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5 页

但英国仍对普法战争保持中立态度。欧洲大陆原先的势力平衡被打破已成常态，英国也无力干涉欧洲大陆事务。英国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英国这头无牙的雄狮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嘶吼实在愚蠢。1871年，法国局势一片混乱，俄国人借机正式废除了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和平条约，将黑海地区重新军事化，英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变化。

选民通过一种隐秘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不易察觉的不满情绪。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他们都会表示停泊在黑海上的俄国舰队把英国搅得鸡犬不宁。人们依稀察觉到，虽然英国仍占据着世界头号海军强国的地位，但它的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已经不如20年前。英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南部联邦政府建造了“亚拉巴马号”（Alabama ）巡洋舰，该舰击沉了美国北部的商船。因此格莱斯顿同意，由美国指定仲裁方，裁定英国需要为此支付多少赔款。仲裁方认为，英国需要向美国支付155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消息传来，英国人惊讶得几乎要晕过去。帕默斯顿在几年前才刚刚制定了英国的“战船外交”方针。“亚拉巴马号”事件使英国公众更加坚定地认为，虽然格莱斯顿在国内事务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无法维护英国的海外利益。难道是自由党的思维方式让他变得软弱了？

到了1874年，英国公众已经目睹了足够多的改革成效。迪斯雷利重组保守党之后，保守党变成选举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迪斯雷利大胆抨击格莱斯顿和自由派人士不够爱国，还把前排座椅上的内阁成员比喻为一排“死火山”。他巧妙地利用了富裕阶层的担忧：赞助的老路子被取消之后，他们的儿子将如何当上公职人员或到军队中谋得一职呢？不大支持改革的人普遍感到，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变化来得太迅猛了。

1872年，格莱斯顿颁布了《许可证法》，缩短了酒馆的营业时间。这惹怒了每一个过去喜欢在地方酒馆享受时光的人。他在下一届选举落败之后，曾这样告诉哥哥，他被“一股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激流击败了”。1874年，格莱斯顿解散了议会，承诺当选之后废除所得税。但是，选举结果是迪斯雷利第二次担任英国首相，直到1880年。格莱斯顿从个人立场出发，愤怒地宣布退出自由党和议会，这样他就能“在议院和坟墓之间稍事休息”。而实际上，他之后还会担任三任首相，英国女王却并没有预见这一点。

迪斯雷利热情高涨，正如他在1868年所说的那样，他返回了“滑竿的顶端”。英国女王对选举结果也十分高兴。格莱斯顿在与女王的私人会谈中，习惯像在“公共会议”中那样对她发表演讲。让女王恼怒的是，他总是试图将威尔士亲王拉到国家事务中来。迪斯雷利则不同，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因而会把女王当成古老传奇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对待。他不断告诉女王，在他看来，女王就像“仙子”一样。这种说法让女王很是受用。他们会相互交流文学中的名人逸事，维多利亚女王对自己的日记成功出版非常得意，迪斯雷利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在与她的谈话中会巧妙地使用“我们这些作家”的说法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迪斯雷利结束了自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英国君主长达10年的不受欢迎期。在这10年当中，共和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促使维多利亚女王在隐居多年之后重新返回公众视野。很快，迪斯雷利被允许在王室成员面前坐着说话，而格莱斯顿却只能站着。他还被允许以第一人称，而非“首相”向女王写信。他不仅能逗乐女王，还会交替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和洞察世事的机智。他并没有拿“民主”的沉闷雷声来恐吓女王。和迪斯雷利共事就像喝香槟一般，稍不注意就微醺起来，而他本人也十分享受这种状态。

最重要的是，迪斯雷利着意地拓展大英帝国的领土。像大多数同时代的政治家一样，迪斯雷利一开始也认为殖民地是挂在英国政府脖子上的磨盘，但后来他改变了这种想法，转而对大英帝国的命运感到兴奋。他公开表示，他后悔没有要求殖民地支付帝国关税，就赋予了加拿大等殖民地自治权。他还急切地希望联合荷兰，一起在南非建立殖民地。1876年，在迪斯雷利的运作下，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英国女王又多了一个头衔，获得了更多荣耀。加冕仪式在德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公众展示。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保住了英国的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印度的便捷通道。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将英国到印度的行程缩短了几千英里，路上的时间减少了大约6周。庞大而遥远的印度帝国对英国来说，战略价值甚至超过了商业价值。如果印度爆发另一场起义，或者俄国再次入侵南亚次大陆，英国通过苏伊士运河能够比通过原先的开普殖民地更快地提供补给。如果英国人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他们便控制了通往整个东方帝国的关卡。

