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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在战争持续了5年之后，埃及军队加入土耳其阵营，开始蹂躏希腊。虽然英国在官方上保持中立，但英国民众要求政府无条件地采取行动——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大屠杀让英国群情激愤。作为一名反应敏捷的现代政治家，坎宁无法置澎湃的民意于不顾。他断言，如果俄国出兵干涉，未来最大的希望将在于在“欧洲协调”的旧体系下和俄国并肩行动。坎宁在法国和俄国的支持下进行了重大协商，实际上帮助希腊人从残暴的土耳其人手中争取到了自由，同时名义上阻止了奥斯曼帝国一个重要部分的解体。理论上说希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且必须向土耳其人纳税，但实际上希腊获得了自治。

1827年，利物浦伯爵突发中风，坎宁担任英国首相。然而，开明的坎宁认为应该推动天主教解放运动，导致政府中所有反对该项运动的成员集体辞职——威灵顿和皮尔带头辞职，因为他们相信，天主教解放运动将结束爱尔兰和英国的联合状态。无论如何，许多托利党成员一直不欢迎坎宁，他们认为他聪明过头。为了落实政府的政策，坎宁被迫在内阁中起用了一些由年轻的约翰·罗素伯爵领导的辉格党人，而他们过去20年间在政治上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获得他们支持的代价是撤销反对非国教徒的《核验法》和《团体法》。

天赋卓越的坎宁健康状况长期持续恶化，于1828年去世。首相一职由前财政大臣弗雷德里克·罗宾逊，即现在的戈德里奇子爵（Lord Goderich）仓促接替。但在1828年，科德林顿（Codrington）海军中将擅自决定，为了支持希腊人民，在纳瓦里诺海战（Battle of Navarino）中击沉埃及和土耳其舰队。内阁不同意这一决策，戈德里奇被迫辞职，乔治四世将首相一职交给威灵顿公爵。他强烈反对摧毁土耳其军舰，认为英国可以在未来与俄国的对抗中使用缴获的军舰。威灵顿创建了由支持坎宁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其中包括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和赫斯基森，同时还召回了包括皮尔在内的因天主教解放运动卸任的托利党人。

威灵顿虽然是一名优秀的士兵，但不具备外交才能，他很快毁掉了坎宁精心布置的东方网络。坎宁的目的在于将俄国人纳入网络之中，迫使其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但在威灵顿就纳瓦里诺海战向土耳其人道歉之后，俄国人认为盟友没有完成任务，而对英国产生了反感，他们在1828年入侵了土耳其。信奉保守主义的威灵顿恐惧革命，他逐渐与任何争取独立的斗争力量站在了对立面上。但他现在发现，在国际担保人的监督下，确保希腊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最好的选择，否则俄国将把希腊变成其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他牵头促成英、法、俄三国签订协议，使得希腊在1829年获得独立。这是肢解“欧洲病夫”44的初次尝试，但行动仅止于此。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托利党自由派难以消化这位“铁公爵”的保守做法。他对待他们像对待下属一样，给他们的角色仅仅是遵守命令。很快，在废除《核验法》和《团体法》之后，包括赫斯基森、威廉·兰姆（William Lamb，未来的墨尔本子爵）和帕默斯顿在内的全体自由派人士集体辞职，由威灵顿公爵和留下来的皮尔及托利党极端派执政。废除《核验法》和《团体法》标志着人们结束宗教歧视的愿望越发强烈，虽然在沃波尔的努力下《核验法》一直未能执行。一年之内，爱尔兰人大胆地举行了选举，迫使威灵顿开启天主教解放运动。

一些政治家一度相信，天主教解放运动势在必行。但是，若干赋予天主教徒投票权的法案都被上议院驳回，因为上议院中许多议员都在爱尔兰拥有房产。截至目前，英格兰只剩下少量天主教徒，天主教解放运动的重要性仅限于爱尔兰。18世纪末，皮特曾经赋予过爱尔兰天主教徒投票的权利，但由于乔治三世的全面阻止，天主教徒仍然无法担任任何公职。即使他们可能不再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惩罚，但他们依然无法成为治安官、法官、郡长或议会议员。

坎宁等政治家曾经认为，给谋杀率如此之高的一个国家带来秩序的唯一方法是赋予天主教徒更多的管理权。天主教社区在肩负适当责任之后，可能会对法律的执行给予一定支持；如果将它们排除在权力之外，它们可能会认为治安官是新教徒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与自己格格不入。但是问题在于，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反对英国统治，他们越来越希望脱离英国，自己管理自己。

