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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疯狂的野蛮人，他们留着凌乱的长发——这是他们勇士身份的标志——四处袭击不列颠人，将他们全部斩于刀下。他们呼喊着托尔和沃登的名字横冲直撞，这两只神豢养的乌鸦以人类的血液为食。神父、女人和孩子都被残忍地杀害，很多都死于他们用作避难所的圣坛之下。死的人太多了，幸存下来的人都来不及埋葬他们。那些试图逃往威尔士的山中躲藏的人被成批成批地屠戮，哪怕是已经投降的，也未必能够幸免于难。如此一来，撒克逊人入侵的第一年，英格兰原有的人口就几乎消失殆尽了。

很多人逃往了不列颠在高卢的殖民地阿莫里凯（Armorica），这个殖民地是伪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在公元4世纪末时建立的。他们在一个海边国家过上了舒适一些的生活，这里的环境与他们逃离的祖国十分相似。在阿莫里凯安家的罗马不列颠人数量非常多，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直至今日，他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还在使用一种古老的不列颠语言，而且这块属于法国的土地，即布列塔尼，还是以他们的名称命名的。不列颠尼亚，这个曾经的罗马行省的名字，成了尘封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英格兰”这个名称，意思是盎格鲁人的土地。直到1707年，不列颠尼亚这个拉丁名称被改成英文“不列颠”后重新被人使用，用作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地的总称。

第一次入侵后过了一个世纪，吉尔达斯写出了他的著作。他注意到所有的罗马城市依然处于废弃之中：“我们的城市依然空空荡荡，不复往昔繁盛，直至今日，它们仍是阴森衰败的废墟。”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之前，布立吞人就早已变得文质彬彬。他们接受过完整的罗马课程的教育，被培训成为罗马不列颠城镇的文职人员和公务人员，习惯了地面集中供暖系统，也习惯了玻璃窗户和铺得整整齐齐的路面。这些布立吞人已经丢失了曾经叫罗马人钦佩不已的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精神。在罗马统治的400年里，曾经凶猛好斗、半裸身体、驾着战车四处征战的凯尔特人被磨掉了野性，成了彬彬有礼、讲拉丁语的罗马公民。罗马凯尔特人信仰温和的、反对暴力的基督教上帝，所以面对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时候，他们完全无力反抗。

幸运的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入侵之后，在那个世纪结束之前，出现了两位杰出的首领，将不列颠人转变成了能够抵抗外敌的军队。一个是出身高贵的罗马人，可能当过将军，名字叫安布罗斯·奥雷连（Ambrosius Aurelianus）。吉尔达斯是如此形容这个人的：“这是个谦逊的男子，在这个祸乱丛生的时代，他是罗马民族唯一一个立于困局之中而得以幸存下来的人。”第二个首领是个罗马凯尔特人。公元5世纪末，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扎根后已经过了一代人了，这个时候这位首领在西部地区起兵反抗，成功地将敌方撒克逊人困在海湾长达30年之久。他可能是奥雷连的儿子。公元500年或516年左右，他在多次战役中占了上风，最后在最激烈最关键的蒙斯–贝多尼克斯战役（Battle of Mons Badonicus，发生在如今的利丁顿周边地区）中获得大捷，迫使西撒克逊人撤出了多塞特，退回到了威尔特郡中部。这位首领的出生和去世都充满了神秘，他的坟茔究竟在何处，人们至今都不知道。据推断，他将西部地区建成了一个独立的不列颠王国，直到公元550年左右，新一拨的撒克逊人最终完成了对整个英格兰的占领。他可能就是伟大的凯尔特人首领亚瑟王（King Arthur）的原型。到公元9世纪，很多关于亚瑟王的故事四处流传。他生前可能住在一座巨大的铁器时代的城堡里，这座城堡位于萨默塞特（Somerset）的南卡德伯里（South Cadbury），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曾有过大规模的重修和加固（它的恢宏大殿的遗址已被发掘出来）。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给后世的作家和诗人带来许多灵感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主要集中在康沃尔和威尔士——这些地方成了从南部逃出来的不列颠人的避难所。这些故事有一个很奇特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亚瑟王并没有死，只是陷入了沉睡之中，将来当不列颠陷入最危急关头的时候，他就会醒来，带领这个国家渡过难关。沉睡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威尔士的一个洞穴里，有人说是在一个名叫阿瓦隆（Avalon）的仙岛上。这些故事除了有明显的基督教象征之外，都暗示了罗马不列颠的凯尔特人虽然已经濒临绝望，但终究还抱有一丝希望，相信自己终有一日能够回到家乡。但是这个希望终究没有成真。

