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页

拿破仑带领他的老部下从南部返回巴黎。途中，老兵数量如滚雪球般增长。被派去捉拿拿破仑的内伊元帅曾发誓，要用笼子装着拿破仑回来；但是，他却再一次加入了老战友的行列。肥胖而不受欢迎的路易十八丝毫没有能力号召法国人民。由于整个战争时期他都在英国度过，法国人民几乎不了解这位国王。他很担心自己像哥哥一样遭受可怕的待遇，很快在一片混乱中毫无尊严地逃离了法国。欧洲重新回到了战争状态。

各国决定，每个强国提供15万兵力对抗拿破仑。威灵顿现在不仅被加封为公爵，还担任英军总司令。在他的领导下，英军和布吕歇尔陆军元帅（Field Marshal Blücher）领导的普鲁士军队并肩作战，保卫法国边界东北方向的荷兰南部。在那里，拿破仑决定发动攻击。他需要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打败盟军的军队，以便赶在俄国和奥地利从东部攻入之前，在安特卫普和追随者会合。结果，滑铁卢战役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决定性战役。它成了威灵顿所说的“伟大的欧洲干扰者”的最后结局。但是，局势在一开始并不明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无法为人们所预测的。“铁公爵”威灵顿事后坦言，胜利是“一件超级棒的事情——这是你在生命中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较量”。

威灵顿最优秀、最训练有素的伊比利亚半岛老兵远在美洲。他们被派去参加一场新的美英战争，1812年6月，这场战争因贸易问题爆发。留给他的是他所描述的“声名狼藉的军队”——6.8万人的英荷联军，其中很多人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有的士兵在一生中从未摸过枪。“我不知道这些人将对敌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评价道，“但上帝做证，他们让我害怕。” 此外，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北方军团，其中包括他最为忠诚的、经历了22年战争的近卫军和老兵，于1815年6月12日从法国出发开始征战。

威灵顿断定，拿破仑会在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实施作战策略之前发动快速进攻。他只是不知道拿破仑会有多快。英国胜利和拿破仑彻底失败取决于布吕歇尔领导的5万名普鲁士士兵的到达。这会将英荷联军的人数增加到11.8万人，但仍比法国军队少5000人。然而，两军之间距离相当遥远，威灵顿和英荷联军处在拿破仑前进的主要道路上，鉴于局势的变化，普鲁士很可能不会前来援助。拿破仑的谋略一如往常。他决定，在对付英荷联军之前，必须首先在利尼（Ligny）发动攻击。

拿破仑行动迅速，行踪隐秘，直到6月15日下午，威灵顿才发现他的对手已经越过法国边界，带着7万名士兵抵达了沙勒罗瓦（Charleroi）。“拿破仑骗过了我。”威灵顿将军愤怒地说。不仅普鲁士军队在林尼遇袭，法军还在四臂村（Quatre Bras）袭击了荷兰在外的一个师。这意味着，法国军队正在沿着大路向布鲁塞尔进发，现在他们距离布鲁塞尔只有20英里。

现在，威灵顿令部队前进，在四臂村的十字路口集合，以便将内伊元帅从布吕歇尔和普鲁士人所在的利尼引开。在四臂村，尽管双方之间的战斗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但在一天的战斗结束后，威灵顿完成了他有限的目标：阻止法国军队进一步向布鲁塞尔靠近。同时，普鲁士军队从利尼撤退了18英里，到达位于滑铁卢正东方向的瓦夫尔（Wavre）。

得知普鲁士撤军之后，威灵顿决定在滑铁卢追击拿破仑。他将滑铁卢作为基地，同时寄希望于普鲁士人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支援。这个区域横跨拿破仑军队所在和沙勒罗瓦盟军司令部所在的布鲁塞尔之间的要道：北面是小村庄滑铁卢（今布鲁塞尔近郊），南邻霍高蒙特城堡（Château de Hougoumont），中部是圣杰安山高地的农庄。威灵顿让工程师调查了过去一周的战场情况，以便将优势最大化。每个建筑物、每个独特的自然地貌，都被用来进行防御。

午夜，威灵顿从72岁高龄的布吕歇尔那里得到消息，他在利尼严重负伤，但即便被拴在马上，这位老将也要在第二天亲自带领部下进攻拿破仑的右侧翼。6月18日的黎明临近之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雨常常是威灵顿胜利的序曲。士兵们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泥泞之中。但是，他们很快起床，穿上红色战袍做好打仗的准备。威灵顿公爵头戴卷边三角帽，身着他认为比军装更加舒适的文官服，骑着战马四处为每一位士兵鼓劲。他不屈不挠、沉着冷静的形象鼓舞了军队的士气。

