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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鲁德亚德·吉卜林也会偶尔以忧郁的历史视角审视大英帝国的扩张。1897年，在帝国主义热情膨胀到顶点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首“退场赞美诗”：我们昨天所有的盛宴跟当年的尼尼微（Nineveh）56和提尔（Tyre）57不是一样吗！其中暗含对突然变故的警告。但是，没有人比前自由党成员约瑟夫·张伯伦对帝国扩张持更忧郁的态度了，他完全以螺钉制造商的立场来评估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张伯伦认为不应该试图将自由党内两个派别联合在一起，于是放弃了党内联合的计划，向索尔兹伯里申请了当时还不甚重要的殖民地大臣的工作，从而紧紧握住了帝国主义的舵柄。他能想起的一切是，大英帝国在12年中获得了3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一定能成为解决英国财政危机的办法。钢铁时代逐渐代替了铁器时代，截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凭借钢铁制造优势，在钢铁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大英帝国就像一个不发达的地区。但是，如果精于管理的话，大英帝国还可以再创辉煌——毕竟，大英帝国的总人口数高达3亿。

张伯伦认为，英国拥有一股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力量，但是只有在给新领土带来“从未有过的安全、和平和相对繁荣”时，英国对新领土的占领才具有合理性。在张伯伦的领导下，殖民地官员成体系地种植和生产热带农作物和农产品，如黄麻、可可、棕榈油和咖啡。在西非，他令政府兴建港口和医学院，还派遣军队肃清在当地四处劫掠的部落。他让皇家委员会调查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状况，以此干预当地经济。欧洲大陆从19世纪末期开始种植甜菜，导致制糖业在西印度群岛的工业中比重下降，一些当地企业面临破产。的确，张伯伦让世界看到，英国在过去以一个国家的立场来思考问题，而现在却站在一个帝国的立场。审慎的索尔兹伯里侯爵本人甚至还致力于将世界划分为“生存和垂死”两类不同民族，同时强调“英国的……帝国本能”。

1887年，第一届殖民地总理会议召开，同时标志着英国女王迎来了登基五十周年。在会上，索尔兹伯里强调了帝国自我防御的需要。10年之后，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之际，张伯伦试图进一步拉近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作为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活动的一部分，15名殖民地总理以枢密院成员的身份进行了宣誓。在新一届殖民地会议上，张伯伦试图创建一个理事会来推行协同防御政策。但是，尽管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但它们更珍视的是不久之前才取得的自治。它们担心，协同防御政策将开启危险的中央集权，于是礼貌地拒绝了张伯伦的邀请。

英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对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所有受帝国保护的国家都派代表参与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场游行甚至比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的游行还要壮观。停泊在朴次茅斯的巨轮提醒世界，英国继续控制着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夺取的海上霸权。小巧的维多利亚女王头戴寡妇蕾丝面纱，乘坐敞篷马车引领着帝国列队在伦敦市内行进。人们把她称为“欧洲祖母”，因为她的许多后代和欧洲多国的王位继承人结婚，帮助英国安然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富有、强大和稳固的帝国。《笨拙》杂志刊登了一幅著名的时代漫画，漫画中的英国人在“光荣孤立”中自顾自地跳舞。从表面上看，英国并不需要与其他国家结盟，因为她现在拥有如此广阔的世界。而实际上，大英帝国正在急速走向衰落。

詹姆森突击队（Jameson Raid）于两年前到达德兰士瓦共和国，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开始失控。塞西尔·罗兹和兰德的领主们凭借自己的工程技术开辟了兰德金矿，德兰士瓦共和国是依靠他们的付出才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他们对荷兰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一直心存怨恨。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克鲁格（Kruger）还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时，曾参与了以开普殖民地为起点的大迁徙，跟随族人向外寻找新的“应许之地”。他对改善外来移民的生活条件并不感兴趣，因为外来移民在当地主要充当投机者、冒险家和随营人员这些三教九流的角色，他认为他们败坏了德兰士瓦的社会氛围。克鲁格像宗教信徒布尔先辈一样，也十分厌恶这些外来移民。1895年，矛盾激化到了顶点，3.5万名外来移民联名签署了请愿书，要求布尔人更好地对待他们。但是，请愿遭到了拒绝，许多外来移民的领导者随即开始谋划直接反抗克鲁格的统治。