多亏了罗马凯尔特人“亚瑟”获得的胜利，从蒙斯–贝多尼克斯战役之后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他们享受了大约50年的和平——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吉尔达斯是在和平时期进行创作的。但仅仅10年之后，即公元550年左右，新一拨的撒克逊人入侵又开始了，于是，到公元6世纪末，撒克逊人的王国永久地建立了，领土覆盖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区域，北境直达苏格兰低地。两个盎格鲁部落占领了英格兰东部亨伯河（Humber）以北的土地。南边的王国称为德拉（Deira），面积接近如今的约克郡；在其北面是伯尼西亚王国（Bernicia），它的国土从蒂斯河（Tees）一直延伸到福斯湾。公元7世纪早期，德拉和伯尼西亚两个王国合并成了诺森布里亚王国（Northumbria）。在它的南边是中英格兰王国，或者称为麦西亚王国（Mercia），它的国土西至威尔士北部边境，东边与盎格鲁王国接壤。它的南边挨着威塞克斯王国（Wessex），即西撒克逊王国，由于他们的首领查乌林（Ceawlin）英勇善战，到7世纪早期，他们的领土到达了塞文河下游地区。只有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地区仍保持独立，与撒克逊人对峙。康沃尔一直抵抗到了9世纪中期。与此同时，在北边，爱尔兰部落利用罗马人撤走后的大好时机，在皮克特人的地盘以西、罗马行省以北的地方，建立了苏格兰人的王国。多亏了圣帕特里克对爱尔兰的影响，在他创办的修道院里，一个名叫圣科伦巴（St Columba）的修道士在公元563年完成了圣尼尼安未竟的事业，将靠近西部高地沿海的艾奥纳岛（Iona）上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都变成了基督徒。

在威尔士、康沃尔和爱尔兰，凯尔特基督教依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习惯。由于教会和新修道院延续下来的教育，他们依然能够用拉丁文写作，更多的手写稿被抄写出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但是，出于对压迫者的强烈恨意，罗马不列颠人一直保持独善其身的态度，不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接触，也从不试图做点儿什么让这些邻居改信基督教。所以，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只能从国外获取基督教的文明。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在占领英格兰之后，很快就走出了未开化的状态，这对于后世的英格兰而言实属大幸。

公元6世纪末，据说（据公元8世纪的比德记录的民间传说），势大力强的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在罗马的集市上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奴隶小孩时，想起了曾经信教的罗马行省不列颠尼亚，如今那里的人们失去了信仰，都在迷途之中。当他询问这些小孩是什么人时，有人告诉他，他们是盎格鲁人，据说教皇当时颇有深意地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安琪儿（天使）。”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可以确定的是，公元597年，正在革新教皇制度的格列高利教皇派了一个传教团去肯特，劝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入教。教皇认为他的代表奥古斯汀（Augustine）主教也许能有机会对国王传教，因为国王娶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女人，结婚之前她的身份是贝莎公主（Princess Bertha）。就这样，英格兰开始重新信仰基督教，这个国家也渐渐回到了更高程度的文明。这将英格兰重新带回了欧洲世界，在之后的几千年里，一个名为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共同的宗教文化取代了罗马帝国，将整个欧洲结合在了一起。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从肯特的埃塞尔伯特王至维京人入侵（597—865）

当教皇派遣的传教团于公元597年抵达塞尼特岛时，传教团的团长圣奥古斯汀对即将要面对撒克逊人感到十分紧张。如果肯特的国王埃塞尔伯特与其他日耳曼蛮族——比如说他妻子的外祖父高卢国王克洛维（King Clovis）——性情相似的话，那么他必然也是性格勇武凶悍。克洛维国王曾说，如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自己也在场的话，那一定会为他复仇。显然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个故事的要义。尽管奥古斯汀胆战心惊，但是教皇格列高利给他写了多封书信，坚持要求他必须完成使命。公元6世纪末，埃塞尔伯特王是英格兰最重要的国王，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小王国一起尊崇的英格兰共主（Bretwalda）。如果埃塞尔伯特的王国信仰了基督教，那么以他的影响力，其他王国就有可能效仿。

埃塞尔伯特王的态度跟他们所料想的一样。尽管这个由40位风尘仆仆的修道士组成的小传教团没有携带武器，只手持一个银质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每个人都穿着朴素的褐色袍子，但是他似乎还是把他们当成巫师或魔法师来对待。他坚持要在户外接见他们，以防他们施咒，因为据说在户外的话，魔法的力量会削弱。而且他还禁止他们离岛。但是，埃塞尔伯特王允许他的妻子贝莎王后（婚前是法兰克人的贝莎公主）坚持她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是他与强大的法兰克王室结盟的条件之一。所以，贝莎王后生活在一群崇拜沃登和托尔的撒克逊人中间，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当时在王国的首都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东边，依然保留着一座古老的纪念圣马丁（St Martin）的罗马教堂，王后和她的灵魂导师路德哈德（Luidhard）可以在这里祷告。