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爱尔兰军事化程度提高。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拿破仑战争切断了爱尔兰与欧洲大陆神学院的惯常联系，之后在基尔代尔的梅努斯（Maynooth）出现了一种新型爱国主义神父。过去曾有不关心政治的神职人员煽动爱尔兰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现在一位名叫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的富裕出庭律师再次点燃了爱尔兰人民的情绪。他是一名极具天赋的乡村演讲家，因演讲极具说服力而闻名，用一句套话来说，他很快成了“爱尔兰的无冕之王”。

奥康奈尔着手创造出一种无法拒绝赋予天主教徒投票权的局面。他所属的组织——天主教委员会（Catholic Board）在每一个天主教讲坛上进行推广活动，逐渐发展成一个十分有力的压力团体。该组织通过“天主教借款”，每月定期获得1便士捐款，持续煽动天主教徒进行天主教解放运动。后来，天主教委员会遭到取缔，但由于它具备所有政治组织的特征，奥康奈尔及其朋友很快将其改头换面，以“天主教协会”的名称继续经营。

在天主教神父和奥康奈尔的努力下，收入到达40先令的罗马天主教世袭地产拥有者（他们的资产满足获得投票权的资格）才有勇气在1828年的选举中反抗他们强大的新教徒土地主，转而将选票投给立足于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候选人。从理论上说，一直以来天主教徒都不可能成为议会代表，因为他们需要在当选时宣读“至上宣言”。45当然，在实际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以那种方式宣誓意味着违背自己的宗教信仰，承认英国君主是天主教会的领导者。但是，奥康奈尔争辩道：“谁知道被选上的议员会不会遵守誓言呢？”他打赌，一旦天主教徒被选入议会，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尴尬，不会阻止他入席。毕竟，60年前，议会拒绝让按照法律程序被选上的约翰·威尔克斯入座就曾引起极大的混乱。

令政府错愕的是，奥康奈尔以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克莱尔（Clare）的议员回归了议会。天主教协会发出警告，在下一届选举中不会只推举1名，而是60名天主教议员。议会体系陷入僵局。威灵顿确信，如果不允许奥康奈尔入座威斯敏斯特议会，爱尔兰将爆发内战。尽管仅仅在一年之前，威灵顿公爵和皮尔曾宁愿双双辞职，也不愿意在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的坎宁的领导下任职，但是现在威灵顿觉得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得不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向不可逆的潮流屈服。威灵顿作为新教支持者和爱尔兰新教贵族，其双重身份使国王确信，必须批准天主教解放运动。虽然乔治四世和他的父亲一样，认为应该坚守自己在加冕典礼上的誓言，但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了。奥康奈尔以其大胆的行动赢得了今天的局面。

从1829年开始，罗马天主教徒便可以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虽然他们仍然无法担任财政大臣和首相。然而，由于《罗马天主教徒解放法》（Catholic Relief Act）在奥康奈尔当选时尚未颁布，所以威灵顿仍不允许他在下议院获得席位。作为报复，威灵顿还将世袭地产拥有者的投票资产标准大幅提高至10英镑一年，导致许多支持奥康奈尔的贫农和小农场主失去了投票权。不过，奥康奈尔身边仍然聚集着足够多的支持者，足以使他以议员身份再次参加下一届议会。

但是，天主教解放运动不仅标志着旧议会制度的终结，还标志着托利党统治的结束。托利党极端派对威灵顿公爵感到非常愤怒，觉得他背叛了他们。1830年，他们在背后捅了威灵顿一刀，投票支持辉格党，将威灵顿和皮尔逐出了政府。他们的举动帮助辉格党政府自1807年以来首次上台执政。

威廉四世（1830—1837）

旧体制在英国日渐式微，1830年6月23日，乔治四世去世后，迹象更加明显。正如乔治四世的称呼“欧洲第一绅士”所表明的，他成了英国曾经辉煌一时的贵族统治的缩影。几个月之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开通了第一条长距离蒸汽火车铁路，标志着现在和过去划分出明确的界限。铁路工程让人们感到兴奋，大多数内阁成员出席了通车仪式，包括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在他们的注视下，乔治·史蒂芬逊的著名蒸汽机车“火箭号”首次驶出。

