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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英国开拓的海外殖民地的数量上一瞥国内民生。南澳大利亚在1836年被殖民地化，其首府阿德莱德（Adelaide）以威廉四世的妻子命名。3年之后，吉本·韦克菲尔德在新西兰设定居点。英国更加深入地参与了南非事务。开普殖民地原有的欧洲殖民者是布尔人（Boers）48。1834年，英国发起废奴运动，由于布尔人依靠奴隶进行农业生产，当地人民开始与布尔人发生对立。次年，多数布尔人开始从开普殖民地向北进行大迁移，在南非东北部海岸创建了纳塔尔共和国（Republic of Natal）。但是，英国殖民者干劲十足，一直驱逐布尔人，并在1843年接管了纳塔尔共和国。1854年，布尔人向更北的地区进发，创建了另外两个布尔共和国——奥兰治河自由邦（Orange River Free State）和德兰士瓦（Transvval），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和平。

美国发生叛乱之后，英国当局对美洲殖民地仍与母国保持紧密联系并不抱太大期望。1837年，下加拿大的法国人对上加拿大的英国人发起了叛乱；3年后，英国允许加拿大自治，创设了直接对加拿大议会负责的执行内阁，奠定了多数殖民地自治的基础。1850年，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塔斯马尼亚成立了代议制政府。稍后，维多利亚发现金矿，导致澳大利亚人口暴涨。

与这些进步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自己的内政开始变得难以管理。各冲突党派之间达成调解，促使改革运动重回议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人身上——罗伯特·皮尔爵士，现在多数激进分子都将选票投给了他。1839年，墨尔本子爵的席位减少到5个，他被迫辞职。皮尔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府。但是，年轻的女王因拒绝解雇原先的辉格党宫廷女侍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按照之前的管理习惯，王室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执政党成员，当他们所属的党派失势后，这些工作人员就会辞职。但是，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女王来说，女侍（属于墨尔本派系）不仅是一个政治符号，还是她的亲信。虽然墨尔本得体地建议女王按照皮尔的要求任命新的托利党女侍，但年轻的女王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女王十分沮丧，她认为皮尔冷酷、态度生硬且难以相处，与殷勤而令人愉悦的墨尔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起事件被称为“后座议员危机”（Bedchamber Crisis）。荒唐的是，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皮尔又坚决要求女王使用托利党宫廷女侍，墨尔本子爵和辉格党得以再次执政——如人们所说，成了“站在后座议员衬裙后面”的官员。

可是好景不长，辉格党对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做出了最后尝试，其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地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人们对辉格党的预算感到担忧，加之国人对皮尔的支持，使得托利党领导者在1841年迫使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并且赢得了压倒性优势。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女王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小儿子——她的表弟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阿尔伯特亲王沉静、虔诚、友善的天性极大地帮助了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婚后的变化之一就是不再需要墨尔本子爵和辉格党女侍的陪伴。阿尔伯特亲王十分了解英国历史，急切地希望找到能够发挥自身价值的位置。他在艺术上可谓一位资深的业余爱好者，并立志为艺术做出贡献。他和皮尔关系友善，因为他们都拥有真诚的道德观，肩负着崇高的公共责任。

皮尔及支持他的议员，如威廉·尤特尔·格莱斯顿，一直推动政府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皮尔政府决定尝试一项巧妙的试验。格莱斯顿是利物浦商人之子，现在担任贸易大臣。皮尔采取了大胆的举措，重新征收曾经被许多人憎恶的所得税。英国曾经为了筹措拿破仑战争的开支而征收所得税，现在所得税将被用来减轻穷人身上的间接税负担。皮尔和格莱斯顿相信，尽管只在3年的试行期内重新恢复所得税，但这将有助于降低许多普通项目，如谷物的关税。而且，政府将从小康阶层中筹措资金以缓解财政赤字，而这部分人几乎感觉不到所得税的负担。皮尔削减和取消了600多种消费品和原材料的税收，从重新引入的所得税中弥补了因此减少的200万英镑财政收入。所得税的税率为1英镑征收7便士，年收入低于150英镑的人不需要纳税。当时教区助理牧师的年收入也才100英镑，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不需要缴纳所得税。政府将留有50万英镑的剩余税款用于消除财政赤字，虽然局势依然严峻，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物价开始逐渐回落到大众能够接受的水平。

