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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反英大起义的导火索是在孟加拉交给印度士兵的德式步枪和所谓的亵渎神灵的弹药筒。尽管动物油脂被收回，但谣言仍然继续在印度疯狂传播。谣言称，英国人即将开始废除种姓制度，摧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仰，迫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慌乱情绪在整个印度弥漫开来，印度人民开始发起反抗。印度反英大起义是大英帝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加入了起义，只有坎普尔和勒克瑙等孤立的要塞还掌握在英国手中。最终，英国军队在坎普尔的驻防地经历了长期围困之后，被迫在休·惠勒（Hugh Wheeler）的领导下投降。

不幸的是，领导坎普尔围城之战的是达尔豪西侯爵“无嗣失权”政策的受害者——浦那（Poona）最后一任佩什瓦51的养子那那·萨希伯（Nana Sahib）。那那·萨希伯存心报复英国，他欺骗了英国的驻防部队，首先给英国士兵的妻儿发放安全通行证，然后在他们乘船顺流而下的时候，命令士兵开枪，在他们的丈夫和父亲面前射杀了这些妇女和儿童。

侥幸未被杀死的人一边流血，一边恐惧地被押送到当地宫殿关押。在那里，那那·萨希伯命令自己的5个部下将他们砍死，然后把大大小小的肢体扔进坎普尔的一口井中。只有3名男性侥幸逃脱，他们将坎普尔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了英国，英国卫戍部队因此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十分憎恨印度人。英国士兵在坎普尔的井里发现了战友妻儿的尸体，他们愤怒无比，对印度人实施了同样的报复——他们把一些印度人绑在加农炮上射出去打得粉碎。印度的受害者同样也忘不了这段仇恨。

在勒克瑙的卫戍部队一直坚守到哈夫洛克将军（General Havelock）率部下从旁遮普邦赶来。8年前，英国在与好战的锡克教徒进行了两场艰苦的战斗之后，才吞并了旁遮普邦及其位于印度西北部的下属省份克什米尔。不过，在亨利·劳伦斯和约翰·劳伦斯两兄弟的管理下，英国人对待旁遮普邦的方式与对待欧德王国及其他不忠地区的方式截然不同。劳伦斯兄弟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印度，他们尊重并崇敬印度文化，公开谴责达尔豪西的无嗣失权政策。两兄弟在旁遮普邦建立的政权能够被锡克教徒接受，也确保了该地区一直忠于英国。实际上，锡克教徒的军事传统和英勇无畏的士兵成了维持大英帝国统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印度反英大起义期间更是如此。

英国确信，旁遮普邦不会参与起义，所以召集了一支部分由英国士兵、部分由锡克教徒士兵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从旁遮普邦出发，向南挺近，再次攻占了德里；其他军队沿着恒河航行，向保卫勒克瑙的薄弱兵力提供援助。孟买、马德拉斯和下孟加拉没有加入起义，霍尔卡王子和辛迪亚王子等多数当地独立领导者一直都是英国的可靠盟友，这对英国来说是一种幸运。幸运的还有，英国派去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士兵可以在途中转而派往印度。

印度反英大起义表明，用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企业来管理广袤的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即便英国有内阁代表来监管这个企业。1858年2月，帕默斯顿被踢出政府，德比–迪斯雷利领导的第二届保守党政府掌权。在两党一致同意下，《印度法案》解散了东印度公司，也结束了其在印度101年的统治。《印度法案》将管理英属印度的权力归英国国王，由印度事务大臣作为国王代表；同时，专家委员会代替了原先由东印度公司董事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新总督取代了原先的总督，孟买、马德拉斯等地所有的前总督也随之从属于印度总督52。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军队合并。英国首相乔治·坎宁之子——“仁慈的”坎宁伯爵成了第一任印度总督。他在印度反英大起义中表现得沉着冷静，并坚持善待大多数起义者。

1859年，德比和迪斯雷利组建的少数派政府倒台，帕默斯顿二度出任首相。虽然这届政府被人们叫作“辉格党–皮尔派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到1865年它转变为第一届自由党政府。1859年6月6日，在帕默斯顿就职的几天前，约300名辉格党、皮尔派和激进派成员聚集在伦敦的“威利斯的房间”（Willis’s Rooms），他们联合成一股反对德比和迪斯雷利的力量。许多年来，这三大派系在代议制政府和自由贸易等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帕默斯顿担任首相期间，扩大投票权和社会改革日益成为新的党派议题，而不同派系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政府内部的紧张氛围仍在延续。不过，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