但是，英国不仅被火车旅行的不同节奏所改变，人口数量也将增长到祖辈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字。他们将很快用上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和威廉·库克发明的电报，享受到英国人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和约瑟夫·班克罗夫特·里德（J. B. Reade）所说的摄影技术，在法国，这一技术被称为“银版照相”。现在，人们乘坐第一艘蒸汽船只需10天就可以横渡大西洋，而之前依靠风力需要3个月之久。英国人开始使用下水道系统，从罗马时代开始，英国的排水系统就没有得到过改进，下水道系统的应用极大地改善了英国人的健康条件。18世纪末，英国人可以借着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k）在瓦特的蒸汽机工厂中发明出来的煤气灯读书，并且这种煤气灯在城镇中已经成了稀松平常的事物。英国人不必在烛光下费眼睛，就可以酣畅淋漓地一口气读完畅销作家撰写的3卷本长篇小说，比如称得上时代人物和最犀利批评家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

英国政府也随着这些变化发生了巨大改变。活跃的商人阶级获得了巨大财富，他们再也不甘于被剥夺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利。1832年，在威灵顿和大多数贵族的反对声中，搁置了40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Bill）得到通过。这个过程伴随着由激进政治活动家领导的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的示威，以及新近复苏的对革命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稍后的时间里，英国还将通过两项《改革法案》，进一步将选举权拓展至其他欧洲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水平。仅仅过了90年，无论财产多寡，每位成年男性都可以进行投票。

政治意识也开始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转变。英国人口不再像过去几百年那样被划分为绅士阶层、律师、商人、少数教育家和农民。工业革命引发了彻底变革，许多新兴行业应运而生，数千种新的职业也由此产生，如锅炉修理工、机械工具制造工等。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还出现了从事采矿、土木工程等具体行业的工程师。这些人可能没有接受过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绅士教育，但他们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然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谢菲尔德、伯明翰和利兹等新兴大型都市聚集区都没有投票权，他们奇怪地发现衰败的自治镇老塞勒姆竟然拥有7个投票名额，还经选举从其中产生了两名议会代表——尽管所谓的“城镇”只是一座山丘上的荒废城堡。

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开始增长到数千人。在达比家族等善于创新的钢铁厂老板的努力下，钢铁行业在整个18世纪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钢铁贸易永久性地从苏塞克斯的威尔德地区向英国北部移动。人们发现使用煤炭将铁融化比使用木炭效率更高。达比、伯明翰、谢菲尔德和格拉斯哥等生产从钩眼扣到武器等形形色色的小型铁制品的传统金属加工城镇，受战争需求刺激，产量呈指数级增长。

关于改革的政治意愿变得不可阻挡。1830年8月，在威灵顿的领导下，托利党在新议会中重新掌权，成为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时年65岁的克拉伦斯公爵继位成为威廉四世的一个标志。乔治四世只有一个孩子——品行高洁的夏洛特公主，她与放荡不羁的父母大为不同，人们对她寄予厚望，但不幸的是，她在17岁时夭折了。但是，许多在投票权改革后被选出的议员进入了议会。在整个欧洲，战后所有的反动和镇压企图已告终结。一种暴力而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精神席卷了英国，这时期的戏剧、歌剧和诗歌都表达了这种精神。法国、比利时、荷兰南部省份、波兰、意大利和德意志北部都爆发了革命。

波兰和意大利人民的起义被他们的俄国和奥地利“主人”镇压，法国和比利时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反对革命的法国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被推翻，他是命运多舛的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的弟弟，他试图限制新兴中产阶级和媒体的力量。基于受议会限制的立宪制原则，他堂兄“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Égalité）之子接过王位，成了路易–菲利普国王（King Louis-Philippe），也被称为“公民国王”。比利时成功脱离荷兰，成立了独立的王国。

国际自由运动取得成功使英国的改革支持者更加觉得不应该放弃自由事业。王后卡罗琳的司法捍卫者——激进派人士亨利·布鲁厄姆成功地在约克郡获得席位，由此可见民心所向。一位外地人在以排外情绪著称的地区当选，标志着当地居民极度渴望议会中有人能够代表利兹、谢菲尔德和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等大型工业城市聚集区。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无论当地居民多么富有和重要，没有一个人拥有投票的权利。

然而，在新一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中，“铁公爵”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只要他掌权，人民就别想参与议会。资深辉格党改革者格雷伯爵表示，他支持改革；而威灵顿公爵回应道，议会制度已经非常完美了，他想不出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这成为压垮托利党自由派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抛弃党派忠诚，转而把票投给辉格党，威灵顿失去了首相的职位，格雷伯爵组建了20多年以来的第一届辉格党政府。

