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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自由派内部也发生了混乱——格莱斯顿正与党派内部的各个派别发生冲突。与他同时代的反帝国主义自由党成员在埃及问题上背叛了他。他本人因为担心可能会触怒前任伯明翰市长、螺钉制造商约瑟夫·张伯伦（Joe Chamberlain）领导的新一代激进派，对是否应该进一步推进选举权改革运动也犹豫不决。尽管如此，激进派还是促使议会通过了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法案》，赋予了农业工人选举权。让格莱斯顿感到警觉的是，张伯伦以一场运动作为回应，令他强烈反对的阶层名誉扫地。张伯伦的父亲曾是一名皮匠，对于这样一个自力更生的人来说，保守党的勋爵们是站在他们先辈的土地上，“自己既不做工，也不纺织”，所以他们无权干涉拥有体面工作的富裕人民获得投票权。张伯伦进行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演讲，号召全国人民“要么改变现状，要么终结现状”。他提议，如果上议院不通过提案，便要废除上议院。不过，提案得到通过，英国选民增加了200万人。1885年，《议席再分配法案》（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扩大了该提案的影响。

从个人关系上看，格莱斯顿和张伯伦一直相处得不太融洽。虽然格莱斯顿本人来自商人家庭，但他接受的古典教育使得他与张伯伦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从另一方面来说，张伯伦被“把手牌贴在胸上，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领导方式激怒了。此外，他们俩还存在理念上的差异。格莱斯顿锱铢必较，张伯伦及其朋友认为国家干预是积极的，殖民地和大英帝国还存在大量没有释放的潜能。不过，张伯伦在英国的影响力再大，也只能屈居贸易委员会主席。

到了1885年的秋季大选，张伯伦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关系极度恶化，属于激进派的张伯伦无法推进关于社会和农业的“未经授权的项目”（因该项目未经格莱斯顿同意）——每名工人应拥有3英亩土地和1头奶牛。张伯伦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在英国中部地区。自由党在投票战中取得的胜利都要归功于他。但是，第三次《改革法案》在爱尔兰产生了最富戏剧性的效果。在11月的大选中，支持帕内尔的“地方自治者”比之前多出25人。索尔兹伯里依靠86名民族主义议员加上249名保守党议员赢得了大多数席位，得以继续掌权，虽然自由党拥有335个席位。多亏了帕内尔，索尔兹伯里才能继续担任首相。但是这种奇怪的联盟很快就瓦解了。

尽管索尔兹伯里依靠帕内尔和爱尔兰民主主义者的投票才得以掌权，但批准爱尔兰“地方自治”极不符合保守党的一贯做法。保守党即将放弃地方自治的传言四起。与此同时，到了12月中旬，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格莱斯顿终于确定，实现地方自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选举中爱尔兰地方自治力量使他担心，如果不快速通过地方自治法案，爱尔兰可能会分裂，导致英国不得不再次征服爱尔兰。现在，他听到消息，如果保守党不这样做，自由党也一定会这样做。不幸的是，格莱斯顿没有想到，他的影子内阁把他决定批准爱尔兰自治的消息传了出去。1885年12月17日，他的儿子赫伯特·格莱斯顿把这个决定透露给了报纸，这触怒了自由党权力构架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约瑟夫·张伯伦和德文郡公爵。前者因为自己一直蒙在鼓里而勃然大怒，后者因格莱斯顿想要向恐怖主义做出让步而非常愤怒。

消息的泄露终结了短命的保守党政府。索尔兹伯里宣布保守党将不会通过地方自治法案后，帕内尔转而和格莱斯顿结成联盟，保守党少数派政府随即倒台。1886年2月，格莱斯顿重返政府，请求通过爱尔兰地方自治的法案。但是，到了春天，张伯伦和哈丁顿不仅都没有辞职，还转而支持对手否决了地方自治法案，并打败了来自保守党席位的前任领导。地方自治问题导致自由党内部发生了分裂。

在被自由党议员称为“犹大”的张伯伦的帮助下，索尔兹伯里否决了格莱斯顿的第一次《爱尔兰自治法案》。93名自称“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的自由党人加入了保守党。他们担心，格莱斯顿提议的建立爱尔兰政府来管理所有爱尔兰内部事务的法案将成为英国分裂的第一步。因为这将导致爱尔兰议会不再向威斯敏斯特议会派出代表，也不再参与国际事务的决议。张伯伦尤其拒绝相信《爱尔兰自治法案》真如他们所说的并不意味着爱尔兰独立。