实际上，下议院议员普遍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这与他们属于哪个党派无关。19世纪中期，城市中与英国国教抗争的不遵奉国教者，在自由党的支持者中占大部分比例。这时，两个多世纪以前伊丽莎白一世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已经不再适用，英国人的排外情绪有所消减。1858年，在保守党的领导下，《犹太人救济法》（Jewish Disability Act）允许非基督徒陪审员担任议会议员。1847年，犹太人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在投票中获胜，获得了下议院席位。同年，《财产资格法》（Property Qualification Act）首次取消了仅有钱人才能成为议会议员的规定。

自1859年以来，自由党改革派领导人之一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一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他与年长自己约25岁的帕默斯顿之间频繁发生冲突。格莱斯顿一生都在探索新知识，而帕默斯顿却死守陈旧观念。帕默斯顿无法理解，为何格莱斯顿对人类的可臻完善性和民主思想越来越充满信心。格莱斯顿也越发担忧，财富水平将阻碍一些人获得投票权。这与他的基督教思想发生了冲突，从而推动他平等地看待所有人。很快，他发表演讲，支持推行普选并进行议会改革。而帕默斯顿则下达了严肃的命令，严厉谴责一切试图扩大投票权的尝试。帕默斯顿甚至试图驳回格莱斯顿提出的降低报纸税的法案，因为该法案会使工人阶层能够买到更廉价的报纸。帕默斯顿与上议院联合，试图驳回这一提案。但是，格莱斯顿将这项法案包含在预算案之中，使法案得以通过。因为宪法规定，涉及金钱的法案不需要经过上议院同意。

1859年，自然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适者生存”的观念随之广泛传播，英国人对文明的信念也得到了增强。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男爵（Lord Macaulay）认为，英国历史进步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他的“辉格党式”文章成了当时人们的必读作品。印度反英大起义表明，尽管其他民族低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成果，但英国人并未放弃向欠富裕民族输出物质成就的爱国使命。

19世纪50年代，英国势力渗透到中非地区，英国人的优越感得到进一步强化。从罗马时代开始，非洲赤道地区独特的内部环境就让外来者无法渗透，欧洲人的征服计划相继落空。在18世纪末，一位名叫芒戈·帕克（Mungo Park）的年轻医生勇敢地独自前往冈比亚探险，他沿着人迹罕至的尼日尔河（Niger River）前行，试图找到河流的源头。但是，他消失在途中，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英国人到达那里。热带疾病肆虐，加上缺少地图，任何考察都存在致命的危险。 但是，到了19世纪50—70年代，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和J. H. 斯皮克（J.H. Speke）等英国探险家终于绘制出非洲的地理轮廓。蒸汽船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让人们能够更加快捷地前往非洲，医药学上的进步则增加了人们在那里生存下去的可能。

英国自从在拿破仑战争中攻占好望角之后，便逐渐在南非展开传教活动，传教活动的范围也从开普勒逐步向北延伸。传教士的一系列活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非洲赤道地区的兴趣。曾在苏格兰拉纳克郡（Lanarkshire）当过磨坊工人的戴维·利文斯通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英国传教士之一，他成了当时的国家英雄，1874年英国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他头戴热带大檐帽的雕像坐落在海德公园门口的皇家地理协会总部对面，一直提醒着人们他是19世纪最重要的探险家之一。

利文斯通认为医药学知识将对自己的传教事业有所帮助，于是报名参加了医药学短期课程。但他还没来得及充分了解非洲的其他方面，就在1840年被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去了贝专纳（Bechuanaland，今博茨瓦纳）。他从那里开始徒步向北进入未知的大陆，他的装备只有一本《圣经》和一支枪，在途中完全依靠物物交换获得食物。他在接下来的30年中穿越了非洲中东部，而此前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把英国的基督教带到那里，也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去那里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往往会侵袭早期欧洲冒险者，而利文斯通开创性地靠使用金鸡纳霜（奎宁）活了下来。

虽然不断遭受疟疾的困扰，但金鸡纳霜却让他能够生存下去，他拒绝放弃自己的使命。他像所有传教士一样，一直单纯依靠人们的施舍维持生活。在传道途中，利文斯通成了第一个发现恩加米湖（Lake Ngami）、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赞比亚峡谷（Zambezi Valley）、尼亚萨湖（Lake Nyasa）和卢阿拉巴（River Luabala，后来发现是刚果河的源头）的欧洲人。