迪斯雷利十分擅长处理国际事务。对他来说，秘密交易和暗箱操作是外交之本。1875年秋天，密探向他提供情报——埃及总督濒临破产，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将供人竞购，更重要的是，股份即将被一家法国垄断企业购得。他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英国议会仍在休会期，无法立即同意拨款。这样的购买活动可能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辩论，才能获得批准。迪斯雷利以雷厉风行的典型作风联系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他们的流动资产十分雄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资金短缺时，经常向军队提供现金支持。首相派私人秘书蒙塔古·科里（Montague Corry）前往罗斯柴尔德银行总部。科里被引到了罗斯柴尔德面前，他告诉罗斯柴尔德，首相需要400万英镑，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亿英镑）。“什么时候？”罗斯柴尔德伯爵问道，并没有显得过于吃惊。“明天。”科里回答。当时，罗斯柴尔德正从一个镀银的台子上摘下一颗泛着光泽的麝香葡萄。他剥掉葡萄皮，又吃了一颗，认真地思考了一会，问道：“你拿什么担保？”“英国政府。”科里回答。“你会拿到这笔钱。”罗斯柴尔德说。

迪斯雷利用罗斯柴尔德的贷款购买了苏伊士运河40%的股份，使英国成为该公司中份额最大的股东。这是绝妙的一计。迪斯雷利向女王递送了一张关于苏伊士运河情况的戏剧性的纸条，他在上面写道：“它是您的了。”好像运河是一件私人礼物似的。

迪斯雷利在首相任期中还大举建设国内司法体系。他和皮尔一样，认为保守主义者如果希望组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政党，就必须在国家商业利益和土地利益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盟。从1867年开始，工人阶级获得了投票权，因此必须在追求商业利益时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希望加强迪斯雷利所称的“托利民主”，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政府开始着手改善穷人的命运。格莱斯顿偏爱升华人们的灵魂，而迪斯雷利则强调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在杰出的保守党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Richard Cross）的努力下，保守党在1875年通过了多项实用的社会法律。《工匠住宅法》（Artisans Dwellings Act）使得当地政府能够清理贫民窟，用卫生的住宅代替它们。这项运动在伯明翰成效最为显著，在激进派市长约瑟夫·张伯伦的领导下，制造业工厂周围滋生的不卫生的贫民窟被改造为现代化的公共住房。限制工会的最后一丝法律残留也被废除，《共谋和财产保护法案》（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承认了和平抗议的合法性。

1875年，迪斯雷利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出现了，这是他担任首相的第二年，近东问题再次爆发（近东问题特指奥斯曼帝国问题）。但这一次，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影响了近东问题。巴尔干地区的人民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国家也需要统一，而意大利的统一剥夺了奥地利部分领土，促使奥地利试图从巴尔干半岛获得补偿。

同一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为反抗土耳其的残暴统治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尽管有来自强国的保护，可起义还是被残酷地压了下去。随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也爆发了人民起义。1876年6月，人民武装力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已发展得足够强大，进而爆发了对抗土耳其的战争。但是，土耳其军队十分成功地镇压了两地人民的起义，致使俄国觉得需要支持基督徒的起义。1878年，俄国人抵达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并且因此对伊斯坦布尔构成了威胁。

保护土耳其变得日益迫切起来。但是，在1876年6月底，英国人已经普遍放弃了对土耳其政策的默许态度。战地记者发回消息，《每日新闻》报道了保加利亚发生的骇人大屠杀。就像在希腊独立战争中一样，阅读报纸的大量英国公众无不义愤填膺。英国作为自由的朋友、奴隶的敌人、正义的家园以及受压迫流亡者的港湾，怎么能够与这样一个民族同流合污呢？这难道不是与野蛮人为伍，自甘堕落吗？

格莱斯顿在一周之内撰写出了最为知名的政治手册《保加利亚恐怖活动与近东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迪斯雷利表示，这是针对保加利亚的骇人恐怖活动。这本小册子在一个月之内就卖掉了20万册，它掷地有声地呼吁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我希望，每个人、每件武器，都从亵渎神灵、令人悲伤绝望的地区撤出。”欧洲列强不应允许土耳其再次获得统治保加利亚的特许权。

格莱斯顿在布莱克希思召开了一场伟大的公众会议，号召解放所有惨遭土耳其蹂躏的地区。他因此重返政治舞台。抵抗俄国的最佳方案不是直接与土耳其人短兵相接，而是支持那些反抗它的国家发展壮大、获得自由。格莱斯顿说，解决近东问题的办法是“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设置一个活的障碍”。

迪斯雷利对这种道德上的高姿态不以为然。即便派去土耳其的一个政府机构已经确认了报告中最残酷的描述，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成百上千的英国人认为，与土耳其这种国家结盟是一种耻辱。迪斯雷利则认为，结盟不需要考虑道德问题，他从道义上并不反对与土耳其结盟。直到最后，他还是认为，一些大屠杀的报道是编造的，像“咖啡的泡沫”。但是，在格莱斯顿的领导下，英国还是坚决反对土耳其的暴行。格莱斯顿的演讲令英国女王大怒，她开始觉得格莱斯顿是一个快发疯的政治煽动者。

