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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之后，皮特独握大权。他不仅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同时还获得了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还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他成了自沃波尔之后权力最大的人。皮特出生显赫，头脑聪慧、接地气，他认为富人应该参与政治，拥有一定的国家权力。他将托利党新兴贵族安排在上议院中，这些人逐渐变得和辉格党革命派家族一样有权有势。他虽然现在成了辉格党领导者，但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传承的辉格党改革派自由传统，他改革了公共账户的审计制度，永久性地废除了英国政府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繁文缛节。皮特和他的父亲一样，拒绝从模棱两可的挂名闲职中赚取额外收入，即所谓的“津贴”，而当时许多政治家却靠着这份津贴生活。

英国虽然是传统上的海上强国，但和平时期的海军军备却极为废弛，甚至找不到一艘在出海前不需要维修的军舰。船舶修造厂效率低下、不堪重负。海军上将豪追随皮特，他既是一位明智的改革者，也是第一位被任命为海军上将的勋爵。在5年内，英国建造军舰的速度又提了上去。英国港口停泊着90艘战舰，在任何海洋环境下都可以出航。

皮特现在虽然成了托利党的领导，但仍继续奉行谢尔本伯爵顾问团前成员——激进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念。亚当·斯密一直担任皮特的顾问，他在1776年出版了一部旷世之作《国富论》。这本书将商业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传播到了各欧洲殖民强国中。亚当·斯密认为，国家之间实行低关税和自由贸易将显著增加各国财富。皮特原本试图清除英国制造商对爱尔兰贸易设置的障碍，但由于兰开夏郡商人势力的阻挠，行动遭遇了短期障碍；而他与法国签订的创新性条约创造了两国有史以来的最低关税。他希望借助贸易促进两个积怨已深的国家进行合作。皮特也是一位勤勉的金融家，坚决奉行廉洁的财政政策，他一手创立了国家偿还债务的支付体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国家债务总额高达2.5亿英镑。此外，他还降低了烟草、酒类和茶叶的关税。低廉的茶叶价格使英国成了一个喜爱饮茶的国度，最具时代特点的诗人——基督福音教派信徒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写道，英国人变得“爱以茶助兴，而非不醉不归”。

从某种程度上看，皮特对国王及“国王的朋友”支持的依赖阻碍了他的进一步发挥。他是一名彻底的实用主义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更坚信政治是一门“可能性艺术”。和他的血统相吻合的是，他刚一掌权，便引入了《改革法案》（Reform Bill）。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成功收买腐败官员，也没有实现对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当他发现自己的措施在下议院中极不受欢迎时，立即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同样，皮特虽然认为应该实行宗教包容政策，但他绝对不会利用官方支持，参与1788—1791年废除《核验法》和《团体法》的运动。此时，制糖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增加，西印度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也开始了有力的游说活动；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废除奴隶贸易运动陷入泥潭。不过，至少出现了以废除奴隶贸易为目的的运动。

皮特是幸运的，其首相任期之初恰逢工业革命最令人赞叹的时期：詹姆斯·瓦特发明的改良蒸汽机使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整个18世纪，虽然英国在工具制造、纺织业和制陶业上不断取得进步，但瓦特在18世纪80年代引入英国的蒸汽机促使生产效率呈指数增长。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英国便可以生产从棉质床单到机器工具等所有种类的商品，不仅生产速度提高了10倍，价格也只有其他任何国家的1/10。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即便皮特进行了所有改革，英国也可能会因战争和北美人民对英国商品长达10年的抵制而破产。

只有在对印度前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审判这一件事上，皮特较少赢得同时代人的赞誉。1784年，皮特依据此案颁布了规范印度事务的法案。皮特的改革虽然不如福克斯深入，但他在东印度公司新设立了一个国家部门——由政府运营的管理董事会。董事会主席也会成为英国内阁成员，其职责是监督任何与印度领土有关的公司政策决定。尽管公司的商业政策仍不受约束，但英国政府对公司总督的任命拥有一票否决权。

在调查过程中，东印度公司被竞争对手举报了许多负面信息，引起人们对黑斯廷斯行为的质疑。黑斯廷斯是一位才华横溢且富有建设性的管理者,但他在东印度公司根本性的腐败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同时，他的经商方式傲慢无礼，也让他四面树敌。最终，他因金钱敲诈、腐败和谋杀证人等罪名遭到弹劾。审判持续了7年之久，成为当时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审判。然而，最后事实证明大多数指控是不实的；之后，他被宣布无罪。但是，黑斯廷斯在审判过程中已经彻底崩溃了。他的朋友指责皮特没有阻止弹劾，但皮特认为，英国政府不能宽恕黑斯廷斯的行为，也不能支持一个被负面谣言包围的人。审判使人们要求为英国服务的印度公务员遵守更高的行为标准，俨然将他们变为印度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