埃塞尔伯特王仔细观察了这些修道士一段时间。这些修道士给他带来了教皇的礼物——一本装帧精美的《圣经》和一些珠宝，而且他发现他们都十分温和有礼，所以后来他允许他们离开小岛，去王后的教堂做礼拜。不久之后，这些传教士在布道时说，即便是国王，面对生老病死也无能为力，但是信仰基督就可以在将来获得永生，这让埃塞尔伯特王心动不已，而且他被传教士的学识和他们对穷人的关爱所打动，所以他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至这一年的年末，在他治下有1万人受洗。

教皇格列高利定期给这些罗马传教士写信指导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公元616年，盎格鲁–撒克逊统治后的英格兰出现了第一部成文法典。不过这部法典是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写就的。与罗马不列颠人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只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这部埃塞尔伯特王制定的英文法典深受法兰克民族的影响，它规定，新近出现的神职人员和国王赠予他们用来修建教堂的土地，均受法律保护。至公元7世纪末，教堂获准不必缴税。奥古斯汀修建了圣奥古斯汀修道院（肯特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都葬于这里），同时还建造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最终发展为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教皇格列高利寄来的书信和其他珍贵的文字资料都被保存在修道院里。罗马传教士逐步修建了更多的修道院，它们都逐渐成了肯特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在富裕的贵族阶层中逐渐出现了一种风气：他们捐款或赠地用于修建修道院，然后将他们的儿子送往这些修道院学习文化知识。公元602年，教皇为圣奥古斯汀专门设立了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

教皇格列高利本打算在英格兰任命两个大主教，分别在坎特伯雷和约克。他之所以如此盘算，是因为他依然将英格兰视作罗马的行省——所以它的宗教中心必须有一个是在罗马重镇埃勃雷肯，也就是约克。但是约克如今在德拉王国境内。尽管埃塞尔伯特王的领土与德拉王国接壤，但是德拉王国与肯特完全相互独立。因此，约克及其周边的地区必须另行派人去传教，英格兰的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也都是如此。公元604年，教皇在罗切斯特（Rochester）一带又设立了一个主教职位。“切斯特”（Chest）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中是古老的罗马城市的意思。同一年，在东撒克逊（East Saxons）的一处名为朗蒂尼亚姆（Londinium）的老城镇（撒克逊人称为朗登维格）又增设了一个主教职位。

尽管教皇格列高利知道埃塞尔伯特是英格兰最重要的国王，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罗马人离开之后，这个国家发生了多大的改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格兰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丢失了罗马人建立的所有国家管理体系。这个国家如今被各个部落民族分割成小块，彼此之间相互征战，相互吞并。因此，小部落的首领变成了合并后的大王国的郡长（Ealdormen），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里，这个称呼指的是军事长官的意思。至公元7世纪末，英格兰总共有七个王国，合称七王国，分别是：苏塞克斯、肯特、埃塞克斯、东安格利亚、威塞克斯、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由于这些部落民族都没有文字，所以历史学家只能猜想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不过，后世的一些文献资料、文学片段和法律条文中有些提到古时的习俗，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很多方面保留了他们的先祖即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人的特点。罗马的观察家曾对这些特点有过详细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

日耳曼民族社会结构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家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家族。效忠于自己的家族，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理念。家族中任何一个人被人谋杀的话，整个家族都有义务追杀凶手，替他报仇。然而，即便是公元1世纪时，普遍的做法也已经从杀人偿命演变成杀人赔钱了，就是让凶手支付人命价，即一条人命的价钱，而不必让其偿命，这种做法有助于让社会变得更加和平稳定。如果凶手没有支付人命钱，那么死者的家族有两个选择，要么杀了这名凶手，要么让别人付钱赎走这个凶手。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被控犯罪，那么按照惯例，他家族的人必须在法庭上发誓为他做证。至公元10世纪，若一个家族中出现了一个罪犯，那么这个家族必须负责看管好他，防止他日后继续犯罪。在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负责地方法庭的国王和贵族在了解犯罪事实的时候，除了听取双方家族的供述之外，还会向周边居民了解情况，综合考量两方面的证据和说辞。公元9世纪，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等国王修改了法律，要求人们首先效忠于他们的君主，其次才是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家族，然而尽管重点有所转移，但是忠诚和神圣的宣誓依然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基石。