然而，公众意见可谓变化无常，天才将军奥斯曼·努里·帕夏在普列文城（Plevna）牵制俄国军队长达5个月之后，英国公众又突然开始支持土耳其。土耳其军队在围城战中的英勇抵抗让英国公众忘记了他们在保加利亚恐怖事件中的行为，使英国公众像对待弱势者一样同情他们。他们回忆起了“俄国熊”如何在亚洲笼罩上阴影，如何威胁印度，想起了俄国才是英国真正的敌人。1877年12月，普列文城陷落，奥斯曼帝国投降；1878年1月底，俄国将军斯科别列夫（Skobelev）到达阿德里安堡。现在，英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当俄国人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可能再也不会撤离。

俄国占领了整个亚美尼亚（Armenia）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大片土地，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觉。英国民意现在变得极为亲土反俄，这对迪斯雷利来说是一种幸运。民情鼎沸，义愤填膺。街道上的人们对格莱斯顿一片嘘声，甚至有人砸破了他的窗户。音乐厅传出这样的歌声：

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我们对上帝发誓，如果战争打响，

我们有人力，我们有战船，我们也有资金，

我们之前与俄国熊打过战，英国人应该坚信，

俄国人占领不了伊斯坦布尔。

这首歌引发了极端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歌声四处传扬，到了19世纪末，变得越发激烈。如果英国再不“给这些俄国佬一个教训”，女王本人将面临被废黜的危险。

1月28日，迪斯雷利被册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并从议会得到600万英镑的战争拨款。他命令英国舰队离开贝西卡湾（Besika Bay），向伊斯坦布尔前进。到2月15日，英国舰队已经就位。俄国军队在向伊斯坦布尔进发时，突然得到了停止进军的命令。在他们眼前是6艘巨大的灰色英国战舰，好似马尔马拉海普林基波岛（Prinkipo Island）附近的姥鲨，保卫着伊斯坦布尔闪耀着光芒的清真寺尖塔。

俄国军队折返至阿德里安堡。虽然俄国沙皇希望向伊斯坦布尔加速进发，但他的弟弟尼古拉大公认为，继续前进简直是疯了。虽然英国舰队停泊在附近，但严格地说，俄国尚未与英国交战。3月3日，俄国为了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优势，很快与土耳其签署了独立的和平条约《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迪斯雷利的行动虽然阻止了俄国进入伊斯坦布尔和攻占海峡，但这能持续多久呢？在两个半月内，英国一直屏住呼吸，认为英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迪斯雷利对和平条约持怀疑态度，所以他并没有停止备战。后来，据透露，和平条约准备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岛，使半岛处在“大保加利亚”统治之下；其中的斯拉夫人将使俄国能够对巴尔干半岛施加主导性影响。英国首相就此宣布开始征募预备役。两周之后，他派遣7000名印度士兵前往马耳他——这是印度重新回到大英帝国怀抱的标志。英国的一系列行动促使俄国驻伦敦大使舒瓦洛夫伯爵（Count Shuvalov）认为，俄国人如果占领伊斯坦布尔，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俄国政府做出让步，表示这些改变会影响欧洲局势，因而会事前征求各大强国的意见。各国同意在当时的欧洲强国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举行大国会议。

迪斯雷利将这次会议的召开视为英国的胜利，在许多方面确实是这样——会议结束时，他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公爵爵位。尽管迪斯雷利此时患有肾病，面色苍白，晚上出门也不得不在脸上涂上修容粉，但他在会议中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3年之后，他死于肾病。英国试图阻止土耳其人控制巴尔干半岛南部保加利亚的通道并占领亚美尼亚更多领土时，迪斯雷利透露英国与土耳其苏丹签订了秘密协定：英国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但是作为回报必须获准占领塞浦路斯。现在，迪斯雷利下令更多英国战舰前往塞浦路斯。俄国在两支英国舰队的压力下，答应了一切条件。

迪斯雷利回到祖国，宣布自己维护了和平。他以高超的桥牌手法维护了英国在国际上古老帝国的荣耀：他通过阻止建立大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地区削弱了俄国势力；他更好地维护了苏丹统治下的基督教居民的权益，而苏丹受制于军事总督；他阻止俄国人进入伊斯坦布尔，还制止了俄国过多地侵占亚美尼亚的领土。亚美尼亚可能被当作俄国人向小亚细亚或波斯湾渗透的跳板。由于大英帝国在地中海东端建立了基地，所有危险都被抵销了。

