被切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蒙卡尔姆侯爵也因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去。

尽管英国还花费了一年时间才迫使法国实际交出了加拿大，但英军通过这次战役，攻占了魁北克，足以俯瞰圣劳伦斯河水路，从而阻止了法国派遣更多军队前来支援蒙特利尔。沃尔夫英勇牺牲的事迹传到英国之后，乔治二世深受鼓舞，他委任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创作了一幅描绘沃尔夫临终场景的叙事性画作。今天，我们可以在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欣赏到这幅画。

正如皮特曾经宣誓的那样，除了南部的路易斯安那之外，法国人已经被驱逐出北美洲。他们企图连接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阻止英国殖民地西扩的计划破产。皮特竭尽全力规劝殖民者的努力终于奏效，他们一同参加了第一次帝国战争。1759年也被称作“胜利之年”，那一年世界各地都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在西非和塞内加尔（Senegal）攻占了法国的重要定居点。英国占领了西印度群岛出产蔗糖的岛屿之一瓜德罗普（Guadeloupe），此前英军在夺取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时曾遭遇攻击而失败。这使得皮特在英国人民中的声望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给英国带来了一年40万英镑的收入。在克莱武的率领下，英军在印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和北美战况一样，法国人被驱逐出了南亚次大陆。1757年爆发了最为重要的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该战役使孟加拉大片区域成为英国的附属地，新任印度行政官米尔·贾法尔（Mir Jaffier）代表英国进行管理。克莱武从南部派遣的2000名英国士兵和5000名印度雇佣兵，打败了法国同盟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多达4万人的强大军队。

和沃尔夫在亚伯拉罕高地上的胜利一样，普拉西战役也决定了未来的局势。孟加拉被纳入卡纳塔克地区，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在印度的势力最为强大；这些领地成了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根据地。克莱武后来因病返回了英国，他的工作由艾尔·库特上校（Colonel Eyre Coote）接替。艾尔·库特上校曾造访普拉西，与当地的印度雇佣兵有着独特的感情。1761年，英国在万达瓦西（Wandewash）和本地治里与法军交战时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此彻底消除了法国在印度南部的最后一丝影响。1759年，英法在欧洲的战争以英国胜利告终。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在明登（Minden）的一次伏击战中打败法国，解除了汉诺威的危局。

在皮特的爱将——骁勇异常的霍克·布雷顿的领导下，法国最近一次入侵英国本土的威胁也被解除了。运送法国士兵越过英吉利海峡的运输船已经在塞纳河口聚集。它们将在布列斯特舰队的掩护下行进，所以阻止它们的最佳机会是趁着舰队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基伯龙海湾（Quiberon Bay）的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抛锚时将其一举摧毁。距离遥远，加上10月时海上天气异常恐怖多变，大多数人面对大海都会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前往比斯开湾了。但霍克不会因此退缩。尽管强降雨使能见度几乎降为零，他还是下令领航员开船冲进基伯龙海湾的浅水海域。这片海域中的礁石像钢针一样密集，任何没有准备好抛锚的船只都会因为吸力强劲的漩涡和汹涌的海浪而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布列斯特舰队正是在那里整装待发；也正是在那里，霍克喊出了那句即将成为传说的宣言：“将我葬于“太阳王”的身侧！”骁勇善战的英国海军舰队在霍克的率领下直接驶入法国船只之中并将其击沉，仅损失了40名士兵。

英国在皮特的领导下改变了命运，腓特烈对此大为赞叹，他说：“英格兰经受了长时间的阵痛，现在她终于成为英雄之母。”普鲁士国王在英国也几乎变得和皮特一样广受欢迎，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以普鲁士国王命名的酒吧，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当时是多么受欢迎。1760年，当英国的声望因胜利变得前所未有地高涨之时，乔治二世突然去世，享年77岁。王位由他的孙子乔治三世继承。在乔治二世统治期结束之时，他已经变得非常喜欢皮特了，这个人将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尽管皮特为英国鞠躬尽瘁，但在1760年开始的新王朝中，他的地位还是在攻击中变得岌岌可危。

乔治三世（1760—1820）

爱国君主（1760—1793）

不幸的是，最后得到腓特烈赏识的不列颠英雄却不符合新国王乔治三世的品位。乔治三世生得金发碧眼、英俊潇洒，是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的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Mecklenberg-Strelitz）忠诚的丈夫。他和夏洛特一共养育了15个孩子——除了1个外，其余全部出生在他于1761年买来当作私人府邸的白金汉宫中。时年22岁的乔治三世对英雄主义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国王本人应该亲自上演最出彩的部分。他深受博林布鲁克作品中爱国君主观点的影响，他从爱国君主身上找到了自己希望体现的所有美德。爱国君主的原则之一是国王应该从各个政党中选拔出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亲信大臣。政党之间可能会发生派系斗争，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应该用具备一切美德和崇高形象的爱国君主取代政党。