从政府的各个方面来看，皮尔用生意人般的思维实行了明智的管理。《银行特许条例》（Bank Charter Act）稳定了资金供应。在过去十几年中，小型私人银行可以发行价值超过实际拥有的准备金的支票，进而导致了一系列恶性的银行倒闭事件。现在，条例禁止银行发行此类支票。19世纪30年代末和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事业腾飞，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事业的发展缓解了纺织业的失业情况。纵横交错的铁路网连通了英国各个地区，大多数铁路的修建资金来自于向疯狂投机的普通公民出售股份。就在将要出现经济过热的危险时，《银行特许条例》限制信贷，抑制了投机行为。

阿伯丁伯爵是皮尔的外交大臣，他和帕默斯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维护国外和平也属于政府管理的一部分职责，因为和平的国家环境能够降低国库开支。战争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会使政府无法削减税收。阿富汗战争花费了1500万英镑，数千名英国士兵因此丧生，英国政府陷入了高达70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当中。而这场战争没有实现任何目标。1841年，阿富汗部落人民不服从英国的傀儡政权，发动起义，屠杀了许多英国人，重新拥护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更加糟糕的是，虽然英国军方获得了安全通行证，被允许撤离阿富汗，返回印度，但他们在撤退途中的山区遭遇了伏击。1.5万士兵中只有布赖登医生（Dr Brydon）一人活着回到了通向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必经之路——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新任印度总督埃伦伯勒伯爵（Lord Ellenborough）愤怒地下令血洗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作为报复。

在这起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阿伯丁和皮尔反对在南亚次大陆进一步扩张。他们不像帕默斯顿那样惧惮俄国，并且对埃伦伯勒吞并信德（Sind）的举动十分警觉。1843年，埃伦伯勒出于安全原因考虑，匆忙吞并了毗邻孟买的信德。1845年，英国在对阿富汗的战争中惨败，北部独立的旁遮普邦（Punjab）中的锡克人（Sikhs）49受到鼓舞，也向英国发动了进攻。他们发动战争的原因仅仅是由于旁遮普邦被降为杜利普·辛格大君（Maharajah Dhulip Singh）统治下的受保护国。

不同于帕默斯顿因法国人的野心而对其非常不信任，阿伯丁希望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曾两次到访路易–菲利普在厄镇（Eu）的城堡。法国宫廷画师弗朗茨·温特哈尔特（Franz Winterhalter）在那里被介绍给这对王室伉俪，他创作了一系列迷人的画像，用以纪念女王和亲王，以及整个王室家族。路易–菲利普也进行了友好回访，造访了英国的温莎城堡。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促成了《友好协定》的签署，两大欧洲强国之间达成了外交和解。美国由于人口日益增长，发起了西进运动，进而引发了美加边界争端这一外交问题。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温哥华所在的太平洋西北海岸线，以及加拿大和美国缅因州之间的边界。阿伯丁伯爵用温和的方法解决了这一外交争端。

在美国，波尔克总统（President Polk）刚刚凭借“要么54°40＇，要么战斗”的口号赢得大选。他要求将俄勒冈州与加拿大的边界定为北纬54°40＇线，即与当时俄国管辖的阿拉斯加地区接壤。而皮尔和阿伯丁却主张边界应沿着北纬49°线划定，否则加拿大就失去了太平洋的入海口。波尔克并没有发动战争，双方商定，除了温哥华岛所在地区向南延伸的一小块地方之外，以北纬49°线作为两国边界。卡斯尔雷子爵谈判签署了另一项协定，废除了五大湖区现有的海军和军事设施，这象征着两国之间确立了互信关系。

尽管皮尔首次在财政预算上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但动荡仍在继续，反谷物法联盟继续游说政府全面废除《谷物法》。皮尔虽然对联盟不负责任地使用演说策略煽动民意感到不满，但他私下其实与自由派的同僚一样，已经被联盟说服。进口廉价粮食似乎是养活纺织业城镇中正在挨饿的失业工人的唯一办法，即便大量从国外进口廉价小麦，海外强国生产的粮食数量也不足以威胁到英国的农民。

由于1842年削减谷物税并没有导致农业工人的工资下降，所以到了1843年，皮尔对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支持《谷物法》产生了切实的焦虑。他认为，农业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更科学的种植方法，而不是单纯的保护。反谷物法联盟有组织地制造敌对情绪，导致人民的愤怒日益高涨，且没有平息的迹象，这可能会威胁到拥有土地的阶层，并最终对整个国家构成威胁。皮尔一直担心爆发革命。当时，他的私人秘书爱德华·德拉蒙德（Edward Drummond）在皇家游行队伍中因乘坐首相马车而被当成了皮尔，遭到名叫丹尼尔·麦克诺滕（Daniel Macnaghten）的疯子刺杀，而皮尔当时正和英国女王坐在一起。