实际上，这次大会有点儿像一场出色的舞台表演，充分使用了烟雾和镜子。保证大会顺利进行的几大国一致同意的领土协议实际上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在迪斯雷利持续的战争威胁下，俄国同意将大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匈帝国签订了绅士协议，支持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虽然人们兴奋地赞扬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带来什么持久的东西。迪斯雷利坚持认为，必须保留土耳其帝国作为对抗俄国的战略堡垒，但是土耳其帝国还是被部分肢解了，在原先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系列较小的国家。事实证明，担心保加利亚变成俄国的卫星国毫无必要。虽然7年之后，保加利亚的两个部分重新统一了，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对俄国的影响十分抗拒，同时十分嫉妒俄国的独立。事实证明，塞浦路斯是依附在英国脖子上的一个累赘，其很快变成了埃及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基地。此外，与土耳其捆绑在一起令英国十分尴尬，因为土耳其一直没有按照承诺进行改革。虽然英国对土耳其实行军事监管，但土耳其统治者还是放肆地践踏人权。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892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实际上，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和柏林会议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塞尔维亚受到不公正对待。虽然塞尔维亚像黑山和罗马尼亚一样取得了独立，但它仍然满腹委屈，因为奥匈帝国被允许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主要居住着塞尔维亚人。

虽然如此，但除了格莱斯顿，大部分英国人对迪斯雷利所说的“最美好的时刻”深信不疑。迪斯雷利拒绝接受爵位，但同意接受勋章，条件是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也一起被授予勋章。然而迪斯雷利扩张英国领土的“前进”政策在南非和印度并不那么奏效。英国自18世纪以来就在西非建立了贸易定居点，1873年英国在黄金海岸打败了好战的阿散蒂部落，但1878—1879年的祖鲁战争（Zulu War）可谓一场公共关系的灾难。祖鲁人是南非最令人畏惧的部落，他们因为干旱被迫到其他土地上牧牛。1877年，德兰士瓦共和国破产，为了保护本国不受祖鲁人攻击，同意并入英国。

祖鲁首领塞奇瓦约（Cetewayo）势不可当，他振兴了建立在古老军事基地上的部落组织。所有未婚男青年必须被编入军队，在青春期时就离开家庭，前往王室栅栏村庄或宫殿旁边的兵营中生活，直到他们的长矛沾上鲜血之后，他们才被允许结婚。英国要求祖鲁人结束这种军事动员，祖鲁战争爆发。显然，长矛在枪炮面前毫无战斗力。尽管如此，一支2万人的卡菲尔武装部队，或称祖鲁军队，还是在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消灭了英军的一个营。祖鲁人对地形十分熟悉，移动速度极快且行踪隐秘，没有人能够察觉出他们就在附近，直到他们戴着特有的头饰突然从泥土里钻出来，给英军致命一击。战局进行得极不顺利：拿破仑三世的儿子皇太子为了积累经验自愿参加战斗，结果在一次伏击中丧生。被法军指挥官抛弃之后，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十分欣赏祖鲁人（她认为他们勇敢又“利落”），但是祖鲁人科学地切开法国皇太子的主动脉，让他没有痛苦地死去，还是让女王大为惊骇。

在罗克渡口（Rorke’s Drift），少量英国士兵抵挡住了全体祖鲁战士的进攻，从某种程度上挽回了英国的帝国荣耀。在乌伦迪战役（Battle of Ulundi）中，祖鲁人终于被打败，而且此后多年，他们都无法再积聚起力量。但是，战争导致迪斯雷利的支持率下降。指挥失当，士兵毫无意义地丧命，几乎让人感到荒诞，这让全体选民愤怒不已，他们的儿子和兄弟的性命白白断送了。

阿富汗是英国另一个受辱之地。虽然印度本身很平静，但英俄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1878年夏天俄国在亚洲的活动便有了新的意义。阿富汗接待了俄国派去的大使，却拒绝接待英国大使，导致英国担心沙皇会在阿富汗先发制人，随即派遣3支英国军队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埃米尔出逃，其子雅各布汗（Yakub Khan）与英国签订了条约，似乎使阿富汗变成了英国的受保护国。然而，1879年9月，英国驻阿富汗使馆常驻大使路易斯·卡瓦尼亚里爵士（Sir Louis Cavagnari）及整个使馆的工作人员遭到杀害，新任埃米尔被迫到英国军营寻求庇护。在老练的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的领导下，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对阿富汗的惩罚性入侵。弗雷德里克曾因在镇压印度叛乱时的出色表现获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尽管罗伯特成功占领喀布尔，废黜了雅各布汗，英勇无畏地从喀布尔向坎大哈（Kandahar）挺近，但英国大使、外国与殖民地官员惨遭杀害，加上英国政府在南非战争中种种不胜任的表现，还是在1880年的大选中抹去了迪斯雷利的光辉。雪上加霜的是，19世纪70年代末，一场严重的农业危机袭击了英国。虽然这并不是保守党的错误，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政府对局势失去控制力的印象。