作为保守党内的“骨干小组”成员，马尔伯勒公爵的小儿子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使议会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他引起了信奉长老会教派的北爱尔兰人的不安全感。他们自从17世纪处在信奉天主教的北爱尔兰人当中，就一直被这种不安全感包围着。狡黠的丘吉尔告诉他们，他们很可能会遭到信奉天主教的都柏林政府的不良对待。北爱尔兰应该竭尽全力，以自己的力量阻止地方自治。1886年，他们第一次喊出“阿尔斯特人将会战斗，阿尔斯特人是正确的”的口号。

同年6月，保守党的93个新盟友中只有30个投票赞成《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因此法案被否决，格莱斯顿辞职。在1886年7月的选举中，自由党统一派和保守党联盟打败了格莱斯顿和帕内尔，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席位。他们的首相是擅长处理国际事务的索尔兹伯里。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联盟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直掌权。

这20年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期，特别是在非洲。19世纪60年代，英国在非洲发现了钻石，19世纪80年代发现了黄金。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迅速增长。冒险家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梦想在英国领地开普殖民地和开罗之间修建一条铁路。新增加的200万选民对罗兹这种充满热情的人深深着迷，他们在那段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报纸的报道变得喜欢哗众取宠，如乔治·纽恩斯（George Newnes）在1880年创办的《点滴》（Titbits）、《蓓美尔街报》（Pall Mall Gazette）和在1896年开始发行并首次大规模流通的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以此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正如有些故作清高的言辞所说，英国可能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获得了某些帝国领土，即便果真如此，在直到19世纪末的短暂时期中，人们突然对这一点感到欢欣鼓舞。投身于所谓的“帝国主义”事业就像是非常短暂的宗教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也感染了自由党人——格莱斯顿的同僚、未来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y）。“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世俗机构”，他这样称呼大英帝国。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886—1901）

不同于罗马祖先的领土，大英帝国的版图很不规则，无固定形状，也不连贯。这是在过去250年中，一系列英勇的冒险家、特许经营公司，以及政府在极偶尔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政策所共同创造的结果。贸易是大英帝国背后的驱动力，而自从美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以印度为中心的贸易控制着英国的前进方向。印度被誉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珍珠”，因此维护在印度的统治成了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任务。

从17世纪开始，印度的香料及奢华的丝绸和厚棉布等商品帮助东印度公司积累了大量财富。200年之后，印度成了复杂的三角贸易的货物集散地。英国商人和制造者、印度商人和邦主、中国商人和官吏继续在印度会聚，他们都极为富有。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将廉价的成品棉、羊毛和金属商品出口到印度，印度再将这些货物当中的一些转卖到中国，中国则向英国出口茶叶。截至19世纪中期，印度国内的棉花生产行业还在为英国制造业提供棉花，印度的茶叶种植园也还在生产用于出口至英国市场的茶叶。

英国向来不是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或中央计划帝国。尽管如此，18世纪在与法国争夺印度的战争以及争夺美洲殖民地的强国之战中，英国也通过战争获得领土并保护本国贸易。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拉开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强国的序幕；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在《乌得勒支条约》中获得的利益得到了巩固。截至19世纪末期，英国占领了全球具有战略地位的港口。这意味着，英国占领的安全港构成了一张十分有力的安全网。这张安全网从中国延伸到印度，途经非洲海岸线附近的阿拉伯海；从香港延伸到距北婆罗洲不远的纳闽岛（Labuan Island），直达红海入海口的亚丁。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占领了斯里兰卡，从而可以从东西两个方向保卫印度。1819年，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占领新加坡，保证了英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英国因此也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将其变为帝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英国商船在非官方旗帜后面常紧接着插上政府的官方旗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对贸易的重视。

印度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连格莱斯顿这样极不情愿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人都为了保护苏伊士运河而占领埃及，同时巩固以印度为中心的帝国防御体系。保护印度常常意味着拓展帝国的领土。1886年，英国吞并了与印度东面接壤的缅甸，因为英国担心法国在印度和中国的活动会威胁印度。为了保护印度的西北部边界，英国将拒不臣服的阿富汗变成自己的受保护国。1876年，英国占领俾路支（Baluchistan，巴基斯坦的一个省）；1907年，英国将伊朗南部变成受保护领地。英国采取的这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前往印度的陆路，这引起了俄国持续的敌意，俄国开始向中亚地区扩张。