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是以自由农民的身份，以部落的形式聚居在英格兰的，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独立的首领，却没有一个统领所有部落的共同的国王。后来才出现面积更大的王国和相应的国王，统治不同的部落。这种以部落为单位聚居的社会形态可以从英格兰的很多地名中看出端倪。这些含有“in(g)”之类读音的地名都有“人”的意思，如黑斯廷斯的意思就是“黑斯塔（Haesta）的人”，沃金（Woking）指的是“沃卡（Wocca）的人”。10世纪有一份很著名的文件，即所谓的“部落海得书”（Tribal Hideage），本是为了征税而制定的。这份文件里详细地记录了很多部落族群和它们拥有的土地面积。所谓“海得”，是英格兰的旧土地单位，也是计税的单位。在不同的王国，1海得的具体面积有很大的不同6，大致在40至120英亩之间。

埃塞尔伯特王制定的法典中的条文显示，当时肯特的人民常常在户外集会，并在集会中讨论当地事务。讨论时，会有学识丰富或家境富裕的人在场管理秩序。自公元6世纪晚期开始，貌似每100海得（4000英亩或以上）土地会设置一个部落法庭。10世纪的一些文件上提到古时的“百户法庭”（hundred courts），可能就是其起源。那个时候，百户法庭每个月开庭一次，审理违犯普通法和教会法的案件，或者调整税收。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的英格兰王国都是以百户为单位划分行政区域的。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官是由当地的居民挑选的，而不是由国王指定的。即便是早期原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哪怕他们还是会蓄奴，他们的生活里也有一种真正的民主传统。这一点与罗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贵族阶级的那一小部分人构成了肯特社会最富裕的阶层，但是在公元6世纪末，整个王国人数最多的要数自由农民，或者叫底层自由民，他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他们的领主不是某个贵族，而是国王本人。在肯特，一个底层自由民对他的家族而言价值100个金币：如果他被杀，他的家族能够得到这么多赔偿，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命价。公元9世纪，维京人的入侵破坏了他们的社会结构，很多底层自由民被杀。为了得到当地领主的保护，底层自由民不得不为他们干活，来支付高昂的税金，即丹麦金（Danegeld），作为交换，当战争威胁到他们的家庭和庄稼的时候，领主的士兵必须保护他们。同时，很多盎格鲁–撒克逊人成功地保留了他们远古祖先的财政自治权，这一权利让人们的思想可以保持独立。他们珍视这种独立。

7世纪晚期，威塞克斯的国王伊恩（King Ine）制定的法律让我们对英格兰西部地区的底层自由民有了更多的了解。法律要求他们必须在民兵队伍服役。所谓民兵队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国民军，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可以征调他们抗击外敌。同时还有一部特别法规，它规定，如果在民兵外出征战时，任何人未经允许进入他家土地的篱笆之内，就会被重罚。民兵和其他村民都要支持国王，向他纳税——这是充作军需的，最早他们缴纳的是一定量的麦芽酒、牛肉、蜂蜜和烤面包等，后来逐渐改成一定数量的金钱或税费。似乎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只要首领要求，盎格鲁–撒克逊人就需要自己集资修建当地的桥梁和城墙，并出资为国王修筑堡垒，每户出资的金额按各户的土地面积分摊。至公元700年，英格兰境内的所有王国的国王都成立了各自的御前会议，由智者充任顾问，这些御前会议被称为“贤人会议”（Witan）。贤人会议的成员大多是那个王国里的大领主，国王管理国家的种种政令，从分封土地给贵族，到宣布修道院不必再缴税，都需要他们联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决定让哪位王室成员成为国王，不过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给国王提建议。

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英格兰之后，以部落的形式聚居，与之相仿，底层自由民一般也都分散居住在小村庄里。他们的农田形制不同于凯尔特铁器时代的方块状，而是弯曲的长条状。在一些王国，一些农田分散在旷野，农民共同耕作。但是在其他的王国，比如肯特，每个农民的田地则相对独立。整个英格兰，所有村庄外缘的树林一般都是公共用地，所有人都将自家养的猪、羊、牛等放养到林间草地上。

这些肤色白皙、身材高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用的犁，比古时的布立吞人的更大、更重、更结实。布立吞人的犁比较轻，所以他们倾向于在地势较高、土质较松的田地耕种，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因为有大型的犁，故而可以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地势较低、土壤肥沃、土质黏重的冲击河谷耕作。因此，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沿着乌斯河（Ouse）往泰恩河和蒂斯河方向分布，扩大了麦西亚、德拉和伯尼西亚等王国的面积。至公元7世纪早期，后两者被强大的国王埃塞尔福里斯（King Ethelfrith）侵吞，并入了诺森布里亚王国（诺森布里亚的意思就是“亨伯河以北的人们”）。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看到宏伟的罗马建筑的废墟时都惊叹不已。他们本身只会使用木材和砖石搭建一些原始的建筑，而罗马人能够修建高耸的大理石神庙、巨大的石砌澡堂，乃至散布在英格兰各地的人工水渠，这些建筑技艺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所以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建筑是由人类所建。他们的文献资料中反复用“巨人的杰作”来描述罗马建筑。过去学界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都不敢进入罗马城市，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这些城市里有鬼魂出没。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尽管一开始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可能宁愿将罗马建筑拆了，将拆下来的大块砖石用来搭建自己的住所，但是从7世纪末开始，古老的罗马城市重新吸引了一批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城市居民。不过，这些城市，比如约克和伦敦等，吸引来的人数始终不过几千人而已，因为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更愿意住在乡村当农民。但农民需要修建王宫、王室庄园和酿酒厂等。在今天的威尔顿（Wilton）、沃尔顿（Walton）和金斯敦（Kingston）等地还能看见这些建筑。这些巨大的建筑都是非常壮观（尽管有点儿粗糙）的木质建筑。它们常被用作百户区的行政管理中心，所以必须修建得很大，整个百户区的居民带着物资来敬献给国王的时候，它们需要能够容纳下所有人。