在殖民地大臣张伯伦的命令下，英国动用了自帕默斯顿之后就没有再使用过的战船和士兵，使用武力阻止了法国对英属西非的长期蚕食鲸吞。在张伯伦的第一届任期中，英国的战船出现在印度洋上，迫使克鲁格总统重新打开了为了规避铁路税收而向外来移民关闭的堡垒。现在善于创新的塞西尔·罗兹成了开普殖民地的总理。张伯伦如此执着地保护英国的利益，让他和副总督詹姆森相信，控制德兰士瓦并从布尔人手中夺取金矿的计划一定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罗兹和詹姆森找到张伯伦，告知了他们的计划——率领大约500人去援救外来移民。张伯伦得知计划之后并没有试图阻止他们，他甚至可能通知了英国的受保护国贝专纳派警方加入援助队伍。但是，张伯伦并不知道武力援助将在何时到来。而与此同时，起义的动力正在一点点消失，一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外来移民并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人或美国人。美国总统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S. G. Cleveland）恰巧在此时面临换届选举，他选择在这个时刻威胁英国将以战争解决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国内的爱国主义高涨，美国人认为克利夫兰很好地羞辱了英国。

外来移民不希望这次武力援助变成英帝国主义的胜利，因此起义一直没能成型。不过，詹姆森及470名支持者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局势，他们大张旗鼓地前往德兰士瓦。但这次他们对付的可不是轻信别人的马塔贝莱兰黑人战士，而是在政治上十分狡猾的克鲁格。结果克鲁格不仅俘虏了詹姆森及其支持者，还针对他们企图侵占德兰士瓦的举动在国际上制造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作为回应，英国试图用官方调查来掩饰犯下的错误，而自由派媒体将调查描述为“遗体告别仪式”。尽管张伯伦澄清了自己，罗兹还是被迫辞去了开普殖民地总理一职。但是，英国民众仍然十分支持詹姆森，他的大胆举动成了许多民间歌谣的主题。张伯伦同情地将他描述为“造反的爱国者”，这个称呼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人们这次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德之间的较量。1896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威廉二世（Wilhelm Ⅱ）皇帝给克鲁格总统发去了一封言辞不当的电报，进一步体现了英德之间的对抗。威廉二世恭喜克鲁格“没有求助友好国家”就挫败了叛乱，暗示如果南非发生战争，德国将站在荷兰一边。德国对英国较为不友好的态度因此得到了注意。英德这两个国家不仅在南非问题上相互较劲，在中东地区也互不相让：德国企图取代英国，成为伊斯坦布尔的最惠国。1898年，土耳其制造了对亚美尼亚人的新一轮屠杀，英国要求土耳其进行改革，德国借机强化了自己在土耳其的地位，并获得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权。虽然法国仍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竞争对手，但它从来没有犯下试图与英国舰队一较高下的错误。1897年，德国开始筹建一支赶超英国的大型舰队。德国皇帝宣布“德国的未来在海上”，英国政府就此提高了警惕。众所周知，100年来，英国的职业陆军数量一直很少，不得不依赖海军保卫国家。德国拒不限制海军军费开支，同时将陆军人数保有量增加到40万。德国陆军在普法战争中曾击败了法国军队，英国因此将此举视为敌对行动。

德国正在取代俄国成为英国最为忌惮的对手。1890年之后，俄国在旁遮普危机中因受到英国的威胁而放弃继续向中亚扩张，转而开始侵吞衰落的大清帝国的领土。总体上来说，19世纪90年代中期，虽然英国继续保持不结盟的态度，但各列强的联盟都进行了重新组合。威廉一世去世，俾斯麦政治生涯结束，德国和俄国联盟解体。法国一直担心被德国攻击，急切地寻找新的盟友，因此开始向俄国示好。法国证券交易所为修建跨西伯利亚铁路筹款，标志着俄国和法国之间达成和解。1895年，两国以官方形式承认了结盟关系。对德国的恐惧导致欧洲各国形成了奇怪的联盟关系：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俄国和动荡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结成两国同盟，共同对抗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的三国同盟。法国夺取了北非的突尼斯之后，意大利因殖民野心受挫倒向了德国阵营。189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地缘政治的特点是两大相互对立的武装阵营共存。