皮尔极有可能尽快改革《谷物法》，他的全部预算都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回应，一支被称为“反对反谷物法联盟”（Anti-Anti-Corn Law League）的压力团体不负责任地使用暴力方式来保护本国的粮食生产。该团体由托利党中的极端右翼组建，极端右翼成员自从皮尔在天主教解放运动上背叛了他们之后，就一直反对皮尔；他们还担心保护以小麦种植为基础资产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托利党内部围绕贵族政治神秘乃至虚无的观点发起了带有怀旧情绪的“青年英国运动”。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乔治·本廷克爵士（Sir George Bentinck）领导了反对反谷物法联盟。前者是一位天赋极高的青年演讲家，他既是一位举止文雅、言语华丽的小说家，又是第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英国议员。后者是波特兰公爵之子，对赛马极为痴迷。

皮尔决定增加国家对天主教梅努斯大学（Catholic Maynooth College）的拨款，以此来提高天主教在爱尔兰的地位。托利党极端右翼作为英国国教的传统支持者，对皮尔的这种做法极为警觉。此时，托利党对天主教解放运动最大的担心得到了印证。1845年，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或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领导者约翰·亨利·纽曼强调，高教会派与古老的前改革教派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他皈依罗马天主教后，人们惊恐失措。英国国教的官方地位似乎即将受到政教分离主义（Disestablishmentarianism）的侵害。而就在一年之前，500名牧师及信众宣布脱离苏格兰教会，自行组建了更为民主的苏格兰自由长老会。他们公开祷告“我们是苏格兰自由长老会信徒”，之后他们被称为“极少自由者”（Wee Frees）。

本廷克和迪斯雷利忘记了皮尔曾为托利党复兴所做的努力，他们现在只记得他的无数次背叛。迪斯雷利身穿怪异奇妙的服装，披着黄、黑、橙三色相间的奇怪斗篷，接连好几个晚上在下议院里指挥支持者用犀利的言辞辱骂自己所在党派的领导人。在他最成功的一次骂战中，迪斯雷利指责皮尔曾经撞见正在洗澡的辉格党人，然后抱着他们的衣服跑掉了。

但是，皮尔需要应对的不只是议会中的党内敌对情绪，他还需要与党外敌对势力抗争。反谷物法联盟甚至焚毁了他的肖像画。1843年，在爱尔兰，丹尼尔·奥康奈尔在自称为“青年爱尔兰”的组织的支持下，宣布当年为“撤销合并年”（Repeal Year）；青年爱尔兰组织希望爱尔兰恢复到1798年的状态。在泰拉（Tara）等爱尔兰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爆发了民众集会，奥康奈尔对集会人群说，他计划召集300万成员，废除各个教区的管理者以及国民公会，并将他口中的“撒克逊人”从爱尔兰驱逐出去。

在天主教解放运动期间，奥康奈尔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有可能取得新一轮成功。皮尔对此感到警觉，并禁止他们召开会议。奥康奈尔不得不在服从法律和发动武装起义之间做出选择，但从个性和意愿上他都不愿意选择后者。他的追随者发现他并没有发动武装起义的想法，之后参与运动的热情逐渐冷却并消失。而英国政府为了以儆效尤，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以叛国罪对奥康奈尔进行迫害。不过，判决在上议院中被搁置了3年之久，潦倒的奥康奈尔死于前往罗马朝圣的途中。

高涨的反合并之声、极高的谋杀率，加上爱尔兰人民的普遍不满，令皮尔困扰不已，他试图从教育中寻找解决之道。即便经过天主教解放运动，所有最具影响力的工作也仍然由新教徒从事，因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天主教徒。1845年，为了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起平等地接受世俗教育，皮尔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科克和戈尔韦（Galway）建立了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希望通过教育消除人们歧视天主教徒的理性根源。然而，这项举措和深谋远虑的皮尔所做的许多正义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一样，使他本人变得非常不受欢迎。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认为，新成立的大学将会成为对上帝不敬的机构。

即将在爱尔兰发生的可怕灾难证明，虽然皮尔的初衷是好的，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憎恨和愤怒仍是爱尔兰人对英格兰人的主要感情。1846年，马铃薯传染病暴发，摧毁了爱尔兰人唯一的粮食作物。由于历史留下了大量英格兰外居地主50，所以爱尔兰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土地。18世纪英格兰的科学种植技术革命并没有传播到爱尔兰，在爱尔兰，任何人如果试图改进耕种方式，都可能面临被代理人收取更高地租的风险。占爱尔兰总人口3/4的农民唯一的赚钱方式就是把自己拥有的土地的一部分转租给其他家庭，以获得更高租金。结果他们只得依靠少量土地维持生活。