但是王宫要么是国王座下的郡长们的住所，要么是国王本人的居所，所以除了高大之外，还会修建得温暖舒适：宴会时，宾客们可以坐在大餐桌旁，盛满了蜂蜜酒的羊角杯在宾客之间传递着；巨大的壁炉里跳跃着热烈的火光；地板上铺着洁净新鲜的灯芯草，满室都是它清甜的味道。尽管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都已经过上了定居农耕的生活，但他们还保留着关于自己的祖先北日耳曼的勇士的民族记忆。诗人在大殿上唱起雄壮的歌，表达他们对祖先的追思和纪念，其中就有纪念贝奥武夫（Beowulf）伟大功绩的诗歌。

忠诚、复仇和死亡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最喜欢表现的主题，但是最受欢迎的可能是颂扬国王和贵族部下之间君臣之义的诗歌。这些贵族即大乡绅，对国王忠心耿耿。就像家族成员效忠家族一样，国王的臣下效忠国王，这种关系与前者是一样神圣的。若一个臣子眼看着自己的国王在战场上阵亡，自己却不拼死为他报仇，那么这将是他一生的耻辱。早期的英格兰历史充满了这种英雄主义的例子：许多臣子贵族即便在国王死后，也坚决拒绝投降。就像公元8世纪威塞克斯国王基涅武甫（Cynewulf）的部属一样，在他死后，他们为了给他报仇，全部壮烈牺牲。

进入公元7世纪以后，英格兰境内除了肯特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依然不信仰基督教。想要改变这些地区人们的信仰，毫无疑问，传教的人本身必须对上帝足够忠贞，因为这些人极为敬畏他们原先信仰的神祇，用这些神的名字给很多地方命名，如赫特福德郡的桑德里奇（Thundridge），就是“托尔的脊背”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尽管以后基督教会将成为英格兰王国的支柱之一，成为中世纪文明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当时，教会需要克服种种障碍，让粗鲁的、不信基督的、麻木的异教徒信仰基督教。向撒克逊人传教的修道士常常不得不利用他们的祷告词和故事来吸引听众，但是这些听众崇尚暴力，很难接受基督教对受难和忍耐的推崇。

然而，多亏了奥古斯汀率领的传教团始终坚定、积极地从事传教活动，加上从爱尔兰和苏格兰来的传教士的帮助，很快英格兰就由一个未开化的社会转变成了基督教社会，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一转变将不断地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时也改变他们的文化。他们从原来嗜血的野蛮人，变成了愿意送孩子去学拉丁文，让他们接触古典知识的文明人。从公元7世纪60年代至公元9世纪20年代的差不多一个半个世纪里，英格兰重新出现了去修道院读书学习的风气，并迅速席卷整个国家。这个做法在公元7世纪的诺森布里亚达到了顶峰。这一点从插图精美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中就可见一斑。而且，一场学术和艺术的复兴从英格兰蔓延到了法兰克人的王国。自公元5世纪早期开始就断裂了的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此时重建起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此前的300年里都只会修建简单的木屋，此时也开始建造大量精巧美观的教堂和修道院，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这已经是彰显上帝荣耀的做法，他们对此推崇备至。坎特伯雷大主教塔尔苏斯的西奥多（Theodore of Tarsus）将一些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带到了英格兰。因为他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接触到了比自己民族的建筑和涂墙技术更为精致复杂的工艺。

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之下，加上与欧洲大陆更高水平的文明的联系，英格兰的建筑再一次变得宏伟美观起来。他们开始给街道铺好路面，用小块的装饰石材拼贴王宫的地面。金线织物再一次挂上了屋子的内墙，就像恺撒时期一样。3个世纪之后，由于英格兰的教会与高卢有密切的联系，而高卢又一直没让制造玻璃的技艺失传，这项技艺再一次传入了英格兰。公元7世纪末，勇士兼贵族本尼狄克特·比思考普（Benedict Biscop）成了引进高卢玻璃匠人的第一人。他将这些匠人送往自己在泰恩河畔的贾罗（Jarrow）修建的修道院里。从此以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教堂第一次用上了玻璃窗户，不久之后，又改用彩色玻璃。