但是，对德国的不安情绪并没有给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竞争带来什么影响。英法两国差点在上尼罗河地区的法绍达（Fashoda）开战。詹姆森突击队虽然失败了，但英国国内的帝国主义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1898年9月，总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爵士（Sir 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在乌姆杜尔曼战役（Battle of Omdurman）中领导埃及军队重新占领了苏丹，英国大为振奋。基钦纳消灭了马赫迪继承者哈里发的伊斯兰军队，再次占领了喀土穆，英国这才得以重拾帝国荣耀，并为戈登报仇雪恨。法国一直不满英国控制埃及，于是从法属西非派来一支军队，准备争夺尼罗河的控制权；基钦纳表明了对法国军队的立场，英国民众得知后更加欢欣鼓舞。基钦纳从乌姆杜尔曼战役的激烈战场直接赶往法绍达，向高举法国大旗的马尔尚（Marchand）发起挑战；作为回应，基钦纳举起英国和埃及的大旗，将一支埃及军队留下来驻扎。虽然当前的荒唐局势为威廉·吉尔伯特爵士（Sir William Gilbert）和亚瑟·萨利文爵士（Sir Arthur Sullivan）提供了充足的当代滑稽剧素材，但英法两国还是十分认真地考虑了开战的可能。索尔兹伯里侯爵宣布，英国皇家海军枕戈待旦，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但是，法国的盟友俄国却明确表示它没有计划在非洲与英国交战，法国被迫示弱。

英国看似再次取得了胜利，并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开始与布尔人交战。布尔人认为，英国政府在背后秘密支持詹姆森突击队，未来某一天会夺回德兰士瓦。克鲁格总统领导政府从金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用于囤积军火。张伯伦连同其余保守党和统一派成员开始认为，布尔人不仅威胁着和平共存，还威胁着英国在开普殖民地的霸权，因为詹姆森突击队已经在布尔人和英国定居者之间制造出种族仇恨。罗兹辞职后，支持布尔人的荷兰政府取代了原政府管理开普。在德兰士瓦，一些布尔人标榜自己解放了开普殖民地被压迫的荷兰人，他们宣称在荷兰人的领导下，殖民地更有可能加入荷属南非联邦。有谣言声称，德国官员在背后给布尔人充当顾问。当然，德国人的确正在向布尔人出售军火。

布尔共和国内外国移民的境遇恶化。布尔警方和外国移民之间持续发生冲突，2万名工人联名向维多利亚女王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她提供帮助。南非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Sir Alfred Milner）警告英国必须尽快干预外国移民为提高自身待遇进行的抗议活动，否则“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民将永远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大英帝国的自信心将被逐渐削弱。如果克鲁格拒不赋予英国人要求得到的公民权，战争将不可避免。1899年，双方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但克鲁格年迈而固执，他不愿意背叛人民和神圣的土地。如果他赋予外国移民投票权，他们的人数将在未来5年之内超过布尔人。克鲁格拒不同意妥协，米尔纳退出谈判，回到开普殖民地。随后爆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

除了自由党激进派，包括新兴的威尔士事务律师兼议员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以及社会主义者，其他英国公众和媒体都还处在对战争的狂热之中。年轻人极度渴望战争，尤其是富裕的年轻人，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战争将考验他们，对他们产生益处。几乎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想象，以为战争是短暂而甜蜜的。但实际上，战争不仅十分漫长，且代价极高，远非英国人设想的那样——如一场“走过场的比赛”。

布尔人实际上拥有一批优秀的狙击手，他们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欧式武器。虽然大多数布尔人士兵只不过是荷兰农民，但疏林草原耕种的艰苦生活使他们锻炼出超强的身体素质。大英帝国的行动好像是在欺负两个弱小的布尔共和国一般，导致英国国际声誉受损，国际地位跌落到危险的低谷。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几乎和英国旗鼓相当。英国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耗费2亿英镑和45万兵力才击败了5万布尔人。越来越多身穿崭新卡其布制服的志愿兵乘坐轮船被运送到4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与作战，这种颜色的制服可以使他们更好地隐藏于非洲丛林当中。

布尔人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进攻只有英国定居者的纳塔尔殖民地，而没有向拥有3万荷兰定居者的开普殖民地前进。尽管如此，在1899年到19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军队依旧对纳塔尔的莱迪史密斯之围、贝专纳与德兰士瓦共和国交界处的马弗京之围（Siege of Mafeking）束手无策。在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 Powell）上校的领导下，马弗京的守军坚持了217天。（稍后，巴登·鲍威尔将成为著名的童子军运动创始人，该运动旨在将年轻人训练成自信、自律的人。）虽然英军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人，但他们的境况十分糟糕：1899年12月的“黑色星期”之后，英军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战败，罗伯茨勋爵取代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成为总司令。直到1900年5月，罗伯茨才解除了马弗京之围。