利文斯通在1865年到1871年这段时间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全世界都非常关注这位神奇人物的行踪，《纽约先驱报》甚至派探险家兼记者H. M. 斯坦利（H.M.Stanley）前往非洲寻找他。斯坦利独自一人走在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的湖岸上，忽然发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白人。他对面前的这个人打了个招呼并说出了一句不朽的话：“我猜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先生吧？”

利文斯通希望找到自北向南流淌的尼罗河的源头。寻找尼罗河源头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人最为着迷的事情，也是自希罗多德（Herodotus）时代起的一个未解之谜。埃及探险家、传教士以及利文斯通本人倾向于认为尼罗河的源头在大湖地区，而不是希罗多德所说的非洲中心地区的4个泉眼。他们的说法在19世纪50年代吸引了一大批英国人前往非洲探险，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要数著名的阿拉伯语言文化学者理查德·伯顿爵士，以及探险家兼士兵J. H.斯皮克，前者曾乔装前往圣城麦加。他们俩在1858年共同发现了坦噶尼喀湖。1862年，斯皮克独自一人继续前进，发现尼罗河源头是一个巨大的湖泊，他将这个湖泊命名为维多利亚湖。他顺流而下，探索地图上未标识的土地。途中，他遇到了探险家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贝克一边记录，一边沿着尼罗河缓慢地溯流而上。实际上，尼罗河源头位于何处仍众说纷纭。1864年，贝克发现了尼罗河的另外一个源头——尼亚萨湖。为了纪念女王的丈夫，他将这个湖命名为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

不过，到1864年，阿尔伯特亲王已经去世3年了。在卫生的污水处理系统建立起来之前，穷人和富人都可能感染伤寒。1861年，42岁的亲王不幸成了伤寒的受害者。温莎城堡古老而不卫生的下水道系统总是萦绕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心头，在丈夫生病之后，温莎城堡才更换了新的污水处理系统。临时代理医生一开始没能诊断出亲王患上了伤寒，之后亲王的疾病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他深爱的女王——9个孩子的母亲成了寡妇。女王变得喜欢隐居，并因为太过悲伤而无法出席任何国家场合的活动。伦敦肯辛顿宫对面接连修建了阿尔伯特大厅和阿尔伯特纪念馆，向公众表达了女王的哀思。女王由此变成了极不受欢迎的君主，还被冠上了“温莎寡妇”的称号。她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变得深居简出。她甚至把亲王的去世怪罪到儿子威尔士亲王，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头上，因为她认为阿尔伯特亲王是在访问儿子的时候感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

维多利亚女王长达10年的悲痛期恰逢英国外交的低潮期。当时年迈的帕默斯顿不再过问英国的外交事务，而是忙于应付拿破仑三世对英国安全构成的威胁。阿尔伯特亲王的去世中断了对德关系的有效信息来源，英国变得无法了解普鲁士的动态。1862年，俾斯麦成了德意志首相。

帕默斯顿极力支持意大利统一事业。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始于1859年4月，在意大利人民起义结束后很快便开始了。英国的中立态度对意大利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作用。英国政府3位最重要的成员帕默斯顿、外交大臣约翰·罗素伯爵和财政大臣格莱斯顿都非常支持意大利人民起义，视其为“重生”（意大利语：Risorgimento）。大多数富裕农民、受过良好教育的反教皇统治的中产阶级也持相同态度，因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民族主义流亡者的避难所。1861年，第一届意大利议会宣布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为统一的意大利的国王。

拿破仑三世和意大利民族主义领导人卡米洛·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o Cavour）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约定他们将一起向奥地利人发动进攻，将其赶出意大利。之后，意大利解放战争便开始了。后来，人们发现，拿破仑皇帝愿意帮助意大利的交换条件是获得萨伏依和尼斯，而这会使法国边界向南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关口，至此，帕默斯顿再也不相信法国领导者了。英国人更倾向于将拿破仑三世当成一个好战分子，认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扩张法国疆土。法国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冒犯发生在185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灵光乍现，开始修建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一条从地中海跨越埃及直达红海的水上通道。帕默斯顿认为，这将威胁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