在皮特的不懈努力下，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中，英国无论是内部结构还是外部关系，都运转得不错，格局也比较现代。1788年，澳大利亚大陆成为大英帝国的流放地。英国在那里建立了罪犯定居点，将其当成一个流放犯人的地方，以弥补因北美独立而失去的“流放者家园”。18世纪70年代，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在航行中发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他在报告中记录，植物学湾（Botany Bay）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定居点。1788年1月，英国在悉尼（得名于英国当时的内政大臣）建立了定居点。在泰晤士河畔临时监狱中关押的罪犯被转移到那里，他们在遥远的新世界中开始了新的生活。截至1830年，共有超过5万名罪犯抵达澳大利亚。不过，英国政府很快便取消了这个惯例。到了19世纪50年代，大量淘金者和饲养绵羊的农民被那里广袤的户外空间所吸引，纷纷涌入澳大利亚。在1839年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在与澳大利亚相邻的新西兰定居，直到1839年，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的新西兰公司才在那里开始了殖民活动。

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皮特也如同应对所有其他事务一样细致和英明。他帮助英国和普鲁士重修旧好，还和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闹翻的荷兰恢复了古老的盟友关系。现在，俄国开始插手欧洲事务。他是第一个意识到俄国这个“沉睡的巨人”是对欧洲构成潜在威胁的政治家。坚实的同盟网络结束了英国危险的孤立状态。这种状态在北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接下来的动荡岁月中，皮特结交的这些国际盟友变得极为重要。法国灿烂文明之下潜藏着的巨大压力很快将像火山一样喷发，产生的极大破坏力作用范围远超本国。

但是，1788年，乔治三世突然失去了理智，变成一个残暴的疯子。这似乎预示着，麻烦会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爆发。乔治三世正乘着马车在温莎城堡中行驶，突然他从马车中下来，走到一棵树旁，抓住较低的树枝，似乎想要用手晃动它。接着，他和树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交流，因为他相信，这棵树就是普鲁士国王。最后，一旁焦虑的夏洛特王后好不容易才将他哄回马车。但是，10月6日，国王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也奇怪起来。他两个最年长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不得不与医生、侍卫一起，整夜守候在国王卧室的隔壁，以防他接下来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国王整晚在温莎城堡通风良好的走廊里跑来跑去，满嘴胡话，像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王后受到了惊吓，也不愿意与国王同寝；国王整夜不眠，连他的马夫福特纳姆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不得不因健康原因离开。后来，他在皮卡迪利大街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

乔治三世的病症看似精神疾病，实际上是患有卟啉症的一种表现。国王的病情让政府高层大为吃惊。威尔士亲王开始摄政，他性情狂暴、挥霍无度。英国的命运眼看就要交付于这个时年26岁、极不负责的王位继承人手中。福克斯终于看到了成为英国首相的希望。很早以前，从早熟的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一直渴望担任首相职务。现在，他开始在议会中展开一系列活动。威尔士亲王与其拥护者福克斯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不仅是一个赌徒，而且是公认的破产者。他还私下缔结了一段秘密婚约。他违背乔治三世在1772年颁布的《皇家婚姻法案》，迎娶了罗马天主教徒菲茨赫伯特（Fitzherbert）夫人。乔治三世在法案中禁止后代未经国王许可缔结婚姻。威尔士亲王和弟弟为了取悦朋友，模仿乔治三世在晚上的种种荒谬行为，关于王室顿时谣言四起。与此同时，在下议院中，皮特正与福克斯较量，他试图阻止威尔士亲王自动获得摄政权。

皮特坚持认为，摄政王必须由议会任命，摄政王的摄政行为也必须接受议会调查。在下议院的宏大场景中，皮特赢得了辩论。福克斯的表现和平时一样无礼，他宣称，既然“从法律上讲国王已经去世”，便没有必要遵循先例；议会委员会如何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从外表上看已经成年，有能力行使皇家权力，并且是王位的自然继承人。福克斯的言论令听众目瞪口呆。皮特听完他的说辞后大笑道：“以上帝的名义，我将让那位绅士在余生都不得加入辉格党。”

福克斯彻底背弃了辉格党的基本革命原则。皮特认为，辉格党曾经将王位交给威廉三世，借此结束了君权神授的王位世袭制，改由基于议会意志的组织决定王位继承。福克斯的论据被驳回，乔治三世仍是国王。令国人大感宽慰的是，就在议会准备要确立摄政统治之时，国王康复了。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国王在一天中有好几个小时都被紧身衣缚住，以防自伤或伤害他人。谣言四散、人心惶惶，但国王的真实状况却没有被国人知晓。后来，国王从克佑区返回，虽然他看上去颤颤巍巍，但精神还算好。在克佑区，他被交给了威利斯医生服侍，而这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并不温柔。皮特的忠诚和机智帮助英国渡过了这场危机，也加深了首相和国王之间的关系。然而此时，就在海峡对岸的法国，另一位国王的命运开始影响英国的未来，1789年正是法国革命开始之年。