最终，布尔人因军事训练不足，战略缺乏连贯性而战败。罗伯茨及其副将喀土穆的基钦纳成功地从侧翼包抄了布尔人将军克龙涅（Cronje）。到了1900年8月，罗伯茨攻占了布尔共和国首都布隆方丹和约翰内斯堡，布尔人的主力部队放弃作战，莱迪史密斯之围得到解除。当年稍晚些时候，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作为殖民地正式并入了大英帝国。保守党组织了因投票者身穿卡其布制服而得名的“卡其布选举”，他们希望能够趁着战争的热度提高支持率。

保守党如期赢得了选举，但是他们即将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到1900年2月，工党的雏形——劳动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成立已经有半年时间。劳动代表委员会代表在选举中仅赢得了2个席位，而保守党则获得了134个席位。虽然工党直到1906年的选举中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它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具有活力。工人在保守党执政的漫长岁月中并未获得多少权利，布尔战争开始时招募上来的新兵身体素质十分糟糕，也印证了这一点。令人震惊的是，军医发现1/3自愿应征入伍的英国人身体素质不合格。在张伯伦向非洲派遣军队的时候，保守党既无法承担支持社会改革的费用，也没有进行改革的政治意愿。

少量布尔人团体坚持在山区进行游击战，延续着布尔战争。基钦纳出任战争总司令，他用全面战争的策略无情地打败了布尔人。他修建碉堡和驻防木屋阻止布尔人炸毁铁路，成功地保卫了铁路的安全。布尔人使用游击战术，将每座民宅都变成了一个潜在的隐蔽之所。基钦纳为了挫败这种游击战术，疏散了布尔农场中的人员，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手无寸铁的布尔平民被安置在巨大集中营里的棚屋中，周围圈上了带刺的电线。大约在30年之后，德国也犯下了相似的滔天罪行。

虽然这种方式效率很高，但极不人性化，在英国国内引起了骚动，集中营内1/5的布尔人死亡的消息传出之后，骚动更加严重。被监禁的10万名布尔人有2万人死去。在其中一处集中营里，死亡情况更为惨烈，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导致半数儿童死去。那时出现了一位永远受到布尔人和党内激进派爱戴的人物——自由党领袖亨利·甘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他刚刚上任不久，原是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格拉斯哥议员。在国内情绪变得盲目爱国之时，他大胆地公开批评英国军方的集中营措施为“野蛮主义”。态度强硬的“老处女”、无畏的埃米莉·霍布豪斯小姐率领一支远征队前往南非调查事实真相。军队以沉默和拖延战术阻止她的调查，她向媒体披露了这一事件，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张伯伦被迫向集中营派遣合适的管理人员，接替军队实施管理，而英国军队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更别提应付敌人了。英国的人道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精神在经历了长期沉默之后，终于重新开始发挥作用。迅速发展的帝国主义开始回落，迅速萎缩，一如它之前迅速萌芽。

­­­但是，英国女王也正在迅速枯萎。在女王去世前3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人物格莱斯顿去世。英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仪式，将其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此后，衰老的女王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她活到了能够看见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1月22日，82岁高龄的女王在怀特岛的奥斯本宅第去世。她虽然在晚年与直率、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约翰·布朗相交甚笃，但从未停止过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怀念。她死后被葬在温莎花园内的弗罗格穆尔陵墓，在阿尔伯特亲王的身边。

维多利亚时代和19世纪一起落幕。人们在得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之后，不仅表现出了巨大的悲痛，还夹杂着一种不相信的感觉。她于1837年继位，因此在她去世之时，甚至连花甲老人都不知道英国还有其他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已经成为和伦敦塔一样“恒久不变”的英国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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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五月柱是五朔节用来围着跳舞的柱子，通常又高又细。——译者注

34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18世纪欧洲乐坛最伟大的风琴演奏家之一。——译者注

35英石：不列颠群岛使用的英制质量单位之一，亦被英联邦国家普遍采用。1英石等于14磅。——译者注

36“太平绅士”是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的维持社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译者注

37比较古老的对世界上大洋的划分方式，七大洋包括北冰洋、南冰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及印度洋。——编者注