但是英格兰早期的基督教根基薄弱，需要仰仗强权君主的支持。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于公元616年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埃德博尔德（Eadbald）继任王位。这位新王非常厌恶基督教，于是肯特几乎又回到了信仰异教的状态。这让罗马传教团的成员十分沮丧，许多人都决定放弃肯特，去法兰克传教。按照传统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后来又返回了英格兰，完全是因为耶稣门徒圣彼得（St Peter）在异象中对他们其中一人显圣，这个人就是主教劳伦修斯（Bishop Laurentius）。圣彼得愤怒地批评主教，猛烈地鞭笞他，反复提醒他要记得《圣经》中好牧羊人的故事，要求他不能将他的羊群丢给不信教的豺狼。第二天，埃德博尔德看到伤痕累累的圣劳伦修斯，惊怕不已，于是改过自新。其他主教也都返回了英格兰。

若不是有可敬的比德做的考据研究，估计我们今天完全无从得知原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发生了多么惊人的改变。这位居住在贾罗的一座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出生于公元670年左右，主要活跃于公元8世纪，是位伟大的作家，被誉为英格兰历史之父，同时也是耶稣降生之后的1000年里全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达勒姆教堂（Durham Cathedral）内他的坟墓保存至今。关于英格兰人的发源有很多神话传说，比德决意找出这些神话传说背后的史实究竟如何。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他的考据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论证严谨周密。尽管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向见证这些历史的人请教，但是能够让他作为史实罗列出来的，必然要有文字史料的佐证。为此，他仔细查阅了英格兰的所有古书资料，同时还写信到罗马，查阅教皇的档案记录，获取准确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完善了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发明的纪元方式，将耶稣降生视作现代的开端。比德的书在8世纪的欧洲盛行一时。由于他的影响，所有地方的人都开始采用“公元”（拉丁语原义是“我们的主降生之年”）来纪年。

比德的作品《英格兰人民的基督教历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记录了英格兰的变化。我们所了解到的公元5世纪的入侵，以及之后的3个世纪里英格兰的众多王国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来自这本书。在英格兰，肯特王国的人民改信基督教之后，下一个发生这种转变的重要的王国是诺森布里亚。尽管在埃塞尔伯特死后，下一个英格兰共主是东安格利亚的国王雷德沃尔德（Raedwald），但是真正发动了影响最深远的英格兰基督教运动的，却另有其人。他名叫埃德温（Edwin），来自北方的德拉王国（今约克郡），是个被流放的王子，寄居于雷德沃尔德的宫廷中，后来他建立了诺森布里亚王国。

虽然很多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生平都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但是雷德沃尔德却是个例外。1939年夏天，就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人们在过去属于萨福克（Suffolk）的沿海的萨顿胡（Sutton Hoo）发现了一座古墓，学界普遍认为这就是雷德沃尔德的坟墓。古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陪葬品，制作的时间大约在公元621年至630年之间，现在这些物品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通过这些物品，我们得以更清晰地了解7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者——雷德沃尔德本人，以及建立了诺森布里亚的他的食客埃德温——的生活风貌。这座古墓位于一个百尺高的海岬之巅，像贝奥武夫火葬时的柴堆一样，“巍峨高耸，让大海上航行的人们都可以望见”。它的墓室是由一艘90英尺长的长船改造的。雷德沃尔德的祖先盎格鲁人就是乘坐着这样的战船来到英格兰，走上历史的舞台的。

雷德沃尔德的坟墓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证实国际贸易已经在欧洲复苏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200年里，曾经繁荣一时的国际贸易迅速衰落，只剩下地方性的以物易物的小规模交易。雷德沃尔德的盔甲是在瑞典打造的，他的酒碗是中东地区的工匠制作的。陪葬的还有许多不同地方的铸币，有些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这说明雷德沃尔德与很多国家，甚至与很遥远的地区，都有贸易往来。

萨顿胡的墓葬同时也显示，尽管雷德沃尔德表面上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最深处的本质还是与图坦卡蒙（Tutankhamun）之流一般无二，都是异教徒，因为他的墓葬和古埃及人一样富丽，陪葬品十分丰富，其中有一口巨大的锅，还有一个硕大的盛蜂蜜酒用的羊角杯，上面装饰着华美的银饰，这是他预备在瓦尔哈拉神殿（Halls of Valhalla）上饮酒用的。7黄金带扣每个重1磅多，装饰着错综复杂的狩猎动物的图案，比如猎鹰等。它们说明了英格兰在7世纪时已经有了非常杰出的工匠，他们已经将掐丝珐琅工艺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即便是今天，人们想要达到那样的制作水平也有难度。但是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勇士形象。他那做工精湛的铁头盔上镀了一层黄铜，上面雕刻着正在战斗的人物像。头盔上眼睛的部位是两个窟窿，看着令人毛骨悚然，耳朵部位垂吊着专门保护耳朵的铁片。这副形象无疑会让敌人在面对他的时候胆战心惊。