对于害怕英国国内爆发革命的人来说，格雷不是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人物。他是拥有庞大地产的上议院议员中的一员。但是，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为了议会改革而奋斗，他是担任首相的合适人选，人们相信他能够将英国引入一个新纪元。为了这个时刻，他已经等待了几十年。在他的领导下，这届改革派内阁表现得十分引人注目，内阁成员包括辉格党、少量激进派或极端派辉格党议员，比如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亨利·布鲁厄姆，以及托利党自由派。在支持坎宁的托利党人中，加入内阁的有帕默斯顿子爵和墨尔本子爵。

格雷出生于1764年，但他的大部分同僚都是决心对选举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年轻人。一代人之后，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曾说，英国是“议会制度之母”。然而，选举制度虽然令所有渴望进步的国家无比向往，但本国公民却对它嗤之以鼻，认为结束这种选举模式非常重要。1831年3月31日，年轻的辉格党人约翰·罗素子爵将《核验法》和《团体法》从法典中删除，并且向非国教徒开放国家公职，《改革法案》也在下议院中通过了第一次审阅。改革席卷英国：议会中168名议员失去了席位，60个行政区被撤销，所有居民数少于2000人的行政区失去了投票权，30个居民数少于4000人的行政区失去了一位成员代表。空出来的所有席位都给了之前没有代表名额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利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以及新成立的伦敦行政区和代表数量不足的大型郡县，如约克郡。

罗素在现行选民名册中增加了大约40万成年男性，并且他们并非都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因为在此之前，只有拥有房产的人才被视为能够对自己的选票负责，成为议员则需要达到更高的财产要求。现在，投票权扩展到每年付得起10英镑租金的城镇居民，罗素赋予了中产阶级、店主、小商人、工程师和教师投票的权利。议会不再是土地主的专属封地。

在乡村地区，投票一直较为民主。收入达每年40先令的世袭地产拥有者可以投票，一些更为富裕的租佃农场主也拥有投票权，但贫困的工人阶级仍然无法投票。年收入超过10英镑的（据官册）土地拥有者，以及持有租期为21年以上或价值超过50英镑租约的租赁者也可以投票。投票注册制度从那时开始实行，用以证明个人具备投票资格。在实际操作中，投票或选举不再延续长达数周（时间越长，权力滥用的空间便越大），一个城镇仅需一天时间即可完成；在乡村地区，由于人们居所相隔较远，投票需要两天。

《改革法案》以1票的优势通过了第二次审查。托利党人大为吃惊，人们把他们脸上的表情比喻为“被诅咒的旁观者”。但是，托利党没有被完全打倒，他们设法在委员会审查中终止了法案——这是议会详细审查法案细节是否通过的阶段。政府集体辞职，要求进行全体选举。

针对《改革法案》的投票实际上是一次全民公投，在无数激动人心的场景中展开，许多改革者回到议会当中。在很快就要成为市议员的激进派运动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的指导下，数量庞大的伯明翰市民加入了名叫“政治联盟”的组织。阿特伍德创立了这个组织，并说服现有投票者在选举中支持改革派候选人。在“法案，全部法案，只要法案”的振奋人心的呼喊声中，《改革法案》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就在下议院得到了通过。但是，1831年10月，上议院展现出其保守土地所有者机构的本质，驳回了提案，致使全国爆发骚乱。贵族和主教在大街上遭到袭击；在布里斯托尔，主教的宫殿被焚毁；诺丁汉城堡被夷为平地，因为它属于纽卡斯尔公爵。许多郡县和城市不得不召集军队来恢复秩序。

但是，比公民暴乱更令人警觉的是中产阶级叛乱。整个英国，一个又一个城镇里，最受尊重的公民、国家的脊梁——律师、教师和医生加入激进派仿效伯明翰最新成立的政治联盟当中，宣泄着他们被排斥在选举之外的怒火。他们声称自己的目标是“保卫国王和内阁成员不受选票贩子的侵犯”。在伯明翰，教堂特意调低了钟声的音量，使之昼夜不停地鸣响，以表达城市的愤怒。政治联盟的15万成员宣布，他们做好了挺进伦敦的准备。与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英国面临变为天主教国家的危险时一样，英国人民开始拒绝维护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国家福祉和秩序以此为根基。英国人民不再充当郡县治安官或者太平绅士，法院不再开庭。英国社会结构中价值不可估量的组成部分——公共服务精神被搁置一旁。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安抚改革者，这个国家将真的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辉格党在1831年12月起草了第三版《改革法案》。该法案先后在下议院和上议院通过，因为许多贵族成员都对国家正在发生的大规模事件感到警觉，开始将《改革法案》视为无法阻挡的事情。但是，1832年4月底，法案在委员会阶段受到阻挠：一些贵族成员试图阻止在会上讨论法案的条款。更糟糕的是，和善的国王拒绝帮助格雷伯爵，同时驳回了他为了使上议院中的辉格党人数超过托利党而增设50个辉格党贵族头衔的要求。