38纳瓦布：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译者注

39加尔各答威廉堡的一处小型地牢。1756年6月，威廉堡被占领之后，孟加拉的印度行政长官在此处关押英国俘虏。——译者注

40萨图恩（Saturn）：希腊农神，和妻子瑞亚生了许多子女，但每个孩子刚一出生就被萨图恩吞掉了。——译者注

41密探受雇于政府，怂恿某些政治团体人士犯法以便将其逮捕。——译者注

42苏格兰场是伦敦警察厅总部所在地，是英国人对伦敦警察厅一个转喻式的称呼。——译者注

43“皮勒”和“博比”都是对罗伯特·皮尔的昵称。——译者注

44奥斯曼帝国晚期时被称为“欧洲病夫”。随着西方的崛起，伴随着巴尔干和近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和黑海地区霸权的牺牲品。——译者注

45“至上宣言”要求在英国担任公职或教会职务的人必须宣誓对英国国教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译者注

46阿拉伯国家贵族头衔，在这里相当于国家元首。——译者注

47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埃及前共和时期的最高官衔。——译者注

48对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意志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译者注

49信仰锡克教的旁遮普人。——译者注

50将土地租给另一方，而本身并不居住在土地所在地区的个人或组织。——译者注

51希瓦吉的孙子沙胡在位期间所设立的一个政治头衔。论权力佩什瓦相当于现今的总理。——译者注

52《印度法案》实施后，印度的管理者在英文中的称呼由Governor-General变成Viceroy。这两个词的中文译法都是“总督”，但Viceroy包含了“国王代表”的意思。——编者注]

53下议院的长桌两边各有一个箱子，叫作“文件递送箱” ，原是议员带文件用的公文递送箱，后演变成两党重要成员的发言处。——译者注

5419世纪的“树桩演讲”讲求接地气，演讲者常常即兴发挥，甚至直接攻击对手。——译者注

55市政社会主义是费边社的重要政策主张，认为只要扩大市政当局对煤气工业、电力工业、自来水工业和其他公用事业的所有权，加强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理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译者注

56古代亚述的首都。——译者注

57古代腓尼基著名港口，现属黎巴嫩。——译者注

萨克森-科堡王朝

爱德华七世（1901—1910）

在接下来的13年中，英国呈现出超现代化特征与古老传统并存的有趣现象。15%的英国民众受雇于服务业，富裕人士有可能效仿新君主爱德华七世所树立的典范，享受到如王室一般的奢华生活。我们从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人们所穿的长裙和正式服饰勾勒出的年代仍然与我们今天有着明显不同。从另一方面看，在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的第一次选举之后，超过50个英国选区拥有了工党议员。与此前相比，更多女性从事教师、护士和打字员这种新兴职业。虽然女性仍不享有投票权，但全民普选运动方兴未艾。

1906年，自由党在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优势胜出，社会改革家在过去20年中全心全意进行的战斗似乎取得了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犁头正变得比刀剑更加有力。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有责任照顾生病和年老的公民。截至1911年，残酷的古老《济贫法》已被废除，英国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国家保险制度。战争不再是时代的潮流，而变成了不文明的产物，属于过去那个不发达的年代。但是，这段时期始终被笼罩在德国扩充军备的阴影之下。英国国防大臣认为，裁军会议及和平运动会使英国灾难性地容易受到他国的攻击。这一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作为结束，英国全国因战争有1000万人丧生，导致人们进一步认为进步的信念只是一个泡影。

但是，在20世纪初，一切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远程通信技术让地球变得更小。1901年，英国政府支持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英裔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将第一通电磁信号从康沃尔的利泽德半岛发射到大西洋彼岸的纽芬兰岛，电波将英国和北美联系在一起。到1912年，大约70万英国人安装了电话。连南极和北极这些地球最遥远的区域也交出了自己的秘密。1900年至1904年，英国船长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率领他的队伍进行了第一次南极远征，发现了一片新的陆地，他将其命名为“国王爱德华七世地”；美国海军上将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Peary）在1902年到达了北极点附近100英里的地区。公共巴士遍布伦敦，巴克鲁线和皮卡迪利大街线在地下贯通，伦敦的交通变得更加便捷。