反观拿破仑，他起得很晚，也没有为手下将领分担任何来自英国步兵团或战斗本身的恐惧。因为他相信，普鲁士军队在利尼一战中损失惨重，已经不可能赶过来支援英军。有意思的是，尽管威灵顿将军对拿破仑军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拿破仑还是将他蔑称为“糟糕的将军”。拿破仑在等待地面干燥，以便自己的骑兵部队能更好发挥。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因为每多等待一个小时，普鲁士军队便有更多时间前来支援英荷联军。在这段时间里，威灵顿一直暗中看表，惴惴不安地计算着普鲁士军队到达了何处。

法军向霍高蒙特城堡发动进攻，滑铁卢战役打响。英军在战火中坚守了一天，掩护住了威灵顿军队的右翼，并且阻止了法军靠近通向布鲁塞尔的大道。法军动用了全部兵力，企图攻下霍高蒙特，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法军纵列部队袭击了英军驻守的位置，但也未能成功。威灵顿非常谨慎地将英军排列成矩形。英国新建步兵团在军官领导下训练了数月，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面对战火保持“稳定”。威灵顿公爵认为，在这点上，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他们只需要做到这一点。对抗这个矩形阵列的首先是可怕的法国步兵纵列，在之后的2小时中又换成了法国骑兵部队。“先生们，这是一场艰难的较量，”威灵顿曾说，“看看谁能坚持最久。”

每位英国士兵按照训练要求，镇定地持续瞄准射击。然后，第一排士兵跪下来，给后排士兵留出空间，后排士兵枪口向上翘起，也依次瞄准射击。在第一批子弹用完之后，他们会装入更多子弹。法国骑兵穿着闪亮的盔甲，戴着高高耸起、插着羽毛的头盔，在英国方阵周围急速地一圈又一圈地旋转，企图在稳定的开火结束之后，冲散阵形，找到一条穿过军队的路径。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撼动英军的阵形，尽管在战火和硝烟中，他们几乎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东西。与此同时，法军漂亮的战马和优秀的骑兵一个接一个倒在泥泞之中。威灵顿后来回忆说，看起来就像许多四脚朝天的海龟。而英军的矩阵始终保持稳固。后来，威灵顿公爵在检查满是弹片的战场时，发现一个方阵的士兵全体阵亡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阵形，不让法国骑兵通过。

中午，威灵顿终于在东面远方的树林中看到了前进中的军队忽闪忽现的样子。这是普鲁士军队到来的最初迹象，威灵顿从这天拂晓开始，就一直在焦急地遥望着他们的战马和枪支的踪迹。傍晚6时，在以农庄为中心的圣杰安高地，法军开始落败。拿破仑正是在那个时候，企图冲进位于农庄和霍高蒙特城堡之间的威灵顿队列之中。但是，第52团让法军无法靠近，他们在法军左侧翼进攻时最后使用刺刀进行搏斗。落日之前，拿破仑派出了他的精锐部队——帝国近卫军。但是，即便是这支军队也被盟军的步兵击败。欧洲最具传奇色彩的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接着，晚上8时，在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天黑的时候，普鲁士军队终于到达了。布吕歇尔已经精疲力竭。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辜负盟友的期望。他就在那里，长长的白色胡须因沾满尘土而变得黑乎乎的，但他和平时一样精力充沛，部署部下追击法军直到法国领土。威灵顿骑着他的栗色母马“哥本哈根”——这匹战马陪伴他经历了多次战斗——从树顶向远方眺望，向法国军队3次挥动帽子。英军终于开始反击。“一鼓作气！”他喊道。山脊上出现了一队又一队身着猩红色衣衫的步兵，他们对可怕的法国军队展开追击。这成了滑铁卢战役的结局。拿破仑逃往巴黎，很快在那里宣布退位，支持儿子罗马国王接替自己成为法国国王。不久之后，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由皇家海军“柏勒罗丰”护卫舰牢牢看守。他请求获得摄政王和他口中“最慷慨的盟友”英国的宽恕。6年之后，他在圣赫勒拿岛去世。

激进风潮（1815—1820）

只要拿破仑还是自由的，他便一直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滑铁卢战役根除了这个危险人物。但是，法国人民对百日王朝的普遍支持表明，1815年签订的和平协定比最初的设想更具惩罚性。尽管法国恢复了革命前的边界线，但法国北部在5年间一直处在军事占领之下。占领那里的军队由威灵顿公爵指挥，由法国提供资金。这对法国来说是一种耻辱。威灵顿同时兼任英国驻巴黎大使。为了强调拿破仑不再是欧洲之王的事实，他和部下将拿破仑从世界各地掠夺而来的财宝一并物归其主。其中包括从威尼斯掠夺来的圣马可青铜雕像，以及从梵蒂冈掠夺来的华丽绘画，等等。巴黎人们对此十分恼火，他们认为掠夺过来的财物都应该属于他们。因此，这些艺术品只得安排在午夜取走，以免引发骚乱。