法国革命是200年来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它的回响。21世纪初，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以某种形式展现了大众民主。法国革命则是建立这种民主形式的首次试验。革命始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筹措资金而召集议会（三级会议）。自17世纪早期，三级议会就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三级会议的召开成了引爆被长期搁置的矛盾的导火索。法国政府由于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无休止地征战，到1789年时已经破产。经济学家意识到，获得所需资金的唯一方式便是改变法国极不协调的税收体系。法国的财政结构几乎在中世纪后就没有进行过改革，富人、贵族和教会人员都享有免除税收的特权，他们几乎不需要缴税。而最沉重的赋税，如臭名昭著的盐税，都落到了最穷困的人身上，主体税种和土地税也是如此。

收税豁免权和其他严重不平等的规定交织在一起。几个世纪以来，不同于英国一直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国虽然也实行君主专制，但法国贵族在法律上享受优先权。毫不夸张地说，法国国王的话就是法律。国王的一封信，即秘密逮捕令，便足以将任何人送入监狱；不需要经过任何审判，也不需要任何解释，就可以让一个人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法国人民无法向议会求助，要求扣留国王的资金，也无从反抗君主专制。虽然法国哲学家对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本国实践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现在，法国的男男女女都满怀热情地渴望创建一个更加开明和理性的社会。

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614年召开，之后便一直中断；现在，为了筹措资金，三级会议终于在凡尔赛宫重新召开。国王并没有意识到，法国人民渴望改革的诉求是多么迫切和普遍。人民的力量好似决堤的洪水，名为国民议会的新机构得以创建起来。法国贵族自行投票放弃了他们自古以来享有的特权，共同声明将基于国民议会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宣言》创立一部新宪法。《人权宣言》受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坚决主张维护自由、平等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人权宣言》同时鼓舞了法国革命的早期领导者拉法耶特将军。不过，奠定法国大革命主基调的是让–雅克·卢梭的启蒙主义经典著作《社会契约论》。卢梭和洛克一样，认为政府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他坚信人民具备的“公共意志”对革命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严格地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由谁来确认这种所谓的“公共意志”。从一开始，法国革命就伴随着“暴民暴力”。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爆发。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是旧体制和秘密逮捕令的象征。英国也强烈希望结束暴政，福克斯甚至向许多人表示，他为攻占巴士底狱喝彩，并将其称为“世界上发生的最伟大、最卓越的事件！”年轻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言辞或许能够反映出那个时代浪漫主义青年诗人的心声。他高呼：生活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无疑是一种“福佑”。大多数英国人对追求个人自由的事业都怀有与生俱来的同情；他们为“自由”能在一个将“路易十四”等同于“镇压”的国家发展壮大而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在《人权宣言》发表之后，法国大革命出现了更为极端的行为。一群暴民胁迫国王和王后离开凡尔赛宫，回到巴黎。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囚禁了国王和王后。拉法耶特将军不得不召集一支由中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组成的军团，在暴民四处滋事时维护巴黎秩序。新成立的立宪议会将路易十六变为宪法上的君主。此时，皮特和英国政府仍然对削弱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暴政持同情态度。如果法国也实行君主立宪制，那么英吉利海峡两岸面对面的两个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共同点。但是，追求普世权利的崇高演讲将会很快堕落为恐怖统治和暴民统治。

1790年10月，每艘船只都载满“富人难民”开始逃离法国。革命者仅允许他们携带随身衣物，并警告他们不要讨价还价。愤怒的农民丝毫不关注律师在巴黎做着什么，无论是分割权力，还是建立法治体系或确立个人权利。几个世纪以来，农民和处境相似的巴黎市民一直被当成牲畜对待，这些所谓的“无裤党”终于被激怒了，他们表现得像野兽一样。面黄肌瘦的农民因愤怒而变得狂躁：他们烧毁了先辈们在无法追忆的过去亲手修建起来的城堡。他们将城堡洗劫一空，掠夺金银珠宝，不加区别地杀死主人，而不管主人是否曾经友善地对待他们。

巴黎君主立宪制下的国民议会演变成革命政府。虽然它不断呈现出新的形式，但归根结底还是依靠暴力。路易十六虽然仍是名义上的国王，但到了1792年，王后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阶下囚，他们的朋友也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一位评论者所叙述的那样：很快“我们将有理由担心，革命会变得像萨图恩40一样依次吞噬掉他的每一个孩子”。