威廉四世是乔治三世众多儿子中的第三个，他在成长过程中发现自己并不那么重要，在1827年他的兄长约克公爵即原定王位继承人去世之前确实如此。他还是克拉伦斯公爵的时候，在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区享受着舒适的家庭生活。他在1811年之前，一直愉快地和丧偶的喜剧女演员乔丹女士住在一起，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但一直没有结婚。1818年，他被说服和更为门当户对的王室成员萨克森–迈宁根公主阿德莱德（Princess Adelaide Saxe-Meiningen）结婚。他们又生了两个女儿，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没有非婚生子女那般健康，小小年纪便夭折了。威廉四世在海上接受了大部分教育，远离宫廷繁文缛节的他显得朴实无华。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个海员。成为国王之后，他继续保持着友善的习惯，喜欢在街头馈赠朋友礼物。即便他现在身份尊贵，也会首先起身给对方让路。他被人们称作“傻子比利”，想必这个称呼一定是在背后叫的，因为据说他在加冕仪式时曾小声问：“谁是‘傻子比利’？”

在议会通过《改革法案》的同时，直率坦诚、眼球突出的国王变得极度焦躁不安，他很快抛却了之前的民主作风。格雷别无选择只好辞职。威灵顿再一次被请出来，在国王的邀请下出任首相。因为威廉四世相信，威灵顿公爵会成功通过一项更为缓和且能被接受的《改革法案》。

现在，英国人民的情绪燃烧到了顶点。威灵顿公爵在15年前还是国人敬仰的救世主，现在却变成了国家最不受欢迎的人。他位于海德公园大门的阿普斯利宅邸（Apsley House）的窗户上仍装着铁栏杆，因为他认为有必要防止暴民袭击。在所谓的“五月风云”（Days of May）时期，人们得知威灵顿公爵正在试图组建行政管理机构后，开始在伦敦四处张贴巨幅宣传画，上面写着标语“取出黄金，阻止公爵！”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人们响应号召开始把钱从账户中取出来，造成了货币动荡。政治联盟提倡拒绝向政府纳税。毫无疑问，如果公爵组建政府，内战将会爆发。整个社会体系处在崩溃边缘；中产阶级政治联盟聘请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组织他们的雇员在工厂练兵。

面对如此内乱，威灵顿公爵像面对天主教解放运动时一样，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向民意屈服。他放弃了组建政府的想法，在温莎城堡与国王进行了紧张的交谈，他告诫国王召回格雷伯爵，接受法案。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不让人们觉得国王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册封爵位，同时也为了避免爵位的价值被低估，威灵顿说服许多朋友在1832年6月4日不投赞成票，但这项法案仍以压倒性优势在上议院通过。

改革后的第一届议会在1833年召开会议。一个奇妙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一年之后，上议院旧址被烧毁。在原来的地点上，建起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设计的“伪哥特式”的雄伟桩柱。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恰当地提醒着我们议会在13世纪末的起源。尽管如此，经过改革的下议院被赋予了新的现代精神。那些被祖先授予盾牌和住所的少数人，终于交出了手中的权力。这些新议员具备商业头脑，思想开明且来自城市。即便如此，固有的乡绅阶层和贵族阶层仍占上议院的大多数，他们在未来许多年中一直在郡县选举中起领导作用。

下议院立即表达出新获得投票权、具有宗教信仰的中产阶级的炽热信念：反对罪恶的奴隶制。1807年，奴隶贸易已被废除，但奴隶制本身还没有结束，实际上，它的存在巩固了西印度群岛的经济。格雷政府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在大英帝国全境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种植园主得到2000万英镑的巨额财政补偿。反奴隶制运动之父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他的伟大事业显现出成效的那一年去世了。

新辉格党政府的精神在于追求提高和改善，许多议员希望这届政府能够终结贵族政治论者的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开启干预主义政府的新时代。格雷伯爵设立了许多委员会来调查国家现状，无论是在学校、工厂、教堂还是在当地政府，同时确认可以在哪些地方做出改进。辉格党理论上的改革计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议会对全国性的初等教育体系负责。政府向两个教会机构投放学校建设基金——圣公会全国协会（Anglican National Society）和英国及国际非国教徒学校协会（Nonconformist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它们是向贫困人群提供学校教育的主要机构。1839年，英国成立了教育部，负责管理初等教育。