在1905年左右，被称为“布鲁姆伯利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左翼知识分子小型分散团体兴起。少量极具天赋的出版人、作家、艺术家和艺术史家比女王的去世更有力地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姿态。罗杰·弗赖伊（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等先锋艺术倡导者通过艺术展将欧洲大陆概念性的革命引入英国。布鲁姆伯利团体无情地摧毁了伴随他们成长的维多利亚时代惯例，他们常常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之后，如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主持编纂了《英国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如立体画派拒绝循规蹈矩地表现世界一样，弗吉尼亚等作家借助撕裂和隐喻等手法挑战传统文学类型。他们也对精神分析这门新科学和潜意识感到着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开创的精神分析法在世纪之交时开始施展魔法。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直觉甚于智力，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是诺丁汉的一名矿工之子，1913年出版了小说《儿子与情人》。

一位老派的新国王统治着变化中的英国。爱德华七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他在桑德林厄姆宫中身穿朴实的诺福克收腰夹克从事最喜爱的射击运动。他的朋友将他的着装称为“马尔伯勒府邸套装”，其风格可以追溯到摄政王时期。爱德华七世喜欢品尝美食，每顿饭都极尽奢华，常常上不止10道菜，他还喜欢大量饮用葡萄酒，抽雪茄烟。但是，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创新——他将结识各路人士视为自己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工会领袖和新任工党议员。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意大利革命者加里波第（Garibaldi）曾造访英国，他坚持与其见面，令他的母亲惊慌不已。维多利亚女王的宫廷包含拥有土地的贵族，而爱德华七世却更愿意将富豪和犹太金融家纳入宫廷。

40年来，腰围肥大、外表和蔼的爱德华频频出席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各种庆典场合。但是，维多利亚却力图避免让他承担任何实质性的皇家责任，而是嫉妒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实际上，女王并不喜欢自己的长子。她甚至不顾大臣们的抗议，在爱德华已15岁的时候，还不允许他阅读任何国事文件。爱德华继位时已经快到花甲之年，在被剥夺了实权之后，他完全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追求愉悦的人，竭尽全力地要活得与母亲不同。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礼拜日是神圣的，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人会在那一天开始时和结束时去教堂祷告；而威尔士亲王却偏偏要把礼拜日定为举行大型晚宴的日子。虽然爱德华七世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美丽又高雅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王后，但他身边也有不少情妇，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要数艾丽斯·凯佩尔（Alice Keppel）夫人和来自泽西岛的女演员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爱德华七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就曾卷入两起离婚案中。不过，最令当时的人们大跌眼镜的是，他最后被查出曾在一家名叫特兰比·克劳夫特的娱乐场所玩非法的巴卡拉纸牌游戏。威廉·戈登·卡明（William Gordon Cumming）曾起诉一同前去特兰比·克劳夫特娱乐场玩牌的人作弊，在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中，爱德华被当作目击者传唤出庭。

爱德华七世继承王位之后，开始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自己的角色。他在整个执政时期，都兢兢业业地维护着英国与欧洲其他主权国家的和平关系。他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获得了“和平使者”的美誉。他极富个人魅力，法语极好，成为消解英法两大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敌意的重要武器。他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之后，英法两国关系中的最后一丝芥蒂自然消除。1904年，英法签署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标志着两国达成外交谅解。实际上，自法绍达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一系列关于领土问题的协约逐渐缓解了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在全球范围内许多18世纪早期重新浮现出的殖民地争端的处理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纷争终于尘埃落定，包括纽芬兰岛附近海域的捕捞权争端也得到解决。法国无条件地承认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英国允许法国“自由干涉摩洛哥”，摩洛哥被并入法国在北非和西非的帝国财产。

英国在这一时期十分焦虑，因为布尔战争透露出英国在欧洲已无盟友。爱德华七世统治早期，英国进行了许多改善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尝试。尽管英国领土变得前所未有地广阔，但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不甚光彩。为了应对危机，在新任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Lord Lansdowne）的领导下，英国于1902年和新兴东方强国日本结盟。

和许多英国政治家一样，爱德华七世对德国的意图也感到不安。他的妻子——前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惊恐地看到德意志军队挺进她的母国，因而对大多数德国人心存怀疑。成为一名和平使者是爱德华的毕生心愿，因此他非常讨厌自己的外甥——冲动但常常灵光一闪、“无所不知”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个人外交行为往往无法预测，他常不征求大臣的意见，就向国外发布外交情报或发表演讲。他生于一个好战的社会，天生一只手臂萎缩，他的母亲是英国人，因为这一点他被德国社会认为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而威廉二世对自己身上的英国血统怀着既崇敬又憎恨的复杂情绪。虽然英国人在发现他痴迷于军装这一怪诞行为之后，一直嘲笑他，但他十分严肃地筹划着组建一支海军与他的舅父竞争。