诺森布里亚的埃德温也是这种形象。公元7世纪时，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都长期处在战乱之中，为争夺领土而彼此征战。在这种状态之下，唯有得到这些强权君主的支持，基督教才能长久地延续生存下来。在雷德沃尔德的帮助之下，埃德温打败了他的对手埃塞尔福里斯，成了整个诺森布里亚的王。埃塞尔福里斯当时已经统一了约克附近的德拉王国和伯尼西亚王国，疆域一直达到了苏格兰边境。不过，埃德温的统治有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他迎娶了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的女儿，也就是信仰基督教的埃泽布加（Ethelburga）。她嫁到诺森布里亚的时候带去了一个名叫波莱纳斯（Paulinus）的修道士。他信仰坚定，热心传教。他本人机智善辩，同时他又给国王带去了教皇赠送的贵重礼物，包括银光闪闪的玻璃、意大利工艺打造的精巧的镀金象牙梳、顶级羊毛织就的衬衫等等，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成功地引起了国王的兴趣，也满足了他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虚荣。

国王埃德温改信基督教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若没有与他手下的贵族和异教祭司首领事先交谈过——事实上应该说若没有他们的同意——他是无法改变自己的信仰的。比德写的一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作品中有一段最著名的文字就源自此事，从这段话里，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到7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的生活。当时，诺森布里亚的大祭司考菲（Coifi）直言不讳地承认，即便是他，也没有觉得给神像献祭会让他有所收获。在他说了这番话之后，国王手下的一个部落首领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我王，在我看来，人的现世生活与生前死后未知的生活，二者之间的对比，可以用麻雀做个比拟。冬天您坐在屋里和郡长、领主们宴饮，大厅中央的壁炉里炉火熊熊地烧着，整个屋里都暖烘烘的，但是屋外凄风苦雨，风雪肆虐，寒意刺骨。一只麻雀从大厅中飞快地掠过，它从一扇门飞了进来，很快又从另一扇门飞了出去。它在屋里这短暂的时间里，寒风暴雪被隔绝在外，影响不到它，但是它出去之后或进来之前的光景，我们都知道并没有那么舒适。如果这个新的宗教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生前死后的情景，那么也许我们确实应该接受它。

大祭司终于被说服，于是他向国王借了一匹马，飞奔去拆毁了神龛。在此之前诺森布里亚人一直都在用牛给神龛献祭。

埃德温改信基督教之后，他的人民也随之做了这样的改变。公元627年4月12日星期日正是复活节，在这一天，贵族、大批的平民及国王本人，一起在波莱纳斯修建的一座约克的木质教堂接受了洗礼。这座木质教堂就是如今的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的前身。之后波莱纳斯沿着诺森布里亚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四处奔走，给普通教众做洗礼。当时的信众都渴望与诺森布里亚人一起受洗，很多人从偏远的村庄跋涉数日来到这里，所以波莱纳斯曾一度不得不连续36天昼夜不停地为人们施洗，才得以完成全部任务。至公元630年，诺森布里亚在周边战乱不休的邻国的衬托之下，成了和平的代名词。

在雷德沃尔德死后，埃德温接替他成为英格兰共主。但是原先的布立吞人十分憎恨他。布立吞人居住于威尔士，由他们的国王格温内思的卡德瓦隆 （Cadwallon of Gwynedd）统治。诺森布里亚扩张领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尽管卡德瓦隆是个基督徒，但是却选择与麦西亚的异教徒国王彭达（Penda）联合。

由于罗马传教士与凯尔特教会之间存在强烈的敌意，所以威尔士的主教没有规劝卡德瓦隆不要攻打同是基督徒的埃德温国王。圣奥古斯汀曾以为只要他率领传教团抵达英格兰，威尔士的主教们就要接受他的指挥，因为他受教皇之命，有权在这片土地上设立2个大主教和24个主教职位。但是威尔士人视他为外来夺权者，他们认为自己信仰基督的历史更久，他应该服从自己。奥古斯汀召集了一次会议与他们理论，结果双方恶语相向。奥古斯汀公开斥责威尔士的主教信奉异端邪说，警告他们若两边的教会不能合并，只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似乎是一语成谶，公元633年，埃德温在哈特菲尔德战役（Battle of Hatfield）中被杀，西不列颠的人蜂拥进入诺森布里亚，纵火烧毁村庄和教堂，尽管他们也信仰基督教，却几乎将基督教从诺森布里亚连根拔起。卡德瓦隆麾下的士兵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所以主教波莱纳斯不得不将王后埃泽布加和她的家人召集起来，带上一个大大的黄金十字架和一只镶满宝石珠玉的圣餐杯，护送他们往南去相对安宁的肯特王国，投奔她的兄长。波莱纳斯此前原是约克的主教，到公元644年10月10日他去世的时候，是罗切斯特的主教（这一次卒年有明确记载）。