到了1876年，英国人民从19世纪40年代起开始享受到的巨大经济繁荣已经结束。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稍后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开始赶超英国。1879年，经济暴跌和破产潮出现。与此同时，英国谷物价格暴跌。这是因为，1875年到1880年粮食连续歉收，使得英国不得不进口廉价的谷物，而此时从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地区进口的谷物价格突然变得便宜起来。

廉价的外国谷物不受贸易保护的阻碍，陆续进入英国，数以千计的农民走投无路，历史的潮流随之开始背离保守党。迪斯雷利不愿意重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该死也已经死了”。虽然其他欧洲国家开始采取关税措施来保护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工业，但英国仍然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结果导致人口大规模地逃离土地。在1860年到1901年之间，大约40%的男性劳动力前往城镇或海外居住；截至20世纪初，95%的英国食物依赖进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19世纪末，冰箱和罐头工艺的发明使得从阿根廷进口廉价肉类成为可能，花费也更低。

迪斯雷利对下议院的管理也很失败。新一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议员更加好战，他们自称“地方自治者”，试图阻止威斯敏斯特议会正常工作。粮食歉收对爱尔兰农村经济造成的打击要比对英格兰更加严重；同时，1870年的《土地法》仅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使得他们决定再次召集都柏林议会。

格莱斯顿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他的许多事迹都可供引用。在席卷苏格兰全境的中洛锡安郡运动（Midlothian Campaign）中，格莱斯顿大获全胜。他在新颖的“树桩演讲”54中激情澎湃地谴责任何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行动，让听众觉得迪斯雷利的政策看上去既危险又有违道德。他日复一日，连续几个小时在演讲中向人们宣传自己的观点，乘坐呼啸而过的火车前往全国各地成了新型竞选形式。格莱斯顿发明了一种吸引大量选民的方式，他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那样一本正经地陈述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而是更加关注普通听众，偏向于使用简单和情绪化的表达方式说明问题。

格莱斯顿的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881年的选举中，自由党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胜利，获得349个席位，保守党获得了243个席位。“伟大的老人”格莱斯顿简直像超级巨星一样。然而，得益于实行无记名投票，60名爱尔兰人获得了地方自治者的选票。未来的战场就在于此。与此同时，随着格莱斯顿开始废除迪斯雷利的大部分帝国主义政策，英国从阿富汗撤军，德兰士瓦共和国获得独立，而迪斯雷利本人的生命却快走到终点。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征求迪斯雷利的意见，问是否能够去他的病床前看望他，却被拒绝了。迪斯雷利半开玩笑地说，女王只是想让他给阿尔伯特亲王捎个话。1881年4月，迪斯雷利去世。维多利亚女王十分难过，亲自在《宫廷公报》（Court Circular）上为他撰写了讣告。尽管外交礼节不允许君主参加葬礼（这个习惯被她的玄孙女伊丽莎白女王打破，她参加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葬礼），但维多利亚女王还是从奥斯本送去一个报春花花圈，并附上字条说报春花是迪斯雷利生前最喜欢的花。

新上台的自由党议会似乎注定比1868年的激进派先驱更加成功。但是，格莱斯顿的第二届政府并没有继续推行改革政策，而是陷入爱尔兰僵局。现在，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这位无情的战术大师指挥着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格莱斯顿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对付他及其领导的爱尔兰恐怖分子上，但是一系列反常事件使其受欢迎程度大大下降。格莱斯顿下定决心，一举摧毁被他轻蔑地称为“比肯斯菲尔德主义城堡”的迪斯雷利帝国主义宏伟计划。这成为他此后政策的主色调。他强烈地感觉到，大英帝国不可能继续扩张，也不可能继续管理如此广阔的地区和庞大的人口；他鼓励自决和他所说的“地区自由健康发展”，认为这样将更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

1881年，马尤巴山战役（Battle of Majuba Hill）爆发，标志着第一次布尔战争以英国惨败而告终。格莱斯顿再次允许德兰士瓦独立。现在，祖鲁人的威胁解除了，布尔人再也没有理由和英国结盟。在英国，这场战争被视为一次耻辱的失败，因为许多联邦主义者认为，英国军队和格莱斯顿应该继续坚持战斗，将德兰士瓦限制在开普殖民地内。1880年，英国从阿富汗撤军。在英国的帮助下，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成为阿富汗国王。英国希望通过对他的扶植，将阿富汗变成印度和俄国之间的坚实屏障。1885年，俄国军队占领了阿富汗境内的彭狄（Penjdeh），英国似乎即将被迫对俄宣战。但是，两国将矛盾交给了国际仲裁方丹麦国王，丹麦支持由俄国统治中亚细亚地区，英俄两国之间的“大博弈”这才得以避免。