乔治三世本性虔诚，但接受新知识十分缓慢，知识储备也极为有限。不过，一旦某种观点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便难以去除。他对肮脏的政治手腕嗤之以鼻——尤其是伟大的皮特所使用的那些手段。事实上，在接下来的12年中，乔治三世面对难以应付的对手时，可谓表现得相当成功。他天生意志刚强、心思缜密，凭借这一点他艰难地从辉格党手中夺回了王室的任免权，将其交给他在下议院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也被称为“国王的朋友”。年轻的乔治三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很快学会和沃波尔一样老练地利用津贴拉拢官员。

乔治三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他和大臣之间的冲突。18世纪60年代，英国政治家普遍对国王通过他的“朋友”掌控立法机关（议会）深恶痛绝。后革命时代的人们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宪法应该包含制约与平衡，否则专制集权将带来真正的危险。在乔治三世漫长执政期的前20年中（乔治三世在位将近60年，虽然他在最后10年中完全无所作为），这种斗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由于英国国王拒绝承认北美自身议会传统的合法性，这20年也见证了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殊死抵抗。

在18世纪下半叶，公民争取法律权利和自由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现象。而乔治三世的统治却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统一国家的爱国君主，而在大西洋两岸，人们认为其统治与一个世纪前公民争取到的权利之间存在冲突。自由和理性一样，正在成为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国王的介入则被认为是对自由的破坏。

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恰逢起源于18世纪中期法国的启蒙主义发展至顶峰。启蒙主义思想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这一时期，由法国哲学家编纂并在1751年出版的影响力巨大的《百科全书》有效地普及了启蒙主义思想（自路易十四时期开始，法国就一直是欧洲的文化中心）。《百科全书》由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主持编纂。为了解释宇宙间的万物，《百科全书》收录了孟德斯鸠等政治理论家，以及伏尔泰和卢梭等哲学家的文章。编纂者乐观地认为，随着知识的进步，人类社会也将取得进步。从17世纪80年代起，牛顿开始发表对宇宙物理定律的发现；1737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eus）创建了自然界物种分类的体系；18世纪上半叶，科学发现的数量激增……一切都使编纂者相信，人类运用智慧能够破译宇宙间的知识规律。

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启蒙思想认为，人类运用理性能够改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组织、法律和信念等。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让–雅克·卢梭等启蒙哲学家关于宇宙万物的大体设想上。总的来说，启蒙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抛弃了君主政体等保守的政府形式，转而倾向于接受人权和平等的观念。源自英国的许多政治理念启发了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s）。百科全书派将约翰·洛克视为本学派的一员。孟德斯鸠借鉴了英国权力分立的方式，并将英国政府视为理性政府的典范。人们几乎把传统等同于迷信。而传统确实应该对一个世纪前基督教会中的多起死亡事件负责。自然神论认为，存在一个神，但是他/它的定律并不是通过犹太教或基督教等现有宗教为人们所知晓；相反，人们可以通过发现某种一般性原则，进而了解神的定律。人们可以借助科学实验向每一种信念提出质疑，如果发现其中缺乏理性，就应该将它们抛弃。

人们相信，理性是通向美德之路。这些观点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追求理性美德的法国大革命迅速发展，将人类非理性的习俗撕得粉碎。直到那时，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何为理性、何为实验。到了1789年，西方世界遍布着试图摧毁旧事物、寻找新事物的各色人士。事实证明，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政治自由、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思想是如此有力，鼓舞人们推倒皇宫苑囿，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百科全书派撰写的文章如此光芒四射、引人注目，不只哲学家本身，连欧洲最保守的君主都把改革观点当成一种时尚。如果安斯巴赫的卡罗琳在20年前就曾和启蒙主义哲学家通信的话，到18世纪中期，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便会将启蒙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到实践中。他们像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一样，因接触启蒙思想而自豪。18世纪末，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改革运动终于在英国兴起。改革运动要求实施宗教包容，废除奴隶制，同时要求进行监狱改革、议会改革、贸易改革和宪法改革。

年轻的乔治三世决心扫除过时的旧事物，以自己的方式彰显那个时代的精神。他相信，应该在英国重新树立美德意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是德意志一个小邦国的公主，在专制宫廷中长大。这位专制的母亲被英国议会的放肆行径吓得不轻，她总是对自己的儿子说：“乔治啊，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乔治从未忘记母亲的教诲。但是，他对国王的理解不仅与英国的政治传统产生激烈冲突，还导致他与执政时期的辉格党领导人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和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之间冲突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