在激进分子和“10小时运动”的压力之下，地方公民委会员投身到限制工厂工作时长的运动当中。1833年，英国通过了新的《工厂法》，拓宽了1819年通过的《棉纺织工厂法》的适用范围，将法律应用到各类纺织厂中。法律规定任何工厂不得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对于9～13岁的儿童，法律也做出了区分，只允许他们每天工作9小时；13～18岁的青少年每天可以工作12小时；13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用工作时间的一半接受教育，由工厂主提供私人教师。辉格党人成立了付费的政府工作检查团，确保建筑物在通风和设备运转方面符合健康和安全标准。

纺织工人因在通风不良的建筑物内吸入棉絮而患上了肺病；工人们居住在工厂的烟囱周围，烟囱排出的黑色烟尘染黑了方圆数百英里的天空；阳光很少能够穿透烟雾，工人永远生活在硫黄色的光中，周围是机器在昼夜不停地轰鸣；即便在正午，天空也像午夜一般黑暗。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还是小男孩时所熟悉的“舒适的绿色大地”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改变，这种两代人之间发生的转变引起他的思考：面对新兴资本主义，美好的基督教生活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布莱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当成危险的激进分子，而现在他的观点正在成为社会主流。

现在，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如此多的工人正在“魔鬼工厂”中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近代早期曾经被人们兴奋歌颂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受到质疑。1844年，德意志棉纺织厂主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工业化进程发起了惊人的控诉，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恩格斯所目睹的穷人遭遇使他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变革才能阻止大众继续遭到雇主的剥削。阿克赖特合伙人的女婿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早在1799年就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开设了合作社，与工人分享获得的利润。尽管实验以失败告终，但欧文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让人们在生活上付出的代价，进而断定成立工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约瑟夫·玛洛德·威廉·透纳（J.M.W.Turner）可能是赞美蒸汽机力量和魅力的最后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他在1844年创作的《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反映了他的态度。到了1848年，前拉斐尔兄弟会（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的画家遵循那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戒律，自觉回归到14世纪意大利画家所描绘的世界中，作为一种对当前艺术潮流的反抗。迷雾中的中世纪风格成了艺术家模仿的对象，知识分子从机器和现代化中退出。到了19世纪最后的25年，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开创了乌托邦式的工艺美术运动，赞扬了超越机器制成品的传统工匠的个人手工艺技巧，重振了共产主义思想。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是首部体现社会关怀的小说，它极大地改变了公共阅读的感受。在读者面前呈现的不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上流社会的浪漫故事，读者被面对面地带入贫困人群的生活当中，了解贫困的含义。这个时代的悲惨之处通过图书馆中流通的书籍传播开来。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诸如小说家加斯克尔夫人（Mrs Gaskell）创作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和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创作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等书，开始将英国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贫困阶层的生活和工厂中童工的生活之上，开始激起人们对这两类群体的处境与对奴隶制类似的愤怒。19世纪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英国公众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群体。这是一个崇尚崇高精神的特殊年代，国家话语权被政治家、改革家和作家等人主导，他们难以抑制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望，并且他们的愿望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沙夫茨伯里伯爵揭露事实的激昂文字使人们相信，榨干工厂中童工的劳动力从道德上讲是错误的。截至19世纪末，强制性的初等义务教育体系终于确立，童工终于成了过去式。

尽管英国人对繁荣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代价有了全新的认识，但在墨尔本政府好大喜功的外交大臣的领导下，英国的自信心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沉迷于本国伟大的海外成就难以自拔。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赛马场主亨利·约翰·坦普尔是一头典型的“约翰牛”。他是爱尔兰贵族出身，因此有资格坐在下议院中。争强好胜的帕默斯顿向英国民众展现出讨人喜欢的个人形象。他表现得好似能言善辩的自由主义斗士和立宪主义捍卫者，支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合法女王，撵走了反对革命的觊觎王位者唐·米格尔（Don Miguel）和唐·卡洛斯（Don Carlos）。他还保护比利时不受荷兰王国的攻击，保证了其中立国的地位。多亏了“帕姆”（“帕默斯顿”的昵称）的愤怒，在实行君主专制的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爪之下，立宪主义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整个西欧。

与此同时，如果国外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违背了英国的利益，帕默斯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推翻，或者使用武力支持英国的贸易活动。“武力外交”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的行为。1838年，印度的西北边界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其中以俄国在阿富汗的阴谋最具代表性。英国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发动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阿富汗，用英国傀儡政权代替了明显亲俄的阿富汗埃米尔46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ahomed）。一年之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民销毁了禁运品——英国贸易者的鸦片，并且关闭了港口，拒绝印度和英国商人推销这种利润丰厚但致命的农作物。