大英帝国也扶植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活动。新加坡本来只是一个小岛上的贸易殖民点，1900年，其坚持为了自我保护占领了马来亚联合邦（Malay States）。在19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大约100个太平洋岛屿新并入了自己的领土，它们分别在1883年和1887年占领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和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截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和布尔人争夺南非统治权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其中涌现出了最不含蓄的帝国主义者——开普殖民地议员塞西尔·罗兹。他身高超过6英尺，很快获得了“巨人”的名号，这是针对他的名字和他对大英帝国野心的双关语。

罗兹是圣公会教区牧师的儿子，他年轻时患有心脏疾病，曾被送往南非疗养，最终在49岁时死于心脏病。他到达南非之后，反而在金伯利（Kimberley）的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大赚了一笔。他是一位十足的爱国主义者，认为英国应该在南非大规模向北扩张领土，这与索尔兹伯里侯爵拓展英国贸易市场，同时阻止德国野心的想法不谋而合。

罗兹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三大帝国缔造者之一，另外两位是威廉·麦金农爵士（Sir William Mackinnon）和乔治·塔伯曼·格尔迪爵士（Sir George Taubman Goldie）——他们的行动极大地扩张了大英帝国在非洲的领土。到1900年，欧洲国家在非洲的30个保护国中有15个属于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下，英国经济开始停滞不前。大多数欧洲国家放弃了自由贸易，转而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保护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化学和电子工业。经济萧条和失业引发了英国国内人民的普遍不满。罗兹、麦金农和格尔迪等雄心勃勃的爱国商人相信，非洲这个英国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地区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所在。英国不仅在埃及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控制了好望角。这是50年前英国领导废奴运动的结果，荷兰和丹麦在非洲西海岸的定居点被扫清。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打败加纳民族阿散蒂人之后，英国先后控制了冈比亚、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

广袤的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丝毫找不到人类定居的痕迹。蒸汽机的使用，加上新近绘制出的非洲地图，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非洲大陆，从而获得了新市场和在欧洲变得日渐稀缺的原材料。发达国家现在用英国的机械进行大批量生产。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维持了一个世纪之后，其世界贸易份额逐渐下降，使得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政府相信，应该积极响应帝国缔造者的计划，拓展他们可以经营的范围。获得皇家特许权的公司可以在指定土地上开采资源，与当地首领签订协议之后便可以管理那片土地。格尔迪在1886年成立了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巩固了英国在非洲西海岸已经确立的主导地位。该公司将英国原有的内陆领土从几内亚湾的拉各斯（Lagos）拓展至法属西非和德国殖民地喀麦隆的边界。麦金农将结束阿拉伯的奴隶贸易视为自己的使命。利文斯通曾经目睹的奴隶贸易当时在非洲东海岸仍然十分兴盛。麦金农的这项使命也见证了英国对这些地区统治的开端，后来这些地区更名为肯尼亚和乌干达。1888年，麦金农创建了东非公司，他雇用亨利·莫顿·斯坦利与尼罗河湖泊地区的首领商谈生意。他们不是从事贩卖人口的贸易，而是付钱在他们的土地上开采矿山。

拥有特许权的私人企业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或受保护国，这意味着英国政府不需要耗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然而，将非洲视为解决经济困境方法的不只有英国。到19世纪80年代，其他国家也决心在非洲开发自己的钻石矿井，面对其他欧洲强国渗透的威胁，英国决定为了保护通向印度的通道而占领埃及。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当地首领签署协议，在刚果河流域建立了一个国家，利文斯通发现的刚果河庞大的水系自东向西将非洲大陆一分为二。其他欧洲强国开始对利奥波德的活动产生警惕，进而于1884年在柏林召开了会议，密谋以和平方式将非洲划分为多个殖民地。这次会议制定了划分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规则。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在刚果河、赞比西河和希尔河（Shire River）自由航行，而利奥波德在刚果盆地建立了刚果自由邦，将其变成自己的私人封地。

一系列安排形成了一种规避战争的模式，在接下来的5年中，索尔兹伯里与其他欧洲强国以和平方式商定了如何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利奥波德国王与英国私下签订了协议，将坦噶尼喀湖附近的土地割让给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890年，英国将北海中看上去似乎并不重要的黑尔戈兰岛交给德国，以换回桑给巴尔（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1890年，《英法条约》确定了两国在尼日尔、桑给巴尔和马达加斯加的利益范围。1891年，英国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条约确定了英国和意大利在索马里（Somaliland）的势力范围，同时拓展了葡萄牙和英国的领土。