尽管如此，格莱斯顿也无法阻止英国向新领土扩张、维持原有帝国领土的倾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是他本人将英国兴趣的中心转移到了近东地区。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阻止了一名叛变官员关闭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改变了英国事务的优先顺序——它的对外政策不得不突然转向保护埃及不受任何外来者的入侵。格莱斯顿通过占领埃及，建立了大英帝国在非洲进行大规模扩张的基地大本营。他的行动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理论上讲，埃及在土耳其总督的管理下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随着土耳其解体，埃及几乎完全获得了自治。现在，世界主要海运航线都得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大量新资本涌入埃及，引发了经济不稳定。1879年，由于埃及总督管理无效且喜欢挥霍，埃及破产。此时，迪斯雷利和法国一起，在埃及设立了一套双轨制管理体系。英法两国股东的大量资金很快涌入埃及，他们有效地控制了埃及政府。

1882年，在埃及军官阿拉比·帕夏（Arabi Pasha）的领导下，埃及爆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暴乱。阿拉比·帕夏攻占了埃及重要港口和堡垒亚历山大港，威胁着苏伊士运河。暴徒洗劫了亚历山大港，这与格莱斯顿最根本的原则相违背，因此他不得不派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领导一支军队，代表运河的债权方占领埃及。埃及总督陶菲克（Tewfik）官复原职。法国现在仍因普法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战争赔款而精疲力竭，因此拒绝派兵支援，英国只得单独行动。控制海上霸权长达75年的英国舰队向亚历山大港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直到暴乱分子投降。格莱斯顿认为，英国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但是，他的做法冒犯了所有德高望重的老激进派同僚，比如向他辞去政府职务的贵格党人约翰·布赖特。

法国的立场导致双轨制管理制度终结。尽管埃及总督已经官复原职，但真正统治埃及的是英国军队和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格莱斯顿派去监督埃及运转的实际而高效的财政管理者，他的任务是清理埃及混乱的财政，恢复其偿还能力。因此，英国几乎是意外地控制了埃及，格莱斯顿只是凭良心才没有让英国彻底吞并埃及。虽然英国并未从官方上占领埃及，但埃及实际上已经成了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有争取独立的弱小国家的朋友——格莱斯顿派到埃及的英国军队，在1954年之前一直驻扎在那里。

1907年，第一代克罗默伯爵（Earl of Cromer）巴林辞职，埃及在他推行了大约40年的改革活动之后，已经变得繁荣富强起来。但是，一旦英国插手埃及事务，埃及的其他问题就都浮现了出来。从1880年开始，狂热的宗教领袖马赫迪（Mahdi）在埃及南部占领的苏丹地区领导了起义，起义很快席卷了大部分地区。英国官员希克斯·帕夏（Hicks Pasha）向南部派遣了一支埃及军队，准备俘虏马赫迪。但是，希克斯·帕夏却被叛军及其支持者杀害，英国报纸愤怒地报道了这个消息。这起事件引起了决定性转折，英国政府放弃控制苏丹，决定撤离留在苏丹中部喀土穆（Khartoum）附近的少数埃及卫戍部队。

决定从苏丹撤军的英国官员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是英国公众眼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外号为“中国的戈登”，因为他在中国任职期间领导军队取得了33场胜利。他在19世纪70年代担任埃及总督期间，积极地打压了苏丹的奴隶贸易。1883年，内阁大臣、剑桥公爵和军队司令官在查令十字街安排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但是戈登将军刚刚抵达苏丹，政府就以花费过大为由，拒绝进一步派给他取得胜利所需要的足够兵力。结果导致戈登被困喀土穆，与埃及总部之间的通信也被切断。从1884年3月底开始，埃弗林·巴林就恳求内阁派军解喀土穆之围，虽然英国报纸和大多数英国公民都极力支持支援戈登将军，但内阁还是驳回了提案。令格莱斯顿尤其担心的是英国在非洲大陆上越陷越深。他不愿意面对现实，英国在占领埃及之后，就无可挽回地被困于非洲大陆事务。

尽管英国人民对政府置戈登于不顾越来越愤怒，内阁也因此瘫痪了4个月之久，但直到1885年1月28日，副将赫伯特·斯图尔特（Herbert Stewart）才一路打到尼罗河沿岸，终于抵达喀土穆前去解救戈登。但是，喀土穆已经在两天前被马赫迪占领，戈登本人也被杀死。

据少数幸存者描述，戈登因疾病和缺少粮食而营养不良，变得十分虚弱，他的部下甚至不得不吃掉军犬和战马。戈登照顾垂死部下的举动让大家印象深刻。大部分士兵都十分虚弱，甚至无法直立站在栅栏旁守卫堡垒。1月26日，尼罗河水位过低，阻碍了英军救援队伍逆流而上。河水逐渐退去，最后只有几股涓涓细流将喀土穆和马赫迪分开。午夜，马赫迪和他的手下穿过了尼罗河。