英国凭借强大的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港口向英国开放通商，中国不得征收高额关税破坏英国贸易，英国商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此外，英国成为香港岛的永久所有者，20年后还将拥有相邻的九龙地区。到1898年，邻近的新界也被纳入香港的皇家殖民地。英国对新界的租借期为99年，于1997年6月到期。在20世纪，香港将成为英国巨额财富的来源。虽然格莱斯顿等觉悟高的议员反对强迫中国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进口鸦片，但帕默斯顿不顾他们的意见，坚持认为不希望中国进口鸦片的是控制鸦片运输的中国本地帮派，而不是中国人民。

1839年，在法国的怂恿下，埃及帕夏47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发动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入侵叙利亚。作为回应，帕默斯顿迅速派遣皇家海军前往阿卡（Acre）。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的威胁有效牵制住了埃及帕夏的进攻。在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以期用奥斯曼帝国作为对抗俄国的堡垒。因此，英国不会对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坐视不管。同样，英国也不会姑息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行动。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在埃及实行世袭统治而臣服于土耳其苏丹，叛乱得以平息。1841年，和平会议在伦敦举行，帕默斯顿老练地对所有国家的军舰关闭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包括俄国军舰。从1833年开始，为了回报土耳其在穆罕默德·阿里早期叛乱中提供的帮助，土耳其苏丹和俄国沙皇之间发展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密切关系，俄国舰队一度可以在黑海自由航行。

帕默斯顿虽然性格粗暴，但可谓直率豪爽，让英国人民深受其吸引。他不断尝试，因此不会在失败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为这一点，他更加受到人们的尊重。他认为，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维护英国利益才是他的职责所在。帕默斯顿信奉排外主义，对女性非常殷勤，他的花边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甚至在70岁高龄的时候还卷入了一起离婚案中。他讨厌浮夸和自大。然而，有一个人不认可人们对“帕姆”，或者说 “丘比特子爵”的奉承，这个人就是英国的新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她在1837年继承王位。她性格坚毅、谦虚，婚姻幸福。在接下来的30年中，她将逐渐被帕默斯顿蛮横的态度和花花公子的作风所激怒。

维多利亚（1837—1901）

《谷物法》和爱尔兰大饥荒（1837—1854）

维多利亚是威廉四世的侄女，威廉四世在1837年6月去世后，18岁的她从伯父手中接过了王位。维多利亚是威廉四世的弟弟肯特公爵唯一的孩子，她8个月大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维多利亚由寡母萨克森–科堡–哥达的维多利亚公主在极为安静的肯辛顿宫中抚养长大，其成长环境与伯父放纵的宫廷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德意志母亲严肃天性的影响下，新女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英国君主名誉扫地之后，她将君主及王室家族变成了国人引以为傲和爱戴的对象。她统治英国长达近64年，直到20世纪初才结束。她的统治时期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辉煌时代。由于《萨利克法典》（Salic Law）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维多利亚无法在继承英国王位的同时继承汉诺威王位，因此她的叔父坎伯兰公爵成了汉诺威国王。

维多利亚在1840年结婚之前，一直单纯地迷恋着她的第一任首相——温文尔雅的墨尔本子爵。在女王这个新位置上，她完全依赖墨尔本子爵来获得慰藉和信息。维多利亚是一个纯真的小姑娘。威廉四世去世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张伯伦勋爵直接从老国王临终的床头来到肯辛顿宫，当时是清晨5点，她穿着睡衣、披散着长发前去迎接，从这一点上我们更能看出她的纯真本性。尽管年轻的女王仍然在母亲的房间里就寝，但她的日记已经透露出坚定不移的性格，她深刻了解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还非常年轻，在许多方面我都没有经验，尽管不是所有方面，但我确信，很少有人能够比我有更多的善意和愿望来做恰当而正确的事情。”女王的加冕仪式在1838年6月举行。

墨尔本子爵虽然赢得了女王的信任，但在19世纪30年代末逐渐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帕默斯顿熟练地利用全球战略将英国的利益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他的外交政策代价十分高昂，英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受到打击，尤其是在撤销价格补贴之后，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即我们所熟知的“饥饿的40年代”，英国北部纺织城镇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失业危机，以至于在利兹等城市，贫困人口不得不依靠当地市民的募捐维持生活。济贫院爆满，无法容纳更多人。仅一个城镇就有1.7万人死于饥饿。辉格党政府死气沉沉，他们能想到的解决帕默斯顿冒险政策引发的财政赤字问题的唯一方案是间接征税。间接征税导致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墨尔本子爵的性格特点并不适合在此时担任英国首相。在他的领导下，辉格党的改革热情渐渐熄灭。