法国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践踏了欧洲，现在其邻国纷纷加强了对它的防范，以免它东山再起。前奥属尼德兰（比利时）被并入荷兰，交由奥兰治家族的一位亲王统治。这样便在法国东北部设置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在法国东部边界以南，战前的300多个公国合并成了一个拥有39个邦国的德意志邦联，进一步固定了法国的东部边界线。在德意志邦联内部，2/5的前萨克森王国和莱茵兰地区被并入普鲁士，使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安排使法国再次尝试扩张领土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出于同样的考虑，山地国家皮埃蒙特王国的疆域也得到了拓展。丹麦直到最近才成为拿破仑的盟友，挪威从丹麦人手中被拿走，与瑞典合并为一个王国。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尽管大部分意大利君主都恢复到了战前状态，但意大利还是重新回到了奥地利强有力的保护之下。俄国刚刚参与到欧洲的强国政治中来，其庞大的军队给和谈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成功利用和平协定完成了向西的领土扩张。会议同意了俄国的要求，将名义上的独立王国波兰并入它的帝国，作为对俄国在战争中提供援助的回报，支付给了俄国。

1815年的协定呈现出保守的政治信任态度，并且没有干涉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此外，协定保留了王位世袭制。也就是说，它恢复了法国革命前掌权的王室家族的统治。正如负责和平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指出的那样，“我们想要将训练有素的军队置于我们能够信任的君主之下”。可是，问题在于，保守主义政治家控制了会议，尤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为代表。他们下定决心埋葬法国革命对世界释放的危险想法，以至于完全忽略了当地居民的愿望。

尽管和平协定完全基于保守主义目标，但随着波兰、意大利和德意志人民相继对和平协定做出反抗，法国大革命在下一个百年中的影响开始显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局限于欧洲，它孕育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这两个强大的后代。未来战争和革命动乱造就了统一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并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引发了巨大灾难。英国议会当中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民主，在接下来的100年中，英国议会通过不断扩大选举权范围，避免了革命的发生。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有着足够多的议员，他们拥有远见卓识，能够认识到需要怎样改变才能适应革命时代。英国议会本身能够提供欧洲大陆极度缺乏的疏导方法。

尽管代表英国前往会议进行谈判的卡斯尔雷子爵和威灵顿公爵属于“极端分子”，即托利党中的盎格鲁–爱尔兰激进贵族，但在他们的意识中，议会民主绝不能容忍作为“自由发酵剂”的英国与专制主义的东欧列强同流合污。英国拒绝加入新的国际组织——反民主的神圣同盟。该组织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议创立，旨在维持欧洲秩序。该组织允许欧洲列强在基督教、和平或正义受到威胁时，更直白地说，在某国政府变得对其他国家而言过分自由时，干涉其内政。卡斯尔雷和威灵顿基于本国制度，明白英国永远不会支持一个国家通过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根据神圣同盟的条款，首先被入侵的可能就是英国。

英国可以同意的是务实而实际地处理问题。为了维持欧洲和平，防止出现另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英、俄、奥、普等战胜国组成四国同盟，相约将以武力干涉法国任何可能改变维也纳会议协定的敌对行为。各列强之间的合作给卡斯尔雷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进而使他相信，诸如被他称作“欧洲协调”的维也纳会议等长期会议体系是在任何一方诉诸武力之前解决争端的良好方法。1818年，第二次维也纳会议召开，法国较早地偿清了战争赔款，卡斯尔雷也撤回了驻守法国的英国军队。在一片欢迎声中，法国重新加入了欧洲强国行列。卡斯尔雷相信，这样做有助于保证欧洲未来局势的稳定；如果法国继续沦为“欧洲贱民”，可能会发生分裂而变得危险。

然而，被卡斯尔雷寄予厚望的会议体系遭到了神圣同盟的劫持，英国彻底退出。接下来的几年里，充满了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的起义纷扰，这些国家呼吁建立更加自由的秩序。到1820年，维也纳会议发表声明，表示其有权镇压外国革命，同时打击宣扬自由的德意志媒体和高校教师。因此，英国不再以官方身份出席维也纳会议，转而派遣观察员代替大使参会。卡斯尔雷说，英国国王本身就是革命的产物，英国无法否认他国“有通过类似的革命改变政府的权利”。因此，到了19世纪20年代，英国再一次成为国外宪法改革派的朋友，与法国大革命前如出一辙。

英国之上闪耀着滑铁卢战争胜利和消灭危险人物拿破仑的光辉；不仅如此，它还对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也从和平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英国抓住机会消灭了海上竞争对手，保持住了自己的贸易主导地位。现在，英国有效地将贸易基地拓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将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哈瓦那沿岸的黑尔戈兰岛，以及包括圣卢西亚、多巴哥岛和毛里求斯在内的前法属西印度群岛占为殖民地。英国继续拥有从荷兰手中夺过来的开普敦角以及位于印度脚下的锡兰（今斯里兰卡），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得到了有效保护。英国的海军和商业霸主地位得到了确认。