就这样，英国与法国产生了隔阂，而此时恰逢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结交盟友，尽管意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中一直甚为密切。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英国一直对法国保持着警惕。对战争的担心促使英国在1859年成立了皇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英国防御工作。但是，事实证明，皇家委员会并不能胜任此项工作。拿破仑三世不仅组建了一支蒸汽船舰队，据说还以瑟堡为基地，组建了一支能够跨越海峡的大型舰队。难道有朝一日他不会像他的伯父曾经计划的那样跨越海峡，从土伦入侵英国吗？

备战要求英国增加开支，导致帕默斯顿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冲突变得无休无止。如果依据帕默斯顿要求的方式强化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的防御工事，就必须极大地提高税收，而格莱斯顿每年都试图削减税收，他从伦理上认为战争是罪恶的。1860年，在格莱斯顿的鼓励下，激进派理查德·科布登引入了降低英法两国之间关税的《英法商业条约》。格莱斯顿和科布登都笃信自由贸易原则，认为自由贸易才是维护和平的长久之计。但是，英国对法国的不信任仍在继续。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成为首位反奴隶制的美国总统。南部各州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棉花和烟草种植园，依赖于奴隶制获得财富。林肯入主白宫之后，南部各州宣布行使脱离联邦的权利，在杰佛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总统的领导下组建了邦联国。但是，北方人民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南方人民试图攻占南卡罗来纳的首府查尔斯顿（Charleston）附近的萨姆特堡（Fort Sumter）时，美国内战爆发。虽然英国人厌恶奴隶制，但大多数英国人还是对南方人民持同情态度。格莱斯顿认为，杰佛逊·戴维斯创立了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享有民族自决权。而比起“粗野的北方佬”，帕默斯顿本人更喜欢美国南方贵族社会的绅士作风。尽管如此，英国支持任何一方都将犯下巨大的错误，进而被卷入战争。帕默斯顿成功地说服了英国保持中立。

不过，在英格兰北部，纺织业主希望政府说服美国北方解除对南方的海上运输封锁。海上封锁阻碍了南方各州的棉花出口，而棉花是兰开夏郡产量数百万磅的棉纺织业赖以生产的基础。即便英国成功说服美国北方解除封锁，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也难免部分遭到毁灭。这是因为操作机器的工人宣布抵制所有来自美国南方的棉花，以表达对废奴运动的支持。结果导致约100万兰开夏郡居民靠领救济金为生，情况甚至惨过“饥饿的40年代”。尽管如此，主流民意还是坚决主张宁愿忍饥挨饿，也不向奴隶制低头，由于战争影响，埃及很快成为英国纺织业的主要棉花来源，在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之后更是如此。

美国内战持续了4年，在1865年接近尾声。美国北方依靠更加雄厚的财富、工业经济和较大的人口数量，在军事天才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领导下战胜了人口较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南方。北方迅速创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使南方的棉花和烟草等主要出口行业陷入瘫痪。在这场战争期间，所有黑人都获得了自由。

拿破仑三世趁美国内战之机将法国的势力拓展到美国在门罗主义中定义的势力范围。美国将墨西哥视为“后花园”，禁止欧洲势力插足。英国向墨西哥派遣了一支部队，要求其支付欠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债务。法国紧跟着也派遣了一支远征军进入墨西哥，迫使破产的墨西哥成为法国的附庸国。而此时，美国正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拿破仑三世任命哈布斯堡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Ⅰ）之弟马克西米利安为墨西哥皇帝。不过，1865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民向拿破仑施压，要求其将军队撤出墨西哥，废黜了所谓的墨西哥人自己决定的皇帝。

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的冒险行为给他带来了“莽撞的干预者”的恶名。但是，拿破仑三世在欧洲的举动才是英国真正担心的。英国外交家相信，拿破仑三世计划将法国边境向莱茵河靠拢，实际上确实如此。虽然英法两国现在互为最惠国，但是法国的计划将对比利时构成威胁，而英国一直以来都将比利时的安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英国逐渐放弃了与拿破仑结盟的想法。1863年，反抗俄国霸主的波兰人表现出明显不满，北德意志邦联声称占领了丹麦公国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者相加给拿破仑三世创造了机会，他提议召开欧洲议会，重新划定1815年之后的所有边界。英国认为，这是法国改变边界的借口，所以清楚地表示对此没有任何兴趣。