随着革命之火继续蔓延，人们不切实际地试图将几个世纪以来的一切错位一并纠正。他们摧毁教堂，抛弃上帝，用更具逻辑性的至上崇拜代替上帝的位置。他们还用一种更形象的方式来命名月份。但是，任何一届国民议会的领导者都不长久。当权几个月之后，他们总会因不明确的“反人民”罪而被逮捕。名为“雅各宾派”的激进政治团体掌握了巴黎的实权。该团体包括大多数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派思想家，如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他们对人民的意志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用自己的逻辑精心构思出一个旨在摧毁人类所有传统的“美德共和国”。打着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他们很快成了独裁者。

在同时代的所有英国人中，白金汉宫辉格党顾问埃德蒙·伯克的反应最为消极，也是最精准的。他曾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过去一年后，他撰写了名作《法国革命论》，先知般地预见了即将发生的混乱。他写道：“一些流行的公共意志代替无政府主义建立了军事独裁。”震惊之余，伯克坚信人类不可能抹杀过去：人类的组织机构需要经历缓慢的发展过程。伯克提出的观点十分强硬，而且他开始公开在下议院中驳斥福克斯的观点，令他的这位老朋友极度苦恼。

法国革命者对待王室成员的方式使得欧洲陷入战争。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哈布斯堡君主的姑母，法国国王和王后变成阶下囚的消息传到国外，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不伦瑞克将军的率领下穿越边界，准备前去解救他们。但是，暴民以“九月屠杀”回应了革命面对的威胁，他们不理智地屠杀囚犯。巴黎人冲入监狱，将囚犯们就地杀死；3天内，巴黎人民一共杀死了6000名保王党囚犯。暴民将普通罪犯的头颅和王室成员朋友的头颅串在同一根长矛上，拿到大街上游行。在1792年的整个秋季，警报声彻夜鸣响，号召这座城市和市民武装起来。“挂在灯上”的呼喊声意味着将囚犯吊在路灯柱上勒死。一旦呼声响起，巴黎人便会照做。

之后发生的事情令整个欧洲战栗不已，革命委员会召集每个法国公民加入民众武装，这支革命军队成功击败了普鲁士军队。这则消息产生了类似英军在萨拉托加战败的效果。人们不敢想象，从未经过训练、从未上过战场、毫无经验的新兵，尽管他们的人数多达5万，尽管他们身强力壮，燃烧着保卫祖国的雄心，居然能够在瓦尔密战役（Battle of Valmy）中打败著名的普鲁士军队。但是，民众武装确实将普鲁士军队驱逐出了法国边境。

作为对外国入侵的回应，革命军宣布法国放弃君主立宪政体。革命者宣布成立共和国，取代了君主立宪制国家。接着，10月，米拉波和罗伯斯庇尔发誓要进行下去的革命越过国境燃烧到了国外。民众武装参与了一场又一场战斗，气势汹汹地征战欧洲大陆。他们先是占领了若干德意志城镇，然后在瑞士巴塞尔宣布成立另一个共和国。最后，法国军队在热马普战役中羞辱了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如果说衣衫褴褛、宁愿为国战死沙场的民众已经足以令人惧惮的话——一个爱国者倒下了，在他的身后会站起20个爱国者——那么更令欧洲其他国家政府感到恐慌的是1792年颁布的《十一月法令》。该法令宣布法国军队将帮助所有想要恢复自由的人民。31岁的罗兰夫人——国民议会一位代表的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她的遭遇，连同她在断头台上喊出的话语“哦，自由！多少罪恶是以它的名义犯下的！” 让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困惑。

仅仅在一年前，皮特因对新成立的君主立宪制法国持积极态度，而削减了在军备上的税收和开支。他仍然相信，欧洲从未有更多原因期待和平的到来。但现在，接二连三的事件让他也措手不及。1793年1月，法国国王接受了革命委员会仓促的审判，审判完全没有按照恰当的司法程序进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18世纪最完美的发明——符合逻辑而高效迅速的断头台处决。断头台处决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路易十六被处决的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普遍反感。英国政府的反应最为及时。温文尔雅的法国大使肖夫兰和优雅的特使塔列朗主教，也就是未来的亲王，被告知必须在一周之内无条件离开英国。皮特在下议院公开哀悼了法国国王的命运，称这一事件为反宗教、反正义和反人性的暴行。他说，在英国，无论贫富，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不会放弃保护任何一个贫穷或不重要的人；路易十六的死表明，法国与英国不同，上述两点在法国都不成立。