尽管如此，在1884年德国也加入了所谓的“非洲争夺战”之后，英国及英国在开普殖民地的居民还是十分担心。实业家让英国相信，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它应该争取自己在“太阳底下的位置”（有利地位），在之后的两年中，德国获得了英国好望角殖民地以北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还将军队派遣到了西海岸的多哥，同时创建了德属西非，其领土从维多利亚湖一直向南延伸到葡萄牙的莫桑比克殖民地。最令英国警觉的是，德国在南非西海岸占领的领土一直沿着奥兰治河从开普殖民地的北部边界延伸到安哥拉（也称葡属西非）。这片领土被命名为德属西南非洲。

75年以来，英国原本可以将势力范围拓展到这一地区，但却一直未能实现。1885年，德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型殖民地，对英国构成了威胁。在塞西尔·罗兹的建议下，英国政府吞并了贝专纳，将其领土从北部的开普殖民地一直延伸到布尔共和国和德属西南非洲。1886年，布尔人在德兰士瓦共和国发现了金矿，罗兹和许多开普殖民地的英国人认为，这会打破非洲南部的势力平衡。德兰士瓦共和国一年可以从兰德（Rand）金矿获得2400万英镑的巨额收入，有可能发展得比英属开普殖民地还要强大。

人们认为，为了使天平再次倾向好望角，应该构建一个南北向横跨非洲的大英帝国。罗兹认为，如果英国不够小心的话，将很快被布尔人和德国人建立的殖民地包围。德国希望在南非拓展势力，所以开始向布尔共和国示好，而德国与布尔共和国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密关系。英国吞并贝专纳之后，布尔定居者结束了在那里的活动。但罗兹认为，英国应该把领土进一步向南延伸至赞比亚，向北延伸至比属刚果的广袤土地。1889年，罗兹成立了自己的特许经营公司——英国南非公司，意在在赞比亚布尔人的领土北面找寻新的大型金矿。与半个世纪前大迁徙的情况类似，布尔人依然不愿意和罗兹等非布尔人合作。布尔人的殖民地接二连三地被英国人无情地占领，先是开普殖民地，后是纳塔尔。布尔人由于害怕，剥夺了外国人或白人移民的大部分公民权，还强迫他们支付重税。

在好望角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下，英国在非洲攫取土地的热情开始像滚雪球般膨胀起来。这些帝国主义者拥有在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开采金矿的特许权，同时也是新建的私人企业的投资方。阻止德国、荷兰、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扩张的爱国意识甚至也感染了从伦敦派出的帝国公职人员。

到了1895年，罗兹颇有远见地将75万平方英里的非洲土地收入英国囊中，英国在北起德兰士瓦，南到比属刚果的土地上建立了津巴布韦殖民地。罗兹成了许多英国人眼中的宠儿，据说也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最爱报道“黑色大陆”上的冒险故事，它们构成帝国主义狂热的一部分，后来催生了“日不落帝国”的说法——大英帝国横跨8个时区，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这个地区当时叫作罗得斯（Rhodes），现在叫作津巴布韦，是英国使用计策获得的。当地国王洛本古拉（Lobengula）强大而难以对付，他收到了位于伦敦的原住民保护协会发来的警告，除了采矿权，不得在与罗兹的谈判中授予他任何其他权利。虽然在谈判中，洛本古拉明确地表示只出让采矿权，而非土地权，但到了1890年夏天，精心选出的殖民地开拓者还是徒步进入赞比西河以南洛本古拉手下的马绍纳兰（Mashonaland）。罗兹现在担任开普殖民地首相，他承诺殖民者每人可以获得3000英亩的农田，作为修建跨国公路的回报。殖民者在被命名为汉普登山（Mount Hampden）的山顶插上旗帜，甚至为了纪念英国首相，他们开始建造一座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城市。

虽然洛本古拉拒绝接受特许权公司用船只送来的步枪，以表达对罗兹违反条约的抗议，但他却不敢袭击殖民者。毕竟，英国人曾经凭借先进的武器，在乌伦迪屠杀了他们的远亲祖鲁人。与此同时，巧舌如簧的斯托尔·詹姆森博士（Dr Storr Jameson）和罗兹的得力助手兼执行董事戴比尔斯继续公开声明，特许公司怀着和平的目的。戴比尔斯曾经和国王洛本古拉进行谈判，并签订协议。如一些殖民地官员所料，马绍纳兰并没有成为第二座金矿。周围的特许经营公司因需要支付武警、电报线和铁路的巨额费用而纷纷破产，它们并没有开采到金矿来支持上述基础设施建设。1893年，詹姆森博士成了新殖民地的常驻传道士，他和罗兹断定，走出破产的方式是继续向北扩张，吞并洛本古拉的另外一个邦国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詹姆森越过马绍纳兰的边界发动突袭，摧毁了马塔贝莱兰的军队，国王服毒自尽，人们用牛皮裹住他的尸体，将其葬在一个洞穴之中。