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塞尔福里斯之子奥斯瓦德（Oswald）回到了故国，赶走了彭达和卡德瓦隆，将威尔士不列颠人赶回他们自己位于坎布里亚的王国，并迫使他们承认他是他们的君主，这才结束了这一次的祸乱。奥斯瓦德的统治时间很短，他于公元642年被彭达刺杀。但是他与另一位伟大的早期基督徒圣艾丹（St Aidan）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者向爱尔兰基督开放自己的教会，通过自己在古典学问上的成就和凯尔特人特有的传教激情，完成了诺森布里亚教会的改革。因此，奥斯瓦德也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君王。

圣艾丹是个修道士，他生活的修道院位于离苏格兰西海岸不远的艾奥纳岛，声誉甚隆，由爱尔兰的修道士圣科伦巴于公元563年修建，最初是为了给苏格兰人入教使用的。奥斯瓦德国王自己就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这所修道院最好地保留了古典教育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能在爱尔兰幸存下来，是因为日耳曼人并未侵入此地。爱尔兰基督教会可谓是重要的学术基地，因为其修道院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欧洲古典文化遗产，而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因为日耳曼部落的入侵，这些古典文化都消亡了。当时在爱尔兰，勤奋的修道士依然还孜孜不倦地抄录记载古典知识的抄本，其中很多都是从古希腊文明传承到罗马时代的，这些抄本一度成为罗马公民的日常读物。

奥斯瓦德回到诺森布里亚时，随行的有很多在爱尔兰接受过教育的修道士。他们在奥斯瓦德凋敝不堪的王国重建基督教信仰。圣艾丹受命成为诺森布里亚人的主教。出于典型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禁欲苦修精神，他将自己的主教办公地点、教堂和修道院的地址都选在诺森布里亚沿海一个海浪侵蚀的小岛上，名叫林迪斯法恩岛，也叫霍利岛（Holy Island），位于特威德河畔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以南。尽管圣艾丹是诺森布里亚教会的首领，地位崇高，但是林迪斯法恩岛上的建筑却全是爱尔兰风格的、以芦苇为屋顶的草房子。

在圣艾丹的影响之下，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都知道奥斯瓦德王朝笃信上帝。在神父们的引导之下，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和郡长的天性有所改变，言谈举止更加文雅温和。很多贵族开始效仿圣艾丹，在每周三和周五断食。奥斯瓦德并没有以强大的武力著称于世，尽管强者为尊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法则。相反，他是以对穷人的怜悯和扶持而闻名各国。比德写了很多关于这位国王无私慷慨的新奇故事，比如说将他的复活节午餐——用银盘盛着的美味佳肴——送给了街上的穷人。

当奥斯瓦德的弟弟奥斯维（Oswy）继承王位之后，这位令人敬畏的君王让诺森布里亚重获霸主地位。圣艾丹和奥斯瓦德建立的基督徒式的生活方式以更猛的势头扩散到其他王国。奥斯维做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决定，就是鼓励诺森布里亚的传教士去其他王国传教。多亏了诺森布里亚的修道士圣查达（St Ceadda）的传教活动，彭达统治的闻名于世的异教王国麦西亚的人民也开始改信基督教，其中包括彭达的儿子匹达（Peada）。至公元700年，整个英格兰都改信了基督教。每个地区的传教士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让东安格利亚信教的是一个勃艮第人，在威塞克斯完成这一伟业的是一位从肯特来的罗马人。但是主要地区的传教士都是来自诺森布里亚、林迪斯法恩岛和艾奥纳岛。约克郡的修道士里彭的威尔弗里德（Wilfrid of Ripon）让南撒克逊转变了信仰。查达的兄弟切德（Cedd）则让东撒克逊重回基督教世界。

至公元698年，林迪斯法恩岛上的修道院为新的诺森布里亚基督教文明创造了一个非凡的杰作，那就是《林迪斯法恩福音书》。这是《新约》四福音书的一个版本，有漂亮的字体和花纹，还有精致的插图。这些花纹既有凯尔特人的传统纹饰，也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图案，后者与东安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的坟墓中发现的带扣上的图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