1848年，沙夫茨伯里支持设立《公共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 Act）。在该法案的指导下，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创立了卫生委员会，管理地方当局。在受工业革命影响而形成的城镇中，地埋式排污系统出现，替代了源自中世纪的排布于街道两侧的简陋水槽。这类城镇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原本比乡村地区人均寿命短一半，现在却快速增加。在沙夫茨伯里的努力下，雇用小男孩钻进烟囱清扫污垢的行为得到了禁止。尽管直到1875年，才最终确立了完善的体系：只有不违背任何一项雇用童工的法律，才能获得烟囱清扫证。1863年，查尔斯·金斯利出版了《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唤醒公共意见联合反对此类用工行为。沙夫茨伯里还担任精神病事务管理委员会专员，揭露了精神病治疗机构对待病人的残酷做法。在他干预之前，许多精神病患者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锁在床上，度过原本就不快乐的人生。

即便在欧洲大陆爆发革命的1848年，英国的局势也波澜不惊。尽管人们把宪章派递交最后一份请愿书当成类似拿破仑即将入侵英国一类的重大事件对待。近80岁高龄的威灵顿公爵在伦敦组织防卫，每座桥梁上都架设了加农炮，但预想中的大规模示威并没有实际出现。请愿者乘坐一辆出租车安静地在唐宁街上进行请愿。请愿书上的一些签名被发现是伪造的（威灵顿公爵、庞奇先生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签名当中），虽然这一点让请愿活动遭人诟病，但此次请愿仍可以算作英国工人阶级对议会信任的集中体现，虽然工人阶级本身被排斥在议会之外。

在那个时代，流行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提出的“自助”信条成了人们的座右铭。农业劳工友好协会在19世纪中期刚刚成立，该协会要求工人每周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作为疾病或失业保险，如果上述情况发生，协会将为他们提供收入，一些工会也为其成员提供类似的服务。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一些大街上看到的合作社（Co-op）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大量出现的。一开始，许多人一起以批发价批量购买食品。几年过去了，合作社开设普通商店，以正常的价格出售食品；年末的时候，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共同分红。

在19世纪中期，英国发展到繁荣的顶峰，成了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英国在开拓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在南美和印度市场。罗素受到鼓励，大胆地废除了《航海条例》的剩余条款。在制造廉价商品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英国媲美。英国的对外贸易不再局限于几个指定的国家，而是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运送英国的商品，也可以配备任何国籍的海员。这大大提升了英国商人和制造商可利用的海运容量。截至1850年，1/4的世界贸易是通过英国港口完成的。

1847年，直布罗陀商人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的房屋被暴民摧毁，希腊政府拒绝对他进行赔偿。罗素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以轰炸雅典作为威胁，显示了英国极度膨胀的自信心。这种行径令皮尔派及其激进派盟友心生厌恶。然而，在帕默斯顿及其支持者看来，大英帝国已经成了和古老的罗马帝国一样强大的国度。帕默斯顿曾自信满满地在演说中表示：“在古代，罗马人只要说出‘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不受侮辱；今天，英国公民也是如此。无论在哪块土地上，英国人都应该相信，母国关注的目光和有力的手臂会保护他不受任何不公和错误的对待。”

1851年，阿尔伯特亲王在伦敦组织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展示了当时世界上能够制造的最先进的商品，用以象征这个人们希望中的和平和进步的时代。人们期待，在这次博览会之后，能举办更多类似的国际性聚会。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中一座由钢铁和玻璃特别建造的建筑中举办，该建筑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被人们称为“水晶宫”。参观者乘坐新型火车，购买便宜的展览门票即可前去参展。万国工业博览会成了大英帝国在制造业上优越性、多样性和廉价性领先世界的切实证明，现在，90%的英国制造品出口国外。后来，“水晶宫”发展成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为艺术品和工业制造品提供了永久性的展示场所。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等对威灵顿公爵着迷的参观者能够在参观时一直注视着自己的偶像，直到他从身边快步走过。1852年，威灵顿公爵逝世，标志着英国自滑铁卢战争开始的辉煌时代终结。

繁荣在各个方面孕育出新的自信，在女性身上表现为反抗。女性，数个世纪以来沉默的大多数，一直被认为是精神和身体上的弱势性别，但现在她们突然进入人们的视线当中。她们撰写文章，讨论之前一直被认为不适合女性谈论的话题。她们的行为被认为离经叛道。她们拒绝被束缚在相夫教子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而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一直推崇这样的角色。女性问题，即对女性来说什么才恰当的问题，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1851年，谢菲尔德女性政治协会等女性主义机构首次发声，致力于争取女性投票权。