马塔贝莱兰成了北津巴布韦，被纳入英国女王的领土中。特许经营公司非法占有了恩德贝莱人（Ndebele）的所有土地和牛群。公司还向恩德贝莱人征收棚屋税，但他们因为无法通过出售牛来支付税款，不得不充当劳工。恩德贝莱人原属于贵族部落，一直依靠仆人从事卑下的工作，现在却被迫为白人修建城市，或在铜矿中充当劳工。这些骄傲的武士一旦进行反抗，就会遭到罗兹部下的殴打。过去，英国在非洲废除奴隶制的行动可能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而现在在罗兹的统治下，一种新型的奴役形式产生了。

英国的自由派报纸认为这是一场骗局，面对人们对罗兹不道德方式的质询却不加理会——为了到达目的的确可以不择手段。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思想高尚的人士对帝国巨人的厌恶和反感变得无关紧要。英国南非公司的股权逐渐变得出名起来，在股票交易中“特许权”可以兑换大量股权。剑桥近现代史教授约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在1883年出版了《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包括他在内的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书中表达了对大英帝国使命的坚定信念。在孟买出生的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从1880年代开始撰写流行小说和畅销散文，他的作品也体现了相似的信念。无论帝国怎样攫取土地和资源，在吉卜林的强制令中，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

承担起白人的负担，

把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弟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奴隶的需要。

这是大英帝国的非官方座右铭。令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在原先的桑给巴尔奴隶市场建起了一座教堂，还解放了被铁链子一个接一个地锁在一起的奴隶，他们原本会被押运着穿过森林，然后被装上开往阿拉伯地区的船只。维多利亚时代最优秀的新来者给非洲带来了惊人的进步——他们制造出了那个世纪最先进的药物，提供了最优质的教育，生产了工业制成品，还研究出了科技创新。对于那些过着简单的乡村生活、思想迷信的人，谦逊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常常想施以援手，改善他们过于落后的生活条件。

改变英国面貌的土木工程也更为显著地改变了非洲。水坝和大桥使得原本不通公路的地方可以通上公路，驱车可以穿越令人眩目的瀑布和壮阔的河流。英国公司还带来了卫生的下水道系统，很快它们就铺设了电缆，为照明、冰箱和电话提供了电力。

然而，在英国国内反帝国主义者看来，帝国缔造者的多数行为更像是在剥削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窃取实际上属于当地人民的财富，比如锌、铜、铁矿石和其他珍贵的矿产。英国士兵或许会和伺机掠夺附近非洲部落的奴隶贩子战斗，而开发当地矿产资源的权利一般是靠拿枪指着对方获得的。乔治·塔伯曼·格尔迪的皇家尼日尔公司持有皇家特许证，控制着尼日尔从贝努埃（Benue）一直到大海的所有土地；但从历史角度看，这片土地应该属于贝宁人。这些私人公司虽然不为国家承担义务，但其行为却代表着大英帝国，它们身上存在巨大的缺陷。正如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所示，它们大多是唯利是图的公司，除了边际利润之外，对慈善等其他事业丝毫不感兴趣。然而，他们却被允许统治成百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上面的居民。

但是，帝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1887年，在庆祝完维多利亚女王金禧即登基五十周年纪念日之后，英国的帝国主义氛围更加浓厚了。来自大英帝国的各个国家、民族的众多代表参加了女王从白金汉宫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列队仪式，大英帝国的盛况被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畅销书作家亨利·莱特·哈葛德（H. Rider Haggard）分别在1886年和1887年出版了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和《不可违抗的她》（She），为非洲增添了更为浓厚的传奇和神秘色彩，时至今日这两本小说仍然拥有大量读者。年轻人十分向往去殖民地开创事业，无论是去印度经营茶叶种植园、担任地区长官，还是探索非洲的丛林。到1907年时，大英帝国将占据世界1/5的领土，北至加拿大哈德逊湾冰封的港口，东到新西兰葱茏的山区，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然而，即便是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也不禁会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考虑到不可避免的高昂管理支出，帝国应该扩张至多大范围呢？世界各个殖民地还要继续被威斯敏斯特议会管理多久呢？此外，帝国还必须面对两个特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自治有关：一个是爱尔兰，一个是新兴的印度。印度最近爆发了第一次致力于实现自治的运动，印度国民大会党开始作为政党定期召开会议。