幸好英国代表出席了维也纳会议，1815年在和平条约签署时顶住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抗议，将一项谴责奴隶制的条款包含在内。反奴隶制协会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公众，迫使卡斯尔雷必须向赖以维持欧洲各经济体发展的奴隶贸易提出抗议，最终才同意签署决定欧洲战后格局的和平条约。到1817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获得7万英镑的补偿款后，都宣布废除奴隶贸易。1年以前，荷兰也已经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同时，所有法属殖民地也陆续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如同法国革命政府在1793年的做法一样。

这场战争又被称为英国的第二次百年战争，以法国彻底失败而告终。在新世纪中，俄国的行动引起了英国最严重的怀疑。但是，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内政事务成了英国政府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长达20余年的战争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错位，加上工业革命的双重作用，这个国家原有的国内体系被撕得粉碎。英国政府继续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饥寒交迫的工人阶级和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中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共同呼吁进行议会结构改革；而这恰恰是托利党最不愿意应允的。

英国政府并没有把对国外自由运动的支持扩展到国内的民主运动上。战争的结束给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战争使原本就非常不幸的工人阶级生活环境加剧恶化。激进运动和民主选举运动甚至在战争期间也急剧增长，这是因为机械化的快速发展持续导致人们失业。生存压力使他们相信，自己必须在议会中发声，以便促使政府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及时回应。在议会中，势力被大幅削弱的辉格党成员约翰·罗素伯爵和格雷伯爵，以及激进派议员、立法改革者亨利·布鲁厄姆、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及其盟友，都呼吁进行改革。

1811年，威尔士亲王成为摄政王，从那时起，约克郡、兰开夏郡和诺丁汉就开始出现劳动者暴乱，他们抗议以改良纺织机代替手工劳动。贫困者有时会面临巨大困难，只得变卖家具，换取食物。勒德分子（Luddites）等许多诺丁汉的熟练织袜工在内德·勒德（Ned Ludd）的带领下，砸毁了代替他们工作的机器。这是因为，皮特颁布的《联合法》禁止工人与雇主讨价还价。1813年，其中17人因进行抗议活动而被处决。

1815年，20万老兵返回英国寻找工作，同时战争期间生产制服、帐篷和军备物资的工厂也突然关闭，导致工人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英国纺织业因战后欧洲大陆制造业迅速复兴而受到严重打击。《斯皮纳姆兰法案》规定，政府应根据面包价格向贫困人口提供补贴。受该体系的影响，农业工资仍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战争时期起，农业工资就没有提高过；然而，物价却增长了200%，尤其是面包价格。近期由于粮食歉收，加上战争时期开垦荒地的高额成本，物价的上涨更为明显。在圈地运动开始之前，工厂里的工人同时也是农民，面包价格不会影响到他们，所以他们尚可勉强维持生存。但现在，他们不再耕种土地、生产粮食，所以需要获得更为廉价的食物。

在制造商看来，解决方法很简单——从国外进口较为廉价的小麦喂饱国内工人。但是，土地所有者认为，这是在摧毁英国农业。托利党代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全然不顾其他阶层，他们感觉迟钝，令人震惊。1815年，托利党上议院和下议院代表通过了新《谷物法》。在此之后，只有当小麦价格增长到高于每蒲式耳80先令时，才可以从国外进口谷物。1815年，在议会讨论《谷物法》提案时，饥饿的工人没有其他抵抗的方法，只能尝试用武力迫使议员投票反对该提案。

利物浦伯爵政府，尤其是喜欢大惊小怪的内政大臣阿丁顿（前任英国首相，现为西德默斯子爵），完全不明白饥寒交迫的工人为何要砸毁机器、上街游行。他们认为，暴乱标志着英国长期以来被延迟的革命开始了。1815年到1822年，反政府抗议之激烈和官方反应之残暴是前所未有的。明智地处理战后社会、经济混乱的首要阻碍在于，政府会将工人的任何要求等同于曾经摧毁法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

政府感到恐慌，继而出台法律，对砸毁机器者判处死刑。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男爵在上议院对同僚们发表演讲，他愤怒地说，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还不如一台织袜机。由于当时不存在警察力量，西德默斯采用间谍审问和搜查暴乱头目等手段。然而，事与愿违，间谍起到了密探的作用，怂恿不满于现状的工人推翻政府，鼓励暴民使用暴力，而大多数抗议者的实际诉求是在体制内进行具体的改革。因此，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虽然到处都是不满之声，但英国并没有爆发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大多数人相信，议会有能力纠正之前的错误。那个时代的著名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演说家亨利·亨特等激进分子呼吁人们走上街头游行，参与会议讨论议会改革。虽然政府可能会将亨特视为危险的煽动分子，但他和科贝特一样，都提倡通过议会进行改革。