戈登拒绝躲在封闭的城堡里，他坚持要与城里的居民共存亡。就在破晓之时，他走下宫殿的台阶，屠杀开始，他被杀死。赫伯特·斯图尔特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他缺失头颅的尸体。此外，他还找到了戈登的日记：“如果我要求的不到200名远征军未能于10天内抵达，城镇便会陷落；为了祖国的荣耀，我已竭尽全力。再见了。”——这是这位将军最后的一篇日记，写于12月的6周前。很快，人们在与喀土穆隔河相望的乌姆杜尔曼的马赫迪军营中发现了戈登的头颅，他那蓝色的眼睛仍然半睁着。

当消息在英国传开，维多利亚统治下的英国人民沸腾了。愤怒的女王亲自向外交大臣、战争大臣和格莱斯顿本人发了3封电报。电报特意用了普通文字，没有使用密码，以便让报社能够读懂，公开报道女王的观点。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女王控诉格莱斯顿应该对戈登的死负责，她在电报中写道：“喀土穆传来可怕的消息，一想到如果早采取行动，就可能阻止这一切发生，挽救多少条性命，我就觉得十分恐怖。”现在的问题在于，是选择报复喀土穆，还是选择放弃，让马赫迪控制苏丹。而这时，俄国占领阿富汗彭狄的消息传来，印度西北部边境地区受到威胁，格莱斯顿只得下令英军撤退。同时应付俄国和马赫迪将使英国不堪重负，因为英国的军事资源向来都不是十分充足。

格莱斯顿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人们原先为了表示亲昵，叫他“伟大的老人”（GOM），现在改叫他“谋杀戈登的人”（MOG）。他去剧院的时候，人们都会当他的面“呸”他。戈登身上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品质，他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英雄，如非洲探险家和传道士利文斯通医生一样，成了照亮昏暗世界的一盏明灯，向世界各地传播英国文明特有的美德、虔诚和责任感。抛弃这样一个人让英国公众十分反感，导致公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

如果说格莱斯顿尚能对公众的鄙视毫不在意，那么同时期党内的意见让他不得不予以重视。他没能援救戈登的一大原因是他整个人都投入到解决爱尔兰问题上。芬尼亚运动者最近成立了土地联盟，试图鼓动爱尔兰佃农拒绝支付土地租金，将爱尔兰公民暴乱推到了顶峰。其主席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在1880年成为爱尔兰议员中的领导人物。

盎格鲁–爱尔兰人帕内尔面色苍白，是来自威克洛郡的新教徒地主。前爱尔兰议员领袖是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他也曾经提出实行爱尔兰地方自治，但成效甚微。帕内尔比他更加强势和冷酷。他由来自美国革命家庭的母亲抚养长大，心中充满了对英国的仇恨。他意识到，在实行无记名投票之后，威斯敏斯特议会中的大量爱尔兰议员可以通过投票彻底阻止议会法案通过，甚至可能会投票让威斯敏斯特议会同意爱尔兰独立。与此同时，土地联盟可以通过土地战争使爱尔兰不受英国管理，对威斯敏斯特议会施压，迫使其同意爱尔兰成立独立的议会。

设立土地联盟的初衷是抑制19世纪70年代农业危机在爱尔兰造成的大规模驱逐租客现象。由于粮食价格下跌，农民收获的小麦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地租，因此驱逐租客事件大量增加，数量甚至达到了数千起。这种可怕的事件一再在爱尔兰重演，年迈、多病的农民只能躺在路边的床铺上。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土地联盟召开了大规模会议，迫使土地主根据小麦的价格水平调低租金。

虽然格莱斯顿在1870年颁布的法案原本是出于好意，但是该法案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地主本来应该向被他驱逐的佃农支付补偿，但法律规定，只有当要求支付的租金“高得离谱”时，才需要做出补偿。该法令的初衷是保护佃农不受大幅涨价的影响，但是，在1880年，问题却不在于此。地主要求佃户支付的地租处于正常水平，下降的是农民从谷物中获得的收入。

土地联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领导者主要是前芬尼亚运动成员，在他们的领导下，土地联盟成了一个目无法纪的组织，认为恐怖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手段。人们能够在白天看见该组织有序地进行大规模集会，要求降低租金；而到了晚上，它就开始从事不一样的活动了。土地联盟正在开展一场土地战争。午夜时分，一群暴徒会对任何一个被联盟怀疑支付过高租金或者接管了被驱逐者土地的人家破门而入。有人会向他们的窗口开枪，还有人会在他们家门口挖一个坟墓，在泥土上签上“月光队长”字样。这样的恐怖活动持续了一年之久，爱尔兰完全陷入了土地联盟的控制之下，成了英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方。