到了19世纪末，鉴于殖民地人民的欧洲血统，殖民地自治已经成了一个既定事实。1840年，加拿大被赋予组建责任制政府的权利，1856年、1872年和1892年，澳大利亚、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也分别获得了自治权，英国君主派去的高级专员只统治但并不进行管理。考虑到安全因素，爱尔兰未能获得自治。此外，英国人认为非欧洲血统人民的文明尚未达到欧洲水平，因此也没有赋予他们自治权。

下一届英国政府对赋予印度自治权迟疑不决。英国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考虑，才将投票权赋予了没有资产和不识字的印度本国人。种姓制度导致印度人并不太关心如何提高大众的受教育程度，而这种态度冒犯了从理论上来讲更加民主的英国人。英国人认为，这样一个普遍贫困且文盲率极高的国家并没有做好接受民主制度的准备，西方的议会制度才是管理当地的最佳方式。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基石，其独立性受到严格的控制。在印度的英国人普遍存在肤色歧视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自由党总督里彭侯爵（Lord Ripon）司法改革的计划允许印度法官审判欧洲人，英国人对此十分愤怒。

作为回应，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创立,该党派在20世纪初获得了全国性的支持。虽然1892年和1909年当地选出的议会权力范围得到了拓展，印度人民在自由党执政期间获得了一些小范围的自治权，但这并不够。英国投资方和工程人员已经在印度修建了4万英里的运河和覆盖数百万公顷农田的灌溉系统。但是，印度越来越不满于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在政治积极分子兼记者巴尔·甘加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和费边主义社会改革家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的领导下，限制印度对英国出口纺织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1916年引发了一场地方自治运动。

爱尔兰和印度一样，也在大英帝国的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英国也不可能赋予它自由。保守党在掌权时试图“温柔地扼杀地方自治”。1891年，英国颁布《集中化地区议会法案》，改进了爱尔兰的农耕方式，19世纪90年代的多种土地购买法案允许更多佃农以国家贷款的方式购买土地。保守党和统一派一致认为，他们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消解了爱尔兰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事业也遭遇了一系列困扰。1888年，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者帕内尔因伪造批准凤凰公园谋杀的信件而被清除出议会委员会，《泰晤士报》公开披露了信件的内容。一年之后，帕内尔又卷入了与妻子苏格兰民族主义议员奥谢（O’Shea）的离婚案件，他在党内的声望因此毁于一旦。在那个时代，维多利亚女王不会接纳离过婚的人进入宫廷，自由党中严格遵守伦理规范的非国教徒也拒绝与他共事，帕内尔被迫辞去了爱尔兰地方自治领导人的职务。他虽然坚持创办了自己的政党，但离婚丑闻和伪造信件对他造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891年，他因公离开英国时，告诉他的爱尔兰朋友将在一周之内返回。但是，他却被装在棺材中运了回来。他死于肺炎，年仅44岁。

格莱斯顿促使地方自治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之后，该法案在1894年遭到上议院的否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爱尔兰人完全不理会英国政治。《爱尔兰自治法案》被两度否决之后，他们已经丧失了对议会政治的信心，地方自治者分裂成“帕内尔派”和“反帕内尔派”。相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爱尔兰人的生活领域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开始了：学者开始重新研究爱尔兰语；学校开设了只以盖尔语授课的课程，由帕特里克·皮尔斯（Padraic Pearse）等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担任教职工；爱尔兰神话传说激发威廉·巴特勒·济慈、约翰 ·米林顿 ·辛格（J. M. Synge）和肖恩·奥凯西等人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为爱尔兰爱国主义之火增添了燃料，使其越烧越旺。20世纪早期，爱尔兰独立文化和民族意识高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爱尔兰与英国整体分离的趋势变得不可阻挡。

直到1990年，爱尔兰议员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才获得足够的权威，能够将威斯敏斯特议会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重新联合起来，号召他们采用宪法方式实现地方自治。但是，1907年，记者亚瑟·格里菲思（Authur Griffith）创立了主张争取爱尔兰完全独立的革命派政党新芬党（Sinn Fein），意思是“我们自己”，很快吸引了许多原先支持地方自治的人。争论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雷德蒙被人切断了脚下的根基。