皮特仍拒绝遵照伯克的敦促直接开战。他觉得，仅仅为了维护道德，基于法国暴民是“上帝和人类的敌人”而开战，不是英国政府分内的职责。不过，他认为这种指控倒是符合实际，他向法国提出了严正警告。他告诉下议院，如果法国希望和英国维持和平状态，就必须宣布放弃侵略，将革命限制在本国境内，“不得侮辱他国政府、扰乱他国安宁，也不得冒犯他国权利。除非法国同意上述条件，如若不然，不管我们多么希望维护和平，最后必将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小皮特与他的父亲查塔姆伯爵不同，虽然他也坚决维护和平，但和平必须是真实而稳固的，且与英国利益和欧洲总体安全一致。

英国越发不可避免地将要进入战争状态。如果放任革命政府继续存在，单是其对外政策就会对全欧洲的君主制国家构成威胁。然而，革命者宣布依据“自然法则”向所有船只开放斯凯尔特河重要河口，英国这才被迫卷入冲突。法国对荷兰的中立状态构成了威胁，根据条约，英国应该出兵保护。皮特别无选择，只能不情愿地放弃他追求了10年的和平与进步。

然而，皮特还是慢了一步。在他对下议院发表演讲的同一天，法国国内为争夺权力而战斗的人们率先向英国和荷兰宣战。在接下来的23年中，这场战争足以将欧洲拖入深渊，直到滑铁卢战役结束。

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1793—1815）

在接下来的20年中，英国几乎无休止地与法国交战，英国国内包容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极大变化。最初，皮特宣称，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对抗“武装主张”。法国在斯凯尔特河的船只对英国商业构成了威胁，战争的目的是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然而，不久之后，法国政府宣誓将帮助所有国家的人民反抗本国统治者，至此对抗“武装主张”成了战争显而易见的目的。正如在半个18世纪中詹姆士党人与英国全面为敌一样，在18世纪最后10年和19世纪最初10年里“雅各宾派”也立志要与英国为敌。

对英国人来说，“革命”这个词在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后的短短几年中一直包含着令人恐惧的意义。除了在1806—1807年废除奴隶制的这段时间里短暂地被排斥在内阁之外，托利党在整整两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是英国执政党；辉格党及其执政理念则被坚定地排斥在政府和时代潮流之外。那时的英国不但政治上保守主义盛行，执政导向更是趋于保守。面对战争及法国大革命支持派对英国政治机构形成的威胁，皮特及大部分政界人士完全丧失了理性的自由信念。所有一切导致这位年轻的首相很难认可前革命盟友法国。

在战争爆发之前，皮特就已经对革命支持者产生了警觉。1792年，激进派人士托马斯·潘恩撰写了名为《人的权利》的小册子，建议在英国成立共和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销售了20万册，但法律禁止进一步发表一切“煽动性文字”。潘恩遭到起诉，不得不逃往法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梦见过潘恩，他的梦显示出了先知般的预见性。多亏了布莱克的警告，潘恩才得以提前一个小时逃走，免遭逮捕。后来，潘恩被选举为法国国民公会成员。战争刚一打响，英国政府便开始实行彻底的镇压统治。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联络社作为一种获取法国伟大政治实验信息的工具遍布英国全境。皮特关闭了正在迅速发展的联络社，因为在新生怀疑情绪的笼罩下，大多数政治俱乐部都被假定为革命者的巢穴，如果不自动解散，政府就会逮捕其成员，将他们关进监狱。

1794年5月，为了方便权威机构执行公务，政府中止了英国自由基石——《人身保护法》。之后，英国政府希望修订法律条文，以便政府以未指明的罪名进行调查时，可以无限期地拘禁公民。但是，这项措施在下议院仅获得39票，遭到否决。此外，与法国的任何联系都会被视为叛国行为而遭到禁止，违反者可能被处以死刑。如果没有福克斯的大胆直言，这项规定可能根本就不会遭到反对。继福克斯之后，他的侄子霍兰男爵（Lord Holland）、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和年轻贵族查尔斯·格雷都勇敢地表达了反对意见。许多辉格党人对领导者的避战思维越发感到不安。1794年7月，在波特兰公爵和埃德蒙·伯克的领导下，大部分辉格党人穿过议会一层大厅，加入了皮特的托利党阵营。

在皮特的努力下，第一次反法同盟于1793年成立，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葡萄牙和撒丁王国都加入了同盟。英国作为成员之一，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展开了战争。英国被分配执行其最擅长的任务——利用自己的大型舰队对抗法国。当时，英国是唯一一个尚未建立征兵制的欧洲国家——的确，英国每年都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继续保留陆军部队。另外，舰队保证了英国海上强国的地位，并且被成功地用来保护海上通道和占领敌方殖民地。1795年，英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取了好望角，保障了英国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印度总督韦尔斯利侯爵，即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威灵顿公爵的长兄，在塞林伽巴丹及时采取行动，阻止了法国代表蒂波煽动当地人引起事端，进而避免了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受到威胁。但是，相较于出兵干预欧洲局势，在殖民地取得的成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英国以金钱援助法国西部旺代（Vendée）和南部土伦（Toulon）保王党人的计划以失败告终，而在约克公爵的率领下，前往奥属尼德兰的军队则耗尽了国家资金。