勃朗特姐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847—1848年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时期。勃朗特姐妹表现出的热情、诚实和现实主义震惊了传统社会，伊丽莎白·巴瑞特·伯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加斯克尔夫人和哈丽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等作家也突破了传统的偏见。1848年，女王学院在哈利街创建，今天这座古老的学府依然坐落在那里，向女性传授开创职业生涯所需要的知识。女子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受人尊敬的弗朗西丝·巴斯（Frances Buss）和多萝西娅·比尔（Dorothea Beale）分别在1853年和1858年创建了北伦敦学校（North London Collegiate）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ies’s College）。从理论上说，女子学校为女性提供了获得高等学位和投票权的捷径，尽管直到20世纪下半叶，女性才获得上述两项权利。

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武装革命，而英国国内罕见地没有爆发任何骚乱，这是因为，英国在被迫进行改革之前预先接受了一系列社会和议会改革建议。像今天一样，英国稳定而包容的环境吸引了许多政治难民。在伦敦的沙龙里，你可能随时会碰到流亡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保守主义外交家梅特涅，以及许多流亡在外的意大利革命爱国分子。事实上，行为如此自信、思想如此自由、如此不受敌对势力威胁的英国敞开了宽广的胸怀，甚至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著名讨伐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留出了空间。

1848年，马克思因发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而被逐出巴黎和布鲁塞尔（第一版宣言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草）。40年来，马克思一直自由地在大英博物馆利用恩格斯提供的统计学知识搜索资料，为改革提供良方。他们俩一起抨击资本主义宗教和文化，共同畅想他们设想的历史进程中最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后，国家将逐渐萎缩，一个田园牧歌般全面繁荣的社会将为人类共同所有。他们的信念也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185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对来说还不出名。激进派仍然投身于选举权改革运动。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正致力于关注如何创造自由贸易的条件以及如何实现低税收；前者是理查德·科布登一直致力于推广并视为医治世界痼疾的良方，格莱斯顿认为后者是培养自食其力的工人阶级的必要条件。1853年，格莱斯顿在第一次预算中将进口税降低到历史最低点，同时宣布他将要平稳地降低所得税，直至1860年将其彻底取消。一旦新的税收政策发挥作用并刺激消费，所得税便变得不再需要。格莱斯顿的预算体现了他对英国维持世界第一贸易强国地位和世界和平的信心。他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相信大多数战争都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兜里有钱的基督徒比政府更倾向于行善。他认为并不存在战争威胁，因此削减了英国的军备支出。

在印度，英国直接管理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其领土从西部的信德一直延伸到远东地区缅甸的南端。在缅甸，由于英国商人在仰光遭到了不良对待，于是1852年，英国吞并了勃固（Pegu）。1848—1849年，第二次锡克战争爆发，愤怒的英国人吞并了旁遮普邦。然而，在之后的20年，我们将发现英国的东方统治实际上非常脆弱，其糟糕的国家军备状况也会被暴露出来。事实将证明，英国不再是国际事务的仲裁人。反观欧洲大陆，法国、新兴国家意大利和德意志决定摧毁1815年签订的《维也纳和约》，根据自己的意愿重塑欧洲版图，继而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后果。

好战的帕默斯顿（1854—1868）

在接下来的20年中，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意愿变得不可阻挡。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在发展中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多次战争和欧洲大陆各国边界线的急剧变化。到了1871年，意大利国家和德国不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表述”，而是单一统治者领导的政治组织联合在一起的国家。英国当时的3位杰出自由党政治家帕默斯顿、约翰·罗素伯爵和格莱斯顿都热切地期望意大利能够在君主立宪制国王撒丁尼亚–皮埃蒙特（Sardinia-Piedmont）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然而，意大利最终却是在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统治者帮助下，才完成意大利半岛拼图的最后部分。德意志的统一诉求促使其进攻邻国：首先是丹麦，接着是丹麦的盟友日耳曼奥地利，最后是法国。

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昭告同胞：“当代重大政治问题不是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1871年，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标志着世界秩序终于发生了变化。凡尔赛宫由路易十四建造，象征着法兰西的灿烂文明。而现在，德国人出现在那里，挫败了法国人的骄傲，标志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覆灭。普鲁士军队不仅素质超群，使用起武力来也无所顾忌，凭借这些，他们在欧洲大陆占据了统治地位。统一的德意志在好战的普鲁士当局的庇护之下，出人意料地跻身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英国作为“后滑铁卢时代”最活跃的担保人之一，被限制在了旁观者的位置上，既无法对大多数事件施加影响，也无法维持各国势力的平衡。