为使法案通过而做出巨大努力的激进分子十分失望。显然，大多数辉格党人将法案的通过视为投票权改革的终点，而非起点。他们几乎没有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上花费时间，还对工会的潜在力量十分忌惮。罗伯特·欧文建立了代表所有工会和手工业者协会的全国总工会，以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凝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对此，辉格党人十分警觉。1834年，多塞特的6名农业劳动者因私下宣誓而触犯法律，被判流放澳大利亚，这6人被称为“托尔普德尔蒙难者”（Tolpuddle Martyrs）。只因为他们所在的农业劳工友好协会隶属于欧文的全国总工会，原本无害的行为就被定性为具有革命性质。虽然判决结果使英国群情激愤，但时任内政大臣墨尔本仍拒绝减刑。不过，经过两年的游说，“托尔普德尔蒙难者”终于被无罪释放。

鉴于议会内部毫无改革意愿，激进派议员转而投身到户外游说运动当中。1838年，前爱尔兰议员费格斯·奥康纳和机械师威廉·洛维特创立了伦敦工人协会，以期完成《改革法案》未能实现的目标。洛维特起草了包含6项宪法改革要求的请愿书，伯明翰政治联盟创始人兼激进派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又被称为《人民宪章》，支持此次请愿的人被称为“宪章派”（Chartists）。《人民宪章》坚决要求实行不设财产资格要求的全民投票：无论财产多寡，每位年满21岁的男性都应享有投票权；议员应享受工资待遇，否则的话只有那些拥有独立资产的人才能负担起参加选举的费用；投票应该是匿名的，这样投票人便不易受到威胁；每个选区的选民应具有平等的价值；最后，《人民宪章》要求每年召集一次议会。这些要求将有助于限制议员的独立性，迫使他们听从选民的意见。

在接下来的70年里，除了每年召集议会之外，《人民宪章》的各个要点都得到了遵守。但是，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宪章遭到激烈的反对，原因不仅在于宪章派中的部分成员提倡暴力革命。1839年，名为“武力党”的一个宪章派分支准备发起全体暴动，他们计划从攻占南威尔士的纽波特市政厅开始。但市长及其支持者奋力防守，挫败了宪章派的企图。暴动一直没有得以实施，其领导者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虽然大部分宪章派支持通过宪法等和平途径实现目的，但他们仍无法与纽波特事件撇清关系。当前困境十分严峻，捣毁机器分子和焚烧工厂分子不可避免地混入宪章派中，致使他们一直背负着“革命危险分子”的名号。从1838年开始的10年间，宪章派不断举行规模庞大、令人警觉的集会，试图说服议会同意他们的要求，但都没有成功。

然而，以大规模游行和示威为武器的并不只有宪章派。另一个户外运动组织——当时最强大最完善的压力团体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在1838年成立，为了迫使议会撤销限制进口廉价谷物的法案，该组织开始了每天的游行活动。19世纪30年代末期，贫困人口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失业率飙升使得雇主可以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托利党持续在上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加上土地收益的影响，面包涨到穷人难以接受的价格。1846年，为了喂饱遭遇马铃薯歉收的爱尔兰贫困人口，英国议会终于废止了《谷物法》。反谷物法联盟为了废除土地特权的最后一道堡垒，采取了与宪章派一样的暴力手段。但是，联盟的暴乱更加有效，因为其支持者中包括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受人尊重的富裕制造业主。

领导反谷物法联盟的是两位十分优秀的演说家——花布印刷工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贵格会制造商约翰·布赖特，他们俩都是在19世纪40年代加入激进派的。布赖特从《圣经》和主祷文中汲取了强大的政治资本。布赖特在数百场演讲和报纸杂志中反复强调：穷人不能每天吃到面包是一种罪恶。这是一种难以驳斥的洪亮措辞。他给反谷物法联盟的廉价面包运动披上了宗教的神圣外衣。联盟在利用公共会议的同时，充分利用“1便士邮资制度”——一种推动与“伟大改革法案”同类型的公众意见风潮的运动方式，公众很快开始支持实行自由贸易。如果从国外进口廉价谷物，该国也会允许英国向那里出口商品，进而为英国开拓新的商品市场。与此同时，辉格党在疯狂地抑制飙升的国家债务，试图通过向食品征收更多的进口税来筹措资金。然而，这项政策既没能筹集到资金，也没能让穷人吃饱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