处理这些纷争的是满脸胡子，像熊一样沉着冷静的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他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首相。直到1902年，他才因健康问题不得不卸任。他的外甥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接任他的职位。索尔兹伯里喜欢研究外交政策，在欧洲局势极不稳定，欧洲大陆国家的权力失衡并持续缔结相互敌对的条约之时，他使得英国免于外交纠纷。俾斯麦将奥匈帝国和俄国联合成一张复杂的网络，以保护德国的侧翼不受他认为有朝一日可能出现的法国报复行动的攻击。

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纷争一直保持冷淡的姿态。索尔兹伯里认为英国首先应该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拒绝了与其他强国结盟，从而避免被卷入可能的战争。对于战争，英国人民既没有兵力也没有意愿参与其中。1896年，加拿大总理首次使用“光荣孤立”来描述索尔兹伯里的政策：“现在，我不想争辩，是光荣孤立，还是危险孤立；但从我个人角度看，我会选择光荣孤立，因为英国的孤立源自她的优越性。”

索尔兹伯里本人也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他是伊丽莎白一世最优秀的仆人伯利男爵的后裔，也是一位难以接近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时间在距伦敦12英里的宏伟府邸哈特菲尔德庄园（Hatfield House）中度过。伊丽莎白一世就是在那座庄园的一棵橡树下接到了继位的消息。索尔兹伯里侯爵智商极高，以做化学实验为乐。但他对人际关系并不感兴趣，据说他自己内阁中成员的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

此外，他似乎对18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日益恶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不满也不甚关心。1884年，一份名为“伦敦弃儿痛苦呼喊”的报告描述了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活；作为回应，他在威尔士亲王和枢机主教曼宁之外，兼任工人阶级住房情况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into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成员。虽然他在委员会中听到许多证据，但出于保守主义原则，在接下来的15年中，他进行的改革十分有限，而其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有效帮助失业群体。1884年投票权的扩大带来了必然结果——保守党在1888年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郡议会，从理论上将达官显贵从当地政府中剔除。但是，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太多时间关注郡县议会，因此情况还是一如往常。拥有投票权似乎并不能让他们脱离贫民窟，也不能让他们免于因过度劳累、疾病和贫穷而死去。

1886年，内阁中唯一的保守党人士伦道夫·丘吉尔辞职，之后保守党政府丧失了对社会改革的兴趣，但是这不意味着英国决心推行改革的人数量不多。归功于教育法案和投票权的扩大，英国人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意识有所提高，一个代表性事件就是1886年年初伦敦西区失业工人以打砸商店橱窗进行示威。工团主义从工程师等中产阶级传播到熟练技术工人当中；新成立的工会组织了一系列争取高工资和低工时的大规模罢工，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1889年的码头工人罢工。这些基于某一个行业组织起来的新工会不再像原先的老工会一样对自由党表示满意，他们认为自由党并没有充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与自由党产生分歧之后，也开始对自由党表示不满。废除威尔士教会的凯尔特人计划和推进《爱尔兰自治法案》正逐渐成为自由党的执政重心。但是，改革动力由于无法在政党政治中充分体现，转而开始在其他领域中浮现出来。19世纪70年代，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T. H. Green）在积极公民权和阶级融合需求理论的指导下，对牛津大学中的顶尖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80年代，伦敦东区兴起了著名的大学公社运动，试图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汤因比馆（Toynbee Hall）。高校像今天一样，建立了法律中心，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年轻毕业生满怀热情，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纷纷搬到伦敦东区，希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影响比自己穷苦的人们。从汤因比馆开始，出现了一度非常著名的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它设立的目的在于为那些受雇佣却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希望拓展知识的人提供成人教育和夜校教育。

在汤因比馆公社的推动下，福音派信仰实现了强有力的复兴，福音派信仰曾经引导沙夫茨伯里伯爵开创性地改革了《工厂法》。1870年，托马斯·巴纳多（Thomas Barnardo）在伦敦东区为贫困儿童修建了90所“儿童之家”；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几乎同时创立了基督教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从事社会工作，在复兴运动倡导者的大型会议上拯救伦敦东区那些不幸、贫困、酗酒和罪孽深重的人。到20世纪末，身着黑色制服、和着铜管乐队音乐的“撒玛利亚军队”在伦敦行进变成了人们熟悉的场景。

工厂的工人、卖火柴的女孩和码头工人的罢工反映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码头工人手持鱼头（他们仅能负担得起的果腹之物）在伦敦街头游行，给具有社会意识的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社会改革家有了新的目标，他们开始调查贫困人群面临的困境。他们利用科学调研和数据分析来研究出现了什么问题，同时寻找恰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等富裕且有良知的商人出身的社会改革家率先开创了此类方法。富裕企业家之女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为布斯里程碑式的研究项目“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收集数据。该研究始于1886年，1903年才结项，是对改革思想影响力最大的调研之一；同时，它也推动了《济贫法》的修改，肯定了养老金的需求。