但是，鉴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问题，英国急需一个盟友。帕默斯顿命令北德意志邦联撤出这两个公国。但是，在普鲁士的鼓励下，北德意志邦联没有被帕默斯顿的命令吓退。帕默斯顿完全低估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1863年，丹麦新任国王通过母系血统继承了王位，但公国仅承认父系血统继承人的合法性，因此德意志继承人可以接任这两个公国的君主之位。丹麦国王颁布了新宪法，将石勒苏益格整体并入丹麦。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德意志联邦威胁丹麦人，如果他们不放弃两个公国，将对其发动战争。

对帕默斯顿来说，由欧洲权力游戏的新参与者德意志邦联来决定古老的君主国丹麦的领土归属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但是，他对过去会令他十分激动的事情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帕默斯顿在1809年首次成为议会议员，现在他已经年近古稀。他并不了解俾斯麦将德意志各邦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计划是多么意义重大，也不知道德意志实现统一的愿望有多么强烈。1864年2月，令帕默斯顿惊讶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向英国摊牌，入侵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夺取了丹麦的两个公国，而他却对此无能为力。

帕默斯顿警告德意志人，英国不会让丹麦孤军奋战。他认为，德意志人会被他的警告吓退。就在1863年，威尔士亲王和美丽的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成婚，帕默斯顿的“护花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在奥地利–普鲁士继续为战争做准备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引诱俾斯麦做出承诺，如果法国在丹麦公国问题上保持中立的话，将获得莱茵河地区作为补偿。但是，单凭英国海军无法挽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帕默斯顿大放狠话之后，丹麦还是不得不孤军奋战。

英国的国际声誉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就跌倒了谷底，现在仍然处于低迷状态。截至目前，帕默斯顿和罗素的表现越发愚蠢。维多利亚女王把他们称为“两个可怕的老家伙”。他们先是争夺对波兰问题的话语权未果，接着又干涉丹麦问题不成。德比伯爵讽刺他们只会“管闲事、和稀泥和摆摆空架子”。

英国成了强弩之末，法国变得俯首帖耳。不仅丹麦人民感到惊讶，连德意志邦联和德意志亲王奥古斯滕堡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Augustenberg）也没有料到，石勒苏益格最后被普鲁士吞并，荷尔斯泰因被奥地利吞并。而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正是以腓特烈的名义为公国而战。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之后，德意志的自由派也转而支持俾斯麦。他们意识到，他在军事上激烈言辞的背后隐藏着统一德意志的野心。1866年，奥属威内托被意大利吞并，而将莱茵河各省交给拿破仑三世的许诺为另一场战争埋下了隐患。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时支持俄国，以此买通俄国人，并等待着所谓的“合适时机”。现在，普鲁士可以确保在进攻奥地利夺取北德意志邦联领导权的时候，俄国不会从东部“背后捅刀子”。俄国和法国均保持中立，普鲁士和意大利以管理荷尔斯泰因为借口，一起向奥地利发动进攻。

令世界震惊的是，在三周之内，普鲁士军队凭借强大的士兵、严明的纪律和新型针刺枪，在1866年7月的克尼格雷茨战役（Battle of Königgrätz）中，即英国人所说的萨多瓦战役（Battle of Sadowa），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奥地利被驱逐出北德意志邦联，威内托如期被并入意大利。但是，当拿破仑三世要求兑现更大的战利品，即将法国边界拓展到阿尔萨斯–洛林北方的莱茵河沿岸各省时，俾斯麦冷酷地告诉他绝不可能，他简直是在做梦。

但是，帕默斯顿并没有看到普鲁士的军事入侵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骇人景象。1865年10月，“丘比特子爵”在过完自己81岁生日后不久，在吃早餐时被一块羊肉卡住了气管，窒息而亡。他虽然最近犯下一些错误，但仍是维多利亚时代备受爱戴的人物。因为每当自然正义遭到威胁时，他总能激烈地彻底拒绝单纯依靠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他的演讲每次总能唤起英国人民的激情。约翰·罗素伯爵再一次仓促地接任英国首相，他继续致力于推动扩大投票权运动。虽然现在改革派在自由党中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足够多的帕默斯顿支持者加入保守党。1866年，新的《改革法案》遭到否决，罗素内阁下台，德比成为首相，罗素同时也离开自由党的领导岗位，由格莱斯顿取而代之。

由于迪斯雷利的机智运作，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867年，保守党政府引入了第二次《改革法案》。此时，迪斯雷利在党内已经被剥夺领导权达20年之久，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愤懑；新一轮投票权运动开始。1866年秋天，海德公园爆发了骚乱，骚乱人群高呼“为了格莱斯顿和自由”。迪斯雷利告诉保守党人，除非他们采取措施，满足工人建立民主议会的愿望，否则他们将面对真正的骚乱。显然，保守党并不想听取中产阶级的意见，但是如果大量潜在的工人阶级选民获得投票权的话，他们的支持率很可能会显著上升。