不过，巨大的贸易顺差确保了英国国库始终殷实。依据老皮特开创的惯例，英国政府可以动用国库资金来支付欧洲大陆的军队开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使英国的工业革命发展到了一个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高度。因为这一点，英国才能维持当前的局面。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意味着其制造业出口和从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几乎不受战争影响，而英国制造业则在军用制服、帐篷和加农炮等物资材料需求的刺激下进一步发展。在原本就活跃、实用的工业文化刺激下，劳动力的短缺驱动铁制品制造商和工厂所有者进一步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他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工厂中推动发明创新的应用。

奥地利军队本身由大约30万名高度专业化的士兵构成，英国及其盟友相信，联合如此众多的国家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打败一群乌合之众，法国军队将很快被打败并撤退到原先的边界线后面。然而，法国大革命战争表明，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不再只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问题，信念也能够成为一种秘密武器。法国共和军所到之处，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总能刺激生活在压迫政权之下的人民产生情绪上的回应；共和军被当成了解放者，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法国军事领袖虽然没有战争经验，但一点儿也不影响大局。在前律师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领导下，法国共和军被打造成了杰出的新型战争机器。虽然这支军队有自己的弱点，但其庞大的数量快赶上了“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足以弥补自身缺陷，使其能够横扫面前的一切敌人。1794年，法国军队羞辱了奥地利军队，将他们从荷兰的土地上赶走，永远切断了哈布斯堡王朝和荷兰长达300年的联系。

随着局势的发展，第一次反法同盟逐渐破裂。英国的主要盟友奥地利和普鲁士更感兴趣的是和俄国一起瓜分软弱的波兰王国，而不是消除法国对世界秩序构成的威胁。战争持续了两年，普鲁士为了完成对波兰的瓜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曾宣誓要消灭波兰），与法国签署和约，退出了反法同盟；而西班牙仅仅与法军进行了两次紧急交战，就被说服与法国结盟。荷兰变成了法国的傀儡国巴达维亚共和国。但是，皮特仍对奥地利抱有很大希望。当时奥地利的领土还包括意大利，是面积广阔的国家。此外，皮特还得到情报，经过4年的战争，不但法国军队已经筋疲力尽、物资匮乏，而且没有经验的巴黎政府也快要耗尽全部资金。和谈条件可能已经具备。但是，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时代。1797年10月，来自科西嘉岛的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展开了一场几乎可以称为奇迹的战斗，奥地利军队被驱逐出意大利。战争局势发生了改变。

英国在1793年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就和拿破仑·波拿巴有过接触。这位23岁的年轻将领深谙兵法，率领部下占领土伦，挫败了英国扶持法国南部保王党的计划。拿破仑身材矮小、体形消瘦、面色蜡黄。他本来只是一名衣着破旧的火炮官，被战友亲切地唤作“小下士”。他在印度战役之后获得了世界的信任，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人们开始将他同恺撒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当然，他们都怀着同一个征服世界的梦想。在意大利作战时，他利用迅捷的行动和突袭战略将奥地利的防守打得支离破碎，赢得了一系列胜利，继而踏平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在阿尔科拉战役中，拿破仑转身催促部下前进的瞬间——长发在风中飘逸的样子铸就了这位年轻人的经典形象。

意大利战役结束之后，拿破仑已经培养了一批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部下，因为显然这位军事领袖可以带领他的部下走向胜利。拿破仑的强劲对手威灵顿公爵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认为，拿破仑现身战场便相当于4万兵力。军事史也支持了这种说法。拿破仑在一切客观因素都背向他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的人格魅力能够激发部下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前进和战斗。

两年前一直与皮特谈判的巴黎主和派被抛在了一边，以拿破仑为首的主战派获得了支持。拿破仑丝毫没有让胜利止步于意大利的意思。截至1797年10月，意大利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由拿破仑建立的共和国。奥地利方面认为，法国的大军对维也纳构成了威胁，他们很可能继续占领威内托。因此，奥地利也与法国签订了和平条约。意大利锯齿状的海岸线曾为英国海军提供了优良港口，而现在意大利的水域停满了法国和西班牙船只，一切都变得无法触及。法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左岸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法国政府宣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脉是法国的“天然屏障”。