正如联盟主席帕内尔本人在议会上的表现一样，土地联盟的领导者在官方层面与暴力撇清关系。帕内尔口头鼓励的唯一行动是“道义上的排斥”。土地联盟宣称，应该“像对待古老的麻风病人一样”对待敌人，坚决切断他们所有的社会和商业关系。在被如此对待的受害者中，最有名的是“博伊科特上尉”（Coptain Boycott），他被驱逐出了爱尔兰。这种做法也因此被命名为“博伊科特”（Boycott，意为“抵制”）。实际上，在他们宣称的“道义上的排斥”背后，往往伴随着“月光队长”及其朋友的造访。

然而，帕内尔的计划却和土地联盟及其爱尔兰–美国资金赞助人完全不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使爱尔兰获得独立。帕内尔则认为，只有通过宪法途径才能带来改变。然而，由于他在与英国政府的对抗中， 本质上依赖于对土地联盟及其影子支持者的控制，所以他并不敢触怒他们。而麻烦在于，联盟开始认为，他们制造的混乱是爱尔兰独立的序曲。因此在1881年，格莱斯顿颁布了一项法令，批准了长期以来被认为能够解决佃农困难的方法，即所谓的“3F要求”，包括实行公平地租、固定租期和自由出让承租权。土地联盟却拒绝接受，因为这可能会消除人们对“地方自治”的渴望。因此，农村地区的犯罪并没有停止，暴力仍在继续。

帕内尔想要让爱尔兰人停止目无法纪的行为，就难免触怒美国和爱尔兰住在山区的人，或让他们心生怀疑。他们对宪法途径的接受度仅限于此。但是，帕内尔是一名技艺高超的政治操纵者，他虽然认为不可能用革命的方式取得最终胜利，但同时也不想失去爱尔兰人的支持。他为了私利，不得不脚踏两只船。他迫于压力，谴责了格莱斯顿的《土地法案》和英国政府，因此很快提升了自己在害怕被出卖的革命者中的信誉，尤其是当格莱斯顿因他没有呼吁停止暴力而将他投入监狱时。

虽然格莱斯顿恼怒地说“文明的资源还没有耗尽”，但当他把帕内尔及其支持者投入凯勒梅堡监狱时，文明的资源已经耗尽了。帕内尔从狱中发表宣言，号召爱尔兰人拒不缴纳租金。虽然英国政府取缔了土地联盟，但事件尚未陷入僵局。爱尔兰陷入一片混乱，讲求实效的格莱斯顿认为，控制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依靠帕内尔，虽然内阁对帕内尔存有顾虑，用他们的话说，这个人的手上沾着鲜血。格莱斯顿开始与狱中的帕内尔谈判，承诺如果他能使爱尔兰处在英国政府控制之下，就将他释放。这尤其让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 E. Forster）感到气愤。

格莱斯顿是幸运的，因为帕内尔也做好了谈判的准备。1882年4月，双方通过调解人达成了谅解协议《凯勒梅堡协约》（Kilmainham Treaty）。而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一起事件，将格莱斯顿的计划撕得粉碎，也使大多数自由党人对帕内尔毫无办法。福斯特气愤至极，辞去了内阁职务。娶了格莱斯顿妻子外甥女的辉格党–自由党人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Frederick Cavendish）接替了爱尔兰事务大臣一职，但是他的任期极为短暂。几天之后，他到达都柏林，和副大臣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步入凤凰公园（Phoenix Park）之时，遭到帕内尔的盟友爱尔兰共和国兄弟会一伙暴徒的袭击并被对方砍死。

凤凰公园谋杀案击碎了帕内尔和支持地方自治的自由派之间的非官方联盟。英国政府再也不能对爱尔兰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遭到谋杀的卡文迪什是德文郡公爵的弟弟，而德文郡公爵领导自由党中的辉格党部分。格莱斯顿因为担心造成党派分裂，不得不对爱尔兰采取十分严厉的方式。帕内尔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英国的憎恨，许多自由党议员十分厌恶他，同时坚信永远不应该让这样一个人管理爱尔兰。让自由党更加愤怒的是，帕内尔对格莱斯顿投了反对票，转而支持保守党。

1885年6月，格莱斯顿政府倒台。迪斯雷利的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领导少数派保守党接管了政府，直至11月举行大选。帕内尔在伦敦与保守党举行了他曾和自由党举行过的秘密会议。他认为，索尔兹伯里侯爵担任首相之后，会实行“地方自治”。因此，他让自己在英国大陆上的支持者做好准备，在11月的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增加保守党的得票数，而他自己的爱尔兰议员则将与索尔兹伯里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