虽然克兰伯恩子爵（Lord Cranborne，未来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等保守党贵族在1867年递交了辞呈，但从《选举法修正案》颁布开始，中产阶级民主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正如迪斯雷利所说，他通过在城镇引入以户为单位的选举权“挫败了辉格党的计划”。在新政策下，租房人只要每年支付满10英镑的租金，并在同一个房间居住满1年就可以获得投票权。在英国的各个郡中，租金标准是12英镑。德比将此项改革称为“黑暗中的一次跳跃”：谁能预测在新的投票制度下，选民将选出怎样的政府呢？选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实施教育改革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伴随着投票权的扩大，《席位分配法案》（Distribution of Seats Bill）应运而生。11个被废弃的行政区丧失了投票权，35个居民数少于1万的行政区被削减了1个投票名额，从而为人口增长的城市和郡县释放出充足的议员名额。

迪斯雷利颁布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国际政策，对帝国“进步”持积极态度，同时推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变革，客观上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形成。1867年，他颁布了《选举法修正案》，引入了全新的部分，创造了一批支持保守党的工人阶级选民。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致力于实施符合道德的国际政策，维护国际道德准则和弱小民族的权益；在他的反衬下，迪斯雷利作为英国利益维护者的严肃谈判立场变得岌岌可危。

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第一次感受到了爱尔兰军事力量的强大威力。在之后的55年中，爱尔兰的军事力量一直让英国苦不堪言。过去10年是“芬尼亚勇士团”的初创阶段，这是一个致力于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秘密组织。美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爱尔兰人将他们的军事经验带回了故国。1867年，芬尼亚运动成员发动起义。起义失败之后，他们移居到英国大陆，组织了一系列暴乱活动。在暴乱高潮，他们炸毁了克勒肯维尔监狱（Clerkenwell Prison）的围墙。这起事件之后，格莱斯顿认为“礼拜堂的钟声已经响起”，宣示着他将肩负起平息爱尔兰纷争的使命。

格莱斯顿在后半段政治生涯中，把全部精力放在解决爱尔兰问题上。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爱尔兰问题在1868年导致了保守党政府下台（德比因健康问题辞职，保守党现在由迪斯雷利领导）。保守党是传统的教会政党，连迪斯雷利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格莱斯顿为了取悦爱尔兰人，在爱尔兰新教教会中推行政教分离运动，保守党派成员不出意料地提出了反对。占选民绝大多数的平民投票支持格莱斯顿的提案，迪斯雷利政府因此倒台。在1868年的选举中，刚刚获得投票权的选民仅给迪斯雷利留出265个席位，而格莱斯顿则获得了393个席位并成功组建了第一届自由党内阁。

时年64岁的迪斯雷利只得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独自舔着保守党的伤口。保守党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变成了保守主义中心机关。他身材修长，气质典雅而富有诗意，长长的卷发光泽饱满，垂在瘦削而又充满智慧的面庞两侧。但是现在，他在文件递送箱53旁边的位置被愁眉苦脸，有着超人般毅力的格莱斯顿取代了。

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1868—1886）

第一届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内阁始于1868年。这是一届充满活力的内阁，辉格党贵族第一次在自由党中不再占据大多数，激进派和非国教徒开始崭露头角。格莱斯顿担任改革派政府首相，自格雷和皮尔塑造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现代英国政府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改革派政府。公务员和军队都采用了公开竞聘机制。1870年，英国确立了公职人员招考制度，从1871年开始，军队中便不得再通过购买委任状获得官衔了。

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英国军队的恶劣行径就让许多人相信，需要彻底改革军队，将贵族指挥官全部清理出去。但是，说服军队自我改革十分困难，尤其在威灵顿公爵继续充当体制维护者的情况下。新任战争部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认为，让军队进行内部改革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鉴于卢肯伯爵和卡迪根伯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十分危险的。此外，普鲁士军队的武装力量已经逼近海峡对岸的法国，法国的武装力量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会被摧毁。英国军队改革迫在眉睫。