拿破仑势不可当的胜利激发贝多芬谱写出《英雄交响曲》（Eroica Symphony），但对皮特和英国来说，这几年其实相当难熬。法国陆军看上去不可战胜，不仅如此，西班牙退出反法同盟之后，英国需要独自面对三国舰队构成的严重威胁。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的联合海军有能力夺取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进而入侵爱尔兰和英国本土。1796年，法国海军在威尔士北部的菲什加德登陆，企图借道爱尔兰入侵英格兰，但计划失败。只有圣诞节期间的恶劣天气才能阻止法国军队与班特里湾的爱尔兰独立运动力量会合。但是，爱尔兰本身固有的反英情绪使那里一直是法国先遣队入侵英国的最佳登陆地点。爱尔兰人联合会领导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一直在等候时机到来，企图依靠法国军队推翻英国的统治。爱尔兰人联合会中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领导的共和派改革运动在不断发展壮大。

1797年2月，在圣文森特角战役中，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英勇表现阻止了西班牙舰队夺取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在大多数时候都一直受到三国舰队的威胁。而英国舰队中为了抗议恶劣条件而爆发的一连串兵变使困局越陷越深，英吉利海峡几乎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在兵变顶峰，英国依靠邓肯上将（Admiral Duncan）的机敏才思才免于被荷兰入侵。邓肯上将亲自出海监视荷兰舰队在泰瑟尔岛的行动，发现敌军除了2艘小型护卫舰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军舰。他遂派遣护卫舰航行到荷兰舰队能够从河口观察到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英国护卫舰装作向荷兰舰队视线之外的其实并不存在的军舰发出信号，诱使荷兰放弃了入侵计划。接着，在10月，邓肯在坎珀当战役中摧毁了荷兰舰队。

同时，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危险正在逼近英国。对于极为高昂的战争代价，没有人表示赞赏。虽然英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但由于战争的巨额开支以及支付给盟军的黄金，英国国库一直非常空虚。英格兰银行处在中止兑现的边缘。粮食歉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爆发公民动乱的危险正在逼近。幸运的是，皮特说服了国王将自身权威让步于议会法案，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代替黄金在全国流通。英国继续用黄金支付军费，但截至1819年，其他领域均已经开始使用银行发行的纸币。这项举措反过来也给英国带来了麻烦：工资的增涨远远落后于物价飙升的速度。许多劳动者在贫困线上挣扎，英国各地方的权威机构纷纷效仿1795年伯克郡首先实施的《斯皮纳姆兰法案》贫困人口救助系统，开始不按照常规比例支付劳动者工资。结果，农民接受不了他们的劳动报酬，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的工资没有丝毫增长。

到了1798年，皮特为了维持战争支出，被迫引入累进制所得税模式。这种税收方式基于一项简单的原则：以更高比例向富人征税为战争筹措资金。事实证明，这项政策极不受有钱人欢迎，尤其在战争看上去毫无结束迹象的时候。皮特表示愿意向法国归还被英国占领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同时准备向法国提供40万英镑的贿赂，企图诱使法国政府走上谈判桌，但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拿破仑洗劫意大利之后，法国并不需要更多的钱：意大利的所有财富，无论是黄金还是古代大师的作品，都被装上火车运往法国。法国也没有离开荷兰的打算，而这是英国进行和谈的前提。在拿破仑的鼓励下，法国政府正愉快地盘算着采取进一步行动——入侵埃及和叙利亚，或土耳其和印度，在东方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

但是，就在1798年，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纳尔逊坚定地认为，皮特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组建而成的欧洲大陆同盟并没有什么作用。他认为，英国只有动用海上力量才能将欧洲从法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情况确实如他所言。得知拿破仑带领一只小型舰队成功越过土伦，占领了东地中海地区最优良的港口之一马耳他后，他凭直觉断定，这个科西嘉人一定会向埃及或印度继续前进。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拿破仑的动向一直是被小心保守的军事机密，甚至连法国舰队的舰长本人也不知道。随着气候逐渐变得温暖，拿破仑舰队航行到了中东地区；纳尔逊一直冷静地跟在他认定为拿破仑舰队的船只后面。他没有请示指挥官，就径直向东航行。在一场海上风暴中，他的侦察舰损失惨重。因为当时这些称作“海上之眼”的侦察舰为了搜查信息，会在雷达探测区域前的数英里航行。在余下的航程中，长距离侦察舰一直在周围逡巡，因此纳尔逊凭借肉眼几乎看不到前方的船只。