不幸的是，1816年12月，激进分子在克拉肯韦尔的斯帕广场组织了一场大型议会改革集会，西德默斯密探的阴谋41和极端主义元素共加深了人们对政府的怀疑。集会由斯宾塞派（Spenceans）接管，他们是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r）的革命追随者，认为应该将所有土地国有化。集会初衷是为和平示威，现在却演变成一场暴乱。一些示威者甚至挥舞三色旗，戴上“自由之帽”——法国大革命大屠杀时期的标志性服饰。他们一边呼吁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一边向东游行，进而攻占了伦敦塔，但游行队伍后来在伦敦皇家交易所被冲散。

类似的混乱情况在1817年不断出现，但所幸都不严重。接着，人们迎来了丰年，面包价格回落，整个国家平静了下来。但是，1819年再次出现了粮食歉收。人们再一次吃不饱肚子，加上激进分子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要求实施全民公投的提案未得到通过，暴力事件再一次爆发。然而，政府仍然拒绝将这一系列运动视为要求进行议会改革的骚乱。1819年8月，曼彻斯特近郊爆发了一起支持改革的大型和平示威，但却悲剧性地被当成暴乱的开始。

激进分子厌恶暴力，他们希望和斯宾塞派区分开来，所以不允许任何人携带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这样，权威机构便没有借口把他们的运动当作暴乱。女性、儿童和婴儿开始出现在游行队伍中，以表明示威者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们在头顶上方挥动手绘标语，高喊出他们的诉求——改革《谷物法》，实行全民公投，在议会中获得地区代表。他们构成的唯一危险在于人数众多——共计4万多人。然而，游行的氛围是友好、有序的；参与其中的母亲还挎着装有一家人食物的篮子。

当地治安官批准了此次集会，但自此集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大量义勇骑兵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其中一些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现在，他们的行为变得难以分辨。激进分子亨利·亨特走上演讲台时，他看到治安官就在那里等着他。为了避免引起任何麻烦，他当即表示愿意被逮捕，治安官却坚持让亨利继续演讲。但是，在他讲到一半的时候，治安官派士兵在演讲台上逮捕了他。台下的听众当然不喜欢这样的行为。他们愤怒地叫喊着，想要阻止亨利被从台上带走，治安官命令在一旁待命的骑兵冲入人群当中。

骑兵驾着高头大马，冲入妇孺和挥舞着标语的人群之中。马匹的巨大马蹄将婴儿踢到空中，士兵挥舞着军刀横冲直撞，一共杀死了11人，其中包括1名儿童，400多人严重受伤。国民备感愤怒，将这起事件蔑称为“彼得卢事件”。社会各个阶层都对反对改革的托利党感到愤怒。霍舍姆郡议员之子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创作了《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k of Anarchy），他在诗中有力地号召政府的受害者挣脱他们的枷锁。他写道：“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彼得卢事件”之后，托利党政府颁布了具有镇压性质的《第六法案》。该法案使公民几乎不可能参加室外集会；法案还试图将印花税扩展到所有种类的期刊上，以使工人阶级无法承担购买这些期刊的费用，进而摧毁激进媒体。同时，法案还赋予了治安官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对私人财产进行搜查以杜绝煽动性文学传播；同时，法案允许审理某些特定案件时不召集陪审团。激进主义骚乱在这些方式的阻碍下逐渐衰落。1820年的“卡托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才让公众稍稍相信，也许改革者真的正在背后暗中酝酿一个可怕的革命阴谋。“卡托街阴谋”由斯宾塞派人士西尔斯伍德策划，旨在暗杀内阁成员，而后组建临时政府。

摄政王妻子不伦瑞克的卡罗琳遭遇的困境很快引发了激进运动人士的无限遐想。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曾经美好善良、俊朗坚定的金发少年已经变成了温莎城堡中无望的疯子，现在他花白的长发凌乱不堪。即便国王状态如此颓唐，英国人民还是真诚地哀悼了这个他们长久以来如此熟悉的人物——乔治三世，他执政了59年，他谦和、简单的处事方式为人所熟知，他对夏洛特王后无微不至的疼爱也被人称颂。骄奢世故的摄政王在实行了近9年的摄政统治之后，终于成为乔治四世。