卡德韦尔的意见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上议院通过了自我保护的法案，但格莱斯顿不会因此而退却，他巧妙地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取消了允许购买委任状的皇家授权令，通过买官获得晋升的体系这才得以终结。短期服役制度被引入，国民军和志愿军被整编入雇佣军。卡德韦尔还废除了在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中长期困扰英国军队的指挥分制，即总指挥部所在地的骑兵卫队和战争办公室之间的分制。总指挥的职位通常由王室公爵担任，而他不一定站在经选举产生的政府一边。现在，王室公爵从属于战争大臣，战争大臣则属于执政党成员。

1871年，伴随着投票权的扩大，工会实现了合法化。《工会法案》将工会定性为友好的社会组织。从1872年开始，《无记名投票法》（Secret Ballot Act）保证了投票者不会再遭受恐吓。此前，咄咄逼人的候选者也许会在选民将投票结果告诉计票员时恐吓选民。而从现在开始，投票是将匿名纸放在投票箱中。女性仍不享有投票权，但在过去的40年中，报纸曾大肆宣扬的女性大脑不如男性的古老伪科学论调已逐渐消失，人们对女性能力的质疑之声也渐渐平息。尽管女性无法获得学位，但在1872年，剑桥大学的格顿学院（Girton）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开始招收女生，剑桥大学还专门修建了女生宿舍楼。1875年，伦敦女子医学院（London Medical School for Women）成立。随后，牛津大学在1878年成立了玛格丽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和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女性不再只能与英格兰教会成员见面。1871年，在非国教徒的压力下，《高校核验法》（University Test Act）最终被废除。至此，自由派帮助英国的古老学府向所有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无论他们是犹太教徒、罗马天主教徒还是非国教徒。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英国非国教徒如果不向国教教会领袖宣誓效忠的话，便会被禁止进入牛津和剑桥学习。

女性作为变化的一部分，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虽然女性并不属于国家的少数群体，但在19世纪，她们不仅社会地位低于男性，法律地位也低于男性。直到1857年，已婚女性在法律上才能够独立于丈夫代表自己。1869年，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出版了《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这部著作不仅反映了时代的进步思想，还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意识，促使人们认识到女性的受压迫地位。扩大选举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引发了人们对女性选举权问题的思考。1865年，威斯敏斯特激进派议员穆勒提案，要求赋予女性投票权，在第二次《改革法案》修订过程中他以出色的口才倡导实现男女平等。虽然提案被否决，但妇女选举权协会开始在主要城市出现。

1869年，自由派政府赋予女性市政选举投票权。从1870年开始，女性可以在学校董事会选举中投票，也有资格被选举为董事会成员。到了1894年，女性被允许在市、区一级的市政服务机构中任职，她们在地方政府中开始发挥起日益重要的作用。1873年，英国出台了人性化的《婴儿抚养权法案》，确保所有女性能够在离婚和分居的情况下享有子女探视权。而在此之前，女性被直接剥夺了这些权利，也因此酿成了许多悲剧。

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大量案例法被采纳，为女性作为独立个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支持。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终于从法律上结束了丈夫拥有妻子全部所得的状况。尽管在实践中，多疑的父亲和兄弟，或是像夏洛蒂·勃朗特这样的聪明女性，总有办法通过托管将财产全部划归到自己名下，但这依然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教育也从根本上进行了改革。1870年，内阁大臣W. E.弗罗斯特（W.E.Froster）在下议院中通过了《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他是一名前贵格会教徒，迎娶了阿诺德博士（Dr Arnold）的女儿。阿诺德博士借助公共服务精神重振了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初等教育法》创立了首个国家教育体系，保证所有5～13岁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任何一个地方行政区都可以通过选举成立校董事会；校董事会有权征税，并将税款用于维护本地区原有学校或新建学校。尽管校董事会有权强制13岁以下的儿童入学，但直到1880年，强制性初等义务教育才被写入法律。而直到1891年，新教育法规定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之后，强制入学才有意义。

人们通常认为，第二次《改革法案》标志着中产阶级统治过渡到了更为广泛的民主阶段。但在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的总体特点表现为中产阶级高端文化的自我完善，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市政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特点。1880年，美国百万富翁、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开始修建音乐大厅、交响乐大厅、艺术展览馆、公共公园和免费图书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也喜欢修建建筑物。