在俄国入侵多瑙河畔的公国之后，英法舰队已经在伊斯坦布尔抛锚。1854年1月，英国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逆流而上驶入黑海。他们的军队将在那里登陆，摧毁俄国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军事据点，彻底削弱俄国军事力量，使其无法再占领土耳其领土。同时，另一支英国舰队将北上进入波罗的海沿岸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喀琅施塔得在俄国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朴次茅斯。

这次行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英国军队既没有配备抵御俄国严冬的装备，也没有做好进行长期围城战的准备。英国错误地估计6周之内就可以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但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秋季的暴雨几乎摧毁了每一艘穿越黑海运送粮食和保暖衣物的船只。而由于军需机构的大意，最后运达战争地区的衣物常常不合适或根本没法穿，比如，皮靴因为在装船时没有两两配对而剩下了5000只。“巴拉克拉法帽”成为半岛环境的写照。这种现代服饰的名称来源于在最靠近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城镇中发生的一场战役。俄国的冬季十分寒冷，而英国军队又装备奇差，导致士兵不得不将袜子套在脸上御寒，只在眼睛和嘴巴的位置剪几个洞。克里米亚战争还因“轻骑旅冲锋事件”而声名狼藉。600名英国骑兵在卡迪根伯爵（Lord Cardigan）的率领下，在俄国军队的枪口下前往2英里之外的“死亡之谷”。这是副官卢肯伯爵误解了命令而做出的指挥，结果只有1/3的士兵生还。当时被封为桂冠诗人的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写下了让这次冲锋成为不朽的诗句。法国将领博斯凯元帅（Marshal Bosquet）目睹了这次冲锋，他感到不可思议，感叹道：“太壮观了，但仗不是这样打的。”

幸运的是，那些英国士兵并没有都白白牺牲，在那个犯下愚蠢错误的地点还有另一个更具影响力的目击者——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W. H.罗素（W. H. Russell）。他追究了长官的责任，向世人展示了在19世纪，钢笔的力量真的比刀剑还大。罗素是从事新兴的战地记者这一职业的第一人。虽然大多数军队都会遭遇人员伤亡事件，但战地记者的出现使人员伤亡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一个国家的公众面前。电报线路发出的嗡鸣声响彻了整个世界。罗素从维也纳开始，接着从伊斯坦布尔的新办公室里，每天发回电报，报道战争进程。

罗素首先抨击了伦敦方面的荒唐规定，以及军队领导未能因地制宜地调整策略。士兵们因营养不良而患病。他们本来可以食用大米（大米是土耳其当地人的主食，很容易获得），但却被禁止这样做，因为大米不是规定的标准粮食。只有召集由6名指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委员会核查了包装物的内容之后，军备物资的包装才能被拆开。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物资被盗。但在混乱的战争局势下，成捆的冬季制服和衣物可能会因此滞留数周而无法拆封，因为很难同时找到足够多的指定人员组成六人委员会。于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士兵就错过了堆在码头的冬衣，受伤的战士也因为拿不到捆扎在一起的干净绷带而伤情恶化。

罗素大胆的批评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英国公众的意见一般迟缓而倦怠，但一旦被唤醒，将会爆发惊人的力量。现在，英国的公众意见开始被唤醒了。下议院投票支持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克里米亚战争的指挥方式。这表明，英国民众对阿伯丁担任战争领导者非常失望，渴求帕默斯顿这样富有经验而果断的人物掌控大局。阿伯丁将这次投票视为公众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于是辞去了首相的职务，由帕默斯顿接任。

但是，在1855年阿伯丁政府下台之前，战争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行动稍微弥补了之前的过失。他曾要求自己的朋友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前往斯库台（Scutari），访问那里正对着伊斯坦布尔坐落在黑海土耳其一侧的英国医院。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当时34岁，是一位富裕人家的小姐，在伦敦的哈利街管理着一家护理院。西德尼希望她能帮助发现医院的护理工作有什么错误之处。在南丁格尔管理这家医院之前，在斯库台军营医院中死去的士兵人数要比野战医院还多。医院伤员的死亡率接近50%。在冰冻的地面上单薄的帐篷里躺着的士兵要比待在一家大型医院里的士兵更容易存活下来，这意味着一定存在一些严重的差错。赫伯特相信，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可能单纯通过个性的力量改变这一不利局势的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南丁格尔出现在斯库台与帕默斯顿接管战争同样重要。