实际上，英国舰队是在6月22日至23日晚间才远眺到法国舰队的踪影。但这足以使纳尔逊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纳尔逊由于没有护卫舰，一直没能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国舰队似乎突然消失不见了。纳尔逊徒劳无功地在东地中海地区逡巡之时，法军的作战计划却像发条一样精准地运转着。7月末，拿破仑率领军队向南穿越沙漠，在金字塔战役中打败了埃及统治者马穆鲁克的骑兵，随后占领开罗。最后，纳尔逊无意中发现了一条引领英军找到法国隐藏之处的线索——他们发现法国海军驶离克里特岛，向东南方向前进。8月1日早晨，纳尔逊再一次返回亚历山大港。他发现自己最初凭直觉预测的事情正在真实地发生着。法国舰队停泊在极具战略意义的尼罗河河口阿布基尔海湾以东5英里的亚历山大港。

天色已晚，但纳尔逊一刻也没有停歇，他立即起航袭击敌军。法军在当天下午2时才第一次远远地望见英国舰队的踪影，因此对纳尔逊的突袭毫无防备。夜间作战的难度众人皆知，所以法军对晚上6点发动突袭的这种非传统做法十分吃惊。从理论上说，在布吕埃海军上将（Admiral Brueys）的领导下，阿布基尔海湾的法国舰队状况良好。法军在阿布基尔海湾的海岸上布设了密集的高耸炮台，但事实证明，这些炮台的射程过短。接着，布吕埃犯下了第二个严重错误——他忽视了纳尔逊侦察敌军易受攻击之处的能力。纳尔逊能够看到其他人完全看不到的敌方弱点——布吕埃下令将所有船只停泊在足够远的地方，以便留出足够大的空间供船只掉头。纳尔逊突然意识到，如果敌军有空间掉头，那么英国舰队也同样有空间掉头。于是，他命令技术高超的海员在一旁抛锚。

那个漫长的夜晚被猛烈爆炸和舰艇燃烧的火光照亮，纳尔逊共俘虏和杀死了9000名敌军。他不仅一举捣毁了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强大海军，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尼罗河战役中取得的出人意料的杰出胜利改变了战争的进程。5年以来，法国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作战计划。英国获得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控制权，而法国陆军尽管拥有最优秀的将领，却仍被困在埃及，一直未能获得阿布基尔海湾的后援军的支援。不过，尼罗河战役首先鼓舞了英国前盟友奥地利。到目前为止，盟军一直在吃败仗。现在，英国前盟友撕毁了与法国的和约，皮特得以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同盟国包括英国、奥地利、俄国、那不勒斯和土耳其。陆上战争再次打响。而拿破仑在印度开战的计划则变成了一种痴心妄想，他现在被愤怒的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包围，周围充满敌意。纳尔逊简洁地概括了法军的处境：“他们自投罗网，找不到出路。”

两个月后，英军在阿布基尔海湾摧毁了法国舰队，消息传到英国；10月2日，整个国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在法军连续5年无往不胜之后，英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最终能给敌人致命一击。纳尔逊成了当时的英雄，他的画像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被刊登在公共印刷品上，或被崇拜他的人绘成漫画英雄。纳尔逊天性活泼，魅力无穷，对祖国忠诚热爱，他在1797—1805年的一系列海上战役中展现出杰出的军事天赋和过人的胆识。这一系列胜利使英国的海上霸权得以维持并持续了长达100年之久。纳尔逊从12岁起就在海军服役，他曾多次负伤——只剩下一只胳膊（另一只被截肢），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另一只眼睛只能区分白天和夜晚）。他身材矮小，衣服穿在他身上总显得过于肥大。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四世曾说，“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男孩船长”，纳尔逊很受部下爱戴。

拿破仑一直拒绝承认在尼罗河战役中战败。他在一场充满豪言壮语的演讲中命令埃及的法国军队必须继续前进，完成伟大的事业。但这一次，拿破仑的损失比他预料的惨烈。土耳其苏丹拒不向法国的入侵屈服，并派出2支军队抗击拿破仑。1799年8月22日，“小下士”觉得时机成熟，可以赶在埃及战役惨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前返回巴黎。他果断抛弃了部下，从亚历山大港乘坐一艘小型护卫舰秘密返回巴黎。拿破仑推翻了法国督政府；10月，他成为法国的首席执政官，即实际上的独裁者。一年之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爵士（Sir Ralph Abercromby）在埃及登陆，在亚历山大港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法国军队，至此拿破仑建立东方帝国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奥地利军队现在已经把法军驱逐出德意志。在杰出将领苏沃洛夫（Suvorov）率领下，俄国迫使法军从意大利半岛原路撤出。法国军队在瑞士和荷兰也遭到了攻击。虽然开局良好，但第二次反法同盟并没有达成原定目标。英国军队在不称职的将军率领下被迫撤出荷兰。1798年年末，爱尔兰叛乱爆发，皮特被迫转移了注意力。在瑞士，法国军队在苏沃洛夫将军到达之前，在苏黎世击败了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