这项研究揭露了一系列可怕的事实，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现行体制中的不公正现象。许多人认为，似乎只有实行某种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抑或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挽救这些资本主义的副产品——骇人听闻的人类灾难。一系列社会主义协会在19世纪80年代发展壮大，到目前为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改革家、社会研究员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他未来的妻子比阿特丽斯·波特及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创建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该组织以罗马将军昆塔斯·费边（Quintus Fabius）命名。费边在与卓越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交战时从未与其正面交锋，而是在僵持中逐渐拖垮对方。费边主义者也打算对英国政府采取僵持战术，直到当局接受他们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

张伯伦在伯明翰的工作影响了许多此类组织。社会主义思想家对他采取的这种国家拨备的形式称赞不已，并将其命名为“市政社会主义”55。但是，张伯伦的激进主义受地方自治的影响，被限制在保守党内部。即便如此，费边社高喊“要改革，不要革命”的口号，在1900年之后还是在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2年，英国举行了新一届普选。此时距离1900年2月27日费边社代表、社会民主联盟（19世纪80年代由前证券经纪人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创立）代表和50万工团主义者在法林顿街纪念堂前创立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组织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还有8年时间。不过，1892年的普选反映了民意，说明现行政党体制即将解体。

苏格兰前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和两名工团主义者被选入议会，他们首次尝试不依靠自由党，另外创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他们的支持者开始相信，只有成立新的政党，才能取得立法胜利，用法律来限制工人的工作时长。以往议员往往头戴丝质礼帽出席会议，令他们惊讶的是，哈迪头戴代表工人阶级的布帽现身会场，并将其当成一种荣誉的标志。1893年，哈迪在布拉德福德创建了一个小型的独立工党，履行工会的职责。但是他在1895年的选举中未能在议会中取得席位，事实证明，只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才能保证其持续拥有代表地位。新成立的工会缺乏经验，罢工运动变得更加凶猛，应对罢工的法律措施也变得更加严厉，保守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组建一支大众型政党变得十分必要。

1892年，自由党与爱尔兰地方自治者结成联盟，衰落的自由党再度成为执政党。此次选举可以被视为对保守党社会改革乏力的抗议。近83岁高龄的格莱斯顿参加了不下85场辩论，最终使下议院通过了爱尔兰地方自治提案，但提案在上议院遭到否决。1894年，格莱斯顿辞去领导职务，富有活力的罗斯伯里侯爵担任了一年首相。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迎娶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子，但他并不受自由党普通成员欢迎。他缺乏平易近人的特质，也没有威严的态度，并且还没有学习这两种特质的意愿。他曾经两度夸口要战胜德比，但都未能成功，因为这一点在自由党中仍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国教徒势力公开表示不支持他。1895年，自由党再次下台，保守党和索尔兹伯里侯爵在之后10年持续掌权，在此期间帝国主义热情不断增长。自由党政府实施了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首先，他们通过在农村地区创立教区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民主化进程。但是，此项改革并不足以使渴望取得更多军事胜利的公众感到兴奋。在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 H. Asquith）的领导下，自由党进一步向帝国主义靠拢，其曾经长期吸引激进派的和平主义特质遭到削弱。由于反战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激进派当中的一些人转而被新社会主义组织所吸引。

虽然总体而言强大而具有征服性的思想激发了英国公众的想象力，但他们还是把选票投给了保守党。1895年，索尔兹伯里重返首相职位；此时英国刚刚征服了上罗得西亚和下罗得西亚，帝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帝国主义不只是英国的指导思想，同年衰落的大清帝国被小小的岛国邻国日本打败，日本和西方国家一起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它对中国的举动也传递出俄、德、法、英划分各自帝国势力范围的野心。4年后，大清帝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成员杀死了欧洲列强驻北京使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场起义，不过，欧洲列强很快便重新控制了局势，甚至连美国这个整个国家史就是一部反抗殖民主义历史的国家也屈服于时代精神，加入了瓜分欠发达国家的队伍。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占领了西班牙控制的关岛、菲律宾群岛、波多黎各和古巴。在欧洲之外，唯一成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案例是埃塞俄比亚，它在1896年于阿杜瓦击溃了意大利军队；如若不然，欧洲之外的整个世界便都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