南丁格尔小姐穿着整洁的白色围裙往返于病房之间时，一个明显的问题立即显现出来。她经过之处，受伤的士兵躺在开放的下水道旁边，在呼吸时感染病菌，环境比监狱还要恶劣。官员对士兵的态度也令她震惊。她和她的30名护士无法想象，她们的简单要求，比如把病人从下水道所在区域移开，经常清理废弃物，使用干净的外袍，提供充足的绷带和充分烹调的肉类，都被认为“会宠坏了刁蛮的士兵”。南丁格尔犀利地指出，驻奥斯曼宫廷最具影响力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多年以来一直随身携带27个仆从，从他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宫殿可以看到医院的全景。但是，令她惊讶和愤慨的是，斯特拉特福德大使没有向他代表的英国公民提供任何帮助，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士兵在他的窗外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幸运的是，帕默斯顿听从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建议：英国使用蒸汽机帮助军队。为了高效地运输物资，让伤员在运送途中感到舒适，塞瓦斯托波尔的前线营地和港口之间很快修建了一条铁路。改革俱乐部受人追捧的大厨索耶（Soyer）自愿来到克里米亚服务，为恢复期的伤员研发可口的食物。士兵在温柔和充满关爱的管理制度下得到人性化的待遇，身体开始康复，而之前他们只能在那里等死。

虽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未使用过“细菌”一词，实际上，10年之后，消毒法的创始人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才提出了细菌的概念。但她凭直觉感受到存在着类似细菌的东西，或者是她所说的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污物”。她指出，对于重伤员来说，这是致命的。她强制要求护士维持整洁，并且在两次检查之间必须洗手。在她的努力下，感染率明显下降。在抗生素发明之前，这几乎算得上一个奇迹。多亏了这种基本的卫生规定，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打败了某种能够摧毁一支军队的东西——疾病。

在克里米亚进行调查的皇家委员会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授予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她成了人们熟知的“提灯女士”（因为她晚上习惯提着一盏小灯巡房）。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在她创设的严格制度下，护士成了受人尊敬的职业。之前，医院里的护士只是助手，一般来源于受牧师感化从良的妓女。

由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出色工作，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2.5万英国士兵中，丧生或因病弱被轮船运送回国的不到1万人。尽管英国士兵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攻陷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还是无畏的法国士兵（法军增加了1.5万名撒丁岛士兵，以保障能够在谈判桌上提出意大利问题）。到了1856年，战争已经走向结束，双方都渴望和平。当时，英国舰队仍然在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基地逡巡，俄国尤其迫切地希望英国舰队返航。同年，双方签订《巴黎条约》，规定黑海为中立地区，英国对此十分满意，但俄国却蒙受了耻辱。不过，1871年，德法两国之间发生战争，俄国趁机单方面废除了条约。此后，黑海地区的去军事化越发变得不可能实现。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舰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得以重建。然而，该条约坚决要求土耳其在对待基督徒的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这给俄国提供了一个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英国外交家普遍认为应该继续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事实证明，英国的军事机构几乎和奥斯曼土耳其一样，改革难以渗透。虽然关于克里米亚战争指挥失当的传言四起，皇家委员会也发现了许多问题，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改革建议得到了采纳。英国花费了15年的时间，在法国军队被普鲁士打败的警示下，才有足够动力改革自己的军队，全面纠正英国军事防御中的问题。

1855年起，在未来的10年中，帕默斯顿作为首相几乎一直领导着辉格党政府，直至逝世。在此期间，只出现了一届保守党内阁——1858—1859年的第二届德比–迪斯雷利内阁。在外交事务上，帕默斯顿更像辉格党中的改革派，或曰因辉格党–皮尔派联合政府而日益为人知晓的自由派，他们是君主立宪制政府和意大利爱国流亡者的朋友。但在国内事务上，帕默斯顿的改革计划完全停滞下来。正如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被迫进行教育和投票权改革时所说：“确实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我们不能无止境地在法典上添加条款。”因此，直至他去世，自由党都未能开辟独立道路，只能继续被束缚在保守主义的紧身衣中。

帕默斯顿很快投入另一场战争——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的战争。虽然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获得了贸易特许权，但中国仍然不愿意向西方开放贸易市场，而英国却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甚至不允许英国大使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政府以涉嫌海盗行为关押了英国“亚罗号”（Arrow）船员，为英国宣战提供了借口。到了1860年，英国占领了白河（Peiho River，今海河）要塞，烧毁了中国皇帝的颐和园，以此报复中国政府关押英国船员。之后，帕默斯顿迫使中国对英国海关开放主要港口，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857年，资深激进派成员理查德·科布登提出一项议案，谴责帕默斯顿的好战行为，帕默斯顿只得前往乡下暂避风头。但他对中国的行动得到了议会的完全支持，并且他以85个多数席位重返首相职位。