从1845年开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间就开展了划船比赛。1863年，两校组建了足球联盟。第一届国家板球比赛在1864年举行。年轻的板球运动员威廉·吉尔伯特·格雷斯（W.G.Grace）开始为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CC）效力，接着很快出现了一些像今天一样的超级体育明星和他们的球迷。铁路运输发展，加上1871年确立了3个法定假日，英国人对竞技运动越发着迷；同年，橄榄球联盟成立。1873年，第一个草地网球俱乐部成立，新哥特风格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也于同年完工。这座建筑物矗立在南肯辛顿，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教堂，它为探险家带回英国的珍奇异宝提供了一个安置之处。

对于喜欢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来说，到了19世纪70年代，国外兴起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写作风格。查尔斯·狄更斯将各种社会痼疾串联在一起，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社会的写照。1870年，狄更斯去世，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正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1872年出版的《米德尔马契》和托马斯·哈代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一样，他的遗作集中关注了情感和道德的两难境地。整个社会都被文学作品号召起来应对社会问题，救世军等组织纷纷出现。哈代是石匠的儿子，他的出身背景表明，这部小说开始将社会中没有代表权的那部分人囊括进来。在诗歌方面，最具魅力的王者仍然要数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他无愧于“桂冠诗人”的美誉。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成了被牛津的数学课吓坏的第一名“儿童”，他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撰写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虽然维多利亚女王仍沉浸在对亲王的哀思之中，但她也亲自执笔当起了作家，在1868年出版了畅销小说《日记留影——我们的苏格兰高地生活》（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Our Life in Highlands）；同年，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出版了《月亮宝石》（Moonstone）。

作为现代化的开拓者，自由党在正义的分配方式上表现得有些不耐烦。传统规则现在已经落满历史尘埃，变得含混不清，因此急需重新组织和理性化。19世纪70年代，在斯特兰德林肯律师学院和内殿法律学院之间建起了被称为“皇家法院”的建筑群，为所有民事法庭提供了办公场所。从此之后，各个民事法庭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同一个屋檐下办公。英国的法律体系由几个世纪以前的古老御前会议（Curia Regis）缓慢发展而成，其中包括多种不同的法庭，如财政法庭、民事诉讼法庭、王座法庭和大法官法庭等，不可避免地存在包含许多重叠的无效划分。现在，所有法庭被整合成一个最高法院。

爱尔兰问题越发成为英国政治机构的痛处。那时，非国教徒已经在政府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一种处理爱尔兰问题的全新方法。1869年，《教会解散法》（Church Disestablishment）颁布，禁止使用对爱尔兰新教教会少数派的侮辱性官方称呼。在北爱尔兰，由于大部分阿尔斯特人（Ulstermen）属于长老会信徒，因此新教除了自己的牧师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信徒。爱尔兰教会发展成一个自由的主教制教会，其主教在上议院不再拥有席位。

但是，在爱尔兰，大多数人还是把土地视为最重要的问题。除了北部地区的亚麻纺织和造船工业之外，农业是爱尔兰唯一的行业。爱尔兰在经历了大饥荒之后，人口锐减，土地价格下跌，土地主利益受损。但事实证明，土地主还是和过去一样残忍，他们只不过在管理方式上变得更加科学了一些。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了第一部《爱尔兰土地法》（Irish Land Act）。该法案试图减轻爱尔兰佃农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规定如果佃农改良了租赁的土地，土地主在收回土地时，必须对佃农进行补偿。此外，爱尔兰还建立了借贷系统，使佃农可以购买土地。

虽然自由党可能会为新政策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但改革的基础岌岌可危。1870—1871年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结束之后，人们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平衡正在偏离英国和法国。400年来，英国即便没有一直将法国视为敌人，但也对其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北德意志邦联在1870年的色当战役（Battle of Sedan）中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和他手下的10.4万大军。法国成了可怜的受害者。

俾斯麦继续推进统一大业，准备将德意志南部普鲁士领导下的各邦国也统一起来。他利用各邦国都反对来自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的候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欺骗法国展开了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急需用一场战争来扭转自己低迷的声望，他虽然开始计划将法国边界向比利时推进，但仍觊觎着莱茵河沿岸各省。普鲁士的行动越发野蛮，而法国的反应越来越软弱，整个欧洲都吓得屏住了呼吸。和平的代价是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拱手让给德意志，并向德意志支付了2亿英镑的“引起战争”赔款。在这笔款项支付完毕之前，德意志的卫戍部队将一直驻扎在法国的土地上。法国花了10年时间，才恢复了国际强国的地位，英国也第一次开始将德意志视为劲敌。对普鲁士军队的恐惧迫使英国同意立即进行此前提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