乔治四世（1820—1830）

乔治四世以讲究穿戴，崇尚异域风情而为人们所熟知，他深谙艺术，他的宫廷建筑气势磅礴，运转迅速，不似其父的宫廷那般朴实无华。乔治四世在1820年继位之后，遍历王国，在苏格兰赢得了盛赞。这次巡访是由当时影响力极高的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策划而成。沃尔特创作了许多广受欢迎的历史作品，在《罗布·罗伊》（Rob Roy）中，他将背叛英国的苏格兰人完全重新塑造成了高贵的野蛮人。乔治四世对苏格兰短裙极为着迷，装饰着苏格兰花纹图案的一切东西——紧身格子呢绒裤、窗帘布料和首饰盒都变得风靡一时，野性而浪漫的苏格兰高地取代了英格兰湖区，成为抒发情感和启迪艺术灵感的广受欢迎之地。乔治四世在还是摄政王的时候，就和设计师约翰·纳什（John Nash）一起，将东苏塞克斯郡的滨海小村庄布赖特赫尔姆斯通（Brighthelmstone）改建成了小型度假村布赖顿（Brighton）。即便到了今天，纳什丰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仍奠定了伦敦这座城市的主要基调：他设计建成了伦敦摄政街（丽晶街）、卡尔顿府联排、特拉法尔加广场、伦敦海德公园东北入口的大理石拱门和圣詹姆士公园，同时还将白金汉宫的面积扩大到原来的两倍，成了今天的白金汉宫。但是，纳什在为普利尼（乔治四世的昵称）修建宫殿时，却完全抛弃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布赖顿行宫的洋葱状穹顶好似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窃取了灵感。

威尔士亲王在父亲去世之前，一直和他宠爱有加的罗马天主教情妇菲茨赫伯特夫人居住在布赖顿行宫。据我们所知，乔治四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依据菲茨赫伯特夫人信奉的天主教信条与她举行了婚礼。但他的婚姻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根据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s Act），这桩婚姻是无效的。因此，不存在天主教继承人继承王位的风险。

1795年，挥霍无度的威尔士亲王被迫与她的表妹不伦瑞克的卡罗琳成婚。如此一来，议会将会免去他的巨额债务，同时增加他的王室年俸。但是，卡罗琳在他眼里实在没有吸引力。在他们唯一的孩子夏洛特公主出生3天之后，他便离开了卡罗琳。他豢养情妇，对妻子十分抵触，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和菲茨赫伯特夫人同居。结果，威尔士王妃就此堕落，盲目地寻找人生伴侣。最终，谣言四起，称她在婚外育有私生子。到了1806年，威尔士亲王为了摆脱她，强迫当时的政府对王妃的行为进行调查，即所谓的“微妙调查”（Delicate Investigation）。威尔士亲王声称，王妃在布莱克希思的住所已经成了粗鄙谣言的中心。不过，这些谣言并不比围绕亲王本身的谣言来得恶劣。但是，因为找不到更多证据支持离婚，王妃最终遁走海外，其间不乏一系列不甚优秀的追求者，可谓“刚脱虎口，又入狼穴”。

父亲去世之后，英俊外表不再，即便穿着紧身衣也难掩肥胖身材的乔治四世下定决心要摆脱卡罗琳王后。但是，他的妻子却另有打算。公公刚一去世，她便火速返回英格兰，要求和丈夫一同加冕，并恢复自己在礼拜日教堂祷告王室名单上的名分（乔治四世之前已下令将她除名）。但是，新国王离婚的念头十分坚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议会上组织了一场对王后的审判。软弱的政府因为担心国王会用辉格党班底取代他们，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次审判。人们因此更加鄙视托利党政府。遭到不公对待的王后似乎成了象征英国人民自身受到压迫的符号，变得广受欢迎。

《严刑惩治法案》（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被提交至上议院讨论，该法案实际上是一种离婚法案。所谓的王后情人及其随从，主要是一名意大利人，他在公众面前被反复询问关于王后私生活的问题。当时最具智慧的律师亨利·布鲁厄姆出庭为卡罗琳辩护，他是一位激进的议员，热忱地支持着那个时代各项伟大的事业，包括法律改革、议会改革、宗教解放运动等。多亏了他的辩护，对王后卡罗琳的审判以政府惨败而告终，人们因此更加鄙视政府。离婚法案仅在上议院进行了讨论，但只得到少数赞成票（9票），因此未送达下议院。

尽管卡罗琳被告知不会在加冕仪式中扮演任何角色，但这位可怜的王后仍然坚决要求参加1821年7月乔治四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加冕礼。在被拒绝进入教堂之后，她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厅——皇家聚会的举办地点。她用拳头不停地敲打大门，直到被驱逐。用这种方式对待任何人都不合适，更何况是乔治二世的曾外孙女和遭到国王冷落的王后。之后，不到3个星期，卡罗琳王后便在哈默史密斯去世，死因可能是肠胃功能失调，她的身体状况恶化也许是因为遭受了屈辱对待。