面对正筹谋着创建海军的德国，英国的最大威胁似乎突然从英吉利海峡对岸转移到了北海对岸，局势的发展和17世纪末如出一辙。爱德华七世强烈支持地中海舰队司令即未来的第一海军大臣“杰克”·费希尔。1903年，他坚持在英国东海岸的罗赛斯（Rosyth）修建海军基地，用来保护英国不受来自德国北部海岸的攻击。为了对抗德国的威胁，费希尔建造了大型战列舰“无畏号”战舰（Dreadnought）58，以及移动迅速、全副武装的巡洋舰。任何其他低吨位的较小船只在它们的面前都会变成一堆废铁。到了1907年，英国第一次设立了总参谋部。其他欧洲列强早在15年前就已经拥有了总参谋部，英国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不设立这个部门了。

英国开始将本国海军安全和法国捆绑在一起。英国为了将更多皇家海军调回国内水域进行军事演习，减少了驻扎在马耳他基地的地中海舰队。英国将依靠法国海军帮助自己在地中海上逡巡。两国开始互换军事机密。没有什么比这种方法能更快地拉近《英法协约》双方的关系了，不过英国外交官由于担心触怒德国，最终没有对法国做出承诺。

保守党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疲于应付，逐渐失去了影响力。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侯爵因健康问题辞职，他的外甥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天赋卓越的知识分子、前爱尔兰事务大臣接任首相一职。次年，英国颁布了《爱尔兰土地收购法案》，这是解决爱尔兰土地问题最成功的一次尝试。政府每年为希望购买土地的佃农准备了500万英镑的贷款。佃农通过按揭，每年偿还贷款，将在68年之后成为土地所有者。到了1909年，已经有25万人加入这一计划。但是，此时爱尔兰独立运动再次抬头，许多爱尔兰人仍然认为，国家独立远比按揭贷款更有吸引力。

为了应对工业衰退，贝尔福在1902年颁布了新的教育法案，将中等教育收归国家控制，同时兴建了数百所地方文法学校。但是，英国未来教育亟须解决的是贫困问题。新兴统计学给具有实证主义思维和务实传统的英国人带来一记重击。查尔斯·布斯的数据显示，贫困和年老之间几乎存在必然联系。1903年，统计结果被详尽地发布在《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中。1901年，本杰明·西博姆·朗特里（B. Seebohm Rowntree）在纽约发表了同样具有影响力的突破性研究《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产生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大约1/3的英国人正生活在西博姆定义的贫困线以下。

约瑟夫·张伯伦坚持认为，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追捧的“帝国主义关税联盟”，即所谓的“创新型帝国主义”，在当前的紧急局势下并不适用。张伯伦卸任殖民地大臣之后，设立了关税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并计划利用进口关税为国内社会改革筹措资金。而他的这两项举措却被谴责会对食品价格构成威胁。党内分裂似乎是张伯伦难以逃脱的宿命，这次轮到了保守党。自由贸易原则帮助英国获得了巨大繁荣。温斯顿·丘吉尔等保守党自由贸易者认为，帝国关税联盟将显著增加人民的生活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也会对本国零售商品施加进口关税。相应地，保守党中的自由贸易派转向自由党，他们高呼口号“大圆面包压倒小圆面包”59，为即将举行的选举造势。1905年12月，保守党政府领导不得不提出辞职；自由党在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的领导下重新掌权，但是分裂成帝国主义派和反帝国主义派。在布尔战争时期，英国人民热情高涨，自由党凭借无畏的进攻，将各个党派联合起来。一年之后，张伯伦中风发作，不得不退出政坛。保守党转而被视为“麻木不仁”的代表。正如我们所知，尽管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但在英国高级专员米尔纳子爵的默许下，兰德金矿使用了大量中国劳工。在工党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劳工的待遇普遍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1906年6月的普选中，自由党以压倒性多数优势取得胜利，自由党赢得了377个席位，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仅获得157个席位。这使得新一届政府获得了掌控国家的权威，能够推行真正的社会改革。但是，选举也出现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结果——工党议员数量从1900年的2人一跃至53人（其中29人属于劳动代表委员会成员，另外24人将自己算作工党成员）。自由党被迫接受了1901年塔夫河谷罢工案的司法判决——允许人们起诉工会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从而将工会赶到工党的阵营中。许多在劳动代表委员会中任职的议员表达了显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强烈欲望。1906年选举之后，29名劳动代表委员会成员自称为“劳动议会党”，基尔·哈迪出任主席。实际上，许多自由党人的心态与工党十分类似。毕竟，自由党一直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党派，许多选区直到最近仍是如此。自由党议员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成为地区政府委员会成员，他也是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内阁成员。他是一名工程师，也是工会成员，崇尚社会主义，曾是19世纪80年代末大罢工的主要发起者。