英国好战情绪持续高涨，而1857年印度爆发了反英大起义（Indian Mutiny），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印度军队进行了一系列起义和屠杀，不仅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构成威胁，更威胁着被围困在坎普尔（Cawnpore）和勒克瑙（Lucknow）的英国人的生命。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印度军队中的大多数英国士兵都被派遣到了克里米亚、中国和伊朗。俄国的同盟伊朗攻占了阿富汗斯坦的赫拉特（Herat），英国人认为他们对印度西北部边界构成了威胁。在印度，英国军队中的士兵大多是印度雇佣兵。大起义在密拉特县（Meerut）爆发，接着传播到整个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军队。克里米亚战争直接促使武器装备更新为新型德式步枪，因为人们认为德式步枪比老式滑膛枪高级。在军队中流行着一个邪恶的传言：被用来当作弹药筒润滑剂的牛油其实是用奶油和猪油混合制成的。这则恶心的传言同时冒犯了在英国印度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印度教士兵和伊斯兰教士兵。印度教认为，奶牛是一种神圣的动物；伊斯兰教认为，触碰猪油会玷污自己。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都拒绝操作弹药筒，因为要使用弹药筒，士兵必须用嘴把它的一头咬开。

但是，印度在过去20年中经历的剧烈西化是引发这起事件的深层原因。倒数第二任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Marquis of Dalhousie）沿袭了前任传统，也执着地在印度推进现代化。其前任总督威廉·本廷克爵士将开启印度改革之路视为己任。本廷克在19世纪30年代废除了印度的寡妇殉夫制——在已婚男性的火葬堆上烧死他的遗孀，同时还根除了暗杀教派（Thugees）。暗杀教派是一个由世代从事谋杀之人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忠于迦梨女神（Kali）；在女神的指引下，他们在乡间四处游荡，勒死受害者。达尔豪西侯爵将基督教布道活动作为另一种在印度传播西方文明的办法。他将电报引入印度，在印度修建了规整的公路，解决了当地教育问题，开创了灌溉体系，还兴建了许多工业港口，最重要的是，他将铁路引入了印度。虽然达尔豪西侯爵的目标令人钦佩，措施也富于远见，但他的计划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将印度人民的情感因素考虑在内。

印度人民主要信奉印度教，对他们来说，铁路并不像欧洲人认为的那样代表着进步。在印度，铁路被看成是对种姓制度的一种冲击，因为不同种姓的人在旅行时不得不坐在同一节车厢里。1856年，达尔豪西侯爵的继任者坎宁伯爵改变了服兵役的适用条件。这进一步引起印度人民的愤怒，尤其激怒了印度军队中的婆罗门种姓。此后，前往国外服役被写进印度军队的兵役合同。这为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创造了机会，而印度教严令禁止不同种姓之间通婚。

最重要的是，达尔豪西侯爵实行了无嗣失权政策，借此拓展英国在印度控制的领土。印度人民对此大为恼火。缅甸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1852年，第二次缅甸战争爆发；之后，下缅甸和仰光的重要贸易点被英国吞并。英属印度先后在1848年、1853年和1854年占领了萨塔拉（Satara）、那格浦尔（Nagpur）和占西（Jhansi）。达尔豪西侯爵还以原统治者没有直接继承人为由，接管了3块马拉地族人战士的世袭土地。如果原统治者没有直接继承人，依据印度教的传统，原统治者会收养一名男性继承人。但是，总督不接受这样的做法。他坚持认为，如果统治家族没有自然继承人，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英国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便自动失效。只有经过总督允许，权力才能够移交给养子，而达尔豪西侯爵永远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这个失去独立的国家中，任何一个印度统治家族，无论多么高贵，都对达尔豪西侯爵的存在感到不安，原因是达尔豪西侯爵大规模地拓展英属印度的领土。1856年，英国吞并了强大的欧德王国（Kingdom of Oude），理由仍是原统治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在英国看来，欧德王国的统治极为腐败、残忍，巨额税收落到了苦难的贫民头上，但吞并欧德王国的举动激起了已故统治者亲属的愤怒。达尔豪西公爵本人也注意到，孟加拉军队的婆罗门种姓爆发了多次起义，参与起义的士兵大多招募自欧德王国。一则古怪的预言在印度流传开来：克莱武于1757年在普拉西战役取得胜利的100年后，英国人将被赶出印度。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糟糕战况传到印度，深受鼓舞的印度军队开始了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