在利物浦伯爵的领导下，英国政府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实行着臭名昭著的残酷镇压，尽管如此，其中仍蕴藏着变化的种子。事实证明，卡托街阴谋标志着英国对革命的恐惧到达了顶点。之后，英国便开始进入一个更为进步的新时代，托利党中较为保守派别的推动者卡斯尔雷子爵于1822年去世，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卡斯尔雷子爵去世之后，利物浦伯爵继续担任领导的唯一方法是任用托利党中偏自由化的人士。这类人受制造商影响较大，受土地所有者影响较小。在他们当中，新任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就是如此，他来自新近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贵族家庭，是兰开夏郡大纺织富商的孙子。

支持进行天主教解放运动的自由派托利党领导者乔治·坎宁成为外交大臣。而在同业公会中，皮特的另一个信徒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坚信，自由贸易是医治世界顽疾的良药。现在，尽管政府仍然继续回避议会改革，但人们可以从政府内部感受到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影响。坎宁相信，繁荣将成为拯救英国的关键，同时让英国不必非要进行议会改革。同时，坎宁本人、赫斯基森和财政大臣弗雷德里克·罗宾逊（Frederick Robinson）相信，如果英国能够在国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脱离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可能实现繁荣。

托利党内的坎宁派与充满活力的伯明翰、曼彻斯特制造商保持着密切接触，他们说服赫斯基森削减多项原材料关税。这样既降低了制造业成本，同时也拉低了制成品价格。赫斯基森结束了重商主义，他还针对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麻烦的主因——货物运输问题，进行了辩论。最近的一起麻烦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尽管英国军队一度占领了华盛顿，甚至纵火烧毁了白宫，但1812—1815年英美战争仍以双方妥协告终）。现在，英国废除了过去的时代残余，发展成一个非常成功的贸易国家。在新的互惠体制下，赫斯基森制定法律，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允许外国轮船在运输货物时使用英国港口，同时英国运送货物时也可以使用他国港口。

利物浦政府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或许要数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他一头红发，生性腼腆，举止拘谨，于1812年接替西德默斯。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遭遇重创，几乎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许多弊端急需彻底纠正。虽然皮尔持保守主义观点，但在良知和强烈正义感的推动下，他领导英国内政部发展成了一个社会改革部门。像19世纪上半叶的许多改革者一样，皮尔深受英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影响。边沁的思想在英国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其主旨可以概括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

自第一部《工厂法》（Factory Act)在1802年颁布以来，新工厂的工作时长就遭到了质疑。这成为人们开启人性化思考的标志——在此之前，没有人试图限制工人的工作时长。1819年，新《工厂法》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在棉纺织厂工作，表明人们继续普遍支持政府干预特定社会问题。接着，从1822年开始，英国渐进式的改革精神抑制了在政府层面再次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在刑法和监狱改革先驱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贵格会教徒伊丽莎白·弗赖伊（Elizabeth Fry）和约翰·霍华德的建议下，皮尔在改善监狱环境上实施了多项举措。监狱雇用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看管，罪犯的待遇也有所提高；同时，改造罪犯、帮助他们出狱后重新适应新生活的观点也开始流行起来。即使在21世纪，美国监狱也普遍使用铁手铐，而英国从那时便开始禁止在监狱中使用铁手铐，铁手铐只能在庭审时使用。

19世纪的英国沿用了自18世纪开始的严刑重罚。其严酷程度尤其表现为重罪的条目多达200项，且都可以导致死刑。尽管英国在1808年不再对小偷使用死刑，但仍可对入店行窃者判处死刑。由于适用死刑的非严重犯罪太多，大多数伦敦陪审团成员一直拒绝按照法律判决嫌疑犯。皮尔认为，法律条文如果变得更合理，陪审团便可能会依照执行。于是，在1823年，他将适用于死刑的犯罪条目减少了一半，同时简化了法律文件。自13世纪以来，英国的法律文件就不断趋向烦琐，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接下来，转折点到来，工人终于得到了人性化的对待。1824年，皮尔面对来自激进分子的压力，大跨步地废除了《联合法》（Combination Acts），恢复了工会。至此，受雇佣者可以通过集体行动要求提高工资，或者集体请愿，要求缩短工作时长。皮尔对工人并不存在像对托利党极端派一样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在自己父亲的纺织厂中了解到了工人的习性。他认为，他们应当享有相应权利。“除了手艺和体力两项资产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他说，“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应该被允许共同协商，决定以怎样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资产。”

一些数据和研究使皮尔和赫斯基森相信，工会不会摧毁贸易。这些数据和研究的背后是在查令十字街上拥有一家店面的裁缝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普莱斯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裁缝，他是议会的一名说客，热忱地投身于扩大投票权运动当中。他的缝纫店变成了研究图书和激进运动分子集会的场所。他和威廉·科贝特一样，认为拯救工人阶级的途径是通过议会，而不是通过革命。