我们可以在新一届自由党行政部门中发现许多20世纪最为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和未来的首相，他们领导英国安全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约克郡人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是天赋异禀的非国教律师。他打造人际关系网时十分务实，却令人惊讶地迎娶了化工界巨头之女玛戈特·田纳特（Margot Tennant）。玛戈特本人也是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最时髦靓丽的女性。贸易委员会成员、被称为“威尔士怪人”的事务律师戴维·劳合·乔治很快成为英国财政大臣。他在威尔士峡谷中长大，是当地鞋匠的外甥；对贫穷的切实体验对他的政见造成了巨大影响。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时任殖民部次长，不过他很快就会前往贸易委员会任职，接着还将在英国内政部任职。他的父母分别是保守党中的民主派人士伦道夫男爵和美丽的美国女人珍妮·杰罗姆（Jenny Jerome）。他可能出生于布莱尼姆宫，但他和劳合·乔治一样深深地憎恨不正义的现象。诺森伯兰土地主爱德华·格雷伯爵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06年，20世纪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期许，让人们认为19世纪的许多丑恶问题将在新世纪得到解决。

大多数自由党和工党政治家对非洲的态度与对印度类似，他们认为大英帝国只是未来的托管人。英国的作用是引导这些地区的人民做好实行民主制度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让他们普遍接受教育。

撒哈拉以南地区殖民地开始在距离英国一拳之隔的地方实行管理，自由党人倾向于依靠当地领袖或当地机构实现所谓的“间接管理”。1908年，英国议员构成了海外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团体调查了国王利奥波德下令在比属刚果屠杀非洲人的传言。报道称，“文明使命”造就的刚果变成了利奥波德的私人奴隶制王国，任何反抗的人都会被处死，这时国王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比利时政府。

亨利·甘贝尔–班纳曼曾在布尔战争中与当地人直接交锋，他发现当地领导人十分容易对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02年签订的结束布尔战争的和平条约都十分慷慨。与英国对抗的布尔领导者均未受到惩罚，英国支付了300万的战争赔款，用于重振因基钦纳的焦土政策而毁于一旦的布尔人农场。自由党决定于1907年赋予布尔人自治权，这也推动了双方关系的改善，虽然两名前叛乱领袖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和扬·史末资（Jan Smuts）成了德兰士瓦共和国最重要的人物。1909年，自由党政府邀请4个南非殖民地，即2个前布尔共和国和2个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成立南非自治领（Dominion of South Africa）。

然而，创建另一个自治领的代价是赋予黑人投票权，正如人们熟知的，从1907年开始，奥兰治和德兰士瓦政府经选举产生。不论这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绝大多数英国政府成员愿意付出这种代价。1910年，由4块殖民地组建起来的不是殖民地联邦，而是南非联邦，其中布尔人的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古老的开普敦议会实行“不分肤色”的投票制度，但迫于布尔人的压力，南非联邦的新宪法包含了布尔人提议的肤色限制。威廉·施赖纳（William Schreiner）领导代表占南非多数的900万黑人的代表团对这项规定表示抗议，此外原住民保护协会、自由党议员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和工党议员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等机构和个人也提出了抗议，但都被无视。自由党考虑到坚持保护非洲黑人的权利可能导致和平联盟过程解体，于是决定不再插手。不过，英国政府确实向贝专纳、巴苏陀兰（Basutoland）和斯威士兰（Swaziland）这3个没有白人居民的地区的黑人高级专员保证，会将它们都吸纳进联邦，同时保证它们的安全。英国也的确兑现了承诺。但是，肤色限制得以通过。南非联邦与伦敦当局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善，1914年南非联邦还派兵为大英帝国作战。史末资接替博塔担任南非总理，他也是英国战时内阁成员。

甘贝尔–班纳曼在处理布尔战争战后问题上耗费了全部精力。在他的领导下，英国通过了一些重要的内政措施。但是，到了1908年4月，鉴于甘贝尔–班纳曼糟糕的健康状况，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任了首相职务，党内改革派走在了时代前端。英国通过大量法案，社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