1826年，新一轮的贸易衰退席卷英国。皮尔在托利党中力排众议，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允许从国外进口一定数量的廉价小麦在英国市场上出售。虽然他的做法被指责为向暴民低头，但他相信，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更加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贫民不至于在面临失业时还要忍饥挨饿。他的深谋远虑防止了一场饥荒，因为当年秋天粮食歉收，加剧了每个人面临的问题。皮尔拒绝将爆发的暴力冲突定性为反政府运动。他非常理解现在的问题，认为这“本质上是一场人类的苦难”。

1829年，皮尔组建了第一支都市警察部队。这支部队由议会组织，苏格兰场42局长直接对内政部负责。詹姆斯·麦金托什以及自己年轻时在爱尔兰担任警察秘书长的经历让皮尔相信，惩罚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致力于创建预防犯罪的恰当机构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都市警察部队的成功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被争相模仿，因为在新兴工业城市犯罪分子不断出现。以前，英国依靠守夜人、教区治安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等业余人士维护法律和秩序。但是，这种方法仅适用于较小村庄里居民相互认识的熟人社会，并不适用于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大城市。长久以来，人们担心职业警察会像国外一样，成为统治者施行暴政的工具，因而极力反对组建警察部队。为此，皮尔没有将武装力量赋予警察，消除了人们的担心。皮尔禁止警察充当密探，因为在西德默斯的旧式体系中，密探已经引起太多的不幸。新的治安官变得十分受欢迎，他们的绰号“皮勒”和“博比”43甚至一直保留到最近。

在国际事务上，新任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在争取自由的国家中重新为英国树立了反专制主义的形象。坎宁是女演员的儿子，极具表演天赋，体态姿势富于戏剧性，而古板的卡斯尔雷缺少的正是这种天赋。英国现在停止向维也纳会议派遣观察员，因为正如坎宁所说，英国人民不喜欢“他们的代表与专制政权私下亲密交流”。1826年，西班牙和法国准备出兵入侵葡萄牙，制止国王若昂在本国实施自由宪法。英国舰队吓退了这两个参与维也纳会议的强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之后，西班牙便一直惧惮英国的军事力量。因此坎宁用一艘大型英国军舰将4500名士兵运送到里斯本，表明态度之后，西班牙立即撤军，葡萄牙才得以确立本国宪法。

1823年，坎宁不顾其他强国的反对，承认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南美洲殖民地独立。他不仅对任何试图帮助西班牙重新夺回南美洲殖民地的国家威胁动用皇家海军，还将刚刚成立的美国纳入了支持名单当中。特拉法尔加海战结束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就没打过一场败仗。坎宁敦促门罗总统（President Monroe）把南美洲视为后花园。“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表明，美国将把欧洲任何国家试图殖民美洲大陆或干涉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行为视为战争。坎宁在回忆中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打破旧世界的平衡。”英国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新兴共和国的独立，乔治四世大为震怒。他假装弄丢了自己的假牙，拒绝在议会上宣读决议。坎宁英雄主义的背后是贸易。300年来，英国商人一直试图渗入古老的西班牙王国在南美洲的势力范围。现在，既然南美各国已经取得了独立，那么英国商人便可以与曾经的西班牙殖民地展开贸易活动，进而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才是坎宁的目的。

“欧洲协调”的政治合作体系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它还是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使坎宁能够帮助希腊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1821年，希腊人为反抗土耳其统治发动了起义，这可能是19世纪最严重问题的最初表现。英国外交家称其为“东方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俄国势力渗透到奥斯曼或土耳其帝国衰落后巴尔干到波斯（今伊朗）留下的权力真空。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对俄国南进的野心产生了警觉，无论俄国向西进入巴尔干地区还是向东进入波斯，都将直接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道路。英国外事部门尽管并不认同几个世纪以来臭名昭著的土耳其政权，但还是相信奥斯曼帝国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该地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防御，否则它将解体。

希腊因为拥有可以作为地中海贸易出口的温水港口而长期被俄国垂涎。希腊独立战争（Greek Wars of Independence）为俄国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南进机会。俄国通过与土耳其签订条约，名义上争取到了一些保护穆斯林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中基督教人口的权利。1825年秋，尼古拉一世成为俄国新任沙皇，在他个人性格的驱动下，俄国对希腊的兴趣变得更加强烈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宗教极为虔诚，属于东正教会的希腊人不仅是俄国的潜在资源，还是他的教友。俄国人表现出要为东正教教友而战斗的姿态，并可能会占领希腊半岛。坎宁决定进行阻止。

尽管英国的官方目标是支援盟友土耳其帝国，在接下来的15年中也是如此，但是在希腊战争中，英国公众和坎宁本人都坚定地站在希腊人一边。在19世纪，每位英国文明人都接受过古典教育，拉丁语和希腊哲学、文学是英国高校的主要课程。希腊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吸引了许多英国志愿者为之战斗，希腊爱好者协会（Philhellenic Society）在英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志愿者提供资金支持。志愿者中广为人知的代表便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